流域经济的区域经济论文

2022-04-20

摘要：旅游业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使得旅游产业的动力效应和价值效应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旅游产业经济绩效研究就是旅游产业效应研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流域经济的区域经济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流域经济的区域经济论文篇1：

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表现形式、根源与分析框架

区域经济的非平衡发展,是世界范围内从古至今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经济现象,古今中外的经济史表明,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是一个极为普遍的客观经济现象和规律。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虽然是由聚集经济引起的,但是,其根源在于某一地区因非移动性要素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绝对或相对优势,而导致该地区聚集经济的形成,并通过其自我增强的初始循环和累积循环过程,使该地区经济增长持续地高于其他地区并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

[关键词]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聚集经济

程启智(1953—),男,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生态文明与可持续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管制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汪剑平(1973—),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江西省发改委工业处处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管制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湖北武汉430073)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内陆省份明显加快了发展步伐,但区域经济发展明显地表现为非平衡发展和区域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由此引起了人们对非平衡发展问题的高度关注。本文从理论上深入分析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表现形式及其根源,对于缩小差距,走“共同富裕”之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经济非平衡发展:一个世界性的经济现象

经济发展的非平衡性并非一国一区域的经济现象,而是世界范围内从古至今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经济现象。

上古时期,四大文明古国分别发源于尼罗河、两河流域、印度河和黄河,即是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的早期例证。中世纪,世界大部分地区尚处于教会统治的黑暗时代,愚昧而又落后;而此时,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空前繁荣,在许多方面都居世界领先地位,成为世界上的农业经济中心。但是,明代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窒息了内部的经济活力,同时,随着欧洲商业文明的产生,地中海沿岸因其优越的港口地理位置而垄断了东西方贸易,于是,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相继成为世界经济贸易中心。

产业革命最先发生在英国,它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变革使英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工业中心、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随之世界经济中心也由地中海沿岸转移到了英国。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出现了“英国病”,其经济出现停滞并开始走向衰落。此时,由于发电机的发明,德国率先开启了电气化时代,其经济呈高速发展态势。于是德国想取代英国的中心地位,据此前后挑起了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两次世界大战。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因遭受战争的破坏最小,并趁机大发战争横财,其经济实力得以迅速上升。

二战后的初期,无论是英国还是德国,经济实力均受到了严重削弱,美国则独霸世界经济之首,其工业生产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1/2以上,出口贸易占l/3、黄金储备约占1/4。但在世界经济非平衡发展规律支配下,在随后的50多年里,随着德、英、法、意等西欧国家和日本经济的逐步恢复与发展,它们之间的实力对比也就相应发生了改变。基本态势是:美国经济增长逐步下降,英国经济继续衰落,法国和意大利经济有所增长,日本和联邦德国的经济增长快速而呈跳跃式上升。其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是日本,其次是联邦德国。战后,不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呈现出经济非平衡发展的规律性,而且,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也表现出发展的非平衡性规律。继日本之后,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韩国、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迅速崛起。

在经济非平衡发展规律的作用下,当今世界更是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大舞台。伴随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四小龙”增长奇迹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进入21世纪以来,被誉为“金砖四国”(BRICs)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因其连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而受世人瞩目。高盛公司甚至预言:BRICs将于2050年统领世界经济风骚。

经济非平衡发展规律不仅体现在世界范围内,而且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如中国经济发展中也表现出其绝对的规律性。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平衡性,实际上早在古代和近代就存在。宋代以前,中国经济的重心一直在北方,但从东汉末年开始,由于北方长期处于战乱,南方相对稳定,从而导致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向南转移。近代由于国外资本主义经济首先从东南沿海及长江中下游的港口侵入中国,使这些地区的现代商品经济比内陆地区发展得更早更快,至此,中国开始出现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于国际政治局势的考虑,国家向北方的内陆省份投资倾斜,于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南北问题”,即北方较南方发展更快。但实践表明,撇开政治因素,这一倾斜政策并不成功。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由于在优惠政策支持下获得大量的资金、技术、人才,加上自身的区位优势和商品经济传承优势,而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相对而言,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滞后。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不仅表现在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上,而且还表现在省域经济内部的发展差距上,后者不平衡性甚至比前者更大。据肖金成对2001年中国22个省域内(除4个直辖市、港澳台和5个自治区外)的经济发展差距研究,发现省会城市所在地区与该省人均GDP最低的地区的平均差距为4.45倍①。由此可见,经济发展差距最大的既不是东中西部的差距(2001 年东西部的平均差距为1.44 倍),也不是城乡之间的差距(2002 年城乡之间的平均差距为3.1倍),而是省域经济范围内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差距。

通过以上古今中外粗略的经济史分析,我们基本可以认定,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是一个极为普遍的客观经济现象和规律。当然这并不是要否定公平发展的价值观,但是公平发展的价值观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相反。所以,在理论上深入研究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表现形式和原因,对于缩小差距,走“共同富裕”之路,显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经济非平衡发展的表现形式:经济聚集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聚集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讲,城市就是聚集的结果,因此它是区域和城市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为有利于探讨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问题,与此密切相关的几个概念我们有必要界定清楚。

聚集不仅是系统要素的一种特征性组织结构,也是系统进化的特征性演变过程。一般系统进化理论将这种过程称为会聚(Convergence)②。它意味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趋向于连锁,超越原有组织层次的功能复杂性优化极点,从而创造出更高层次的系统,并且有选择地“忽视”下层系统的动态细节。

经济聚集,静态而言,是指资源、技术、人口、资金、信息、经济活动等构成经济增长的要素在某一地理空间位置即区域的集中;动态而言,是指构成经济增长的要素向某一地理空间位置即区域的移动过程。聚集经济则是指资源、技术、人口、资金、信息、经济活动或者企业、产业向某一特定区域集中而产生的好处和成本节约的经济现象,亦称聚集经济效益。所以,两者在通用的情况下,前者是因,后者是果。由于要素的有限性,经济增长的要素集中在某一地区,相对而言,其他地区的要素就会减少,集中程度就会弱化,从而导致该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之间不平衡发展和差距扩大。也就是说,经济聚集的必然结果是所谓的极化效应。为什么经济聚集会导致经济非平衡发展?这是由于聚集经济效应作用的结果。

(二)聚集经济效应

聚集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第一,某些指向性相同的或者前向、后向关联性企业集中在一个地区,可以节约生产成本。比如,炼钢企业与炼焦、炼铁、轧钢、重型机械等企业聚集在一起,可以节约劳动力、运输费用和燃料等。第二,相关产业集中于某一区域,可以共同利用某些辅助企业而降低成本。第三,各种产业在某一区域的集中,可以共享该区域如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第四,人口和产业在地理上的大量集中,将扩大该区域市场的潜在规模。第五,人口和产业的聚集,将使熟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于是,不仅企业可以很方便地雇用到自己所需要的熟练劳动力,而且也使这些劳动者可以很方便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企业和工作岗位。第六,工商业在地理上的集中,可使经营者之间面对面地打交道,这有助于他们增进信任,以更为有效的方式进行交往,从而使信息和思想得以自由交流。第七,经济高度聚集的大城市,一般是区域性的金融中心,聚集了各种金融机构,如大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等,它们给所有的企业提供了高效而便利的金融服务。第八,企业和产业在地理上的集中,促进了商业信息的快速交流和技术扩散。如果聚集的企业和员工的数量越多,交流思想的机会也就越多,创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实际上,上述几个方面的聚集经济效应还具有不断自我增强的累积效应。一般来说,企业总是希望在最大的市场中生产,以节约运输成本和获得规模经济及其外部经济的好处,但是市场规模的大小一方面依赖于企业和产业进入的数量和规模,另一方面依赖于居民数量和收入水平,而他们又反过来依赖于其工作和消费的可获得性。企业和产业的集中既提高了该区域的经济规模,又提高了工作和消费的可获得性。同时,大量企业和产业的集中,使得该市场区内产品种类丰富而多样化,且价格便宜,消费者由于偏好的多样性和追求生活成本最小化,而选择在该区域内集中,居民的集中进一步扩大了市场容量和消费水平,进而又吸引企业和产业进入。这种因果循环累积的自我增强机制,便是聚集经济得以形成的重要微观机理。③

三、经济聚集的原因分析

(一)经济聚集的外生动因

关于聚集经济原因的外生解释,我们可以从要素禀赋和区位差异以及外部经济两个方面进行理论分析。

按照新古典主义贸易理论,经济活动倾向于集中在最适宜的要素禀赋区域和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也就是说,企业和产业将根据对要素的需求、价格以及区位条件来选择其投资与开展经济活动的区域。例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集中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地区,采掘业倾向于集中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由此而形成其社会分工,并相互交换其产品,以获得比较利益和绝对利益。应该说,这一理论是能够解释古代和近代的许多经济聚集现象的。例如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兴盛,是和大河流域优越的地理环境相关的;近代许多港口城市如中国香港、上海等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是因为它们拥有便利的交通区位条件。

但是,如果对以非自然要素为对象的产业进行分析时,我们将发现要素禀赋差异无助于说明其产业聚集现象。例如,制造业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我们虽然可以用资本的区域禀赋差异来解释制造业在该地区的集中,但如果要进一步解释这种禀赋差异是如何形成时,我们却是难以给出合理解释的。因为资本禀赋的区域差异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外部性,是指某个微观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对其他微观经济单位所产生的非市场性的影响,也就是说不经市场交易而对其他微观经济单位造成的成本或收益的影响。其中,有利的影响被称为外部经济;不利的影响被称为外部不经济。这两者也统称外部经济,它最早是由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的。由于经济聚集具有收益递增效果,但这又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理论相冲突,所以外部经济是马歇尔用来协调两者矛盾的产物。他认为,经济聚集的发生源自于三个方面的:第一,聚集为具有专业技能的工人提供了劳动力共享的市场;第二,聚集可以为企业提供廉价的专门化的中间投入和服务;第三,聚集有利于信息传播,使企业从技术外溢中获利。

在区域经济学中,人们把这种外部经济在空间结构中的作用分为局域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前者又称地方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cs),是指同一行业的企业或一组密切相关的行业由于聚集在一个特定地点,通过产业功能联系所获得的外部经济。但是,对于该行业来说,这种影响则是内部经济效应。当聚集经济对于企业和产业而言都是外部经济时,就出现了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cs),是指由多个行业(产业)向城市地区集中所形成的聚集经济。城市化经济使得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在大范围内得到共享,而这种共享有效地降低了城市区域内的所有企业的成本,因而使得那些小型企业也有条件从事专业化生产或专业化服务。

(二)经济聚集的内生动因

20世纪7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联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相继涌现出了一大批聚集的“新产业区”,这些在地理空间上高度聚集的新产业,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科技创新,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竞争力的典型代表。这促使人们对聚集经济的重视和深入研究,并开始抛弃新古典理论不现实的假设,通过引进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因素,内生地解释了聚集经济的形成原因。

如用内生理论来解释经济聚集的原因时,马歇尔的关于劳动力共享和知识外溢的外部经济理论便与规模收益递增不再相冲突。当一定规模的劳动力和企业在某一地区集中时,劳资双方都能获得递增规模收益。首先,地域性的劳动力共享市场可以减少雇主和雇员双方的搜寻成本。经济聚集程度越高,劳动力市场就越大,而劳资双方的搜寻成本则越小,搜寻活动的效率也就越高。其次,地域性的劳动力共享市场可以有效地降低劳资双方的市场风险。从雇主方讲,由于较大劳动力市场总保持着绝对量较大的求职者,因此,当市场不确定时他可以采取富有弹性的生产方式,而无需保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储备。对工人来说,一方面,在经济活动集中的区域工作虽然将面临较强的就业者竞争,失业可能随时发生,但他同时也面临较多的就业机会,一旦失去工作他可以很快地找到新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经济集中的区域也给就业者提供了更多的跳槽机会和发展机会。所以,即使在不确定的市场,劳资双方也因经济活动在地理上的集中而都能获得递增的收益。

聚集经济的外生理论把知识外溢的作用看成空间成本的降低。但实际上,随着交通、通信技术的改进和效能的提高,其空间摩擦成本越来越趋于下降。所以,空间成本不能充分地解释知识外溢对经济聚集的好处。但从内生的理论来看,知识外溢对经济聚集的作用,是和知识扩散机制相联系的。知识扩散机制主要有三条途径:(1)第一条途径是通过厂商扩大投资实现的,而这时,知识并没有扩散到其他地方,因而知识外溢与空间成本降低无关。拥有新知识的厂商扩大投资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新产品生产获得了较多的利润即创新租金;二是其高额利润诱使其他低利润领域的资本通过市场流入这一新的生产领域。(2)知识扩散的第二条途径是所谓的模仿。当一家企业因拥有新知识而获得成功后,其竞争对手将会想方设法地找出其成功的原因,并进行模仿。(3)第三条途径与第二条相似,即模仿,但实现的机制不同,它不是通过有意地投入资源而获取有关的新知识,而是由于随机的原因,例如通过人员的流动实现,也就是所谓的传染病机制。我们知道,知识分为公共知识和私人知识。对公共知识,通过第一种模仿扩散机制途径是很容易实现的。但对于私人知识来说,该途径就难以获得,而需要通过“边干边学”机制才能实现。阿罗说:“私人知识在很多生产领域的作用都非常突出,其中包括高科技领域。……边干边学是复制私人知识的一种途径,这种复制并不是通过任何直接的资源投入获得的,而是作为生产副产品或联合产品形式出现的。”④实际上,边干边学机制不仅在企业中存在,而且它通过生产联系存在于整个行业和区域经济发展之中。所以,空间成本不一定是知识扩散的障碍,但知识扩散的机制和实现方式却使它具有空间聚集的意义。

(三)经济聚集的根源

通过以上对经济聚集的内生和外生动因分析,我们发现,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地理空间的聚集,从而使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因素,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要素禀赋因素;二是分工和专业化因素,它与规模经济及其收益递增有关;三是一定规模的外部经济因素,因为当达到一定经济规模时,经济活动便会产生收益递增,所以它也是内生的。然而,如果进一步追问:分工和专业化,从而一定规模的外部经济,为什么在该地区发生,并形成聚集经济?这必将使我们陷入循环论证和同义反复之中,因为只有经济活动聚集到一定规模后,才有可能产生收益递增的分工和专业化及其内外部经济。所以,即使是内生的理论并不能在根源上对聚集经济的形成作出合理的解释。我们认为,要想冲出循环论证的怪圈,还需要回到古典的要素禀赋理论上来,但同时需要冲破新古典主义的一般均衡理论框架。

现有的理论在分析要素禀赋时,通常把生产要素分为自然要素和非自然要素,前者如自然资源、土地、位置等;后者如资本、人力资源、技术、制度(包括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等等。这样分类,显然无助于分析经济聚集形成的根源,因为:前者虽然基本上是不可移动的要素,但是有些资源如矿产资源,从投入要素来说,它也是可以移动的,即通过开采,它们是可以流动到其他地区;后者除制度、基础设施等因素不可移动外,大多都是可以移动的。这些可移动的要素既然可以流动到其他区域,那么,它们本身就无助于说明这些要素何以流动到该区域而不是它区域聚集,并形成一定的规模,从而产生外部经济效应。所以,我们认为分析经济聚集的根本原因,需要把要素按可否移动性,而分为移动性要素和非移动性要素。

本文所说的非移动性要素,是指那些与特定区域的地理空间相联系的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而流动到其他区域,或者难以在其他区域复制的各种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如果这些非移动性要素对经济增长具有区域性的绝对或相对优势,那么,由于其特定的区域空间性质,使其拥有了某种垄断性,从而在经济增长中便可以产生超额利润。于是,因其非移动性优势而使该区域对其他可移动性要素和经济活动产生了聚集力,并形成聚集经济,这才导致增长极的形成和区域经济的非平衡发展。所以,非移动性要素才是解释经济聚集从而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根源。对于非移动性要素,我们可以概括地分为以下四大类:

(1)区域性制度,即广义的制度因素。它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主要是指政府组织及其制定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和政策法规等,例如深圳特区的优惠政策,与全国其他区域相比,在20世纪80—90年代具有独特的区域优势,而导致全国的生产要素向该地区聚集,从而带来了该地区超速发展。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指文化、创业精神等等,例如,温州地区的创业精神和传统,对温州的率先发展所产生的经济聚集作用。

(2)地理位置即区位因素。这主要与交通和区域性贸易有关,比如深圳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的贸易关系,其他地方也是无法相比的;近代世界各国优良的港口城市无不率先发展,并产生聚集经济效应,从而成为当时乃至今天都是世界经济的一个增长极,如纽约。

(3)社会和自然环境因素。这些因素,当它们在某一区域出现并具有绝对和相对优势时,也是不可移动或难以复制的。前者如社会稳定,是影响经济聚集从而增长的重要因素。为什么中东地区难以形成聚集经济,就是因为该地区战乱不断。不仅近现代如此,在古代也一样。例如,为什么在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古代经济的重心不断南移,即经济向南方聚集?就是因为北方长期处于战乱之中,而南方社会环境相对稳定。自然环境因素,虽然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但如果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增长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更不用说经济聚集。所以,它是经济聚集和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尤其在现代。

(4)软硬基础设施因素。这里的软基础设施不包括制度,主要是指为经济增长提供优良服务的行业如金融业。为什么区域性的增长极往往出现在大都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与其他地方相比,它有着优越的软硬基础设施先决条件。基础设施虽然可以复制,但在一定的时间内是难以复制的,尤其是当软基础设施的优势如金融服务中心形成后,更是难以在其他区域复制。

需要说明的是,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非移动性要素在既定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下还可以分为可变和不可变的非移动性要素。例如土地数量和地理位置在既定的社会与技术条件下是不可变的,但是,基础设施、制度、社会和自然环境等要素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却是可变的。在发展过程中基础设施会增加,制度会改进和完善,环境会变得更好,等等,这将使该地区的聚集经济效应累积性地自我增强。当然,可变的非移动性要素也会向不利的方向变化,例如,过度发展会使环境变差,政府不自律会导致寻租日益猖獗,等等。显然,前者将增强该地区聚集力,而后者将减弱其聚集力,甚而导致聚散力的出现。

四、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

区域经济的非平衡发展,具体表现为某一地区如中心城市相对其他地区所获得的一个优先而持续的经济发展过程,从而造成经济的非平衡发展和收入的差距扩大。这个发展过程实际上是该地区聚集经济不断自我增强的循环过程,它在时间顺序上可以分为初始循环和累积循环两个阶段。

初始循环,是指某一地区由于其不可移动性要素禀赋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绝对的或相对的优势,即具有较强的聚集力,而导致其他地区的可移动性要素纷纷向该地区聚集,形成一定的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并促成该地区分工和专业化的初步发展,从而使该地区形成某一区域经济的增长极或优先发展的循环过程。所以,区域经济的初始循环,必须要依托该地区不可移动性要素的天赋优势及其垄断效应才能实现。否则,即使你有再多的移动性要素优势如人才和技术优势,但因其他地区的聚集力而使该地区留守不住,最终这些可移动性要素必将“孔雀东南飞”,即流动到有聚集力的地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内地大量的具有优势的移动性要素如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纷纷流动到东南沿海地区,就是其证明。所以,增长极或增长中心形成的真正原因,存在于非移动性要素禀赋之中。

累积循环,是在初始循环的基础上由于其分工和专业化而形成的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的收益递增优势,并促进非移动性要素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累加(例如:某地区经济获得优先增长即增长极的形成,必将带动该地区基础设施的增加和制度的完善),由于这两个方面优势的累积,而使其聚集力不断自我增强,从而导致该地区经济获得良性而持续发展的循环过程。所以,累积循环与初始循环不同,它主要不是靠非移动性要素天赋的垄断优势产生的聚集力,而是靠后天的分工和专业化及其规模经济与外部经济优势实现的。

我们在理论上把区域经济的聚集效应及其优先发展过程,分为初始循环和累积循环,不仅仅是为了便于深入探讨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及其聚集效应形成的真正原因或初始原因,更重要的是它有利于分析区域经济怎样才能获得持续发展。也就是说,虽然某一地区因其非移动性要素的优势而获得优先发展,但是经济聚集如果没有后续的累积循环,是不可能获得持续发展的。至此,我们就可以直观地给出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原因的一个综合性理论框架图。(见图1)

五、两点简单结论

(一)区域经济的非平衡发展,在现象上表现为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在某一地区或中心城市的聚集,从而导致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持续地高于其他地区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经济聚集,探究其根源,是由于该地区的非移动性要素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绝对或相对优势,并通过自我增强的初始循环和累积循环过程而形成。

(二)21世纪以来,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内陆省份明显加快了发展步伐,因此,省域经济如何选择优先发展的区域即具有非移动性要素优势的区域至关重要;但同时,还需要在发展过程中强化这一优势,以获得聚集经济的累积循环,走上持续发展之路。

注释:

①转引自肖金成著:《省域中心与边缘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载于《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22—26页。②E•拉兹洛著:《进化——广义综合理论》(中文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③ Krugman,P.R.:“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 1991,P.490.④Kenneth Arrow: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See Gerald Silverberg and Luc Soete,The E-conomecs of Growth and Technical Chang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4, P.17.

[参考文献]

[1] 安虎森.区域经济学通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2]魏后凯.现代区域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3] 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中文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4]饶勇,黄福才,魏敏.演化博弈论视角下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M].贵州社会科学,2008,(5).[5]郝寿义.区域经济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格致出版社,2007.[6]韦镇坤.适宜技术与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 [J].贵州社会科学,2008,(6).

【责任编辑:叶萍】

作者：程启智汪剑平

流域经济的区域经济论文篇2：

旅游产业经济绩效研究动态与进展分析

摘要：旅游业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使得旅游产业的动力效应和价值效应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旅游产业经济绩效研究就是旅游产业效应研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文章回顾了旅游产业经济绩效的研究现状，发现既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主要从旅游产业经济绩效影响因素和评价体系两个路径开展实证研究；第二，基本形成了旅游产业经济绩效研究内容及其方法体系。

关键词：旅游产业；经济绩效；综述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投入产出乘数效应视角下世界自然遗产景区门票定价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7BJY230）。

现如今，旅游需求正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态势，旅游业以其与其他相关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牵引辐射作用突出的特点，在产业经济贡献方面发挥着其突出且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随着国家层面对旅游业的全新定位，提出要将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支柱性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对旅游产业加快自身发展，充分发挥自身的经济带动效用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因此，旅游产业经济绩效成为越来越多学者不断关注的问题。

从理论上看，旅游产业经济绩效是旅游产业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对此进行综述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旅游产业经济绩效的预测和评估也对完善旅游产业体系、实现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国内外的主流研究也一直比较关注产业经济绩效的测评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研究视角不断扩宽。本论述以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的相关文献资料为原始数据对国内外旅游产业经济绩效展开评述。在筛选文献过程中，依次以“产业绩效”（in？ dustry performance）、“旅游”（tourism）为主题词在数据库中进行迭代检索，遴选出外文文献15篇，中文文献 34篇。基于此，文章分三条线索：首先，从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视角，对旅游产业经济绩效内涵的研究进行回顾；其次，梳理旅游产业经济绩效具体内容的研究；最后，把握旅游产业经济绩效的研究方法与动态，以此获得该领域相关热点问题和方法的研究启示。

1旅游产业经济绩效内涵的研究

1.1概念界定

旅游产业经济绩效作为衡量旅游产业发展和实力的重要指标，其概念的探讨可以作为区域旅游产业实力和水平评估的战略工具。从国内文献来看，明确提出旅游产业经济绩效概念的文章有限，学者关于其定义的辨析和讨论多从以下两个视角进行：一、依托旅游产业绩效的概念，间接指出旅游产业经济效益是旅游产业绩效的重要组成部分；二、从产业效用及其结果出发，形成了学界大致认同的“收益和效果说”的主流学派。

基于旅游产业绩效概念来谈旅游产业经济绩效概念的学者大多表达了旅游业绩效的构成就包括旅游产业经济绩效的普遍观点。如何丽红[1]将旅游产业绩效定义为在旅游产品的开发与经营过程中以及旅游者的活动中，对旅游地国家区域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等产生的作用和效果。苏建军等[2]认为旅游产业绩效指的是区域旅游业的资源优势、产业发展和市场开发能力的综合反映，即旅游业发展给旅游目的地经济所带来的实际收益和贡献，包含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其他各种效益。刘广元[3]则将地区旅游产业绩效定义为旅游产业在旅游目的地的实际收益和客观效果的综合，它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其他各种影响、效果。廖晨[4]结合旅游业的发展特点，指明旅游产业绩效就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在旅游目的地所获得的实际收益或效果。

而从“收益和效果说”来看，其主流学派观点认为旅游产业经济绩效即为旅游产业收益和效果的总和。就如林源源[5]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到的区域旅游产业经济绩效是从经济效果和经济效率两方面来谈的概念。王文震[6]提出了区域旅游业经济绩效的核心是“区域旅游业+经济绩效”，即发展旅游业给区域旅游目的地所带来的经济效率和效果。朱云峰[7]同样指出经济绩效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获得的客观效果或实际收益，其中旅游产业经济绩效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随后，不少学者均沿袭了这个主流定义，周祥[8]指出对于旅游产业而言，其经济绩效应该体现获得好的收益和效果。宁月[9]也系统地將旅游业经济绩效定义为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旅游目的地区域内取得的经济效益和效果。旅游业的经济绩效应对旅游业发展过程中产生经济的过程和产生的经济效果进行综合衡量，分别体现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率和经济业绩。

尽管对于旅游产业经济绩效概念直接研究的文献较少，但借鉴旅游产业绩效的概念，可以发现旅游产业经济绩效是旅游产业绩效的关键指标，是对于收益、效果的综合体现，经济绩效的高低有效反映了旅游产业的宏观实力和发展程度。

1.2理论基础

由于旅游产业经济绩效问题隶属于产业经济范畴，因此国内外学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多是借助产业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理论开展进行。以国内相关研究为例，何丽红[1]基于旅游发展动力学、福利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核心-边缘理论的视角构建了旅游产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杨帆[10]、廖晨[4]等基于旅游乘数理论、区位理论、非均衡理论，对相应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经济绩效进行了研究。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在运用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同时引入了其他学科和领域的理论，从新的理论视角研究旅游产业经济绩效问题。如国内学者林琰文[11]基于灰色系统理论对旅游产业经济绩效评价模型进行了创新开发，杨雪琪[12]则在基于竞争力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同时着重考虑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对新疆的旅游业经济绩效进行实证分析。并且随着研究的发展和视角的开阔，国内学者还引入了诸如旅游生命周期理论[9]、云模型理论[13]、粗糙集理论[14]来丰富旅游产业经济绩效研究的理论基础。

2旅游产业经济绩效具体内容研究

纵观国内外对旅游产业经济绩效的研究，相关学者以区域旅游产业经济绩效为研究对象，多关注旅游目的地某些因素对旅游产业的影响效应、旅游产业经济绩效评价模型的构建及其自身的发展变化特征。

2.1围绕旅游产业经济效益的研究

根据旅游产业经济绩效的概念界定可知，旅游产业经济效益是绩效讨论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内容。因此，不少学者以经济效益为切入点对旅游产业经济绩效进行研究。从国外的文献来看，Chung等[15]以美国德克萨斯州住宿业为研究对象，对旅游企业的集聚度与产业经济进行评价分析，结果表明住宿业的集聚能增加旅游的产业效益。在国内研究方面，游达明等[16]采用旅游收入、旅游就业人数、旅游投资效果系数、旅游利润回收率等指标对湘西旅游业的经济效益进行了综合评价。刘焰[17]从广东省旅游产业结构效益和旅游产业收益能力出发对广东省旅游产业经济效益状况进行了评估分析。

2.2围绕旅游产业经济绩效评价模型的研究

该研究视角通过不同维度评价指标的选取构建评价体系，并利用面板数据对区域旅游产业经济绩效进行测算分析，是旅游产业经济绩效研究中最受学者关注的一个方面。国外学者Jin[18]就基于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机制构建了旅游产业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用以评价旅游产业经济绩效的基本状况。国内学者吴小根[19]则从旅游收入、旅游规模、旅游人数三个方面构建区域旅游产业经济绩效评价体系。之后的学者多参考吴小根的研究成果进行绩效评价模型的构建。如刘广元[3]从旅游目的地产出的视角出发，选取旅游产业经济规模、经营水平、就业贡献度、发展基础动力四类指标构建了重庆旅游产业经济绩效评价模型。戚瑞静等[20]以河南省18个省辖市为研究单元，划分了旅游产业基础动力、经济效益和就业贡献三个指标维度。

2.3围绕旅游产业经济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

关于旅游产业经济绩效影响因素的分析同样是国内外的研究热点，国内外学者通过分析影响旅游产业经济绩效的单一因素或多个因素，探究不同地区各因素对旅游产业经济绩效的影响作用机制，并指导旅游产业经济绩效评价模型构建的指标选取。但各学者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国外学者多关注旅游目的地某些因素对旅游产业的影响效应，而国内研究者则将重点放在评述旅游经济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上。

国外方面，Dristakis[21]分析了希腊1960-2000年旅游业与区域经济长期发展之间的关系，从GDP、汇率、外汇收入等角度出发研究旅游业的经济绩效。Lee[22]探讨了当地食宿、活动设施、交通设施和旅游者关注点等因素对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经济绩效的影响。Szabo[23]从公共设施机构的数量及容量、游客平均逗留时间、收入结构、当地旅游业税收等方面研究了匈牙利北部地区的旅游业经济绩效。对于国内来说，任凤慧[24]重点关注的是旅游资源禀赋对旅游产业经济绩效影响相对重要性的变化，分析表明随着旅游产业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资源禀赋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程度逐渐降低。周祥[8]则就我国区域旅游产业经济绩效的影响因素做出综合评述，论述了旅游资源禀赋、劳动力禀赋、基础环境情况、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程度。

2.4围绕旅游产业经济绩效时空演变的研究

旅游产业经济绩效具体内容的研究不断从集中于旅游产业经济绩效评价体系构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向旅游产业经济绩效时空演变方向拓展，国内现有研究成果的體现尤为明显。相关研究的视角落到了宏观层面，在构建区域旅游产业经济绩效评价模型并进行水平测度的基础上，开始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旅游产业经济绩效的空间分布、空间差异进行时空演变分析。如徐敏[25]分析了转型期泛长三角城市旅游业经济绩效系统空间分异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经济绩效的时空演变趋势进行了探讨。王坤等[26]开展了城市旅游绩效的综合测度，并深入探讨了以旅游业经济绩效为代表的区域城市旅游业绩效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演变过程。

3旅游产业经济绩效的研究方法及其动态

梳理总结相关文献资料可知，国内外学者对于研究方法的使用多是根据文章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进行的，总体上呈现以定量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为辅的研究态势，表现出从基本、单一计量经济模型到前沿、多学科方法综合应用的使用特征。

3.1定性研究方法

在定性方法的使用上，国内外学者将视角主要放在了经济绩效影响因素的分析评价上，定性描述相关因素与旅游产业经济绩效间的关系。如Gina[27]通过民族志的内容分析法分析了影响旅游产业绩效发展的参考因素，旨在用于确定发展旅游业经济和管理绩效的最佳应用实践。徐小波[28]则是基于大量网络文本，利用文本分析法对49座城市的旅游绩效与要素结构、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3.2定量研究方法

由于旅游产业经济绩效易量化，因此定量研究占据了该领域研究的主导地位。从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来看，定量方法主要解决了旅游产业经济评价指标构建、影响因素分析、绩效测算三类问题，主要采用层次分析法、多元回归分析法、熵值法、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等。

在旅游产业经济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上，就国内文献来看，学者多运用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开展实证研究。如薄湘平[29-30]先后分别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旅游业绩效综合得分模型和区域旅游业经济绩效评价模型，并对具体实证研究对象进行了绩效评估。廖晨[4]同样以区域旅游业经济绩效评价模型为基础，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四川省旅游产业经济影响力以及经济绩效进行研究。吴国琴[31]在旅游扶贫绩效评估中，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包含旅游产业经济绩效指标在内的旅游产业扶贫绩效指标体系。杨洪等[13]基于层次分析法和云模型分析法，从影响旅游产业经济绩效的因素出发，构建包含旅游经济绩效在内的旅游发展绩效评估体系，并综合评估武陵山片区的绩效综合确定度。苏建军等[2]则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旅游产业经济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同样从旅游经济综合实力、旅游经济基础动力、旅游经营水平和就业四个方面对山西省11个城市的旅游产业经济绩效进行了深入研究。王文震[6]、李日曼[32]等学者同样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对旅游产业经济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构建。

而对于旅游产业经济绩效影响因素及其相关性的分析，国内外学者均采用了多元化的定量研究方法。国外主要涉及回归模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等。如Jing[33]通过回归模型构建影响区域旅游业经济绩效相关因素及其内在关系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分析了优化旅游产业经济绩效的基本工作原理。Yang[34]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探讨了各省域旅游密度集聚对旅游业绩的影响，认为旅游密度集聚差异可用来解释旅游业绩发展呈现差异的原因。Assaf等[35]通过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Bootstrap回归模型分析了旅游产业绩效的决定因素并探讨了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使用分位数回归[36]、比率法[37]对影响旅游产业绩效的相关因素进行了研究。在国内研究领域，学者多集中使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分位回归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如罗萍[38]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重庆旅游发展基本要素和旅游产业结构要素与旅游业经济绩效之间的相关性。杨雪琪[12]根据旅游产业经济绩效评价得分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从旅游行业人力投入等八个方面分析了新疆旅游产业绩效的影响因素，并给出了提升新疆旅游产业绩效的政策建议。林源源[5]则采用分位回归及FGLS回归分析方法，考察了旅游资源禀赋对旅游产业经济绩效影响相对重要性的变化。任凤慧[24]、杨立勋[39]同样利用分位回归方法定量分析了相关因素对旅游产业经济绩效影响及其重要性的变化。

在旅游产业经济绩效测算上，国外学者Rahman等[40]研究了Sarawak地区酒店业产出与经济绩效间的关系，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和因果关系检验，以旅游人数、汇率为对象测算了酒店业的经济绩效。国内学者则多使用熵值法开展实证研究。如曹芳东等[41]运用熵值法综合测度1998、2003、2008年泛长江三角洲城市旅游业绩效。宁月[9]通过熵值法的使用，从旅游业经济规模、旅游业经济效益、旅游业的社会支撑要素以及旅游业投入产出四个方面对焦作市旅游产业经济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此外，还有众多学者使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法[42]、分位数回归模型[39]、耦合-协调模型[43]、非参数方法[44]、偏离-份额分析法[17]、功能系数法[1]、粗糙集的评价方法[14]、数据包络分析法（DEA）[45]等对旅游产业经济绩效进行实证评价研究。

3.3研究方法的动态变化

国内外关于旅游产业经济绩效研究方法的使用，均伴随着方法的革新和内容的拓展表现出新的发展动态。国外学者在较规范的研究方法的使用基础上创新贝叶斯方法在该领域的使用，国内学者则根据研究视角向旅游产业经济绩效空间层面和时空演变的介入，引入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开展研究分析。

具体来说，Assaf等[46]人首次开发了贝叶斯随机前沿模型，将目的地质量纳入旅游产业绩效体系的估算中，并基于技术绩效和质量绩效对旅游目的地产业绩效进行基准测试，讨论了技术绩效对旅游产业绩效的影响。在此之后，Assaf等[47]人进一步回顾并探讨了贝叶斯方法在评价高度复杂性能模型上的优势和灵活度，对贝叶斯方法在旅游产业绩效方面的应用进行了介绍。

国内方面，王坤等[26]以旅游产业經济绩效为重点讨论对象，采用空间变差函数和空间杜宾模型（SDM）深入探讨了区域城市旅游业绩效的空间分布特征、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因素。陈超[48]基于空间杜宾模型（SDM），借助Moran’s I指数及其散点图对江西省文化旅游产业经济绩效在空间层面进行了分析。朱云峰[7]则通过运用加权主成分TOPSIS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长三角地区25个城市旅游产业经济绩效，并探讨了研究区旅游产业经济绩效空间差异及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黄睿等[49]进一步创新使用ESDA、LISA时间路径和重心轨迹等研究方法，在旅游产业绩效评价的基础上对2000-2005年区域城市旅游绩效的时空格局动态及其耦合关系进行了分析。

4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旅游产业经济绩效作为综合衡量旅游产业生产活动过程和效果的重要手段，已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随着旅游业不断成为国民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产业，加深并完善旅游产业经济绩效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当前，旅游产业经济绩效的研究多沿用“收益和效果说”的概念界定，以吴小根的区域旅游产业经济绩效评价体系为基础参考，采用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从旅游业创汇能力、旅游业增加经济收入能力、旅游业促进就业能力、旅游业增加财政收入能力、旅游业吸引和接待游客能力、旅游业产业要素经济收入和投入产出能力入手，选取旅游产业经济规模、旅游产业经营水平、旅游产业就业贡献、旅游产业基础动力四类代表性指标构建旅游产业经济绩效评价模型。并且适时采用回归模型、数据包络分析法（DEA）重点分析以旅游资源禀赋、旅游产业人力投入、交通运输、食宿接待、政府政策引导为代表的旅游发展基本要素和旅游产业结构要素对旅游产业经济绩效的影响。此外，还通过使用以空间杜宾模型（SDM）为代表的空间计量模型，借助Moran’s I指数对旅游产业经济绩效进行时空动态分析，扩充了研究视角及其方法的使用。

其次，对比国内外的研究，国外对于该部分的研究形成了清晰的研究方向，主要从旅游产业经济绩效的影响因素、旅游产业经济绩效评价体系两个路径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研究方法借鉴多学科不断革新，当前以贝叶斯方法等前沿研究方法的使用为代表，并持续引领着该领域研究方法的创新。在国内研究中，同样借助相应数学模型和理论对区域旅游产业经济绩效进行评价和时空演变分析，总体上呈现从偏重定性分析到注重定量分析，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体系已基本形成。研究内容逐渐从实证对象的微观机理分析转变为宏观层面的演变问题研究，与我国区域旅游逐渐兴盛的发展轨迹相吻合。但与国外相比，国内研究还处于引用和借鉴阶段，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绩效评估理论或参考体系，从而导致在实际评估中，不同学者的研究结果缺乏可比性和延续性，反过来影响了旅游产业经济绩效的理论研究进展。

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加强基础理论的探索，可从指标选取、整合和优化入手规范旅游产业经济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建立一套科学且成熟的绩效评价方法，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对旅游产业经济绩效可能产生的影响。此外，在对旅游产业经济绩效评估和影响因素等内容研究的同时尝试对经济绩效评价体系的预测功能开展研究，增强该领域研究的行业指导性和普适性。最后，探索或借鉴使用国内外前沿的研究方法对相关问题开展研究，提高研究的准确度和科学性，并在理论研究方面进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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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益滕梦秦

流域经济的区域经济论文篇3：

都市圈经济的繁荣与政府公共管理体制的创新

［摘要］都市圈经济的飞速繁荣，对国家和社会起到的巨大正面作用毋庸置疑。为解决在都市圈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如投资与贸易、资源配置、环境治理、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都市圈公共问题，要走协商与合作的公共管理道路；加强法制的和谐建设；建立跨都市圈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构；加强都市圈政府政策制度的整合；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有效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

［关键词］都市圈；公共管理体制；创新

［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到人均GDP1 000美元~3 000美元的阶段后，城市化进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在经济的集聚作用下，这个阶段的城市化进程不是全国平推一盘棋，而是形成若干个都市圈。这个时期形成的都市圈大都以一个或以上的城市为中心，涵盖周围若干个城市。如南京都市圈就是以南京为中心，涵盖了长江流域与东部沿海交汇地带的江苏和安徽两省，覆盖南京、镇江、扬州、淮安、马鞍山、滁州、芜湖、巢湖八个城市。参照日本的经验，每个都市圈一般以120公里~150公里为半径，所覆盖的面积大概是4万平方公里~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 000万，圈内GDP约为1 000亿美元[1]。

根据预测，中国到2030年基本完成工业化的时候，将有可能形成20个左右的都市圈，20大都市圈可规划成358个城市，其中1 500万人口的城市11个，1 000万人口的18个，800万人口的1个，500万人口的36个，300万人口的88个，100万人口的204个[2]。除了这“20大都市圈”之外，还有像厦门、昆明、贵阳、西安、兰州等工业城市的发展，也会对周边地区发挥带动作用，可能会形成相应的都市圈[3]。

都市圈经济的飞速繁荣，对国家和社会将起到巨大的正面作用。比如：在都市圈经济中，能称得上先锋都市圈的有珠三角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和环渤海都市圈，它们以占全国3﹒25%的土地，容纳了全国15﹒08%的人口，提供了全国41﹒49%的GDP[4]。其中，由广州、深圳、佛山、珠海、东莞、中山、惠州七城市组成的“小珠三角”都市圈，面积不到4﹒2万平方公里，GDP却占广东省的80%。如果再加上中国香港、澳门组成的“大珠三角”都市圈，其经济总量相当于长三角经济区和环渤海经济区的总和[5]。然而，在都市圈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如投资与贸易、资源配置、环境治理、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都市圈公共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都市圈政府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为此，政府公共管理体制也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6]。所以，研究都市圈经济的繁荣与政府公共管理体制的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都市圈经济发展催生区域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所谓区域公共管理，是指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他领域的某一方面或多方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区域公共管理包括以下几个内涵：一是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他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二是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市场经济领域、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三是区域公共管理的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关系[7]。区域公共管理在区域健康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制定政策法规，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符合地方实际、与国家大政方针相配套的区域性政策体系和与国家大法相一致、具有可操作性的完整的地方法规体系；其次是实施区域性整体规划、调节和控制，建立并保持合理的产业结构、适当的投资规模和坚实的环境保护基础；再次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8]。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公共问题相对简单，公共事务比较单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人类历史迈入21世纪以后，世界已经全面进入到一个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接踵而至的便是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社会信息化、市场无界化的高歌猛进。于是，跨国或跨行政区域的“区域公共问题”便大量滋生，并呈复杂化、多元化和规模化之态势。正如加拿大著名政治学教授戴维·卡梅伦所言：“现代生活的性质已经使政府间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那种管辖范围应泾渭分明、部门之间须水泼不进的理论在19世纪或许还有些意义，如今显见着过时了。不仅在经典联邦国家，管辖权之间的界限逐渐在模糊，政府间讨论、磋商、交流的需求在增长，就是在国家之内和国家之间，公共生活也表现出这种倾向，可唤作‘多方治理’的政府间活动越来越重要了。”[9]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都市圈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各区域政府之间既存在着争项目、争投资、争政策的“府际之争”，也存在着地区分割与地区封锁的“府际冲突”。诚然，竞争和冲突既是客观的，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必要的。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就认为：“一切组织关系，包括一切系统，都会有而且还生产着既对抗又互补的力量。一切组织关系都离不开互补性原则，并将其现实化，它们也离不开对抗性原则，并或多或少地将其潜在化。”[10](P113)而且冲突对现状提出挑战，同时也激发组织的兴趣和好奇心。冲突有助于提出新的思想和方法来解决问题，有助于鼓励创新。”[11](P219)“特别是在都市圈的建设中，各种跨界公共管理事务的增加，成为伙伴型政府间纵向关系发展的最佳生长点。”[12]

以上这些问题往往不是哪一级政府、哪一个政府部门所能胜任的。笔者从2007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太湖蓝藻危机就更能清楚地说明这点。在太湖这个中国第三大淡水湖的周围，上海、苏州、无锡、嘉兴、湖州5个中心城市构成了一条环太湖都市圈，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工厂林立，工业发达，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1 000人，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太湖流域的五市分属于沪、苏、浙三个省市，在环境治理上缺乏一个有效的流域管理机构。由于长期“市自为战、县自为战”的管理体制，没有一个通畅的地方政府沟通、合作机制。所以责任不清，导致各方大肆排放污染物，最终污染物超过了湖体的环境容量，终于导致了跨界的大型污染。

都市圈各政府组织基于本身合作的必要性和意愿、专业需求、财政资源和风险分担以及追求效率与效益等方面的考虑，要采取有限合作、适当合作或大型合作等方式来从事跨域或跨界合作以满足其实际需求[13]。这就要求区域政府做到公共管理体制的创新。例如，建立政府间平等对话与谈判的协商机制，就既能纠正“命令机制”僵硬化的弊端，又能弥补“利益机制”局部化的缺点。以灵活多变的行政契约、行政协议等方式发展合作关系，追求政府间信息分享、关系交换等目的[14]。实际上已经有都市圈率先进行了尝试：在长三角区域政府间关系的协调中，1992年成立了长三角经济协作办主任联席会议，后升格为市长级协调组织，并于1997年更名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2001年又成立了沪苏浙省（市）长座谈会制度。2004年“泛珠三角论坛”的举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以及区域内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制度与秘书长协调制度等的建立，也是区域政府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有效举措。

二、区域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阻力分析

（一）行政区域壁垒的客观存在

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各级政府按行政区来组织经济活动，行政区内的经济资源受控于政府的干预，带有很强烈的地方政府行为色彩。当区域之间出现利益摩擦时，各地方政府往往首先以行政区为依托，构筑各种壁垒，阻碍经济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地方利益。地方利益的突出特点就是排他性，“所谓地区经济利益，是指各地区根据其所处的特定环境条件，从事特定的经济活动所要求的从其他地区或国家那里获得的排他性收益。”[15](P7)为了发展本地经济，解决劳动就业，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各种手段，阻碍生产要素的跨行政区流动，人为地分割要素市场，使区域性的有序竞争的统一市场难以形成，对内开放远远滞后于对外开放。法国经济学家庞塞特（Sandro Poncet）经过研究就发现，从1987~1997年，中国省际贸易量呈下降趋势：1987年，省际平均贸易量在GDP总量中占54%，1992年下降为50%，1997年下降到38%；中国省际平均贸易量在各省总贸易量中所占的比重1987年为88%，1992年降为80%，1997年则降为66%；中国各省平均商品吸收额中，外省生产的商品所占比重1987年为34%，1992年减为27%，1997年只占20%。[16]行政区划壁垒是长期客观存在的，这构成了区域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最大的直接阻力，实际上是源于体制上的阻力。

（二）地区产业结构严重趋同

由于受到“行政区经济发展”观念的驱使，各地方政府作为具有独立利益的市场主体，往往热衷于向见效快的行业投资，重复建设情况比较严重。举一个例子：长三角地区中14个城市排在前4位的支柱产业均是电子信息、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工程，趋同率达到70%。而在高新技术领域，长三角地区的“十五”高科技产业发展规划中集成电路产业的同构性达35%，纳米材料为48%，计算机网络为59%，软件产业为74%[16]。地区产业结构的严重趋同容易引起各自为政、低层次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等问题，导致经济行为的短视，长此以往将损害都市圈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可持续的发展。这实际上是源于结构上的阻力。如果各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中，缺少实质性的整体规划，不能就促进都市圈城市之间的区域经济联动、优化区域社会资源配置达成共识的话，这种结构上的阻力仍将顽强地存在。

（三）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现象严重

由于地方各项经济指标的完成与地方政府官员个人的政治升迁挂钩，地方政府往往以投资拉动GDP的增长。比如：大量的农业土地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城市用地，农民承包的很多土地都被征用。有关资料表明：仅从1987~2001年，全国征用土地2 400万亩，由此造成至少3 400万农民失地[17]。2002年全国以建设各级各类开发园区而发生的土地违法行为140 254件，涉及土地面积31 457 059公顷，2004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开发区3 837家，其中有约67﹒4%的属于未经国务院及省政府批准的违法圈地。而港口的重复建设更是矛盾重重，南京以下的长江段，已建、在建和待建的万吨以上码头泊位共100多个。从江阴到南通60公里岸段，有68个万吨级泊位，平均0﹒9公里就有一个。结果是，一方面有的港口设施能力严重过剩，而另一方面，又在大量投资建设新的港口[18]。长次以往，会造成都市圈之间的恶性过度竞争，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和谐。这一切都是源于现行的政绩考核指标转嫁的阻力，实际上可归结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阻力。如果在区域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过程中不能改革现有的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地方政府官员还会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地区的全局利益，那么这种阻力也将长期的存在。

（四）法律制度的缺失

中国《宪法》第89条规定：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全国各级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宪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还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事务。然而，中国法律对涉及的有关府际合作尤其是地方政府合作的规定和条例几乎是空白，法律只规定了各级政府管理其辖区范围内的事务，对上级机关在跨域事务中的角色扮演，对于地方政府合作中的权利、责任分担等问题，根本都没有涉及[19]。这就容易导致各地方政府各自为政、推诿扯皮、争议不断等情况的出现。国家如果不尽快出台有关的法律法规解决跨域合作与治理及其争端处理的法律法规，这种法律制度上的阻力也仍将存在。

（五）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动力不够

公共管理体制创新对各地政府来说是一项全新的尝试，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没有现成的道路由你选择。虽然人们对于公共管理体制创新已达成共识，但到底什么是公共管理体制创新，其基本特点和内容有哪些，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公共管理体制创新与传统政府体制有哪些区别，如何做到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等，理论界尚有不同的看法。由于理论认识的争议，公共管理体制创新就还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不可避免地构成理论指导的阻力。所以，各地政府提出的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践就还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因此，在公共管理体制创新时有把它简单化的倾向，也有把什么都往公共管理体制创新身上靠的倾向。对此，我们应该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真正实现理论指导实践前进、实践又推动理论进步的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另外，公共管理体制创新在领导机关强调的比较多，在媒体上的宣传也比较热闹，但在普通老百姓中间真正关心的人却很少，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宣传不够，从而导致群众基础不厚，容易形成群体性的阻力。

三、都市圈政府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主要着力点

（一）树立“双赢”、“多赢”观念，走协商与合作的区域公共管理之路，这是体制创新的基础

由于长期以来行政体制的分割性，各地政府实际上已成为了地方利益的代言人，各地方的利益泾渭分明，甚至高于一切。如果在都市圈经济发展如此迅速、所引发的公共管理问题又如此之多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仍然抱着本位主义，从传统的地方利益观念出发、独善其身，将会造成“双败”、“多败”的结局。所以，要树立“双赢”、“多赢”观念，走协商与合作的区域公共管理之路，这是体制创新的基础。走协商与合作的区域公共管理之路，首要的就是要摒弃传统的以单位行政区划为基础进行管理的惯性思维，树立区域公共管理的新思维。比如：历史上的河流往往被作为天然的地域边界，但从公共管理的视角来看，这种边界划分显然是最糟糕的做法。它意味着两个独立的辖区就共有的公共品分割做出决策，而决策结果由双方共同承担[20]，实际上谁也不主动或不原意承担不利的后果。所以，各地方政府要以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为价值导向，而非以行政区划的切割为出发点，大力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协商与合作，做到彼此利益的最大化。实际上。2003年以来，围绕长三角一体化，江浙沪三地高层就已经频繁互访，协商共商，对自己在一体化发展中的作用重新定位。上海已经明确把“建设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作为其基本战略之一，提出“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的联动发展新路子。2003年5月，苏嘉杭高速公路江苏浙江交界收费站实现合并经营，这是长三角公路运营首次打破行政区划藩篱，成功走向联合运营的开端。长三角区域政府还规划在未来5年内，建成一个现代化快速交通网，把“长三角”15座中心城市、55座中等城市、1 446个小城镇全部纳入“3小时都市圈”。旅游一体化也已经有较好进展[21]。此外，2003年度还签署了长三角城市中小企业政策互享的文件。

（二）大力加强法制环境的和谐建设，这是体制创新的核心

事实上，地方政府间的博弈是广泛而合理的存在的，只不过我们应该将其更加显性化和法律制度化。因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就是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所以，法律法规是各地方政府进行有效合作的前提条件。然而，目前中国法律关于政府合作的具体规定非常少，合作往往受到领导个人意志的重要影响，靠地方领导人推动，这就使得合作的人治色彩浓厚，缺乏法制的保障。因此，大力加强法制环境的和谐建设是体制创新的核心。首先，建议国家尽早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政府跨区域合作法》，使政府间的合作活动走上法制化的道路。同时要及时修改其他的相关法律如《环境法》等，对区域治理等做出具体规定，使区域政府的各项合作活动都有法可依。国家有关部门还要改革惟GDP的政绩考核办法，将区域合作的成果也列入考核的指标并使其法制化。其次，“由于不同的法律制定主体在具体制定法律时所秉持的立法理念、看待问题的立场、方法以及立法的技术和手段等方面存在的差别，所以由不同主体制定的法律在内容上不一致，相去甚远的事例并不鲜见。”[22]为此，都市圈内各行政区的立法主体还要在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立法的前提下，就跨行政区的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事务如宏观调控、社会保障、人才流动、环境保护等方面加强立法协调，构建法律的相互认可和法律资源的共享机制，使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制定更具科学性和适用性，既符合行政区利益，也符合都市圈经济发展的要求。再次，各行政区司法机关之间也要加强司法协调，统一司法标准，加强司法协助，通过行政区的司法功能整合，在都市圈内建立一个畅通无阻的司法体系，使每个商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得到平等的保护，必要时可考虑设置大区法院，以确保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良性发展。

（三）建立跨都市圈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构，负责日常工作和合作事务的牵头组织，这是体制创新的本质

如何更加有效地发挥区域政府的合作积极性，建立一个反映区域政府意愿、能获得区域内政府普遍认同的、具有民主的治理结构的跨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构，是体制创新的本质。我们可以效仿国际上一些合作组织的做法，设立由相关省区派员共同组成的常设协作机构，并以各种层次的联席会议制度作为主要的运作模式。例如，泛珠三角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是由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省（区）人民政府和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主办，他们就有一个常设性的机构来推动具体工作。九省区日常办公室设在发展改革委（厅），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也确立相应的部门负责，每年都召开合作会议。笔者认为：跨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构应该具备以下的一些基本职能：组织协调实施跨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战略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以及跨区生产要素的流动等问题；统一规划符合本区域长远发展的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结构；制定统一的市场竞争规则和政策措施，并负责监督执行情况；协助各市县制定地方性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使局部性规划与整体性规划有机衔接。并且还应根据专业、精简、高效的原则设立各种专业委员会和工作小组，它们也具有一定的管理、协调、研究分析和组织职能[24]。长三角地区就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立区域规划与产业协调委员会、重大基础设施开发管理委员会、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管理委员会、太湖流域环境保护与治理委员会等专业或综合职能管理机构[25]。

（四）加强都市圈政府政策制度的整合，以电子政务为平台，逐步形成政策制度的一体化，这是体制创新的关键

为实现都市圈内区域政策的一体化，必须进一步全面清理实行地方保护和市场封锁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开放商品市场，消除限制商品流通的地域障碍，实行区域内市场一体化，对在区域内流通的其他成员方商品实行同等待遇；建立规范公平的质监认证制度，各方不得有排他性和歧视性规定；改善市场主体准入环境，打破市场主体准入的地区封锁，打破所有制限制，鼓励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经济成份的经济组织在区域内开展经济合作[26]。各方政府都不要介入企业间的竞争，减少对于经济主体经营活动的种种干预，对当地所有经济主体实行“国民待遇”，努力形成一个政策无差异的区域环境。[27](P54)在机制上，可通过制定认可度高、可操作性强的合作协议、章程等，将区域政府协调结果成果化、法规化，约束各协议方共同遵守。在内容上，侧重于产业、基础设施、交通、信息、环境等必须通过合作才能实现最大社会收益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另外，都市圈政府可以在政府内部建立“都市圈政府办公信息系统”（内网），增强政府的信息融合度，在外部建立“都市圈政府联合政务网”（外网），树立对外的整体形象。都市圈可率先在户口管理、人才流动手续办理、车牌手续办理等公共服务项目上加快一体化网上办理，形成强大统一的城市一体化品牌[28]。

（五）积极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与参与，有效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这是体制创新的动力

虽然政府作为最具权威性的公共机构，在公共治理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社会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却能起到辅助政府的很好作用。“我们生活在一个权力分享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中，政府组织、准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私人组织共同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执行。”[29](p4)“在多元主义的体制中，治理包括了所有有利害关系的利益主体：政党、立法机关及其分支机构、利益集团、中间人、组织……等等。”[30]从世界范围来看，公共治理已不再是政府的专利，非政府组织和各种民间组织都会成为公共治理的主体。都市圈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企业和民间自发、分散的合作意愿流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行业协会、民间团体也在某些方面发挥着社会治理的功能。所以，都市圈政府要加大对区域性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扶持，充分发挥跨区域的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诸如相关标准的制定、资格认证审查、质量检测等多方面积极开展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可以将除调查研究制定政策、宏观规划调控和监督执法以外的公共管理职能转交给社会中介组织，尤其是区域市场评估、区域决策咨询、行业管理和社会福利服务等职能应该无条件地转交给社会中介组织，消除资本、资源和人才流动的屏障，提高区域投资环境质量。在此基础上，拓展政府与市场间相对平衡的沟通和对话渠道，加强对公共治理的另一极——公民社会的培育，使之“逐步与国家达成‘二元结构’：一种既互相监督又互补增益的结构格局。”[31](P477)这种政府组织与公民社会“互相监督又互补增益的结构格局”不但不会削弱都市圈政府的功能，反而会在治理手段和途径方面丰富行政区政府的功能，使其功能张力以更灵活的形式得到广阔延展[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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