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银行业金融纠纷论文

【摘要】金融改革中法院需要发挥司法能动性，为金融改革保驾护航，加快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正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通过搭建交流平台、创新制度、深入银企、司法公开等措施及时减少经济下行压力下银行的风险，为金融改革“软着陆”提供保障。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涉银行业金融纠纷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涉银行业金融纠纷论文 篇1：

仲裁与商业银行发展战略研究

摘 要：仲裁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具有专家裁案、一裁终局、快捷高效、执行力强、节约成本等特点和优势，这些优势与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战略、银行品牌战略、国际化经营战略和银行风险管理战略的成功实施具有较高的契合性。

关 键 词：仲裁；商业银行；发展战略

发展战略是关乎企业发展全局性和长远性的谋略。根据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计署、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2号—发展战略》（财会[2010]11号）第2条规定：“本指引所称发展战略，是指企业在对现实状况和未来趋势进行综合分析和科学预测的基础上，制定并实施的长远发展目标与战略规划。”商业银行的发展战略是一系列事关商业银行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决策，它们完全或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商业银行在相当一个时期内的大多数行动，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能否实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商业银行的发展战略是随着自身的发展而变化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的银行在发展战略的内容上会有所差异。而仲裁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与商业银行某些发展战略的成功实施具有较高的契合性。

一、仲裁的特点

（一）契约自由

“契约自由”是贯穿仲裁活动始终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仲裁法》第4条明确规定：“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可见，以仲裁的方式解决纠纷，须是当事人各方的共同意愿。当事人在争议或纠纷发生前后应达成有效的书面仲裁协议或在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仲裁机构不能受理没有书面仲裁协议（含仲裁条款）的仲裁申请。

（二）一裁终局

《仲裁法》第9条规定：“仲裁实行一裁终局的制度。裁决做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即仲裁庭开庭后做出的裁决，是最终的裁决，立即发生法律效力。 当事人不得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仲裁的这一特点有利于争议高效快捷的解决。

（三）不公开审理

仲裁作为社会自治解决争议的一种方式， 仲裁庭审理案件除双方当事人协议公开外， 一般实行不公开审理。我国《仲裁法》第40条规定：“仲裁不公开进行。当事人协议公开的，可以公开进行，但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在仲裁程序中，仲裁庭的参加主体仅限于仲裁员及案件当事人， 不允许群众旁听和新闻采访。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仲裁庭做出的仲裁裁决，除非当事人同意，都不对外公布，其他案外人无权知悉仲裁的内容和情况。 如果当事人决定裁决书上不写明争议的事实和理由， 仲裁文书可以不予涉及，而只写明仲裁请求和裁决结果。

（四）专家裁案

专家裁案是仲裁的特色， 也是仲裁比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更为突出的优势之一。根据我国《仲裁法》的规定，仲裁机构都备有分专业的，由专家组成的仲裁员名册供当事人进行选择。专家仲裁员拥有丰富的行业知识，也熟悉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惯例，具备多年的实践经验和仲裁经验，对涉及专业性比较强的仲裁案件专家仲裁员的裁决更能体现专业权威性，也是仲裁活动公平、公正性的重要保障。

二、仲裁的优越性

（一）和谐共赢

“契约自由”是仲裁最突出的特质，也是仲裁和谐性的基础。仲裁权不同于公权性质的审判权和行政权，仲裁庭的管辖权来源于当事人仲裁协议的授权，具有私权性。仲裁活动要想得以顺利开展必须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因此，仲裁机构、仲裁员会奉行以人为本的理念，平等的对待双方当事人。仲裁庭通常会在一种和谐宽松的氛围下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易于争议双方进行交流和沟通，达成谅解。仲裁员作为公断第三人会善意地引导当事人审时度势，冷静分析自己的利弊得失，用平和的方式消除当事人的隔阂，缓和矛盾，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仲裁的秘密性也是实现仲裁和谐性的前提。因为仲裁的不公开审理有助于维护争议双方的声誉，这为纠纷的解决确立了相对宽松的气氛，便于当事人充分陈述自己的主张，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情绪，有利于纠纷的化解和最终解决，也为当事人继续保持友好合作关系提供了便利。

（二）快捷高效

仲裁实行一裁终局的制度，程序十分灵活，有利于争议快捷高效的解决。主要体现在：

1. 审限时间短。《民事诉讼法》规定，诉讼案件一审简易程序审限为立案之日起3个月，普通程序审限为立案之日起6个月，经批准还可以延长6个月甚至更长。如果一方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将会导致另一方当事人卷入冗长的诉讼程序中，无端耗费人力、财力和时间。而根据各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案件普通案件仲裁程序为4个月结案（简易程序2个月结案）。一般而言，仲裁的审理期限比诉讼的一审期限要短一半，如果进入二审、再审程序，则诉讼与仲裁的审限优势更加无法比拟。当前，为适应金融机构高效、快捷解决纠纷的迫切需求，国内许多仲裁机构在金融仲裁规则中还规定了更短的审结期限，如杭州、天津仲裁委规定，普通案件仲裁程序2个月审结；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CIETAC）的《金融仲裁规则》规定为45天；而广州仲裁委甚至将金融争议仲裁期限缩短为20天。较短的仲裁期限可以有效遏制当事人拖延诉讼、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等行为， 对于那些案情相对简单的银行传统信贷业务争议，在银行是胜诉方情况下，以最短时间内取得对银行债权终局确认是银行选择争议解决方式时应该首先考虑的问题。

2. 程序灵活、简便。诉讼是一个对遭到破坏、扭曲的权利义务关系加以矫正、分配的过程，实行严格的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 而仲裁机构是按地域分别设立，相互独立，互不隶属，当事人可以自主确定仲裁机构， 也可以就仲裁规则进行灵活约定和适当变更。《上海金融仲裁规则》 第7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程序事项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上海金融仲裁院认为其约定无法实施或者与法律规定相抵触的除外。”CIETAC《金融仲裁规则》第4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对本规则有关内容进行变更的，从其约定，但其约定无法实施或与仲裁地强制性法律规定相抵触者除外。”如在仲裁中，当事人可以协商确定开庭时间，还可以协议省略某些程序，如放弃答辩期、缩短组庭的期限， 可以申请提前开庭， 还可以协议不开庭，等等。这样就能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节省时间成本，及早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

（三）执行力强

仲裁裁决书与法院判决书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仲裁的执行力主要体现在：（1）执行法院的层级和集中度较高。 多数诉讼案件的执行管辖法院在基层，而仲裁裁决强制执行的管辖法院是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 仲裁裁决和仲裁调解书的执行管辖法院更为集中， 既减少了协调费用， 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基层法院在执行问题上的地方行政干预现象。另外，仲裁裁决是约定管辖，容易找到被执行人，有利于案件的执行。各仲裁委为提高仲裁裁决的执行效率， 会对当事人提供全程服务，协调与法院的关系，协助案件的执行。（2）仲裁裁决具有域外执行力。 由于判决涉及国家的司法主权， 一国法院的判决不能在他国直接得以执行；而仲裁是由民间机构做出，与主权无涉，易于得到他国法院的承认与执行。 目前，《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1958年《纽约公约》）的缔约国已经达到160多个， ①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能得到承认和执行。我国已加入《纽约公约》，涉外涉台案件的仲裁文书可得到其他签约国的承认和执行。（3）财产保全措施得到优化。为保障债权人债权的顺利实现，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仲裁前的财产保全措施。《民事诉讼法》第81条规定：“因情况紧急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利害关系人可以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向证据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这一规定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仲裁裁决执行难的问题，有利于仲裁裁决的执行。

总之，仲裁的“一裁终局制”避免了诉讼的循环往复，同时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也可以达到诉讼判决的效果，这种纠纷解决机制非常契合金融追逐效率的特性。争议解决的迅捷性对现代金融的意义不可估量，因为“现代金融通常都是依靠加速资金流动和增加资金融通的渠道来获得利润的。存在于这个行业的时间成本、资金成本和机会成本要大大高于其他行业。因此，一场悬而未决的纠纷有时候对金融机构的影响甚至比一场失利的纠纷还要大。” [1]

（四）节约成本

一是仲裁期间的相对短暂和程序的相对简便，有利于节省纠纷解决的时间成本。

二是仲裁注重调解，调解率较高，能节省有关履行费用。

三是为最大限度地满足金融纠纷解决的实际需要，许多仲裁机构对金融仲裁案件实行比人民法院诉讼费用更低的费用减免优惠政策，有关金融仲裁规则也降低了仲裁收费标准。如郑州仲裁委员会规定，银行案件适用仲裁一般程序审理的“申请标的额100万元（含100万）以上的，仲裁费比照人民法院诉讼费标准的90%收取”，适用仲裁确认程序审理的“根据案件的难易程度仲裁费按照诉讼费标准的50%～70%收取”。 ① 广州仲裁委《金融仲裁规则》规定：“金融交易争议仲裁案件收费，根据《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收费办法》减半收取仲裁费用。”所有这些可以大大降低当事人争议解决的费用支出。

（五）公平公正

公平是仲裁的首要价值取向。《仲裁法》规定，仲裁应当“根据案件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地处理案件”。根据这一规定，仲裁庭对待双方当事人一律平等，即在仲裁中无论仲裁员是由哪一方当事人选定的，他都不代表任何一方当事人，而是应当平等地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为各方当事人平等地行使权利提供相同的手段和机会。 二是仲裁员处理案件时不仅强调合法，而且要公平合理。在这一理念指引下， 专家仲裁员在处理专业问题上会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对于一些新型业务面临的法律规定滞后问题，可以依据已有法律规定， 并参照采用在经济贸易活动中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做法， 即经济贸易惯例或者行业惯例公平合理地做出裁决。 由于不直接适用法律， 形式上是当事人以协议形式求得第三方给予公平合理的裁决， 裁决结果较易为当事人所接受和履行，也有利于社会关系的稳定。

公正是仲裁的“生命线”，是仲裁服务取信于当事人的法宝，也是仲裁机构维护仲裁声誉，更好地发展仲裁事业的重要保障。《仲裁法》规定：“仲裁依法独立进行，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1）仲裁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 这有利于我国的仲裁真正做到具有公正性、权威性。（2）仲裁组织体系中的仲裁协会、仲裁委员会和仲裁庭三者之间相对独立。 即作为社会团体的仲裁协会，属于仲裁委员会的自律性组织。仲裁委员会是按地域分别设立，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3）仲裁庭对案件独立审理和裁决，仲裁委员会不能干预。法院对仲裁裁决只做必要的监督，而且仲裁员处于第三人地位，不是当事人的代理人，由其居中断案，更具公正性。

（六）保护声誉

仲裁不公开审理， 整个仲裁程序跟仲裁结果都不能向社会披露， 仲裁法及有关仲裁规则也规定了相关人员的保密义务， 恰适地满足了当事人保守商业秘密、维护自身商誉的需要。司法实践中，一些影响广泛的涉众性案件， 常常遭到媒体的大肆宣传甚至恶意炒作， 其造成的负面社会影响甚至比经济方面的损失更大。仲裁的保密性，既有利于维护争议双方的声誉，也减缓了争议双方的对抗性，进而有利于双方日后的经济交往。因此，为避免外界的介入和媒体的炒作，维护银行的商业信誉，一些标的额巨大或涉及银行声誉的案件更适合约定提交仲裁。

三、仲裁与商业银行发展战略

（一）仲裁与金融创新战略

当前，随着传统银行业务竞争的加剧，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创新意识和业务创新活动呈现出逐步加强的趋势，特别是伴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金融创新已经成为商业银行经营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我国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第4条规定：“金融创新是指商业银行为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通过引入新技术、采用新方法、开辟新市场、构建新组织，在战略决策、制度安排、机构设置、人员准备、管理模式、业务流程和金融产品等方面开展的各项新活动，最终体现为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不断提高，以及为客户提供的服务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造与更新。”因此，所有的金融创新最终都凝聚为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产品创新是推动整个金融创新发展的主要动力。

创新意味着超前，金融创新超前于传统金融，超前于现行法律和监管规定，更多地是一种专业认知与判断。“金融产品的每一次创新都是对法律底线的试探，金融产品交易市场每一次发展，都是一种交易规则的创新，是对法律精神的一种新的解释，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认知能力的一次体现，是对纠纷解决标准的一种界定，是对参与主体权利义务一个新的划分。” [2] 如银行的保理、金融衍生品、基金交易和基金托管、金融租赁等创新业务均具有实践先行、法律滞后的特点，由创新引发的金融争议也带有高度的专业化和技术化色彩，要求裁判者了解日趋复杂的金融知识，并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这些特征与现有的以成文法为标准，以司法为主导的裁决体制与机制不相匹配，却与仲裁制度的特质和优势相契合。首先，仲裁奉行“符合法律，公平合理”的原则，意味着在仲裁中所适用的法律对在有关争议的处理未做明确规定时，可以参照国际惯例和行业通行做法来判别，而不受制于司法规则的法定性和滞后性。这一灵活适用法律的优势使仲裁成为解决新型银行争议的有效方式。其次，仲裁具有专业性。作为专业的裁判者，专家对金融知识有深入了解，能准确认定事实，定位争议焦点，并提出妥当的裁判意见或更具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帮助当事人理解裁决理由或达成调解/和解协议。因其专业，使仲裁更有利于纠纷的公正、权威解决。

（二）仲裁与银行品牌战略

所谓“银行品牌”，是指银行企业在长期的市场营销活动中，在其银行产品的开发、管理、销售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被市场广泛熟悉、为客户乐于接受和一致认同的银行产品，以及客户对产品所属银行本身形成偏好、 信任感和依赖感的银行企业。 [3] 银行品牌是银行服务个性化的体现， 是一个银行所提供的服务区别于其他银行的重要标志。当前，随着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同质性的日益显著， 银行业价格手段的运用空间逐步缩小， 各商业银行均把品牌建设置于战略的高度，采取多种途径建立品牌文化，丰富品牌内涵、强化品牌的认知度和忠诚度，努力赢得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好的品牌本身就是一种竞争优势， 代表着在公众心目中形成的卓著信誉和优良形象。 作为品质和信誉的象征， 品牌能不断提升客户对金融产品的美誉度和忠诚度，对增强竞争优势，提升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和实现长期战略目标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另一方面， 如果品牌维护不当也极易引发银行的声誉风险，银行声誉一旦受损，随时都有可能给金融服务机构造成致命一击， 更严重的会产生连锁反应引发公众对银行业整体的信任危机，对社会安定造成危害。

众所周知，金融产品或服务具有“公共产品”属性，与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一旦发生金融纠纷往往涉及数量众多的金融投资者和消费者，极易引发群体性纠纷；而金融交易所具有的格式化、定型化的特点，使得个案裁判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这不利于银行品牌的形象和商业信誉的维护。而仲裁的保密性会减轻金融纠纷的涉众性可能给银行带来的消极影响， 契合银行等金融机构注重维护其社会声誉的现实要求。仲裁庭采用的圆桌、不公开审理的方式，既可以为当事人化解紧张气氛，心平气和地解决争议，又可以为当事人保守商业秘密，尤其是商业秘密的严格保守对提高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社会公信度是不可忽缺的必备条件。实践中，一些影响广泛的金融案件， 常常遭到媒体的大肆宣传甚至恶意炒作， 其造成的负面社会影响甚至比经济方面的损失更难面对，更难挽回。因此，银行等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 通过选择仲裁的不公开审理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其业务经营中的声誉风险，维护品牌形象和社会信誉。

（三）仲裁与国际化经营战略

近年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一体化潮流的推动， 银行国际化已成为一国金融乃至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国商业银行为适应全球经济金融格局重构，争取在未来银行业竞争中赢得主动权，开始将制定和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作为银行国际化发展的重中之重。所谓商业银行国际化，是商业银行在国外广泛建立分支机构，通过海外金融活动网络拓展国际金融业务，按照国际惯例实行规范化经营管理，并开放本国金融业务市场，使之最终形成全球性的金融业务经营网络。 [4] 表现为：客户跨国选择、产品跨境销售、资本全球配置、资金跨国流动、网络全球铺设、人员多籍构成、技术高度集成、管理规则统一，等等。

商业银行的国际化实质上就是银行国际金融交易市场的一体化。一体化的国际金融交易不可避免地会使金融纠纷跨越国界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的特点。在大量涉外金融纠纷中，外方根据其经验和游戏规则会大量选择仲裁来解决纠纷。因为司法权限的法域性和主权性使司法判决的域外执行效力受到严格限制，一国的判决，很难在没有司法协助条约的前提下得到另一国的承认和执行；而商事仲裁跨越国界和法域的特征，是银行国际化经营中纠纷解决机制的最佳选择。根据1958年在纽约通过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规定，缔约方裁决可以在全世界160多个其他缔约国家或地区得到承认与执行，各缔约成员承担的是必须遵守的国际公约下的义务，许多国家为此均以国内立法的形式确定了仲裁裁决的效力。我国于1986年加入该公约，相关规定从1987年4月12日起对中国生效。在我国的《仲裁法》、《民事诉讼法》及许多部门法中都确定了仲裁裁决的终局效力和可执行效力，因此，仲裁的域外执行效力为涉外纠纷的解决和执行提供了保证。

（四）仲裁与银行风险管理战略

银行是高风险行业。银行在为民众提供各种金融服务、获取盈利的过程中同时承担了各种风险。所谓银行风险，是指银行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使其资产和预期收益蒙受损失的可能性。 [5] 根据国际巴塞尔委员会在1997年9月颁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的分类方法，银行风险主要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国家风险、声誉风险、法律风险、战略风险八大类。其中，信用风险是银行业最为复杂的风险种类，也是银行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声誉风险近年来被视为银行业“最令人畏惧”的风险。因为银行的声誉危机不仅会直接损害商业银行的信誉，影响上市银行在资本市场的表现，导致银行品牌价值损失，甚至会危及银行的生存。2004年6月《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首次将法律风险列入金融风险，并将其狭义界定为：“合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或未准确地诉诸于文件。”所有这些风险始终伴随着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并威胁着商业银行的发展和安全， 商业银行的本质决定了它必须承担和管理各种风险。

银行的风险管理是指银行通过对风险的认识、衡量和分析，以一定成本达到最大安全保障的办法。任何一个银行， 其成功的战略规划必须通过提高风险承担能力来提高商业银行的绩效。 为提高这项能力，商业银行必须了解自己所承担的风险，必须在各种承担风险的行动路线中， 合理地选择达到风险管理目标需要的恰当工具， 以保证在风险出现之后有切实可行的保护和挽救措施。 日渐完善的仲裁是我国法律所确认的与法院诉讼并驾齐驱的一种有效的解决商事纠纷的方式与途径。 其解决纠纷程序灵活、高效快捷、保守秘密，具有防范与控制银行风险的各种特质和优势， 恰为银行业维护自己的权益提供了一种及时可行的挽救风险的方式和途径。“仲裁是有效填补调解和诉讼之间空白的‘补丁’，是缓和调解到诉讼之间生硬的‘缓冲器’；更是专门针对或需要考虑当事人意思， 或需要法律执行力，或者二者兼而得之的金融机构间、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间纠纷的最佳纠纷解决方式。” [5]

毋庸讳言， 由于根深蒂固的诉讼习惯和缺乏仲裁实践经验， 银行业对仲裁的优越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体验， 仲裁服务于金融的作用也没有得到全面地发挥。但我们相信，随着银行业务的飞速发展对快速高效的争议解决机制的迫切需求， 以及仲裁制度的不断完善，银行业必将转变传统观念，会越来越多地利用仲裁机制解决业务争议。可以说，仲裁服务于银行是银行改革与发展的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1]顾军锋. 论金融仲裁[C]//吴志攀，白建军. 金融法路径.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92.

[2]丁化美. 金融创新产品交易市场发展与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J]. 产权导刊，2012（1）.

[3]尚斌，景鹏飞. 试论商业银行的品牌战略[J]. 经济论坛，2007（5）.

[4]沈炳熙. 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战略问题研究[J]. 金融纵横，2012（1）.

[5]徐朝科. 全面风险管理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战略[J]. 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05（4）.

[6]王莹丽. 浅论金融纠纷新态势下金融仲裁在多元金融纠纷解决体系中的定位[G]. 金融法治前沿.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53.

（责任编辑校、校对：郄彦平）

作者：黄娟 孔令学

涉银行业金融纠纷论文 篇2：

“金改”背景下基层法院加快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初探

【摘要】金融改革中法院需要发挥司法能动性，为金融改革保驾护航，加快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正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通过搭建交流平台、创新制度、深入银企、司法公开等措施及时减少经济下行压力下银行的风险，为金融改革“软着陆”提供保障。

【关键词】金融改革；司法保障；银行；不良资产

一、引言

金融债权司法保障随着温州金融改革的拉开，目前正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近年来金融案件增长迅速，2012年前三季度，浙江法院金融纠纷收案30127件，上升30.69%，其中金融借款、小额贷款和担保追偿权等金融借款纠纷案件23233件，上升50.84%。温州地区收案接近上年同期4倍，湖州和杭州地区升幅分别为124.75%和89.45%。[1]在这样的背景下，探索基层法院创新举措，切实保障银行金融债权，加快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具有重要意义，在为金融改革保驾护航的同时，也为全国法院摸索相关经验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二、加快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必要性

在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大背景下，建立金融债权司法保障机制、加快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是依法保护金融债权、支持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秩序、保障金融安全、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要之举。

（一）有利于金融机构的良性运行

建立“金融债权司法保障”机制，加快处置银行不良资产，保障金融案件快立、快审、快执，加大司法保障力度，能够有效地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率、减少由于创新金融制度所引发的风险、推动银行的良性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金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和金融秩序的运行，法院需要针对金融机构的债权保障加强部门联动。创新举措，提高案件处理的效率，减少案件流转中不必要的时间，降低银行贷款不良率，减少金融机构在金改中遭遇的经营风险。

（二）有利于金融改革的深化

金融改革的基础是稳定的金融市场和正常的金融秩序，而金融市场的主体便是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我国当前金融改革主要也是以金融机构为载体。法院加快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作为一项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对金融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是一项改革得以深化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有助于银企厘清自身风险并制定合理的规避措施，科学深化改革；另一方面，有助于减少金融机构在改革中所面临的风险，可以有效地防止金融市场的动荡，确保金融改革可以在安全的轨道上运行，从而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基础和助力。

（三）有利于实体经济的振兴

加快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有利于减少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维护地区金融市场的稳定，确保金融机构和关联企业的正常借贷。从而为企业的生存、发展、转型提供助力，振兴实体经济。使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减少不良贷款，从而释放更多的资金，有力地推进企业的发展。追本溯源，金融改革的根本目的还是着眼于实体经济的振兴，加快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处置，可以间接使周转困难的企业得到支持；使经营恶化的企业走上正轨；使破产企业得到重整和新生。促使金融与地方经济互动发展，形成新型良性的银企关系。

三、多措并举，加快银行不良资产处置

以单一司法救济为主的解纷机制难以应对不同类案件的差异化特征，也难以平衡司法资源有限性和纠纷无限性的矛盾。[2]加快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实现金融债权司法保障是一项系统性的重大工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促进交流，建立金融审判联席会议平台

加快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不仅仅只是依靠法院来完成，各个相关部门，包括金融办、银监办、人民银行等部门都应该与法院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加强交流沟通，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金融审判联席会议平台来作为各个部门之间交流的媒介。尤其是在应对涉银行金融债权大要案时，更应该加强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之间的信息交流、共享和对接，以便采取更加科学、合理的措施，妥善化解纠纷、矛盾。另外，还需要建立常态的例会机制，以及召开一些不定期会议，根据近期一段时间内的重要金融事件、金融热点和改革进度确定会议议题，通过沟通协调，一方面，有利于提高金融债权保护的司法效率和司法效果，解决一定时间内审判活动遇到的普遍性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反映相关金融改革司法需求，便于法院及时改进工作措施。

（二）创新制度，切实保障金融债权

基层法院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司法实践，创新工作机制。通过一系列制度的创新，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金融债权的实现搭建一条安全的“快车道”：一是建立金融案件快立、快审、快执工作机制，针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案件，在相同情况优先支持金融金钩，提高办案效率，加快推进银行不良资产核销；二是积极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担保物权实现程序尽快实现金融债权，减少相应案件过于冗长的处理程序，同时辅以缓交诉讼费等制度，保证金融机构的担保物权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减少金融机构的呆账；三是加快并保障金融债权流转，保护银行业金融机构将不良金融债权等价转让给社会投资者或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行为的效力，加快债权流转的制度创新；四是开展刑民交叉金融债权执行案件专项清理活动，各个部门通力合作，共同努力，降低银行贷款不良率。

（三）深入银企，积极引导金融企业

金融改革过程中，金融环境和法律法规都在不断变化，不同时期的涉金融机构案件也具有不同特点。基层法院有必要发挥司法的主观能动性，引导金融机构加快不良资产处置。银行和广大企业是金融改革服务的对象，针对当前社会需要，有必要组织法院优秀干警深入银企，主动送法上门。为广大企业和金融机构介绍最新的相关法律和规定、以及当前涉银行业金融机构案件的概况，就法院推出的便民、利民举措进行说明，最大程度保证银企了解自身的合法权利、义务以及知晓司法保障金融债权的各种方式。有利于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与法院的密切交流，加快实现金融债权，保障金融机构合法权益。

（四）司法公开，加快不良资产处置

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构建法院信息发布平台，建立法院司法建议及典型案例发布机制。一方面，及时发布担保物权在内的司法网信息和案件执行信息，促进以金融机构为债权人和担保物权人的债权和抵押权尽快得到实现，减少银行的呆账和不良率；另一方面，针对金融改革中出现的突发状况，适时发布官方权威信息和典型案例有助于金融机构和广大企业了解最新相关政策法规，减少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有助于查堵金融市场上的漏洞，防范风险，维护金融市场整体的稳定；而案例则能给予规范指引作用，将个案的审判效果衍射到金融宏观市场，预防和避免金融风险的发生。

四、结语

加快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是当前法院推动金融改革深化，司法保障金融债权的重要措施，有利于维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和金融市场的稳定，从而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创新，优化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为本地区经济金融发展创造良好互动平台和环境。

参考文献：

[1]余建华，孟焕良.浙江高院护航温州金融改革试点[EB/OL].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2-10/28/content_52701.htm，2012-10-28.

[2]孙磊，孔燕萍.反思与重塑-国际金融中心背景下多元解纷机制[J].法律适用，2013（7）：113-116.

作者：毛振淼

涉银行业金融纠纷论文 篇3：

金融维权非理性投诉应对与法律风险控制

编者按：随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出台，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其中，非理性投诉及防范相关法律风险也引起关注。本文将非理性投诉分为冲动类、报复类、牟利类和取证类四类，并对非理性投诉引发的行政法律风险、民事法律风险和刑事法律风险进行分析，最后提出对策建议：增强守法提示，引导投诉人依法表达诉求;实施分类指导，提高金融机构服务质量;严守工作纪律，确保投诉办理不越權、不违规;规范办理流程，保障投诉人的合法权利;加强部门联动，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近年来，随着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日益丰富多样，以及消费者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维权通道不断顺畅，人民银行受理的金融消费纠纷数量急剧增加，其中，非理性投诉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如何应对好该类投诉并防范相关法律风险已成为当务之急。本文在对金融机构开展调研的基础上，结合人民银行的投诉处置实践经验，对金融维权领域非理性投诉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参考相关司法诉讼案例，探讨应对非理性投诉的有效方式，并就依法防范和妥善处置非理性投诉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关注非理性投诉的必要性

非理性投诉概念界定

笔者认为，判定金融消费者投诉是否理性，主要从动机和诉求两个方面进行甄别：一是其投诉动机是否背离解决金融消费纠纷的初衷;二是其诉求是否具有充足的法律和事实依据。据此，可将非理性金融投诉界定为，概指金融消费者并非以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解决金融消费纠纷为出发点，而是出于冲动、报复、牟利、取证或其他非理性动机，向金融机构或监管部门要求予以处理的投诉。

非理性投诉受理依据

目前，人民银行受理金融消费投诉的法律法规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等，实务中适用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根据《实施办法》，只要属于人民银行法定职责范围内和跨市场、跨行业交叉性金融产品与服务金融消费者投诉，且没有第36条规定的不予受理的情形，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均应受理。

需要说明的是，《实施办法》第36条规定的不予受理的情形中，例如投诉人非纠纷当事人本人、拒绝提供有效身份信息、被投诉机构解决方案公平合理等，出于保护投诉人个人信息安全和提高办事效率等因素考虑，在实际受理工作中做简化审查，一般在投诉办理过程中才能发现该类瑕疵。但根据《实施办法》第37条，只有发现投诉人就同一事项向其他金融管理部门投诉并被受理的这种情形，投诉才可中止处理。因此，目前尚无法将非理性投诉剔除出金融消保工作范围。

非理性投诉量增多

随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出台，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社会各界对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的关注度持续提高，维权途径得到拓展，消费者投诉量显著增长。根据人民银行发布的《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分析报告（2017）》，当发生金融消费纠纷时，不知如何投诉的被调查者占3.32%;而在《2019年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简要报告》中，这一比例已降到2.87%，多数消费者选择向金融机构、银保监会、证监会、人民银行、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投诉，消费者对金融纠纷投诉渠道有了进一步了解。

以佳木斯市银行业机构和当地人民银行受理的投诉量为例，2019年度投诉共计325笔，其中非理性投诉103笔，两项数据分别较2018年度增长了125.69%和27.16%，较2017年度增长了170.83%和56.06%（见图1）。

可见，在投诉总量上升的同时，非理性投诉量也随之呈上升趋势。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非理性投诉量的增加幅度不及投诉总量的大，但由于其处理难度高、法律隐患多，非理性投诉的绝对增量给金融机构和管理部门施加了更大的工作压力和挑战。

非理性投诉成因分类

通过调查归纳分析相关典型案例，可根据其成因将非理性投诉大致分为冲动类、报复类、牟利类和取证类四类。

冲动类

概指因与金融机构沟通不畅或误解，造成消费者情绪冲动进而投诉。

案例1：赵某到A银行办理定期转存业务，柜员查询显示该笔定期存款在存入时已经办理了本息转存，随即对赵某进行了提示。赵某边听柜员解释边问道“你笑我干啥啊”，柜员表示并非嘲笑的意思，而是保持微笑服务。但赵某情绪激动不接受解释，进而投诉。

报复类

概指因个人恩怨、报复心理，意图使金融机构或其工作人员被追责，捏造部分或全部虚假情况的投诉。

案例2：李某拨打12363电话投诉称，在D银行办理购汇时，柜员对购汇规定的解释有偏差，导致自己产生资金损失。经当地人民银行和D银行调查，拨打投诉电话的并非李某本人，而是其亲属席某擅自借李某名义投诉。并且，D银行反映席某此前多次带不同人员到该行购汇提钞，D银行早已注意到席某，认为其有冒用他人名义炒汇的嫌疑，拟报公安机关立案。

牟利类

概指意图通过投诉对金融机构施压，满足其获得非法经济补偿、贷款或违法征信洗白等目的，甚至敲诈勒索的投诉。

案例3：某地区某段时间内12363电话遭受大量恶意投诉电话骚扰，接通率一度低至22.78%。经核实，恶意投诉事项均为虚假投诉，且投诉对象集中在某几家支付机构。公安机关初步查明，该恶意投诉是以谢某等人为首的敲诈勒索犯罪团伙所为，组织人员自称资金受损人进行“维权”，通过到相关支付机构办公场所聚众、拉横幅、喊口号，并以向人民银行投诉、举报、信访等方式，向多家支付机构施压，要求支付机构赔付资金损失。

取证类

概指以通过投诉获取金融机构或管理部门的相关文书材料为目的，为后续诉讼、仲裁等司法行为取证的投诉。

案例4：吴某投诉称，其在F银行开立了某公司某项目部的临时存款账户，吴某为该项目部负责人。但F银行在吴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应某公司要求变更了该临时账户的负责人和预留印鉴，导致账户余额被恶意占有。通过调查，F银行能够证明该笔账户变更业务是依法合规的，但吴某仍要求人民银行责令F银行出具书面证明材料。据了解，吴某与某公司存在商业纠纷，意图争夺该临时账户使用权，希望通过投诉获取证据材料用于诉讼。

法律风险分析

上述四类非理性投诉，综合风险程度和实践情况，冲动类和报复类的法律风险较低，主要危害体现在影响金融机构的营业秩序和增加人民银行投诉处理的工作量方面;牟利类和取证类的法律风险相对较高，且易引发复议和诉讼。下面，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分析非理性投诉可能引发的诸多法律风险。

行政法律风险。人民银行虽然是行政机关，在办理金融消费者投诉时，争议不大的情况下普遍以居间调解的方式办结，并非必定行使行政职权。但实践中时常发生投诉人不仅要求满足其个人的具体诉求，还认为金融机构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要求人民银行进一步进行查处、乃至详细反馈处罚进度和结果的情况。此时，投诉人普遍混淆了“投诉”与“举报”，或者故意借助投诉“夹带”举报请求，这种情况在非理性投诉中尤为突出。即便人民银行以“分类处理”的原则处理投诉和举报，但一旦投诉人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有可能对人民银行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从近年来的相关判例看，此类行政诉讼风险比较突出。

民事法律风险。人民银行受理的金融消费者投诉，都是基于消费者购买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享受金融服务而产生的，基于投诉产生的法律关系为民事法律关系。因此，对于执着于解决投诉问题本身的金融消费者而言，当投诉渠道无法达到其预期效果，转而寻求司法诉讼时，普遍将向人民法院提起合同纠纷诉讼，以及侵权纠纷诉讼。非理性投诉转化的民事诉讼中，被告一般为金融机构，个别投诉者出于给被告施压或者提高关注度等目的，会同时将人民银行列为第三人，也有少数情况下直接将人民银行列为被告。

刑事法律风险。虽然部分非理性投诉（尤其是牟利類投诉）具体事件中可能涉及信用卡犯罪、贷款犯罪等复杂情况，但就非理性投诉本身引发的法律风险而言，还是主要聚集在行政风险和民事风险方面，刑事风险较少。基于非理性投诉派生出的刑事犯罪主要涉及敲诈勒索，实践中人民银行往往作为这类刑事案件的受害方，需要诉诸司法机关予以处理。因此，在刑事方面，人民银行主要面对的是法益被侵害的风险，诉讼风险几无。

诉讼风险预判

对于非理性投诉办理部门来说，诉讼法律风险是不得不面对且必须竭力避免的。笔者搜集选取了近年来人民法院20余份相关裁判文书，对非理性投诉引发的诉讼风险进行了分析和预判。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以下裁判文书引述的案例并非全部基于非理性投诉而发生的，而是涉及投诉、举报、信访等多种渠道，但其争议内容与实践中常发生的非理性投诉内容高度契合，因此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行政诉讼方面

争议事由。此类行政诉讼多发事由，主要是行政相对人认为金融机构或第三方支付机构存在支付结算、银行卡管理、客户身份识别、征信查询等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要求人民银行予以查处或责令赔偿损失。另外，也有认为金融机构报送的个人信用记录有误，要求人民银行撤销其不良信用记录的诉讼。

审判倾向。此类案件中，人民银行胜诉的占绝大多数。根据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可将司法机关的审判倾向总结为三点：一是投诉举报仅是提供发现违法行为的线索，并不必然导致立案、调查、处罚等系列监管行政程序的启动。二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人民银行保护不特定当事人的集合性权益而对金融机构进行宏观审慎监管，其履行监管职责并不直接保护个别投资者的个人利益。个别投资者并无请求通过复议或者诉讼等途径要求人民银行必须为其个人利益而履行查处职责的请求权。三是相关法律法规并未赋予行政相对人要求金融监管机关追究被监管对象法律责任的请求权，也未规定金融监管机构有责令监管对象退赔支付款的职责。

败诉案例分析。分析以上司法判例，有利于指导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依法应对非理性投诉引发的诉讼。但也应注意到，也有判决确认人民银行行政行为违法的案例。例如，某判例中，原告称因贷记卡疑似被盗刷而产生不良信用记录，在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同时，就此事投诉到当地人民银行申请撤销不良信用记录。当地人民银行作出《关于某某申请撤销某某银行记录的征信不良信息的答复》，原告不服，遂诉至法院。经审理，法院认为《关于某某申请撤销某某银行记录的征信不良信息的答复》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但当地人民银行自受理投诉起37日后才答复原告，违反了《征信业管理条例》“受理投诉的机构应当及时进行核查和处理，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书面答复投诉人”的规定，因此根据《行政诉讼法》第74条的规定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该败诉案例是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时“重实体、轻程序”导致的不良后果。其原因还是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意识不够强，受惯性思维影响未能充分认识到程序的重要性，未意识到程序瑕疵是撤销行政行为的法定要件之一。

民事诉讼方面

争议事由。此类民事诉讼的多发事由，以民事主体认为名誉权、财产权受到侵犯，要求人民银行消除其不良信用记录的居多，也有认为人民银行账户管理等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提起诉讼的。此类案件中，被告普遍为金融机构，人民银行一般作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参加诉讼。

审判倾向。对于声称人民银行侵犯其名誉权和财产权，要求消除不良信用记录的诉讼请求，法院多不予支持，其理由可以总结为：名誉权是指公民和法人就其自身属性和价值所获得的社会评价所享有的保有和维护的人格权，当事人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人民银行在处理当事人个人信息的时候必须保证征信系统与金融机构报送的原始数据相一致，当事人个人征信记录中存在逾期记录，人民银行对此并无过错;个人征信报告记录并未在不特定的人群中进行传播，不会造成当事人社会评价降低，故不能认定存在损害名誉权的后果，且贷款审批通过与否与个人信用报告不存在必然性关系，当事人也未举证证明其损失，故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败诉案例分析。除要求消除不良信用记录的诉讼外，其他类型的民事诉讼中曾出现过败诉案例。例如，某判例中，原告称被告某银行在未对申请开户资料认真审核的情况下以原告公司的名义开立了一般账户，并通过了第三人——当地人民银行的核查。之后，该一般账户被列入久悬账户，导致原告无法如约到合作方指定的银行开立账户，造成了巨大经营损失。经法院调查，该一般账户开户资料中的印章为伪造，且某银行提交的存档资料与当地人民银行存档资料存在多处不一致的内容。法院认定某银行未经认真审查违规开立账户构成民事侵权，对原告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当地人民银行在核准账户开立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过错，但原告要求其赔偿损失的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该案中，虽然未判令第三人——当地人民银行承担金钱给付义务，但在责任划分上认定其“存在一定的过错”，这对人民银行认真履行账户核准等法定职责提出了严格要求。任何一个小的业务瑕疵，都可能导致侵权的后果，造成诉讼风险。

几点对策建议

增强守法提示，引导投诉人依法表达诉求。对于报复类和牟利类非理性投诉而言，投诉人普遍存在虚构事实或提出非法诉求等情况，不仅容易引发民事侵权行为，严重的还可能涉及侮辱诽谤、敲诈勒索等犯罪行为。为防止投诉权利被滥用，建议在12363电话接通后设置语音提示：一是明确告知投诉人应遵守的如实提供身份信息、如实告知纠纷事实等规定，否则人民银行有权依照《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等文件中止办理。二是提示投诉人如其投诉行为触及民事侵权行为或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民银行将保留向涉事人员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三是提示投诉人其此次通话将被录音，录音仅用于办理相关投诉事宜，人民银行按保密规定统一保管一定的期限后予以销毁;同时，建议在语音提示播放完毕后询问投诉人是否同意以上规定，如投诉人表示同意，再正式办理其投诉。

实施分类指导，提高金融机构服务质量。实践中，虽然冲动类的非理性投诉涉及的法律风险不及其他类别，但其发生量较多，且常因金融机构处理不当而导致矛盾升级，影响金融消费环境的和谐稳定。从投诉处理经验来看，通常来讲，冲动类非理性投诉的办理相对不那么复杂，只要涉事金融机构能够耐心、细致、设身处地地做好解释说明工作，一般都能取得投诉人的理解。因此，建议人民银行加强对金融机构的业务指导，促进金融机构优化服务流程、改善服务态度、改进工作方法，避免消费者误解而引发矛盾，从源头上降低冲动类非理性投诉发生的概率。此外，建议按期对投诉数据库进行筛选，掌握各金融机构冲动类非理性投诉发生量和占比，对于冲动类非理性投诉多发或占比突出的金融机构开展督导，必要时发出风险提示，有针对性地提高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水平。

严守工作纪律，确保投诉办理不越权、不违规。取证类非理性投诉发生时，由于投诉人已做好或者准备做好诉诸司法的准备，因此需要人民银行在办理时进一步厘清法律边界，建议严格依照法律和工作制度规定，妥善应对相关诉求，避免越权涉入相关纠纷。一是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依照《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第22条的规定“调查人员对在投诉调查中获取的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应当严格保密，不得违反规定对外提供”，向投诉人说明金融消保工作纪律，不得对外提供涉密文件。二是对于投诉人要求工作人员出具证明材料的情况，遵照《中国人民银行法律事务工作规定》第32条的规定，“法律事务工作人员不得以个人名义对外提供与本单位职能有关的书面意见或证明”，避免越权提供证明。三是建议由司法部门负责取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7条的规定，对于“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人民银行可向投诉人做好解释说明工作，并告知其有申请人民法院取证的权利;一旦人民法院进行调查取证，人民银行将依法配合取证工作，积极履行法定义务。

规范办理流程，保障投诉人的合法权利。实践中，虽然金融消费者维权意识越来越强，但由于金融知识比较有限，对于该通过何种途径解决自己的纠纷还不甚明晰，对于该投诉、举报还是信访无从判断。另外，也有个别非理性投诉人明知应该通过其他途径办理但坚持要求投诉的情况。因此，在投诉受理把关时，必须严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试行）》《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诉请求工作的意见》《中国人民银行金融违法行为举报处理操作指南（试行）》等相关规定进行审查，坚持分类处理的原则，避免适用程序不当。若经审查符合金融消费纠纷受理条件的，在办理过程中应严格遵守流程和时限要求，尤其是涉及到需要书面答复投诉人的环节，务必确保要件齐全、内容完备、形式合规、不超时限和工作留痕，避免因程序瑕疵导致违法后果。

加强部门联动，提高依法行政水平。金融消费者投诉涉及金融业务的方方面面，虽然投诉对象为金融机构，但常因所涉及业务受人民银行监管或有一定关联进而对人民银行也产生不满，一旦引发诉讼也可能将人民银行列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从实践来看，这种情况下因人民银行在纠纷所涉业务中承担的职能不同，而出现两种不同结果：一是人民银行未行使监管职能的（如征信纠纷中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根据金融機构提供数据维护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基本不承担民事或行政责任;二是人民银行行使了支付结算、人民币收付与反假币、国库经理、反洗钱、征信管理等项职能的，若经司法机关审查认定人民银行在履行职能中存在过错的，也要和被告一同承担败诉风险。因此，建议法律事务部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部门适时发布典型案例，与各执法职能部门加强内部联动，对依法行政风险点进行重点提示，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在有效防范履职风险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投诉风险和诉讼风险。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佳木斯中心支行行长）

作者：安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