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实小说价值取向探讨论文

庞余亮：我们生命中第一次的婚姻是跟生活结婚，第二次婚姻是与文学结婚。今天让我们跟我们庸常的生活离婚，进入第二次婚姻，与文学结婚。在文学的婚姻中，有很多东西纠缠在一起，就如我们今天和《雨花》读者俱乐部的同仁一起要探讨的小说《柴锁平的第二次婚姻》中的婚姻一样，那里面，既有灵与肉的纠缠，又有日常与远方的纠缠。顾文敏：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新写实小说价值取向探讨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新写实小说价值取向探讨论文 篇1：

在众声齐鸣里独唱

摘 要： 不同历史阶段，文学社会化与人个化的命题一直体现于作家的书写中，表现个人思想与迎合主流话语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矛盾，个人化书写直到80年代才大量出现。本文分析了五四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个人化书写的边缘处境及原因，反思90年代后出现的“个人化”写作热潮在新时期的开拓前景，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社会化”与“个人化”的问题，以此为源，思考“个人化”写作在21世纪应当如何继承传统并且有创新性地跨入新的时代。

关键词： 社会化 个人化 20世纪中国文学 新时期

现代文学从晚清以来，“社会化”写作便一直处于中国文学的主导地位，文学以特有的姿态介入现实，在内容、语言、形式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统一性，而那些更加具有个人性的写作则往往被遗忘，但是这些表现个人思考、私人情感的作品是不容忽视的，80年代后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越来越多的作家关注“个人化写作”，90年代“个人化写作”构成了作家的创作偏向。横向比较不同时期的“社会化”与“个人化”写作，纵向梳理各个时期两种类型写作的联系，有助于探究个人化写作的新去向。

一、“五四”：启蒙主调与个人独奏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们受到西方进步思想的影响，试图以文学进行自上而下的启蒙，他们自觉背负起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到文学在思想解放中的功能，创作表现出了对社会的高度关注。新文化运动前后，具有不同审美追求的作家们形成了风格各异的群体，由于强烈的反帝反封建、追求个性解放的诉求，使得“五四”时期的个人化的写作湮没于群体性的社会化写作之中。由“问题小说”、“人生派写实小说”、“乡土小说”都能看出作家们对现实社会的极大关注，他们致力于展现封建落后的城乡现状，较少作家个人情感的流露。

“五四”文学在注重国民性批判，表现出社会关注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个人解放的强烈愿望。“文学是人学”，“人”的解放是“五四”文学与晚清新小说区别的重要特征。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要“尊个性而张精神”，以“立人”为旨归。《野草》所开创的“独语体”不完全是对社会现象的反射批判，《过客》《死火》等篇目也体现出了鲁迅的个人化思想，是对一己心灵的深刻解剖，表现出了一个“精神界战士”的彷徨、迷惘、痛苦、寂寞、绝望、反抗……周作人则更加鲜明地表现出与时代主流分道扬镳的态度，周所提倡的“人的文学”，其根基是他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想，他否定了“为人生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认为文艺是“以个人为主义，表现情思而成艺术”[1]。“五四”时期的“创造社”勾画出了许多希望融入社会的个人形象，他们创作的“自叙传抒情小说”追求情感的自然流露，强调文学的表现功能，注重对人物的心理描写。郁达夫的《沉沦》以其大胆的暴露、露骨的率真表现出被时代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的困惑、迷惘；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也表现出浓郁的主观抒情性；张资平、叶灵凤等人以风格各异的文字，表现出知识分子内心的压抑苦闷。另外，丁玲、冯沅君、凌叔华等女作家根据切身经历塑造了一个个“出走了的娜拉”的形象。

“诗者，吟咏性情也”。由于诗歌在体裁方面的独特性，决定了“五四”时期的诗歌较小说而言有更多的个人化特征。郭沫若的《女神》对早期白话诗做出了反拨，创造出了新的自由体诗的形式，以充沛澎湃的情感書写出“我就是我”的时代最强音。“新月派”强调自我意识，崇扬人的自由和个性解放，与早期象征诗派对“纯诗”的追求相似，他们都试图保持诗歌的独立性，不刻意要求自我以诗歌反映社会现状，在社会化潮流中坚守个人主义阵地，诉说个人的主题。同时期的“小诗”与湖畔诗派的创作都表达了个人的独特思考。

“五四”时期“人的文学”观重视“人”的独立性，崇尚自由的作家们弘扬“性灵”“言志”等传统，又受到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着重表现个人的经验，他们站在时代主流的对立面，在作品中切实表达出身处变革时期的人们的生存与思想状态，内容上格外关注“人”与“人性”，流露出鲜明的个性精神，使得“个人化书写”也成为“五四”文学潮的一脉。但“五四”时期的一些“个人化书写”只停留于对个人情感生活的暴露，没有形成更深入的思考，使得内容空洞苍白，有无病呻吟之感，此时的“我”也只能在启蒙主调中发出微弱的声音。

二、“革命文学”至“文革文学”：集体赞歌与独自悲歌

“后五四”一代的作家深受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的影响，同时又广泛接触到西方的文学、社会思想，在革命战争的推动下，“普罗小说”、“社会剖析小说”表现的多是重大的时代主题，缺乏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感情，作家也很少在此类作品中直接表现自我意识，背负了过多的社会责任。文学应该承担“娱乐和美”[2]。40年代国统区的一些进步作家，如张天翼、沙汀、陈白尘等人沿着现实主义道路，暴露国统区内部的黑暗、揭示出底层人民生活的困境。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此后接近三十年文艺工作的方向，即“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强化了“社会化”写作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延安文学”、“解放区文学”便是在高度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背景下的产物，突出的表现为对集体的歌颂。在二三十年代有出色的个人化作品的丁玲、何其芳、戴望舒等人在新的时代主题下都表现出了对主流的亲近，纷纷放下心中的“小我”转而描写群体中的“大我”或“我们”。

文学在三四十年代所背负的道义、责任越来越重，社会化成了文学主潮，但还有一些作家追求个人生命体验的传达与自我感觉的表现，他们的个人化书写体现出了文学多元的价值取向。“京派”与“海派”文学在强调“人”的自由方面别无二异，但是“京派”走温和的现实主义道路，无论是沈从文的“湘西小庙”还是废名“黄梅故乡”还是芦焚的“果园城”，都体现出了人道主义的关怀之心，人物还原为一个个自然的“人”。“新感觉派”十分强调对主观感觉的表现，多用心理描写，但不仅是攫取某一病态的心理加以夸张，还包含了对都市中人的生存环境的细微体验。“海派”的张爱玲以雅俗共赏的独特风格，在40年代的上海独树一帜，她远离40年代的宏大叙事与抗战主题，执着于“在普通人中寻找传奇”。他们的创作有别于三四十年代主流的革命话语，各异的人生体验给他们个人化的书写带来了不同的审美风貌。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确立了《讲话》在当代文学中的指导地位，标志着文学及作家体制化的建立，建立起了新的文学规范，作家们纷纷调整姿态。这一时期的“红色经典”便典范地实践了“文艺为政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失去了个人的丰富性。

5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批判运动推进了文学“一体化”的进程。1956年“双百方针”促进了一批表现内心真实感情，大胆干预生活的作品出现，这些作家继承了“五四”“人的文学”的傳统，追求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他们既想要靠近主流话语，又不愿放弃艺术个性。《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虽然反映了官僚主义现状，但不乏王蒙的个人化声音，林震对刘世吾的复杂态度，他自身的矛盾、疑虑都表现出了作者独立的思考。《小巷深处》《在悬崖上》《红豆》则大胆的描写在爱情中人物的矛盾纠葛、内心的情感变化，表现出了区别于主流宏大话语的个人感情。“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手抄本小说”在小范围内流传，穆旦、多多、根子、芒克等人的诗作表现出了强烈的与主流“颂歌”模式断裂的愿望，强调诗歌表达主观情感与思考，“白洋淀诗人群”的写作在80年代后符合主流的部分发展形成了“朦胧诗”潮，表现出对个体经验的有限挖掘。

“五四”文学落潮后，作家们一部分沿着“国民性批判”的道路进行“社会化写作”；另一部分则追求个性解放、坚持“个人化写作”。此时的个人化书写不同于“五四”时期，也不同于沈从文、废名、张爱玲等人，它们表现的是处于主流话语中对既定规范的疏离，作家自身情感上的矛盾也导致了文本内部的矛盾。共和国三十年文学过度强调其社会政治功能，必然会导致文学对从属于政治的反拨，而这种反拨需要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三、新时期：众声喧哗与自我高歌

70年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开启了对过去进行反思的热潮，继承了“五四”时期个人主义话语。70年代末兴起的“新时期文学”标志着文学中个人语境的再现。“先锋文学”便是西方理论的引进过程中突出的一支。马原、残雪、余华等人的先锋实验表现出了对旧有意义模式的反拨，创作不再是对主流话语的依从，主题没有明确的指向，也放弃了对现实的真实反映，以语言和形式上的创新颠覆了传统文化。残雪《山上的小屋》充斥着恐惧、无望的心理与窒息的氛围；马原的“叙述圈套”强调了“叙述”的重要性，故事内容、情节、人物被弱化，甚至人物符号化，并没有更深刻的现实指向。但是，文学不仅仅是语言与技巧的游戏，作家们急切地想要冲出“文革”话语的重围，进行的形式实验的确是对个人话语的复活，但是一味复制现代派的写作模式，使得越来越多的作家感到写作重复的困境，无路可走，回归到了现实主义的轨道上。

由于90年代之后大众文化的盛行和消费文化的繁荣，文学格局发生了大的变化，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谈歌、刘醒龙、何申等人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新写实小说”对社会中卑微小人物琐碎的生存状态的描写；“新市民小说”极力描写性爱与欲望，表现此批判都市社会中人性的变异及情感的单薄；“新体验小说”以生活化的语言、纪实性的手法，结合作家亲身体验过的生活关注当下的社会问题。90年代的社会化写作不同于“五四”时期对意义、深刻的追求，也不同于“文革文学”的极左追捧，表现出躲避崇高的意味。

90年代最令人瞩目的创作还是“个人化写作”的崛起。朱文、韩东等“晚生代作家”自称“断裂的一代”，他们不相信群体经验，重视个人生活的感受，具有欲望膜拜、自私颓废的唯美主义色彩。如何顿《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邱华栋《公关人》、朱文《五毛钱的旅程》。朱文的《我爱美元》赤裸裸地揭示出人对“物”“欲”的追求，父子嫖妓的行为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完全背离，对“性”展开了还原本色的暴露。在20世纪90年代后兴起的还有一批女性作家的“私人化写作”。她们“将集体话语、国家话语、政治话语当成自己的假想敌，而将身体、性、私人生活、个人记忆作为逃离和抵抗的据点”[3]。在80年代初，张洁已经开始了“女人”的重新书写，90年代陈染、林白通过对个体经验的叙述，表现出女性主义的立场，她们的作品包含了对女性在新时期中独立、自信、自强的希望，内容书写常常有颓废色彩，但是在精神指向上却有某种积极的意义。但是卫慧、棉棉的书写表现的只是社会中另类的人生，她们锐意求新，以“新奇”、“特别”博取大众眼球，制造商业卖点。《上海宝贝》《啦啦啦》等欲望化的书写只是继承了陈染、林白的叙述内容，而没有吸纳她们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思考，有重复和媚俗的弊病[4]。女性作家中同样对欲望、个体经验进行书写的潘向黎关注人物细腻的感情，她并不注重暴露女性身体经验和欲望，典雅的文风有超尘拔俗的古典气息，是新时期对女性文学的开拓。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潮是以书写“大写的人”为主的“社会化”写作，“个人化”写作被主流排斥在外，但一些作家们对个性的执着追求也展示出了“个人化”写作存在的合理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对“个人化”写作的错误理解将“个人化写作”简单地认同为表现个人的内容，创造个人的形式，有意张扬个体的特征，而脱离了现实与实际、没有精神指向、价值内涵，仅仅满足于自我宣泄与商业需求，使得作品在自我重复与炫耀的环境里自我毁灭。一些标榜“个人化写作”的作家对集体化经验存在敌视感，刻意忽视集体经验、社会关系，将个人简化为欲望化的非理性的人，使得90年代后的一些“个人化写作”过于沉溺自我书写、视野狭窄，意义薄弱，“个人主义表面上为女性写作提供了话语凭借，但最终却将她们引渡到一个更为危重的孤绝境地”[5]。这些欲望化书写只能是伪个人化书写，真正的“个人化”写作不应该是脱离社会的，而是在叙述个体真情实感的同时，个人性与社会性较好地融合在一起，表现出个体对人、集体、社会、生活的关照。不概念化的称颂集体，也不片面化的讴歌自我，新时期中应当建构出真正体现出新的价值指向与社会追求的“社会化”书写与“个人化”书写。文学怎样跨入新的时期？应当继承“五四”精神，在个人与社会的融合中展现值得期待的前景。

参考文献：

[1]周作人.谈龙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64-65.

[2]程光炜.小说的承担——新世纪文学读记[J].文艺争鸣，2006（04）：32-33.

[3]王侃.个人主义、性别结构及现代性[J].文艺争鸣，2013（08）：1-3.

[4]杨飚.关于九十年代“个人化写作”问题[J].文学评论，2002（02）：36-40.

[5]陈雪，刘泰然.超越现代性：“个人化写作”再审视[J].文艺评论，2016（06）：34-39.

作者：左凡

新写实小说价值取向探讨论文 篇2：

文学这场婚姻

庞余亮：我们生命中第一次的婚姻是跟生活结婚，第二次婚姻是与文学结婚。今天让我们跟我们庸常的生活离婚，进入第二次婚姻，与文学结婚。在文学的婚姻中，有很多东西纠缠在一起，就如我们今天和《雨花》读者俱乐部的同仁一起要探讨的小说《柴锁平的第二次婚姻》中的婚姻一样，那里面，既有灵与肉的纠缠，又有日常与远方的纠缠。

顾文敏：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小说里的男主角在外人看来艳羡的婚姻里过得并不幸福，但是我觉得从小说的角度讲，故事的叙述偏沉闷，情节发展中冲突不足，缺少画面感。就像看一部电影，情节的发展大部分靠的是旁白，观影人的感受，视觉的冲击力度就不够。我觉得贾燕人物的特征比较模糊，作者交代了她进入婚姻的无奈，但是有些铺垫还是不太够，比如孩子的出生没有激发她作为女人的这种母性。小说的写作一定要通过冲突来触动读者的心弦。这个小说的冲突不是很够，小说的结尾不错，但是余味不是很够，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暗示通过这次冲突让他们产生了交流，最后有产生圆满的可能性。或者贾燕在打了这两巴掌之后可能想彻底地挣脱婚姻的牢笼。同样柴锁平感到惊诧和愤怒，这样余味更重一些。

蔡永祥：小说的开头并不好。她说贾燕几次流露出不满，可是小说中没有显示出不满。小说的背景可能是模糊的，或者说是可疑的。柴锁平对第二次婚姻中的孩子并不是很亲近，他摔了电视机，孩子才被吓哭了。在吵架的过程中，儿子就已经要哭了，我觉得这个场景是不准确的。

庞余亮：这个小说是有追求的，她用一种静水深流的方法，慢慢地将小说往前推。但是她往前推的这个力量不够。两个人是生活中的孤岛，孤岛与孤岛之间有水，但是之间的浪花没有激出来。小说中人为地制造了一些浪花，比如摔电视机，小说更讲究的是逻辑性。小说中有很多地方显得太过随便，比如女性的角色都是小学老师，第5段她讲到了摔电视机，一直到了第33段再次讲到了摔电视机，中间隔了这么多段，这就说明小说的节奏感是有问题的，小说的作者可能一开始写的时候就想到了结尾，这是一种写小说的方法，但是这种写作方法容易固化，她的目标就是一直向着贾燕反抽的目标而去。如果让我来写，我第5段就是第1段，然后围绕这个摔电视和耳光开始。

何雨生：其实一万字对于一个短篇来说，是非常舒服的，不论是情节的展开还是人物的刻画都应该是很从容的，但是小说的情节很平，本应该看得很流畅的，但是小说我们读起来很吃力。这个小说其实就是两巴掌的事情，假如我写的话，可能两三千字就解决了。我觉得小说叙述的节奏应该改换一下，她的目的性很强，直奔着两巴掌而去，有点像军人的步伐，比较单调。站在小说的角度，应该是文人的步伐，东张西望、左顾右盼，或者回回头的写法。人物比较扁平。其中两个次要人物，一个徐晓红，一个马秀丽。我觉得徐晓红可以深入下去，贾燕之所以现在这个状态，应该与闺蜜有一些关系的。假如我写的话，要加强她们两个人的互动性。

郭翠华：我觉得作家在代替自己说话，她在叙述，人物没有成长背景，比如贾燕最后的结尾看起来非常好，但是她为什么会甩这两巴掌，小说中没有交代。小说中缺少文学的东西，叙述太多，她在替这几个人说话，应该是人物自己说话，尤其是心理的描写。人物没有成长的过程。

葛安荣：这篇小说表现了当代婚姻的一种尴尬与无奈的存在状态。两个人的生活习惯以及价值观念都不一样，性格脾气不一样，因此缺乏沟通，无法包容理解对方。平静中蕴藏着波澜。柴锁平的内心还是比较丰富的，经过第一次婚姻的失败，他用心用情呵护这个家庭，为后面的发展埋下了伏笔。假如我来写，不会这么过于琐碎，现代婚姻投影的写法，单纯地写婚姻，写生活，如果加入文化的、经济的投射，比如柴锁平在单位上的状态，小说可能厚度上更重。小说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写柴锁平与前妻的交往回忆，我觉得有主次颠倒的感觉。

毕飞宇：判断一个小说好不好，首先要看小说的密度。如何让它的密度提高，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那么短的第一段写柴锁平对第二个老婆的不满，可就在这么短的文字里这个信息他重复了两遍。比如“……这样不是挺好吗？”这句话一出现就将小说的质地拉空了，粗毛大孔。假如这个小说一上来，柴锁平是这样的状况，紧接着一个抱怨，这个小说的密度会紧密得多。小说的开头很重要。这个小说的四分之一才出来，我就知道这个小说是松的。如何让它变得紧致起来呢？小说的信息量是非常珍贵的东西，要尽可能多的提供信息，信息越多，小说密度越高，小说越好看。如何让小说密度高呢，就是要节省文字，如果你这个地方已经表现过了，用同样的文字就要寻求新的内容，如果你不能提供新的内容，那么就要立即把它删掉，一点点都不能保留。第二个问题。这个小说写的什么？不就两巴掌嘛？这两巴掌完全可以让这个小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走向和精神气质。一种可能是这个两巴掌是一个微型小说的体量，写了夫妻两人的故事。另一个走向，可以从两个巴掌上升到女权主义的高度，上升到女性主义的觉醒，上升到女性争取平等，争取尊严的高度，它都是可能的。那么小说究竟选择怎样的可能我们不知道。读者在等待第二个嘴巴出来的时候，小说一定是好看的。这个嘴巴下去之后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情绪行为，它是有价值取向的，但这个价值取向也不是作者在那说道理，是性格，小说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是性格，最最重要的是由性格所体现出来的价值精神。如果仅仅有性格，小说是低级的，如果仅仅有价值取向，小说是低级的，如果由性格行为呈现出价值取向，小说就是高级的。

易康：我觉得小说是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人性问题，小说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小说缺乏必要的描写，使得小说的文学性有所削弱。小说对人物的精神世界是有所探究的，但是深度还不够，小说有表面，但是没有内在。这个小说人物在动，但是精气神好像没有动起来。小说的题目为“柴锁平的第二次婚姻”，那么主要人物应该是柴锁平，但是相比较他的两任妻子，好像人物形象稍微弱了点，而且人物的性格有点前后不一致。还有柴锁平的前妻，一开始都是称“柴锁平的前妻”，后来突然给她起了个名字。

汪夕禄：细节的缺失使得整个小说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小说给人留下印象的往往是一些经典的细节，而小说的作者并没有在这一方面多下功夫。细节的缺失使得整个小说缺乏深度。看得出作者是一个善于观察生活的人，但是作者并没有将小说的艺术和生活的真实巧妙地结合，虚实失衡，过于写实了。小说的节奏感不太强，最主要体现的叙述风格和情节推动上。人物的个性很鲜明，但是在塑造的过程中缺乏力度，对他们过于仁慈，下手不够狠，也不够准。

顾开华：我感觉这篇小说功底平实，主人公的两任妻子代表了生活中最典型的两类女性形象，前任好动、感性、浪漫，富有生活情趣，却与长期生活中的平淡有了冲突；不同的是现任很好地完成了生活中主妇的角色，两耳不问夫君事，却没有尽到一个女人、妻子的义务，生活如白开水，淡而无味。如果让我来写，我会把他们调过来写。

毕飞宇：一个经历过两个女人的男人，内心一定会有非常微妙的东西，写哪怕是不堪的东西。我特别渴望你们在写小说的时候将道德抛开，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不堪的东西，到小说中却是极其精彩的。第二个，这个小说的叙述太多，描写太少，小说是有两个东西构成的，一个是描写，一个是叙述，结合时空的具体刻画叫描写，脱离时空的作者交代叫叙述，一个是客观的，一个是主观的。面对第二段正在进行时的婚姻时，一定是描写要多于叙述的，反过来，对于前妻一定是叙述多于描写的。如果这样写，小说一下子就是两个层面了，一个是画面，一个是画面的背景。

董维华：卡佛在《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中描写很多，叙述很少。这可以借鉴。这篇小说的结尾完全可以这样设计，让贾燕的那一巴掌下去，然后，柴锁平是继续回到这段婚姻中，还是开始了下一段婚姻呢？不说，留给读者去想象。

张晓惠：通篇我并没有看到一片飘动的叶子，小说没有给我们一个形象的东西，人物的形象比较模糊。

周新天：小说的结尾太带劲儿了，当小说中某一个细节特别有劲的时候，小说都不会太长。既然是最后两巴掌，前面费那么大劲儿干嘛呢？

邵明波：这篇小说与其说写的一个男人的两次婚姻，不如说写的两次婚姻中的女人。在小说中，这个男人看似为主角，其实他无关紧要，反而是他的前妻和现任妻子在生活中的状态才是更重要的，我觉得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一下。作者把握到了婚姻与家庭、婚姻与生活、婚姻与孩子，这些可能是一般写作的人愿意多着眼的东西。这篇小说还提到了婚姻与性，婚姻与金钱。那些内心所谓的龌龊和小说的创作，它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作者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没有选对挖掘的重点。第二任妻子很有意思，为什么丈夫对她不满意，仅仅因为她不说话？因为她不会照顾孩子？我觉得可能不是，作者在暗示，他们在性活动上有问题。性活动可能是我们现代人婚姻生活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也是区别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的重要特征。小说中讲到了婚姻中妻子拿丈夫的工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她还拿得那么坦然、心安理得。我们的社会怎么了？我们的婚姻怎么了？我觉得可以更深入地挖掘这个东西。

毕飞宇：小说中丈夫给老婆开工资可能是个庸俗不堪的东西，你把它处理好了，能成为一个非常出彩的细节，在这个新时代，在这样一个文化经济背景下，丈夫给妻子开工资怎么了？他就能。他开了以后，不仅不脏，不仅不龌龊，它充满了温情，都是可能的。作家要有这个自信，告诉这个世界，我的虚构它就是真实的，小说的真实性永远不由现实去验证，而是由小说家的能力确定。

王锐：这个小说的逻辑还是非常合理的，只是结构有点欠缺。它用了足够多的铺垫，谈到婚姻与金钱的关系，一开始我觉得柴锁平与社会的环境把贾燕变成了这么一个人。贾燕的父母认为这个婚姻很划算。柴锁平的妈妈病危，贾燕的婚姻类似于冲喜。小说中写到贾燕的第一个男朋友车祸死去了，她不得已嫁给了比自己大很多，离过婚，有孩子还有家庭暴力史的男人，她的内心应该是很不平静的，柴锁平有个表达，他想好好珍惜一个人，好好过日子。而贾燕最后不要钱而是要去扇他两个巴掌，其实她是想挣脱她内心的困境。换成我写的话，一个男人有过暴力，是很难克制的，柴锁平在和贾燕的婚姻中克制了那么长时间，虽然有不满，但是他没有把那巴掌扇出来，我想他是有过日子的信心的，我写的话我会把他对这种冲动的抑制，把对生活过好的渴望表现得更强烈一点，他这两巴掌扇出去也是非常艰难的，在他感觉不到这份爱的婚姻里，他觉得特别难受。

顾维萍：好的小说应该可以让我们遇到另外一个自己，这篇小说没有呈现出它自身的可能性。好的小说应该有它表达的意向或主旨，可是我没有看到小说流淌出来的主旨。一个作家有权利与责任，这个小说作者没有用好自己的权利，过度地使用全知视角叙述，另外我觉得她不太负责，不太严谨。究竟由谁来讲这个故事，这篇小说我觉得视角值得商榷。我觉得不用第三人称会更好。

冷玉斌：我觉得小说体现作者内心的慈悲。小说是否有一些被压缩的东西，是否可以再添加一些东西，可能变成一个中篇，甚至是一个长篇。它把所有的故事压缩在了一次冲突里，从砸电视到甩巴掌，这个中间它的时间和空间一直是交错的，交代了柴锁平的两次婚姻的来龙去脉，由此看来，结构上还是蛮有张力的。在迂回的几乎独白的叙事当中，把两次婚姻中纠结的人描摹出来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它很平呢？因为作者考虑的方向始终是单向的，始终都是柴锁平在观察贾燕，而没有观察到他自己，如果从这个角度挖掘，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声部。自己对自己内心的推动是缺乏的，这就少了很多力度。语言是琐碎的、零散的，但是和整个小说很契合，生活是个谜，充满了矛盾和很多琐碎的东西，作者用琐碎的语言把它组织起来，也是很有风格的。静悄悄的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东西，关键是在对这个不为人知的东西的描写中缺乏了力度，缺乏了一种勾住我们继续往下掘进的能量。

张王飞：语言中有很多的重复，第一段和第二段重复，太拖沓。开头没有把人抓住，看她在那绕来绕去，绕了半天才进入主题。

王笋：我觉得首先小说的逻辑不是很清晰，另外那一段“……做爱的时候……”转得太快了，没有情境，没有铺垫。如果多一些情境进去，可能对后面的叙述会更好一点。一万字的小说里，塑造的主要的人物是柴锁平，次要人物是贾燕、孙晓月，配角是柴锁平的母亲、贾母、姐姐、哥哥、嫂子、孩子。贾燕既然是老师，难以沟通，不爱学习，不会育儿，有点异议。人物的性格难以统一。另外从柴锁平砸电视机到买电视机，从甩巴掌到想用钱补偿，这是一个男人对自身的思考，是一个亮点，我觉得应该深度挖掘。

李心丽：这个小说没有典型的人物、典型的环境、典型的故事，为什么我要写这个作品呢？柴锁平是一个有过婚姻、有过爱情的男人，贾燕是有过恋爱的人，两个都经历过爱情的人，进入婚姻后，两个人不来电，他们的节奏始终不在一个线上。我想表达的就是每个人都是一座封闭的城堡，要想进入另一个人的城堡，没有一个正确的通道，他是进不去的，柴锁平有过爱情的经历和体验，但是面对贾燕，他就没有那个通道。两个人曾经的经历与经验都用不上劲。进入婚姻之后，他们都在偷偷地观察对方，猜度对方。我觉得大家给我的建议特别好，给了我这个小说更多的可能性。在小说中我还写到了柴锁平的母亲，我想表达的是那种看不见的疼痛，别人觉得他的第二次婚姻一定是幸福的，但是他自己并没有感觉到，对自己失去的东西反而更怀念。

王大进：我们每个人在写作中都有缺陷，但是通过自身的学习，每个人都有提高的可能。我们写作有两种途径，一种听了一个好玩的故事，很容易就上手去写了，这个故事本身就吸引我，只要稍加虚构就能成为一个好小说；另外一个就是不好干的活，就是作家通过阅读和对生活的理解，有自身的发现，这篇小说就是从自身出发，或者是从观察生活出发，写这样的小说是非常难的，这是需要勇气的。这个小说故事性并不强，而是作者想要对生活有所表达。一个作家没有怀疑精神，小说是写不好的。这篇小说可以看到经验的不足，就如小说开头如果写到了猎枪，那么小说中你的猎枪一定要响。人物出现得太突兀，没有对人物有所交代。缺少了对主人公的命运或者故事情节起到促进作用的细节。第二次婚姻应该是第一次婚姻的递进，或者是对比关系，没有对比，递进不强烈。另外视角的不稳定。我们写小说不能快，在思考的时候要想得透一些。张爱玲说过“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作家要写出这种慈悲感。

庞余亮：谢谢此次沙龙的嘉宾作家王大进先生。今天三个半小时的讨论令人难忘。记得李心丽曾写过一篇小说叫做《我们的心多么顽固》，我们爱上文学的心都是很顽固的。经过五次小说沙龙洗礼的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这颗顽固的忠诚于文学的心，这样，才能对得起我们与文学厮守的苦乐时光。

（郭亚群记录整理）

新写实小说价值取向探讨论文 篇3：

中国当代小说的语言嬗变

摘要 语言是任何一种思想表现所必须依靠的，它具有内容和形式两种功能，而语言变革也是任何形式文学变革的开始。新时期小说的先锋运动也拿语言开道，那些先锋作家煞费苦心地研究怎么讲故事，一门心思地倡导文学语言的求变。通过诸如构建隐喻系统、文学语言主观化等实践性写作，达到讲述方式的飞跃性变化。利用这种变化，中国先锋作家将全新意义的世界和小说话语空间构建起来，在经过语言嘉年华式的冲动后，先锋小说的语言终归写实。笔者认为，评估和认识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价值和意义的最佳途径便是小说语言的嬗变。

关键词：小说语言 先锋小说 嬗变

一 主体性的张扬

先锋小说的初潮时期大概在1985年前后，当时很多读者都不懂，就连很多从事多年文学教育的研究人员也弄不清作者在说些什么。年轻的先锋作家们将原有文学作品的语义搭配关系和语言表达习惯变得面目全非，读者和研究人员没办法从往常的逻辑联系和思维方式来理解这些关系。那些“60后”年轻作家们对文学既定的秩序和现有的状态不满足，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述，急切创新出一种新主体，逐渐形成了这一时期的文学语言“巴别塔”。这期间发生的一切都和年轻作家意识的张扬和觉醒有关，而“事件”的背景则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和关于“文学性主体”构建与讨论的文艺界背景。

文学主体性的追求和复苏使得当代先锋小说语言更加具有主观化色彩，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小说语言具有明显的心理化、感觉化特征。此时，年轻的先锋作家们全部将目光从物质世界的注重上转移到精神世界的关注上，文学作品论点同时也向内部主观心理活动转移。随着文学作品叙述对象和叙述角度的变化，势必会引起文学语言的变革。当时，每个年轻先锋作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就是内心世界和语言意义空间的一致性。只有通过变现方式的变化才能实现文学语言的变革，即依赖文学语言客观化向主观化的转变才能增强语言内心世界的表现力。如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先锋作家苏童、格非、残雪、莫言、余华等，他们的作品就以人物内心世界挖掘为重点，并努力朝主观世界方向来转变小说的语言方式。通过对小说人物语言、叙述语言等方面的着重刻画，使其能够和人物内心主观世界联系到一起，成为一体，表现出心理化和感觉化的特点。先锋小说作家陈染在这一点上作为非常突出，她在小说《私人生活》中描述道：“我不喜欢被阳光照耀的感觉……我会内心慌乱……毛细孔处安置……来抵制那光芒的窥视……我会感觉到自己正在丧失……”这段使用了第一人称为视角的独白，将描述的支撑点设定为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以“毛孔”和“窥视”作为心理特点形成了无处不在的覆盖，表现了被描述人物对外部世界的敌意和戒备，这种具有非凡语言表现力和想象力的修辞方式体现了先锋作家对主体的张扬。其实，主观化的文学语言只是先锋作家的一个外在特征，实际上他们在记录主体觉醒后表现出来的一种创作目标、创作个性、语言塑造力和实践过程，同时也记载了年轻作家们的生命年轮和成长轨迹。此外，年轻先锋作家们将语言变乱和发自内心的“语言革命”声音，使其不仅造就了张扬主体的语言“巴别塔”，同时也彰显了现代作家汉语运用上的魅力，预示了中国小说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未来。

二 重构隐喻系统

当代先锋作家创作实践的变革和语言主体表明他们反叛单一化的思维模式以及独特的价值取向和美学选择，而通过反叛主流来确定自己的价值和参与主流化文学语言竞争并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而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以非西方、非中国传统的逻辑想象，利用现代汉语来建立起自我想象、自我投射的一套叙事机制。因此，当代中国先锋小说是美学结晶，它以语言突破为手段，完成了潜在的文化、政治、社会经济的自我转变，从而将一代人的历史经验生成高度自主的叙事逻辑，并记录在案。先锋小说语言并不是一场美学实验，而是一种自我机构的构建和经验语言的生成，所以它并没有确定的价值取向。没有确定的价值取向也恰恰为先锋小说的价值取向，年轻作家们并没有因为一个共同目标而走到一起，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他们对世界陌生起来，他们看到了以前看不到的东西，因此，先锋作家们迫切希望找到一种适合的语言表达方式。读者阅读这些作品时的费解和陌生感并不是先锋作家刻意而为之，而是他们真实的内心感受。因此，他们对主体的张扬和内心感受的遵从异于他人，达到了创新。努力构建现代文学语言的主体，也建立了各式各样的隐喻系统，丰富了现代文学的表达方式，同时也扩大了现代文学的意义空间和表现空间。

语言变乱、构建隐喻系统和寻找叙事机制是先锋作家对一种事物的两个方面。先锋作家正是通过构建隐喻系统，从而将创作个性和不同的主体性展现出来，同时也将现代小说和当代小说联系起来。因此，弄清先锋作家是怎样隐喻的、是如何主观的才是探讨先锋小说作家语言变革的关键。小说是一种想象性的叙事文学，所以它和隐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纵观古今小说，哪个不是蕴含着经典的多重隐喻！甚至小说本身就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隐喻系统，从而为读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阐释空间和想象余地。张爱玲、沈从文、老舍、鲁迅等现代著名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经常能发现大量的隐喻，小说中构建的隐喻系统也给题材本身增强了许多暗含性。先锋小说作家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各显神通，其中，余华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成就就非常突出。余华通过一种新语言来展现作者内心的不同世界。再其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和《十七岁出门远行》中，同为“父亲”形象却隐喻了不同含义。在《十七岁出门远行》中，“父亲”是以启蒙者形象出现的，他为儿子整理背包，目的是为了让儿子通过出门远行见到更多的世面，能够让他独自面对社会和人生，使其在挫折和磨难中成长。也可以这样理解，一个虚伪的人设计了一个骗局或假象，外面世界的抢劫、暴力以及冷漠和父亲在家整理的红背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在《在细雨中呼喊》中，“父亲”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寓意，他有时独断、蛮横、无赖、好色；有时冲动、热情；有时隐忍、儒弱；有时执着、天真。余华正是依靠这一多重形象的“父亲”，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完美的隐喻体系，恰如其分而又委婉含蓄地塑造了中国文化的某种特征和品行。

通过当代先锋小说作家利用实践对隐喻系统进行构建可以看出，不仅可以通过语言变革来体验世界，而且还可以通过隐喻来塑造一个全新的文学世界。如徐坤的长篇小说《羽蛇》：“终于，湖水没过了她的双肩……她划动双臂，仿佛在天空中飞翔……她闭上眼睛，享受着这无与伦比的美妙时刻……循环中血液慢慢清澈……”。此段文字中，徐坤将宇宙和身体、天上与水中、水和云、日出和血循环一视同仁，让读者仿佛感受到水和皮肤的真实接触。这些在传统现实主义理念中是不会出现的，徐坤通过隐喻构建将语言重新组合起来，不仅将难以捉摸的女性内心世界具体化，同时还展现了现代汉语极大的发掘空间和表现潜力，因此，表明了语言的变革可以扩展人类的认识空间。

我们从残雪、徐坤、余华以及格非的语言变革实践和理论中可以看出，语言“反常”的追求是构建隐喻系统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彰显了先锋小说作家在语言变革上的坚决与自觉。其实，细心思考我们会发现，这种“反常”不就是真正小说创作中的“常”吗！这种情况在新历史主义小说潮流中很常见。例如，刘震云在小说《故乡相处流传》中就多次挪用和模拟了相关媒体语言、文革话语：“最后还是曹丞相救了我们……你要使我脱离群众吗……丞相万岁……遍地是牛羊，到处是粮食……”。作家刘震云通过这段话中对革命歌谣和文革话语的模拟和戏仿，利用期满哄骗、虚伪做作的腐败官场来比喻严肃而神圣的历史，构建成另外一种隐喻系统，同时将现实和历史联系在一起进行多方面对话。

三 语言嘉年华和归途

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作家在这场语言变革中体现了多向度的语言嘉年华式冲动，在余华、格非等作家在小说中努力构建隐喻系统时，孙甘露等作家试图通过对语言本体的研究将富有感性化的诗性语言嫁接到小说中，从而使先锋小说的创作成为一个盛大的嘉年华。从孙甘露的作品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狂欢式的语言创作，如《信使之函》中：“信是淳朴情怀的伤感的流亡……信是私下里对典籍的公开模仿……信是自我扮演的陌生人的一次陌生的外化旅行……信是……信是……信是……”。作者在这段话中对“信”运用了无数比喻，从而也将“信”所能暗示的含义扩大了无数倍，彰显了孙甘露对小说语言嘉年华的冲动。由此看出，以美学为中心的语言乌托邦必将成为小说语言的最终目标，以此摆脱长期以来文学为政治和现实服务的困境，获得更多的、更加独立的语言表达形式。

然而，小说语言主体性的强调必然会造成读者主体性和创作主体性的弱化，平淡是灿烂的最终归宿，从过分的主观化到写实的回归，从嘉年华的冲动到理性的写作，在语言革命遭到种种问题后，新时期的先锋作家不得不冷静下来重新面对市场和读者，同时也出现了不同方向延展的语言变革路径。

其一，诗性语言向游戏化和世俗化导向，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为王朔，在其小说《顽主》中，王朔彰显了其语言的“炼金术”，如：“大会继续庄严隆重的进行，宝康代表获奖作家发言……谈到童年，谈到村边……谈到少年……以至于一个晚到的观众感动地对旁边的人说：这失足青年讲得太好了”。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这段话很像刘震云在小说中常用的语言模拟，不同的是，王朔只在游戏化的表层进行了语言模拟，并没有构建什么隐喻系统，其实，这也就是王朔创造小说的目的所在，制造笑料、游戏语言。

其二，先锋作家以“零度叙述”策略和理论作为写作方式，故意将小说中的“自我色彩”隐藏，他们不表达立场、不流露感情，努力将小说叙述语言的公正客观地保留下来，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新写实主义小说。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法国后现代主义大师巴特的“读者诞生”和“作家之死”理论和对先锋作家重新审视的契合。但是，后现代主义强调的语言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先锋作家在创作中的地位，结果成为了故事和语言在操纵作者，最终导致了先锋作家主体性的退场或削弱，这点完全背离了他们利用语言变革来突出自我主体性的初衷，使小说中隐喻系统的构建也成为了泡影。当然，有作为的先锋作家不会接受这样的局面。于是，他们开始新一轮的语言转型，放弃了“虚伪的形式”，回归写实。说其是还原倒不如说是“失意的凯旋”，虽然先锋作家们有些不太情愿，但也处处有作为。我们可以拿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和《鲜血梅花》来做比较，来理清先锋小说语言变革路线。读过这两部作品的读者知道，这两部小说都是和鲜血有关的，但余华采用了不同的写作策略，所阐述的内涵和寓意也不尽相同。《鲜血梅花》创作时，正是余华等先锋作家的巅峰时期，从表面看来，鲜血具有梅花一般的美丽外表，隐喻死亡、暴力和仇恨，而小说中看似善良、犹豫、柔弱的复仇者却采用了借刀杀人的丑恶勾当。由此看出，整部小说展现了余华丰富的主观想象力，也构成了一个语言的隐喻世界；而在《许三观卖血记》中，鲜血更象征着一种牺牲精神、怜悯、同情、爱和温情。

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先锋作家们纷纷从语言乌托邦的冲动中走出来，逐渐恢复了理性与平静，虽然表现出不同程度弱化的主观语言色彩，但和先前相比，他们更具塑造力和活力，也同时具备了更多的个性化和多元化色彩。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作家曾经用异样的主体语言构建过“巴别塔”，但在其后的几十年里，这种形式迅速渗透于无形，这个过程是非常有价值的，笔者为了彰显这个价值和嬗变过程，以本文再造。

参考文献：

[1] 蒋淑贤、刘义军：《关于消费时代文学理论及批评的几点反思》，《当代文坛》，2005年第4期。

[2] 张迅要：《中国新时期先锋小说的叙事分析》，《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3] 王金胜：《论先锋小说的崛起及其艺术影响》，《新疆财经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4] 张宁：《令人迷惑的“先锋”》，《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作者简介：刘士英，女，1971—，吉林四平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中文教育，工作单位：吉林师范大学分院。

作者：刘士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