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论文

摘要：2003年，一场非典型传染性病毒肺炎在我国的多个省份集中爆发，许多省市深受影响，包括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这是一次对全国各级地方政府在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严峻考验。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出现，让疫情最初的爆发地点武汉市、湖北省政府以及全国各级地方政府再次接受了严峻的考验，也带来了深刻教训与反思。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论文 篇1：

中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困境与突破

摘   要： 公共危机管理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但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不足。以新冠疫情防控为例，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引导与现实危机的偏离、地方政府作为单一管理主体对社会力量的割裂、地方政府官员专业能力与现实危机的脱节、地方政府行政权力边界模糊与法治的冲突，使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陷入困境。可通过树立客观的公关危机舆情回应理念、构建危机管理的“合作”治理体系、健全地方政府官员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培养机制、完善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法律制度突破这一困境。

关键词： 公共危机管理; 地方政府; 疫情防控

The Dilemma and Breakthrough in the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Take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as an Example

YU Kun ， ZHOU Wei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 Law， Xi’an 710122， China）

Key words：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local government; fight against the COVID-19

一、引言

公共危機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构架产生严重威胁，并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1]。公共危机一般具有如下特征，即后果的严重性、时间的紧迫性、状态的复杂性。鉴于公共危机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及人民生命财产带来极大的威胁，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也一直是实务界与理论界重点关注的领域。所谓公共危机管理“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持续动态的管理过程，政府针对潜在的或者当前的危机，在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一系列的控制行动，以期有效地预防、处理和消弭危机”[2]。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本文将其定义为出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公共利益的需要，某一国家范围内某一地区政府针对本区域内所暗含或已显形的公共危机，所采取的机制建设、人员配置、资源整合等一系列管理行为，其目的是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对危机的消除以及对危害性的限制。

此次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波及范围之广、传播速度之快、破坏力度之大无疑远超“非典”，是一次典型的“黑天鹅”事件，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危害程度最严重的一次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地方政府作为疫情防控“战役”的一线阵地，担负着消除公共危机，稳定社会秩序，保护人民利益的重要职责，其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笔者试图结合地方政府在此次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的典型案例，探寻当前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所面临的困境，分析困境产生的深层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对于提升地方公共危机管理能力，促进地方治理模式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理论逻辑

（一）地方政府是公共危机管理中公共权力的行使者

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4条规定：突发事件发生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成立地方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担任总指挥，负责领导、指挥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條例明确了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法定主体地位。公共危机往往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公共危机的应对固然需要地方政府和社会的合力才能实现高效的管理，但是地方政府作为公共危机管理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对于公共危机管理有着独特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通过自身特有的权威及影响力进行社会动员，迅速整合危机所需社会资源以及凝聚应对危机的社会力量;二是依据宪法法律，可以制定出台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行政法规、制度和政策，有助于公共危机统筹规范管理。三是依靠地方政府权力机关，依法对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所出现的违法行为进行惩处。

（二）地方政府是公共危机管理体制的构建者

在步入“风险社会”的今天，各类风险频发突发交织并存，公共危机已由最初的非常态演变为常态，公共危机对社会造成的巨大破坏力使得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成为衡量政府公共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地方政府作为国家在特定区域的公共权力机构，为了应对公共危机对社会带来的冲击、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稳定社会秩序，公共危机管理体制的建设也成为一项特殊的公共产品，成为地方政府职能的主要内容。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多样，不同地区所发生的危机也具有区域性特征，如南方地区由于气候条件以及饮食习惯的影响，传染病疫情危机暴发的可能性较高，而西北内陆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地震沙尘暴等地质灾害危机频发，因此各地方政府根据自己所辖区域的危机特征，来构建符合自己区域特色的危机管理体制。主要包括：危机暴发前的预警机制，通过对潜在危机信息的收集、研判、处理，及时控制，将危机消除在萌芽状态;危机暴发后的应对机制，针对危机特点，统筹各方力量对危机进行紧急处置减小危机破坏力;危机解决后的恢复机制，启动恢复计划和措施促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

（三）地方政府是公共危机管理中责任的承担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7条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负责;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由有关行政区域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负责，或者由各有关行政区域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共同负责。虽然公共危机的管理有赖于政府、市场、社会团体等主体各自作用的发挥，但地方政府是我国法定的所在辖区公共危机管理的责任主体，其所承担的责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治责任，公共危机的发生是对地方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巨大挑战，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成败将直接影响民众对于地方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认同，也就是说，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二是经济责任，从公共危机暴发前的预警成本到公共危机暴发后的治理成本以及公共危机解决后的恢复成本大部分都是由公共危机所辖区域政府来承担;三是法律责任，依法是地方政府行使公共危机管理公共权力的底线，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如果地方政府未履行其应尽义务，违反法律法规行事，政府要对此负责并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三、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困境

（一）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引导与现实危机的偏离

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消解了传统媒体信息传播的中心地位和弱化了传统媒体掌控社会舆论导向的功能[3]，社交媒体的普及使个体也能成为信息传播的源点，而公共危机下的舆情具有频度高强化、内容碎片化、速度瞬时化、形式多样化的特点，一旦政府没有对危机进行及时清晰的回应，没有对舆情进行规范引导，自媒体源点就会根据自己得到的片面信息来对危机进行揣测臆想，从而在网络平台发布后迅速蔓延，酿成不可估量的后果。2020年1月1-11日湖北省已经发现有多个病例，并有7名医务人员感染，12-22日期间又有8名医务人员感染，但有关部门依然在1月10日向公众报告“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14日报告“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直到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才明确新冠肺炎“肯定有人传人的现象”。虽然国家确实规定了只能由国务院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地方政府部门）来发布疫情，但是《突发事件应对法》第43条规定，地方政府在突发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可以发布预警。但显然湖北省地方政府没有行使这项权力，而此时正处于春运返程高峰期，由于政府对于实情的隐瞒回应，与“人传人”的现实危机存在较大偏离，并且对于网络上关于疫情传染的舆情没有进行规范引导，致使公众对疫情的严重程度存在错误认知，导致湖北省当地大量已经被感染的确诊病例流入各个省份，不仅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而且对国家安全产生了严重威胁。此外地方政府舆情引导与现实危机的偏离还体现在对正确反映现实危机舆情的零容忍。在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后，一些地方政府由于应急物资储备不足以及应对措施不到位，疫情防控初期工作出现了一些纰漏，当地民众对此也在网络平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但是正确反映现实危机的舆情却被政府以“删帖”“删文”的方式抹除，在抹除的同时对事实也不给予正面回应，试图通过信息封锁来消除负面影响，而民众由于缺乏有效信息从而根据网络上的有限信息进行猜测臆断，经过发酵导致谣言四起，使公众对于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产生了质疑，从而引发了舆情危机，使政府公信力陷入“塔西佗陷阱”。

（二）地方政府作为单一管理主体对社会力量的割裂

在实际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地方政府作为所辖区域公共危机管理的责任主体和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其管理方式往往是将非危机环境下的“垄断”式管理完全移植到危机环境下的公共危机管理，导致地方政府成为公共危机的单一管理主体，致使其他主体很难参与，即使参与也是完全依附于行政体系，导致其原生活力的丢失，难以发挥原有作用，最终会导致社会力量里有活力的发挥不了，而能发挥的没有活力的割裂现状。“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行动者，不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都没有解决复杂多样、不断变动的问题的知识和信息;没有一个行动者有足够的能力有效地利用所需要的工具;没有一个行为者有充分的行动潜力去单独地主导（一种特定的管理活动）”[5]，此次，武汉红十字会长达半个月都没有调拨完的物资，在广受质疑后，由九州通医药集团管理后，医疗物资到货至分配只花了两个小时，侧面反映了原生社会力量参与的重要性。地方政府作为危机管理的单一主体，也意味着地方政府是危机管理的完全责任主体，“垄断”式的危机管理导致地方政府要承担整个风险，为危机兜底买单，公共危机的应对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撑，而地方政府并没有掌握整个社会的公共资源，公共资源的有限性已经限制了地方政府危机管理的效能，即使有充足的公共资源，而危机里各种突发性因素的存在，也会导致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疲于应付，致使公共资源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出现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低效的问题。

（三）地方政府官员专业能力与现实危机的脱节

当社会出现公共危机时，中央政府负责统筹规划进行顶层设计，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则在于具体实施与执行，贯彻落实中央政令。地方政府官员的专业能力不仅决定政策的实施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共危机管理的效能。例如在此次新冠肺炎防控过程中，湖北省地方主要官員中途被问责和调整职位，就是由于其专业能力与现实危机的脱节，造成这种现象其自身主观原因必然存在，但是客观原因我们也不能忽视。首先地方政府官员在常态环境下所形成的管理思维以及管理方式很难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很多党政干部甚至没有危机管理实战的经历，在疫情的高压下和汹涌的舆情下地方政府领导往往疲于应对，此次新冠肺炎危机暴露了地方政府官员危机管理素质的缺失。其次在现有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官员往往注重“显绩”能力，忽视“潜绩”能力，“官员晋升锦标赛”激励模式下的地方官员日常工作中以促进经济生产为目的，把所在区域的经济增长作为自己晋升的阶梯，而将危机管理意识抛之脑后，与此同时将危机消弭于无形之中的官员在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制度下则难以晋升，导致地方官员缺乏有效激励来注重危机管理能力培养。最后政府管理体系中行政队伍专业构成单一是造成地方政府危机管理能力不足的又一原因，此次新冠肺炎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所需专业技术性极强，而负责疫情防控管理部门的官员显然需具备一定的医学专业背景才能进行科学防控，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很难做到勤能补拙，例如此次危机中在有医学背景的官员下所领导的疫情防控效率颇高，而风险是未知的，每一次的危机类别无法预测，行政队伍的建设固然不能吸纳每个危机专业领域的人才，但是危机对应的专业部门领导应当具备一定专业背景，来为公共危机管理提供专业知识的补充。

（四）地方政府行政权力边界模糊与法治的冲突

地方政府行政权力边界的厘定关乎对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保护。紧急状态下的公共危机管理，通常会使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公共危机管理的特殊时期法治可以被忽略，可以作出让步。法治，不是什么可以一捅就破的窗户纸，也不是什么“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工具箱，它绝不可被牺牲、被搁置;法治的底线，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被打破的，因为它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框架，是所有社会行为的基础和前提，是所有社会成员的福祉所在[6]。在此次新冠肺炎的防控中，“孝感一家三口打麻将被破门执法”，无论是工作人员的非法侵宅还是暴力执法，地方政府的管理手段显然都已经超越了行政权力的执法范围，与法治出现了严重的冲突，“合理不合法”的防疫措施，无限扩张的权力边界已经衍生出病毒以外的次生危机。公共危机发生后的地方政府作为解决危机的重要主体，上级政府层层发包的管理责任，贯彻执行压力的责任下沉，众多合力下难免会导致地方政府执法力度的层层加码，与此同时危机管理中地方政府权力边界却未作出明确界定，在高压影响下极易导致危机管理主体混乱，危机管理措施越界，造成行政权滥用，将会对社会带来附带性损害，这种损害是长远的，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恢复，公共危机的发生不能成为损坏民众合法利益的正当理由，地方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也不能成为法治的例外状态，依法应当成为公共危机管理的底线。

四、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困境的突破

（一）树立客观的公关危机舆情回应理念

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机管理，无论是前期隐瞒“人传人”的危机实情还是中后期对于负面舆情“一刀切”的删除，其实都反映出地方政府舆情回应不尊重客观事实隐瞒实情的现象。此外“吉庆文化”一直是中国的传统，我们的行政文化一直是厌恶风险的[6]，其在舆情回应的具体表现则是政府在进行危机信息披露时“报喜不报忧”，与现实危机存在较大偏离，一旦实情曝光舆情危机也会随之发生，为政府危机管理带来阻力。因此地方政府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应当树立正确的舆情回应理念，在舆情回应过程中应当尊重客观事实，坦诚面对风险危机，实事求是公开危机信息，满足民众的知情权，同时舆情回应的时效性对于舆情的引导也至关重要，一旦危机信息没有被主流媒体及时公布，在自媒体时代的今天，信息的空白会被自媒体迅速填满，而由于自媒体掌握信息的不充分，信息的洼地必然会变成谣言的高地，因此地方政府要第一时间发布权威消息，赢得舆情引导的主动权。此外对于负面舆情的回应应当弹性保留，精准研判其主观性质和客观后果，对于促进危机管理工作的应当予以保留，地方政府应当给予网民讨论留出适当空间，对非正式的信息传播渠道应该更加宽容，危机所产生的压力和埋怨需要通过有意识的释放来缓解，而且在网络舆情的回应过程中，持续的互动才有可能消除猜疑、增进认同、达成共识。

（二）构建危机管理的“合作”治理体系

“合作”治理体系的引入意味着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由传统的单一管理主体向多元管理主体、单向管控到双向合作的转变。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正呈现出传统灾害风险、现代公共安全风险交织的态势，我们正处在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以及不确定性的危机社会，与此同时在公共管理中面临着资源日益短缺和“无法管控”的境地，而社会力量具有多元、灵活、及时、直接、细化的特点[7]，社会力量的参与不仅是危机管理的客观需要，也是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向，基于常态环境下“垄断”的政府管理模式难以满足危机管理实际需要已经造成了合法性危机，成为改变传统政府危机管理模式的逻辑起点。通过引入“合作”治理体系，建立起社会力量参与危机管理的规章制度及颁布相应政策，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危机管理，打破原生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壁垒，通过制度来明确地方政府危机管理的权力边界，避免出现掺杂“权力意志”的公共危机管理导致社会力量失去原有的活力而丧失作用。合作行动的有机性决定了组织成员必然会积极主动地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却不以专业知识和技能在自己与其他组织成员之间划定界限，而是根据承担任务和合作行动的要求随时调整自己的角色[8]。“合作”治理体系的引入实质是善治价值的回归，最终形成以地方政府有限主导，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公共危机管理新模式，为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注入活力。

（三）健全地方政府官员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培养机制

地方官员公共危机管理能力不仅强调危机来临时解决危机的方法和技术，更注重常态环境下危机意识的塑造。官员只有具备危机意识，才能真正重视危机管理，及时发现现象背后暗含的风险，将危机化解在源头。风险社会的来临，使得公共危机管理成为地方官员的必修课，而公共危机管理素质的形成关键在于形成制度化的能力培养机制。一是建立常态化危机管理培训机制，针对地方官员对公共危机管理认知存在偏差，缺乏危机管理相关专业知识的现状，地方政府应将危机管理培训制度化，定期组织官员学习公共危机管理专业课程，学习先进公共危机管理经验，提高危机意识掌握危机管理技术方法。二是完善现有政绩考核制度，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导致地方官员只注重经济发展而对“潜绩”的危机管理缺乏热情，今后在官员政绩考核中应适当提高危机管理指标权重，将应急物资储备、危机预警机制建设等一系列细化指标作为考察内容，以此倒逼地方官员注重自身公共危机管理素质提升。三是优化地方官员队伍选拔机制，地方官员队伍在组建过程中应侧重于专业背景的多樣性，注重对地方官员综合素质的考察，尤其是在专业技术性较强的部门，领导人的选拔应强调专业的匹配，使地方官员队伍结构合理化，依托专业背景来提升公共危机管理效能。

（四）完善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法律制度

法律规章制度是确保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通过公共危机相关的法律规章制度的既定规则来明确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权力边界，规范行政主体行为选择，将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纳入法治化轨道，确保公共危机管理合法有序地开展。一是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一些相关法律法规，如《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但是其内容多数为概括性条款，对于紧急状态下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具体规定措施，以及权力边界没有作出明确划分，因此应针对现有法规漏洞，尽快完善不同类别危机下的法律法规，主动回应危机管理中的法治需求。二是在基本法律法规的框架下，地方政府应该在系统考虑本区域的实际情况后，针对危机制定配套政策及工作制度，作为法律法规的补充，确保危机管理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三是完善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行政问责机制，针对地方政府官员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行为、过程、后果进行评价考核，对于违法失职行为进行严格问责，追究行政行为相关主体渎职滥权责任，增强公共危机管理行政主体法治意识，遏制违法行为发生，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总之，完善公共危机管理法规制度，廓清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行政权力边界，确保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律化，是保障公共危机管理向良性发展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Rosenthal Uriel，Charles Michael. Coping with Crises：The Manage-ment of Disasters，

Riots and Terrorism[M].Springfield：Charles C. Thomas，1989.

[2]张成福.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

2003（7）：6-11.

[3]周伟.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政府回应困境与消解路径[J].情报杂志，2018（4）：

100-105.

[4]Kooiman J. ， Bavinck M. “Governance Perspective”， in Kooiman et al（eds.），Fish for

Life： Interactive Governance for Fisheries[M].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05：18.

[5]王新亚.终结违法乱象、树立法律权威，不能再等了[EB/OL].（2020-02-19）[2020-05-12].http：//news.sina.com.cn/c/2020-02-19/doc-iimxxstf2593105.shtml.

[6]薛澜.疫情恰好发生在应急管理体系的转型期[EB/OL].（2020-02-29）[2020-06-11].

http：//www.sppm.tsinghua.edu.cn/jsfc/26efe48970712d1d01708f8944cb0026.html.

[7]贾西津.统筹调配慈善物资摧毁了志愿机制[EB/OL].（2020-02-06）[2020-06-11].     https：//mp.weixin.qq.com/s/FFUdooMwpPIETOykFvrKYw.

[8]张康之.走向合作制组织：组织模式的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2020（1）：47-63.

[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作者：余坤 周伟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论文 篇2：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问题研究

摘   要：2003年，一场非典型传染性病毒肺炎在我国的多个省份集中爆发，许多省市深受影响，包括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这是一次对全国各级地方政府在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严峻考验。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出现，让疫情最初的爆发地点武汉市、湖北省政府以及全国各级地方政府再次接受了严峻的考验，也带来了深刻教训与反思。现如今，危机的发生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意外，或许会成为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因此，重视公共危机的管理可以理解为地方政府在可持续性发展中所面临的一种常态化管理。虽然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疫情防控有了非常大的进展，但是疫情这次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暴露出了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法律制度不完善、危机意识缺乏、预警机制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应该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以提高地方政府在危机中应对的能力。

关键词：新冠肺炎;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

引言

2020年初，在湖北省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周围发现了一种感染性极强新型冠状病毒，短短几个星期这种病毒就在全国四散开来，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并危害着公众的生命安全。这是一场波及范围广并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典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这次来势凶猛的疫情，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迅速作出统一部署，全国各地携手共抗疫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1]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地方政府作为解决危机的领导者，在面对危机时的能力水平直接影响着危机的解决与否。因此，及时对地方政府在疫情中的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梳理，并且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对于今后地方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

一、我国地方政府在危机中存在的问题

（一）危机管理意识的缺乏

众所周知，政府在制定各项决策时需要大量全面的信息作为基础，同时也必须让人民群众了解实际情况，这对于政府的管理以及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2]。而我国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存在的普遍现象便是不重视信息传播的作用。一方面，政府内的各个部门之间有效的信息资源共享可以极大提高工作效率。新冠疫情爆发后，作为大量重要信息的掌握者，个别政府官员不承担责任，而是选择了封锁重要信息以及虚报瞒报的方式，以致疫情在初期没有得到及时控制，从而导致疫情迅速传播，防控难度不断升级，最终形成了全国范围的爆发[3]。另一方面，社会舆论作用失调。尽管各级地方政府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及时公开防疫的最新进展以及相关措施。但由于地方政府轻视了媒体舆论的重要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媒体舆论的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防疫工作的效果，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公共危机意识的淡薄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进步的大好形势下，许多官员和人民群众缺乏居安思危的意识。尤其是部分地方政府官员还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机将要发生，从而为日后的病毒迅速蔓延埋下了伏笔。因此，应当在平时工作生活中给政府官员和公民树立起危机意识。大多数地方政府官员将公共危机管理简单理解为危机的应对，往往对危机的应对比较重视而疏忽了早期的危机预警及后期的善后处置。在此之前，社会的普遍意识即为公共危机事件属于不可能发生事件或发生几率很低，没有充分意识到公共危机管理是一个完整的环节，从早期的预警、中期治理到后期的善后每个环节都极为重要。在疫情爆发初期，中央督导组赴武汉市了解具体情况，来到当地后在询问相关部门领导疫情的具体情况时得到的回答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可见，各部门没有各司其职，导致大家推诿扯皮，严重影响了防疫工作的效果。地方政府也未充分认识到社交媒体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受教育程度不同，导致了不同的人对公共危机的理解也各不相同。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较差的地区，大部分年轻人外出务工，留守的多是老人和儿童，由于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社会危机意识会更为淡薄。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有些人事先就知道危机将会对个人和社会产生严重的影响，但他们仍然固执己见，抱有侥幸心理，忽视了对危机的防范。在疫情防控中，在一些外来流动人口较多的老旧住宅区、出租屋房集中的部分地区，仍有部分群众抵触政府采取封闭管理的措施等。随着防疫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又发生了部分人群开始在公共场所不戴口罩、聚众游玩等现象。这些现象是个别公民对社会大众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不珍惜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的表现，同时也是地方政府监管不严的表现。部分人群在疫情时期置身事外，仿佛抗击疫情完全是政府的行为与自己无关，究其根本无论是地方政府和社会民众的危机意识都很淡薄。

（三）危机预警机制不健全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预警体系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成熟的预警体系还未完全建立起来，现有的预警体系在面对危机时，预警和预防能力相对较弱。此次疫情也暴露出我国地方政府预警机制存在的诸多问题：个别器械设备年份较长，并且未能及时检修，使得地方政府很难监测到真实有效的数据。由于缺乏专业的技术团队和先进的技术设备，在制订应急预案以及危机管理过程中效果大打折扣，难以对危机的未来发展情况做出合理判断，从而导致应急预案重形式轻实际，这对于应急预案的制订是极其不利的。而且，许多地方政府事先制訂的预警方案，未能充分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不具备太多的可行性。而所谓的预警方案只是空中楼阁，所提出的为应对公共危机的解决方案也是徒劳的。

（四）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4]。在新冠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专门的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并马上派出专家组前往湖北省等疫情重灾区，配合当地疫情防控人员专门加强一线的防疫工作。然而，专家组只是临时成立的工作小组，不是危机管理中的常设机构，并且在工作中还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在部门间进行工作的协调，浪费了宝贵的工作时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工作的效率。由于各部门间缺乏有效的配合，在疫情初期出现了地方政府管理相对混乱的局面。因为医疗物资的匮乏，个别省份在医疗物资途经本省时竟然出现了截留应急物资现象;而个别地区在未经上级部门许可的情况下，采取相对极端的封闭方式，造成严重的拥堵，致使救援物资不能及时送达。在防疫的第一线，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配合、各自为政的局面屡见不鲜，这是极其不利于防疫工作展开的。

（五）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相关法律法规是不可或缺的。在疫情爆发时我们所依据的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该条例是在针对“非典”带来的危机治理所制定，该条例制定的时间较早并且相关细节规定也不是很明确。目前，我国还没有就部门间在公共危机发生时如何相互配合工作的法律法规。宪法只是规定了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中的基本职能和作用，但对于不同的政府部门如何相互配合，则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法律依据，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共危机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提升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对策

（一）加强信息公开

在危机爆发时，各种信息铺天盖地袭来，传递速度快且影响范围大，任何错误的信息都可能引发社会恐慌。在此次危机管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对于信息的公开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在前期对疫情进行了隐瞒，二是对负面新闻不进行公开报道。这是一种典型的不尊重客观事实、不尊重公民知情权的行为。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应该做到尊重客观事实、正视公共危机，实事求是公布危机信息，积极主动进行正面宣传，让公众第一时间了解疫情进展。这样，既有助于引起上级政府对公共危机事件的重视，也有助于在初期就将疫情及时制止住。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广播、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介，对媒体和舆论进行引导，尽最大可能地降低其负面影响。及时举行新闻发布会是政府主动向外界公布消息的重要方式和手段。特别是在公共危机发生期间，政府如果不能及时发布信息、通报具体情况，就极易在社会上滋生谣言[5]。事实上，也正是由于政府在新闻媒体上及时公布每天的最新情况，才避免了引起大范围的社会性恐慌，使抗疫工作逐渐步入正轨，保证了公民可以有序生活。

（二）提升公共危机意识

长期以来，在公共危机教育方面，我国都只是流于形式，直到2003 年非典疫情爆发对整个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我们才意识到危机教育普及的重要性。虽然在经历非典疫情后政府对公共危机意识有了初步认识，整个社会的公共卫生危机意识和危机应对能力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仍旧存在危机意识淡薄、危机思想意识不到位等问题。随着近些年国内经济高速发展，我国忽视了对政府公共卫生危机意识的宣传教育，缺乏居安思危的意识，同时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破坏性怀有侥幸心理。如果不能在平时树立防范意识，在危机发生时就很可能会手足无措甚至临时抱佛脚。因此，积极树立公共危机防范意识和开展危机演练，无论是对地方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通过教育途径来普及相关知识是最为直接有效的，这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政府官员和公民的危机意识。要提高地方政府的公共危机意识，首先要把地方政府对公共危机相关专业知识了解和危机意识培养作为日常培训内容，并且还要充分了解当地实际情况，从根本上提高對危机的管理能力。地方政府还应当邀请专业的技术人才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技术方面问题进行讲解指导，组织当地政府官员参加会议、讲座，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建议。在完善自身知识储备后，借鉴国内外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先进经验，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形成切实可行的公共危机管理模式，并将其应用于实践当中。

（三）完善公共危机预警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6]”在应对此次疫情考验中，政府应做好完善公共危机事件的预警体系，在危机发生前、发生时、发生后根据不同阶段建立高效可行的监测系统，收集宝贵的信息数据，不断完善预警体系。在整个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主要分为三部分，危机的预防、危机的治理和危机的善后，一个完整高效的危机预警体系可以极大地降低在危机中所造成的损失，预警体系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在处理危机时所要花费的代价与成本，一个完整高效的预警体系是防止危机发生和降低损失的重要因素。

（四）设立专门的公共危机管理机构

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都设有专门的公共危机管理机构，在危机发生时往往会产生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也应该设立专门的危机管理机构。机构的设置应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机构可以设置一个的专门的领导小组，由多个部门共同牵头，可以起到充分沟通和协调的作用，方便部门之间无障碍地沟通协作、进行深入的探讨，以此来提升工作效率。此外，该管理机构还要广泛吸纳人才，从专业的角度，利用专业的知识和先进的技术设备，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确保在面对危机时可以做到临危不乱，以减少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目前处理公共卫生危机时所依据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详细规定了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与管理工作。但是该条例宏观指导有余、细节规范不足，加上预案的实操性和时效性没有迭代升级[7]，在制定应急预案时没有充分考虑到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导致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危机时，虽然有应急预案但是仍然会造成较大的损失。因此，应该在政府主导下，广泛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的建议，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将相关法律法规细节落实到位。

结语

政府作为公民的领导者在面对危机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冠疫情在我国广泛传播，再次暴露出危机意识淡薄、公共危机预警体系不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这也促使我们去研究提高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对策。疫情对社会产生了严重影响，危机带来的不仅仅是困难与挑战，也是机遇。在危机中发现问题，然后加以解决，这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地方政府在面对公共危机时的管理能力。

参考文献：

[1]   汤菊平.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EB/OL].求是网，（2020-02-13）[2020-03-24].http：//www.qstheory.cn/11wx/2020-02/13/c-1125567405.htm

[2]   李书巧，王超.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研究[J].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2020，（79）：57-61.

[3]   路艳明.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1，（1）：207-208.

[4]   人民网.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EB/OL].[2020-03-03].http：//tj.people.com.cn/BIG5/n2/2020/0205/c375366-33765700.html

[5]   沈正赋.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管理、舆情应对和共情传播[J].社会科学文摘，2020，（51）：13-15.

[6]   习近平.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EB/OL].新华每日电讯，2020-02-15（1）.

[7]   高静，高献波.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困境及对策[J].经济师，2021，（4）：23-25.

[责任编辑   兴   华]

作者：刘欣浩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论文 篇3：

新媒体背景下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探讨

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媒体在人们的生活中表现出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对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而言，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以甬温线动车事故为例子，探讨在新媒体时代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并从政府角度、新媒体角度、参与公众角度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

关键词 新媒体；公共危机管理；公众参与

新媒体是相对概念，最早在1967年由美国人提出。如今，新媒体泛指以电脑手机及网络为代表的新科技。新媒体具有交互性、即时性、海量性、共享性等特点[1]。新媒体的这些特点，给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既带来了机遇又带来了挑战。一方面，新媒体使信息传播的成本降低、速度加快，使受众的范围扩大，也使信息的传受双方互动交流成为现实，方便了政府与社会大众之间的沟通，是政府提高回应力的重要媒介，有助于提高服务水平，建设服务型政府。另一方面，以电脑和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存在一定的匿名性的特点，这使得信息传播者的自我意识降低、社会责任感减弱，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此时易出现去个体化现象，即信息传播者丧失了抵制从事与自己内在准则相矛盾行为的自我认同，从而做出了一些平常自己不会做出的反社会行为①。公众通过新媒体传播信息而不易受到现实法律和道德的追究。另外，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信息“把关人”的弱化，不利于对公共危机信息的产生和传播进行把关监督，从而信息极易失真，这可能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性增加，使得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难度加大。

公共危机是一个事件突然发生并对公众正常的生活、工作以及生命财产构成威胁的状态[2]。在这里讨论的是除了自然灾害之外的公共危机事件。公共危机管理是指以政府为主导的危机管理主体，以公共危机为目标，通过预防、预警、预控来防止公共危机发生，或者通过危机控制、应急管理、危机评估、恢复补偿等措施，来减少危机损失，避免危机扩大和升级，使社会恢复正常秩序的一整套管理体系[2]。自2003年“非典”以来，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在应急预案和应急体制机制等方面取得了很大发展。截至2008年，“一案三制”的建设为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构建起一个基本的发展框架。然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要求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不断提升。政府必须要看到新媒体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并学会利用新媒体掌握积极的主流舆论导向。

1 新媒体背景下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现状以及问题

我国社会正处于发展变化阶段，存在不稳定因素，公共危机事件时有发生。而新媒体的发展使危机信息传播的成本降低，新媒体与政府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本文以甬温线动车事故为例，去分析新媒体背景下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现状及问题。

1.1 现状

2011年，温州南站信号设备在设计上的严重缺陷、雷击造成的温州南站信号设备故障、值班人员的疏忽等造成了动车D301与动车D3115相撞，事故导致40人死亡、172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政府相关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隐瞒实情、寻找借口、推脱责任，而且多次在媒体面前发布不同的事故调查结果和原因，用“雷击说”“奇迹说”等搪塞大众，那句“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成了极不负责任的体现。在此次危机中，政府虽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利用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信息，但是对公众进行信息沟通的策略选择是失败的，不仅没有起到安抚群众、降低事件负面效应的作用，反而激起了公众的不满和愤怒，失去了公众的信任，丧失了政府公信力。虽然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框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从此次危机中暴露出来的政府管理问题也不容忽视。

1.2 问题

1.2.1 缺乏利用新媒体进行公共危机管理的意识

在新媒体的背景下，信息传播的方式不再局限于原有的电视、报纸、电话等途径，微博、论坛等网络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新媒体改变了原有的政府发布、公众接受的局面，为公众话语权的表达提供了途径，也对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危机产生后，政府相关部门仅仅是以新闻发布会等传统形式进行官方解释，而没有充分利用微博等新媒体去公开信息、承认错误，也没有用新媒体去倾听民众的诉求、与民众进行沟通互动，这些又将政府推向了风口浪尖。

1.2.2 发布信息时态度不端正

在新媒体背景下，信息产生和传播的途径增加、速度提升。信息共享使得政府对信息的控制能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根据固有的“官本位”思想，试图掩盖事实、封锁信息是十分困难的。可以说，新媒体是对政府固有的糟粕管理思想的冲击，要求其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因此，政府与其被动封锁信息不如主动公开信息，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正视自己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不足、承认错误并勇于改正才能获得公众的原谅，维护政府的形象和权威。在7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是王勇平，之后的各种新闻会议上，上海市铁路局副局长、事故调查组组长先后在媒体面前发布不同版本的调查结果和事故原因。而且政府与外部沟通时将信息封锁、减少和公众的对话，对事故的真相进行隐瞒，导致不良猜测的快速蔓延，不利于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这些表现不仅仅引起了公众的不满，也将政府对待公共危机的不成熟管理思想暴露了出来。

1.2.3 对新媒体的管理力度不够

在新媒体背景下，每一个个体都是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人人都有“麦克风”。当公共危机发生时，由于恐惧心理，人们往往会对危机进行猜测，而这很可能会造成谣言四起、三人成虎的局面。政府不能及时准确地对新媒体的信息进行监督，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另外，新媒体时代，各种传播主体为了吸引眼球，往往会夸大事情真相，而目前政府应对这种情况的办法，只是删除不恰当言论。在谣言产生后将其删除远不如从源头上控制谣言，不让谣言产生的效果好。从根本上来说，政府没有建立健全的网络媒体监督机制、公民的网络素质和责任意识有待提高是谣言四起的主要原因。在甬温线动车事故中，曾经有媒体报道在危机发生不到8小时内政府部门就停止救援，而事实是那仅仅是桥下负责人对桥下救援的基本情况进行的说明，并不是对全部救援情况的总结，媒体只对只言片语进行过分解读而没有客观真实地了解情况，进行了误报，使政府形象受损。这体现了政府部门对媒体监督的力度有待提升。

2 新媒体背景下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问题的原因分析

2.1 政府自身建设的不足

2.1.1 政府部門对新媒体的作用认识不足

西方国家对新媒体的研究早于我国，他们认为，在新时期下，需采取“政府主导、行业自律、公众参与”的方式进行公共危机管理[3]。如今，无论是在受众数量还是传播速度上，新媒体都比传统媒体更具优势。因此，认识到新媒体的重要性，利用好新媒体这一媒介，使其服务于政府，帮助政府引导主流舆论导向是十分重要的。政府作为我国的行政机关，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和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如果在公共危机发生后，还仅仅是利用传统的报纸等媒介进行信息传播、与公众交流势必会失去危机管理的最佳时机。

2.1.2 存在“官本位”思想

我国有2 000多年的封建历史，虽然新时期下政府的工作作风已经得到极大的改善，但还是不能排除部分部门里的个别官员存在“官本位”的思想、“家长制”作风。一些领导人员在一些危机事件发生后采用隐瞒民众的手段，企图逃避责任。由于新媒体的发展，民众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得自己想要知道的信息，而不仅仅是仅限于接受政府发布的信息。因此，政府这种隐瞒事实、逃避责任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当然，可能也有政府官员担心民众知道危机后会发生恐慌陷入不安，就采取隐瞒的方式。但是，民众真正的不安来自于不知道危机真相的恐慌，来自于政府的隐瞒。所以，在新媒体背景下，政府只有将真实信息发布出去，与民众建立良好沟通、形成良好互动才能真正地抵御危机，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2.1.3 缺少统一的新媒体监管部门

当公共危机发生后，大量的信息借助新媒体迅速传播。新媒体既可以促进政府进行危机管理，又可以使危机的不利影响扩大。对新媒体的监管主要体现在内容上和技术运营上，涉及的行政管理部门有信息产业部、广电总局、文化部等[4]。而我国政府部门体制的特点之一是条块分割。一个政府机构可能受到多个上级政府的同时领导。多头领导带来的问题就是应急协调不利，同时可能导致相关部门相互推诿的情况。我国的地方政府针对新媒体信息的发布、引导以及监督处于分离状态，当网络上出现谣言时，不利于迅速回击，不利于政府形象的塑造。一个部门针对网络谣言进行反击时，还需内部多个部门的配合，这无疑降低了行政效率，也可能会错过破除谣言的最好时机，给谣言的传播提供可趁之机。

2.2 新媒体自身建设的不足

2.2.1 法律法规不健全

我国对新媒体平台内容和技术运营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是很健全。针对新媒体管理的法律渊源为《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然而，随着新媒体的普及，它已经无法很好地适应管理的需要。另外，针对新媒体的一些行政法律法规的修改，都是在出现问题后才进行的，这就造成了法律法规的缺位，无法帮助政府更好地利用新媒体进行公共危机管理。还有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我国各行政机关多针对自己部门内部的规章制度对新媒体进行管理，由于各职能部门的相对独立性，可能会造成法律法规制度执行上的冲突。这些问题都体现了我国针对新媒体平台的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也不利于在新媒体背景下进行公共危机管理。

2.2.2 缺乏行业自律精神

行业自律是为了规范行业行为、协调利益关系、维护行业间的公平竞争和正当利益、促进行业发展，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行业内对国家法律、法规的遵守和贯彻；另一方面，是行业内的行规行约制约自己的行为。而每一方面都包含对行业内成员的监督和保护的机能[5]。在行业内部，行为主体的自律对于行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新媒体行业中，涉及的行业主体有网络服务、内容提供者以及网络行业自律组织[5]。网络服务、内容提供者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其发布的信息会受到很多网民的关注，但还是存在一些网络服务、内容提供者为了吸引社会眼球、增加自身影响力而断章取义，发布一些不详信息的行为。中国互联网协会是我国网络行业自我约束的组织。该组织发布了一些自律公约，将网络管理与行业管理相结合，但也存在重管理缺保护等问题，而且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时缺少宏观管理。

2.3 参与公众自身的不足

2.3.1 参与公众的信息辨别意识和法制意识不足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7.3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3.2%。我国网民以10～39岁群体为主，具备中等教育程度的群体规模最大，且不断向低学历人群扩散。由此可见，我国大部分的新媒体参与公众比较年轻，心智以及人生阅历还有待提升。这部分群体渴望融入社会，但容易“跟风”，易受到群体意识的影响，对于公共危机事件的探讨缺少长者的引导劝告，这可能会导致网络舆论走向极端，产生网络暴力等。面对新媒体，参与公众存在法制意识缺乏、社会责任感下降的问题，在网络上可能会肆无忌惮地发表言论；面对公共危机，社会群体存在猎奇心理、恐慌心理。当这两种身份重合时，就会在网络上出现难以控制公共危机的局面。

2.3.2 参与公众的危机应对能力不足

参与公众的危机应对能力涉及对危机信息内容的检索、识别、判断、筛选、理解及理性思考能力，对信息传播技巧的把握能力等。如上文所述，新媒体参与者的职业分布以学生群体为主，中学生群体规模最大，其次是企业或公司的一般职员、个体户或者自由职业者。新媒体参与者普遍低龄化，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应对能力较低。在危机的预防、应对和恢复阶段都需要加以引导和把关。

3 新媒体背景下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问题的对策分析

新媒体背景下，公共危机事件的频繁出现是各国政府管理的重大问题。如何利用新媒体管理公共危机也是政府的重要课题。如果政府不能很好地处理公共危机，在新媒体时代则会被放大，这不利于政府形象的塑造，也可能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积聚，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因此，可借鉴外国部分经验，采取“政府主导、行业自律、公众参与”的方式进行公共危机管理，从政府建设、新媒体建设以及公众参与三个方面进行努力。

3.1 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3.1.1 树立利用新媒体管理公共危机的意识

罗伯特·希斯的4R模式指出，公共危机管理包括缩减阶段、预备阶段、反应阶段、恢复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都需要政府对公共危机事件信息的管理和与公众交流，这时就需要媒体介入。如今的社会，其转型幅度、发展速度都和以往有很大不同，如果政府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还只是利用传统媒体进行信息发布或者还仅仅将全部注意力放在事件的解决上，其管理效果可能不能达到最佳。新媒体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显著，其传播速度、传播内容以及传播模式上都具有传统媒体无法匹敌的优势，其影响力也逐渐超越传统媒体，成为公众生活的重要部分。因此，政府需要树立起以新媒体为媒介进行公共危机管理的理念，利用新媒体去发现潜在危机的信息、传播权威信息，与公众交流。这样才能将危机转化为机遇。

3.1.2 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公共危机管理中，信息内容多元化和传播渠道多样性共同考验着政府的管理能力。政府需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加强与公众的沟通。由于传统的“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政府通常会控制封锁信息，甚至其掩盖危机的真相，以或多或少地逃避责任。但是，由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即使政府不公开信息，公众也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悉，而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导致负面信息的散布，加剧社会的恐慌，这也会使舆论导向不利于政府，陷入被动，使政府形象受损。因此，借助新媒体平台及时准确地公开信息，与公众进行危机信息的交流互动，才有助于安抚公众，帮助公众树立起解决公共危机的信心。

3.1.3 建立统一机构对新媒体进行管理

在新媒体时代，政府要加强对公共危机的管理，必须要提高效率，有运行高效的统一部门，并且要有能熟练操作新媒体的人员。目前来看，我国缺乏统一的新媒体管理部门，并且受限于传统的部门体制，易出现各部门之间配合效率低下，相互推诿的现象。因此，政府应该加强对新媒体管理部门的人、财、物的投入。建立统一的机构进行新媒体管理，并培养专门的人才，提升对新媒体的应对能力，提高公共危机管理能力。这样，利用新媒体，政府在公共危机发生前，可以洞察潜在隐患；在公共危机发生时，可以加强对其的控制；在危机发生后，可以引导舆论导向，快速地进行社会恢复与重建。

3.2 加强新媒体建设

3.2.1 完善法律法规

目前针对新媒体建设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应加强立法建设，建立统一的层级较高的法律。首先，我国针对新媒体的法律监管层级较低，多为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宪法、基本法律等较高位阶的法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较小。应该提高针对新媒体建设的法律的位阶，利用宪法、基本法律等去管理，形成统一高效的管理模式，为下级部门提供一个权威的法律依据。其次，要加强对新媒体发展趋势的研究，根据其发展趋势，去判断以后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进行周全的考虑，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防患于未然。最后，各下级部门应在中央的领导下建立部门规章等，根据自己地区的实际情况，加强部门之间的相互沟通联系，针对新媒体进行法律建设。

3.2.2 提升行业自律水平

网络服务、内容提供者应加强行业自律意识，承担社会责任。面对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运营商应为网络的正常运行提供技术保障；网络内容提供者应在清楚公共危机事件的情况后，再发表言论，并安抚群众，配合政府，使得危机的破坏力降到最低。行业自律组织应对网站内容和结构进行把关，加强对新闻工作者的管理，对网络从业者进行业务培训。建立完善的行业自律机制，使新媒体从业人员保持清醒的头脑，减少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另外，行业内部还可以培养一批具有良好的政治修养和理论素养、具备自律意识和责任感、能够熟练操作新媒体工具的“舆论领袖”。在公共危机发生后，可以借助“舆论领袖”的力量，协助政府，加强对社会公众的舆论引导。

3.3 提升参与公众素质能力

3.3.1 提高参与公众的信息辨別意识和法制意识

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新媒体的信息往往良莠不齐。作为参与公众，要提升信息的辨别意识。相信政府的权威官方的言论，不轻信网络媒体甚至是一些营销号的言论，也不能帮其传播，以控制公共危机事件不利影响的蔓延。参与公众还要树立法制意识，即使是在新媒体的平台上，也要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论和行为，不跟风，不盲从。

3.3.2 提升参与公众的危机应对能力

在新媒体背景下，处理公共危机事件，不仅需要政府和新媒体平台的努力，还需要公众的参与。公众要提升危机应对能力。公共危机应对能力不仅包括危机信息的辨别能力，也包括心理建设能力。在公共危机发生后，不仅会导致财产上的损失，更会对公众的心理造成巨大的伤害。因此，公众要提升自己的危机承受能力，并利用新媒体发布一些积极信息，尽快度过危机。

4 结束语

如今新媒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政府要进行公共危机管理已经离不开新媒体的大环境。应对公共危机事件，需要政府、新媒体以及公众的通力合作，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新媒体为平台、以公众为后备力量的危机管理模式。相信通过政府、新媒体、公众三者的共同合作，我国政府会利用新媒体进行更有力的公共危机管理，将公共危机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建设服务型政府。

注释

①百度百科。

参考文献

[1]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媒体运用问题研究[D].西安：长安大学，2013.

[2]黄顺康.公共危机管理与危机法制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80.

[3]冯春.新媒体与政府公共危机管理[D].上海：复旦大学，2009.

[4]武广志.新媒体背景下信息传播与政府监管[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2.

[5]侯淑镔.探究新媒体环境下的行业自律[J].艺术科技，2015（4）：88.

作者：郝伟琪 陈树文 朱平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