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价值取向的艺术设计论文

2022-04-28

【摘要】文章基于文化强国、出版强国的背景，分析了高质量出版人才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资源和主体性力量，论述了出版人才应该拥有由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所构成的政治素质，由精品策划能力、高水平编校能力、专业化印制能力、全媒体营销能力、国际化出版传播能力所构成的业务能力，以及由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所构成的数字能力。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基于价值取向的艺术设计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基于价值取向的艺术设计论文篇1：

文化视域下的异型空间造型设计与审美取向

摘要：基于文化视域的异型空间造型设计不仅是对文化与异型空间造型设计的深度融合，还是对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以及对异型空间造型设计的实践与创新，因此对其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由于文化所涉及概念及内容的广泛性。文章仅以传统文化为研究范围，主要以动车车厢的造型设计为研究对象，阐述异型空间造型设计过程中文化融入的具体方法，并提炼出异型空间造型设计实践中应该遵循和参考的审美取向，从而提高设计方案的文化内涵及社会认可度。

关键词：文化视域；异型空间；造型设计；审美取向；动车车厢

1 文化视域下的异型空间造型设计方法

动车车厢造型设计所涉及的内容较多，为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文章主要选取较为典型的空间布局、色彩设计、材料应用进行分析。

1.1 空间布局

动车车厢空间布局需从整体上对车厢实施空间规划，其是动车车厢造型设计的关键，只有以空间合理布局为前提，动车造型设计才能获得广大乘客的认可。動车空间布局主要把握两点，一是从整车布局出发，设置车厢数量、档次以及动力装置，即所谓的编组形式；二是从车厢内部空间出发，合理布局安排空间中的设施，如座椅数量、安放形式等。因此，在空间布局时，需从这两方面入手，综合考虑，不能单一或者简单化地处理。对于我国整体车厢的编组，目前主要采用长编组和短编组形式，这种设计方案是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结果，比较统一和固定，进行造型设计的潜力和空间不大，因此文章主要从空间设施的布局着手进行分析。在车厢内部设施布局过程中，座椅布局是重中之重，座椅排放数量、排放方向，是否采用座椅相对的方式，以及座椅前后间距是多少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目前，我国动车座椅布局广泛采用的是“2+2”及“2+3”的模式，若想在空间方面加以突破，必须彻底改变这种布局模式。笔者建议可以考虑在部分二等车厢设置非固定的座椅形式，或增加站立的空间，类似于地铁和城际列车的设计方式，以此来增加客运量。如图1所示日本城郊列车座椅的概念设计，其主要创新点是通过模块化的灵活式的座椅设计来增加车厢的容量，可为我国动车座椅和排布方式的设计创新提供一种新的参考。

1.2 色彩设计

色彩能给动车车厢内的乘客带来最直观的视觉刺激，也可以说是乘客对车厢内饰氛围的第一印象，因此色彩设计对于车厢造型设计具有重要作用。不同的国家都有各自的色彩特征，民众对色彩也有不同的偏好，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色彩观念，这种色彩观念作为一种文化的表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不同国家的文化特点，同时也影响着日常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动车自然也不例外。日本新干线内饰色彩的素雅、德国的沉稳、法国的多变，都是各自国家色彩观念和民众审美偏好的体现。对于我国动车来说，要实现文化的融入，在色彩设计上就必须符合中华民族的色彩观念及色彩偏好。当然，这种色彩观念首先应建立在符合动车自身特点的基础之上，并从整体性、地域性、民族性、文化性、功能性及美学性等方面综合考虑，系统地进行色彩设计。

从笔者调研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乘客对我国动车车厢色彩设计的整体满意度不高，部分乘客认为现有车厢色彩比较中庸，也有点过于沉闷，虽然整体色彩较为统一，但是缺乏变化，在视觉上不具有吸引力，最重要的是缺乏文化特征。此外，动车外观涂装与内饰色彩、车厢与车厢之间也缺乏必要的联系，造成动车外观色彩与内饰色彩、不同车厢之间色彩孤立的状况，影响动车整体色彩的统一性。这与我国历来传统审美观念中讲究的“和谐”、“协调”、统一中富含变化是相矛盾的。因此，针对现有状况，首先应该考虑加强动车外观涂装色彩与内饰色彩以及不同车厢间色彩之间的关联性，其次，适当增加车厢内部色彩的变化，使其更具视觉感染力。

通常情况下，组成车厢色彩氛围的内饰设施主要包括侧壁、行李架、天花板、地面、座椅、窗帘、门等，这些设施的色彩对车厢的整体色彩起着主导作用。分析动车车厢的特点不难发现，整个车厢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筒状形态，因而可以将侧壁、天花板和地面看做是围绕这一形态的背景色，这部分颜色所占车厢比例最大。而座椅是整个车厢的核心设施，座椅的色彩也可以看做是乘客视觉的中心颜色，是占比例较大的主体色，而窗帘、门等设施可以视作是一部分点缀色，这部分颜色比例虽不大，但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座椅颜色作为乘客视觉的焦点颜色，在用色上首先应该与整体车厢色彩统一，但又要有所差异，在视觉上能形成一定的对比。我国传统审美偏好要求车厢的整体氛围更倾向于素雅化，因此宜使用明度和纯度较低的素雅颜色。另外，在车厢中的一些点缀色上，如门、遮光帘以及车厢装饰的小面积区域内可采用明度稍高、较为亮丽的颜色，以打破现有车厢色彩过于沉闷的状态。

1.3 材料应用

在满足乘客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之后，乘客往往拥有更高层次的情感需求，因此，人们不仅仅满足于动车最基本的乘坐舒适度需求，还需要在动车车厢中找到一些民族文化的审美认同和需求。为了实现动车的民族文化设计，往往可从传统符号、元素和材料中获取灵感，将其运用到造型设计中。材料的运用是非常关键的，并且材料、造型及色彩之间彼此都是紧密联系的，难以单独割裂开来，在车厢中可以考虑采用一些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材料或工艺，并与现代化的造型形式相融合。例如，日本新干线动车不仅在整体车厢氛围上体现了日本传统文化特征给予我们启示，在座椅材料的选择上也值得我们学习，如图2所示大量常青藤图案及木质材料的应用别具特色，给不同的乘客带来更加多样化的选择。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虽然有种类繁多的各种装饰织物，但在整体色彩上保持了一致性，统一中富含变化，而在造型上却没有拘泥于传统的符号或形式，而是非常现代化的表达，在动车座椅设计中充分体现了传统韵味和本国特色。再如我国竹材丰富，加工工艺闻名，而竹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又有众多美好的寓意，因此，可以充分发挥优势，就地取材，合理利用。

2 文化视域下的异型空间审美取向

从文章上述异型空间造型设计方案中不难发现有整体、协调、和谐、素雅等字眼，这些关键词不仅体现出一些设计原则，还表现出了中国大众的传统文化审美取向，这是在异型空间造型设计过程中需要把握的关键点。

2.1 秩序一贯

秩序是整体对个体多样性的统一，秩序在本质上蕴含着和谐，所以是最高的形式美。无论是线条轮廓的条理还是材质色彩的搭配，异型空间设计必须体现统一性、整体性，也即秩序。這种统一性要求和我国传统的审美倾向是不谋而合的，中国传统审美观念在儒道“天人合一”学说以及“和谐”理念的影响下都是寻求一种统一。因此，对于动车车厢的造型设计来说，首先要满足这种统一性，不同车厢之间以及车厢与车厢设施之间设计要统一，这是满足中国大众传统审美要求的前提。对于车厢造型设计而言，要形成风格的统一性，就是要处理好车厢中各部分设施造型、材质及色彩等要素之间的关系，使各部分要素相协调。例如，日本新干线造型简约、折衷，在色彩上就搭配低纯度干净、朴素的色彩，使整车风格显得颇为雅致。因此，对于我国来说，在处理车厢中各部分的造型、纸质以及色彩时，不能孤立地考虑，在造型语言、材质及色彩的语义传达上要保持一致性。

2.2 单纯素雅

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强调“大人不华，君子务实”，很少刻意为事物附加装饰以取得浮华的效果，单纯简洁意味着质朴素雅、意味着经久耐用，这不仅是中国传统审美的典型特征，也体现着现代社会的经济观念和价值取向。无论在形体轮廓还是色彩搭配上，保持单纯素雅特色的车型始终占据着市场的主流和优势。对动车的车厢造型设计来说，在满足统一性要求的基础上也应该遵循这种素雅化的审美偏好。据笔者对乘客的调查，特别是对于大部分乘客选择的二等车厢，乘客普遍倾向于比较朴素和淡雅的设计风格，反对过分豪华和奢侈的空间设计风格，这和我们传统的审美偏好相符。西方注重形式而东方注重意义，东方人在形式的表达上来得更为含蓄，这点反映在设计上，就是中国人相对偏好较为圆润的造型、自然的材质和朴素的色彩，而不太喜欢过于前卫的造型和夸张的色彩。特别是动车作为一种公共交通工具，需符合绝大部分乘客的审美需求，也就是符合大众审美偏好。因此，在车厢的造型上需充分考虑传统审美素雅化的要求特点。

参考文献：

[1] 李牧.高速列车中国风设计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12.

[2] 薛磊，易晓，张野.中国高铁动车内饰本土化设计研究[J].装饰，2014（2）.

作者简介：金旭东（1982—），男，江苏南通人，硕士，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软件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副院长，主要从事工业设计和环境艺术设计的教学与研究。

作者：金旭东

基于价值取向的艺术设计论文篇2：

基于创新视角的高质量出版人才能力体系建设

【摘要】文章基于文化强国、出版强国的背景，分析了高质量出版人才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资源和主体性力量，论述了出版人才应该拥有由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所构成的政治素质，由精品策划能力、高水平编校能力、专业化印制能力、全媒体营销能力、国际化出版传播能力所构成的业务能力，以及由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所构成的数字能力。最后指出，高质量出版人才能力体系是以政治素质为引领，以业务能力为主体，以数字素养为关键的一整套内涵丰富、动态演变、与时俱进的能力体系。

【关键词】出版人才;数字出版;出版创新;出版高质量发展;“十四五”出版

【作者单位】孟轶，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李景玉，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出版工作是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在文化强国建设进程中，出版强国是文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出版强国的建成，“出版强国建设是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前提和基础”[1]。实现出版高质量发展，要以“高质量出版人才”为关键抓手，从出版人才能力体系建设方面下功夫。

人才高质量发展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和组成要素，决定着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层面，没有出版人才的高质量发展，就没有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出版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涵，为人才能力培养体系建设尤其是出版人才思想政治能力、业务实践与业务素养的提升提供了导向指引和价值遵循。

立足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新变化、新趋势和新格局，提升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成为各行各业人才建设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使命。作为数字经济和数字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数字出版，作为新兴数字职业群体的数字出版从业者，更要自觉提升数字化适应力、胜任力和创造力，由此，由数字化催生的创新能力，也成为高质量出版人才能力体系的重要组成。

一、作为出版强国关键性资源的出版人才

《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指出，加强出版人才队伍建设是实现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措施之一，需要发挥出版高层次人才工程作用，培养造就一批出版领军人物和出版家;加强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重点打造理论和实践7类人才，建设新时代出版人才矩阵;建设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与内容生产规模相适应的编辑、审核队伍;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等为导向的出版人才评价体系，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激励机制;深化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推进实施完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畅通数字出版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渠道，健全完善继续教育培训和职称评定的长效机制;加强出版学科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学学科体系[1]。上述出版人才工程、出版人才类型、网络出版编辑、出版职称改革、出版学科建设五个方面的任务，都指向培养、打造、服务、提升高质量出版人才队伍，进而为出版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治理提供智力资源和人才支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并强调在“十四五”时期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出版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具有基础性、支撑性作用。出版人才培养可以进一步促进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文化强国建设[2]。在我国建设文化强国的新发展阶段，出版工作迫切需要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迫切需要提升出版内容建设水平和服务供给能力;迫切需要加强出版人才培养，以推动实现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治理水平。唯有如此，方可为更多文化精品的制作、生产和传播提供载体、渠道和阵地，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更加厚实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和智力资源。

“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出版事业的关键问题，人才工作在出版工作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人才建设贯穿于出版强国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和各环节。我们要把人才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用战略思维规划出版人才工作，用战略眼光审视出版人才工作，把出版人才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作为贯彻落實出版强国战略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工作，切实优化顶层设计，实现统筹协调和系统推进。

高质量出版人才是出版强国建设的主体性力量，无论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抑或人民群众美好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满足，都是高质量出版人才发掘、选择、传播文化产品以及文化产品润物细无声的结果。高质量出版人才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主体，无论是出版产品的策划选择，出版物的精雕细琢、编辑加工，出版物的印制装订，还是出版物的运营销售，都离不开高质量的出版人才，都是高质量出版人才基于科学理念、制度并开展正确实践的结果。

二、基于“三个能力”的高质量出版人才能力体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十四五”时期的高质量出版人才建设，“需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教育，推进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工作，发挥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等高层次人才工程作用，培养造就一批出版领军人物和出版家”[3]。“增强‘四力’，是对新兴出版人才建设的最新要求和最高标准。”[4]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新时代出版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健全完善出版人才能力培养体系，以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四力”要求，加强出版人才思想政治能力，提升其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出版人才队伍，形成新时代出版人才资源的核心竞争优势。

立足新时代，作为宣传思想阵地重要守护者的出版人，要掌握新知识，开阔新视野，注重知识更新，注重创新驱动。一方面要具备娴熟的出版业务能力，在策划、编辑、校对、印制、发行等业务环节方面拥有专业化、精益求精的能力和素质;另一方面要具有数字意识、计算思维，持续增强数字适应力、胜任力和创造力，掌握数字技术原理，不断探索数字技术应用场景，以终身学习的态度持续强化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

1.政治素质——高质量出版人才能力体系的特质

政治素质是高质量出版人才队伍的必备特质之一，是编辑出版队伍“政治过硬”的必然要求。加强出版人才的思想政治能力，就是以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作为出版工作的“定盘星”[5]。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作为出版队伍筑牢思想防线、增强把关能力的理论指南，要求出版工作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是以“两个共同思想基础”为出版工作的政治方向;党性原则是出版工作的根本原则;“二为”方向是出版工作的基本方针;以人民为中心是出版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效益首位是出版工作的基本遵循;弘扬主旋律是出版工作的崇高使命;讲好中国故事是出版工作的国家担当[6]。

（1）提高政治判断力

关于提高政治判断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出版作为党的宣传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出版调节活动还是出版治理活动，都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流价值观的价值取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和出版导向，坚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内容导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出版事业事关社会文化思想导向，是党舆论工作的重要阵地。而判断力是出版人才思想政治能力的底线。出版人才能力体系建设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为基本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阵地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强化内容质量保证和技术应用安全意识，形成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守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判断力，引导人们遵循正确的价值导向。

（2）提高政治领悟力

关于提高政治领悟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对党中央精神深入学习、融会贯通，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文化、出版的新理念、新战略和新举措。从媒体融合战略到媒体深度融合战略，从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到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从网信战略、文化科技融合战略到精品化战略等，都彰显了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出版发展规律认知的逐步深化过程。《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2018年11月）更是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高度，围绕出版工作、聚焦出版工作，为新时代出版工作的加强和改进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如何领悟这些战略部署的精神，怎样真正领悟中央政策文件的精神，是出版人才政治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考量出版人才政治意识是否过硬的重要标志。对“为什么要融合、如何融合、如何深度融合、怎样将融合从‘相加’到‘相融’再到‘深融’”“何为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如何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新型文化业态、新型文化消费模式”等问题的思考和领悟，将直接影响和关涉对这些重大决策部署的执行质量和执行效率。政治领悟力体现了出版人才在业务实践中的政治素质和理论自觉。高质量出版人才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也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出版工作重大决策部署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巩固意识形态和宣传文化阵地的必然选择，是意识形态属性作为新时代我国文化产业本质属性的必然要求。

（3）提高政治执行力

关于提高政治执行力，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表对标，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精神贯彻落实。出版人提高政治领悟力，必须深入领会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贯彻党中央精神体现到出版事业重大战略、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做到思想上重视，理论上清醒，政治上坚定，行动上有力。随着新的数字技术在出版行业的广泛应用，出版业态逐步转型升级为“纸质+线上”的数字化、智能化、多样化形态，增强对以新媒体为传播载体的数字资源的新形态和服务类型的把关，可扩展出版人才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内涵。

2.业务能力——高质量出版人才能力体系的主体

业务能力是高质量出版人才能力体系的主体要素，是“本领高强”在编辑出版队伍的体现和要求。出版业务能力是出版人才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具体体现，新时代的出版人才只有具备扎实的专业能力，才能为出版物的深度加工提供智力和技术支持。优秀的出版人才要有卓越的策划能力、挖掘优秀作品的能力、提升稿件质量的能力、面向读者制作传播的能力。其中，挖掘优秀作品的能力是最重要的能力，因为作品是衡量人才的最终标准。出版专业素养能力，包括但不限于选题策划能力、编辑校对能力、印发能力和营销能力。培养既熟悉专业出版知识，又掌握现代数字出版技术，同时善于经营管理和产品策划营销的高素质复合型出版人才队伍，是出版单位在新兴出版市场占据优势地位的关键。

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来看，出版高质量发展是指由投资驱动、要素驱动为主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主的发展，这一方面要提高要素生产率，提升信息、知識、数据、智力等新生产要素的比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要依托创新驱动，对内革新传统出版流程，对外拓展出版产品服务，以新的创意、新的内容、新的形态、新的技术、新的传播、新的用户体验来推动出版业走向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下面就高质量出版人才的业务能力体系简要予以分析。

第一，精品策划能力是高质量出版人才业务能力的核心所在。尤其对策划编辑而言，其选题策划能力，从微观来看，是其自身核心竞争力的体现，是其在出版企业、出版产业生存、立足和发展的标志性能力;从中观来看，关系到其所在编辑室、出版分社或出版单位的图书产品结构、产品质量和产品效益。高质量发展的标准要求出版人才不断提升选题策划能力，强化优质作品的发现能力，推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出版精品力作和“品位健康、品质优良、品类丰富”的出版生产服务体系“两个重要支点”[7]的构建和完善。

第二，高水平编校能力是“制作精良”对编辑出版队伍的能力要求，是工匠精神在编辑职业中的集中体现，是出版人才专业能力素养的基础性、基本功要求。发现优质选题之后，最考验出版人才的就是审稿、校对能力，对书稿中存在的篇章布局、表述问题、封面设计、版心设计等方面提出针对性、专业性的建议、意见并进行妥善处理，构成了高水平出版人才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国家新闻出版署连续多年对图书、期刊质量进行“质量管理”年度专项检查，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内容质量、编校质量、三级审稿责任制、责任编辑制度、责任校对制度、“三校一读”制度等，检查结果定期进行公布;出版物若检查不合格，将会影响责任编辑的职称晋升、评优评奖甚至职业资格延续。

第三，专业化印制能力关乎出版内容的呈现形式，也是“制作精良”在印刷领域的体现和要求。关于印刷人才队伍建设的问题，《印刷业“十四五”时期发展专项规划》指出要“加强全印刷领域思想政治引领和专业素质提升”，“建设爱党报国、敬业奉献、结构合理、能干善创的高素质人才队伍”[8]，并规划了全印刷智库、人才评价评奖体系和技能应用型人才培养三项重要内容。印刷能力是包含印刷设备、材料、技术和技能等多位一体的能力体系，印制人员需要分别针对不同的出版物形态，提升分众化、专业化印刷的能力。比如主题出版物的印刷保障能力，需以系统思维综合调用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印制资源来加以保障;中小学教科书的印刷对环保型纸张、环保油墨、装帧技术的要求，明显高于普通出版物;涉及应急印刷业务时，时效性、高质量、保密性的要求较之一般图书产品会更加凸显。

第四，全媒体营销能力是新时代发行人员全媒体素质的具体表现，也是“求实创新”在出版营销领域的体现和要求。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在传统媒体以外，线上媒介如微信、微博等平台稳步发展，新兴流量如短视频、在线直播等信息传播平台不断涌现，营销渠道、载体、形式呈现多元化、网络化趋势。出版人才营销能力体系建设，关键在于出版人才具备数字营销的意识，具备“线上+线下”的全媒体营销能力，既能充分理解传统出版物的数字营销转型，跟进数字出版营销渠道建设，又具备“流量敏感”意识，能挖掘网络营销的新渠道和新热点，开展出版产品的销售工作。出版营销转型的路径有二：一是转化型，即原有传统出版渠道的转化，包括出版物的多元、融合出版，以及营销人员提升数字营销能力;二是原创型的数字出版营销渠道的建设[9]。新的营销背景要求出版人才具有新媒体把控能力，将线上思维和融媒体运作融入营销工作中，成为具有融合思维的全媒型营销人才。

第五，国际化出版、传播能力是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的时代要求，是新时代赋予出版人才的重要使命。高质量的出版物是赢得世界话语权最重要的工具[10]。随着中国出版“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以及中国出版国际传播能力的不断提升，出版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为进一步增强我国出版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出版为载体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让世界更好地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需要出版人才挖掘优质内容，提升翻译质量，拓展“走出去”的渠道。

3.数字素养——高质量出版人才能力体系的关键

基于创新视角，高质量出版人才能力体系的关键因素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传统编校印发能力会进一步丰富内涵、提高标准、强化要求;其二，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作为出版人必备的创新能力将会提上日程;其三，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与传统出版业务能力的有机融合、深度融合，将催生和促进新时代高质量出版人才能力创新体系的形成。

随着出版业走过“数字化、碎片化和体系化”[11]三个发展阶段，编辑出版人才队伍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也经历了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积累和增长。在较早的阶段，有学者基于实践经验总结，提出了坚持“读书、实践、总结、出好书”[12]的编辑素养提升路径，也有学者提出了“跨学科知识、跨媒体技能和多元化思维”[13]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出版人才素养体系，还有研究人员从融媒体时代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角度，提出了“学科升级、人才引进培养机制、人才管理制度与规划”[14]的人才能力培养模式。而最近对出版人才能力体系、素养体系有较大启迪的是《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其中规定“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15]。出版人尤其数字出版人是数字经济领域的新兴职业群体，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是新时代出版业高质量发展赋予出版人才队伍新的使命、新的要求和新的任务。高质量出版人才应具备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数字素养。近年来，随着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对社会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作用和赋能，我们可以看到，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不断拓展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数字学习、数字工作、数字生活、数字创新等应用场景。数字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区块链、5G、VR/AR等技术的出现与应用，使出版理念、运营管理、载体形式、傳播与运作程序、服务模式发生变化，全球出版产业迎来转型升级，为出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创新动能。技术的赋能作用，贯穿出版产品研发、形态设计、营销转型、流程重塑等出版转型的各环节;技术的学习、把握和运用，融汇于出版机构编辑个人、编辑室、出版分社或出版单位整体转型的三个层次。高质量出版人才需要不断建立、更新数字技术知识体系，学习、理解和掌握数字技术原理，为数字技术和出版业的深度融合做好知识储备和素养积累。如学习AR技术，理解“3D模型库、AR编辑器、输出展示系统”的技术原理，掌握并运用《出版物AR技术应用规范》行业标准。再如，学习知识服务，掌握“政策引擎、产品引擎、信息引擎、技术引擎和智慧引擎”[16]作为其动力机制，理解“知识资源采集、清洗、加工、标引、计算、图谱、服务”的知识服务流程，培训和应用《新闻出版知识服务知识资源建设与服务工作指南》国家标准，等等。

第二，数字技能。出版人才的数字技术技能（简称“数字技能”），是指基于自身所掌握的数字技术原理，将技术原理应用于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进而提升出版发展和治理水平的能力。前述出版业务能力之中，每种能力都可以和数字技能相结合，进而进化出和演变成新的、数字化的出版业务能力，这里重点阐述两点。

其一，产品创意能力。前述选题策划能力是编辑出版能力的核心所在，而出版实践中大部分编辑在接到作者的稿件素材以后，下一步的思维便是进入“三审三校”环节，其思维间隙欠缺一环，即将稿件素材“做成什么样的产品？”在收到作者稿件素材之后、步入作品审校程序之前，编辑应该基于数字意识，植入一个“产品创意”的环节，即考虑对稿件素材进行何种加工，且基于何种媒介，做成何种产品等，而非直接将其默认做成纸质图书。产品创意能力是高质量出版人才必备的能力，也是出版人数字技能的重要标志和体现。

其二，数字场景应用和复制能力。关于场景应用，《规划》提出要大力推动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技术在出版领域的应用[6]，《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则提供了数字技术与出版融合的诸多应用场景。由此，编辑要持续加强新兴技术与出版全产业全流程的紧密结合，使得VR/AR出版物、知识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与出版需求和应用场景精准匹配，推广互动式、服务式出版应用场景，打造数字出版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关于场景复制，技术赋能出版创新应用就是复制和放大正面效应，最小化负面效应的过程。这就需要依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的制定、修订和宣贯工作，赋能新兴技术创新应用与延伸。《规划》还明确提出建立高质量标准体系，推动出版标准工作提档升级。因此，出版发展和治理亟须认知和理解相关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在出版工作中的应用场景，推动新兴技术应用行业标准/国家标准的制定和实施，通过数字出版技术应用的规范性和标准化来化解技术应用过程中的安全风险，不断复制和迭代数字技术在新兴出版领域的应用场景。

三、结语

“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锚定出版强国的远景目标，繁荣发展出版行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离不开卓越、高质量的出版人才队伍。高质量出版人才队伍建设，是事关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先导性、战略性工作。实现出版理论人才、骨干编辑、校对人才、数字出版人才、印刷发行人才、知识产权人才、出版国际化人才隊伍的高质量发展，要以出版人才队伍的能力体系建设为核心和关键。基于创新视角、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出版人才能力体系，是以政治素质为引领、业务能力为主体、数字素养为关键的一整套内涵丰富、动态演变、与时俱进的能力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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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轶?李景玉

基于价值取向的艺术设计论文篇3：

论位置商标的可注册性

摘要：本文以“红底鞋”案为切入点，基于现行商标法第八条对商标的规制以及各国和国际组织对商标的定义，对位置商标进行实质性要件以及形式要件研究，并对其可注册性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探讨现行的商标法律制度关于商标构成要素定义的不足，并对商标法修改给予合理性建议。

关键词：位置商标;显著性;非功能性;可描述性

2010年，克里斯提·鲁布托提出的“红底鞋”国际申请注册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以“红底鞋”缺乏显著性为由驳回;2015年商评委对克里斯提·鲁布托提出的复审作出决定认为“红底鞋”商标为图形商标且缺乏显著性;克里斯提·鲁布托接着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商评委的决定。2017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判决认为，原告提供的商标图样旨在说明高跟鞋商品的外形，该案争议的“红鞋底”商标应属三维标志。克里斯提·鲁布托与商评委均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提出上诉，2018年北京高院判处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认为商评委因没有对“红底鞋”商标的标识以及构成要素进行准确判断，导致对“红底鞋”商标的种类认定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予以撤销，商评委应当依据北京高院查明的事实和认定，重新作出决定。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红底鞋”商标被认定为图形商标、三维商标以及“位置+颜色”，表明“红底鞋”商标的复杂性在于对位置商标种类界定以及位置商标注册的可行性，对商标格局以及法律法规的冲击，引发了学术界对位置商标讨论和思考。

1 位置商标的界定

1.1 位置商标的概念

位置商标的英文表述为“Position Mark”，德国初次在司法审判中提出位置商标由标识附着在商品特定位置上组成并进一步解释为：位置商标是指以固定大小或特别设定的比例附着在商品特定的位置上突出显示的标志。日本从位置商标的构成要素角度出发认为其是图形安置在特定位置的组合。韩国最高院的司法审判中表明位置商标是由特殊的符号、文字、图形以及组合构成并附着在商品特定的位置用以指示商品来源的标志。WIPO将位置商标定义为“以固定的比例大小安置于商品特定位置的某一特定元素”。[1]北京高院的周波法官首次提出位置商标的概念。位置商标是指在其指定使用的商品或在提供指定服务的场所的特定位置使用，用以区分商品或服务来源的可视性标志。北京高院对“红底鞋”案判决中认为：根据更正后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ROMARIN-国际注册详细信息》的中文译文明确“红底鞋”商标种类：用于鞋底的红色（潘通号18.1663TP）构成（高跟鞋的外形不属于商标的一部分，仅用于指示商标的位置），即申请商标由指定使用位置的红色构成，属于限定了使用位置的单一颜色商标。北京高院判决从位置的概念和限定功能对位置商标进行定义。各国或地区均从位置和标识对位置商标下定义区别在于对位置和标识规定的范围不一。

商标本质上是一种符号。[2]位置商标属于非传统类型的商标，其定义应与普通商标的定义有异曲同工之妙，以符号学的理论基础分析解读位置商标的概念问题。商标的定义主要分为二元结构說和三元结构说：二元结构以指示来源功能与所指示的商品或服务为主认为商标由有形商品标识与无形的商誉组合而成。美国商标法权威麦卡锡教授曾经对美国兰哈姆法的商标定义进行重组，将商标的构成分解成三要素：①有形的标志，即词语、名称、记号或图案或者其任何组合;②使用的型式，即商品或服务的生产者或销售者对标志的实际使用;③功能，即标示产品并使之区别于其他人所制造或销售的产品。所以位置商标是将标识以固定大小或比例附着在商品或者服务的特定位置上用以指示商品或服务来源的符号。

1.2 位置商标的构成要件

1.2.1 位置。位置是位置商标区别其他类型商标的核心，具有显著性的标识在没有位置限定的情况下不能进行位置商标注册，可以直接通过申请其他类型的商标寻求商标法的保护。“红底鞋”商标由单一红色附着在高跟鞋底部构成，依据克里斯提·鲁布托提供的样图中将高跟鞋的外形用虚线标明用实线突出显示红色位置，北京高院承认位置是商标的构成要素：立体商标注册的三维标志指某种空间几何体，如商品本身的形状或商品的包装，但申请商标这种“位置+颜色”的组合标志不应被理解为三维标志。标识一般是颜色、字母、数字等可视性标识，需以附着在特定的位置寻求位置商标保护。位置的指定限制功能是指标识应以特定的大小或比例固定在位置上，不代表位置在商品或服务上的位置需是特殊的。

1.2.2 标识。标识是申请位置商标注册的前提，是位置商标取得法律保护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商品上的某种特定位置，如果该位置极为特殊或独有，那么就具备了以“实用新型”来予以保护的资格，但若通过商标法律制度来保护，则显然违背了商标法的立法本意。北京高院认为“红底鞋”商标是被限制使用位置的单一颜色商标。但位置商标的标识不仅限于红底鞋案中单一颜色，还包括文字、图形、或者立体结构等以及它们的随机组合。部分学者认为位置商标中标识仅指可视性标识。2013年我国修法时将非可视性标志声音纳入商标的构成要素范围，所以位置商标的标识不应仅包括传统类型商标的可视性标识。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国家大力提倡创新的政策方针下，非可视性标识的位置商标在法律上也有存在的可能性，所以标识应是可视性标识以及非可视性标识。位置和标识是位置商标必不可少的因素，二者相互依托相互成就。位置因标识有资格寻求商标法保护，标识因位置可以区分其他商标类型。

1.3 位置商标的使用类别

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一般采用《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协定》即34种商品和11种服务类型的方法辨析位置商标注册类别。“红底鞋”案中，克里斯提·鲁布托申请的“红底鞋”商标系商品第二十五类：服装，鞋，帽。部分学者认为：位置商标仅能用于指示商品来源。德国Camille Rideav教授通过将位置商标定义为标识以特定比例固定在商品特定位置上，直接表明位置商标的注册类别是商品。钟鸣认为位置商标通常是指将指定使用商品的特定位置的立体形状（或图案、颜色）等申请注册的商标。[3]从上述定义出发直接规定位置商标不能用以指示服务来源。标识需以特定的比例或大小固定在特定的位置上且位置必须长期不变，这决定位置商标只能注册在商品类型上。商品生产者较服务提供者更容易将特定位置精确固定。不具备固有显著性的位置商标需要通过长期使用进行商标法的保护，因此需要保证固定位置长久精确不变，对于区分服务性的商标而言要求太过苛刻。其次服务提供者没有途径去使用位置商标，且放置标识的服务场所的非固定性易导致标识被纳入其他类型的商标。以提供餐饮服务的全聚德烤鸭店为例，小黄鸭摆放在门口，其位置的固定性明显没有办法计算，因此不能通过小黄鸭以及摆放的位置进行位置商标的注册以区分服务来源。固定性能够达到要求，消费者可能将放置在固定位置上的小黄鸭看作服务场所的装修装饰，即便后期该组合可以用以指示服务来源，但是其延迟区分性不能等同于原始区分功能。

部分学者认为：位置商标申请商品或服务商标种类不应受限。我国北京高院周波法官认为，位置商标可以用于指示商品或服务的来源。但是如果服务提供商主观上将商标标识固定在提供服务场所的特殊位置上，并将此特征作为其服务商标的基本属性之一，那么，似乎看不出这种指定特定位置的服务商标与指定特定位置的商品商标有何不同，它们都是在对商标标志的相同使用位置加以强调，都以商标标志的使用位置为其根本属性。[4]

综上，位置商标可以申请注册在商品或服务上，适用范围不应设限。首先，位置固定的精确性难以把握不是取消位置商标用以区分服务的主要原因。上位法应给予司法实践过程中对新型商标审理的弹性空间。其次，服务提供者在服务场所、服务工具以及工作人员的服饰上进行使用服务商标，或在提供服务时将服务商标附着在供顾客使用的物品上。它与商品商标的注册条件和方式相同，所获得的保护也与商品商标相似。[5]所以位置商标经过服务场所长期的使用获得显著性，进行位置商标注册合情合理。

2 位置商标注册要件分析

2.1 显著性分析

显著性是商标根本属性，它是申请注册的根本条件，也是能否成为商标主要因素，体现了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的立法宗旨，表现在现行法律法规的各项制度中，是商标法不可或缺的部分。学术界关于显著性表述问题存在争议，但主要界定为能够将相同或相近似种类的商品或服务来源进行区分，通常将显著性分为固有显著性和第二含义（获得显著性）。位置商标是否具有显著性决定其能否进行商标注册。

2.1.1 固有显著性分析。假如标识与商品之间的联系较弱甚至没有，标识显著性越强;相反标识与商品联系密切，标识的显著性较弱需通过长期使用具有第二含义。学术界对位置商标是否具有固有显著性存在争议。从构成要素以及整体联系双重判断位置商标是否具有固有显著性。

首先部分學者认为具有固有显著性的标识没有必要申请位置商标，其应该申请其他类型的商标。知识产权属私权，商标的申请类型应当由商标持有人自主选择，在面对标识具备固有显著性的情况下，商标持有人有绝对的自由选择申请其他类型的商标或者位置商标，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法律不应对选择商标种类进行干涉。1976年美国法院Abercrombie & Fitch Co.v.Hunting World，Inc案中提出商标显著性“四分法”原则即通用标志、描述标志、暗示标志、任意标志，按照该原则，商标具有任意标志或者暗示标志，就具备固有显著性。

其次部分学者认为：没有标志的依托，作为空间概念的位置难以确定，更不会具有显著性。将标识固定在比较新颖的位置，比如：史泰福案中玛格丽公司曾辩称将按钮和标签固定在玩具熊的耳朵上，该设计具有新颖性。公司将概念张冠李戴，新颖性强调设计具有创新，显著性主张区分指示来源功能，具有显著性的标识可以具有新颖性，但是具有新颖性的商品不一定具有显著性。位置选择的新颖不代表位置特殊，而是指普通的位置，非生产常规选择性的位置。标志以新颖的方式安排在相同或相近似的商品或服务生产者非常规性选择的位置上，不具有区分性功能，不被位置商标所认可。如果消费者对固定在商品或服务上的特殊位置或区域印象深刻，能够直接通过位置进行区分来源，位置可以具备固有显著性。位置的固有显著性指是否具有使消费者产生区分来源的作用而非是在商品或服务上选择非常规性的位置。

2.1.2 获得显著性分析。位置和标识具有固有显著性，位置商标才有可能具备固有显著性。位置商标因商品或服务外形结构的大同小异而丧失固有显著性需要通过长期使用来获得显著性。位置商标的任一构成要素显著性较低甚至没有均会导致位置商标丧失固有显著性。商标权人通过长期使用和对商品或服务依法实际连续公开的使用来积累商誉，位置商标才可以具备“第二含义”具有消费者区分来源功能。比如“红底鞋”案，红底高跟鞋经过克里斯提·鲁布托长期使用成为国际知名的奢侈品牌，单一的红色本身不具有显著性，但北京高院依据该商标经过长期使用被消费者熟知形成消费依赖进行判决，认为由高跟鞋鞋底限定红色的位置商标具有显著性。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易将标识与特定位置的搭配看作商品或者服务的装饰，忽略其区分生产者或服务提供者的指示作用。但位置商标获得显著性主要取决于消费者主观判断，建立在消费者不因想象或者外界干扰的最直接的主观认识上。如果消费者主观上通过特定标识与特定位置的结合能够在众多生产者定位到特定主体，用以指示商品或服务的产品制造者或服务提供者，位置商标具有获得显著性。

最后，在对位置商标进行显著性分析时，应注意构成要素之间的紧密性。位置商标进行注册关键在于消费者能否通过标志固定在特定位置的联系用以区分来源从而使整体具有显著性，而不是位置与标识具有固有显著性或者“第二含义”。如果标志和特定的位置联系使消费者主观上将标识与位置看成一个整体对待，用整体进行判断商品或服务的来源进行选择性购买，位置商标具备显著性。

2.2 非功能性分析

申请注册商标还应考察商标的非功能性，我国商标法第12条以三维标志为例规定功能性：三维标志因商品自身的性质需求而出现，或者为满足商品本身的技术要求，商品必须存在的形状或具备实质性价值的三维标志不能受到法律保护。法条旨在预防商标与外观专利以及著作权保护混淆。位置商标能否进行注册还需进行非功能性审查。学理上将非功能性分为非实用性和非美学性进行考察。

2.2.1 非实用性分析。1938年美国《侵权法重述》742条规定：“如果产品的某一特征影响了产品的目的、操作或使用，或者促进了对产品的加工、操作或使用，或者节省了加工、操作或使用的费用，该特征就是功能性的。[6]从实用性的角度定义功能性，明确实用性对功能性的考察。通过特定位置限定标识对商品或服务的外观、使用、装饰等方面判断位置商标是否具有实用性。不能直接将特定位置或标识对商品或服务产生实用性功能的位置商标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具备实用性的位置商标应判断找寻替换的难易程度和对产品功能性影响的重要程度，以及注册之后对自由市场竞争环境是否有不利的影响。首先如果标识以比例大小或固定在特定的位置不是相同或相近似商品或服务通常选择的位置。其次，如果位置商标的标识不具有相同或相近似商品或服务的一般作用和功能，不影响同领域的商品或服务的使用，具备指示商品或服务来源的作用，那么位置商标具有非实用性。

2.2.2 非美学性分析。有关1938年《侵权法重述》的评论首次提及美感功能性的问题，“产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如果主要在于美感价值，由于产品的外观特征明显助益于上述价值进而促动产品吸引力的实现，它们应当是功能性的”。[7]美学功能指排除商品或服务的影响，具有美感设计的商标主观上可以引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排除商品所承载的商誉之外，消费者单纯地因商标的艺术设计重复购买。但是，美学性对是否能进行商标注册的影响不是绝对的。消费者开始不能将位置商标进行准确定位，通常会把它看作商品或服务外观形状的装饰，起到美化作用，关于位置商标是否具有美学性不能一概而论。具有美学功能的位置商标可以通过长期的使用、宣传等手段提高自己品牌的知名度以及消费影响力使商品或服务取得“第二含义”。美学性对位置商标申请影响是相对的，如果位置商标引导消费者进行商品或服务进行区分，具备美学性的位置商标存在注册的可能性。

2.3 可描述性分析

《商标法新加坡条约》实施细则规定申请位置商标时位置商标在申请时应当提交图样和文字说明，并将未请求保护的事项予以标明。我国台湾地区规定位置商标的可描述性为：用虚线突出显示位置商标所处的位置，并且通过文字加以说明。《商标法新加坡条约》和台湾均是对可视性的标识进行规定，非可视性标识+位置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的标识进行具体规定，比如声音标识主要依据声音的五线谱、声谱、样本以及文字描述的方式进行申请注册。位置商标的申请相较传统商标复杂，首先应将商品或服务的整体进行描述，将位置商标突出显示。其次用虚线突出位置，用实线将位置准确地进行描述。再者依据不同的描述规则将相对应的标志进行文字描述或以法规提交不同的图样或说明。最后应将未申请保护的内容进行描述，以此限制侵权行为的发生。

3 位置商标可注册性相关法律规定

如果把一项法律制度看作一个金字塔形，作为塔顶的立法宗旨规定着法律的价值取向，是理解和领会该法律的总向导和总依据，作为塔基的各项具体制度则是对立法宗旨的展开和深化，任何具体制度的理解和执行都不能违背立法宗旨。[8]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限制以及立法目决定着位置商标的注册价值。

3.1 我国位置商标可注册性法律规定

3.1.1 现行法律法规解读。我国《商标法》的这种规定也体现了保护商标权人的专用权、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立法宗旨，同时通过商标保护、管理和在确保商品和服务质量基础之上维护商标信誉，“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商标法的根本宗旨。[9]位置商标具有显著性，消费者通过长期的购买，形成购买风向标，对标识附着在特殊位置的商品或服务产生消费判断，形成消费依赖心理，在同一商品或服务类型中进行选择。此时位置商标已经充当“商品信息指示器”的作用。商品或服务能够以附着在特定位置上的标识被人熟知，建立自己的商誉，将位置商标当作经营者的竞争的利器，吸引回头客，扩充市场，达到市场良好的竞争。因此，特定位置的标识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给予消费者指示区别其他商品或服务，给经营者创建良好的市场竞争，达到双赢的目的，也会促使政府和市场大环境给予位置商标合理的保护氛围。

2013年修订的《商标法》将非可视性标识纳入商标保护范围：任何能够区分商品来源的标志，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合和声音等及其所列举构成要素的组合，均可以作为商标申请注册。用“任何……的标志+包括……等”的方式对商标进行定义，易将法条侧重点混淆：“包括……”这部分内容是对“任何……的标识”的限制说明还是举例说明，即前半部分的立法本意究竟是任何但仅限于规定的几种标识，还是对前半部分进行列举说明但不限于列举的标识。后半部分中的“等”字立法含义属于“等内等”仅包含规定标志还是“等外等”包括与条文所举范围相当甚于其范围？现行《商标法》第8条没有在条文中明确提及“位置”，位置商标能否获得注册取决于对条文的解读不同。北京高院在红底鞋案二审判决中明确指出：“红底鞋”案申请的商标构成要素不在现行商标法第8条列举的范围之内，但现行商标法没有明确规定“红底鞋”商标的构成要素不能进行商标申请注册，北京高院间接承认位置商标可以给予法律保護。2017年我国《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第五部分对颜色组合商标的形式审查中表明用虚线突出显示颜色与位置结合的图形轮廓，间接承认了“位置”在商标法的法律地位。

3.1.2 台湾。我国台湾地区现行商标法第五条规定，商标是指由文字、图形、颜色、声音、记号、立体形状及其组合构成的能够为消费者所认知并进行指示商品和服务来源的标志。商标开放式的定义给予位置商标取得法律保护的弹性空间。2012年修订《非传统商标审查基准》第八节通过位置商标举例阐述其他非传统商标审查方式，明确指出位置商标受现行商标法保护。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立法中，我国台湾地区首次对位置商标形式审查进行了详细规定，对位置商标的法律保护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3.2 域外位置商标可注册性法律规定

3.2.1 国际条约规定。《商标法新加坡条约》及实施细则在国际上首次规定位置商标受法律保护。《商标法新加坡条约》第二十八条提出只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收到十个国家或国际组织批准或加入，该条约将发生效力。目前所加入的国家远远超出十个，该条约已经发生效力。我国虽然签署该条约，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准许适用，所以《商标法新加坡条约》及其实施细则在我国没有发生法律效力。TRIPS协议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任何标记及其组合，只要能够起到区分作用，就能够称之为商标。着重强调“区分”二字给予位置商标进行注册的司法实践弹性空间。只要位置商标具有显著性，消费者能够区分商品或服务的来源，基于TRIPS协议可以准许位置商标进行注册。

3.2.2 欧盟。欧盟借鉴TRIPS协议对商标的定义方法，表明构成商标的两个要件：第一，商标由能用书写表达的标志，特别是文字构成，其中包括人名、字母、数字、商品形状或其包装，第二，这些标志要达到将一个企业的商品或服务与其他企业的商品或服务加以区分的效果。虽然商标的第一个要件中没有明确提及位置构成要素，但是下文的“特别”解释意是着重突出，而不是对前面商标构成要素范围的限制，所以只要商标具有可描述性以及显著性，足以区分商品或服务来源，就能予以法律保护。也就是说，位置商标只要具备实质性要件显著性以及形式要件可描述性就能够获得欧盟法律的认可。

3.2.3 美国。作为对美国商标制度影响颇深的《兰哈姆法》，其对商标最原始的定义也只是列举文字、名称以及图形又或者其组合来强调商标的显著性问题，并没有严格的限制商标的种类。《兰哈姆法》为非传统商标的引入提供了法理基础。采用“可以”字样将商标元素规制为由符号、文字以及姓名又或者其组合，以及能够区分来源作用来定义商标。商标定义中采用“可以”“能够”给予位置商标等非传统类型商标法律保护，表现出对非传统类型的商标呈现出包容的态度。

3.2.4 日本。2007年日本知识产权协会对企业进行关于当代新型商标是否需要保护调查。结果显示：声音商标有63%企业家认为需要给予保护，仅次之是全息商标，随后48%的企业家认为位置商标应当得到保护。2015年日本特许厅将位置商标定义为“所谓位置商标，是指将在商品等上添附图案的位置特定的商标”。国际商标规制和日本国内企业需求是日本进行位置商标法律保护的重要因素。

4 对我国位置商标注可注册性建议

4.1 商标法第8条修改建议

司法实践以及学术界关于现行商标法采用“任何+包括+等”的结构定义商标的立法目的重心是“任何”还是“包括”“等”字的含义争议较大。2013年修法将声音加入商标的组合要素中暗示条文的重心仍处于“包括”部分，“等”意为“等内等”，对我国后续商标注册带来严苛的法律限定障碍以及疑惑。司法审判自由裁量限制于客观的现行法律法规，立法者不能单纯以穷尽列举的方式对商标的构成要素进行规定从而定义商标，而应采取开放列举方式适时扩大商标的构成要素，保护合法的商标权人权益，商标的发展过程不是静态不动的，客体类别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增加，导致新兴商标种类不断增多。商标立法模式的严格限制导致商标动态发展的法律保护滞后。国际条约以及部分国家均采用半开放包容的方式定义商标来适应商标格局的变化，美国采用“可以”“能够”字样;TRIPS协议着重突出显著性作用的任何标识等。扩大对商标构成要素的限定将商标法第8条修订为：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标志，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合和声音等，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均可以作为商标申请注册。虽然北京高院以法律未明确禁止位置构成要素的保护为由对位置商标给予司法认可，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红底鞋”商标认定不一，表明司法审判对现有法律制度解读易出现混淆。采取开放列举的规定，不仅对包括位置在内的新兴商标构成要素的法律保护可能性，且给予司法审判弹性空间。

4.2 位置商标注册审查标准建议

4.2.1 显著性审查。非传统商标显著性的判断不再是必须先从商标本身的含义开始，在一般情况下，非传统商标固有显著性的认定应当以消费者是否会将某一标识作为区分商品或服务来源的“商标”为前提。[10]采取“无歧视”原则进行显著性审查。只要非传统的商品或服务商标能够起到区分指示来源的作用，应当与传统商标一样获得准许注册。[11]一般消费者将位置商标认定为商品的装饰部分不直接将其作为商标进行同种或近似商品或服务的选择判断。作为组合型的位置商标需要从三方面进行审查核准：位置、标识以及整体。

一是位置显著性审查。认定位置显著性应当从：是否为同类或近似商品生产者及服务提供者常规选择的装饰位置;是否影响商品或服务的基本性能;是否描述商品或服务的性能。

二是标识显著性审查。固有显著性是指一个标志天生所具有的一种能够标识商品或服务的出处并能与他人商品或服务相区分的属性。[12]标识的固有显著性主要从标识是否对商品或服务进行说明、是否是通用名称、是否对商品或服务产生功能性影响。对获得显著性的审判标准依据现行《商标审查标准》第二部分第七条对其进行了规定：一是消费者言辞;二是市场调查;三是投入使用商标的时间及方式;四是广告投入;五是销量统计;六是品牌市场地位;七是商标被侵权的程度。

三是整体判断。对整体进行判断：考察位置与标识的紧密性、消费者能否以附着在特定位置的标识进行区分指示商品或服务，位置商标的标识以固定大小或特定比例附着在商品或服务的特定位置是否固定不变。

4.2.2 非功能性审查。从非实用性和非美学性两方面对位置商标进行非功能性审查。首先位置商标的标识一般为传统商标类型的构成要素，文字或者图形一般不具有功能性，但三维标志因易与商品或者服务融为一体，具备功能性，不能进行商标注册。因此考察非实用性借鉴我国商标法第12条对三维标志非实用性功能的审查：位置商标的位置和标识是否对商品或服务产生功能性效果;是否因商品或服务自身的性质导致位置商标的产生;位置商标是否具有特定效果迎合消费者的需求。依据消费者惯性思维和消费需求，在商品或服务上设定的特定标识具有功能性，不能获得商标法保护。其次审查位置商标的美学性：位置商标的设计或者艺术感能否影响消费者购物选择;商品或服务去除位置商标是否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4.2.3 设计来源审查。审查位置商标应考虑与在先权利的冲突。商标法对位置商标进行法律保護易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位置装潢、专利法对外观设计等法律保护发生重叠，与在先权利发生冲突。采取行政救济与民事救济的方式惩罚商标持有人申请在后商标权对在先权利造成的损失行为。所以对申请注册的位置商标的设计来源进行审查防止侵犯不知情人的在先权利。

5 结语

北京高院对“红底鞋”案的二审判决直接承认位置商标，表明我国司法实践对位置商标的保护逐渐明朗化。国际条约、大多数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开始重视位置商标的法律保护。基于对位置商标可注册性条件分析，位置商标对显著性的要求甚于传统类型的商标，但不影响位置商标具有一般商标的显著性和非功能性，且标识与位置的组合使位置商标呈现多元化趋势。现行法律的穷尽式列举出现新型商标法律保护滞后僵化的现象，立法模式应做稍微修改以适应商标的动态发展。对相关法律的理论研究、商标法的立法宗旨、位置商标的显著性特征与非功能性和可描述性的分析，位置商标符合传统商标的法律要求，我国应对位置商标法律保护重视，通过改变商标的定义给予司法实践审判新兴商标的弹性空间，优化市场竞争环境，充分保护商标权人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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