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功能论文

2022-04-16

【摘要】诉讼的理想构造源于法律对诉讼公正原则的无止境追求。诉讼的最终目的旨在于通过解决纠纷来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定和谐，其直接目的在于解决纠纷，简化被扭曲复杂化了的社会关系，而在这一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如何来保证人们权利的实现与救济，律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不同的诉讼模式下,律师发挥功能的空间也受到不同的限制。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民事诉讼功能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民事诉讼功能论文篇1：

民事诉讼功能局限性之出路

摘　要：民事诉讼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最正式的纠纷解决方式，对和谐社会的建立有十分积极的的意义。但“诉讼全能主义”的说法是片面和主观的，对于正处于改革深水区的中国社会，亟需构建起一个高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

关键词：诉讼功能；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协调

一、我国现阶段民事诉讼功能之局限

在理论界，许多学者认为民事诉讼具有民事纠纷解决功能与其他社会功能，其中民事纠纷解决功能是民事诉讼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功能，体现了民事诉讼最终的价值。但近年来，我们过分的强调司法万能，鼓励诉讼，进而产生“诉讼全能主义”，认为一切纠纷都可以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这不仅削弱了我们解决纠纷的能力，也导致了诉讼全能主义的无限扩张，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一种强调法律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干预的趋势。可惜单纯的民事诉讼早已露“力不从心”之端倪，特别是在纠纷多元化、复杂化、激烈化的今天。民事诉讼解决纠纷的能力更是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我们应当承认民事诉讼功能的局限性。

1.内因——诉讼本质属性所限

(1)调控领域的有限。诉讼天生就具有高成本性、对抗性，纠纷一旦进入诉讼程序，其所牵涉的利益方将会立即扩大，法院繁琐的登记程序、一定的诉讼费、高昂的律师费成为了诉讼的“附赠品”，这使很多当事人在法院大门前望而却步。而诉讼天生的对抗性也限制了其调控范围，法庭的辩论、律师的参与，使得法庭犹如战场，而就在双方都使出浑身解数想要赢这场仗的同时，他们关系也在逐渐恶化，许多当事人在对簿公堂之后，失去了亲情、友情，甚至反目成仇，这种对抗性极易从法庭延续到裁判后的生活中，许多纠纷主体介于此而不愿诉诸审判。在实践中，社会纠纷发生的数量远远大于诉求于司法的案件数，诉讼实际调控领域存在局限。

(2)僵化模式下的公正缺失。诉讼中过分的规范极易导致模式的僵化，现行民事诉讼法中就有很多规定不利于实体正义的实现，表现为诉权行使的条件、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等；合议制度、回避制度等基本制度；管辖制度、证据制度等具体制度；以及简易程序的设置等诸多方面。…(…诉讼中程序正义被一再强调，法院只能依据当事人进行的证明活动来加以判断，由此便衍生出诉讼的“技术含量”，证明手段的运用是否恰当成为了左右裁判的重要因素。有的当事人不懂得如何运用证据，令持有的利己证据白白浪费，最终导致败诉，这种情况下诉讼裁判的公正性值得怀疑。另外，在诉讼实践中常存在证据事实模糊不清的情况，法官却不能因此而放弃裁判权，他必须要在模糊的证据支持下作出明确的抉择。这种抉择主观性色彩大大增加，法官极有可能作出与事实相反的裁判，公正又从何谈起呢?再者，僵化的诉讼模式也给法官恣意提供了滋生的温床，例如非法增加诉权行使或提起诉讼条件，以诉讼文书不能送达为由而拒绝受理，等等。这实际上是打着保障程序公正的幌子，与实体正义背道而驰。可见，僵化的诉讼模式下，存在裁判公正性缺失的情况，诉讼功能局限性暴露无遗。

(3)裁判后“二次冲突”的产生。裁判既不是冲突双方认同的结果，也不必然导致当事人双方对之认同，因此，在裁判的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主体因主观意志上的对抗或客观条件的缺乏而妨碍和阻滞判决实施的情况，由此又引发出新的社会冲突，即“二次冲突”。可以说“二次冲突”是法庭上双方对抗性的延续，败诉的一方很难立即转换角色，由“对立”转变为“配合”，“二次冲突”现象并不鲜见。当然，对于不主动执行的一方，法院可根据另一方主体要求采取强制执行，但实践中执行难、执行乱的问题也普遍存在，所以冲突要得以最终解决存在一定的难度。这就严重影响了裁判的权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反社会性不可小视。虽然一般情况下，只有矛盾较深、关系复杂的案件才会产生“二次冲突”，但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民事诉讼并不是解决所有民事纠纷的最佳选择。

2,外因——现代纠纷提出新挑战

(1)纠纷多元化导致的立法滞后性制约。当下中国纠纷出现多元化趋势，新的矛盾不断涌现，立法根本无法紧跟这种发展节奏。暴露出时滞性、保守性和缺乏灵活性等缺点。新型的社会纷争不能及时进入到法定的诉讼调控领域，如：人身知情权、小区物业管理纠纷、网络犯罪等等这些新型的社会冲突。调控领域空白不时出现，使得法院在处理新型社会纠纷时要面对“司法无法”的尴尬境地。很明显，这种立法上的空自制约了民事诉讼的调控领域，社会上存在部分纠纷无法进入到诉讼程序，有力地回应了“诉讼全能主义”这一片面的说法。

(2)纠纷大量化和激烈化导致的诉讼资源有限性制约。“法治”理念影响的不只是政府的种种举措，也增强了老百姓的维权意识，这本具有正面意义，但由于某些老百姓对法治精神的片面理解，他们往往不能合理运用法律武器，一些很小的纠纷动辄都要闹到法院去。近20年来，全国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持续增长，我国“诉讼爆炸”的征兆已初步显现。除了受案数量的上升，案件本身的复杂程度也使得法院感到力不从心。现代中国社会生产分工细化，一盒普通的牛奶就可以牵涉到生产厂家、销售公司，甚至是奶源地的农民等相关利益主体，纠纷主体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纠纷处理起来相当困难，需牵涉法院及法官很多精力，难以应付。

而与受案数量及案件复杂程度逐年增加相对应，法院的法官队伍却未得到应有的壮大，必然导致民事纠纷解决的迟延与案件的积压。如果法官为了维持裁判的质量而精斟细酌，案件处理必然迟延，当事人只能得到“迟来的正义”；如果法官简化诉讼程序，提高办案速度，办案质量必然下降，当事人只能得到“粗糙的正义”…。法院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考验，法官对大量涌入法院的纠纷心有余而力不足，解决纠纷的功能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二、构建高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的目的和原则

如前所述，单一化的纠纷解决思路不可能有效化解日益增多和复杂的矛盾和纠纷，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势在必行，而如何构建是关键。在构建过程中应明确什么样的目标，把握什么样的基本原则，是构建高效、合理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的前提。

1.根本目的——致力社会和谐

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当代中国的主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任何工作模式和措施都应紧紧围绕着“社会和谐”这一理念，只有把“社会和谐”作为中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构建及发展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才能使该模式符合现实与国情。但必须注意，所谓的“社会和谐”并不是指整个社会处于零纠纷状态，而是指各种社会纠纷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存在顺畅高效的纠纷解决渠道来消除不和谐因素的一种动态、持续的社会状态。

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增加和谐因素的动态过程，也即是解决纠纷的过程。因为纠纷便意

味着不和谐，解决纠纷，也就是消除不和谐因素，从而从另一层面增加和谐因素。所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应该着力于消除不和谐因素，以和谐的理念、和谐的精神、和谐的方式来处理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做到理分两面、事求终局，定纷止争。案结事了，最终达到“社会和谐”的目标。

2.根本原则——彰显以人为本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一部好的法律应当首先将人作为其逻辑起点，关注人的境遇，承载人性的需求，与当事人直接互动的纠纷解决模式无疑要注重人性化色彩的注入。基于民事诉讼功能的局限性，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的发展应力求纠纷解决的彻底性以及方式的灵活性，强调整合各种社会力量解决纠纷，其中最重要的社会力量就是当事人本身，只有当事人满意，纠纷才可说彻底解决。若还是强调国家权力本位，忽视当事人感受，则很难切实解决问题。

正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纠纷解决的任务重心理应放在当事人身上，使当事人享有更高的处分权，而不是寄全部希望于纠纷解决机构，这也是私权自治理念的一种重要体现。因此，在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的构建和发展中，应该确立“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制度和程序设置的全部出发点和归属应当体现当事人意志，将民事诉讼领域中的“当事人主义模式”贯穿到整个纠纷解决模式中来。

三、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的构建思路

根据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的目的、原则，笔者认为在构建思路上重点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要求。

1.突破民事诉讼功能局限，充分发挥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优势

基于“社会和谐”的目的以及“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资源丰富、手段温和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解决现代社会日益复杂的多元化纠纷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同时，民事诉讼调控领域空白地带的存在、诉讼资源的有限、民事诉讼立法的滞后以及“二次冲突”引起的社会隐患，也呼唤着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成为社会纠纷解决的重要力量。

(1)优化人民调解，提高调解效率。人民调解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主力军，它的使命是减轻司法裁判压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当下为了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展开应该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培养高素质的人民调解队伍。严格人民调解员的准入制，针对人民调解员素质不高的现状，应对人民调解员进行考核，实行持证上岗，并对已取得资格的人民调解员，由所在地法院和司法局共同进行定期培训。另外，应当尽可能提高调解人员的待遇，提高其积极性，促进人民调解工作顺利进行。其次，严格规范调解过程。受理纠纷时，要做好纠纷登记，调解的整个过程都要严格依照程序进行，做到因事制宜、因人制宜，促使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委员会对调解的案件应当适时进行回访，以监督当事人的履行。最后，落实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现阶段，人民调解协议还只是具有合同的效力，不能作为强制执行的根据。2009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新出台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中明确了司法确认程序对于人民调解协议的认定作用，但实践中如何去操作还有待探索，需要各地人民调解委员会与法院加强联系与合作。

(2)鼓励行政调解，发挥公权优势。我国进入转型阶段已有一段时期，一些民众关心的问题，如国企改革、职工安置、城镇拆迁、征地补偿、交通肇事和“三农”纠纷日益增多，政府部门则是这些纠纷当事人寻求公道的“第一站”。但日理万机的政府却鲜有精力来守好这一站，行政调解一直没有引起其足够重视，近几年群众攻击政府事件时有发生。这和行政调解工作展开力度不够存在一定联系，政府部门应该鼓励行政调解，充分发挥公权优势：首先，政府部门要转变观念，了解行政调解的重要性，大力展开行政调解工作；其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成立专门的部门调解室，吸收高素质的行政调解人员，并定期对行政调解员进行培训；最后，明确行政调解协议书的效力。为纠纷当事人提供效力保障，具体做法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新出台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

(3)完善仲裁制度，创新解纷模式。我国仲裁机构发展较快，为法院案件分流做出了一定贡献，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商事仲裁已经成为许多经济纠纷当事人首选的解纷方式。但我国仲裁的优势还未充分发挥出来，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进行改进：一方面，借鉴西方成熟经验。仲裁本来就是舶来品，仲裁纠纷也往往具有国际性或者资本性，与中国本土联系不如其他纠纷解决模式紧密。我们大可以效仿西方发达国家，努力创造出多种仲裁并存的局面，允许商会及其他的行业性组织根据行业特点组建设立仲裁机构，如在现有仲裁机构的前提下，可支持商会、消费者协会、律师协会等行业组织设立仲裁机构。另外，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都没有区分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笔者认为我国的仲裁制度也应该向这个方向发展，毕竟我国加入wrO已经有近十年之久，没有理由在与经济紧密相关的仲裁制度上与国际脱轨。另一方面，立足本土创新制度。现代社会纠纷多元化趋势明显，法院不堪重负，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的规范性和程序性又有所欠缺，因此需要扩大仲裁的适用范围，使更多的纠纷能进入仲裁领域，适用专门的仲裁程序来处理新出现的各类纠纷，为法院分担压力，也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2.坚持法院主体地位，引导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有机衔接

本文虽一再强调民事诉讼功能的局限性。但这并不代表笔者否定民事诉讼解决纠纷的功能，相反，在目前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过程中，我们应坚持诉讼方式的主体地位，并以此为中心来引导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机衔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快速发展并不意味着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消弥，它主要是弥补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不足，而并没有抢占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市场”。这两者就好像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这个系统中的两个车轮，互为补充，互相依赖，为解决社会纠纷、构建和谐社会共同发挥作用并同时促进自身发展。

(1)民事诉讼与人民调解的有机衔接。在与人民调解机制的衔接上，现阶段我国各地基层法院的态度比较积极，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近年来呼声很高的“诉调对接”机制就是很好的证明，但各地对“诉调对接”的理解有所不同，目前比较通行的说法是将其理解为“法院诉讼制度与人民调解制度的对接。即法院与司法局联合成立对接机构，通过将部分来法院起诉的纠纷分流至Ⅱ联调室先进行诉前人民调解，实现诉前人民调解与法院诉讼的有机衔接，充分发挥司法诉讼与社会大调解机制各自的优势，提高社会纠纷解决效率”

把人民调解室搬进法院，将有可能运用人民调解制度解决的纠纷直接引入设立在法院内部的人民调解室，若纠纷当事人改变主意，放弃诉讼而选择人民调解。只需要走几步换一个办公室，就可以快捷并且不花一分钱解决纠纷，这种直观的对接方式造福的不只是当事人，也减轻了法院诉讼的压力，发

挥了人民调解和谐处理纠纷的优势。十分值得推广。但“诉调对接”应该不局限于诉前的分流，笔者认为可以作如下扩展：

第一，实现全面对接。不只是诉前，在诉中也可以设立委托调解。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后，对于部分有可能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法院可以在当地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经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的。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制作调解协议书，法院速裁组予以确认；若15日内双方达不成协议，则由法院依法审理。另外，在执行阶段，也可以进行对接，民事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可邀请执行所在地的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参与执行和解，调解员应积极协助法院做好送达、调查取证等工作。

第二，完善司法确认，保障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解决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从实体上确认它是否属于一种民事合同，而在于通过程序的设置，使其如何更好地与诉讼相衔接，并在肯定人民调解正当性的前提下，如何通过程序设置更好地保护当事人利益。2009年8月，最高法院提出了司法确认程序一说，但是没有对司法确认程序作出具体规定，现阶段只能靠各地法院按实际情况解决司法确认的问题，有的法院采用对人民调解成功案件采取快速立案的方式，开通绿色通道，只做形式审查，以调解协议书的方式保障人民调解的法律效力，也不失为当下“无法可依”的一种不错的变通做法。

(2)民事诉讼与行政处理的有机衔接。行政纠纷解决机关与法院同属公权力机关，有一部分特定的纠纷是以行政处理为主的，最典型的就是交通肇事纠纷和治安管理纠纷，都是由公安部门负责的，而且一直都有不错的效果。当下，有些法院也将“诉调对接”的橄榄枝伸向了行政部门，以期与行政部门共同解决一些复杂难处理的纠纷，在处理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上，效仿其对于人民调解协议的做法，也以法院调解协议书的方式来进行确认。这种做法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政府和法院的权权结合，想必定会事半功倍。

另外。法院也要正确对待行政裁决的法律效力，不应该把行政处理机制与司法处理机制完全割裂开。如果经审查认为原行政调解协议和行政处理决定合法，应要求反悔或不实施行政调解书和行政处理决定的当事人履行该协议和决定。如认为原行政调解协议和决定不合法，应重新作出判决。

(3)民事诉讼与仲裁的有机衔接。笔者认为探讨民事诉讼与仲裁的衔接问题，关键在于退让与支持，应留给仲裁更大的自主空间，取消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实体审查规定。“中国司法机构对国内仲裁的监督力度近似于二审程序对初审程序之监督，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仲裁失去了其应有的一裁终局之特点与仲裁的独立性，成为司法诉讼程序的一部分。”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于法院作出的撤销裁决或者驳回申请的裁定，以及作出的不予执行的裁定等，包括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裁定，当事人不得上诉，也不得提出再审申请。仲裁裁决若被不当撤销，当事人根本无从获得救济。笔者认为应该赋予当事人向法院上诉或者申诉的权利，使法院成为仲裁公正的坚实后备力量，展现出法院公正权威的形象。

3.致力高效解决纠纷，协调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关系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最大特点是灵活、高效，自然其规范性不如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强，所以它们之间的协调与联系显得更为重要，否则很容易引起无序的社会状态。现阶段人民调解、仲裁等在我国还是呈分散状态，有必要建立起一张无形的网，连接这些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使其达到一种和；。々联动的状态。

(1)立法上的协调与完善。我国针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来加以规范。只有少量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相关规定可以作为其依据，有关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间协调的规定更无从谈起。笔者认为。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立法：在宏观层面，应该针对多元化的社会矛盾制定统一的法律加以规范，这种规范必须系统整合起来，而非像现阶段一样分散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不同文件中，否则在实践中难以运用操作。从微观层面来看，应该针对不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所受理的纠纷作出限定，保障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间合理明确的分工，另外，对于各个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衔接也应作出相关规定，从而实现纠纷解决方式的和谐有序。

(2)方式运作上的有机对接。我国主要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包括人民调解、行政处理和仲裁，主管单位分别是司法局、行政机关、仲裁机构。这三大组织可以分别抽派人手共同组成专项小组，由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主管部门牵头专门负责辖区内纠纷解决的联动合作，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同时，可效仿“诉调对接”机制，在行政部门和仲裁机构设立人民调解室，实现联合接待、联合调处、联合管理的对接模式。类似的，在劳动仲裁案件处理方面，劳动保障部门可派专员常驻相关劳动仲裁机构，与仲裁员共同对劳动纠纷进行调解，劳动保障部门代表着政府力量，可以将双方力量整合，更好更快地解决劳动争议，也为纠纷当事人节省了仲裁费用。

针对数量大、处理难的典型纠纷，联合成立纠纷排查工作小组。当下，建设施工、小区管理、拖欠工资、城乡拆迁、交通肇事所引起的纠纷数量居高不下，调处难度十分之大，需要有一股集中的力量来专门处理这几类纠纷。主管行政部门应该牵头，在辖区内联合司法局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工作小组的成员主要包括主管行政部门工作人员、人民调解员。必要的情况也可以邀请相关专家参与，小组不仅具有集中性、针对性，还具有灵活优势，小组成员可以不定期深入基层，从根源上预防和解决纠纷。

经人民调解组织达成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可根据达成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委员会按照调解协议内容制作调解书、裁决书或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经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对实体问题不能达成协议的，可引导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以仲裁方式解决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对接联动的案件实行优惠收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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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邵华当前农村系统内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J]，甘肃社会科学，2008，(5)：81-83.

作者：刘小春徐琳琳

民事诉讼功能论文篇2：

民事诉讼构造与律师功能的关系

【关键词】诉讼构造；民事诉讼构造；律师功能

【中图号】D915【文献标示码】A

当代社会,律师要发挥功能,除了克服其自身的因素之外,还有许多来自外界的客观原因,其中,诉讼构造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当前不断深入的民事诉讼改革中，应给予律师更大的活动空间，扩充律师权利，完善律师权利保障机制。笔者将从诉讼构造和律师功能的关系入手，细致分析二者之关系。

1民事诉讼构造的含义界定

民事诉讼构造,是指以一定的诉讼目的为根据,以诉讼权限配置为基本要素,所形成的法院、当事人三方之间的诉讼地位和相互关系。我国部分民事诉讼学者将其称为诉讼模式。诉讼中,最基本的法律关系是诉讼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民事诉讼构造表现的是当事人诉权与法院审判权的配置关系。而从形式上看,民事诉讼构造反映的是作为诉讼主体的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一种强调权利与权力的制衡关系的，称为二元构造;另一种构造形式由于法院、原告和被告分处一极,呈三足鼎立状,故称为三角构造。

2律师在法治社会的功能

无论是二元构造还是三角构造，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民事纠纷的解决，在一个以权利为本位的社会，要确保当事人法定的权利得到维护，律师的作用不可或缺，主要体现在：

2.1协助权利主体了解并正确行使权利权利由法律来确定，然而，法律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规范的法律语言中隐含着丰富的立法意图，一般权利主体难于精确理解。因此，权利主体通过律师对法律内涵的阐释，把抽象的权利转变为具体的权利。即使了解了自身权利的内容，也并不意味着能够运用法律武器维护权利，权利体系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常常使权利主体在行使自身权利时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权利的实现渠道具有多样性特点，在权利实现的多种途径中，律师可以为当事人提供符合法律要求和自身利益的最佳选择。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出于立法技术方面的考虑，法律只确认那些基本的权利，而不可能把所有的权利都明文宣示。在私法领域，从法律未加禁止的就是可以作为的原则出发，可以推导出主体享有的权利极其广泛。因此，律师在这方面可以为权利主体行使权利提供指南。

2.2协助当事人在诉讼中救济或维护权利权利不仅仅是简单的法律宣告，还必须有相应的保护机制，才能使权利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得到实现。在诸多保护机制中，诉讼机制的效力最为明显。现代诉讼都以划分审判权和当事人诉权的各自权限范围为基本模式，并通过审判权与当事人诉权的相互制约和对抗来维持诉讼的平衡运行。由于诉讼法律技术性很强，单靠当事人自身的能力很难充分发挥诉权的作用，因此，应当有法律专家对其进行辅佐，而律师正是这方面的专门人才，这一空缺只能由律师来填补。律师参与诉讼，可以从有利当事人的角度出发，为其提供法律帮助，进而弥补了当事人法律知识的不足，约束审判权，诉讼的制约和平衡机制得以真正发挥作用。总之，律师通过自身的诉讼行不仅补强了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同时也有助于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使其更准确地评价事实和适用法律，从而公正做出裁判，维护当事人的权利。

3民事诉讼构造与律师功能的关系

在职权主义诉讼下，审判权处于主导地位，诉权与审判权对立，在诉讼中，程序的进行及诉讼资料的收集等权能由法院垄断，因而律师充分发挥功能的机会受到极大限制，特别是收集证据方面，不仅缺乏收集证据的权限，而且仅有的权限也受到抑制，律师作用难以发挥。传统的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下,当事人权利和律师的作用受到局限,审判者主导诉讼,裁判结果往往不是建立在控辩双方充分举证、辩论上,而是取决法官自己证据的收集,律师的代理或辩护意见对判决的形成的作用微乎其微。这种现象,一方面是挫伤了律师进行诉讼代理、辩护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打击了当事人通过诉讼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热情,动摇了社会主体对诉讼的期待和对律师的信任。

当事人主义强调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导权，法院则处于消极中立地位。在程序设计上，具体化为一系列的诉讼原则和诉讼制度，特别是意思自治原则的贯彻实施。在这种理论框架下，法院对当事人的权利限制小，而律师作为当事人的代言人，其作用也自然得到充分发挥，也体现了这种理论的终极价值追求。

从我国民事诉讼构造的具体形态分析,尚没有建立一个既有制约、又有协同的各方主体之间的对话机制,特别是法官和律师之间，他们之间的对立仍旧存在，这样便无法真正建立起当事人易于理解的诉讼环境和对话平台。另外，律师对诉讼参加缺乏实效性,难以对法院判决产生实质性影响。在分权而治的构造框架下,注重法院与律师协同发现案件真实、协同促进诉讼进行之关系的构建特别重要。所以,立法上,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当从正面扩张当事人和律师收集证据的权限和手段,包括实质性地引入Discovery制度，提高纠纷事实和证据资料在诉讼程序中披露、开示的质与量,正确认定具体诉讼中的争议事实,促进案件的集中审理和诉讼和解。同时,在民事司法改革中,要克服形式化,塑造中国民事诉讼制度的新面貌。

4参考文献

1唐力.对话与沟通：民事诉讼构造之法理分析[J].法学研究，2005,(1)

作者：吕胜利

民事诉讼功能论文篇3：

论民事诉讼当事人陈述的功能

摘要：当事人陈述是在任何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都存在的一种诉讼材料。在大陆法系国家，当事人陈述可分为事实(主要事实)主张、自认和其他陈述三个部分，各部分具有不同的功能。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当事人陈述仅具有单一的证据功能。但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诉讼理念的转变，当事人陈述的功能逐渐走向了多元化，从而与大陆法系国家当事人陈述的功能趋于一致。在此背景下，仍有必要在审判实务操作中强调和重视当事人陈述的证据功能。

关键词：当事人陈述；诉讼理念；证据功能

文献标识码：A

当事人陈述是在任何一个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都存在的一种诉讼材料，其功能之界定及发挥不仅直接影响到事实审理的结果，也与诉讼体制的选择或转变密切相关。回顾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历程可以发现，当事人陈述的功能在其间悄然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变化。梳理这种变化的过程，透视其背景，分析其得失，不仅有助于消除当下司法实践中的矛盾和困惑，更有利于未来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

一、大陆法系背景下当事人陈述的功能——一种代表性的观点

按照现代民事诉讼法理，当事人作为民事诉讼的主体，其在民事诉讼中享有广泛的程序参与权并得到程序保障。在诉讼中，当事人有权利同时也有义务提出诉讼请求、法律与事实根据以及证据，这些行为都必须以言词的方式予以实现或完成。因此，最广泛意义上的当事人陈述包括关于诉讼请求的陈述，关于支持或者反对诉讼请求的法律与事实根据的陈述，关于与案件有关的其他事实的陈述，关于证据分析的陈述，关于案件的性质和法律问题的陈述等等^[1]。但学界和实务界基本上都是在狭义上理解与使用当事人陈述这一概念的，即将当事人陈述界定为当事人就案件事实向法院所作的陈述。本文所指的当事人陈述，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概念。

站在大陆法系立场来看，当事人陈述在三个层面上具有三种不同的功能。一是当事人为了支持其诉讼请求而向法院陈述的事实根据，即关于主要事实的主张。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包括主要事实、间接事实和辅助事实。日本学者高桥宏志对三种事实的不同含义作了精当的解释：“所谓的主要事实又被称为直接事实，是指在判断出现权利发生、变更或消灭之法律效果中直接且必要的事实，换言之，是与作为法条构成要件被列举的事实(要件事实)相对应的事实。……所谓的间接事实，也被称为凭证(证据)，是指在借助于经验法则及逻辑法则的作用推定主要事实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事实。……而所谓的辅助事实是指，用于明确证据能力或证据力(证明能力)的事实。”^[2]通说认为辩论主义只适用于主要事实。根据辩论主义原则，未经当事人主张的主要事实，判决中不能加以认定，也就是说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不得超出当事人主张的主要事实的范围。据此，当事人关于主要事实的主张也就是诉讼中的证明对象。因此，当事人关于主要事实的主张具有确定法院审理的事实范围和诉讼证明对象的功能。二是当事人对于不利于自己的事实的真实性的认可，即自认。同样根据辩论主义原则的要求，对方当事人对于自认的事实无需证明，法官必须直接认可该事实并作为裁判基础。可见，自认具有排除事实争议、限缩证明对象的功能。三是当事人作为证据方法而就其亲历所知向法院陈述有关案件事实，以作为证据资料供法院参考^[3]。这个意义上的当事人陈述的功能是作为证明的手段，亦即证据功能。(注：按照我国台湾学者邱联恭教授的见解，当事人陈述除具有阐明案情、证明案件事实之功能外，尚有表明信服度之功能，即“应该认知当事人本人的供述对于法院的审理活动，具有表明信服不信服以及其理由的功能，这是在事实审理的过程或其较后阶段，对于法院循本人听取或本人讯问所幸称之心证(法官根据上述两个功能得到的资料及暂时的判断结果)，进行件事的活动”，这一功能有助于提升审判正确度与迅速经济度，防止发生来自裁判的突袭。(参见：邱联恭.当事人本人供述之功能：着重于阐论其思想背景之变迁[C]//民事诉讼法之研讨(三).台北：三民书局，1995：621.)鉴于当事人陈述之表明信服度功能与本文主旨关系不紧，暂时存而不论。其中第一、二项功能的直接依据都是辩论主义，都体现了对审判权的约束，故可统称为约束审判权的功能。

与当事人陈述三项功能相对应，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中分别设置了三种配套制度以使所对应之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与当事人陈述之限定法院审理事实的范围、明确证明对象的功能相配套的是释明权制度，即为了弄清楚当事人的事实主张，法官可以对当事人进行询问。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9条规定：“审判长应该使当事人就一切重要的事实作充分的说明，……为达此目的，在必要时审判长应与当事人共同从事实上和法律上两方面对于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进行阐明，并且提出发问。”《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审判长为了明了诉讼关系，在口头辩论的日期或者期日之外，就有关事实上及法律上的事项对当事人进行发问，并且催促其进行证明。”应当注意，当事人“在听审当事人框架下陈述的东西总是具有主张的性质而不是证据的性质”^[4]。与当事人陈述的排除事实争议、限缩证明对象的功能相配套的是自认制度。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88条第1款规定：“自认的事实无需证据。”《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79规定：“当事人在法院自认的事实及显著的事实，无需进行证明。”而与当事人陈述的证据功能相配套的则是法庭调查制度，即由法官对当事人进行询问或者让当事人彼此进行询问，将被询问当事人的陈述作为证据。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45条和第448条分别规定了法院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询问当事人的规则，“一方当事人对于应该由他证明的事项，不能通过其他的证据方法得到完全的证明，或者未提出其他证据方法时，可以申请就应证明的事实讯问对方当事人”(第445条)；“如果言词辩论的结果和已经进行的调查证据的结果，对于应证事实的真实与否不能提供足够的心证时，法院也可以在当事人一方并未提出申请时，不问举证责任的归属，而命令就该事实讯问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第448条)。《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7条规定：“法院根据申请或依职权，可以询问当事人本人。在此种情况下，可以使该当事人进行宣誓。” 经过询问所得到的当事人陈述内容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与德国不同，日本现行《民事诉讼法》则规定法官在证据调查的任何阶段均可自由决定是否对当事人进行询问。因为“由于最了解事件真相的是当事人，一开始便询问当事人有时是很方便的。”^[5]我国台湾地区原“民事诉讼法”并未将询问当事人规定为证据种类，2000年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在“证据”一节中增加了“当事人询问”的规定。增订的理由是，“就事实审理而言，因当事人本人通常为最知悉纷争事实之人，故最有可能提供案情资料，以协助法官发现真实及促进诉讼，进而达到审理集中化之目标。故为使法院能迅速发现真实，应认法院得询问当事人本人，并以其陈述作为证据。”^[6]

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当事人陈述的功能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3条将当事人陈述列为七种证据之一。从该法典立法指导思想及有关规定来看，包括主张和自认在内的当事人就事实所作的所有陈述，都具有且仅仅具有证据功能。笔者称之当事人陈述功能的一元定位。

现行《民事诉讼法》奉行的“客观真实主义”是当事人陈述功能一元定位的思想根源。客观真实主义要求判决必须以客观事实真相为依据，即判决所认定的事实的真实性必须达到“客观真实”的标准。客观事实可能与任何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不同，也可能与当事人自认的事实不同。就事实主张而言，当事人总是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来主张事实的，当客观事实对双方当事人都存在不利时，双方当事人都可能不予主张。比如，借款纠纷的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偿还借款，原告主张借款关系成立的事实，被告主张已经偿还的事实。事实真相是，被告因无钱支付赌债而给原告立下了借据。倘若欠款数额巨大，则陈述真相无异于承认自己犯下了赌博罪。原告固然会认为陈述真相于己不利，被告也可能认为陈述真相弊大于利，于是双方都有可能在陈述中回避真相。显然，根据客观真实主义的要求，法院应当查明欠款是赌债这一事实，而不是在当事人主张的范围认定事实。可见，客观真实主义必然要求法院对事实的审理范围不受当事人主张的限制，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不能根据当事人主张来确定证明对象。再就自认而言，当事人自认的事实固然因其利他性而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但仍然不能排除自认的事实和客观事实不符的情况。比如有些当事人不想纠缠于枝节问题而承认与真相不符的事实、当事人基于某种利害顾虑而违心地承认与真相不符的事实等等。为确保客观事实的发现，法院认定事实也就不应受当事人自认的限制。可见，只要坚持客观真实主义，就不应赋予当事人关于主要事实的主张以限定事实审理的范围和确定证明对象的功能，也不应赋予自认以排除事实争议和限缩证明对象的功能。既然现行《民事诉讼法》奉行的客观真实主义否定当事人陈述具有约束审判权的功能，同时《民事诉讼法》又将当事人陈述列为七种证据种类之一，那么所有的当事人陈述都仅具有单一的证据功能。

当事人陈述的单一证据功能定位，通过职权探知主义诉讼机制得以进一步确立。从作为判决基础的事实形成的诉讼机制来看，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辩论主义诉讼机制，即由当事人证明事实，法院不主动去查明事实，只是对经当事人证明成立的事实作出认定；另一种是职权探知主义诉讼机制，即由法院依职权查明事实并对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当事人负有配合法院查明事实的责任，但不要求当事人通过证明活动为判决提供事实基础。与辩论主义相对照，职权探知主义也包括3方面内容：1法院有责任积极收集作为判决基础的必要的诉讼资料，即使当事人并未主张的主要事实，法院也可以认定并作为判决的基础；2法院认定事实不受当事人自认的约束，亦即法院可以推翻自认并作出与自认相反的事实认定；3法院进行证据调查不以当事人提出之证据范围为限制，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显然，在职权探知主义机制下，当事人关于主要事实的主张没有限定审理范围和确定证明对象的功能，当事人的自认也不具有排除事实争议和限缩证明对象的功能。而现行民事诉讼法所实行的正是职权探知主义。上述职权探知主义的第一、第二项内容虽无明文规定，但如上文所分析的，这两项内容可以从客观真实主义中引申出来。至于第三项内容，亦即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则有明文规定。《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该条文明确赋予了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权能。

既然在现行《民事诉讼法》中，当事人陈述整体上只具有单一的证据功能，与约束法院审判权的功能相配套的释明权制度和自认制度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和空间。这就是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没有确立释明权制度和自认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当事人陈述功能在我国诉讼实践中的变化及其反思

虽然现行《民事诉讼法》自1991年颁布实施以来，至今未作修改，但此间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却在持续推进中。审判方式改革带来的诉讼理念和诉讼机制的转型，导致当事人陈述的功能在诉讼实践中悄然发生变化。

导致当事人陈述在诉讼实践中功能转变的诉讼理念转型主要是，“客观真实主义”转向了“法律真实主义”，亦即“法律真实”取代了“客观真实”，成为实务中的发现事实的现实目标。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实务部门开始认识到：“诉讼证明活动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客观真实，但诉讼证明活动应当达到的最低要求是法律真实。”^[7]尽管“客观真实”依然被奉为事实发现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但将“法律真实”确立为事实发现所应达到的现实目标。这一诉讼理念的转型在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63条规定中得到了体现，即：“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判决。”对此司法界的权威解释认为，“该规定第一次明确了我国民事诉讼中‘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8] “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属于两个不同层次的目标，后者低于前者。也就是说，一个达到“法律真实”标准的事实结论未必符合“客观真实”标准。因此，“法律真实”观念的确立，暗示着在诉讼实践中不再刻意要求法院必须要发现客观事实。上文分析指出，在法院以发现“客观真实“为目标展开的诉讼过程中，当事人陈述只具有单一的证据功能。然而，随着“客观真实”标准的淡化和“法律真实”标准的确立，当事人陈述仅具有单一的证据功能的一个重要前提也就不复存在。虽然这并不当然意味着当事人陈述的功能的多元化，但为当事人陈述功能走向多元化扫清了主要障碍。

“法律真实”取代“客观真实”而成为实践中事实发现的目标的同时，职权探知主义也开始逐步转向了辩论主义。辩论主义在我国民事诉讼实践中的确立同样可以从《证据规定》找到依据。其一，该司法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条文是关于证明责任的原则性规定。根据证明责任的原理，当事人负有证明责任的事实是其主张的主要事实，只有在主要事实不能证明时才会直接导致当事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因此，《证据规定》第2条所谓的“当事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理解为当事人主张的主要事实，而不是其主张的所有事实。也就是说，《证据规定》确立了当事人应对主要事实承担证明责任的原则。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主要事实负有证明责任，同时意味着主要事实是事实审理的范围和证明对象。如果事实审理的范围和证明对象不限于当事人主张的主要事实，则证明责任必然无法落实。这是因为，当事人只可能就其主张的事实展开证明活动，要求当事人就其未主张过的事实展开进行证明并承担该事实真伪不明带来的不利诉讼结果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理的。可见，《证据规定》第2条间接确立了辩论主义的第一项内容，即法院应以当事人主张的主要事实为审理的范围。其二，《证据规定》确立了法院应当直接认定自认事实的规则。《证据规定》第8条第1款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除外。”据此，一方当事人的自认具有免除对方当事人证明责任的效力。在一方当事人就事实的证明责任因对方自认而免除的情况下，法院是不是必须认定自认的事实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法院可以就事实作出与自认相矛盾的认定，就意味着即使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为对方自认，该事实不被认定的风险依然存在。为避免所主张的事实未被法院认定的风险，当事人仍有举证证明的必要，证明责任并未因对方当事人自认而卸下。换言之，在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为对方自认的情况下，只有法院直接认定该事实，才能真正免除该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可见，免除当事人就对方自认的事实的证明责任，必然意味着法院必须认定该事实。其三，《证据规定》基本上取消了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权限。《证据规定》第15条将《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限定为“(一)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二)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同时，该规定要求法院应根据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的“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提供的证据”。虽然《证据规定》没有完全取消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职权，但是足以导致实践中法院基本上不再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涉及实体争议的事实的证据。综上可见，《证据规定》虽未明确宣示辩论主义，但已经在我国民事诉讼的实际运行中导入了辩论主义。由于辩论主义的导入，当事人陈述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即由《民事诉讼法》赋予的单一证据功能转向功能的多元化。其中，当事人有关主要事实的主张被赋予了确定事实审理对象和证明对象的功能，自认被赋予了排除争议、限缩证明对象的功能，同时两者都不再具有证据功能，只有其他的陈述仍然具有证据功能。至此，我国民事诉讼实践中，当事人陈述的功能与上文指出的大陆法系背景下的当事人陈述的功能趋于一致。

当事人陈述在我国诉讼实践中的功能的转变，就趋势而言乃是必然的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私权自治”观念的形成和确立。从“私权自治”观念来看，民事纠纷作为私权纠纷，其解决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志自由和处分自由，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当尊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克制职权介入。这种观念体现在事实审理的过程中，就是将审理的范围局限于当事人争议的范围以体现对当事人就诉讼资料的处分权的尊重。赋予当事人的主张(限于主要事实)和自认以约束法院审判的功能而否定其证据功能，正是“私权自治”观念在诉讼实践中一个重要体现。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民事诉讼法》尚未修改，当事人陈述功能的变化至今仍停留在实践层面，由此造成的问题不容忽视。从实践中的状况来看，主要有如下三种现象应当引起重视：

第一种现象是实务部门对于当事人陈述的功能认识不一，实践中的处理左右摇摆。当事人陈述功能的多元化界定，相比于一元化的界定更具合理性，但多元化的界定与现行《民事诉讼法》的精神与原则存在冲突。于是，实务操作中有些法院或法官坚持合理性思维，以证据功能的多元化立场区别对待当事人陈述，而另一些法院或法官则坚持合法性思维，以证据功能的一元化立场对待当事人陈述，即将所有当事人陈述一律视为证据。如此在司法实践中就出现了两种思维和立场并存的现象，造成了司法的局部混乱。这一现象必须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才能从根本上加以克服，即通过立法修改确立辩论主义为当事人功能的多元化提供权威而统一的法律依据。

第二种现象是矫枉过正，即忽视甚至否定当事人陈述的证据功能。当前我国民事审判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利于案件真实之发现的倾向性做法，即过分依赖物证、书证以及同样以书面形式呈现的证人证言，而忽视了当事人陈述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司法实务中，当事人的陈述往往不能直接作为一种证据材料来运用，甚至也不作为一种辅助性的证据方法来看待，而往往把当事人的陈述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一并作为证明对象^[9]。如此以来，当事人关于案件事实的活生生的记忆、叙述、解释乃至其情绪表征等直接关涉案情认定的重要信息，在案件审查中似乎统统都不重要了，甚至被一笔勾销了，审判因而缺乏鲜活性与细腻性，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形式化”特征。比如实践中对普通的民间借款纠纷案件的处理，法院一般仅仅就原告提供的欠条进行审理，而完全置被告陈述的关于欠条背后的“真实故事”于不顾，这是典型的形式化的审判。这种审判“形式化”的现象自上世纪90年代倡导审判方式改革——即倡导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或者说倡导法官“坐堂问案”以来，似乎有逐渐强化之势。当事人是案件事实的亲历者，其陈述中蕴含着珍贵的案件信息，而“形式化”的审判忽视了当事人陈述对于查明案情的价值，会妨碍案件真相的发现。因此，为确保事实真相的发现，有必要纠正实践中存在的审判“形式化”的倾向，充分重视和发挥当事人陈述的作用。

四、当事人陈述的证据功能

上文指出，当事人有关主要事实的主张和自认以外的其他当事人陈述仍具有证据之功能。与其他证据相比，当事人陈述的证据功能的发挥机制有其鲜明的特色。发挥证明作用的当事人陈述主要有如下3类：

(一)自相矛盾的陈述

如果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是虚假的事实，则其陈述中可能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内容。如果能够挖掘出这种自相矛盾的陈述内容，即可运用经验法则的证伪作用而直接否定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正常情况下，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不会包含着自相矛盾的内容，但是当事人在主张事实的基础上展开的相关事实和细节事实的陈述就可能包含着自相矛盾的内容。这是因为，当事人主张一个虚假的事实，就必须同时编造一系列虚假的相关事实或细节事实以达到“自圆其说”的效果。然而，在遭遇法官或者对方当事人突然询问的情况下，主张虚假事实的当事人往往猝不及防，其所陈述的相关事实和细节事实很有可能与其主张的事实彼此矛盾。在此情况下，法官就可以运用经验法则，根据当事人展开的陈述直接认定其主张的事实为虚假事实。

(二)可以用其他证据推翻的陈述

如果当事人主张的是虚假事实，那么即使其展开的相关事实或细节事实的陈述中没有互相矛盾的内容，但也可能存在着可以用其他证据推翻的内容。如果否认的当事人没有可以用来直接推翻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的证据，但有可以用来推翻对方当事人陈述的相关事实或细节事实的证据，同样可以达到推翻对方主张的事实的目的。当事人陈述中的这种可以用其他证据推翻的关于相关事实或细节事实的陈述，就成为了可以用来推翻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的证据。

(三)可以与间接证据相印证的陈述

间接证据不能单独证明待证事实，但是如果能够和其他间接事实相互印证就可能证明待证事实。在当事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但有间接证据可以利用的情况下，如果通过询问让当事人就相关事实或细节事实进行陈述，就有可能得到可以确定为真实的陈述，并和已有间接证据相互印证，其主张的事实就可以得到证明。如此一来，当事人基于询问所作的陈述就获得了证据价值，属于间接证据。与前两类的当事人陈述发挥“证伪”的作用不同，这一类当事人陈述发挥的是“证实”的作用。如：甲诉乙，要求确认丙在马路上拾到的钱包及其中的钱物为甲所有，理由是该钱包是他丢失的。乙声称自己是钱包及其中的钱物的所有人，理由是他才是真正丢钱包的人。此案中惟一现成的证据就是钱包以及钱包中的钱物，仅凭该证据不足以认定谁是真正丢失钱包的人。于是，法官要求甲、乙当庭各自以书写方式陈述钱包内钱物数量及特征。甲陈述钱包内有100元人民币3张，某某书店购书卡一张；而乙则作完全不同的陈述。经现场检验，发现涉讼钱包内确有100元人民币3张、某某书店购书卡一张，证实甲之陈述准确，而乙之陈述则相去甚远，由此认定涉讼钱包为甲丢失，并判决甲为钱包及钱包中的钱物的所有人。本案中，就甲主张的他是丢失钱包的人这一事实而言，调查钱包所得到证据资料、甲关于钱包内钱物数量及特征的陈述都属于间接证据，单独都不足以证明甲为丢失钱包的人这一事实，但由于这两个证据彼此互相印证，结合起来就可以证明甲主张的事实。此案中，甲乙各自回答法官询问的陈述无疑发挥了重要的证据价值。

通过以上关于当事人陈述的证据价值的类型化分析可见，对于案件事实具有证据价值的当事人陈述并不少见，有些情形下当事人陈述对于事实真相的发现还可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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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nction of the Statement of the Party to a Civil A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