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原则价值取向转变论文

摘要：人的全面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价值原则与社会理想，是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本质。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结果，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科学发展观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核心价值观理念与价值追求的直接体现。要深入学习与贯彻科学的发展观，就要坚持人的全面发展。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会原则价值取向转变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社会原则价值取向转变论文 篇1：

为了社会正义：将倾斜保护原则植入刑法理论

摘要：关怀社会正义，保护弱势群体，已经成为当代法律变革的主旋律，这使价值层面上的倾斜保护得以凸显，并取得了刑法变革的基底意义。与建立在强势公平基础上的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相比，立基于弱势公平之上的倾斜保护原则因强调利益均衡法则和弱势优位法则，对保护弱势群体和维护社会正义意义重大，因而对中国刑法理念与技术均有强力制约作用。由此决定，刑法应在强者和弱者犯罪区别对待的前提下，强化一种“轻轻、重重”的罪刑结构。

关键词：弱势公平；弱势群体；社会正义；倾斜保护

到目前为止，中国刑法理念存在着一个严重缺失——忽略立基于弱势公平之上的倾斜保护原则的积极意义，以至于在规则设置上造成了对社会弱者的保护不力，即它至少无法解决如下两个领域犯罪的正当罪刑结构配置：一是强大的国家工作人员对弱小民众实施的犯罪和弱小民众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犯罪；二是雇佣者实施的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犯罪和劳动者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而对雇佣者实施的犯罪。这就给社会弱势群体带来了更大伤害，并造成了社会不公问题加剧化。从道德意义上说，刑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手段，它是正义的化身，肩负正义回归的使命。[1]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倾斜保护原则对刑法理论变革的学术价值，并正确对待将其植入刑法后在罪刑结构上所引发的制度性建构。

一、对倾斜保护原则的法理诠释

倾斜保护原则乃是社会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按照社会法学者的解释，倾斜保护原则包括倾斜保护理念与倾斜保护立法两部分。其中，“倾斜保护理念”是前提，即立足于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维护社会正义的立场，对处于社会关系中弱势的一方在权利配置与违反义务后的法律制裁上采取倾斜保护，以矫正本就失衡的利益关系，实现实质平等。而“倾斜立法”则是保障，倾斜保护在立法层面上对法律保护的利益进行重整，是通过将一部分个别利益提升为社会利益，并予以特别的关注。即在立法上对处于社会弱势一方的利益有所倾斜，通过适当的“倾斜”来矫正这种失衡的社会关系，以缓和这种实质上的不平等，但在司法上却仍应该固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2]

从理论上分析，倾斜保护是建立在弱势公平之上的法律原则，它是弱势公平理念的具体化和制度化，两者之间是一种表里关系。对于弱势公平，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便开宗明义地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一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美德一样。”[3]同时，他在《正义论》的第二章“正义的原則”中，还明确主张著名的两个正义原則：平等原则和差异原则，并指出“所有的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等，应该平等地分配，除非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才允许对任何一个或全部的价值，进行不平等的分配。虽然罗氏对差异原则的适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但他又指出“差异原则”陈述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应该满足两个基本条件：（1）这些社会经济不平等必须依附于工作和位置上，并且在公平式的机会平等得到落实的情况下，对所有人开放。（2）必须使社会中的最大不利者获得最大的利益。[4]不难看出，罗氏主张的“必须要社会中的最大不利者获得最大的利益”体现了差别正义，这其实就是一种弱势公平的理念。

比较而言，弱势公平是强势公平的对应概念，其内容体现在：对社会关系主体根据 “强弱身份”，区别对待，实现社会的整体平衡。[5]而这个“区别对待”的核心在于，在社会利益的分配中适当地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并依据法律来保障这种分配机制的制度化，以实现社会正义。正如桥本公亘所说：“法的平等，所以非为绝对的平等之意，而为相对的平等之意者，系由于现实生活中之具体的人类，具有事实上之差异，如忽视此种差异，而实现数学的平等，宁为不平等之强制。”[6]作为法律上的倾斜保护原则，其价值基础在于“弱势公平”，因为只有在弱势公平之下，才有倾斜保护的问题。不难看出，弱势公平正是为了矫正强势公平的弊端而出现的新的公平理念。众所周知，强式公平是近代法律得以存续的基石，离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追求，法律就丧失了存在的正当性，法律采用成文法的方式来实现调控社会生活的目标也就无所依凭。可是，强势公平使人抽离于社会，将人的社会属性人为剥离，并不必然地会有意义地改变人与人之间原有且实际的处境，诸如财产、机会、或影响力之间的差距关系，会引起强弱区别的加剧，导致严重的社会矛盾与社会不公。也因此，我们需要引入弱势公平的理念与制度，以纠正这种强势公平的弊端。即对于不同类型的主体实行不同的处理法则，并向属于社会劣势的主体的利益倾斜来矫正这种不平等。弱势公平的这种矫正的根据只能是：有益于多数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最终要有益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这符合罗尔斯的“差异存在最终应有益于地位最低者”的原则。毕竟，与公平相反的概念不是差异，而是不公平。

以此审视中国刑法，我国当前的刑法理论，虽然存在着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影响，但主要还是从西方引入的，从原则到概念，从内容到体系，都是如此。刑法中基本原则的设置，完全是受西方学者的影响，即我国刑法上的“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是以市民法中的契约自由为基础，以抽象平等原则为框架发展而来，并在第4条明确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中国学者在解释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时指出，“对任何人犯罪来说，都有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情况实行区别对待的问题。”[7]笔者认为，这种解释完全是学者们的主观想像，是硬套在刑法第4条中的，因为从刑法规定来看，并无法从立法者的愿意或法条本身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其实，中国刑法第4条的规定应该属于法理意义的强势平等或形式平等，它是以法治国文化下的形式法治为根基。即任何人不论强弱都同等对待，适用同样的规则。这是一种不考虑人的出生、家庭背景、社会地位、收入等非人格要素意义上的平等，单纯以人为“单位”来计算的。如果贯彻这种公平观，就会造成了形式上平等，而实质上存在差异的现象，由此形成了新的社会不公。目前，中国正在见证这种不公的发生——社会强者不仅经常会实施侵犯社会弱者利益的犯罪，而且在实施犯罪之后，会利用其社会资源逃避刑罚制裁或得到一个较轻的处罚，而社会弱者为维护自己利益在实施犯罪后，因可利用的社会资源贫乏，一般都面临着严重的刑法制裁，而且还带来一浪越过一浪的犯罪高潮。

总之，从“强式公平”发展到“强势公平与弱势公平兼顾”，这是刑法理念转变中的必然趋势。刑法意义上的社会正义只有根基于此，才可能获得社会民众真正的普遍性认同，才能真正成为具有广泛可接受性和正当合理性的有效规范系统的基础，也才能使刑法的实践充溢着一种健康自觉的人文关怀。

二、倾斜保护原则入径刑法的变革意义

倾斜保护理念的入径刑法，其实是法学理论研究由“工具本位主义”到“权利本位主义”转变的结果，也是法学理念由强势公平发展到强势公平与弱势公平并存的结果。这必然会波及刑法领域，并引起刑法制度的深刻变革。

其一，倾斜保护原则使实质法治得以凸显。根据法治的价值内涵的不同，可以将法治分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两大类：（1）前者起源于实证主义法学，强调统治者的意志与权力；后者以自然法哲学为思想基础，要求依据宪政主义限制政府权力。（2）前者偏爱于国家与统治者，它反映统治者意志，是其统治工具；后者关心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护。（3）前者强调秩序，重在“治民”；后者强调权利，重在“治官”。（4）前者注重法律的形式效率，而后者更关注法律的道德基础和精神要件，等等。[8]不难看出，在价值取向上，从追求形式正义到追求实质正义，从追求单一的机会正义到既追求机会正义又追求利益分配正义，已成为各国刑法发展又一共同发展趋势。然而，在传统的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之下，强化一种形式意义上的强势公平在所难免，因为这种人人平等是建立在形式法治基础之上的。而倾斜保护原则的入刑则为矫正这种强势公平注入了弱势公平的基因，使人人平等和倾斜保护以原则与例外的形式出现，从而使实质法治的精神与理念得以凸显。于此特别强调的是，与和谐和会同行的，必然是一种实质法治，那种建立在形式法治基础上的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虽然在立法层面维护了法律的权威，使法律免受政治的干预，但却在司法层面种下了刑法不公的种子，毕竟，强者和弱者之间可利用的司法资源不同，所以，强者经常会钻刑法的漏洞，而把刑法制裁主要施加于弱者。有鉴于此，我们就需要结合刑事司法的现实，从刑事立法以倾斜保护原则加以矫正——矫正强者在实践中可以占用更多司法资源的现实，给弱者以适当倾斜保护，以实现强弱之间的利益均衡。

其二，倾斜保护原则能够有效地维护社会正义。保护社会弱势群体首先是一个制度性要求，法律制度理性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提出彻底的社会正义、实质公平的制度主张。[9]作为正义之最大者的社会正义，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而且也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共同追求的价值，意义十分重大。在法学上，社会正义以社会利益的整体提高为根本出发点，这主要是通过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在刑法得以遵守来实现的。其中，平等原则是在刑法领域内实现社会正义的主要原则，而起矫正作用的倾斜保护原则是辅助性原则。从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变和在这一过程中权金勾结、贫富悬殊和制度性腐败的日益加剧，社会正义越来越成为法学界的关注点，其中讨论的一个重点便是“分配正义”。就含义而言，分配正义涉及财富、荣誉、权利等有价值的东西的分配，在该领域，对不同的人给予不同对待，对相同的人给予相同对待，即为正义。不难看出，分配正义蕴含着倾斜保护，即“对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对待”。在这里，倾斜保护理念作为一种实质主义刑法观，其理论假设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必须克服强势公平的局限，以免为“强者侵害弱者的利益”开辟刑法通道。同时，基于“强者容易利用其优势对弱者实施犯罪，而弱者也可能基于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需要而针对强者实施犯罪”的这一社会现实，刑法应以弱势公平为价值基础，并从倾斜保护原则延伸出的制度设计出发，加大对强者侵犯弱者利益犯罪的惩罚力度，降低弱者为反抗强者侵害其利益而实施自力救济行为的惩罚力度。

其三，倾斜保护原则扩展了刑法自由保障机能。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是指刑法具有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从而保障国民个人自由的机能。这种机能的原理是：刑法通过明确规定何种行为是犯罪、对犯罪科处何种刑罚，从而有力地限制了国家刑罚权的肆意发动。在此意义上，刑法既是“善良公民的大宪章”，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倾斜保护原则强调对社会弱者的利益的保护，强调当社会弱者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而对侵害其利益的强者实施反抗行为时的刑法谦抑性，因此十分有利于保障国民的自由。关于这一点，邓玉娇案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素材。在邓玉娇一案中，法院判决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属于防卫过当，且邓玉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又有自首情节，所以对其免予处罚。不难看出，邓玉娇无奈而又勇敢的这一刀，刺中了歹徒的要害，也刺中了当今中国社会的要害。邓玉娇的这一刀，是一个社会弱者向我们社会中的官僚主义者阶层的腐败官员开刀，是一个社会弱者为反抗侵害其利益的强者而实施的自力救济行为。无疑，法院的判决即是倾斜保护理念作用的结果。其基本逻辑是：当弱者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强者进行反抗时，原则上应不构成犯罪，即使因危害结果严重而构成犯罪的，也应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在社会发展中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强者频繁侵犯社会弱者合法利益的当下中国，强化这种“区别对待”的罪刑结构，无疑给社会正义的实现注入了新鲜血液，给社会弱者一个充分保护合法权益的刑法空间。

综上，既然刑法是其他法律的保障法，那么承接其他法律的理念与制度不可避免，因此，在倾斜保护原则已经在社会法域中得以实践的情况下，刑法理论必须重视对倾斜保护原则的研究，并重视将其植入刑法所引发的制度性建构。

三、把倾斜保护原则植入刑法理论

所引发的制度建构

由于倾斜保护原则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因此必然带来罪刑结构的调整。那么，我们应如何依次调整刑法中的罪刑结构呢？这主要涉及三个基本命题.

（一）倾斜保护原则的位阶：应作为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补充

根据学者Alexy提出的衡突原则，“若一原则不被实现或被侵害的程度愈高，则另一原则实现的重要性就必须随之愈高。”[10]这在刑法原则选择上亦是如此，当司法实践中频繁出现适用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困境或不被实现时，就需要寻找新的刑法原则来弥补其缺陷。作为前提，倾斜保护原则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不同，两者主要存在如下两个方面的区别：（1）依据的前提不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适用的前提是将人视为形式平等的人，它是建立在强势公平基础上的，而倾斜保护原则是以社会主体的实质不平等作为前提，因而是建立在一种弱势公平之上的。（2）对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认识不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将社会问题视为一种个别现象，认为可以通过在解决个案中实行个别正义来实现社会正义。而倾斜保护原则则认为社会问题已经到了较为严重的地步，强势主体与弱势主体已经定格化为一类特定的社会关系，只有对利益进行再分配才能得以解决。[11]可见，倾斜保护原则的含义无法为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所涵盖，这也正是倾斜保护原则自身所具有的独特价值。

1997年刑法颁布以后，中国刑法首次把“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作为刑法的三大原则之一。学术界对于这一原则也是大加赞赏，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刑法在刑事法治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可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并不能包容未成年人、残疾人、弱势群体维权行动等犯罪案件的罪刑模式，这些罪刑模式是立法者基于该类犯罪主体的特殊情况，而设计出的特殊罪刑规范，虽然同为未成年人、聋哑人、弱势群体等实施的犯罪仍需遵循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但诸如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患有精神疾病的成年人与没有精神疾病的成年人之间，以及社会强势群体与社会弱势群体之间，并无法完全适用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否则必然带来新的社会不公问题。举例来说，雇佣者很容易针对劳动者实施诸如强迫劳动、雇佣童工、故意伤害等犯罪，而劳动者也极有可能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非法拘禁或绑架雇佣者，或以集体行动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以至于给雇佣者或社会造成危害，此时，如果我们对雇佣者犯罪和劳动者犯罪实行同等处理，这必然会给处于社会弱势一方的劳动者带来更大的伤害，造成更为严重的强弱差距。[12]这就产生了很有趣的问题，对于这种特殊的罪刑规范应如何解释呢？其实，这就触及了倾斜保护原则，由于刑法并没有把实质法治作为其基本理念，以至于刑法中规定的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只能停留在形式法治的层面，这种平等还只是一种强势公平，并无法关照到特殊主体的特殊罪刑模式问题。如前所述，倾斜保护原则正好可以弥补这种强势公平的不足，它因较好地考虑到了不同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在刑法上的不同意义，并针对不同的主体设置了不同的罪刑模式，因而是实质法治和弱势公平的体现。在这种认定之下，倾斜保护原则并不属于刑法中的基本原则，它只是为矫正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之缺陷而存在，它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之间是一种原则与例外的关系，是对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有益补充。

（二）倾斜保护原则的边界：倾斜保护不足与倾斜保护过度的纠正

倾斜保护原则是博爱精神下的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之一，这显然是现代政府在宏观调控、确保社会福利方面大有作为的空间之所在，也是现代政府存在的合法性、正当性的主要来源之一。[13]所以在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中，政府理应扮演主导性的角色，是主导性的力量。这就是刑法应该以倾斜保护原则来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正当性基础。毕竟，对弱势群体的不断发现，以及不断发现、主张、声明、确认弱势群体的权利，不仅是人类不断从旧的和谐迈向新的和谐的永不停歇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由忽略社会弱者的利益到有效保护社会弱者的利益之过程。如果我们留心山西奴工获救的报道，我们读到的是“媒体曝光”、“惊动中央”、“网民愤慨”……唯一缺失的，是刑法对之的姿态。然而，始终不可否认的是：在法治社会中，作为社会弱势群体更希望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这是因为：对于强者而言，通过法律以外的方式获得优势地位是极其的容易。（1）1978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卡特在美国律师协会上一次讲话承认：“作为一个政府的官员，我视察过许多监狱。我知道几乎所有的囚徒，都出身于无权者和穷人的行列。一个出身于权贵的子弟，往往有罪被定为无罪，而对于一个穷人的孩子则极少有这种可能。”[14]而对于弱者而言，如果没有法律，只凭实力的话，那么可能就最终赢家通吃，自己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健全的法治环境一般而言总是具有对强者约束、对弱者保护的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刑法上的倾斜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本质上是对社会不公的一种矫正，但在民众的观念之下，很容易被视为是刑法赐给他们的阳光雨露，认为是刑法给予他们的一种特殊保护。由此决定，当我们在建构与实施倾斜保护原则的时候，必须慎之又慎。

可是，刑法的天平又应该如何倾斜呢？密尔指出：“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这就是说，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若说为了那人自己的好处，不论是物质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好处，那不成为充足的理由。”[15]这表明，我们只能出于社会正义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进行适度的倾斜保护，过度倾斜保护与倾斜保护不足都不利于发挥刑法机能。问题是，这个“适当”应如何把握呢？这就涉及倾斜保护的边界问题。笔者认为，倾斜保护应受以下三个条件的约束：（1）最后性。刑法可基于公平、效率、安全等考虑，对社会强者和弱者的犯罪进行各种形式的干预，但刑法对两者的倾斜性配置必须非常谨慎。这种运用刑法进行的区别对待的干预必须是刑法维护社会正义时的最终办法，在穷尽其他所有可能办法而不能较好解决问题的情形下，刑法的这种干预才可以被考虑。[16]（2）对向性。即对社会强者侵犯弱者利益的犯罪适当犯罪化和重刑化，而对社会弱者为维护自己权益而反抗强者构成犯罪的，应适当地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因而是一种双重的存在。（3）平衡性。倾斜保护的目的是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弱势地位，实现其与一般主体的实质平等，最终实现二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失去了利益平衡的目标，倾斜保护就不符合正义的要求，不具有正当性。同时，这种利益平衡还须拓展开来，应该符合能够“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一原则。由此决定，倾斜保护原则并不具有普遍的效力，它的适用范围原则上只限于以下两大种类：一是对在强者与弱者之间发生对应型犯罪。比如，强大的政府工作人员对一般民众实施的犯罪和一般民众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犯罪，雇佣者实施的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犯罪和劳动者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而对雇佣者实施的犯罪。二是处于人道主义关怀而对某些特殊主体实施的倾斜保护，比如对未成年人犯罪、残疾人犯罪等的特别处罚等。

（三）倾斜保护原则的实现：建构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特殊罪刑规范

倾斜保护原则的核心在于从刑法上对强者的利益予以合理的限制，并以限制所得的利益给弱者以适当的反哺，以有效地防止‘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纯生物式的市场竞争。这就需要建立一种符合倾斜保护原则需要的罪刑规范，而这种罪刑规范应该是一种“轻轻、重重”的罪刑模式。

首先，对于社会强者侵犯社会弱者利益而构成的犯罪，强化一种“重重”的罪刑模式，即通过严密刑事法网的形式，不仅适当扩大犯罪圈，而且还应适度加重对这类犯罪的处罚力度。之所以这样认定，主要是基于这样几个方面的理由：（1）社会强者很容易利用其优势地位实施侵犯社会弱者利益的犯罪行为，这已经被西方国家的实证研究所证明。（2）社会强者以社会弱者为对象的犯罪，很容易引发群体性冲突，危及社会安全，带来更大的危害。（3）社会强者以社会弱者为对象的犯罪，会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有违社会正义。在笔者看来，强者与弱者划分的种类是多种多样的，比如，男人与女人、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劳动者与雇佣者等，其标准也是相对的，比如，男人相对于女人来说是一种强势者，但如果其作为劳动者，相对于雇佣者来说，又是一种弱势群体。具体到刑法中，主要是三大类：一是政府和民众之间是一种权力上的强弱关系，即一般民众相对于强大的政府来说，处于社会弱势地位。二是雇佣者与劳动者之间是一种经济上的强弱关系，即劳动者相对于雇佣者来说是一种弱势群体。三是男人与女人之间是一种体能上的强弱关系，即女人一般情况下体能不及男人，易在家庭中遭受男人的家庭暴力。在这种认定之下，政府工作人员针对一般民众实施的犯罪、雇佣者针对劳动者实施的犯罪、家庭内部男人对女人实施的虐待等犯罪，都属于强者实施的犯罪，应强化一种“重重”的罪刑模式。

其次，对于社会弱势群体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而针对强者实施的犯罪，实行一种“轻轻”的罪刑模式。作为前提，这类犯罪仍然是发生在强弱主体之间的一种反抗性的犯罪，即当社会弱者的利益受到了社会强者的侵害，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直接针对强者实施一种私力救济，比如劳动者为了讨薪而非法拘禁自己的老板，一般民众为了抵制政府的违法拆迁而实施群体性冲突，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为反抗家庭暴力而对其丈夫实施伤害行为，等等。同时还不难看出，这类犯罪有如下几个特点：（1）犯罪的动机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2）社会弱者之所以实施犯罪，是因为自己的合法利益受到了强者的剥夺或限制。（3）这种犯罪一般是在穷尽了其他救济手段后的被迫行为。也正是基于这些特性，如果我们再以严刑峻法来惩治这类犯罪的话，无疑会给社会弱者带来第二次伤害，等于是雪上加霜，会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对此，我们尚需从刑法的社会效果，以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出发，来重新定位社会弱势群体实施犯罪的罪刑模式。笔者认为，这种定位应该是：对于社会弱势群体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而实施的行为，原则上应不认为是犯罪，因危害严重而构成犯罪的，也应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因此这是一种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的罪刑模式。

最后，理清对罪刑结构进行倾斜配置的影响因素。倾斜保护必须考虑到社会共识的形成问题，而不是政治意识演绎的基本逻辑，以倾斜保护为理念所设计出来的罪刑规范转嫁给特定主体的“特殊照顾”，实际上仍然会由社会来承受，因此，这种身份的选择不能建立在一种无根据的任意性之上。笔者认为，这些因素主要应包括：（1）人身资源不同。作为一种独立的个体存在，人与人之间始终存在着强大与弱小，比如，雇佣者与劳动者。而这种客观差异，又使不同的主体之间具有不同的社会资源（或曰社会资本不同），犯罪发生的几率与危害也就不同，现实中频繁出现的雇佣者侵犯劳动者权益的犯罪即是明证。（2）个体存在差异。人是一种自然存在之物，年龄、性别等都可能导致不同群体的分野，比如男人与女人。作为女性，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而较易成为家庭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同时，也极易成为反抗家庭暴力的犯罪者。正是这种个体的差异，作为国家利器的刑法之天平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倾斜。（3）身份关系有别。公务员、法官、检察官等国家工作人员则是因为法律原因而成就的特殊身份，因国家工作人员不仅代表着国家的形象，而且还支配更多资源，更加容易实施侵犯一般民众利益的犯罪，这就是当下中国职务犯罪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同时，民众为制止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违法犯罪，而进行的反抗也时常发生，这就是当下中国群体性冲突事件频繁的重要因由。很显然，刑法如何应对这种犯罪，需要首先在类型划分基础上辨明身份属性。

任何社会都存在弱势群体，都会有一部分人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17]弱势群体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迅速摆脱不利地位，也难以摆脱自己的合法利益被强者侵害的命运，因此，法律有责任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这是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正义的应有之义。

四、结 论

倾斜保护原则入径刑法，刑法文明才能得以昭彰。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在认识刑法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存在这明显的知识鸿沟——把刑法建立在强势公平之上，以至于在探讨刑法在实现社会正义中制度设计时，大多数学者注意的都是形式法治问题，从而使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被强调，并成为处理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罪刑配置的唯一原则。其实，社会不公应该是起点不公，刑法的缺位又加剧了这种不公，一个和谐的、健康的社会无论怎样也不能允许一大批人游离于社会的快速发展之外，不能享受社会发展进步带来的利益，这样的群体在对比中就必然撒下不满的种子，在无奈的催生下，吸收着不平导致的痛苦，长出仇恨的幼苗。这些幼苗如果任由生长，那么导致社会混乱将是我们难以下咽的恶果。所以，关注倾斜保护原则在刑法中如何被允许、如何被设计，都是当今社会赋予刑法学者的一项特殊使命。肩负建设和谐社会使命的我们，只有拾起弱势群体这个经常被遗忘的群体，将倾斜保护原则植入刑法理论，并依此进行制度性建构，充分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社会正义的实现才能向前迈出跨越的一步。这恰恰又是我们从近代刑法文明向现代刑法文明迈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

注释：

（1）因为制定法律的立法者，强者占据绝大多数席位，操纵法律以维护其利益不可避免，所以西方国家早就有“法律压迫穷人，富人管理法律”、“你偷一块钱，把你投入监牢；你偷一条铁路，把你选为参议员”等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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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兴国）

作者：姜涛

社会原则价值取向转变论文 篇2：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与人的全面发展探析

摘要：人的全面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价值原则与社会理想，是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本质。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结果，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科学发展观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核心价值观理念与价值追求的直接体现。要深入学习与贯彻科学的发展观，就要坚持人的全面发展。人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具有深刻与丰富的思想内涵，对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人的全面发展价值理论可以在根本上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创新实践及健康发展进行价值观念的指导，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提出及发展的理论依据。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有着内在深刻的关联性。

关键词：人的全面发展 核心价值 社会主义

1. 前言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不懈追求的奋斗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一个价值原则与社会理想，是未来的共产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人的全面发展不仅仅是人类进行自我完善的追求，也是未来社会的追求；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1]。人的全面发展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制度范型及社会运动的价值追求与目标模式，也集中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依据，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健康发展。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中，由于被现实条件所限制，我们对人的全面发展原则理解得不是很深刻。党的十七届代表大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中明确地提到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所以我们要正确理解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及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内容，真正理解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本质要求。本文就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联系作了探讨。

2.两者之间的联系

2.1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

科学发展观中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意味着对人理想发展的状态要做出一种新的认识与理解，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认识与理解并不可能仅仅是来源于我们的主观认识与感觉，也是要来源于社会发展历史的进程实践中所经历的经验教训与对经验教训所作出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社会实践发展的起点出发，总结出了一系列关于人全面发展的重要理论。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内在本质需求[2]。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价值原则在于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及关注人生存的条件。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与核心在于人的全面发展，并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衡量社会社会发展最高的价值尺度；认为只有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及社会物质极大丰富时，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得以实现的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选择。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了人的全面发展上，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目标。坚持人本观，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近些年来，人全面发展的思想充分体现在了党所作出的一系列战略决策之中，可以看出党已经在不断地深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核心的价值观，这样可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人的素质全面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与完善， 在遵循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人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能有效预防社会被物质所支配的局面。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以人为本，坚持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价值观，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全面与协调及可持续的发展，两者相互依存，互相促进。实现人全面的发展是实现整个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人的全面发展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依据，又是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奋斗目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当代的科学发展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具体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以人为本的取向，是一个由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不断演化及发展而形成的，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价值观贯穿在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过程，将过程与目标进行了辩证统一[3]。因此。我们不能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未来社会不可实现的理想乌托邦，就放弃现在对全面发展的奋斗；或者是坐等人全面发展的最终目标的实现。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过程中，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中的人全面自由发展贯穿其中。

2.2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理想之一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共同理想的核心价值体观的体系主题。在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我们始终以中国特设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目标为精神支柱。没有了共同理想作为精神支柱，我们就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人的不全面发展，导致社会也不能和谐发展，社会的不和諧发展是阻碍人类发展的普遍与根本的原因。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是相互依存的。因此，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理想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还没有达到马克思理论所提到的人自由而又全面发展的程度所要求的条件，但是人的全面发展与个体身心的和谐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所以和谐社会的建设不仅要满足人民的物资文化需求，更要重视人的全面发展。要让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才能是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得到更好的满足。

2.3人全面发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荣辱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系基础是社会主义的荣辱观，人全面发展是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道德基础的。社会主义的荣辱观的责任在于教会人该做什么，同时又告诉人们不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于与不可以做什么这两方面辩证的问题，究其实质，就是要把人的潜能用实事求是的方式挖掘出来，并把挖掘出的潜能与社会发展要求道德的范畴相结合，这个过程是一个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4]。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的荣辱观的荣与辱是突出人主体地位的，要人坚持什么或者是反对什么，倡导人该做什么与拒绝人做什么都是以人的主体地位为原则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在于内心存在着一个耻辱判断的道德底线，有了荣与辱的道德底线，人才能实现全面的发展。因此只有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基础，坚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道德底线，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3.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的目标在于促进人全面而又自由地发展

3.1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社会的全面发展，离不开个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基础及创造了条件。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条件，这些物质条件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现实的物质基础；社会生产力及生产方式的变革与不断变迁的社会结构，提供了新环境与新手段以促进个人的发展；人是各种社会关系形成的产物，人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人实现社会化的过程，人的各种需要及个性形成都是在社会中满足与进行的，个体的发展不能离开社会。人的全面发展能造就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是社会发展进程的主要推动者，人通过各种需要与欲望来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人的需要及欲望的多样性决定社会的复杂性；人通过积极的社会实践活动来改变自己生活的生活处境与社会环境，并在不断优化社会环境的过程中，推动历史进步。社会性质、文明程度与状况受人的现实需要、素质及能力的发展水平与基本状况等的直接影响，所以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辩证统一的。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从片面迈向全面的阶段与过程，也是循序渐进的过程。社会的发展最终是为了使人全面的发展，人的发展是社会的发展最高的目标。社会的全面发展依赖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发展是人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目的。

3.2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具体体现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人得以解放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在于有足够的吃穿等物质条件。我国在进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之前，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甚至是连生存都难以保证，人的全面发展更是不敢设想。在进行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综合国力也在明显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据有关资料的统计显示改革开放后。仅三十年间，我国的GDP与GNP就有了很大的提高，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但是我国曾一度错误的认为发展仅仅是经济的发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对社会的全面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获得了經济效益的同时却没有得到社会效益。经济的片面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主要是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社会结构发展失衡等，这些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就个人的全面发展方面而言，对物质与金钱的过度崇拜导致物质与精神生活的不统一，精神生活陷入贫乏、失落与空虚。单纯地以物质财富作为价值的衡量标准，导致了享乐主义及拜金主义等消极的价值追求，丧失了人文价值的积极追求，使人不能很好的全面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根据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来调整人生观与价值观。缓解人发展失调的矛盾，促使人向全面发展的方向转变。

3.3深入学习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贯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促进人全面的发展

党的十七大会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较为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以发展作为第一要义，以人为本，促进人全面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社会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史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科学发展观的中心任务是促进经济的发展，只有在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及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把经济的发展作为发展的首要任务，目的是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途径。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及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全面发展是指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及上层建筑都能协调发展。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及社会建设四个方面构成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保障好人民的权益及社会的公平正义，更要扩大民主的范围；文化建设事业要加强，以便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社会建设事业更要加强，让人民的生活可以得到全面的改善。在十七大报告中，还特别指出发展的关键在于社会建设，及教育事业的重要性。教育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途径及必由之路。科学发展观是通过长时间的社会实践总结出来的发展观，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体现。科学发展观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并为人的发展提供现实保证。人自身发展的过程是不断追求解放及自由的过程，也是不断推动社会向前进步的过程。社会基本矛盾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自身解放与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具体的体现[5]。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之一。社会发展终极目标与理想状态是人的全面发展，所以我们要树立及落实以科学发展观为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理念，将人全面自由的发展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与各个方面。要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奋斗的目标，将人民群众根本的利益作为出发点，谋求真正的发展，使社会主义的制度本质特征及优越性得以真正体现。

4. 结语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人的全面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与要求。人的全面发展处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地位，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内涵是社会主义本质内容的表征，为社会主义终极价值的旨归；人的全面发展观可以纳入社会主义核心的价值观，并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其他一些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都可以将其纳入到核心价值观的体系当中去。人的全面发展也是目前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得以实现的落脚点及其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理论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与价值追求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集中体现出了社会主义所坚持的基本价值及其核心内涵。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具有一致性的特征。因此，可以说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现实的规定及价值规定的辩证统一体，对当今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价值导向的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追求的根本价值，也是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深层次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田华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M].政治研究.2009(04):854-855

[2]周春燕.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J].齐 鲁学刊.2010(03):38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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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魏锡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人的全面发展[J].社会视野.2010(08):637-638

[5]宋天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的比较分析[J].福建论坛.2011(02):391-292

作者简介：李仕平，男，1965年1月出生。籍贯：四川西充县人，大学本科，西充县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

作者：李仕平

社会原则价值取向转变论文 篇3：

社会组织协商及其构建路径

[摘要] 社会组织是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或互益性等基本特征的组织。社会组织的性质决定了社会组织协商不同于政党、政府、企业、公民个人之间的协商，不同于政治协商和经济协商，是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协商民主体系中起基础性作用。社会组织协商必须遵循还权于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公开、法治、循序渐进的原则。社会组织协商的建设必须基于中国国情，要转换研究视角，实现宏大目标到个案的转变、价值层面向问题层面的转变、理论层面向经验层面的转变。要去政治化思维，还社会组织及其协商的本性。要构建多样化的社会协商组织形式，加强法治建设，对社会组织统一立法。

[关键词] 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协商；协商原则；构建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社会组织总数从1988年归口到民政部登记管理之初的4446个增长到2013年的54.7万个，增长超过100倍，平均每年增长约21%。社会组织涉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1]社会组织协商是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否的重要标志，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志。把社会组织协商提升纳入到协商民主的高度，把社会组织协商提高到战略地位，有利于推动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有利于强化中国特色社会制度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由于社会组织协商是新概念、新提法，本文试作初步探讨。

一、社会组织协商的地位和作用 社会组织协商在协商民主结构中具有重要的基础地位，其功能定位是社会稳定，过程定位是社会性，价值定位是公益，自我定位是社会性共同体的协商而非政治共同体的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的多重定位，设定了社会组织协商的范围与界限。

社会组织是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或互益性等基本特征的组织。社会组织的性质决定了社会组织协商不同于政党、政府、企业、公民个人之间的协商，不同于政治协商和经济协商。社会组织协商以社会为本位，就社会发展的价值、思想、利益、政策、人事等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对话、讨论。在价值多元化诉求中寻求价值共识，在思想多元化中寻求思想共识，在利益多元化中寻求利益共识，在理性多元化中寻求重叠共识，在政策和人事上获得最大化支持。协商、对话、讨论是手段，共识和利益最大化是目的。社会组织协商在于其社会性而非政治性，失去了社会性这一根本标志，社会组织协商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第一，结构定位。社会组织协商是政治协商的基础，政治协商是社会组织协商的保障。没有社会组织的协商，政治协商会成为空中楼阁。没有政治协商的保障作用，社会组织协商会处于虚置状态。一个成熟的现代文明社会，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三种力量通过博弈达到动态均衡的社会，三者共同构成稳定社会的“三足鼎立”或“铁三角”关系。一个只有政府一角的社会是具有巨大风险的社会，只有两角的社会是不能长治久安的社会，三角形才具有稳定性。在这三角关系当中，社会组织是最为根本和最为基础的一角。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具有七个层次，即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基层协商、人民团体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社会组织协商处在协商民主体系的最底端。这表明，中国已经认识到社会组织在协商结构中的基础地位，并积极探索社会组织协商的新形式。

第二，功能定位。社会组织协商的核心功能是社会稳定。“三足鼎立”或“铁三角”关系决定了社会组织协商的基本架构，即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商、企业与社会组织的协商、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商。也决定了社会组织协商的基本内容，即政治重大决策的协商、企业发展的重大相关利益的协商和社会组织不同利益诉求、利益冲突、不同价值诉求之间的协商。没有社会基层组织的协商，或者基层组织协商落实不到位，将会严重影响协商民主的发展。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社会基层组织协商不牢，将会影响宏观、中观协商，使宏观协商、中观协商难以全面贯通。

有人认为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至少有四方面的政治社会意义。社会组织对于创建协商民主政治的制度基础、解决社会矛盾的多元力量、提供新的协商公共空间具有助益性；社会组织与政府互动及合作关系对于社会公共管理的改革创新、扩大与增强政府合法性和执政有效性具有助益性；社会组织健康和成熟的发展对社会管理体制趋向健全与完善、更好地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具有助益性；社会组织对缓解社会矛盾、扩展社会信任与公平、促进社会和谐具有助益性；在全球治理背景下，社会组织可以为特殊利益代言，避免国家利益在国际决策过程中失语具有助益性。[2]这种观点强调了社会组织的社会化功能，其核心功能是稳定，但没有看到社会组织在政治协商之间的功能关系与变量，而这种社会稳定功能只有在协商的不同功能、影响因子和变量中才能体现出来。社会化不但是政治社会化，而且还在于社会化本身。政治社会化，只是社会组织协商的支流或者溢出而非主流，社会化协商才是根本，但受政治协商所决定和保障。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特色的协商功能。即在政府之外还有政党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如果从广义政府的角度来说，后三个方面协商也是政府协商一部分，仍然构成政府一角或一足。如果仅从狭义政府的角度来说，后三个方面属于非政府的政治协商。本文仍从广义角度定义政府协商，并在此基础上细化政治协商的功能及其关系。其中，每一层面的协商都有其独特的功能，各个层面协商存在着互动关系和渗透关系。就政治功能本身来说，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是重点，是因其政治功能决定的，其主要功能是政治输出，涉及决策、政策、用人、立法、执法、监督。人大协商、基层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其功能在于政治输入，涉及沟通、反馈、诉求。政治协商决定人民协商、社会协商。宏观协商决定中观协商、微观协商。顶层设计协商决定和规制社会协商的内容和性质。

就协商功能关系来说，政党协商具有历史与现实的优先性。政党协商先于政府协商，带动政府协商。政党协商主要是就政治纲领、政治目标、政治手段等的协商，政府协商是行政执行的协商。“从政治过程而言，政府协商侧重于具体政策制定与执行阶段，是对政党协商所提出的政治纲领的具体化，同时也是对政协协商所提出的经济社会问题的一种回应，成为沟通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间的重要一环。”[3]人民政协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政协的基本职能就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的根本制度，之所以把人大协商排在第四位，是因为人大的第一功能是民主，协商是对民主的补充和完善，在人大把民主与协商结合起来有利于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协商是政党协商、政府协商和政协协商微观组成部分，同时基层协商也具有特定的形式和内容。“近些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不断扩大，民主形式不断丰富，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进一步发挥，在我国基层兴起了多种形式的民主协商实践，如民主恳谈会、社区议事会、公民评议会、民主听证会等。”[4]人民团体包括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青联、全国工商联、中国科协、全国台联、全国侨联等，这些人民团体内部协商与人民团体界别协商都需要加强，尤其是人民团体的界别协商。社会组织协商是一个新事物，还没有成型，还需要不断进行探索，这表明社会组织协商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其功能关系定位呈复杂样态。

第三，过程定位。社会组织协商与功能是在协商的过程中得以体现的，没有社会组织的协商过程，结构定位和功能定位就会流于形式。有了社会组织的协商过程，才能更好地对社会组织协商结构与功能定位。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与政治协商不同。政治协商具有政治性、公共性，社会组织协商具有群体性和社群性。社会组织协商的特性决定了与政治协商的过程有所不同。政治协商涉及的是对政治体制、党派、人大、政府、政协的期望与要求，沟通与反馈。社会组织协商涉及的是对社会组织自身及与其他社会组织的期望与要求，其过程定位是社会性而非政治性。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组织与政治没有关系，社会性与政治性没有渗透和影响，而是要厘清社会组织协商与政治协商的界限，发挥好社会组织协商的基础作用。这种过程的社会性定位，决定了社会组织在设置议题、协商、沟通、对话、交流的过程都以社会性问题为基准。社会组织协商的渠道和形式也是社会性的形式，而非政党、政府、政协、人大的协商形式。相比较起来，因为社会组织协商处于探索之中，社会组织协商的形式少之又少。

第四，价值定位。社会组织协商必然受到价值的规制和引导，不追求价值的社会组织协商是不存在的，因为社会组织本身就是价值共同体。尽管社会组织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类型，每一种性质和类型都具有不同的价值追求，但社会组织协商的核心价值是社会公益，公益贯穿社会组织的始终。社会组织的非政府性强调的是与政治的区别，强调的是非政治性。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自治性、自愿性、互益性的最终归宿于公益。

第五，自我定位。社会组织不是政治组织，社会组织协商不同于政治组织协商，社会组织不是经济组织，不同于经济组织协商。社会组织协商是由其地位、功能、运行轨迹和价值定位所决定，具有明确的自我定位。社会组织协商的自我定位涉及自治与协商的关系，如果社会组织自治与协商的运行与自治的运行机制相同，那么单独提出社会组织协商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社会自治的过程也是社会协商的过程。如果社会组织自治与规模成反比，那么社会组织的协商也受规模的限制。不把社会组织自治与社会组织协商的关系搞清楚，那么社会组织协商的定位就难以搞清楚。社会组织自治与社会组织协商的共同点是都有自治的功能，自治的过程也是协商的过程，社会组织自治与社会组织协商具有共同性。社会组织协商的不同点在于，除了社会组织内部的协商之外，还需要与外在的其他社会组织进行协商，这是社会组织协商根本不同于社会组织自治的特点。与社会自治不同的是，社会组织协商则不受地域、规模、界别的限制。

二、社会组织协商构建的目标及其原则

社会组织协商的目标是实现社会的自我管理。社会组织协商本质上是处理好与政党、政府、企业、社会、个人的关系，让政党的归政党，政府的归国家，企业的归企业，社会的归社会，个人的归个人，五者之间具有明确的界分，又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其理想目标是让政党政府服务于社会，实现企业按市场需求发展，社会自我管理。通过社会自我管理，培养公民的公共意识、公共理性、公共责任、公共义务。要做好社会组织协商，必须坚持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

第一，还权于社会的原则。社会组织协商的原则是，党社分开、政社分开、企社分开。党社分开即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但党的领导不是取代社会组织，不能从具体工作层面上对社会组织包办代替。让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发挥自组织能力、处理能力、协商能力。政社分开即无论是奉行大政府大社会还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政府与社会必须分开，让政府扮演好守夜人、裁判员的角色，让社会有独立的发展和运行空间。政府不能越界，不能侵占社会组织的地盘。至少“政府应在转型中，将一些‘微观层面’的社会性、服务型和公益性的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并通过购买服务去积极推动其发挥社会作用。”[5]企社分开即企业按市场规则运行，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要追求社会责任的最大化，但社会责任的最大化不能取代社会组织的责任，在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组织责任之间要有明确的边界意识，防止社会组织强制企业扮演慈善家的角色。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原则。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要成为社会组织的核心价值观。富强是社会组织的物质保障，是社会组织得以发展与繁荣的物质基础。没有民主价值观，社会组织的自治就难以落到实处，社会组织的协商机制就运转不灵。没有文明的价值观，社会组织就会进入野蛮状态，出现社会组织内部和外部人人为敌状态，就会出现争斗甚至组织发生异化状态，社会组织就可能受到江湖义气的宰制，甚至转变为具有黑社会性质和特点的组织。如果没有和谐的价值观，社会组织就会陷入不稳定状态。如果没有平等，社会组织之间就缺乏信任和交流，就会出现利益垄断。没有自由的价值观，社会组织就不能发展。没有公正的价值观，就不能寻求共识。如果没有法治的价值观，社会组织就会陷于无序状态。没有爱国的价值观，社会组织就会成为国外敌对势力的工具，破坏中国的社会安全体系。没有敬业的价值观，社会组织随时都会解体。没有诚信的价值观，社会组织没有向心力和凝聚力，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没有友善的价值观，社会组织内部与外部之间就会充满着不信任和敌意，使社会组织陷入瘫痪状态。社会组织协商只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才能使社会组织协商发挥应有的功能。

第三，公开原则。没有公开来谈论民主是幼稚可笑的，没有公开来谈论协商也是幼稚可笑的。公开是社会组织协商的内在本质要求，没有公开，社会组织协商就会变成少数人的特权，协商就会转变成潜规则甚至阴谋，一些社会组织就会打着协商的旗帜实现社会组织个别成员的个人利益。社会组织协商公开包括：社会协商的内容公开，协商的过程公开，协商的结果公开。信息公开，就要求信息要对称，信息要多元化。信息流动公开，让信息流动渠道畅通；对信息进行垄断，让信息单向流动，就是破坏协商公正。议事公开，社会组织成员的事务必须所有成员参与，不能让议事成为少数人或个别人的专利。社会组织的议事规则要公开，避免规则的虚无化或者空心化，沟通、交流、对话、协商的过程都必须服从于规则，这样才能使规则正义优先于实质正义。决策公开，社会协商之后的决策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进行公开，这样的决策才具有权威性、公正性。

第四，法治原则。法治一方面限制公权，另一方面保障私权。社会组织是保障私权、限制公权的组织。保障私权就是保障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使其在政府、企业和社会之间形成“三足鼎立”的关系。法治原则强调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即宪法至上。这就要求，社会组织必须遵守宪法，社会组织的活动必须遵守宪法，社会组织的权利行使必须遵守宪法，同样，社会组织的协商必须遵守宪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社会组织必须以宪法作为根本活动准则，离开了宪法这一根本活动准则，社会组织协商就失去了依存的根本；没有宪法这一根本准则的指引，社会组织协商反倒可能破坏社会秩序，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宪法和法治为社会组织的活动规定了基本的秩序，在秩序之内，社会组织才能行使其基本权利，对公共权力进行有序而有效的制约。

第五，循序渐进的原则。社会组织是旧事物，社会组织协商却是一个新东西，是社会组织的“新常态”，社会组织协商必须遵照循序渐进原则，不能搞一刀切。循序渐进的原则要体现在专业协商、专题协商、对口协商、决策协商、规则协商、立法协商、事务协商、预算协商等所有方面，哪一个领域或范围的协商条件成熟，就进行哪一方面的协商。不能一讲协商，所有的事情都转换成协商的内容，把本不是协商的内容也要加上协商两个字，让协商失去了自身的性质和特点。社会组织协商还在探索之中，成员参与协商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更应避免一哄而上。

三、社会组织协商构建的路径

探索社会组织协商模式，核心是要有中国特色意识，围绕中国国情进行构建。离开了中国国情，无论何种优秀的模式在中国大地上都行不通。社会组织是中国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协商当然是中国的社会组织协商。中国的国情决定了社会组织协商的路径与西方具有根本的不同。

第一，要实现研究方向的转向。社会组织协商应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同时进行，以微观协商为基础。传统的协商主要是侧重于政治协商，即政治上的重大决策、重要人选、重大政治问题的事前、事中、事后协商，而且在政治上的协商主要在于宏观方面，在中观和微观方面，尤其是在微观协商即社会组织协商方面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如何进行社会组织协商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足，社会组织如何协商的问题才刚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也就是说，在社会组织协商方面基本上处于不应有的“虚位”的状态，这在跨省、跨地区的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协商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搞好社会组织的协商，要完成“三个转变”，即从宏大目标到个案规划的转变、从价值取向到问题取向的转变、从理论层面向经验层面的转变。

实现宏大目标到个案的转变。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织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之一。但这种宏大目标，必须通过各种类型的个案表现出来，社会组织协商是宏大目标的子目标，社会组织协商也必须通过个案表现出来，体现协商民主的价值。没有社会组织协商个案的支持，宏大目标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社会组织协商个案的支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三足鼎立”关系也只是纸上的规划上的“三足鼎立”，而不是事实上的“三足鼎立”。

实现价值取向到问题取向的转变。这不是不要价值，不是不强调价值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在价值引领的前提下，要解决社会组织本身存在的问题、社会组织面对的问题。各种社会组织都面临着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成员素质问题、社会组织运行机制问题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社会转型这一特殊背景下，即使社会组织的价值与政府所倡导的价值是一致的，社会组织的协商也会出现问题，使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协商呈现复杂性。因为，现实情况可能是，社会组织的发展如果影响到官员的政绩和升迁，社会组织与政府协商的难度就加大，甚至被视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社会组织的发展如果有利于官员政绩提升，有利于官员的升迁，社会组织的协商往往会顺利进行，并被视之为和谐的因素。

实现理论层面向经验层面的转变。这也不是忽视理论的重要性。尽管中国协商民主理论与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不同，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是对自由主义民主的补充和修正，是先有普选民主后有协商民主，同时选举的过程也是协商的过程。但是，中国协商民主具有独特的话语系统，也具有中国独特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的理论样态。协商民主概念本身就表明，协商在前，民主在后。这不仅是词语的顺序，也是历史经验和现实运行的顺序。这种顺序，不可颠倒，也不可更改，更不可代替。协商的过程制约和影响着民主的过程。强调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并举，但协商具有优先性。就社会组织来说，协商的经验比理论更重要，协商的经验是基础，协商的经验丰富协商的理论，使协商理论根植于中国现实。没有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的经验，协商民主的理论就会发育不全。

第二，要去政治化思维。在社会组织协商形式的探索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核心问题就是避免对社会组织的过度政治化解读，把社会组织视为影响执政安全、行政安全、社会安全、政策安全的不良因素或不稳定因素，甚至把社会组织视为敌对势力。将社会组织高度政治化，不利于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商，不利于与政府协商，提高了执政成本，结果就是政党和政府管了本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管了又不受欢迎的事情。从而助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专断主义，使政治高成本运行，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使社会组织功能弱化，自我管理能力严重不足，使社会组织协商功能退化。实际上，社会组织发展越健全，执政就越安全，越有利于增加执政的合法性和绩效性，从而降低政治成本、执政成本、政策成本、立法成本，提高相关政治收益。

行政化也是政治化思维的一种表现方式。行政化思维一方面通过行政的方式管理社会组织，给社会组织及其成员定诸如省部市厅级别，使社会组织实际上成为行政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就是对社会组织进行行政化管理。行政化将会使社会组织协商成为不可能之事，失去了社会组织协商的必要性与现实性，甚至使社会协商形同虚设。这种行政思维，使得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协商变相成为政府内部之间的协商，变成上级对下级的协商，使社会组织的公益价值变成政府的服务价值，使社会组织失去了其特有的社会性，丧失了社会组织的目标，失去了自我管理的能力。政府把社会组织视为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让社会组织失去了本身的理性.包容精神，失去社会组织的协商能力。

政府如果能去行政化思维，很快就会看到，社会组织越健全，行政能力和行政水平就越高，政府就没有必要投入过多的人力物力去解决社会问题，从而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行政收益。社会组织自我治理能力越强，社会稳定系数就会增大，政策就会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避免了政府因政策截留而导致的腐败和寻租。社会组织有效地制约了执政权和行政权的滥用，有利于建设廉政中国。要充分认识到社会组织协商对政治稳定的重要作用，利用社会组织对社会风险的化解功能，充分利用社会组织的纠错机制。

第三，要构建多样化的社会组织协商模式。社会组织协商模式的多样化是由社会组织本身不同性质和类型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多少个社会组织，就会有多少种社会组织协商的模式。社会组织协商目前还处于探索之中，比较成功的例子有“上海模式”、北京的“灿雨石”模式和网络协商模式等。上海曾经在社区建设、两新组织党建、楼宇党建等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成为独具特色的“上海模式”。北京的由“灿雨石”发起的参与式服务配送模式改善了北京的社区福利配送，还创立了新的服务配送模式。这一新模式建立在“政府一民间社团”对公共产品进行合作生产的基础上，已经被其他地方政府迅速采用。

网络协商是社会组织协商的现实可行的重要模式。网络平台是社会组织协商的切实可行且既有益又有效的方式，社会组织协商应该充分运用网络平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人都可以在网络上通过博客、微博等官方媒体、社区媒体、自媒体等就感兴趣的话题设置议题进行广泛而充分的讨论、商谈、辩论、交锋、质疑、探寻、听证，寻求各方的利益平衡点、共识点，制定公共政策、公共规则、公共制度。网络协商模式打破了行业界限、地区界限、党政界限、政社界限、企社界限，在各个层面都可以进行平等的对话协商。如果把网络协商发展好用好，就会使社会组织协商有实质性的进展。

第四，要统一立法。学者贾西津指出：目前我国如果对非营利组织统一立法，最重要的目的是通过统一立法，突破社团、民非、基金会的分类，依法人属性对非营利组织进行分类及规制。[6]但是，也必须看到，社会组织的发展面临着一些瓶颈和困境，社会组织立法的困境在于结社。尽管宪法规定有结社自由，但因结社自由与政治性勾连，同时又没有结社的政治性法律规定，又基于中国大转型的稳定性要求，使得社会组织法治化治理严重滞后。解决的方式之一，就是淡化或弱化社会组织的政治性，使社会组织归于社会性属性，加强社会组织功能，问题就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合理解决。

总之，社会组织协商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必须为社会组织设定目标和原则，以期实现社会组织自我管理，积极探索实现社会组织协商的路径，尽可能和尽快地使社会组织协商落到实处，从而实现社会组织的自我治理，提升社会组织成员的社会公共意识和公共责任。

[参考文献]

[1]康晓强，张爱军，何谓社会组织协商[N].北京日报，2015 - 02 - 02.

[2][5]沈瑞英.协商民主与社会组织发展[ N/OL].联合时报，[2013 - 08 - 08].http： //law.eastday.com/node2/

node4810/node4851/llyj/ulai59165. htm].

[3]王庆德.政府协商：一种新的协商民主[N].北京日报，2015 - 01 -19.

[4]张永红，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N].光明日报，201 - 04 -13。

[6]贾西津，以统一立法解决现行社会组织分类中的问题[J].中国社会组织，2014 （14）.

作者：张爱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