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危机管理论文

2022-04-21

公共卫生危机管理论文篇1：

关于我国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应对机制的研究

摘要：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突发性较强，其中绝大多数均属公共性，问题多样复杂，其频频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正常发展，危害着公众健康、生命安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国内危机管理工作发展滞后，其起步晚，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应对机制中更是存在诸多缺陷，本文分析了我国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应对机制，并提出实用性应用策略。

关键词：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应对机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加深，使得人类社会逐渐发展为一个有机整体，各个方面均是密切相关。公共社会危机事件危害范围更是逐年扩大，这也成为全局性国际危机事件。比如20世纪的鼠疫危害范围持续扩大，21世纪的SARS及禽流感等公共危机事件影响广泛，这关乎着人民健康问题，更影响着社会和谐。所以，分析国内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应对机制对国内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工作水平提升有着极大现实意义。

一、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特征

公共卫生危机主要是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危机，其均是突然发生，而导致社会公众身心健康严重受损，或者是某种重大传染病疫情及群体不明原因疾病与重大食物中毒等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由此而引发的重大危机。其主要特征是突发性、非预期性、诱因多样、危害直接、发生隐蔽、影响大、危害严重等。

危害性主要是危机出现时严重威胁社会基本价值及目标，威胁程度取决于危机发生程度及决策者认知等。公共卫生危机并不是针对个人，其所针对的是不确定性社会群体，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其损害程度可达到相应阈值且诱发社会性恐慌及混乱，这些问题直接关乎着社会发展及其稳定性；突发性则是因环境不确定及人类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性等，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并没有固定时间及方式，其危机出现及发展与造成的影响极难预测。通常事件突发性使得事件应对时间有限，给决策者带来极大压力；多样性是指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为法定传染病暴发及新发现传染病进入和核物质、放射性污染事故，再者是农药及有毒化学品污染事故和事物中毒与食源性疾患，或者是饮用水污染事故及职业性中毒与自然灾害等；复杂性则是指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可于正常公共场所中活动，通过人和人之间的接触，其间饮食为主要载体而于正常工作中无意识的受到侵害，这些问题不易引起人民的注意，常规方式亦不容易检查清楚，具备极大的隐蔽性及不确定性。

二、我國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

我国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危机管理机制不完善，其间法律滞后且没有科学合理的沟通协调机制，危机处理方式均是临时组织的指挥部或是领导小组。并且，国内危机管理人员流动性极大，其队伍不稳定且专业化程度较低，若监督机制缺失则政府处理突发事件时，没有应急机制及措施；并且，危机管理信息化建设滞后，各级疾病控制部门信息基础建设滞后于业务需求，同时其业务覆盖不全面，信息机构多属于各级政府，其间没有科学合理的外部信息交流机制，人才建设较为薄弱，且信息化建设未能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再者是公众参与机制并未形成，其间红十字会及民众和自愿者组织，加上社会性服务部门等非政府组织参与程度不高，社会力量并未形成规模。

三、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应对机制

1.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意识加强。应不断强化政府危机管理意识，政府在面对公共危机时应积极承担风险，注重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应基于负责人的态度树立公共危机意识，把公众安危牢记于心，从而做好公共危机应对。并且，加强公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意识，可采用大众媒体及健康教育机构，积极宣传各种危机事件及其应对策略，从而将危机管理及防病减灾和危机教育知识充分普及。

2.完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法制体系。科学有效的法制体系可有效确保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其高效及规范化运转极为关键，可充分提升政府危机管理能力。于宪法中严格明确规定对应紧急状态制度，从而确定应急机制宪法基础，这样亦可为危机法制建设提供科学的宪法保障。同时健全公共应急法律规范，完善危机管理监督机制，编制整套突发事件应急规章，且给予相应危机事件管理部门紧急处置权利，以便确保其处理效果。基于宪法而对现行应急法律施以清理及修改，尽量缓解其中存在的冲突。

3.构建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协调机制。政府应对危机管理进行统一领导，这也是危机管理综合协调的关键，其主要内容是展开分类管理及分级负责。应不断加强各级政府于危机管理中的宏观综合协调职能，从而展开综合协调，使得各类资源配置最优化，健全危机管理体系构建，使其统一指挥且功能齐全，可快速反应各方面危机。

4.健全公共卫生危机信息管理机制。着眼于基础网络及数据中心构建，健全疾病监测及核心业务应用系统，从而有效提升信息利用及共享服务，增强卫生信息标准建设，同时加强信息专业化人才培养。政府应注重公共信息的及时公开，使得公众及时掌握危机发生及发展和处理情况，政府了采用各类有效措施，尽可能规避公众利用非正式途径获得虚假信息，这时政府则极易陷进被动。加强增幅及公众和新闻媒体之间的沟通，构建良好的制度化信息公开及发布机制，政府应及时编制公共信息公开法规，这样信息公开亦是有法可依。

5.构建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人力资源保障机制。危机管理属于专门性工作，其应具备对应这时及技术与经验，因此，应不断加强人类资源保障机制，这也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关键内容。应构建完善的专家咨询制度，确保专家作用的发挥。同时应健全应急救援专业队伍管理机制，尽快培养出高素质危机管理队伍，增强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注重新型技术及管理策略的引进及运用，构建公共卫生和对应专业人才数据库。

四、结语

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应对机制可按照检测及预警状况，对可能会出现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给予预防性控制及防范，从而防止公共卫生危机发生，或缓解公共卫生危机出现之后的危害。本文分析了共卫生危机管理及其特征，着眼于我国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应对机制，以期提升我国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应对机制构建水平。

参考文献：

[1]祁志伟.我国公共危机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4（5）.

[2]郎佩娟，王传宏.论我国政府突发公共事件管理机构[J].中国行政管理，2010（11）.

[3]王欢.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3）.

作者：王金瑞

公共卫生危机管理论文篇2：

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特点及应对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扩大的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公共卫生危机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截至4月7日，日本国内新冠病毒感染累计确诊4000多例。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日本的感染者虽有大幅度增加，但与欧洲国家相比，增幅较小。从整体治疗效果看，一是死亡者少，累计治愈者多。50%以上的重症感染者已康复。二是日本医疗体制正常运转，保证了重症患者得到有效救治。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日本政府依据《传染病法》《检疫法》及《新型病毒等对策特别措施法》，在内阁设立新冠病毒对策本部，制定应对措施，并按照現行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制进行疫情防控。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政府的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疫情发展情况随时作出调整，发现存在问题及时纠正。
从SARS到新冠肺炎疫情看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的管理

SARS疫情回顾及日本零感染原因分析。2003年3月，SARS疫情蔓延到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自2002年11月1日至2003年6月9日，SARS席卷30余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累计临床报告病例8421例，其中中国内地5328例，占63%;全球死亡病例784例，其中中国内地340例，占44%。与中国比邻的日本却创下零感染零死亡的成绩，成为少数未被感染的亚洲国家之一。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日本国民有良好的卫生习惯，虽然还不能肯定日本人未染上SARS是否和生活习惯直接相关，但日本社会和家庭讲卫生的好习惯，无疑是防止病毒侵袭的原因之一。第二，日本非常重视食物中毒及病毒的防控。早在SARS疫情之前日本就经历过食物中毒和O157病毒的袭击，给社会带来了重大的打击。因此，很早就制定了防止食物中毒等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及医院内传染的严谨措施，政府对所有餐馆和公共设施都加强了卫生管制。第三，SARS疫情发生后日本政府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日本政府以内阁总理大臣为本部长，在内阁迅速设立“新冠病毒对策本部”，并根据《新冠病毒对策行动计划》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劝从中国直飞的航班延期;加强边境疫情管理（机场、车站、码头）;加强医疗体制。随着疫情的变化，“新冠病毒对策本部”又增加了应急措施：一是，劝国民尽量避免外出、不举行集会及体育赛事、缩小营业活动。厚生劳动省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二是，及时制作SARS基本知识、预防方法、就医方式、应对方式等内容公布在网站上。三是开设咨询窗口，接受国民关于流感及SARS等相关问题的咨询。四是加强检疫。为了阻止疫情传播，劝导国民延期出国旅游。五是医疗保障。在全国指定236家专门收治SARS患者的医院，完善SARS医疗供给体制。确保口罩、医疗设备及防护设备。为了防止民众感染，及时发布《SARS知识》《SARS管理指针》《应对SARS消毒法》。事实证明，上述防疫措施的成效是极其显著的，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很多措施依然沿用。
疫情下的东京上野公园，一处樱花观赏区被关闭新华社发

日本新冠肺炎疫情现状及迅速扩散的原因。2020年1月14日，日本神奈川县保健所接诊1名新冠肺炎疑似患者，1月15日经国立传染病研究所检测确诊为日本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截至4月7日，日本国内新冠病毒感染累计确诊4000多例，日本多处护理设施相继发生集体感染事件。梳理日本疫情扩散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三点：

第一，分诊制度导致日本疫情防控出现“慢半拍”的现象。日本是在《传染病法》《检疫法》两部法律框架下，按照传染病学的原理进行管控，因此不像社会管理方式一刀切那样见效快，可以说是“慢半拍”。日本医疗机构主要分为综合医院（国立和私立）和社区诊所（私立），就医实行分诊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下设机构2018年发布的《日本卫生系统评估报告》，截至2016年，日本共有8442家医院、101529家诊所。日本各地诊所主要采取专科门诊形式，如内科、眼科、皮肤科、牙科等等，大部分诊所只设一个科。综合医院只接收诊所介绍来的患者。如果不带介绍信直接去综合医院，除特殊情况外无法就医，即使特殊情况下就医也无法使用医疗保险。这次疫情期间也不例外。如需要就医，首先要去诊所，诊所医生认为有必要做进一步检查，则推荐给保健所，再由保健所开介绍信，患者拿着介绍信到设有“归国者及接触者门诊”的医疗机构。但是国家设定了很多检测门槛，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感染症状，无法进行核酸检测，也就无法治疗。

第二，严格控制核酸检测数量使得确诊数量缓慢增加。疫情发生后，日本政府只限重症患者进行核酸检测，受到舆论批评。日本现阶段应对疫情的措施与韩国不同，检测“门槛”相对较高。这主要是依据日本政府2月25日出台的防控基本方针，即“重症优先、轻症居家”的原则。日本公共卫生管理体制中第一个门槛是分诊窗口。疫情发生后，日本在各地设立了“归国者及接触者咨询中心”，主要负责咨询和判定申请者是否可以接受检测。申请者向咨询中心提出申请，需要满足以下条件：连续4日以上出现感冒症状或发烧37.5度以上，有强烈的乏力感、呼吸困难等症状。如老年人或有基础疾病等情况者，以上状态需要持续2日左右。接到申请后，咨询中心将其介绍至设有“归国者及接触者门诊”的医疗机构。除此之外，还有“根据医生综合判断结果”的标准。因此，即使被介绍到检测机构，同样可能被拒绝。可见，日本在咨询和检测上设定了很高的门槛，将重点放在重症患者，并非防止社区传播。从而无法对无症状、无特定接触史、轻症患者做到“应测尽测”。这就造成轻症患者和传染者在社会上继续活动，无法避免疫情扩散的风险，也就会延长控制疫情的时间。

第三，放弃社会管控，通过宣传引导，达到自律目标。日本社区是开放型社区，设有“町内会”“自治会”等居民自发组织，是日本社区最小治理单位。“町内会”“自治会”不具有《民法》法律效力，因此不承担协助政府的义务。日本政府只能呼吁民间配合政府遵守疫情相关举措。此外，日本政府重视利用电视报道、纪录片等，宣传引导民众科学理性认识疫情。日本媒体在报道时会邀请医学专家、医生等专业人士参与，客观分析疫情信息，宣传防护措施，消除民众不安。日本政府在抗击疫情期间采取的方针是不停产不停工、不关店不封城，只要求国民保持自律，尽量不聚集、不参加大型活动。政府尽量保障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正常进行，在国民生活基本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实施疫情的有效管控。虽然疫情有所扩大，但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并未停滞。这是日本基于其基本国情和完善的医疗体制而作出的选择。

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制的特点

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制分为三级政府两大系统。三级政府是指国家（厚生劳动省）、都道府县及市町村。两大系统是国家层次和地方层次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系统。国家层次的由厚生劳动省、厚生劳动省派驻的8个地区分局、13家检疫所、47所国立大学医学系和附属医院、62家国立医院、125家国立疗养所、5家国立研究所构成。地方层次的由都道府县卫生健康局、卫生试验所、保健所、县立医院、市町村保健中心构成。当国家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时，根据地方自治制度及《传染病法》的相关规定，国家、地方政府及国民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保健所是日本公共卫生管理系统中核心的行政机构，负责防治传染病。日本各地保健所能够协调医疗服务提供者、医学研究者、药剂师协会等社会支援。根据既定方针，以厚生劳动省为首，各省加强联系，根据疫情进展情况采取措施。地方自治体根据各地情况，同厚生劳动省充分沟通后采取措施。日本各级政府与急救、警察、医师会、医疗机构协会、通信、铁道、电力、煤气、供水等部门建立了协作关系，这些部门必须配合政府履行义务。

内阁决策机制及具体措施。日本政府根据《内阁法》第15条，在内阁官房设置内阁危机管理总监一职（常设职位），主要协助内阁官房长官，负责处理国家危机事项（不包括国家防卫），以应对紧急事态及疫情初期的快速处理。1月30日，內阁开会决定设立新冠病毒对策本部（以下简称对策本部），本部长由内阁总理大臣担任，副本部长由内阁官房长官担任，厚生劳动大臣及其他大臣担任本部成员。对策本部是非常设机构，只有危机发生时才设立，同时设立的还有内阁危机管理中心和内阁信息集约中心。内阁危机管理中心作为政府开展危机管理活动的中枢机构，采取24小时全天候体制。当紧急事态发生时，内阁危机管理中心下设内阁对策室，室长由内阁危机管理总监兼任，各个省厅派遣局长组成对策室成员。内阁信息集约中心迅速收集和确认疫情相关信息，并在第一时间向政府主要领导报告。危机管理中心根据内阁信息集约中心提供的信息召开紧急会议，提出应对方案，为决策提供参考。当紧急事态发生时，根据《事态对策法》第10条第1项，由内阁总理大臣设立紧急对策本部，由紧急对策本部调整各省厅的权限。截至2020年3月20日，新冠病毒传染病对策本部召开了21次会议，传染病对策专家会议召开了8次。

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制特点。第一，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制的法制化和程序化。日本政府根据危机的不同种类和不同阶段，依法应对。从机构设置到具体措施都重视法制化和程序化，确保危机管理的依法行政，使政府危机管理体制高效、稳定运转。根据《内阁法》，为应对国家危机，在内阁官房常设内阁危机管理总监一职，协助官房长官处理危机管理相关事务。当公共卫生危机发生时，立刻设立对策本部，由对策本部负责制定针对性、操作性强的对策。对策本部长由总理大臣担任，厚生劳动大臣及其他大臣担任对策本部成员。同时，在内阁设立内阁危机管理中心。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日本政府严格按照《传染病法》《检疫法》《新冠病毒等对策特别措施法》，设立相应机构，采取相应对策。同时，制定了标准化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行动方案。这一方案沿用了应对SARS疫情的方案，只是根据疫情的严重性，做出了相应调整。从SARS到新冠肺炎疫情，方式方法具有程序化。因此，两次危机采取的很多措施几乎相同。例如，及时向国民、企业及社区提供信息;准确掌握国内疫情情况;完善医疗保障（咨询中心、门诊及住院）措施;对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及对家庭提供现金补贴等。

第二，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制的专门化和科学化。日本政府严格按照客观数据和专家意见科学决策。日本政府在内阁设立信息集约中心，及时收集并分析处理国内外疫情信息，并直接提供给对策本部成员及新冠病毒对策专家会议。对策本部为了听取医学等领域专家意见，启动新冠病毒对策专家会议，专家会议会长由国立传染病研究所所长担任，成员由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相关研究人员组成。对策本部每次决策之前都要听取专家会议的意见，避免决策失误引起财力物力人力浪费，实现有效、科学的决策和施策。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安倍首相充分听取专家意见后才制定“重点救治重症患者，最大限度减少死者，防止医疗体制崩溃”的应对疫情基本方针。日本政府根据上述方针，通过在咨询、检测及治疗上设定较高门槛，排除轻症患者，重点救治重症患者。同时，通过呼吁国民保持自律，尽量不聚集、不参加大型活动，有效管控了疫情，保障了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正常进行。

第三，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制的系统化和信息化。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制具有快速反应的纵横交错的应急管理网络。在内阁统一指挥下，涵盖厚生劳动省、地区分局、保健所、综合医院、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等国家级应急管理系统和由都道府县卫生健康局、卫生试验所、保健所、县立医院、市町村保健中心等组成的地方管理系统。值得一提的是，系统内各部门都建立了各自的应急管理机制。因此，当公共卫生危机发生时，系统内的各部门按照各自的危机管理机制，恪尽职守，并同其他部门相互配合，保证系统的高效运转。日本政府为了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将最新技术应用于政府危机管理系统。信息化建设一直是日本政府危机治理机制建设的重点所在。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当中，信息图像的收集与汇总、新冠肺炎疫情的预测、救助及流行病学调查等方面，信息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①李静、徐万清：《日本“慢半拍”的疫情防控》，《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939期。

责编/李一丹美编/李祥峰

作者：田香兰

公共卫生危机管理论文篇3：

社区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优化发展

摘要：公共卫生危机通常因其"爆发急，传播快，范围广"等特点，具有较大的物理破坏力和心理冲击力。政府传统的自上而下行政动员抗击危机的方式很难在控制危机的第一时间奏效。在危机应对主体多元化的今天，社区作为"现场第一救助人"的作用浮出水面，并且其通过社区危机应对能力的再造，邻里守望制度的建立，以及政府力量与社区参与的联动配合，及时弥补了政府的缺位，诠释了社区危機治理发展的新动态。本文通过分析宜昌市公共卫生危机管理领域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优化发展，来探索如何更好的应对公共卫生危机。

关键词：公共卫生危机;社区治理;危机应对;宜昌市

今年年初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我国自2003年非典“SARS”病毒以来，面临的一次巨大的公共卫生领域的危机。疫情发生以来，其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疫情的防控难度之大远远超出了常规的想象。

一、宜昌市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现状

1.机构设置情况

按照《宜昌市城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规划》，宜昌市城区规划设置14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设立公共卫生科，并明确专业设置和相应职责要求。

2.现有硬件设施

宜昌市主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有房屋总面积 46388㎡，平均面积为3866㎡，最大为坝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0100余㎡，最小为南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80㎡。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用于疾控工作用房总面积3565㎡，占机构房屋总面积的7.69%，平均面积为297㎡，其中伍家岗区疾控用房尤为缺乏。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有固定资产5404万元，其中用于疾控工作设备167万元，占机构设备总额的3.09%，设备配备缺项较多，其中卫生应急设备缺项率达 83.75%，免疫预防用设备缺项率达62.5%。

3.专业人员配备

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有工作人员545人，其中从事疾控工作专业人员88人，占机构总人员的16.15%。从事疾控工作专业技术人员本科学历19人，专科学历29人，中专或高中40人;高级职称11人，中级职称54人，初级职称23人;年龄状况25岁以下5人，25-35岁21人，36-45岁25人，45岁以上37人。

二、宜昌市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

1.存在“规模制约”问题

基础建设需要加强宜昌市规划建立的14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目前建成12 家，点军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花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尚未建成。在已建中心，疾控工作用房仅占机构房屋总面积的7.69%，用于疾控工作设备仅占机构设备总额的3.09%，疾控工作有关经费支出仅占机构总支出的9.61%。疾控工作的比重过低，规模不足，相应资源重心偏移，制约了工作发展。随着疾控工作关口前移、重心下沉，越来越多的预防保健工作将交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人员承担，亟待扩大规模，需尽快完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设任务。

2.存在“经费困难”问题

政府投入支持不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的直接提供者，目前按照每人25元给予社区公共卫生工作经费，但由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建设尚未完成，相当部分经费用于基础建设，未能用于公共卫生工作。由于基层政府财政支持发展的配套政策和手段单一，对其运行机制和经费扶持显得薄弱。调研发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疾控工作财政补助部分仅占疾控工作费用支出的 46.33%，其业务用房、人员工资待遇、开展工作所需经费目前仍然需由中心医疗创收承担，因此相关工作人员数被压缩，社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缺乏足够动力。

3.存在“人才忧患”问题

专业人才严重缺乏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卫医师缺乏。现有专业人员45岁以上占42%，高中或中专学历占45%，年龄偏大，学历偏低，多由其他专业经预防保健短期业务培训转行而来，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理论知识缺乏，业务素质不高，预防保健指导能力水平偏低。由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存在待遇低、环境差、职称评定困难等多方面的原因，很难吸引高素质人才，部分疾控工作虽然得以开展，但质量、深度不够。

4.存在“业务单一”问题

部分疾病预防控制服务质量不高现有疾病预防控制职能履行情况较好的是计划免疫、突发疫情的处理、传染病疫情报告等工作。主要因为这几项工作经长期运行，有明确的工作规范和要求，专业机构负责组织实施，从计划的制订、任务的布置、报表的上报到工作的总结每个环节均进行监管督导，保证工作任务顺利完成。而结核病、艾滋病防治、慢性病防治管理、健康教育的工作，由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工作刚刚起步，各区在全区公共卫生管理中运行保障机制、考核与奖惩措施滞后，专业督导显效滞后，信息化管理滞后，各中心均存在着泛泛铺开，深度不够，质量不高的情况。

三、社区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优化发展

1.提高社区公共卫生治理智慧化水平

街道和社区应评估、诊断和反思疫情期间社区管理的经验与不足，将疫情防控经验教训作为社区治理信息化建设的新起点，充分依托大数据和各类信息化手段，强化社区公共卫生体系的科技支撑，提升社区公共卫生治理能力。把社区公共卫生管理工作纳入智慧社区重要组成部分，搭建防控管理信息技术平台。通过微信公众号、智慧党建、社区客服热线等途径，引导居民通过社区信息平台构筑社区防线。有效管理和使用信息平台，为基层社区工作减负增能提效，为疫情防控提供及时、准确、全面的数据支撑。

2.提升社区公共卫生从业人员专业化水准

要强化基层卫生人员知识储备和培训演练，提升先期处置能力。对基层医疗机构人员开展公共卫生知识全员培训，壮大群众防病治病“守门人”力量。推动社会工作专业理念、知识、方法在社区工作中的普及应用，发挥区域人力资源优势，梳理志愿者队伍的专业特长，构建立体型的团队结构，形成社区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应急管理工作队伍。制定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体系，遇到紧急情况时能统一接受社区任务分配，迅速组织居民开展有效自救和互救。

3.提升居民公共卫生素养和社区安全韧性

要建立社区公共卫生素养提升活动常态化机制，深入开展卫生应急知识宣教，开展安全与急救素养、传染病防治素养、健康知识素养等专题培训，提高人民群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认知水平和预防自救互救能力。要引导公民树立积极健康的心态，组织心理服务类社会组织和专业志愿者，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测评及筛查，精准掌握居民心理变化;结合居民心理应激不同层级，依托专业心理咨询机构通过心理热线、心理健康讲座等实施居民心理危机干预及服务，增强社区公共安全和居民心理安全韧性。通过日常学习和演练培养居民风险意识和应急能力，增强社区卫生安全韧性。

4.提升社区物资储备和环境整治能力

把应急物资储备作为社区卫生应急管理的重中之重，摸清底数需求，强化统筹协调，通过政府划拨、物业投入和居民自筹等渠道落实经费，做好防护和消杀用品、必备药物等应急物资采购、储备和更新工作。建立应急避难场所管理制度，以社区活动范围为中心，事先与学校、医院、图书馆等协调，建设和指定临时避难和隔离场所。将社区环境整治纳入社区治理，配合其他部门协同开展环境卫生整治，高标准加强维护和管理，织牢环境卫生防线，补齐公共卫生短板。把爱国卫生运动作为社区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做实做细，让群众拥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参考文献：

[1]楚安娜，许迎喜，吕全军：我国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应对机制研究[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4，7（7）：50-55。

[2]张成福：《公共危机管理理论与事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王宏伟：《应急管理理论与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本。

[4]肖鹏军：《公共危机管理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张肖萌：公共危机社会舆情管理研究[D]。青岛大学，2019。

[6]黄顺康：公共危机治理与危机法制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

[7]刘军，陈瑜：宜昌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疾控职能履行现状及建议[J]，中国公共卫生管理2013年2月第29卷第1期：126-129。

作者：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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