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系适应效率论文

【摘要】我国金融体系升级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我国应继续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激发金融体系升级活力，建立包容、稳定、灵活、公正的金融法律体系，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保持金融监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敏感性，建立完善的風险防控措施。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金融体系适应效率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金融体系适应效率论文 篇1：

健全的区域金融体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

【摘要】区域金融体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资本形成与导向、企业监督与激励、风险防范与管理等方面。健全的区域金融体系能促进区域资本形成，引导资金流向更具生产效率的部门，提供有效的监督激励机制并防范和化解区域金融风险。

【关键词】区域金融体系 区域经济

一、引言

对于宏观金融体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国内外都已经有了大量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一个运行良好的金融体系对于经济的长期增长有促进作用。因此，如何构建及完善金融体系以促进经济发展在学术界也引起了热烈讨论，甚至衍生了很多研究金融体系的学派，如结构学派、功能学派、生态学派、要素学派等。在对金融体系的研究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在一个国家内，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很大的国家，很难或者根本无法建立一个可以适应各个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情况的统一的金融体系，“区域金融体系”便应运而生。对于区域金融体系的定义，在此采用焦媛媛、王琦（2007）在《区域金融体系理论研究综述》一文中的表述，即：区域金融体系是指在一定行政区域范围内设立的，具有区域社会经济产业发展特色的执行服务功能的动态的有机整体，由区域金融组织、区域金融市场、区域金融调控和区域金融监管四个子体系构成。一个区域的金融体系必须依据该区域经济发展状况、资源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市场发育程度及文化等因素来构建，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综合来看，区域金融体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资本形成与导向、企业监督与激励、风险防范与管理等方面。文章将从这几个方面具体分析以一个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健全的区域金融体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

二、健全的区域金融体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

（一）健全的区域金融体系能促进区域资本形成

金融体系不仅拥有以银行为中介的间接储蓄和以多种金融工具为媒介的直接储蓄，还能提供多样化的投资途径，降低资本形成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促进经济中的储蓄和投资以更有效率的形式运作，使得社会上闲散的资金转化为支持经济发展的长期资本。

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渠道主要有：企业自身积累、政府财政投资、金融机构贷款、资本市场融资和引进外资。企业自身积累耗时太长，政府财政能力也有限，依靠这两个渠道获得资金并不现实，尤其是那些经济欠发达的区域。后面三种渠道都是通过金融市场进行融资的，因此，构建一个健康高效的区域金融体系，高度发展区域金融，才能有效融通区域内外资金，充分发挥金融体系集结资金的能力，促进区域资本形成。

（二）健全的区域金融体系能有效引导资本流向，合理配置资源

良好的区域金融体系能提供有效的投资评估和筛选机制，从而引导资金流向高效率的领域，实现跨时间、空间、行业对经济资源进行合理配置。金融体系对经济资源的这种配置功能为区域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资金支撑，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目标的实现，进而优化区域经济结构。对区域内的单个企业而言，区域金融体系提供的投资评估以及金融中介机构搜集的价格信息使企业能够自行决策，对价格信号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对企业的各种资源进行合理配置。

（三）健全的区域金融体系能够提供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健全的区域金融体系内，投资监督体系将银行、资本市场、社会中介力量共同纳入监督管理机制，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机制和接管机制，使监督更有效率。融资结构由单一的债权融资变为债权与股权并重，激励企业治理结构变革，有利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有效的企业内控机制。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四）健全的区域金融体系有利于防范和化解区域金融风险

高度发展的区域金融体系可以通过风险的集聚、交易和转嫁在全社会重新配置风险，降低或化解那些具有高生产效率的产业或部门的风险，促进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同时，区域金融体系还可以通过分散化投资、建立风险退出机制和金融保险机制来降低风险，促进风险资本的良性循环。这些都能使区域经济在一个较低的风险水平下朝着更科学、高效的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健全的区域金融体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在于：使区域经济发展获得长期资本；提高区域资本的使用效率，合理配置资源，实现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更有效的监督激励机制，促进域内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分散或化解投资风险，降低区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1]张建政.加快东北区域金融发展的意义[N].吉林日报，2006，09.

[2]焦媛媛，王琦.区域金融体系理论研究综述[J].工业技术经济，2007，07：148-151.

[3]刘明笑.我国产业转型中的金融体系构建问题研究[J].货币银行，2011，10：14-18，24.

[4]韩振国，袁钰斐等.区域金融体系与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2，06：76-81.

作者：张娜　马春雪

金融体系适应效率论文 篇2：

全面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活力与竞争力

【摘要】我国金融体系升级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我国应继续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激发金融体系升级活力，建立包容、稳定、灵活、公正的金融法律体系，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保持金融监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敏感性，建立完善的風险防控措施。

【关键词】国际经济体系 金融体系 营商环境

金融体系是一个经济体中资金流动的基本框架，它是资金流动的工具（金融资产）、市场参与者（中介机构）和交易方式（市场）等各金融要素构成的综合体。金融体系可通过直接或间接等手段针对融资比重予以度量，起到调配金融资源的作用，一旦金融体系脱离实际将直接降低金融资源配置质量，为此各国需根据发展需求不断升级金融体系，保障其系统性、发展性、实效性。上世纪中期经济学界提出“金融功能观”“金融机构观”等与金融体系相关理论，为推动金融体系良性发展奠定基础，我国在改革开放后，金融体系及相关概念引入国门，指引人们关注金融体系的完善并加大相关体系研究力度，旨在提升本国经济实力。基于此，为助推我国经济稳健发展，探析大国金融体系升级战略显得尤为重要。
大国金融体系基本类型

类型一：市场导向。当前美国、英国等西方大国采用直接融资手段升级本国金融体系，相关融资比率平均高达60%，这些国家关注市场，可以洞悉市场发展规律，占据行业发展先机，加大重点经济领域投入力度，在投入进程中获取更高效益，打造良性金融链条，实现金融体系升级目标。

类型二：银行导向。相较于市场导向金融体系，有些国家推行银行导向金融体系，如西班牙、德国等欧洲大国，主要源于这些大国第二产业较为发达，为此通过银行融资助推该产业发展，用以缓解资产密集行业发展压力，降低融资成本，用资产作为抵押，降低信贷风险，契合银行投资需求。

类型三：混合导向。处于上升期的大国经济体热衷推行混合导向金融体系，主要源于该导向型金融体系更为灵活，既可以吸引社会闲散资金投入，又能获得银行投资青睐，降低融资难度，助推大国经济良性发展。同时混合导向金融体系发展比重存在差异，这与大国法律体系、经济形态、金融特征、政治氛围等因素关系紧密。例如，大陆法系国家更为偏向于发展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英美法系大国更为偏向于发展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美国、新加坡、加拿大等有殖民地历史的国家受政治因素影响，直接融资比重大，相较于政府其民众力量更加强大，具有良好的契约精神，为资本市场繁荣发展奠定基础。大陆法系国家政府地位较高、力量更大，在关注市场同时利用宏观调控手段发展本国经济，为此偏向发展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
大国主要金融体系特征

美国。美国金融体系具有长期维持性强、直接融资台阶高等特点，主要源于美国市场经济发达，直接融资比率较高，截至2018年约为80%，“单一银行制”无法满足本国工业发展需求，且银行及相关分支机构跨州融资权限低，限制了其发展。在金融脱媒情况下，美国直接融资份额不断增多，加之政府在二十世纪初期主动抬高直接融资比率，通过政府刺激金融体系发展，助力直接融资体系与时俱进。出现上述现象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美国奉行契约精神、自由竞争；第二，美国监管架构及法律体系因势而变，为经济灵活发展指明了方向；第三，资本市场发展目标明确，发挥了风险定价能效；第四，美国加大风险投资、机构投资力度。

日本。日本金融体系具有市场间接融资、资本市场稳步发展等特点，主要源于日本市场转型发展较为成功，由单一金融体系主导转为市场间接融资型金融体系，将间接融资视为起点，赋予其控制性，使银行及企业可以维持良好的融资关系。上世纪70年代，日本处于直接融资被动提升时期，金融脱媒、国债加杠杆，倒逼直接融资发展，以0.5%/年比率上涨，但无法取代间接融资地位。上世纪90年代末，日本政府主动加强直接融资并使其赶超间接融资，助推日本金融体系升级发展，使其市场结构更灵活且层次更丰富，本国经济效益随之提升。

德国。德国金融体系具有间接融资平稳坚挺、全能银行发展势头良好等特点，主要源于德国在早期已经形成“间接融资+全能银行”金融体系。从法律角度出发，德国在二战后明确保险、证券、银行混业经营模式，为推行该模式，德国直接融资比率随之上涨，1990—2017年间上涨约24%。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相互竞争、互助发展，使德国全能银行成为融资主要途径。出现上述现象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德国以谨慎、理性闻名于世，为此倾向于间接融资；第二，德国法律完备，保障债权人权益，混业经营能力较强；第三，金融服务能力突出，满足国家经济融资发展需求。
我国金融体系升级现况

直接融资处于起步发展时期，无法在短期内代替间接融资。我国属于间接融资导向型金融体系，银行信贷地位较高，直接融资条件还不够成熟，虽在2005年直接融资比率有所提升，至2017年间上涨约22.1%，但间接融资仍属于经济发展体系中的主导方。直接融资在发债违约潮、去杠杆等政策影响下于2017年下降约7%，说明相关融资形势仍不稳定。此种状况容易诱发以下问题：第一，小微企业、创新企业获得融资机会渺茫，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第二，直接融资模式不够系统，金融资源未能集中在正规配置领域，民间资本利用率低，客观上影响实体经济融资发展成效；第三，影响资本市场健康，无法推动我国经济结构朝着多元、丰富、层次化方向发展。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是我国加强经济管理、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手段。但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要始终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有所为、有所不为，做事有度、处事有方。具体来说，可借鉴大国成功金融体系升级经验，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适当放松对市场的管控，为直接融资体系发展提供空间，丰富金融体系升级主导方，使我国金融体系更为健康。

金融服务能力有待强化。融资方与企业成功对接是提高融资效率的前提条件，然而当前我国金融服务能力亟待提升，企业与金融机构交互体系中存在疏漏环节，无法保障企业可享受良好的融资服务，降低金融资源配置质量。另外，资金链条被过度拉长，也是当前金融资管行业通道业务的重大病害。对于金融机构来说，一旦资金流通，就会赚取收益与负债成本利益，嵌套层数越多，则金融机构的活力就会越多，最终以资金成本方式转嫁给资金的最终使用者，也就是实体经济企业。但是经过多层的剥削之后，资金成本变得更高。也就是说，资金流转链条被过度拉长变相侵蚀了实体经济的盈利空间。

潜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体制机制问题、经济泡沫、资金体外循环等。由于地方希望获得更多发展空间，从而期望中央给予轻松的监管环境，这样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的监管容易成为短板，货币供给增量快速增加，社会总融资累计过高，政府宏观调控难以快速纠错，同时，金融新产品业态机构等跨境外、跨市场，这些体制机制问题都是促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经济泡沫主要表现在房地产领域。我国居民的抵押贷款已经超过家庭房地产的市场价值。此外，实体经济杠杆率过高，杠杆率关系到金融市场稳定与资产泡沫，一些公司债务比率远高于国际警戒线，以致近期有上市公司退市、破产。资金体外循环，影子银行活跃，地下金融和社会集资等难以监管，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大量出现，资产管理产品间的大量嵌套，重复计算率过高，从而容易导致资产泡沫，对金融市场带来潜在的风险，需要市场加大监管力度。
我国金融体系升级建议

从短期内看，我国可借鉴日本金融体系发展经验；从长远计，我国应以市场型直接融资为发展目标，这就需要我国持续提升直接融资比率，逐步改善营商环境，健全法律体系，建立健全监管机制，丰富资本层次，打通融资壁垒，满足企业发展及本国经济建设需求。

简政放权，市场主导，激发金融体系升级活力。加大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力度，帮助政府职能“瘦身”，在发挥政府调控能效的同时关注市场、尊重市场、研究市场，根据市场动向调整信贷政策，相信市场并给金融体系独立升级、自我调整的机会，使企业可自主探索融资之路，吸引更多金融资源关注市场经济，改革“放、管、服”，规避“一刀切”，解决“一放就乱、一管就死”问题，通过简政放权，赋予市场发展活力，使市场可以主动选择融资形式，激发金融体系升级活力。

建立包容、稳定、灵活、公正的金融法律体系，拓宽融资渠道。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相较于英美法系更为倚重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相关法律法规多以保障银行融资权益为主，难以指引我国融资体系朝着混业化方向发展。基于此，我国需在借鉴日本、美国等大国金融体系升级经验前提下，调整金融法律體系，完善监管架构，丰富资本市场参与途径，改善金融机制。例如，将证券视为投资契约，将债券、股票等三十余类投资模式纳入我国法律监管范畴，推行“未经注册不得发行”原则。公司及子公司可享受非银金融服务，根据行业特点、发展需求推行相关监管机制，确保金融服务体系监管更具针对性、科学性、实时性。明确证券、保险、存款、基金等融资关系，针对混业经营加大监管力度，旨在拓宽融资渠道，升级金融体系。

搭建无缝对接金融平台。首先，以市场为导向，加大场外市场发展力度，一方面增加挂牌公司数量，另一方面激活交易市场，这就需要我国支持创业创新，关注新兴市场发展，在新时代国家政策指引下搭建无缝对接金融平台，确保人们了解市场，可以通过金融平台享受“定制”融资服务，消除金融信息不对等现象；其次，健全转板制度，建立有机关联的市场体系，使金融平台服务市场、服务企业，为不同类型企业提供升降融资服务，确保各版块竞争态势良好，落实错位发展目标。

发展投资机构，吸引更多资金流入市场。为缓解金融短缺压力，优化配置金融资源，我国需追加投资机构融资比率，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一，助力投资机构成熟发展，以企业年金、保险、基金等为基点建立投资体系，打通融资壁垒，提高融资质量；其二，开发更多融资产品，集中利用社会闲散资金，通过资产管理人面向市场输出金融资源，落实专业投资目标，赋予金融体系升级发展无限活力。

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吸引更多国际私有资金。我国作为国际经济舞台上的重要角色，金融体系升级需与国际接轨，为此，我国应借助“一带一路”等政策吸引更多国际私有资金流入我国，助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这就需要我国不断完善营商市场发展体系，健全国际融资法律法规，开发更多优质项目，在各国间建立跨境融资服务体系，提高融资信用度，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使我国金融体系得以升级发展。

金融监管协同化，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创新。建立金融监管风险预警机制、市场审慎机制，实现金融监管协同化，同时，加快金融体制创新机制建设，服务我国现代经济体制发展需要。完善金融系统风险检测体系预警机制，可以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如美国斯特恩商学院波动实验室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的检测，对各种业务、各类机构、各区域层面风险来源进行快速披露预警。完善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检测与预警机制建设，对各类网络借贷平台进行时时检测，防止出现大规模社会危害和经济风险的发生。对房地产泡沫及银行杠杆采取审慎机制，杠杆率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增强金融机构稳定性，防止资产泡沫，增强责任感，投身实体经济发展，维护市场秩序、降低市场风险。金融体制改革、创新要适应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建立多主体参与的金融服务体系，充分发挥科技金融的作用，服务于中国现代经济体制建设。

综上所述，我国金融体系升级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我国应继续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激发金融体系升级活力，建立包容、稳定、灵活、公正的金融法律体系，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保持金融监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敏感性，建立完善的风险防控措施。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①曾康霖：《大国金融及其特色 ——为中国金融立论》，《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②保建云：《“一带一路”国家间金融合作的 规则供给与规则体系构建》，《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③李冰倩：《试论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发展》，《市场论坛》，2018年第6期。

④周小琪：《“农超对接”金融服务体系的完善探索》，《农业经济》，2018年第8期。

⑤ 葛昕、刘文沛：《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兼论霸权与帝国的历史变动及机理》，《岭南学刊》，2019年第3期。

责编/谷漩 美编/杨玲玲

作者：王浩

金融体系适应效率论文 篇3：

金融改革需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

成功的深层次金融改革，需要有事前的谋划，并在一定市场压力下推动，需要处理好金融领域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

金融改革的主要任务是金融转型和风险化解

改革总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开展的，都有其需要解决的特定问题。我国当前的金融改革需面对系统转换和金融风险化解这两个主要任务。

首先，我国金融体系需要实现转型。金融体系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我国原有的金融体系，是适应并服务于“集中资源办大事”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当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市场主体的原创力时，就显出原有金融体系的不足了。我国的金融体系需要从政府大量干预和保护、以间接融资为主、市场相对封闭分割，逐步转向直接和间接融资并重，市场有一定开放并相互交叉、融合和分层的，更加市场化的金融体系。

市场化的本质是市场自主决策，是有效竞争，真正发挥市场约束。其含义是多方面的，既意味着价格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也意味着市场成为开放系统，机构、产品、市场准入和退出是相对自由的，还意味着微观主体的约束是有效的，市场结构是相对合理的，既不允许出现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也不存在不得不照顾的弱势群体和市场失败者（政策性和商业性的充分分离），甚至还意味着政府管理市场的方式也是尊重市场原则的。

其次，我国金融改革需有效化解金融风险。一方面，不同类型的金融体系，其吸收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在间接融资为主的机构型金融市场中，风险主要通过机构的资本吸收等方式管理并化解；在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型金融市场中，风险主要通过市场波动及时释放和分散。另一方面，我国金融改革伴随着经济增长阶段和模式的转换，金融体系吸收并反映着经济体系的风险。金融改革不仅要应对自身系统转换产生的风险，还需要承接经济体系转轨、经济泡沫等给金融体系带来的风险。当前，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率处于较高水平，以现金流衡量的资产回报率已低于社会平均融资成本，期限错配和资源错配日趋严重。金融内在联系增强，财政、金融、货币风险相互混淆，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

金融改革的核心是重塑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金融市场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市场化并不仅仅是放松管制，也不意味着不需要管理。金融体系市场化的程度，高度受制于金融体系被赋予的功能，以及政府管理金融的能力。现代社会的发展，就是分工不断拓展和深化的过程。市场化的过程，既是现金流的风险和收益不断划分和重新组合的过程，也是管理要素不断细分和重新组合的过程。

首先，需要准确界定金融体系的功能。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金融体系事实上承担着除资源优化配置以外的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的功能，“窗口指导”、“行业目录”广泛存在。为此，我国有必要适当弱化金融的产业政策功能，合理划分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区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

其次，有必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中央和地方、一行三会、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投资者保护机构）在金融领域的职责和管理架构，特别是要合理确定政府和不同市场主体在风险管理和风险承担方面的界限。政府在金融领域中，所有者、监管者、行业促进者、经营者的职责交错，甚至承担了部分社会安全网的职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责（险）利并不能基本匹配，大量的金融风险最终转化为财政风险和货币风险。为了使金融体系的管理更加有效，我国有必要将管理的不同要素进行细分，分离不同职责，并由合适的机构承担相应的职责。监管部门应从微观金融风险中解放出来，更多关注行业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加强一行三会、中央和地方在监管方面的分工合作。强化政府在平衡市场力量（消费者、投资者保护；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方面，尤其是防止部分金融机构将某个领域的市场影响力不合理地渗透到其他市场）的职责。需要发挥行业协会在促进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服务机构的作用，推动服务中介的去行政化进程。

最后，还应分离实体经济的经营风险和金融领域的金融风险，理顺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机构应在风险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并因此承担相应的风险损失，获取必要的风险收益。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可以将主要精力放在实体经济的经营上，而不是不得不应对流动性风险（资金使用的期限，与金融体系真正提供的资金期限不匹配，不得不从事期限匹配的流动性管理），甚至卷入金融操作（杠杆率不断提高，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为其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乃至进入国外被归入金融业的房地产业和地下金融行业）。可建立多层次的信贷、股权等市场，引入多层次的市场准入体系，承认灰色地带机构和业务的金融属性，在更完备的市场层次中设计差异化的规范体系。

金融改革需有效化解金融风险

金融的处理对象是不确定性，因此存在并处理金融风险是金融体系的特征之一。金融体系通过吸收、合理分配和分散、及时释放等方式，积极应对金融风险。但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发展阶段，加上体制机制上的一些缺陷，导致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甚至将分散的个别风险，不断转化为集中的系统性风险的倾向。在推进金融改革的过程中，我国需要高度关注并适时调整这类风险形成机制，以提高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当前金融体系存在的风险，相当部分是实体经济转型风险的反映。金融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同时也集中并反映了实体经济风险。我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向中高速增长的阶段转换时期，增长动力和经济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与此相适应，资源配置将发生重大变化，增长速度、模式的调整，也将引起资产价格的重估。实体经济的去产能、产业结构调整和运行模式转换，都将在金融体系中有所反映，表现为银行不良贷款的增加，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震荡和分化。在实体经济充分调整之前，尤其是实体经济运行机制转变之前，实体经济风险在金融领域还表现为，金融体系通过各种方式过长时间、过度规模维持实体经济原有结构。转型过程中，政府过度介入，产生了隐性担保，给金融体系发出了扭曲的价格信号，加重了金融体系支持原有结构的倾向。

其次，我们还需要认识到，金融改革和转轨过程中的不协调，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金融的深度和广度仍然不足，市场缺乏分层和融合，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创新仍受到一定的制约。但这主要影响金融效率，虽然这最终也会影响金融安全，但从风险角度，我国更大的金融风险来源于金融改革和转型过程中的不协调。

我国当前的金融体系，是适应于原有经济增长和管理模式的。随着经济转型，金融体系也在改革和转型。但由于改革和转轨的内在不协调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更加突出。脆弱性的本质，是权责利的不一致。集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金融市场化转型与行政化管理手段之间的矛盾。金融机构和市场已在相当程度上市场化运行，但我国的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却仍保留了大量的行政性、数量型手段，两者出现一定的冲突，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资本账户管制、严格的准入限制、事实上的贷款规模控制、存贷比、较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投资的行业限制等，规避这些管制的创新活跃。二是分业监管和混业经营之间的矛盾。我国的不同金融市场开始融合，金融领域已事实上混业经营，但我国仍采取分业监管的管理框架。不同监管部门在主管行业利益等推动下，存在一些不利于金融整体稳定发展的监管竞争行为，给监管套利提供空间。在泛资产管理领域，表现得较为突出。监管框架已不适应金融实践的发展，监管有效性下降。三是民间金融快速发展，但缺乏有效的调控和监管框架。民间借贷、网络金融快速发展，金融机构的表外业务创新活跃。我国以M2为目标的数量型货币调控，越来越不适应金融的发展，调控的有效性下降。这些金融业务还缺乏基本的法律界定，存在监管真空，无序发展的特征较为明显。四是其他领域改革与现有的金融管理体制不协调。如上市公司的治理受制于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滞后，使得地方政府混淆政策性和商业性融资，过度介入金融市场等等。

第三，不合理的损失承担机制，导致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不合理的损失承担机制，是导致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的根本原因。首先，我国金融体系广泛存在道德风险，且国家信用被滥用。缺乏存款保险制度的、以国有为主的银行体系，加上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出于维护社会和金融体系稳定的考虑，我国首先要全力维护金融稳定。这使得我国正规金融体系几乎等同于国家信用。在资本市场等市场化盈利要求压力下，金融机构过度扩张，滥用了国家的隐性安全网。其次，政府干预经济，参与市场融资（地方融资平台等），混淆了财政和金融的界限，扭曲了实体经济的价格信号，使得金融体系将资源过多地配置到财政领域，金融和财政风险相互融合和转化。再次，政府将金融稳定理解为不出现风险事件，不断介入风险事件。在经济处于上升周期时，风险事件还仅仅是期限错配的流动性风险，这种集中有助于消化风险。但一旦经济处于下降周期，风险事件超出期限错配类的流动性风险，这种集中就将分散的个别风险，转化为集中的系统性风险，破坏了金融系统通过及时释放风险的方式维护系统稳定的功能。整个金融体系呈现出“钢化玻璃”特征。

金融改革成功的关键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

改革总是在处理“破”和“立”的对立统一关系。我国当前的金融改革不是在资源已优化配置的基础上实现系统转换。改革不得不面对原有的资源错配，不得不面对新旧机制转换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失控风险。市场化的金融改革，意味着将更加透明，原有的错配将不得不有所暴露，意味着原有运行体制一定程度的破坏，需要及时建立起适应于市场化运行的体制机制。金融改革实施的关键，是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需要合理设计改革的顺序、时机和力度，需要及时应对这个过程可能引发的风险，设计好相应的配套措施。

首先，金融改革需充分考虑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一方面，国民经济的发展阶段、人均财富水平等决定着金融结构的选择。我国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是发展中、转轨、非中心货币大国。因此，金融改革的选择仍需要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重，仍需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仍需要与国际金融市场有必要的分割。另一方面，如果宏观经济的风险加大（社会杠杆率上升，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或者缺乏新的增长动力等），或许会影响对金融改革可能产生成本和风险的承受度。

其次，金融改革需要充分认识我国现存金融体系运行的客观基础。虽然从价格角度，金融市场并不出清，但通过数量配给、双轨制等方式，实现着事后的均衡。当转向更加市场化的金融体系时，有必要充分考虑到这些均衡力量遭到破坏后可能引发的市场震动。只有充分理解了市场上各种实现均衡的真实力量和机制后，才能找到一条可靠的改革路径。这一方面意味着不能从国外某些现成的模式出发推动改革，改革必须扎根于我国金融运行的实际。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既要重视正规可见的金融体系，还要关注影子金融系统，关注现有管理措施的部分合理性。当为了控制金融风险而加强对某个领域控制时，要考虑到市场可能产生的规避行为，创造出新的产品和市场，使得控制失效。事实上，市场化往往是伴随着原有行政管理手段失效，不得不承认现实而出现的。

再次，改革往往发生在与稳健宏观环境要求相违背的时期，并且只有在这种环境下才有可能推动根本性变革。历史经验表明，条件都具备的时期，往往也是缺乏改革动力的时期，推动的改革也将更多停留在表层。接受变化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压力的。因此，应不完全受宏观环境的制约，甚至制造一定的市场压力，择机推动深层次的金融改革。

金融改革除了要充分考虑不同改革措施、政策之间的搭配和时间顺序，尤其是市场发展和调控、监管之间协调的问题，还要充分考虑与其他领域改革的协调问题。一是财政支持问题。相当方面的金融改革，都将涉及改革成本（风险暴露、市场退出），都可能需要公共基金的投入。而事实上，制约当前金融市场化的部分原因，也是财政投入不足，社会安全网不健全导致的。如地方债务以及信用债券等不能正常违约，与社会安全网不健全有密切关系，又如要求金融机构从事的政策性业务，包括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等。二是宏观调控框架。宏观调控框架也制约着金融体系功能的设定。只要我国仍坚持产业政策，虽然可以让财政补贴发挥更大作用，但对金融资源一定程度的政府管控就不可避免。三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市场约束要发挥作用，需要借助微观主体的治理机制。实体经济层面如果存在预算软约束（政府隐性担保或者其他因素），则可能扭曲实体经济向金融体系发出的信号，从而发生系统性的资源错配。金融体系越市场化，这种错配将越严重。四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问题。只有“社会政策托了底”，金融改革才能更加深入开展，才能对经济波动有更大的容忍度，能承受更大的社会紧张情绪。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蔡庆悦

作者：陈道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