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犯罪经济分析论文

摘要:金融系统的职务犯罪者与法经济学假设的“理性人”基本吻合,将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应用于金融职务犯罪预防是可行的。通过对金融领域职务犯罪的成本——收益分析,发现金融职务犯罪的违法成本与预期收益明显失衡,从而导致金融职务犯罪猖獗。为此,加大金融职务犯罪的违法成本成为预防此类犯罪的关键,而提高违法成本则应提高公众的参与度,以提高查处几率。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证券犯罪经济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证券犯罪经济分析论文 篇1：

如何在金融扩张的全球资本时代控制高风险证券欺诈

摘 要：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下，作为熟悉讨论犯罪控制的一种手段来定位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全球资本。在全球框架内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生态系统，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总之，为了避免全球资本集中带来的未来的证券交易灾难，这些政策主张对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重新分配。

关键词：金融扩张 全球资本时代 控制高风险证券欺诈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在刑法识别和执行过程中，高风险的抢劫和证券欺诈行为流行，而刑法明显缺席于整个金融服务行业。毕竟，没有任何一个华尔街顶级银行家因为需要对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金融犯罪负责而被指控，更不用说，因为违反任何一项针对证券欺诈的刑事法律而被起诉或审判。在执法分类的另一方面，过去不少金融犯罪通过非犯罪化和放松管制被合法化。证券欺诈执法困境不能脱离互相依赖的资本积累或从一个进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分离开来。金融资本主义犯罪或资本主义控制犯罪仍将或多或少一如既往地凌驾于法律控告和犯罪控制之上。在流行的社会实践和全球政治经济策略配置下，世界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状态下的刑事制裁将不会被作为阻止高风险金融犯罪的战略。

一、证券法律未能遏制华尔街金融欺诈

为了应对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内部爆炸连锁效应带来的这些非凡的债务危机，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花了超过10万亿美元试图刺激经济。如果不阻止经济恐慌的话，廉价资金的浪潮已经成为支持或维持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削减失业，饥饿。然而，希腊不履行债务的前景制造了各种各样的恐慌，在世界各地的股市回荡，紧张不安的投资者出售股票，压低了几个主要股票市场的价值，包括在中国股票市场价值下降超过了20%。类似的熊市发生在其他股票市场，卖家转向更安全的政府债券，支付更少货币，增加了货币紧缩问题。关键是，尽管希腊和波多黎各代表借款的极端情况下，通常由政府和企业高借贷，也使全球重要经济体巴西，土耳其，意大利和中国陷入困境。

国家法律对证券欺诈的定罪停留于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矛盾力量的平衡。例如，同样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利益和行为都是非法而且高利润的，于是众多金融交易导致华尔街崩溃；资本主义国家发现自己左右为难，既得惩罚这些犯罪行为，又得替这些犯罪行为找借口。在最近的金融内部爆炸中，这些矛盾通过选择性的民事法律和监管法律而非刑事法律执行进行调和。例如，在一个庭前调解的民事案件中，摩根大通被罚款130亿美元，以了结州和联邦对它进行的证券欺诈的起诉。同样，其他5个美国主要银行同意支付250亿美元来解决欺诈和违法的抵押贷款索赔而不是面对刑事或民事诉讼。

众所周知，刑法没有应用在管理金融机构的有权有势的人身上，在社会与文化上这些人拒绝承担危机，相应缺乏道德责任。四个风格的法律或政府社会控制：（1）刑法，（2）补偿，（3）治疗，（4）和解。治疗模式渴望替越轨违反者实现正常，而其他所有模式几乎都适用于证券欺诈。华尔街的抢劫和联邦监管勾结，有多种表达方式或重叠的补偿实践（例如，在没有国家的援助下受害人采取主动充当原告）和和解（如，对不道德行为国家采取主动达成一项决议避免民事诉讼）控制。

二、证券欺诈行为与国家法律控制的功效

那么目前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华尔街的证券欺诈行为呢？为了减少金融威胁，另外协助金融市场的生产力稳定，决策者、政客和实施者利用了大量的经济和法律策略。

这里有一些与非刑事执行的有趣的统计数据和发现。对犯罪行为涉及到华尔街的银行卡特尔（联合企业），这些案例中大约98%通过民事解决，调查对象既不承认也不否认非法行为，支付象征性的罚款，代表一部分是非法收益，并承诺清理他们未来的商业交易。这些案件处理每年达650到700件（出处同上），没有阻止银行诈骗，他们也明显禁止数以百万计的金融受害者提起集体诉讼。最后，因为这些处理不需要向法官提交同意意见，否则这会揭示出协议达成的事实；基本上美国地区的法官无法确定该判断是否公平、合理，或适当的，最重要的是，是否处理和维护了公共利益。从众多的优越地位来看，国家对合法权利的社会控制全套体系，如果有的话，测量到政治和经济权力被掌握在那些经济上受人尊敬的罪犯手中，与自由市场的主导意识形态面对面，他们努力控制自己的货币交易。

按照传统犯罪学和社会法律圈的悠久传统，没有法律控制或社会控制是造成各种各样犯罪的原因。一个多世纪以来，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使用社会控制的概念来解释在组织，社区，公共空间，面对面的接触人的行为；而我们的目的是要信任各种金融关系。特别是在处理金钱交易时，这意味着必须信任规则和信任其他的人几乎不知道会坚持规则。因此，市场交易总是必须从人际关系上分离金融交易，将这些合法的交易约定形式化成规则和条例。不幸的是，这些社会或犯罪控制的法律关系很少与发展政治经济的结构需要分离开来。反过来，没有刑事或刑法控制，高风险证券欺诈常常紧随其后。这种缺乏刑事或刑法控制也是对华尔街抢劫和联邦监管勾结的刑事、民事或自我控制方法的备选范例的部分基本原理。

金融内部爆炸发生后不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借机很方便地消除了一些从1993年到2008年间的9000项不当行为或事务调查。也存在一些案例，包括一些引人注目的公司，从未结束全面的刑事调查。因为被称为行为不端的律师妨碍司法公正，不仅身陷于政府监管和高风险的银行之间的人事旋转门现象，也被描述为患有华尔街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一种情况下投资者和监管者非常类似，他们不仅对基金经理持有温暖模糊感情，也发现自己是华尔街的人质，在华尔街他们对人质劫持者反复做出新鲜资金承诺会提供最新的基金。

目的比所使用的手段更重要。在华尔街崩溃之后，国家从来没有意图定罪，对大型金融机构犯罪行为规范化就是证明，例如2009年5月20日，奥巴马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的《欺诈执法和复苏法案》不能执行和实现。这项法律旨在改善执行抵押贷款欺诈、证券和商品欺诈、金融机构欺诈，和其他欺诈行为相关的联邦援助和救济程序，为了在这些欺诈中使基金复苏，和其他目的。关于分别成立于2009年和2011年的两个欺诈执法小组，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专门讨论華尔街的证券金融机构欺诈行为不是一个刑事调查，更不用说被具体化为刑事起诉或刑事定罪。但进一步探讨，然而在欺诈食物链下端，司法部忙于逮捕和起诉“低级”抵押诈骗犯，导致1517起刑事逮捕和525起起诉。

三、高风险证券欺诈不被当作刑事犯罪

到2015年底，华尔街崩溃大约七年后，任何主要金融机构的高管们没有因为任何类型的证券欺诈受到刑事指控，起诉或监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80年代的储蓄和贷款丑闻，政府特殊任务部队向检察官提交了1100个案例，导致800多名银行官员去监狱服刑。与之形成对比，一些批评人士认为，政府一直缺乏决心集体追究这些罪犯的罪行。其他評论家认为政府集体不追究这些犯罪者刑事责任解决取得了成功。这些说法都得到了可用证据的检验。

自从华尔街崩溃之后，对证券欺诈不追究正是华尔街的经济精英和小布什以及奥巴马政府的政治精英也是来在美国大多数参议院和众议院期望的结果。零刑事诉讼的结果既不是偶然，也不是阴谋，但主要由共识或勾结造成的。甚至在经济危机之前，齐心协力不起诉2003年已经开始的大时代金融欺诈；这是对在新世纪初期过分起诉一些美国的公司诈骗分子的一个反应。不定罪运动发展势头在2005-06年达到顶峰，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对亚瑟安德森的刑事欺诈指控，不认为他帮助设计了安然公司的会计记录。

从那时起，不再采取策略来更好地控制这些金融犯罪，而是发展策略控制金融系统损害华尔街投资者的信心。这种不控制金融欺诈的非刑事策略的结果导致：（1）在政府和解的努力下，主要在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司法部间，恢复这些制度化实践而不是改变他们，（2）由私人投资者个人或企业补偿性努力，寻求赔偿他们的损失。就这些和解的努力而言，在加强华尔街的照常营业关系上这些都是相当成功的。不幸的是，就是这些结构性市场关系，正处于美国和世界面对的金融证券危机的核心。就补偿的努力而言，其中包括数十个成功案例，针对每个主要的华尔街投资公司证券欺诈，在企业罚款和支付达数千亿美元。然而无论哪种方式，这些华尔街在经济上受人尊敬的罪犯一直处于刑事诉讼管辖以及其可能代表的威慑价值范围之外。

四、一个新兴的模式和金融变革的宣言

财富集中加强投机买卖的产生和私有化，紧缩，资产证券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所有加剧经济不平等和阶级停滞，使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退化。贫富差距扩大和经济发展不平衡也加剧社会和政治力量的不对称。这一切使权势者未来犯罪与今天相比越来越不受束缚。基于重组金融市场以及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以下推荐的替代政策鼓励金融资本远离投机性投资，投机性投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短期内丰富和扩大资本，向长期大规模的公共和私人投资，一般在诸如共享的商品和服务，基础设施发展，以及绿色经济。

此外，这种新型模式是建立在改变现有的所有权系统，使财富和工作民主化，和从头开始构建社区维持经济体，包括合作社和新旧形式的员工持股计划，目前涉及在美国经济的各个部门约1050万人。新形式的所有权很重要，而且他们开始提供新的长期愿景的线索，一组关于民主化的想法，如果他们变得普遍，被接纳，精确，和广泛的理解—形成基础，可能把人们聚集在一起，来挑战主流霸权意识形态和建立民主化的经济新视野和新系统的基础。金融资本的物质扩张是金融资本最大化的唯一目的，而不是为了扩大可持续材料经济体，出于多种原因，对全球福祉适得其反，最重要的是，前者往往会危害地球环境，同时，它在全球扩大影响。以类似的方式，另一种监管制度解决或鼓励禁止在热情友好的的环境中投机。政策调整具体表现在以下六方面：（一）把大不能倒的银行解散或变成公用事业；

（二）禁止信用违约互换的投机使用；（三）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豁免证券交易、保险业务和房地产交易；（四）制定金融交易税阻止过度交易和风险；（五）对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纳税，并以相同的税率执行利息收益；（六）建立独立的审计和公司财务的评级系统。为了避免全球资本集中带来的未来的证券交易灾难，这些政策主张对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重新分配。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七版），蒋兆康译.法律出版社，2012.

[2][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第六版），史晋川、董雪兵等译.格致出版社，2012.

[3][美]斯蒂文·萨维尔（StevenShavell）：《法律经济分析的基础理论》，赵海怡、史册、宁静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4]熊秉元：《正义的成本：当法律遇上经济学》，东方出版社，2014.

[5]张海燕.“进步”抑或“倒退”：美国民事起诉标准的最新事件及启示[J].法学家，2011.

作者：曾丹 黄明儒

证券犯罪经济分析论文 篇2：

法经济学视野中的金融职务犯罪预防

摘 要:金融系统的职务犯罪者与法经济学假设的“理性人”基本吻合,将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应用于金融职务犯罪预防是可行的。通过对金融领域职务犯罪的成本——收益分析,发现金融职务犯罪的违法成本与预期收益明显失衡,从而导致金融职务犯罪猖獗。为此,加大金融职务犯罪的违法成本成为预防此类犯罪的关键,而提高违法成本则应提高公众的参与度,以提高查处几率。

关键词:法经济学;金融职务犯罪;成本收益

一、引言

金融问题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为了保证金融改革的顺利进行,化解金融风险,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中央金融工委、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检察、金融机构切实采取措施,共同做好预防和打击金融系统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工作。要有效地预防金融领域职务犯罪,必须深挖金融职务犯罪猖獗的关键原因。法经济学的发展为揭示金融领域职务犯罪猖獗的关键原因提供了可能,只是鲜有学者将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应用于此方面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用法经济学理论分析了金融职务犯罪预防,揭示了金融职务犯罪猖獗的关键原因,也提出了具体的预防策略。

二、法经济学理论分析金融职务犯罪预防

法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是理性的经济人。该理论认为,人是理性的,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是人的本能要求。行为人在做出违法与守法的选择时能进行理性的判断,即通过比较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的成本与收益,从中选择净收益大的行动方案。用波斯纳的话说就是:“人是理性最大化者(Rational Maximizer)”。[1]理性是解释人类行为的重要因素,是经济人假设的核心构成,是行为人实现自利的途径。在经济学中理性是指每个经济主体都能遵循趋利避害原则,通过成本——收益的边际分析,经过深思熟虑后对其面临的所有机会和手段进行最优选择。其含义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人的自利性假设,认为人具有与动物一样的求生本能,由于人的物质欲望大大超出稀缺资源所能满足的程度,于是发生了与达尔文进化论提出的“物竞天择”类似的社会竞争规律;二是极大化原则,主张在理想状态下,经济人总能充分利用其无界的智力资源,经过精确的计算,使他们的选择在理性的时候停止下来;三是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存在一致性。[2]

法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优点可以使我们不再停留于描述性分析或定性分析。是实现了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的飞跃,但必须承认,人类的行为并非总是理性的。心理学实验充分证明,情绪化行为、冲动行为、从众行为等非理性行为普遍存在。换言之,法经济学理论不是万能的,不少犯罪现象也难以用该理论进行解释。对于突发性犯罪,由于不存在策划的时间,罪犯实际上想的会不像法经济学模式所推测的那样。当犯罪者未受过教育或不为金钱收益而犯罪时,也难以用法经济学原理解释。

笔者看来,就金融职务犯罪而言,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是可行的。首先,金融职务犯罪的犯罪主体与法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基本吻合。法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是有一定的认识能力、信息处理和计算能力的精明人,而金融职务犯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领导干部或金融从业人员,属于高智商的人。其次,金融职务犯罪的发生过程与法经济学假定的人的思维过程基本相符。法经济学假设行为人在行为前,会通过比较各种行动方案可能的成本与收益,从中选择净收益大的行动方案。金融职务犯罪绝大多数是有预谋的故意犯罪,犯罪前行为人有一个利弊权衡的过程,这与法经济学理论的假设一致。最后,法经济学中的“理性人”与法律中的“合理人”不存在必然冲突。法律作为一种人为的理性,其通过反映一定时期一定社会环境下的基本价值判断和基本社会规范来构建法律关系中的标准人——“合理人”。“合理人”作为法律拟制出来的一个假想人,是理想化、标准化的拟制人。这点和“经济人”一样,均被抽象化。“一个人要是合理的,必须是理性的。”合理往往包含了理性。[3]总之,金融职务犯罪人的特点、金融职务犯罪的生成过程与法经济学的理论假设是相似的,说明将法经济学理论适用于职务犯罪预防是可行的、有效的。

三、金融职务犯罪的成本收益分析

法经济学认为,人们在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判断和选择时,特别是站在合法(守法)与违法的边界线上选择违法还是守法时,起关键性作用的往往是违法成本。通常的情况是:违法成本低,人们会选择违法;违法成本高,人们会选择不违法。而基于对投入产出的判断,当违法成本低于所得到的利益时,绝大多数人会选择违法;当违法成本等于所得到的利益时,绝大多数人会有一种侥幸心理,就是希望自己的违法行为不被发现或不被查处;当违法行为的成本高于违法所得到的利益时,绝大多数人才可能选择不违法或守法。这就是违法可能性及其成本间的“反比例关系”。[4]具体而言,犯罪的违法成本包括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显性成本是指进行犯罪所支出的费用。隐性成本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进行犯罪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而产生的机会成本;二是行为人可能承担受到刑事制裁所带来的成本。

就金融系统的职务犯罪而言,犯罪的收益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可以获得的物质财富,如贪污可以将一定的共公财物据为己有,受贿可以从行贿人那里得到一定的财物或财产性利益。金融职务犯罪的显性成本几乎等于零,因为金融职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职权或职务便利进行犯罪活动,几乎不需要支出额外的费用。而隐性成本中,机会成本也近似于零,因为金融职务犯罪大多是在工作之中实施的,基本上不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这样一来,金融职务犯罪的成本就只有可能受到刑事制裁所带来的成本。由此可知,金融职务犯罪最大的成本在于可能因受到刑事处罚带来的潜在成本。

可能受刑事处罚带来的潜在成本有两个维度:一是与犯罪对应的刑罚的严厉程度;二是实施犯罪后被追究的风险大小。对于前者,如果单纯从法经济学的角度看,刑罚越重,成本越高,但由于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人道性要求,不可能配以过重的刑罚。笔者认为,对犯罪配置的刑罚量所形成的成本应略大于犯罪所得的收益,才能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否则收效甚微。目前,我国刑法对金融职务犯罪的配刑不存在问题,立法者比较亲睐通过重刑来威慑犯罪,金融职务犯罪配刑一般较重,在贪污贿赂犯罪中甚至有死刑。2009年2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还提高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简言之,金融职务犯罪潜在成本的第一个维度并不存在问题。

对于潜在成本的第二个难度——被查处的风险大小而,从金融职务犯罪的特点来看,金融职务犯罪的犯罪黑数 较大。首先,金融职务犯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属于智商较高的精明人,对职务范围内的情况熟悉,深知金融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中的漏洞,反侦查的能力较强。其次,诸如受贿之类的金融职务犯罪,是双方当事人之间不留痕迹的私下交易,本身就很难查证,且一般不以公民个人利益为侵害对象,不容易与他人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故不容易被察觉或揭露。再次,金融职务犯罪手段日益多样化,更具有隐蔽性,有的甚至利用计算机等高科技手段作案,使得被发现的风险很小。最后,我国是讲究人际关系的社会,而金融职务犯罪者大多是领导干部,社会活动能力比较强,他们与司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的某些工作人员有着一定的联系,使得他们逃脱处罚的几率较大。从实际情况来看,金融职务犯罪的被查处几率不太高,真正进入司法程序的职务犯罪并不多。由于金融职务犯罪的被查处几率较低,使得潜在的成本较低,最终导致成本与收益严重失衡,从而形成金融职务犯罪屡禁不止的局面。

四、金融系统的职务犯罪预防的对策建议

犯罪学的研究表明,一些犯罪人既不是缺乏道德判断,也未丧失道德情感,更不是没有法律意识,或不惧怕刑罚。相反,他们明知自己的行为是犯罪,也担心受到刑事处罚,但受利益驱动和侥幸心理的诱惑,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金融领域的职务犯罪者就是这样一类犯罪人,上面的分析表明,金融领域职务犯罪的根源在于查处几率较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较小。因此,预防金融领域职务犯罪的关键在于加大查处的几率,压缩犯罪者侥幸心理的空间,将应然的潜在成本转化为实然的潜在成本,从而改变金融领域职务犯罪成本与收益失衡的现状。正如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所言:“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5]

如何提高金融领域的职务犯罪的查处几率呢?《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3条要求,各缔约国均应根据本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适当措施,推动公共部门以外的个人和团体,例如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等,积极参与预防和打击腐败,并提高公众对腐败的存在、根源、严重性及其所构成的威胁的认识。尽管金融领域职务犯罪的预防离不开司法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的严肃查处,但是司法机关和纪检监察部门的努力是有限的,必须发动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实践表明,社会群众的检举揭发是金融领域查处职务犯罪线索最主要的来源。

要提高群众的参与度,突出社会监督,应着力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确保公众参与的可能性。群众参与监督、进行检举揭发要以知情权的实现为前提,如果公务活动都秘密进行,公众无法了解相关信息,就不可能参与监督。因此,需要真正落实事务公开制度、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制度、民主决策制度等各种信息公开制度。第二,保证公众参与的有效性。由于担心查处不力、劳而无功,使得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为此,必须制定一系保证检举揭发的信息能够得到充分重视的制度,比如可以引入媒体对检举揭发查处情况的监督、信息反馈制度,从而消除群众的疑虑,恢复公众参与的信心。第三,提供畅通便利的监督举报渠道。目前为止,参与职务犯罪预防仍未建立方便畅通的渠道。第四,消除公众参与监督的后顾之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3条规定,各缔约国均应考虑在本国法律制度中纳入适当措施,对举报人提供保护,使其不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待遇。目前,国内很多省市制定了预防职务工作条例,但其中对举报人、检举人、揭发人的保护缺乏行之有效的措施,提高对举报人、检举揭发人的保护是提高群众参与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波斯纳著;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第四版)(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2]卢现祥,朱巧玲.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周林彬.法律经济学:中国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游劝荣.法治成本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5][意]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作者：魏汉涛　李万业

证券犯罪经济分析论文 篇3：

证监会出重拳 痛击内幕交易和“老鼠仓”

近年来，在中纪委、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司法机关的大力支持下，中国证监会在打击和防控内幕交易及“老鼠仓”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形成了有力的震慑效应，执法成效不断彰显。

高度隐蔽 危害巨大

简单来讲，内幕交易主要是指获取上市公司相关重大信息的人，在该消息公开前，买卖相关股票，或者泄露该消息，或者建议他人进行相关交易的行为。“老鼠仓”主要是指相关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基金公司等机构投资者的未公开投资信息抢先进行的交易，法律上称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这两种违法行为突出表现的共同特征是隐蔽性强：一是违法分子所利用的内幕信息和未公开信息都是处于保密状态的信息，被非法利用过程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二是违法分子通常采用非实名交易账户、多环节调配资金、多渠道传递信息等方式作案，违法手段隐蔽性较强，发现困难。

内幕交易和“老鼠仓”，严重破坏资本市场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从根本上侵蚀市场健康运行的基础，严重损害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是影响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毒瘤。在我国“新兴+转轨”的资本市场，这两种违法行为加剧了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助长市场上打探消息、迷信流言、投机炒作的不良风气，破坏了资本市场公信力和投资者信心，影响资本市场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功能的发挥。从公开查处的案例看，内幕交易和“老鼠仓”还滋生腐败，一些党政官员、国有企业领导人利用职务便利从事这两种违法犯罪活动，败坏了社会风气。

市场“毒瘤” 全球喊打

内幕交易对证券市场运行根基造成的颠覆性破坏是任何纯粹的经济分析方法都无法进行精确评估的，它足以摧垮一个国家资本市场运行的基础。内幕交易与证券市场相伴而生，打击内幕交易始终是世界各国监管机构自始至终的重要职责。美国1929年股灾之后，联邦立法机构先后制订一系列法案严厉规制内幕交易，成为打击内幕交易的典范而被世界各国纷纷效仿。近年来，世界各国普遍加大了对内幕交易和“老鼠仓”的打击力度，还出现多种执法机构联手打击的趋势。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执法机构对华尔街掀起了一轮接一轮的内幕交易调查风暴，查处了引人注目的前高盛高管拉吉特·古普塔卷入帆船基金内幕交易案。在该案的调查中，美国证监会与联邦调查局联合，使用包括监听在内的各种调查手段。奥巴马于2012年4月4日签署的《STOCK法案》，明确禁止立法、行政、司法等公职人员和政府雇员利用工作机会获取的非公开信息交易股票谋取私利。欧盟委员会于2011年10月20日以《反市场滥用条例》取代《反市场滥用指令》，并另行制定《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刑事处罚指令》，进一步强化了监管当局打击违法不当行为的监管权限，提高了信息披露要求，是继美国之后主要成熟市场对金融监管体系的又一次重大改革。

多方协同

法律规则体系不断完善

与世界范围内加强监管执法联动类似，我国在对内幕交易和“老鼠仓”行为的打击方面，在相关各方积极协同、共同努力下，相关法律规则体系也不断完善。在内幕交易的行政责任方面，在《证券法》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的基础上，2011年7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明确提出对内幕交易行为认定适用证明责任适当转移原则，对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监管机构只须证明交易行为异常、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关系密切或联络、接触等主要事实，有关当事人负有自证清白的责任。这一司法文件借鉴了世界主要资本市场认定内幕交易的先进经验并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对行政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内幕交易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内幕交易的刑事责任方面，自1997年《刑法》增加内幕交易罪以来，经过几次修订，目前《刑法》第一百八十条对内幕交易罪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相关最高刑罚达到10年有期徒刑。2010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具体规定了内幕交易犯罪的立案追诉标准。2012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从刑事打击内幕交易的角度，有效解决了内幕信息传递取证难、认定难的问题。

为了更为有效打击“老鼠仓”犯罪行为，2009年2月28日，《刑法修正案（七）》对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等利用职务便利获取未公开信息从事违规交易的行为做了具体规定，《追诉标准（二）》第三十六条还规定了与内幕交易罪基本相同的立案追诉标准。为了弥补对此类行为的行政立法上空白，2013年修订生效的《基金法》第二十一条新增了禁止“泄露因职务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利用该信息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的交易活动”的规定，并在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最高可处以违法所得5倍以上的罚款。

持之以恒 长期保持高压态势

证监会始终将严厉打击内幕交易作为执法工作重点。2010年，针对当时内幕交易高发频发的状态，专门部署开展了打击内幕交易的专项执法工作。据统计，2010年至2014年的5年间，证监会正式立案调查的案件中，内幕交易占比分别为51%、51%、63%、46%、45%。一大批在市场有广泛影响的案件得到查处，其间，证监会共立案查处内幕交易案件349起，包括“中山公用李启红案” “高淳陶瓷刘宝春案” “天山纺织案” “天威视讯案”等一批大案要案得到有效查处。随着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的逐步完善，证监会配合有关方面进一步加大了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刑事追责力度，移送刑事程序涉嫌犯罪案件稳步增加，2013年、2014年证监会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内幕交易及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件达86件。

在这些案件中，涉案人员既有以上市公司高管、保荐人、证券分析师等为代表的证券市场从业人员，还有律师、审计师等市场服务人员，也有一般的投资者，还有具有一定级别的政府官员。既有个人作案，又有群体性“窝案”。2012年，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巡视员的倪鹤琴涉嫌利用本人及司机的证券账户内幕交易“天威视讯”股票，买入金额182万元，同时涉嫌向其亲属泄露内幕信息，该亲属买入金额达3168万元，倪鹤琴等15人均被移送公安机關。在海富通基金公司基金经理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中，原任和时任基金经理蒋征、陈绍胜、牟永宁、程岽和黄春雨等5人均涉嫌构成犯罪，2014年3月证监会将上述人员一并移交公安机关。

在有力打击内幕交易的同时，证监会积极推动建立和完善内幕交易防控体系，从源头上减少内幕交易的发生。2010年11月国办转发了证监会、公安部、监察部、国资委、预防腐败局《关于依法打击和防控资本市场内幕交易的意见》，从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完善制度、有效防控，明确职责、重点打击等几个方面对防控内幕交易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此外，围绕内幕交易经常发生的环节，证监会建立完善了相关的停复牌制度，围绕内幕信息的利用和泄露问题，从制度的层面要求上市公司做好内幕信息知情人的登记工作以及内幕信息的管理工作。

大数据发力

显著提高精准打击能力

2013年下半年，证监会开发了大数据分析系统。大数据分析系统启用以来，已调查内幕交易线索375起，立案142起，分别比以往同期增长了21%、33%。实践证明，大数据系统有效克服以往对内幕交易、“老鼠仓”行为发现难的问题，启用以来不仅挖掘线索数量增加，而且精准度较高。一批多环节泄露内幕信息、交易隐蔽性较强、多种违法行为交织并存、常规手段难以发现的案件被集中曝光。在林平忠内幕交易案中，负责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的陈某，在知悉相关消息后，涉嫌向其大学老师林平忠泄露，林平忠涉嫌利用其亲属及学生账户交易“银润投资”股票，账面获利近1470万元。林平忠还涉嫌向他人泄露内幕信息。目前，该案经移交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正在由检察院审查起诉。岁末年初，证监会针对这两类案件执法情况向市场做了集中通报，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近期大数据挖掘出的案件，往往涉案金额巨大，构成刑事犯罪。有一起内幕交易案件仅非法获利金額就高达3.35亿元，“老鼠仓”案件平均涉案股票达120支，平均交易金额6.53亿元，平均违法所得1294万元。目前，证监会已将涉嫌利用相关20家金融机构的未公开信息从事非法交易活动的39名涉案人员依法移送公安机关，有的已受到刑事处罚。有“大数据捕鼠第一单”之称的马乐案因最高检罕见抗诉而引起广泛关注。该案中，马乐利用其担任基金经理的信息优势，投入本金300多万元，操作3个股票账户，通过临时购买的不记名电话卡下单，先于、同期或稍晚于其管理的基金账户买入相同股票76支，累计成交金额人民币10.5亿余元，从中非法获利人民币1883万元。2013年7月11日和12日，证监会冻结涉案3个股票账户，冻结资金共计3700万元，同年7月17日，马乐到深圳市公安局投案自首。

在严厉打击的同时，证监会综合运用日常监管等多种手段，发挥案件查办警示教育作用，提高从业人员自律诚信意识，完善行业监管规则，健全机构自我监控体系，努力构筑预防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的综合立体网络，在严惩违法犯罪分子的同时，推动了证券期货基金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任重道远 执法永远在进行时

证监会对违法行为的坚决打击，有效震慑了违法犯罪分子，在市场赢得了赞誉。但是也要看到，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在整体上仍处于新兴加转轨阶段，各类市场约束机制尚不健全，特别是对内幕交易和“老鼠仓”行为人的法律责任体系不健全，民事赔偿责任缺位，行政追责手段相对单一，相关刑事判决力度较轻，加之目前证监会行政调查手段相对有限，在各类市场主体和相关人员的诚信守法意识还亟待提高的情况下，监管执法形势依然严峻，执法任务依然繁重。2014年，证监会新增立案调查205起，其中内幕交易93起，占45%;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27起，占13%。涉案主体日益复杂，违法行为越来越隐蔽。从事内幕交易的人员范围除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知情人亲友等关系密切人员外，还涉及知情人的司机、校友、客户、原同事等较外围人员。“老鼠仓”行为也从交易环节向上下游蔓延，涉及证券公司、保险资管、商业银行等。行为人大量使用亲属账户和无身份关联的他人账户，且开始使用融资账户，同时出现内幕交易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交织化趋势。

2015年，证监会在总结以往监管执法经验的基础上，持续保持对内幕交易和“老鼠仓”等各类证券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证监会主席肖钢在刚刚召开的2015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围绕“聚焦监管转型提高监管效能”，就如何做好下一步监管执法工作做了全面部署。证监会相关单位和部门按照证监会党委部署，正在进一步强化前后端的协调配合。特别是在执法前端，以市场监控系统、举报分析系统、舆情监测系统为主要内容，以自律监管机构、日常监管部门和其他执法单位的线索移交为依托的“六位一体”的线索渠道体系已经形成。在违法线索的发现、案件调查以及案件审理处罚等方面，监管执法整体合力也正在不断增强。

有效打击和防控内幕交易和“老鼠仓”行为，离不开监管部门与公安、纪检等相关方面的通力合作。前期，证监会与公安机关就打击“老鼠仓”行为探索建立了行政调查与刑事侦查“同步研究、联合调查”新模式，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实现了双方的优势互补，适应了资本市场执法工作的现实需要。下一步，相关方面需要在执法协作方面建立更加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同时，立足于源头治理和综合防控，不断提高市场主体规范运作水平和从业人员自律诚信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内幕交易和“老鼠仓”这一市场“毒瘤”。

作者：本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