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分析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证券业的快速发展，相关问题也逐渐显现。“老鼠仓”就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一个特殊现象，它是由于资本市场的不成熟及相关制度的不完善而造成的，对资本市场具有相当大的危害。本文通过分析涂强等人“老鼠仓”非法交易一案，研究基金管理者利用资金、信息、持股上的优势，使用客户的资金，影响证券交易价，通过“老鼠仓”谋取自身利益，损害客户利益。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分析论文 篇1：

速读

2021年5月20日报道，美股收盘，三大股指全数收跌，道指跌0.48%，纳指跌0.03%， 标普500指数跌0.29%。美联储会议纪要暗示将讨论收紧货币政策，预计通胀水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区块链板块大幅下挫，比特矿业、比特数字跌超17%，嘉楠科技跌超12%。比特币一度暴跌30%， 逼近3万美元关口。有色金属、能源、航空板块走低，南方铜业跌超7%，雪佛龙跌近3%。科技股逆势走强，Facebook涨超1%， 应用材料、AMD涨超2%。

伪市值管理发酵 

监管风暴正在酝酿

《中国证券报》刊文，某微博大V爆料事件，将行走在灰暗地带的伪市值管理推到了聚光灯下。这场个人爆料吸引了亿万群众围观，更在市场上掀起惊涛骇浪，这恰恰反映了广大投资者对操纵市场等重大违法行为的深恶痛绝。在“零容忍”监管理念下，从严从快从重打击重大违法行为乃应有之义。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只是开始，一场监管风暴可能正在酝酿。而维护资本市场良好秩序，营造风清气正的市场环境，离不开市场参与各方的共同努力。操纵市场行为破坏了证券市场定价机制和竞争机制，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与内幕交易一道被视为证券市场两大“毒瘤”。新证券法列明了操纵市场的八种情形。此次微博大V爆料事件引爆市场舆论的核心，在于相关账户涉嫌以市值管理之名实施操纵市场等行为。市值管理的本意是为了价值管理，然而在一些市场主体眼中，以“市值管理”名义操纵股价却被视为行业“潜规则”，这显然违背了市值管理的初衷和本意。资本市场是一个多元共生的生态系统，投资者是维系整个生态运行的基石，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广大中小投资者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劣势，而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持股、资金、信息、技术优势实施操纵，更是放大了中小投资者的劣势。因此，对此类事件必须严查，一旦查实，则必须施以重拳，形成震慑，维护资本市场秩序。

从5月14日公开回应，到16日立案调查，此次监管部门反应不可谓不快，这正是“零容忍”的应有之义，也是对监管态度的一次宣示——不管披着什么“马甲”，只要实施了违法违规行为，触碰了红线、逾越了底线，必将遭到严惩。“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同时，维护资本市场良好秩序，营造风清气正的市场环境，也需要市场各方携起手来，归位尽责。因此，需建立更加完善的监管体系。首先，部分伪市值管理具有较强的迷惑性，应进一步厘清市值管理与市场操纵的边界，加大对伪市值管理的处罚力度。其次，应施加雷霆手段，持续提高违法违规成本，除让违法违规主体倾家荡产外，更要通过司法责任追究，让情节严重者锒铛入狱，从而更好发挥监管威慑力。此外，还可以通过建立激发内部人举报的机制，利用市场力量来打击伪市值管理，形成市场监督合力。需市场主体自觉树立“四个敬畏”意识。近年来，监管部门持续严打操纵市场行为，一批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恶性操纵市场案件得到严肃查处。上市公司应以此为戒，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防止成为个别股东从事违法违规行为的工具，同时加强信息披露管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市场机构和从业人员也应以此为戒，依法合规参与证券期货市场活动。还需加强对个人投资者教育。市场操纵的手法多样，方式隐蔽，变化多端。中小投资者保护自身财富、分享企业成长红利的根本之道在于分析基本面，关注企业前景，坚守价值投资，不跟风，不炒作。这次事件是一次很好的警示和教育，更是一次荡涤污浊、正本清源的契机。在舆论发酵过程中，努力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的共识进一步凝聚。可以相信，坐庄风气终将被摒弃，价值投资理念将更加深入人心。
三协会集体发声 

直击虚拟货币交易炒作

针对近期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抬头的情况，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支付清算协会5月18日联合发布公告，要求会员机构不得开展虚拟货币交易兑换以及其他相关金融业务，坚决抵制虚拟货币相关非法金融活动，不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账户和支付结算、宣传展示等服务，同时提示社会公众加强风险防范意识，不要参与虚拟货币相关交易炒作活动，谨防个人资金受损。2020年以来，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价格大幅波动，国内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气有所抬头。中国居民盲目跟风，通过境外交易所和场外交易商参与交易炒作，易产生较大损失。近年来，监管部门对虚拟货币领域的监管和整治从未停止。比如，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显示，从性质上看，比特币应当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與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2017年9月，在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框架下，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明确虚拟货币交易和代币发行融资平台涉嫌非法发行证券、非法集资，指导各地集中取缔173家平台，此后保持监管高压态势，累计清退38家境内新增平台。监管部门早已明确，任何为中国居民提供虚拟货币交易服务的个人或交易所均涉嫌开展非法金融活动。但不少个人或“交易所”仍铤而走险，提供虚拟货币交易服务。目前，中国明令禁止交易平台从事法币与虚拟货币的兑换业务、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提供定价和信息中介等服务，按现行监管规定这一要求对境外交易所和场外交易商同样适用。对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而言，监管部门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开展虚拟货币交易兑换及相关业务，不得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支付结算服务。

除提供渠道以外，为虚拟货币交易所或场外交易商提供引流、客户识别以及信息展示，也都存在法律风险。按照《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规定》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场外交易商的定义，业内人士表示，场外交易商类似于网贷机构，具有撮合功能，并且提供交易展示，其专门服务于身在境内但想要购买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投资者。“卖方在场外交易商发单，买方在此处进行购买。场外交易商的平台可能是网站，也可能是微信群、QQ群等。”

首批9单基础设施 

公募REITs获注册

5月17日，证监会官网公告准予9单基础设施公募REITs注册，这标志着首批基礎设施公募REITs产品试点工作又迈出重要一步，并将进入基金公开发售阶段。这9单基础设施公募REITs分别是：博时招商蛇口产业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平安广州交投广河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富国首创水务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中航首钢生物质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华安张江光大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浙商证券沪杭甬杭徽高速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东吴苏州工业园区产业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中金普洛斯仓储物流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红土创新盐田港仓储物流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对于基础设施公募REITs试点，深交所表示，这是资本市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风险、去杠杆、稳投资、补短板决策部署的有效政策工具，具有流动性较好、收益相对稳健、安全性较强等特点，对于盘活社会存量资产、降低宏观杠杆率、提升基础设施产业发展质效、丰富资本市场投融资品种等具有重要意义。上交所表示，当前环境下开展基础设施公募REITs试点，可有效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产，拓展基础设施权益融资渠道，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引导中长期资金参与资本市场，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样化的投资工具和产品。同时，基础设施公募REITs试点落地，将进一步推动创新中国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机制，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业内人士认为，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储备了相当可观的体量。同时，一些基础设施资产的收益稳定性非常高，非常适合做REITs。公募REITs业务潜在市场规模以万亿计。据统计，此次通过的9单项目底层资产涵盖了收费公路、污水处理、垃圾发电、产业园和仓储物流五大类主流基础设施项目类型，资产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江苏、浙江等重点区域。
一周9道“调控令”

抑制大宗商品过快涨势

根据上期所通知，5月18日交易（即5月17日晚夜盘）起，螺纹钢期货Rb2110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调整为成交金额的万分之二。除螺纹钢期货Rb2110合约外其他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调整为成交金额的万分之一。热轧卷板期货Hc2110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调整为成交金额的万分之二。除热轧卷板期货Hc2110合约外其他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调整为成交金额的万分之一。有色金属方面，5月18日交易（即5月17日晚夜盘）起，铜期货各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调整为成交金额的万分之一。铝期货各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调整为3元/手。镍期货各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调整为3元/手。贵金属方面，5月18日交易（即5月17日晚夜盘）起，白银期货除6月、12月合约以外其他月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调整为成交金额的万分之零点一。当白银期货除6月、12月合约以外的其他月合约进入交割月前第二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调整为成交金额的万分之零点五。同时，上期所还通知，自2021年5月18日（周二）收盘结算时起，螺纹钢、热轧卷板期货合约的交易保证金比例调整为10%，涨跌停板幅度调整为8%。郑商所通知，自2021年5月17日当晚夜盘交易时起，甲醇期货2109合约的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8元/手。自2021年5月18日起，硅铁期货2109合约的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9元/手。大商所通知，自2021年5月18日交易时（即5月17日夜盘交易小节时）起，对焦煤、焦炭期货品种1月、5月和9月合约的手续费标准进行调整。非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由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6调整为万分之0.7，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由万分之1.2调整为万分之1.4。从5月10日开始，上期所已发布三道降温通知;郑商所发布四道通知，涉及动力煤、玻璃、甲醇、尿素、纯碱、硅铁等期货;大商所已发布一则市场风险提示公告（提示市场防范焦煤、焦炭和铁矿石价格波动风险）和一道关于调整焦煤和焦炭品种相关合约手续费标准的通知。也就是说，仅一周之内，三大交易所已总计发布9道“调控令”。
通胀担忧成真 

全球央行抱团囤金

5月18日，国际金价一度突破1870美元/盎司，年初曾探至1670美元/盎司附近。在通胀不温不火的环境下，黄金难以被关注，但如今当通胀担忧真的攀升且可能威胁经济健康时，黄金终于真正崛起，被赋予对冲通胀的属性，这就好比在20世纪70年代原油危机引燃的通胀周期那样，不过，最终通胀前景如何仍有待观察。而亚洲部分地区疫情重新抬头以及中东紧张局势升级近期也助推了金价。除了通胀变量，影响金价未来走势的变量众多，最关键的就是ETF投资性需求、金饰需求、央行等大型机构购金的趋势。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2021年第一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95吨，同比下降23%，但环比增长20%。其中，匈牙利央行购金量最大，购入63吨黄金，三倍于其之前的黄金储备，抵消了土耳其（-31.5吨）的大量售出。该央行表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风险是此次购金决策的关键因素。目前，全球性政府债务激增，市场通胀担忧加剧，黄金作为避险资产和价值载体的重要性在凸显。此外，印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央行也分别持续增持黄金。印度央行2021年以来累计购买18吨黄金，黄金储备达688吨;波兰央行也宣布计划在未来几年内至少增加100吨黄金储备，并表示黄金在波兰外汇总储备中的占比应提升至20%，目前波兰黄金储备占其储备资产比例为8.35%。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分析论文 篇2：

基金“老鼠仓”对股市投资者利益的侵害

摘 要 随着我国证券业的快速发展，相关问题也逐渐显现。“老鼠仓”就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一个特殊现象，它是由于资本市场的不成熟及相关制度的不完善而造成的，对资本市场具有相当大的危害。本文通过分析涂强等人“老鼠仓”非法交易一案，研究基金管理者利用资金、信息、持股上的优势，使用客户的资金，影响证券交易价，通过“老鼠仓”谋取自身利益，损害客户利益。“老鼠仓”这种对基金利润的非法占有，影响股市波动的同时也影响着投资者的行为和决策，进一步影响其投资利益。

关键词 老鼠仓 股市 投资者 利益

一、引言

2010年9月，深圳两家基金公司三位基金经理涂强、刘海和韩刚因涉嫌“老鼠仓”交易被查处，并由证监会发布处罚通告。这是继唐建案、王黎敏案、张野案后，证监会查处的第二批基金经理违法违规案件，备受关注的基金“老鼠仓”案件以一个较为严厉的处罚结束。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证券法》，涂强和刘海所属违法行为，2010年7月29日，中国证监会发文《中国证监会市场处罚决定书》，针对景顺长城原基金经理涂强，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金并取消基金从业资格证，终身市场禁入；长城基金公司原基金经理刘海，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金并取消基金从业资格证，3年市场禁入。而长城基金原基金经理韩刚则因为所获利金额较大，情节严重，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被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面临五年牢狱。

针对此次事件，我们就“老鼠仓”对股票市场及投资者的影响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老鼠仓”对股票市场、投资者具有一定的影响;“老鼠仓”其对基金客户的利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侵害。

以下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对案例进行介绍,第三部分对相关制度进行介绍，第四部分利用已有资料进行理论分析，第五部分则针对本次“老鼠仓”事件进行分析，第六部分为研究结论，并进行总结。

二、“老鼠仓”事件简介

所谓“老鼠仓”，是指基金经理在使用公有资金买入、拉升某只股票之前，先用个人（机构负责人、操盘手及其亲属、关系户等）的资金在低位“建仓”（即买入该股票），或者明示、暗示他人建仓，待公有资金将股价拉升到高位后，个人仓位率先卖出获利，而公有资金则可能被套牢或者损失应得利益［1］。“老鼠仓”是一种特殊的内幕交易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具有比基金资金跑得更快、设老鼠仓能蚕食基金赢利、且账户大多很隐蔽等特点，所以被形象地称为基金“老鼠仓”。基金“老鼠仓”不仅在公募基金中存在，在私募基金中也滋生，但在公募基金中出现的情况较为普遍。

涂强，2006年9月18日担任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基金的基金经理，2009年3月11日又任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09年8月20日，被发现其“老鼠仓”行为。这期间涂强通过网络下单的方式，控制其亲属赵某、王某开立的两个同名证券账户从事股票交易，先于或与其管理的动力平衡基金等基金同步买入相关个股，涉及浦发银行、置信电气、海油工程等23支股票，三年间为赵某、王某账户非法获利37.95万元。

刘海，2008年8月27日担任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长城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经理起，至2009年8月21日其违法行为被发现，利用职位优势，操作妻子黄某开立的同名证券账户从事股票交易，先于刘海管理的债券基金买入并卖出相关个股，涉及鞍钢股份等3支股票，一年间为黄某账户非法获利13.47万元。

韩刚，2009年1月6日任长城基金公司长城久富基金经理以来，与他人共同操作其亲属开立的证券账户，先于或同步于韩刚所管理的债券基金买入并卖出相关个股，仅在2009年2月28日后的交易中获利达27.7万元，触犯刑法，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经证监会决定将其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三、有关“老鼠仓”管理制度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进一步将刑法第一百八十条修改为：“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

为严厉惩治老鼠仓犯罪，还增加了第四款：“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同时，在《基金法》第一章第四条中规定，从事证券投资基金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老鼠仓”是一种特殊的内幕交易，在利用内幕信息和内幕信息以外信息交易，影响股市的同时非法侵害广大投资者利益.以上的法律法规制度，首先针对内幕交易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其次，对制止和惩戒“老鼠仓”行为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四、文献综述

基金“老鼠仓”对资本市场危害很大。殷洁[2]（2007）认为基金“老鼠仓”涉及内幕交易行为，利用事先知道的买入卖出信息进行建仓交易；同时又是一种操纵市场、欺诈客户的行为，基金管理者利用资金、信息、持股上的优势，使用客户的资金，与关系户所建基金“老鼠仓”合谋买卖证券，影响证券交易价，这种利益是对基金利润的非法占有，同时损害客户利益。

（一）“老鼠仓”对股市的影响

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是新兴资本市场，相关制度和机制还不是很完善，股市发展也不是很稳定，这就导致“老鼠仓”这一我国资本市场特殊现象的出现。

何晓晴[3]（2001）分析指出，我国股市的不稳定是与“老鼠仓”这个特殊现象有关。券商和基金、上市公司及一些大客户都可以建“老鼠仓”。作者在文章中指出，通过有关有人士分析，在2000年深沪两市个股的日K线图中发现40%的个股存在“老鼠仓”交易行为。

庆正欣、朱琴华[4]（2006）认为我国相当一部分机构投资者是噪声交易者，他们合谋操纵股票价格，部分噪声交易者出于对价格下跌的恐惧而背弃共谋，抛售股票，演变为“老鼠仓”投资者，从而加剧的股票价格的波动：股票价格在一段疯长后立刻跳水，中小投资者被套牢。“老鼠仓”投资者加剧了股票价格波动的幅度和频率,增加金融风险,甚至会导致严重的金融危机和资本市场崩溃。

祝文峰、刘银凤[5]（2008）研究中发现“老鼠仓”的直接后果是基金经理套取基民基金，降低基金公司公信力，同时，长远影响着股民的投资信念，使其感觉股市是由部分拥有大资金的庄家来操控，大鱼吃小鱼，使“老鼠仓”发展为行业“潜规则”，严重扰乱我国证券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秩序。

（二）对市场投资者的影响

由于老鼠仓的存在，使得投资者接受股市正确的投资信息发生偏误，从而有碍其做出正确的决策，间接提高投资风险和成本，损害其利益。

周仁才［6］（2010）考察了“老鼠仓”交易对于价格信息含量的影响,以及“老鼠仓”交易对于市场冲击的动态变化情况。发现在多期做仓过程中,做仓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定价策略误导其他投资者,以掩盖其做仓目的；而其他普通投资者并不能因为交易次数的增加,更加准确地获取资产价值信息。因此，“老鼠仓”交易扭曲了市场机制,削弱了市场价格的价值发现功能,增加了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对投资者产生一种误导。

周仁才、吴冲锋［7］（2010）发现“老鼠仓”交易对市场的影响不仅在于使机构投资者主动偏离理性决策的行为，还加剧了资产价格波动,增加了普通投资者对于资产未来价值不确定的担心,导致投资者对于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出现偏差,这种误导会左右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周仁才、吴冲锋［8］（2010）通过对存在“老鼠仓”情况下市场各方投资、消费策略进行建模发现，做仓机构投资者偏好向“老鼠仓”消费的转移将导致其增加投资并减少消费，同时“老鼠仓”引发的资产价格变动将影响投资者对于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导致投资者之间对于资产收益率的信念产生不一致。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将提高均衡时市场的风险溢价。

五、案例分析

此次“老鼠仓”事件在被证监会调查后，详细的披露出涂强与刘海使用公募基金交易的同时让其关联账户紧随建仓的各笔交易情况。

2009年2月28日，《刑法修正案（七）》实施，这时候才对“老鼠仓”有了相关较为严格的法律约束。调查显示，韩刚的“老鼠仓”行为在《刑法修正案（七）》实施之后又发生了14次，而涂强为8次，刘海0次。由于在此期间，刘海并没有进行违法交易，故不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韩刚的行为触犯刑法，经证监会决定将其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并待刑事处罚后再作出取消其从业资格及市场禁入的决定，故暂时也不做为研究对象；主要以涂强为本次案例研究典型。

在2006年到2009年间，涂强操纵其亲属赵某、王某的同名账户进行网络交易，同时是两个账户股票交易获利的受益人，他使用景顺长城基金共买卖了23只股票，而在2009年2月28日《刑法修正案（七）》实施前两天开始到案发，共进行了9支股票交易。因此我们列出涂强2009年间所操纵的股票交易记录，如表1。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涂强操作的关联账户几乎与公募资金买卖股票的交易日期同步，进行了较为严重的老鼠仓交易行为，可以推测出其中存在着用非公开信息进行交易以及对股票的操纵行为。每一期关联账户个人买入股票日期都在公募基金交易后，而个人资金买入的股票则都在公募基金撤资前就已经提前卖出了。这其中关联账户及时的建仓，适时的清仓，从而获得由股票的差价带来的利益，反观基金机构的客户，他们则成为了利益的受损者。

“老鼠仓”通过受托管理的客户资金来承担更多的市场风险从而减少行为人的自身风险，意图利用机构即将用客户资金购买证券、期货的信息来抢先建仓、提早撤仓从中获利，主观上并没有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的目的。但是，公募基金投资规模相对股市的散户来说还是较大的，当其将资金注入股市，进行高买或低卖一系列行为时，这样的定价策略会给股市带来“虚幻”的股票价格信息，对各个中小投资者产生一定的误导。对中小投资者的预期利益带来了不确定性。

六、结论

通过对涂强一案的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基金“老鼠仓”会带给股市一定的冲击和动荡；

2.“老鼠仓”扭曲了市场机制，产生了信息不对称，从而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同时侵害了基金客户的利益。

通过研究涂强 “老鼠仓”案例，可见就当前看来，“老鼠仓”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均衡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对于基金经理的诱惑还很大，监管机制也不是很完善，由于涉及内幕交易和其他内部信息交易，很难凭借表象来判定“老鼠仓”的存在，根据股票k线图或基金公司对外发布的报表寻之无据，现阶段大部分基金“老鼠仓”的发现都是由于监管部门突击检查或者相关人员举报而得，所以，要想杜绝“老鼠仓”，还需要我国资本市场进一步的成熟和完善。

参考文献：

[1]谢识予.经济博弈论(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94-97.

[2]殷洁.论基金“老鼠仓”的防治.金融与经济.2007.11: 38-39.

[3]何晓晴.中国股市:猫鼠同宗.网际商务.2001.3:50-52.

[4]庆正欣,朱琴华.我国证券市场噪声交易问题分析.财贸研究.2006.3:84-88.

[5]祝文峰,刘银凤.证券投资基金“老鼠仓”问题研究.经济问题.2008.7:105.

[6]周仁才.存在“老鼠仓”时证券市场多期均衡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0.12:1639.

[7]周仁才,吴冲锋.存在“老鼠仓”交易时资产定价研究.管理工程学报.2010.2:103.

[8]周仁才,吴冲锋.存在“老鼠仓”时的投资、消费与风险溢价.管理科学学报.2010.7:60.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杨子娇 焦守滨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分析论文 篇3：

中国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及其完善

摘要：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在保障基金业的健康发展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信息披露有自愿性和强制性之分，强制性信息披露代表着立法的介入。就中国投资基金市场的现状而言，确立强制性信息披露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中国自一开始起即十分重视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设，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中国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依然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并寻求完善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新路径，是中国经济法学界面临的又一个课题。

关键词：投资基金；信息披露；证券执法

基金业的发达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存在的普遍现象。而在基金管理公司的出资股东大多是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上市公司的情况下，要有效地防范利益冲突、内部交易、关联交易、欺诈、操纵等行为，就必须加强投资基金业的信息披露，强化信息披露监管。信息披露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设定投资基金相关主体的信息披露义务以及赋予国家有关部门的信息披露监管权，以减小或消除投资者和基金管理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尽可能地防止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发生，充分发挥市场自发选择机制的功效。

一、建立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必要性

披露，英文为disclosure，又可译为“公开”、“公布”等。信息披露就是在有价证券的发行和流通市场上，为满足投资者进行恰当的投资判断，而对证券发行者的项目状况、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等信息进行公开的过程。

信息披露有自愿性信息披露和强制性信息披露之分。前者是由代理人自愿或与委托人谈判而选择的信息披露方式，包括披露的内容、披露的时间与披露的具体方法；后者是通过立法强制相关主体按法律规定的要求公开有关信息。然而，在证券市场上，信息披露到底采用自愿还是强制披露方式存有较大争议。有学者在研究强制性信息披露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关联关系后认为，证券业应采用自愿性信息披露。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在1964年《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管制》一文中，认为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对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没有明显的影响。本斯顿(George Benston)于1973年研究了美国强制性财务信息披露对二级证券市场的影响，同样得出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对股票价格没有明显影响的结论。后来有人(Easterbr00k＆Fischel)在1984年甚至主张，由于强制性信息披露在现实中根本无效因而没有存在的必要。LouisLoss于1988年认为强制信息披露无用，“公平披露”的目标也是不适当的。Grossman和Hart在1980年，Grossman和Milgram在1981年提出，如果披露是无成本的，公司就有激励自愿披露信息。但是在信息披露有成本的情况下，Jo－vanovic和Dye各自于1982年和1986年证明，只有业绩显著大于一定水平的公司才有动力披露真实信息。Romano在1996年认为，现行的信息披露管制政策已成为公司的束缚，应该允许公司自行选择所要披露的信息。她还认为应该给予公司选择管制体制的自由，使公司能在各州的法律或世界其他国家的法律框架中自由选择信息披露体制，这有助于消除一国法律的“管制垄断”。这样，公司就能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优的披露框架。Choi与Guzman在1996年也持有类似的观点。针对强制信息披露无效论，信息披露制度修正学派认为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是必要的。如福斯特(Foster)1980年认为，信息的自愿披露会导致外部效应，主要包括信息披露时间所导致的外部性和信息披露内容导致的外部性。格拉德斯通(Gladstone)1932年指出：“一切要做的就是披露，显露出来的欺诈是没有杀伤力的。”大法官布兰代斯(L.D.Brandies)则更形象地比喻“披露是医治社会的良药，就如太阳是最好的防腐剂，电灯是最有效的警察”。

客观地说，在自愿性信息披露和强制性信息披露之间的是非争论没有停止过。然而，正如波斯纳(R.A.Posner)在：1977年出版的《法律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当交易成本很低时，法律主张将资源所有权的分配留给市场决定，但当交易成本很高时，法律倾向于决定由政府干预这种分配。在证券信息的供给、披露和传递过程中，市场机制下的交易成本是很高的，因此，通过强制性信息披露，可以大大节约投资者的信息搜寻成本以及为达成合适的自愿披露契约而产生的成本。

在投资基金市场中，基金管理人在披露信息时，倾向于披露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而不愿将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准确、及时地披露。阿德麻蒂和普雷德勒(Admati＆Pfleiderer)2000年建立了一个模型来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进行研究，发现公司在选择最佳信息披露时是非连续的，存在信息价值的规模经济，当有利的信息精度超过一个临界点时才会予以披露，因为这样更有利于提升公司的价值。同时，该模型也揭示，政府对公司信息披露的适度监管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和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同理，为维护信息公平，提高信息效率，确保投资者的信心和利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必须也只有依靠监管力量才能促进信息的完全性和对称性，降低信息成本和减少信息失灵。因此，充分、及时的信息公开和运用，也就成了投资基金市场监管职能的贯彻以及建立高质量投资基金监管体系的前提。这样，通过政府对基金管理人制定信息披露的标准及方法是必要的，以此保证必要的信息能够及时、完整地予以披露，防止信息披露的延迟以及披露的过度频繁。事实证明，在世界各国基金行业的实践中，信息披露更多的是法律的强制性要求。对投资基金而言，信息披露的控制权掌握在基金管理人手中，信息披露水平是由基金管理人决定的。如果对于基金管理人而言最优的信息披露水平与基金投资人要求的信息披露水平是一致的，那么就无需外部约束来进行强制信息披露，否则强制信息披露就是必须的。笔者赞同这一观点，认为投资基金需要强制性信息披露，而且需要由立法来建立统一、有效的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

二、中国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形成

尽管中国投资基金业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有关信息披露的法律制度建设也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最早涉及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的文件，见于中国证监会1997年发布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准则第三号——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内容与格式》。1999年，中国证监会发布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准则第五号——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指引》(以下简称《指引》)，2000年又发布了《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指引的补充意见》。

2004年6月1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正式实施。该法以基本法的形式对投资基金披露的准则、内容、程序以及法律责任等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为了积极配合该法的实施，中国证监会当月连续发布了几个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的新规则，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4个《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编报规则》和4个《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一方面反映了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工作在整个配套法规体系中的重要性及监管机关对基金信息披露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表明经过几年实践的中国投资基金业将因此迈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同以往的信息披露相比，新规则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管理办法》将信息披露义务人限定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主体。这较以前的《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指引》规定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发行协调人、基金发起人、上市推荐人更加规范和科学，与实践中的做法相符合。信息披露义务主体的相对集中并对各项信息披露事项责任人的明确界定落实了信息披露责任，便于监管部门的监督和法律责任的追究，充分保障了全面、及时的信息披露，保护了基金投资者的利益。

第二，扩大了信息披露的媒介。《指引》将信息披露的媒介限定为证监会指定的全国性报刊，但实践中各基金管理人已经将在报纸上公告的信息也同时在公司网站上作了披露。随着网络科技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日益广泛而便利的使用，网站已成为人们了解基金信息的主要媒介之一。《管理办法》顺应了这种实践要求，而且将篇幅较长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基金半年度报告、基金年度报告披露在公司网站上，节约了基金运作成本，提高了信息披露效率。

第三，加强了信息披露的内容。根据《管理办法》第15条规定，开放式基金需至少每周公告一次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换句话说，开放式基金净申购和赎回情况可以缩短至每周跟踪。而在此以前，开放式基金的规模变化只能通过季度跟踪。由于开放式基金的管理绩效与其流动性管理关系较为密切，如果短期内发生了较大的申购和赎回，必然会较大程度地影响开放式基金的净值水平，从而直接影响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和回报率。通过这样的规定，更透明的基金申购赎回情况跟踪将有助于投资者更为理性地投资，同时也有助于规范基金投资策略的稳定性。在新的信息披露规则中，新增了季度报告的披露要求，用于替代以往的季度投资组合公告。除了格式要求接近于半年报和年报外，对披露的内容也要求大量增加。季度报告中15个工作日的披露迟延时限，更有助于基金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和有效地监督基金的投资运作与申购赎回。季度报告中还增加了基金的比较基准与同期净值增长率的比较，这样基金投资者便能更准确地评价基金的管理绩效，同时，也使基金管理公司能准确定位基金产品的投资风格和投资策略，在制度上规范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行为。除此之外，季度报告还要求披露基金管理团队、基金经理情况，要求披露总份额变动情况、总申购额和总赎回额，使基金的申购赎回运作更为公开透明。在季度报告、半年报和年报中要求披露持有人户数、持有人结构和份额变动情况，即期初和期末数量以及期间流量的变化。此前，以上内容都是各基金秘而不宣的，特别是在发行困难的情况下，一些基金为了追求短期的发行规模，基金的持有人机构化情况较为严重，基金规模的存量相当不稳定，有时会严重干扰投资者对基金的投资判断。《管理办法》还增加了临时披露的法定事项，如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开、提前终止基金合同、基金扩募、延长基金合同期限、转换基金运作方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开、提前终止基金合同、基金扩募、延长基金合同期限、转换基金运作方式等，这些明确的规定将日常实践中的做法加以法定化，便于操作。

第四、增加了信息披露法律责任的规定。为了保证《管理办法》的正确执行，该办法明确规定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不同违法事由下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规定了对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责任人可以援引《基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对于信息披露活动违反《管理办法》或者未建立健全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证监会有权责令改正，处以警告，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暂停或者取消基金从业资格。这不仅有利于监督信息披露法律规定的执行，而且在立法技术上符合法律规范的逻辑构成，将信息披露的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统一在一个规定中。为了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将违反信息披露的民事责任优先于行政责任及其他责任是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一个亮点。证券投资基金法第99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就是民事责任优先的体现，它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证券市场稳定发展和捍卫法律的权威。

三、中国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不足

尽管中国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在规范基金的信息披露、保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等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揭示这些问题、剖析这些问题是完善中国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认识论的前提。

首先，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时效性差。根据现行规定：基金的年度报告需在会计年度结束后90日内编制公布，半年度报告应当在前6个月结束后60日内编制完成，投资组合公告需在截止日后15个工作日内公告，这就使基金的信息披露存在很长的滞后期。即便如此，也很少有上市公司能做到这一点。如目前许多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在股东大会1～2天前甚至会后才见报的现象十分普遍，股东们如何能够有充分的时间认真研判公司财务状况业绩，并由此决定自己的投资行为，或者在股东大会上对报告进行“审议”呢?除此之外，诸如公司在发生董事长及管理人员调动等重大事件几个月后才见公告等信息披露不及时的现象也比比皆是。比如，深圳地区某公司原基金经理已经于2006年12月4日办理离职手续离开公司，而该公司没有及时披露相关信息，直至2007年1月19日监管部门追查时，才进行公告。

其次，基金风险披露和费用披露的规定不够健全。在基金投资中存在两种风险：一是基础金融工具的风险，如股票、债券、外汇等本身存在的风险；二是基金投资的风险。基金资产投资运作的风险收益均由投资者承担，当基金管理人从事高风险的投资时，如果失败，损失也主要由投资者承担。在投资者对基金风险毫不知情又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可能从事高风险的冒险性投机和违规活动，从而使基金投资者不能获得预期收益或承担过高的投资风险。因此，基金风险的披露对投资者决策至关重要。目前中国对基金的风险披露要求过于宽泛，而基金投资组合的风险对基金的业绩将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使基金投资者无法对不同基金的真实业绩进行有效比较。一方面潜在的基金投资者可能因风险信息的缺乏而退出基金市场；另一方面基金投资者因不能有效分辨基金管

理人的优劣而使基金资源无法有效配置，同时也可能使投资者面临不确定的风险而遭受损失。因此，中国应该强化基金风险披露标准及要求，对一些主要的风险指标采取量化披露或图表披露的方法，使投资者对基金的风险有比较客观的了解。

美国非常重视披露基金及基金运作人的有关成本和费用，包括交易费用和成本说明。在每一报告期内，依据相同的方法，计算出每一次投资的成本和业绩。从基金持有人角度看，基金的持有者希望支付最小数额的管理费用。这是因为费用直接冲减基金的资产，降低基金的净资产，相应减少基金持有人的投资回报。但基金的持有人无法有效地监督基金管理公司收取的管理费用是否与之提供的服务匹配。因为在现实中，投资者通常最关心的是基金的收益率、服务水平等信息。由于基金的收益率是扣除各种费用后的数据，所以投资者一般不会单独考虑费用的有关信息。投资者在有关资料中看到的基金收益率一般都是扣除各种费用后的数值，也就是说，收益率已经隐含了费用信息。正是利用这一信息的隐蔽性，很多基金管理公司肆无忌惮的多收或乱收服务费，导致基金投资者无辜承担了过高的不合理的费用。目前，中国对成本费用的信息披露仅仅局限于管理费、托管费、交易费、中介机构费，对证券投资基金的每一次投资的业绩成本、不同投资品种的成本收益等信息存在严重的信息披露不足。有鉴于此，要求基金管理公司尽可能地公开基金运作中各种成本费用的支出情况，这些费用同基金收益的相关性和匹配性的信息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对成本费用的信息进行充分披露，才能迫使基金管理人最大限度的降低运作成本。

再次，投资基金信息监管执法不严。制度并不是纸上谈兵，静态的制度规范只有在人们能动的活动中才会表现出生命力。在此意义上，制度本来应当包含其实现机制、实现路径和实现效率。在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运行中，如果执法不严，那么就不能期望有效遏制信息披露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达欧克等在研究1998年底已建有证券市场的103个国家或地区的情况后发现，发展中国家虽然80％设立了禁止内幕交易的法律，但只有23％的发展中国家有过起诉内幕交易的案例，内幕交易法律执行情况在发展中国家普遍不容乐观。达欧克等的结论表明发展中国家的证券市场因内幕交易执法不严融资成本平均上升了5％，这些国家的资信等级也因此而有所降低。相反，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在信息披露标准不高，但执行比较严格的国家，比如德国，反而出现了高质量的信息披露。一些学者甚至提出，对于俄罗斯、捷克等转轨国家的证券市场而言，严格执法相对于完善立法更重要。严格执法的目的是增强对市场主体行为的约束力，增加违法违规者的成本，使其因违法违规而获得的可能收益无法弥补其成本，从而使市场主体避免“不敢为、不能为、不愿为”违法违规行为。目前中国证券市场各类不规范行为，尤其是证券信息披露、信息传递和信息运用方面的不规范行为比较严重，已经成为阻碍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的“腐蚀剂”。虽然一些券商因违法违规而受到相关部门的调查，但真正受到惩处的却屈指可数。总之，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的有序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以法律和对法律的严格执行为保障。法律规定得越科学、越完整、越具体和越有操作性，执法越严，对违法行为纠正越及时，行业的发展就越健康。

四、完善中国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思考

分析中国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最终目的，在于为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寻求合理的方案。针对中国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考虑除弊革新。

(一)进一步完善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立法

基金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行业，基金品种日益增多，业务不断创新。相对而言，既有基金信息披露的规范总是变得滞后。因此，完善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立法是投资基金信息监管的永恒主题。从目前情况看，完善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立法，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第一，进一步强化中介机构在信息披露中的责任。除了规范基金管理公司的行为外，还要特别注意规范证券中介机构的行为。证券市场中介机构在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中有着独立审核、严格把关的外部监督作用，同时他们是收集、传递、存储、评价以及促进信息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在信息披露中有着及其重要的作用。中介机构在信息披露中应严格遵守职业道德、从业准则和市场规则，保证自身职业立场的独立、客观和公正。同时，应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中介机构提供虚假信息的机会成本，规范证券市场中介机构在信息披露中的行为。强化中介机构的责任对于提高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的质量，包括提高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合法性与时效性，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二，修改有关信息披露及时性的规定。鉴于目前的信息披露制度具有很强的时滞性，而证券市场瞬息万变，大部分投资人进行的是短线操作，具有很强的投机性，可以考虑将15个工作日改为3～5个工作日。第三，制定更为细致和严格的信息披露标准。除了考虑在国家立法中进一步细化信息披露标准外，还可考虑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由行业协会针对不同的信息制定专门、详尽、普遍适用的披露规则和标准。第四，投资基金立法中，要继续增加信息的可理解性。因为很多投资者(特别是个人投资者)的投资知识非常有限，面对过于专业化和繁琐化的语言，他们会一筹莫展，从而打击他们的投资热情。为此，披露的信息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同时也可以引入各种图表，以便投资者进行比较分析。第五，立法要注意参照和学习国际通用标准，与国际接轨。比如，美国的投资管理与研究协会(AIMR)所制定的业绩表现披露国际标准(Global Investment Performance Standards，AIMR－GIPS)已越来越多地为全球基金业所采用。AIMR－GIPS标准的披露原则为基金业绩表现的规范提供了模板，以通用准则对中国基金业绩披露进行规范将有利于加快中国基金业与国际基金业接轨的步伐。总之，只有进一步完善基金信息披露立法，才能解决目前基金信息披露中不清晰、不规范的状况，提高基金业信息披露的质量，使基金信息披露规范化、法治化。

(二)进一步发挥网络信息传递的积极作用

相对于传统媒体(如报刊等平面媒体及电台、电视台等)，网络参与证券信息传递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新生事物。由于其所具备的便捷性、实时性、经济性等特点，网络信息传递在证券信息传递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中国专门的财经证券类网站大量涌现。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甚至传统证券媒体也开始通过网络传递证券信息。2002年初证监会发布的《关于新股发行公司通过互联网进行公司推介的通知》要求必须进行网上路演和招股说明书的网上披露。几乎所有的证券公司都有自己的公司网址供投资者访问。而大部分专业证券类传统媒体，如《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等也都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网络域名，投资者可以通过访问这些传统媒体的网络获得或搜索证券信息。在网络证券信息传递方面，证监会也起到了良好的表率作用。2002年3月，中国证监会网站(hup：／／www.csrc.gov.cn)全面改版，各类证券监管方面的信息都能第一时间在网上披露。应该说证券信息传递已经成为互联网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之一。为此，中国必须从以下几方面改进网络证券信息的传递机制：第一，尽快对现行网络证券信息传递的法规进行修改补充，并制定具有前瞻性的网络证券信息传递规则；第二，尽快在证券监管机构中建立专门的网络信息监管部门；第三，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与运用非常迅速，所以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应及时更新技术，监管人员应不断更新知识和技术手段，同时应吸收更多的高水平网络技术人员充实监管队伍；第四，应进一步强化网络信息监管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国外先进的监管方法和手段，加强跨境证券信息监管合作。

(三)切实加强投资基金信息监管的执法力度

正如美国学者考特和尤伦所言，提高执法能力，使遭受拘捕、判罪和处罚的概率提高到与提高惩罚的严厉程度一样，对所有人包括一小撮最有可能犯罪的人都具有可置信的威慑效应。在美国，自2003年9月以来，SEC陆续对包括Bank of America、Strong Capital Management、Putnam Investment Man－agement、Massachusetts Financial Services等著名的资产管理公司或证券公司在内的20多家违规机构及这些机构的违规人员采取法律行动。制裁措施包括谴责、停止侵害、返还违法所得、罚款、暂停或终止资格、禁止从业等。SEC还提起一些民事诉讼或与州检察长一致采取法律行动。SEC采取行政诉讼时，被告常常要求和解，同意减轻处罚和以公开其违法事实为条件来节省开支并缩短审理时间。作为和解的条件，SEC一般要求被告同意公布其违法行为。和解结案，被告通常需支付巨额款项，如Massachu－setts Financial Service支付3.5亿美元、Bank of A－meHea支付3.75亿美元、Strong Capital Management支付1.4亿美元、Alliance Capital Management支付2.5亿美元。这些款项，一部分作为罚款，一部分用于补偿投资者损失。除采用前述措施外，SEC通常还要求违规公司聘请外部专业机构，提出加强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的措施。中国加强基金业执法力度势在必行。要提高基金信息监管机关的执法能力必须做到转变信息监管观念，切实提高信息监管执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加信息监管人力配备；提高信息监管人员执法水平；扩大监管执法权限；提高监管技术水平；加强各部门间的执法合作。

(四)加强对基金公司管理人员和基金投资者的教育

目前基金公司信息披露存在的种种不规范现象很大部分是由于基金公司的法人代表和有关经营者没有真正把自己看作是资产、资源的受托者，只是把自己看作是资产资源的主人，只注重自身利益的追求，没有真正树立起保护基金投资者的责任感和意识。基金公司董事长、董事、监事会成员应该加强有关证券和基金法规的学习，只有他们的法律意识提高了，公司自律才会加强，公司信息披露才会走上正轨。同时，要重视总会计师的作用。事实告诉我们，有些公司经营不善、投资失败、严重亏损都是与对总会计师的重视不够有关。除此之外，作为基金公司的管理人员，还应掌握有关国际、国内财务方面的知识。

相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个人投资者在基金信息运用方面受到许多客观和主观因素的限制，因而在信息运用方面会产生许多偏差。客观因素表现在：市场风险的承受力普遍较弱；缺乏足够的投资知识、技能和经验。主观因素表现在：过分自信、情绪变化、从众与迷信权威等。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投资者的行为会产生过度交易、羊群行为、反馈环等现象。为了保护投资者的信心和权益，为了维护基金市场的稳定，有必要通过适当的途径对投资者进行教育，提升他们的法制观念和投资素质。在基金投资者教育方面，除了投资者自身的学习之外，投资基金监管部门还可以组织基金监管派出机构、证券交易所、基金管理公司和媒体等部门对投资者提供公益性教育和培训。

作者：胡光志　方桂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