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的路径选择政策论文

内容摘要进入21世纪，我国鼓励出口的对外贸易政策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既有国际因素的约束，也有国内因素的约束。出口作为拉动我国经济的重要动力，它所引致的内涵碳排成为增加我国碳排总量的重要因素。因此，亟待从节能减排视角，借助对我国出口商品内涵碳排状况的分析，重新思考我国谋求动态利益的进出口平衡的对外贸易战略。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就业的路径选择政策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就业的路径选择政策论文 篇1：

货币政策转向

随着新冠疫情基本受控、经济全面复苏，前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正逐步退出，并回归正常。

8月11日，A股市场下午风云突变，行情由强转弱，尾盘更是大幅跳水。

当日，央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9927亿元，同比少增631亿元，从环比看，较6月的18100亿元，缩水了近一半。这也是人民币贷款2020年以来第二次新增不足1万亿元规模，而市场此前预期7月新增信贷为12000亿元。

同时，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69万亿元，预估为1.85万亿元，前值为3.43万亿元，环比几乎减半，创下5个月以来的新低;M2亦大幅回落0.4个百分点，并创4个月新低，亦明显弱于预期。

上述数据显示，随着新冠疫情基本受控、经济全面复苏，前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正逐步退出，并回归正常。事实上，市场对2020年下半年信贷增速不会再现上半年的高速增长已有预期。

8月6日，央行发布《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下称“《报告》”）。其中谈到，2019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央行重回宽松模式，但利率过低会导致“资源错配”、“脱实向虚”等诸多负面影响。2020年以来，中国央行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保持利率水平与中国发展阶段和经济形势动态适配。

《报告》称，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从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市场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和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平稳运行，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促进贷款投放与市场主体实际资金需求相匹配，使资金平稳有序地投向实体经济，支持经济增长向潜在增速回归。

事实上，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8月3日召开的央行2020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都明确表明，下半年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此后的8月9日，央行行长易纲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切实抓好稳企业保就业各项政策落实见效。

星石投资表示，随着疫情好转、经济逐渐恢复至准常态水平，货币政策最宽松的时候也确实已经过去了。但非常规性货币政策的退出，不用过多担忧。一方面，这对宏观经济长远发展有利，有助于遏制资产泡沫和通胀走高。另一方面，对股市长期影响比较有限。非常规性的货币政策虽然退出，但整体流動性仍然保持在合理充裕的状态;且不同于宏观流动性，股市还有大类资产配置迁移的利好。
回顾

江海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屈庆认为，2020年上半年对流动性影响最为显著的因素无疑是新冠肺炎疫情。

1月，受春节前居民取现等因素影响，银行体系基础货币大量流向实体，银行体系流动性出现了自然收紧，央行采取了加量投放逆回购+普降存款准备金0.5个百分点的操作组合进行对冲。正常情况下，随着春节度过后基础货币通过居民存款自然回流银行体系，元宵节前后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就会逐步回归正常。

然而，2020年的情况较为特殊，春节期间突如其来的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疫情防控措施限制了经济活动的恢复，导致居民取现的资金长时间大量滞留在居民手中，无法顺利回流银行体系，使得春节后银行体系基础货币回升的速度明显慢于往年，超储率在2月进一步下降，这就要求央行加量投放基础货币进行对冲。

此外，疫情快速蔓延以及史无前例的防控措施对经济的短期冲击巨大，一季度经济出现大幅负增长，也倒逼央行采取阶段性的货币政策刺激措施以托底经济增长。因此，2月起央行一方面通过公开市场逆回购投放了大量的短期流动性，对冲春节取现资金回流偏慢导致的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缺口;另一方面通过定向降准、MLF和再贷款再贴现投放了大量长期流动性，起到降低实体融资成本，稳定实体经济预期的作用。

随着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疫情期间推出的财政、货币稳增长政策逐步见效，复工复产加速推进，二季度经济出现了快速回暖的趋势，房价等资产价格也出现了加速上涨的迹象，因此从二季度开始，央行就开始逐步退出疫情期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

具体表现在4月开始央行连续近2个月暂停逆回购操作，MLF到期缩量续作回笼长期流动性，5月起利率债发行高峰期央行也丝毫不为所动，并未在公开市场进行操作对冲利率债供给压力等等。受央行货币政策基调出现微调影响，银行体系流动性从4月开始逐步趋于收紧，超储率从3月底的2.1%回落至6月底的1.6%，隔夜资金利率中枢也从4月份的1%以下，快速回升至6月的1.8%左右。

由此可见，上半年流动性格局主要受疫情影响，疫情爆发后为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央行采取了十分宽松的货币政策，投放了大量短期和长期流动性托底经济，带动超储率快速攀升，资金利率创下历史新低。进入二季度后，随着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经济出现快速回暖，央行就开始逐步退出疫情期间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叠加利率债供给压力的快速放量，银行体系流动性开始逐步收紧，资金利率中枢出现显著抬升。
定调

8月6日，央行发布的《报告》强调，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由此，定下了下半年货币政策基调。屈庆认为，《报告》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值得关注。

首先，央行对下半年经济预期十分乐观，货币政策总量宽松希望渺茫。在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指出，“第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经济社会运行基本趋于正常，经济加快恢复增长”，并表示“下半年经济增速有望回到潜在增长水平”，这一方面表明二季度经济的恢复速度快于央行此前的预期，从侧面证明了经济恢复好于预期是导致央行5月起边际收紧货币政策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央行对未来经济复苏的趋势非常乐观，央行下半年总量货币政策进一步加码宽松的概率已经很低。

其次，央行对未来货币政策基调的表述明显趋于谨慎，货币政策更加注重适时调整。在对经济十分乐观的预期基础上，央行对未来货币政策基调的表述也变得更为谨慎。央行表示，“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这与此前央行曾多次表达的“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2019年”相比，基调明显趋于谨慎。

此外，央行还强调“要增强针对性和时效性，根据疫情防控和经济金融形势把握货币政策操作的力度、节奏和重点……有效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提高政策的‘直达性’”，这表明央行未来将更加关注货币政策的适时调整和精准调控，一方面根据经济复苏节奏适时放松或收紧货币政策;另一方面更加关注货币政策的直达性，宽信用仍是货币政策的中心，预示着未来全面宽松货币政策出台的概率进一步降低，结构性和定向货币政策加码的概率依然存在。

第三，央行明确表达了逆回购和MLF利率是市场利率中枢的观点。《报告》中，央行指出“引导市场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和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平稳运行”，“国债收益率曲线、同业存单等市场利率围绕中期借贷便利利率波动”，“促使货币市场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平稳运行，发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作为短期市场利率中枢的作用”，明确了逆回购利率和MLF利率作为市场利率中枢的地位。

此外，央行明确指出4月货币市场利率明显低于公开市场利率是外部因素影响，而非央行有意引导，是非理性的，5月资金面的明显收紧是“市场预期回归理性”。这意味着7天回购利率中枢2.2%，1Y国股存单利率中枢2.95%才是央行合意的利率水平，也就预示着未来资金面仍有进一步小幅收紧的可能性。

第四，央行调降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意在宽信用而非宽货币。对于4月央行调降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的操作，央行指出，“这一措施对于鼓励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利于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表明央行此举意在宽信用，而非当时市场一致预期的打开货币市场利率下限，引导货币市场利率进一步下行。这一理解偏差一方面导致了4月份回购利率创下历史新低;另一方面也招致了5月央行的“纠偏”操作。

第五，央行强调贷款利率对存款利率的引导作用。在《报告》专栏二中，央行梳理了LPR改革以来贷款利率下行引导存款利率下行的逻辑，即“为了与资产收益相匹配，银行会适当降低其负债成本，高息揽储的动力随之下降，从而引导存款利率下行”，并指出在存款基准利率未调整的情况下，银行各期限存款利率均有所下降，结构性存款和理财产品收益率也有所下行。

这一方面表明银行负债成本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行，央行通過货币政策宽松引导银行负债成本降低的必要性已经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未来央行的货币政策重点仍将放在降低银行贷款利率，推动银行向实体让利方面。

第六，央行反思利率过低的副作用。在《报告》专栏四中，央行详细阐述了对全球低利率的看法，认为低利率政策效果不及预期，不仅对经济和通胀的提振作用有限，反而会因为损害银行利润和造成流动性陷阱，对经济和通胀带来反作用。此外，央行还指出了利率过低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包括资源错配、脱实向虚、鼓励金融机构过度加杠杆等。

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十分珍惜正常货币政策空间，短期内不会采取低利率;另一方面也表明央行对低利率环境中可能产生的资源错配、脱实向虚、鼓励金融机构过度加杠杆等问题持高度警惕态度。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央行为何在二季度明显加大了防风险的政策力度，原因就在于4月的低利率环境引发了央行的高度警惕。

第七，央行再次强调房地产调控基调不动摇。《报告》中，央行再次重申了对房地产高压调控的态度，明确“牢牢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坚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的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这预示着未来即使经济下行风险加大，房地产调控政策也很难有放松空间，房地产投资和销售在疫情后短暂的回暖后，未来仍将面临回落风险。

第八，央行对未来通胀压力的关注有所升温。央行在谈及通胀问题时表示，“近期部分省份汛情可能给农产品生产运输造成一些影响，发达经济体货币供应量快速攀升未来可能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加之全球疫情演进及防控措施对供应链、产业链的冲击还有不确定性，仍需对各种因素可能导致的短期物价扰动保持密切关注”。这表明央行对未来通胀的潜在上行风险的关注有所升温，未来需持续关注全球大水漫灌环境下一旦需求逐步恢复，大宗商品价格加速上涨可能引发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综上所述，屈庆认为，央行在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传达了偏鹰派的货币政策基调，对下半年经济表达了十分乐观的态度，对未来货币政策的表述明显较一季度趋于谨慎，强调了货币政策的精准滴灌和政策利率对市场利率的中枢作用。这预示着下半年总量货币政策虽然不太可能明显收紧，但难有进一步宽松空间，货币政策的关注焦点将重新回到结构性宽松政策和宽信用政策，灵活适度、相机抉择将成为未来货币政策的关键词。
启幕

所有超常规的货币宽松，都是为了有朝一日经济和货币政策能够回归正常。

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宏观首席分析师秦泰表示，2008年美联储开始实施QE政策6年之后，于2014年中，在发达国家中率先走上“货币政策正常化”之路，从而为2019-2020年美国经济的疲弱和外部冲击的情形提供了重要的货币政策空间。2020年一季度，中国经济遭受疫情引发的大幅冲击，中国央行及时反应，在全球主要央行之中率先进行“冲击应对式宽松”，投放规模力度、工具叠加以及反应速度，堪称罕见的中国版“非常规货币宽松”阶段。而8月6日公布的《报告》，则以“完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的全新导向，成为中国版“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重要序幕。自此央行事实上已经宣布，未来的货币政策将重回中长期趋于中性的操作模式，央行用数月的灵活操作向市场传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宽松阶段已经过去，调整的大幕已经开启。

秦泰表示，本次《报告》提出一个全新的货币政策导向——“完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这一提法本身具备很强的“货币政策正常化”信号，或预示中国将成为本轮疫情冲击之后，全球首个率先进入“货币政策正常化”阶段的主要经济体央行。

对于何为“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报告》中并没有进行直接的详细阐述。但秦泰认为，央行报告中长期以来对于“周期”的提法实际上是代表某种经济发展的阶段，例如逆周期调节，实际上更多表达的意思就是在经济增速下行的过程中进行货币政策的呵护，而在经济过热阶段则进行一定程度的货币紧缩。

从这个角度出发，“跨周期”实际上是指跨越“疫情冲击经济阶段”、“经济快速恢复阶段”以及“经济区域中期增长趋势阶段”三大阶段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的灵活调整和工具组合设计。这也就意味着，央行实际上站在当前视角，已经确定了“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操作方向，并且已经在为未来从第二阶段（经济快速恢复阶段）向第三阶段（经济趋于中期增长趋势阶段）转型进行政策工具和操作模式的储备。

因此，秦泰建议，年内观察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应从此前的第一阶段迅速大幅宽松期，扭转为经济快速恢复期的“对冲式净回笼”模式，并且为更长时期的“货币政策趋于中性”的阶段提前进行准备。

申万宏源表示，中国版“货币政策正常化”大幕开启，有利于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
中国版“货币政策正常化”大幕开启，有利于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

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十四五”乃至更长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进行了规划。居民需求升级和产业链安全成为新的发展模式选择，三大长期关键词：复杂、人民、安全，逐步从“地产基建内需+制造业外需拉动”的二元经济格局，转型为国内消费升级需求与外需相融合的“开放大国”发展模式。

本次会议聚焦“十四五”时期的长期问题，首先指出“十四五”是“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立意进取。这一阶段的发展大背景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在此背景下，会议对居民需求结构的升级，以及以此带动供给升级的思路更加凸显，指出“必须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此外，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长期较大的大背景下，本次会议格外关注产业链的长期安全，提出要实现“更为安全的发展”，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安全相统一。整体来看，“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特征将以国内需求拉动国内供给为主要思路，但同时也将坚持开放，逐步由一个“地产基建内需+制造业外需拉动”的二元经济格局，转型为国内消费升级需求与外需相融合的“开放大国”发展模式。

申万宏源认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一步突出国内居民消费升级带动制造业高级化的“开放大国”发展模式导向。

内需重要性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上，“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表述，相比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21日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表述更为紧迫。当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但随着近期“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中国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本次会议对消费的表述更为强调，从两会“推动消费回升”转变为“扩大最终消费，为居民消费升級创造条件”，进一步明确中国第三次经济结构转型是消费和制造业高级化。

考虑到制造业升级对实体需求的依赖度远大于货币政策刺激，同时实体制成品需求又更多由财政扩张所带动的居民收入增长所驱动，所以在当前中国正在探索的“开放大国”转型、“双循环”发展格局中，货币政策将在中长期内从地产基建拉动经济增长模式中的政策前台，逐步隐退至后台，更多承担一个流动性支持和配合经济结构升级发展的角色。这意味着中长期中国货币政策将真正意义上趋于中性，货币政策的周期性波动将大幅弱化，中国版“货币政策正常化”大幕已经开启。
拐点

8月11日，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7月新增社融1.69万亿元（前值3.43万亿元），新增人民币贷款9927亿元（前值18100亿元），社融存栏同比增长12.9%（前值12.8%），M2同比增长10.7%（前值11.1%），M1同比增长6.9%（前值6.5%）。

华创证券解读表示，7月社融存量同比上升至12.9%（前值12.8%）但上行节奏放缓，当月新增1.69万亿元略低于预期，主因表外融资与短贷、票据收缩幅度较大，但在低基数下依然足以支撑社融增速。同时信贷余额增速及M2双双下行分别达到13%和10.7%（前值分别为13.2%和11.1%）。习惯了上半年极为宽松的流动性环境，虽然市场已存货币政策调整的预期，但金融数据总量的调整依然令市场为之一紧。华创证券认为，对应货币政策不同阶段的目标，金融数据的各项拐点正在进入逐步验证期。

拐点1：广义流动性M2的持平乃至回落。

早在5月M2同比就已经暂停上行，并持平于11.1%。对应来看，其时正逢货币政策由“宽货币”转向“宽信用”。如果说此前一季度货币政策希望以宽松来挽救企业的现金流，期间央行量价双松，那么二季度初套利资金的涌动（债市杠杆的上行、理财收益率与中短期票据利率的倒挂），均预示了货币政策随后的调整。通过定向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银行利用低成本资金扩大信贷投放，以及监管政策配合打击类高收益存款阻断资金套利，提升“宽信用”的效率，二季度信贷增速维持高速增长至13.2%，银行超储率压降到1.6%的低位，货币乘数由一季度的6.55提升至6.92。但同时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由净投放转向净回笼，并且伴随财政存款的高增，基础货币同比增速由一季度的4.6%回落至1.5%，使得M2得以保持稳定（M2=货币乘数×基础货币）。

7月M2同比回落至10.7%（前值11.1%）开启下行，对应来看，是货币政策提出“总量适度”。一则受制于信贷增速的下行（见后文拐点2），货币乘数前期的高增长难以再持续，二则受制于央行货币投放的收敛，即便财政支出提速有一定的反补，但基础货币增长再提速的空间有限。华创证券预计下半年M2或将小幅回落。

拐点2：信贷余额增速的下行。

7月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速下降0.2个百分点至13%，正逢货币政策提出“总量适度”和 “精准导向”。首先，在最新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三季度货币政策虽然仍未退出宽松，但定力进一步增强，在宏观杠杆率高增（上半年上升21个百分点）的掣肘下，货币政策开始提出“跨周期设计”以保留未来的政策空间，并进一步加强对于信贷资金流向的监管。此外，同时在前期信贷高增的基础上，未来每月新增信贷同比持平，全年新增信贷也达到19.2万亿元接近20万亿元的新增目标，银行在央行收紧流动性投放的基础上，继续加码放贷的动力有限。最后，鉴于6-7月以来房地产销售持续超预期（百强房企销售连续两个月同比增速超10%），未来地产调控政策或将加码，居民长贷高增势头或将缓和。

拐点3：社融增速达到高点。

对比信贷和M2增速，7月社融继续上行0.1个百分点至12.9%。相比信贷仅仅包含了间接融资的情况，M2增速又受到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货币政策微调下未来社融转折的时点成为近期市场最关心的问题。

当前来看，人民币贷款、表外融资以及企业债券均将拖累未来社融增速上行节奏。由于央行加强信贷投向监管以及后续可能的地产调控加码，人民币贷款增速难再回升，保守估计未来信贷新增持平于2019年同期，表外融资或再度持续收缩。而企业债券1-7月净融资3.57万亿元同比多增1.7万亿元也已经超额完成了全年净融资多增1万亿元的目标，叠加8-9月利率债供给再放量，后续进一步高增的可能性有限。但考虑到10年国债利率中枢至年末小幅或回升至3.1%（根据四驱车模型推算），同时信用债对企业直接融资的意义，企业债券融资亦不至于短期快速收缩，中性预计平均每月净融资规模在2000亿元左右。

但政府债券融资短期内依然是支撑社融上行的主要动力，8-12月仍有2.2万亿元的国债和4200亿元一般债的净供给，以及约1.5万亿元的专项债需要在10月底前发行完毕，华创证券预计8-9月政府债券每月至少还有1万亿-1.2万亿元左右的净融资规模，而10月政府加杠杆虽将接近尾声，却会面临同期低基数效应。综上，华创证券判断未来社融增速将持续上行至10月达到年内高点（13.4%左右），随后至年末或小幅回落，边际波动幅度受表外和信用债融资调整幅度影响。

拐点4：M1增速达到高点。

7月M1再度回升至6.9%，华创证券认为，未来M1仍存上行动力，或将在2021年一季度达到高点。

展望未来，推动M1上行的宏观因子短期内转向的概率不大。首先，房地产销售层面，近两个月居民长贷连续高增预示商品房销售改善势头强劲，后续或面临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加码，但销售增速短期内快速下行的可能性有限。其次，政府债券融资及财政支出层面，专项债8-9月发行将再次提速，以及下半年广义财政支出的提速都有利于支撑企业现金流表现（预计下半年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区间在12.7%-15%，高于二季度的4.1%）。最后，货币政策虽有边际调整，表外融资可能再度面临收缩，但制造业与小微企业贷款依然是结构优化的重中之重，是中小企业改善现金流的重要渠道。额外考虑2021年一季度的低基数效应，M1同比或将持续温和回升，至2021年一季度達到高点，或达到9%附近。

华创证券总结称，7月金融数据结构依旧呈现出短缩长增的格局，宽信用质量进一步提升，但居民长贷的高增或引起政策关注。在货币政策“宽货币”→“宽信用”→“宽好信用”的精准导向诉求下，预计货币政策将继续严控资金套利以及信贷投向，同时注重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促进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和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合理增长，以实现稳企业保就业的目标。

但应注意到居民长贷新增规模连续两个月达到2020年的历史新高水平，新增信贷中居民长贷占比超过60%达到2017年以来的新高，意味着前期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可避免的刺激了房地产升温并导致了流动性地倾斜，预计调控政策还要进一步加码。
展望

民生证券表示，7月新增信贷不及预期，主要与临时性支持政策退出、银行主动压降贷款有关，贷款余额增速严格遵循了政策要求;债券融资和M2增长不及预期，主要与7月股市债市大幅波动有关，不具有持续性。对于未来的货币政策，民生证券预计，未来几个月，货币政策将继续围绕“保持定力+精准导向+跨周期”展开，降息概率大大降低，结构性支持更加明显，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权重重新提升。

展望下半年流动性格局，屈庆认为，决策层对经济预期较为乐观，央行货币政策基调由极度宽松转向适度宽松的背景下，未来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可能性已经明显下降;但考虑到经济复苏的斜率已经明显放缓，就业、消费、外贸等重点领域仍需结构性货币政策的进一步支持，货币政策显著收紧的概率同样较低。而外汇占款、财政收支、利率债供给等主要因素对下半年总量流动性的影响整体有限，下半年流动性环境将大概率维持现状，进一步放松或收紧的概率都不高，隔夜回购1.8%-2%，7天回购2.2%左右中枢震荡的格局或将延续更长时间。

这种流动性格局将对A股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国盛证券的研报显示，2020年一季度，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流动性大幅宽松，国内央行也跟随放松，利率以罕见的速度快速下行。但从5月开始，整体宏观流动性边际上有所收紧，3个月Shibor利率从1.40%上行119个bp至2.59%，6个月Shibor利率从1.49%上升122个BP至2.71%，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54%上行43个BP至2.97%。

宏观利率的边际上行，不禁引发市场的担忧，宏观流动性收紧是否意味着股市即将面临调整？但从5月以来市场的表现来看，A股并未受到宏观流动性边际变化的影响，市场整体继续向上，上证综指、沪深300、创业板指以及科创50指数分别上涨了15.7%、20.0%、35.1%以及29.7%。那么，为何2020年宏观流动性拐点并不重要呢？什么对市场的影响更为重要呢？

国盛证券表示，宏观流动性与股市流动性并不等同，前者主要是指货币政策的基调，反应到跟踪指标上就主要是指利率的变化，主要包括短期银行间的Shibor利率、长期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以及信用利差等。股市流动性则主要是指进入到A股市场的资金，其增量资金的来源渠道也较多，主要包括公募基金、海外资金、融资余额、个人投资者资金、保险资金、企业年金、养老金、银行理财资金等等。

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但宏观流动性的变化能否传导至股票市场，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变量——股市监管政策。监管政策的周期性是影响股票市场流动性的根本原因，也导致了宏观流动性和股票市场流动性的差异。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06年至2007年的牛市。2007年通胀持续上行，为抑制高通胀，整体宏观货币政策收紧，10年期国债利率持续且大幅的上行。但该期间股市监管政策較为宽松，证监会发布了《融资融券试点管理办法》，重启IPO，同时第二批银行系基金公司也正式成立，2007年个人投资者新增账户大幅增加，偏股型基金新发行规模也接近5000亿元，市场整体流动性充裕，并迎来一轮大牛市。

另外一个例子则是2013年下半年，整体宏观流动性偏紧，特别是2013年6月和12月分别发生了“钱荒”，银行间Shibor利率大幅飙升。但该期间A股市场的监管政策没有太大变化，仍然维持相对宽松的状态，2012-2014年期间，分别三次降低了股票交易费用，2014年年初又颁布了国九条、再融资放松等政策。因此，我们看到，虽然在6月“钱荒” 冲击下，市场出现了一轮急速的调整，但随后上证和创业板均大幅反弹。

类似的，2020年5月以来虽然宏观利率开始上行，但是市场整体监管政策较为放松，新《证券法》落地，科创板及注册制、创业板注册制、新三板精选层改革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制度极大完善，叠加再融资放松、并购重组放开、分拆上市、红筹回归等，使得微观市场流动性较为充足。

特别是基金发行规模大幅增加，截至2020年7月24日，偏股基金发行规模接近8000亿元，考虑到赎回，净增量也达到4000亿-5000亿元;其他资金包括外资、保险、杠杆资金等也在稳步增加，因此即使宏观流动性边际上有所收紧，但是在整体货币基调不变、A股监管方向不变的背景下，市场仍然继续上涨。

监管政策的周期性是影响股票市场流动性的根本原因，也导致了宏观流动性和股票市场流动性的差异。

因此，股市增量资金的来源渠道主要包括公募基金、海外资金、融资余额、个人投资者资金、保险资金、企业年金、养老金、银行理财资金等等。平时可以重点跟踪高频增量资金主要包括公募基金发行（日度）、北上资金（日度）（QFII更新频率也较低）、保险资金（月度）以及融资余额（日度），而且前三者已经成为近几年市场最为重要的增量。

首先，对于公募基金，2020年1月至7月，全部基金发行的规模已经超过2019年全年的体量，其中偏股基金发行规模达到8545亿元，偏股基金的发行占比也上升至53.2%，预计全年偏股基金发行规模有望超过万亿元;从单月的发行来看，2019年平均每月发行355亿元，而2020年以来，除了4月，单月发行规模均在1000亿元左右，而7月发行规模已经接近3000亿元。因此，2020年公募基金是市场上最大的增量资金，虽然宏观流动性从5月开始收紧，但并没有影响A股市场的微观流动性。

其次，海外资金同样值得关注，如果仅从陆股通渠道，即北上资金的净流入来看，2017年北上资金净流入1997亿元，2018年北上资金净流入2942亿元，2019年北上资金流入继续放量达到3517亿元，2020年1月至7月外资净流入约为1285亿元，预计2020年全年净流入在2000亿-3000亿元左右。

最后，保险资金和融资余额整体规模变化较为平稳，主要受到政策的影响。保险公司近三年的持仓规模基本维持在1.3万亿元左右（按照重仓股计算，数据偏小）。过去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股票+基金+股权）的监管比例上限是30%，2020年7月，银保监会超预期提升险资权益投资比例上限最高达15个百分点，保险资金未来还有较大的增量空间。融资余额自2015年以后，整体维持在万亿元规模左右，由于杠杆资金受到监管，杠杆资金的交易占比始终维持在低位，可以作为市场情绪的参考指标。

从A股市场大势来讲，国盛证券表示，宏观流动性整体的基调仍是偏宽松，在没有出现极端波动的情况下，宏观流动性并不是市场的主要矛盾，市场的每一次回调都是入场的好时点。从市场结构来讲，增量资金对风格的塑造至关重要，增量资金的边际变化是风格得以形成的直接推手。2020年以公募为代表的机构增量资金是主导，是大分化时代形成的重要驱动力，强化了消费、科技行情的趋势，未来这一趋势还将继续。

作者：王昱

就业的路径选择政策论文 篇2：

碳约束下我国出口贸易战略反思

内容摘要 进入21世纪，我国鼓励出口的对外贸易政策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既有国际因素的约束，也有国内因素的约束。出口作为拉动我国经济的重要动力，它所引致的内涵碳排成为增加我国碳排总量的重要因素。因此，亟待从节能减排视角，借助对我国出口商品内涵碳排状况的分析，重新思考我国谋求动态利益的进出口平衡的对外贸易战略。

关键词 内涵能源 内涵碳排 碳约束 出口商品结构 对外贸易战略

作者 1任荣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52）2宁学敏，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博士。（上海 20004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平衡互动机制及政策研究”（12BJL053）、上海市社科项目“能源约束下上海对外贸易结构调整路径选择研究”（2011BJL003）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从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制造席卷全球，出口这架马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强劲的动力之一。因为它的强劲，它的好用，我们一用就是10年，人们不愿轻易放弃，或者说已经缺乏寻找新动力的勇气。中国制造的辉煌毋庸置疑，但这个支柱也在不断遭遇新的挑战，加工贸易比重过大、外贸依存度过高，使得我国产品供给结构受国际需求和国际分工约束较大，经济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传统的价格优势正在被一点点蚕食，劳动力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使得国际投资纷纷转投新兴经济体。传统制造业的粗放型发展，对资源环境过度透支的恶果开始逐步显现。“中国制造”在传统的工业领域已经越来越不具竞争力。

最近国际媒体在大炒“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他们定义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指以数字化制造及新能源、新材料的应用为代表的一个崭新时代。这场新工业革命有两大特点：一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力快速下降，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越来越小。二是个性化、定制化的生产，要求生产者贴近消费者与消费市场。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断言，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来说有着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有人甚至预言，“中国崛起”有可能被第三次工业革命所终结。笔者认为，“中国崛起终结论”无外乎是传统“中国威胁论”的延伸。但第三次工业革命带给传统制造业的冲击是难以忽视的。我们坚持多年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在能源和环境的约束下已显现出弊端，无法为高增长的经济数据所掩饰。为此，笔者基于内涵碳排视角，试图探索出口贸易战略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我国内涵碳贸易现状与相关因素

由于能源产品具有商品与投入要素的双重性，经济活动的能源消耗最终全部附着于产品和服务，出口激增导致包含在商品中的内涵能源也大量输出。所谓内涵能源，是指产品上游加工、制造、运输等全过程所消耗的总能源。与内涵能源相关的能源消耗所引致的碳排放，即内涵碳排。内涵能源、内涵碳排实质是以消费为基础的碳排测算方式，它可以使消费者从产品整个生产周期中了解能源的消耗和碳的产生。而关于内涵能源、内涵碳排的测算，学者们尝试从不同角度探究，比较代表性的有基于投入产出的“自上而下”的计算方法和基于生命周期理论（LCA）的“自下而上”的计算方法。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基于投入产出的计算方法日臻完善，为国际学者所广泛接受。

笔者根据投入产出法进行的测算显示，2002、2005和2007年这三个时点我国出口商品中的内涵碳排分别为1.41亿吨、3.40亿吨和3.44亿吨，分别占当年我国碳排总量的14.3%、23.1%和19.8%。从出口商品流向分布看，在2002、2005和2007年，居我国商品出口市场前五位的国家（或地区）为美国、欧盟、中国香港、日本和东盟（2007年欧盟超过美国成为我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前五大出口市场占出口贸易总额的70%左右，覆盖了大多数部门。当然，对香港地区的出口主要不是提供本地消费，而是经香港销售到全世界。测算结果显示，我们对主要出口市场的出口份额与出口商品的内涵碳排份额十分接近。①

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在剔除发展速度的平衡增长后，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内涵碳排增长发生偏离？我们在结构分解（SDA）技术基础上，构建我国出口商品内涵碳排的投入产出偏差模型，进一步解析影响我国出口商品内涵碳排的因素。结果显示，出口规模效应对我国商品内涵碳排出口的超比例增加起到了正向拉动作用，这反映出我国出口规模的激增是造成我国碳排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技术效应对我国出口商品内涵碳排的减排，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2005～2007年，单位碳排效应对减排贡献度高达115.4%。这主要是由于能源效率利用率的提高，单位能耗的下降，燃煤工业锅炉（窑炉）改造工程、能量系统优化工程等十大重点节能工程的规划，大幅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可见，国家“十一五”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取得显著进展。尤其要指出的是，在不同时段中出口结构效应对总偏差的贡献度均不十分显著，反映出我国出口结构一定的不合理性。2005～2007年，出口结构效应由对减排的负效应转变为对减排的正效应，说明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贸易质量有所改善，但其对减排贡献率依然不高，进一步优化商品贸易结构应作为今后促进减排的重要途径。

我国出口贸易战略遭遇的能源和环境限制

（一）基于内涵能源的我国能源缺口

我国是商品出口大国及内涵能源净出口大国，若继续保持过去30年平均17.19%的出口增速，利用2005年投入产出数值关系②，可以估算出，2015年我国净出口内涵能源将达到37.8亿吨标准煤，2030年将达到408.4亿吨标准煤。而据国际能源署对我国能源产量的估计③，到2015年我国能源产量为33.5亿吨标准煤，2030年为42.29亿吨标准煤。净出口内涵能源将超过我国能源总产量的八倍！从世界能源生产供应看，未来20年，中国不可能从其他国家增加几倍、十几倍的能源进口。从我国能源利用技术看，也不具备跨越式发展的条件，直接从以煤、石油为主的能源消费进入以再生能源为主的可持续能源消费系统。因此，继续沿用“高出口、高能耗”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模式，既是不合理的，也是不能维持的。

（二）我国出口商品的内涵碳排与国际碳排分配空间缺口

2005年我国GDP总量为18.3万亿元，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为2.91吨/万元。我国经济正处于快速增长时期，按照相关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2020年我国GDP总量将达到51.9万亿元。如果维持目前的碳排强度，到2020年我国需要约151亿吨碳排放空间。

按照全球减排的主要推动者——欧盟倡导的减排目标，到2050年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550ppm，2020年全球碳排放必须控制在400亿吨。其中，我国能获得的最大分配额为104亿吨，占全球的26%，这也是目前分配方案中我国所能获得的最大份额。如果不采取措施，到2020年我国可能会面临47亿吨的碳排放缺口。进一步而言，如果维持目前的碳排放强度，即使2020年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到2050年我国的碳排放需求仍会高达550亿吨。届时全球排放必须控制在310亿吨，而我国所能获得的最大配额为80.6亿吨。即使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浓度目标提高到750ppm，我国配额也只有132.6亿吨，由此产生的417亿吨排放缺口十分惊人。

通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正处于“重工业化”发展阶段，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贸易发展的矛盾十分突出，“高能耗、高排放”的高碳经济特征十分显著。能源的有限性和环境的有容性，使得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我国传统工业经济体系的增长体现出不可持续性。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遏制全球气候变暖、削减碳排放量这一战略目标，对我国现行的“高碳”经济发展模式、贸易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尽管碳减排问题涉及国家利益、发展权利等一系列复杂敏感的问题，但从积极的角度看，它是全球经济在后危机时代新的经济刺激点，也将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注入新动力。我国未来的经济模式，应是基于化石能源高效清洁利用和开发可再生能源基础上的低碳经济。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出口商品产品种类繁多，每种产品背后所附带的产业链条和能源消费量都不尽相同。通过改善出口商品产品结构，减少出口商品中内涵能源和内涵碳排，将成为促进我国碳减排的重要途径。

出口商品结构视角下的节能减排措施

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以促进减排的潜力很大，如果将21个出口部门的加权平均完全碳排强度与当年的单位GDP碳排强度相比较，会发现我国出口部门的平均加权碳排强度呈逐年递减趋势，从1995年的1.0905降至2007的0.3818。与当期我国单位GDP碳排强度相比，出口部门的完全碳排强度要低于单位GDP碳排强度。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商品贸易与气候问题的跨国界属性，出口部门面临着国际国内双重压力。现在迫切需要了解中国出口贸易产品背后所附带的产业链条，认真分析出口贸易产品各个生产环节所负载的能源及其引致的碳排，对那些单位附加值低、能源消耗量高、碳排放量大的产品的出口，要从源头上长期不懈地进行抑制，并通过不断调整出口贸易政策，引导出口贸易产品结构向着高附加值、低能耗、环境友好型的方向过渡。

2007年我国出口商品的单位完全内涵碳排为0.3814吨/万元。根据各部门完全排放强度值与该值比较的结果，我们对21个出口部门进行分类，将CI（单位完全内涵碳排放）≤0.3814吨/万元的产业部门定义为绿色产业；参考《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对高能耗产业的划分，将CI≥0.3814吨/万元的产业部门进一步划分为棕色产业和黑色产业；④再根据不同部门碳排放强度特征，结合各部门的比较优势指数，试图对“十二五”及今后更长时期的出口贸易结构提出方向性的调整策略。（见表1）

表1 2007年21个出口部门

完全碳排放系数和比较优势指数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投入产出表》（2007），《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08）及联合国贸易统计网站http：//comtrade.un.org/db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1.第一类部门：绿色产业部门（CI≤0.3814吨/万元），包括第1个至第12个部门。具体来看，农业部门属于土地要素密集产业，虽然碳排强度最低，但我国土地资源有限，农产品相对缺乏竞争优势，RCA指数仅为0.61，目前出口规模也不大，可以适当鼓励出口，但无法作为主要出口产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其他制造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纺织业，这四个部门具有劳动密集的生产特征，对就业贡献大，出口也有相当规模，我国有较强竞争优势，应当积极鼓励出口。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与林木资源种植开采有密切联系，我国降低碳排的重要手段是增加国内森林面积，因此这个行业的生产和出口要适当控制，种大于采是生产规模的底线。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这两个部门有技术知识密集的特征，且出口规模大，说明其有一定国际竞争优势，应当积极鼓励扩大出口。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矿物采选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这三个部门均涉及能源资源矿产的开发利用，由于我国是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较低的国家，应当节制这方面产品的出口。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这个部门出口规模不大（年出口不到100亿美元），但产品种类复杂，要区别产品具体分析：纸类产品与林木资源消耗有密切关系，应控制出口量；笔类、球类产品等可以鼓励出口。

2.第二类部门：棕色产业部门（0.3814吨/万元≤CI<0.8033吨/万元），包括第13个至第19个行业部门。具体来看，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这三个部门出口规模巨大，且具有资本和技术知识密集的特点，有一定的产业关联和就业扩大效应，出口附加值较高，应当积极鼓励扩大出口。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金属制品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这四个部门一般具有能耗较高、污染风险较大的生产特征，应适当控制其生产出口规模。

3.第三类部门：黑色产业部门（CI≥0.8033吨/万元），包括第20个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第21个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这两个部门一般具有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特点，目前出口也有一定规模，应当结合国内淘汰过剩产能的政策措施，对其出口施以更严格的限制，以缓解国内能源矿产缺口压力和碳排压力。

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温室气体排放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日益明显，出口作为拉动我国经济的重要动力，它所引致的内涵碳排亦成为增加我国碳排总量的重要因素。虽然“十一五”期间，由于国家大力推行节能减排政策，出口商品的内涵碳排增幅显著下降，但由于我国当前已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世界加工厂”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决定我国现阶段必然是碳排放大国。而环境和气候问题与政治、社会、经济关系错综复杂纠结在一起，将使我国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越来越大的减排压力。各国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内政治考虑，进行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博弈，结果可能对我国出口产品施加更多碳排放限制，包括实行所谓的“碳关税”。因此，我国在降低碳排放方面应有更积极主动的态度和行动，较大幅度地调整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可使我国避免陷入被动和孤立局面，保持出口贸易平稳发展，并为实现2020年的碳减排目标做出重要贡献。

我国对外贸易战略及出口政策的反思

对外贸易结构是各国（地区）为优化国内资源配置，体现着贸易国参与国家分工和交换所进行的总体规划和决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国对外贸易战略的直接表现。世界银行按照对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轻重选择不同，将各国对外贸易战略分为两类：内向型贸易战略与外向型贸易战略，即所谓的进口替代战略与出口导向战略。通常，内向型战略对工业和贸易的奖励制度有偏向，重视内销的生产，轻视出口的生产；外向型战略的贸易和工业政策不歧视内销的生产或出口的生产，也不歧视购买本国商品或外国商品。世界银行还制定了判断这两种战略的四项指标：有效保护率，对诸如限额和进口许可证等直接控制手段的依赖性，对出口贸易奖励办法，汇率定值的程度。根据世界银行的考察，出口导向型战略的经济实绩明显高于进口替代性战略。

而我国现行的对外贸易战略到底属于哪一种，在学术界尚有争议。由于特定历史条件，从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国力薄弱，外汇储备很少，为了能够有更多的外汇购买成套设备，我们只能采取限制进口、奖励出口政策，出口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创汇。为此，198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特征是出口初级产品，进口成套机器设备和国内紧缺的物资（包括一些高档消费品），外贸对本国经济结构改善的作用有限。相比之下，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结构的改善起了较大作用。1987年，国务院决定在外贸系统实现“承包经营责任制”。1988年又改为以省、市、自治区、计划单列市为主的外贸承包经营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以1988年的出口计划为基数，确定出口收汇、上缴外汇和承保基数内中央定额补亏三项指标。1988年的改革还增加对外销售的鼓励：包括实行多元的按商品分类的外汇留成制度、全面的出口退税、鼓励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发展国家的出口商品基地、扩大出口信贷等。1991年后，我国外贸体制又有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主要是取消出口补贴，让外贸企业自负盈亏，并对进口体制进行大幅度改革，逐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到2001年底，我国平均关税率已降到15%。我国加入WTO后，遵守WTO规则，认真履行入世承诺，进出口贸易额大幅度增长，不仅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而且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而，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已经由进口替代型转变为出口导向型。

笔者不完全赞同此观点。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具有特殊性，存在一定的进口替代因素，大力鼓励出口的政策仍旧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政策。中国作为体量很大的发展中大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大国，对外贸易战略作为国家经济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能不受国内经济体制的制约。目前，我国经济的GDP情节、地方政府政绩、地方利益保护色彩很浓，国务院制定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往往走样，我国对外贸易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大打折扣。近十年来，我国进出口总额越滚越大，外汇储备越搞越大，但是我国对外贸易的质量不高，在某些领域出口越多，国家利益损失越大，稀土出口就是典型案例。此外，由于我国产业政策受到地方政绩的冲击，各地支柱产业雷同化严重，导致某些产业过剩加剧，国内消化不了，就将目标瞄向国外市场，这也是出口过多的原因。出口过多容易导致世界市场的价格下降，也容易招致别国的贸易壁垒和贸易报复，进一步造成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近年来，我国出口贸易不断受到外国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的困扰，如果再考虑到大量出口带来的环境成本损失和国家整体利益的流失，这种不惜成本和以牺牲国民福利为代价的出口贸易政策必须终结。

根据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向，结合国情，我国应当实行谋求动态利益的进出口平衡的对外贸易战略：第一，将贸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仅要考量企业利益，更要考量国家整体利益，对外贸易发展应当为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服务。第二，在经济成本核算时，不仅要核算企业的成本，还应当核算环境成本与社会成本。第三，在某阶段、某领域可以出口大于进口，也可以进口大于出口；但是，国家的战略目标应当是追求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第四，所谓动态利益，是指对外贸易应当以我国现有比较优势为基础，同时应当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内贸与外贸互动，不断开创新的比较优势，提高国际竞争力，争取大国贸易的优势地位。

注释：

①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投入产出表》（2002、2005和2007）、《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2003）、《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06、2008）及联合国贸易统计网站http：//comtrade.un.org/db有关数据计算而得。2002年数据源自陈迎等“中国外贸进出口商品中的内涵能源及其政策含义”一文，刊于《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

②由于国际能源署（IEA）相关文献中对能源的现值和预测值为2005、2015和2030年3个时点，因此本文利用2005年投入产出关系进行运算。

③数据来源：IEA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orld Energy Outlook 2007-China and India Insights。

④由于受到现有数据限制，无法详细划分出口子部门，我们目前的研究基本是方向性的，今后应进一步深入研究各部门内不同子部门的碳排特征。

编辑 李 梅

作者：任荣明 宁学敏

就业的路径选择政策论文 篇3：

打造提升幸福感的城镇化

最近一段时间，城镇化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经济发展政策之一。政策风向一出，市场普遍认为这是下一阶段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利好因素。各地政府对中央政策的动向尤其关注，浙江、山东、湖北、安徽等省都明确表示将现有小城镇撤镇设市，培育一批镇级市。另一方面， 在自然条件不那么“配合”的某些地区，如湖北十堰、甘肃兰州、陕西延安等地，地方政府更是推出了削山造城的宏伟蓝图和总值数千亿元的宏大投资计划。

受到如此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投资机会的刺激，投资者和资本市场都对中国下一阶段的城镇化憧憬十足。房地产板块首先躁动不安，随即带动水泥、钢材、原材料等板块，一时间也蓄势待发。一股轰轰烈烈的“城镇化”热潮逐渐席卷全国各地。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任似乎一夜之间都落到了“城镇化”的肩上。
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非原因。

既然城镇化是如此重要和宽泛的一个话题，人们似乎就必须对“城镇化”的概念进一步加深理解。在众多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是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城镇化。城镇化目标的选择和确立，对于城镇化的路径选择和推动进程，都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大城市的成本

毫无疑问，城镇和城镇化会带来很多重大的优势和直接的经济利益。随着城镇的发展，城镇的集聚效应导致社会分工更加精细，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和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 也会大大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推动技术革命和技能的升级换代。

西方众多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实创造出许多知名的大都市。以美国为例，随着科技进步和疆土扩张，美国创造出了一批以贸易、工业和科学创新为特色的城市带。从纽约到芝加哥，再到旧金山，城市的发展无疑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与此同时，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城市在交通拥堵、污染、社会资源匮乏方面的局限性也日益显现。

美国的洛杉矶市是全美人口总数排名第二大的城市。当地的光化学烟雾（SMOG）是和洛杉矶奥运会及影都好莱坞齐名的洛杉矶“特产”。根据美国肺病防治协会的统计，洛杉矶市是美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

造成如此严重污染的主要原因是交通拥堵。尽管市政当局不断通过增发债券的方式，进一步修建新的高速交通系统和维护提升现有的公路交通系统，洛杉矶仍然是全面通勤时间最长的城市。洛杉矶城区居民平均单程的通勤时间超过半个小时。通勤者在高速公路上堵车个把小时在洛杉矶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况了。

庞大的城市、拥挤的交通和高企的房价，导致很多中低收入者不得不住得越来越远，加入每天在高速路上的拥堵大军。众多通勤者有一种说法，“自己的房子不是用金钱买来的，而是用自己的生命买来的。”通勤者在漫长通勤途中，牺牲了自己的休息和健康，牺牲了继续学习的机会，牺牲了自己和家人团聚的时间，幸福感被挤压得粉碎。

等到2007年-2008年美国房地产泡沫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房价的大幅下跌再一次压垮了许多人拥有自己房屋的美国梦，导致很多洛杉矶市居民决定搬到其他能带来更高幸福感的地方。

和任何其他经济发展进程类似，城镇化过程必定会对不同社会阶层带来不同的成本和收益。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大城市的发展对广大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超级富豪的选择

值得关注的是，不只是中产阶级注意到城镇化对幸福感的影响，超级富豪们对超级城市也表达出自己不同的想法。

如果看一下排名靠前的发达国家的超级富豪，几乎没有一个生活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或是商业中心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住在美国西北沿海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郊区，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住在旧金山市的远郊，沃尔玛家族的继承人大多生活在美国南部的阿肯色州， 德国的零售大王卡尔·阿尔布雷希特还住在德国的乡间。

几年前，笔者曾应邀带领所任教的加州大学的MBA学生到美国内布拉斯加州首府奥马哈市，拜访全球投资者心目中的传奇人物沃伦·巴菲特。当时正值2月中，奥马哈市还是寒冬料峭，白雪皑皑，整座城市没有几座像样的高楼大厦，和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这些充满活力的美国大都市相比，简直像是两个世界。

很多同学在感受大师的投资精神和理念之外，都很感兴趣巴菲特先生这位在全球财富榜上名列前茅的超级富豪怎么会选择在奥马哈生活？巴菲特先生的解释很简单：“这是我成长的地方，城市的人民对我很友好，这里有我熟悉的社区，而且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和浮躁。对我来说，在奥马哈生活和在纽约或是旧金山生活，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与之相对应的是，身处发展中国家的超级富豪们，无论是墨西哥的斯里姆（Slim）、 巴西的巴蒂斯塔（Bastista），还是中国香港的李嘉诚，几乎无一例外都生活在超级城市里。

除了各地超级富豪们不同的兴趣和偏好，富豪们的选择也反映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的不同路径和不同阶段。发达国家的村镇， 无论在居住条件、居家购物还是教育文化方面，和大都市没有太大的差别。

美国的加州小镇Palo Alto， 坐落着鼎鼎大名的斯坦福大学。和大学相邻的是惠普、苹果、谷歌这样举世闻名的全球企业总部。马里兰州拥有200万人口的巴尔的摩市， 是全美最好的医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及其医院的发祥地。美国马萨诸塞州的Andover小镇，有着全面常青藤大学“升学率”最高的预科学校。笔者在美国加州生活的小镇，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鲍勃·迪伦和马友友这样世界级的艺术家的演出。

随着城镇的发展，乡镇越来越像城市，乡镇和城市的生活差距越来越小，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高收入者，对大城市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眷恋。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不断移居到郊区和乡镇，和他们一起到来的还有他们的消费能力、税收贡献、城市化的理念和生活方式，和对社会基础设施的要求。城市固然很难再变回乡村，乡村确确实实可以随着人口的迁移和变化，变得更像城镇。

城镇化是享受城市的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些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是通过居民迁离而非涌进大型城市实现的。随着现代化公路、铁路、轻轨体系的建立，乡镇和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小，距离也越来越近。一些原来的乡村地区，例如美国北卡罗来纳的“金三角”研究区域、得州的奥斯汀市，这些原本的小乡镇，都在过去几十年随着技术升级和人口迁移逐渐发展成为美国主要的城市带，也是美国最适宜居住的地区。

反观国内过去二三十年的城镇化，更像是一种逼出来的城镇化。农村家庭砸锅卖铁供养子女求学深造，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下一代能够不再生活在农村。农村在居住环境、基础设施、交通配套、医疗保健等方面，和城市都不可同日而语， 更不要说教育资源和文化生活了。

城乡之间如此巨大的反差， 有很多历史原因，而过去30年的政策，显然没有有效地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随着一些新的“超级大学”“超级中学”“超级医院”的出现，很多农村居民觉得城乡间的差异和二三十年前相比甚至更大了。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少数的几个大城市。过去几年，这些城市中竖立起了越来越多全球最高、最大、 最前卫的建筑，同时也帮助中国创造出了好几个全球最大的大都市。然而，就在新一轮的“造城”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人们感受更深的，是逐渐从身边逝去的幸福感。

污染、交通拥堵、高企的房价、对有限社会资源的激烈竞争，都让很多期待移民城市的人望而却步，令很多城市新移民无奈叹息，更令不少城市“原住民”甚至选择用脚投票，选择搬离自己出生和长大的城市市区，转而到郊区去生活。

不同的城镇化路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城镇化结果，也会带来不同的幸福感。笔者认为，要想保证城镇化过程能够帮助中国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换，切实给中国居民带来更高的幸福感，是不可能通过削更多的山，造更多的城，打造更多全球排名靠前的超级城市，或者更多行政级别更高的城市来实现的。

城镇化的进程，应该是让生活在乡镇的人民能够逐渐享受上城市的生活，把现在的乡镇，变得更像现在的城市。只有让乡村的居民能像城市居民一样能享受到城市生活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尊严和幸福感，才可达到我国希望通过城镇化进程最终实现强国富民的目的。
城镇化不能倒果为因

目前有一种想法，认为是城镇化的进程促成了某些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进而帮助某些发展中国家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这种观点以为，城镇化是和外贸出口和房地产一样充满魔法的支柱产业，可以只手擎天地推动经济发展。而只要对城镇化给予足够的政策配套和投资刺激，新一轮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就可以不期而至了。

应当指出，目前在很多发达国家里，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政府规划的推动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利用城镇化来推动GDP增长，可能是赋予了城镇化太高的期望。在如此高的期望之下，中央政府希望通过城镇化所达到的目标，有可能会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受到扭曲。

和外贸出口不同，以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增长模式，已经带来了许多始料不及的社会问题。在目前房地产行业调控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还要进一步以城镇化的名义进一步延续以往的经济增长模式，风险不可谓不大。

笔者认为，要想真正推动提升幸福感的城镇化，至少要大力推动三个方面的改革措施。

首先，应该加大村镇基础设施的提供。上世纪80年代去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很多都选择留在美国。其中一个原因， 是在那个时代独栋别墅、私家汽车、24小时热水这些在国内可望而不可即的生活条件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与此类似，很多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就义无反顾地选择留在城市，城乡间生活条件和社会资源的不平衡，负有很大的责任。

因此，更好地平衡城市和村镇之间、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在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就业发展等方面资源的分配，不但能推动村镇和二三线城市的发展，直接推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更有可能在社会资源更公平分配的前提下，化解一线城市房价高企不下的难题。

其次，重视公民对社区的塑造。城市的一大优势， 就是人才资源的集聚效应。正因为如此，中国城镇化下阶段的发展，也应该利用城镇的人才优势，让各个新建的社区可以反映当地居民的思想、理念和诉求。只有社区的多元化发展，才能促进新兴小型城市在某些细分领域展现出自己的竞争力，吸引同道之人一起加入到村镇的建设发展之中。

最后，城镇化不能脱离市场选择和主导的原则。历史上的城镇化，大多是依托自然条件的市场选择。不少国家曾有过另立新都或重造新城的尝试，但效果好像往往不尽如人意。时至今日，很多国家新建的首都，在各自的国家里仍然算不上最大的城市，更不用说在经济、教育、文化上对全国的影响了。经济运行有自己的规律，城市发展亦然。“大干快上”地造城，当然可以达到短期刺激经济的目的，但拔苗助长人为造城，有可能最后会适得其反。边际收益递减这一简单但重要的经济原理，无论在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 在外贸出口或是房地产开发行业， 在互联网技术和金融创新方面，都好像还不曾失过手。

总之，无论如何选择下一步中国城镇化的路径和进程，都应牢记，城镇化应该围绕提升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展开。毕竟，中国十亿多人民的幸福感，才是改革的最终目标。

作者：朱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