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证明研究论文

摘要证明妨碍是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常见的情形，这是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制度和现实的碰撞，是公民权利与正义的不可磨灭的矛盾，此种情形经常出现于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导致难以遏制此种现象的发展趋势，使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不可能提出证据，使待证事实无证据可资证明，形成待证事实存否不明的状态。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民事诉讼证明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民事诉讼证明研究论文 篇1：

民事诉讼证明妨碍制度研究

摘要：我国民事诉讼中确定证明责任规则，包括一般和特殊两种。二者相同之处是由负有证明责任的人对举证不能承担后果，并有导致败诉的可能性。由此，在“举证不能”的前提下，可能诱发非证明责任一方进行证明妨碍行为，致使举证一方因无法证明所主张的事实而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并最终导致败诉。为弥补这一漏洞，证明妨碍制度逐渐显形并在法学家的研究与司法实践中渐趋完善，它是证明责任规则的特殊化，也是使诉讼过程在“平衡-失衡-平衡”的轨迹中保持一种既有的稳定。本文试图从民事诉讼证明责任规则入手，通过分析证明妨碍行为的概念、构成要件、法律后果等，深入剖析证明妨碍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

关键词：证明体系;证据责任;证明妨碍;制度平衡;

引言

2001年，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等，当事人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如果没有证据或者不足以证明所主张的事实，则由其对该不利后果承担责任。理论界将这一法条所含“谁主张谁举证”的内容称为 “一般的证明责任规则”。

此外，该司法解释第四条还规定了包括污染环境纠纷、动物侵权纠纷等在内的八种特殊证明责任，以及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消费者权益案件、劳动争议案件共十一种特殊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这两者共同构成了证明责任规则体系。

只是，整个证据规则体系确保的是当事人之间证据对抗的形式正义。在举证期间，当事人收集证据存在交叉时，一方对另一方负有提供证据的作为义务或者不阻止取证的不作为义务，一方作为或者不作为，达到妨碍另一方收集证据的目的，最终影响判决的结果，这同样有违司法的实质正义。因此，当该种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日趋凸显时，寻求解决之道迫在眉睫，经过长时间的研讨和应用，民事诉讼证明妨碍制度逐渐成形。

一、证明妨碍制度概述

（一）证明妨碍行为的概念

证明妨碍制度是为了平衡当事人双方的公平与司法正义而对原有的证据责任规则的细化。这一细化的过程体现对国家司法制度的完善。证明妨碍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以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导致对方当事人对其所要证明的事实造成举证不能的后果。

1.主体

我国民诉法学界对于主体分析的主流观点有三种：（1）当事人与非当事人;（2）当事人;（3）不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首先，只有在当事人之间才会产生因举证不能而承担不利后果的可能性，才具有妨碍证据的动机。而非当事人的妨碍行为应当根据其动机确定其行为归属于当事人中的哪一方，如果非当事人是独立的意思而为妨碍行为，则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11条对其作出惩罚，而在当事人之间不发生证明责任不能时的后果转移。因此，可以排除第一种论述。其次，将主体仅限于“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显得过于狭隘。一般情况下，基于“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证明责任规则，被告通常是非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被告不提供任何证据。相反，一些积极的被告会提供大量反证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而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告同样可能实行妨碍被告获取证据，例如对于不利于己方的证据进行非正当的消灭或隐匿等。

在笔者看来，第二种观点是相比之下是更为准确的。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双方的对抗主要是围绕证据展开，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可能承担更大的被妨碍的可能性，但同样不可忽视非举证一方在取证时也同样会受到举证一方的干扰。

2.客观要件

主要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其中，作为是指当事人用隐匿或者毁灭证据等积极主动的方式进行妨碍证据的行为。不作为主要是指当事人消极地采用不作为的方式不履行维持或制作证据的义务。被妨碍方在受到证据妨碍时，可以申请法院终止妨碍方的妨碍行为。由被妨碍方举证证明妨碍方存在证据妨碍行为，证明标准为“高度可能性”。

3.主观要件

笔者认为，行为的主观要件为故意和重大过失，应当排除一般过失。从证明妨碍制度的目的出发，可知其主要是为了惩治恶意损害诉讼制度与司法威严的恶性诉讼行为，对被妨碍方提供救济的防御措施和进行损害后赔偿的补救方案。若当事人并非存在故意的主观恶性和过失的结果恶性，而仅仅为一般人都会存在的过失，未免矫枉过正，导致行为错误与惩罚力度的不对称，因此应当将一般过失作为证据妨碍行为的免责事由。此外，以证明责任规则和证明妨碍制度的关系来看，证明责任规则是一般原则，证明妨碍制度是特殊原则，一般情况下，不允许舍弃适用一般规则而寻求适用特殊规则，否则，可能有架空证明责任规则的嫌疑，导致证明妨碍制度的滥用，违反了制度设计初始的目的。而对于妨碍人的“故意”“重大过失”以及“一般过失”之间的界定，应当按照一般的民事规则，加之法官运用自有心证，可以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

4.结果要件

该要件为对方当事人对其所欲证明的事实造成举证不能。此处的“举证不能”并不单单指一般证据规则中“谁主张谁举证”所导致的举证不能，还包括提出反证的当事人因证据缺失而不能反驳负有举证责任一方所主张的事实。证明妨碍行为的结果要件是司法惩治的终极原因。“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司法的一大准绳，而事实的认定主要是靠一系列证据进行佐证。可以说，证据是当事人最有力的武器。而证据的脆弱性和被动性则为当事人行使证据妨碍行为提供便捷，一旦关键证据被毁损灭失，就意味着部分事实处于不辨真假的状态之中。这样的行为阻碍诉讼进程，破坏司法秩序。作為中立的裁判者--司法机关应进行调节，惩治妨碍者，弥补被妨碍者，从而达到双方当事人武器相当，平等进行诉讼的目的。

5.因果关系

与侵权行为一样，它同样存在着行为与结果的牵连。这是为了将损害后果准确地归属到行为人身上。如果证明妨碍行为并未造成举证不能或者举证不能的结果并不是由妨碍人所引起，那么，该认定该妨碍行为是未得逞的，则不应该过分追究其责任。

二、证明妨碍制度在我国现行司法制度下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上

我国民事诉讼法典没有设置作为裁判规则功能的证明妨碍原则性条款，关于民事证明妨碍制度的内容可谓寥寥无几，在现存的规定之中，仅在司法解释中能找到只言片语，主要分布在《证据规定》中关于特定不作为的妨碍行为和《民事诉讼解释》拒不提交书证的规定。我国关于该项制度所立法条的位阶比较低，这也充分暴露了我国司法尚未重视证明妨碍行为对民事诉讼进程所造成的影响。

再次，在僅有的几个法条中，见诸前文分析，妨碍人为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而将“不负证明责任当事人”作为证明妨碍主体， 显然是缩小了证明妨碍规则的适用范围。我国《证据规定》相关规定也仅仅包含持有证据方无正当理由不提供对其不利的证据，忽略了以窝藏、毁灭证据等作为形式实施的妨碍行为，对于实行妨碍行为的后果也规定较少。整体来看，我国司法对于证据妨碍规则并未达到应有的重视程度，认定范围十分狭窄。

（二）司法上

在适用证明责任规则时，由于多种证明责任规则的繁琐性以及实务案件中事物的复杂性，法院尚有操作法律失误之嫌，分配举证责任时存在错分。而证明妨碍制度作为证明责任制度的特殊规定，我国司法机关又存在过度依赖法律规定，僵化法律条文的问题，在法律尚未有充足的规定下，法院更是难以界定判明。这种状况下，证明妨碍行为得到了法律的纵容，更加助长了其生根发芽。

三、证明妨碍制度的完善

（一）立法完善

1.完善关于民事证明妨碍行为种类的法律规定

在具体规定民事妨碍行为时，我国仅有关于书证作了大致规定，且对于妨碍行为也仅限于特定不作为的拒交行为。相比之下，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妨碍行为的规定则更为广泛。笔者认为，可以参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隐藏、毁灭、阻碍证据的行为以及阻碍物证、电子数据等证据作出详细规定。

2.增设民事妨碍行为的法律后果类型

我国法律关于证明妨碍规则的适用几乎寥寥无几，惩罚力度与惩罚种类僵化死板，无法解决现实存在的诸多借用证据责任规则实行证据妨碍行为的境况。在笔者看来，我国法律可以试行该下法律后果形式：

（1）降低证明标准

对于当事人毁灭证据或者不提供证据等证明妨碍行为，影响到关于对方当事人所主张认定的事实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将证明标准降低到“排除合理怀疑”。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可以是大量的“间接证据”。以证据规则第75条为例，当证据持有人拒不提供对其不利的证据，不应推定对方主张的事实即为成立。由于持有者主张对其不利的证据所指向的事实不一定是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而可能是其在权衡两种事实后果孰轻孰重下的比较。在该种情形下，法院应该对所主张事实进行内心的判断，根据其提供的大量辅助证据，加之为弥补被妨碍人的损害而降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综合判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是否存在。

（2）事前禁止令

在我国对民事妨碍行为仅有的几个法条中，均是事后惩戒。事前禁止令是一种事先的防范措施，不论是在当事人起诉法院之前，还是在诉讼进行时，当一方认为对方可能存在妨碍行为时，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发布禁止令，禁止对方当事人其从事某种行为、进入某种地方或接触某些人。当然，事前禁止令可能会对另一方当事人的权利产生极其严重的损害，法院在受理申请后，申请方应当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另一方当事人存在或者可能证明妨碍行为，并提供相应的保证金。当对方当事人向法院控诉权利并有合理根据时，法院解除禁止令并按对方当事人的要求判令申请方给予适当赔偿。

（3）管制、拘役等刑事处罚

《刑法》中关于证明妨碍行为的规定很少。伪证罪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碍作证罪明确规定适用刑事诉讼法。而妨碍作证罪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则未有此规定，据于此可以推断，这两种罪行同样适用于民事诉讼中。但是妨碍作证罪入刑主要是由于其暴力的手段，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的罪犯排除了诉讼中的当事人，因此几乎不能成为法院判决妨碍人构成犯罪的依据。在某些民事案件中，妨碍人刻意毁损隐藏关键证据，致使案件事实处于不辨真假的状态，而获得胜诉的结果。这种行为损害了无辜的当事人，其行为恶性不亚于虚假诉讼。为防止证明妨碍行为的滋生蔓延，应当对其以严重的刑事惩治，以达到平衡司法正义的。

（二）司法完善

司法机关是完善司法的主要载体，而司法人员则是司法实践的操盘手。司法人员特别是法官对于法律的理解，对于案件事实的分析，对于整个案件的判决都至关重要。证明妨碍制度是一种新型的更为复杂的制度，需要法官高超的专业素养和执业能力。司法人员需要经过长期的教育，在不断学习和实践中获得经验。法官在判案过程中，更需熟练运用自由心证，对证据妨碍行为作出精准的判断。

结语

就目前而言，我国的证明责任规则已成体系，然而在具体运用时却存在颇多问题。其中比较大的问题是容易忽略“证据偏在”问题，即证据相对于原被告而言，总有一方离证据的可获取度更近，而另一方提出证据的难度相对更大。排除客观因素，当人为的使证据离事实越来越远时，司法并没有采取措施予以纠正违法的妨碍行为，这也是证据妨碍制度何以存在的意义--平衡原被告之间的对抗与司法的天平。司法实践总是先于法律出台，尽管如今我国法律并未深入引进该项制度，但是在不久之将来，在借鉴国内外的经验之上，以及结合我国本土的国情与实践，民事诉讼妨碍行为必成为法堂之上惩治的一大重点，而我国的民事诉讼在操作上将更加符合民意与司法所追求的公正。

参考文献

[1]张曦，邵军.民事诉讼证据妨碍法律规则之重构[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7，32（06）：151-158.

[4]赵文婧.关于构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妨碍制度的思考[J].商，2014（06），195.

[5]民事证据制度研究[M]，张卫平，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天津昭元律师事务所

作者：王旭明

民事诉讼证明研究论文 篇2：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妨碍完善研究

摘 要 证明妨碍是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常见的情形，这是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制度和现实的碰撞，是公民权利与正义的不可磨灭的矛盾，此种情形经常出现于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导致难以遏制此种现象的发展趋势，使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不可能提出证据，使待证事实无证据可资证明，形成待证事实存否不明的状态。本文基于当前存在的证明妨碍的情形，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态势，针对证明妨碍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的建议。

关键词 证明妨碍 当事人 完善建议

当事人要使自己的事实主张能够得以认可，就需要对该主张进行证明。对方当事人的阻碍行为必然导致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有可能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而承担其不能证明的不利后果。故证明妨碍的非正义性事不言自明的。

一、证明妨碍的概述

证明妨碍，是指不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通过作为或不作为阻碍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对其事实主张的证明。证明妨碍主要表现为：销毁、藏匿、篡改可用于对方证明的证据资料；通过手段阻止证人出庭作证等。

在我国民事诉讼体制中，越来越强调当事人在揭示案件事实方面的作用，当事人的证明责任以及在民事诉讼中得以确立，法院也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大量进行职权调查，而是变为更为消极的证据审查和判断。这样的情况增加了当死人自行收集证据的压力，当事人需要掌握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来摆脱不能证明带来的不利后果。由于当事人利益的对立性，在现实中必然会出现一方当事人阻碍另一方当事人证明的现象，然而，妨碍证明的行为是违背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是该被禁止的。

二、证明妨碍的完善

由于证明妨碍存在的不正当，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有关规制其的制度措施。且这些对于对付证明妨碍的对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强制措施。对于现行民事诉讼发第102条规定的“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行为属于证明妨碍的行为，其被界定为对民事诉讼秩序的妨害。对此，应采取的对策是，法院可以对行为人处以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法院调查取证。一旦行为人实施了证明障碍的行为，对方当事人便很难获得证据对自己的事实主张加以证明，因此，可利用民诉法规定的法院调查取证制度，即当事人向法院申请，由法院依职权向持有证据的对方当事人调查取证。

（3）推定主张成立。现代型纠纷多样化的出现，其中环境污染纠纷、产品质量纠纷和医疗纠纷等大量增加，这些纠纷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证据的偏在性”，即大量能够证明法律要件事实的证据被集中控制于另一方当事人，且往往是加害的当事人一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规定》第7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也就是所谓的“主张推定成立”。

（3）证明责任倒置。其法理意义在于，如果没有对方当事人妨害证明的行为，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的当事人是能够证明的，由于对方实施妨害证明的行为导致无法加以证明，因而承担不利后果，这对原来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所以实行证明责任倒置也是为了诉讼的公正性。

（4）降低证明标准。通过降低当事人证明标准，使得当事人即使缺乏某些证据时也能够实现其主张的证明，同时，也是妨害的损失因此降低，保障权利的实现。

拟制自认。拟制自认，是指当对方当事人实施了妨害证明的行为，妨碍另一方当事人证明时，视为对方当事人承认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主张。

有效防止妨害证明的行为，消除证明妨害所造成的影响，实现裁判的公正性是完善民事诉讼制度和民事司法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结語

证明妨碍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导致攻防平衡的诉讼结构失衡，不但损害了民事诉讼程序中的程序利益和实体利益，且严重干扰了正常的诉讼活动和诉讼秩序，危及私法秩序，更让诉讼迟延及诉讼成本的增加，有违诉讼经济和诉讼效率的理念。因此，对证明妨碍的完善迫在眉睫，同时也应建立起相应的、长期的长效机制推动我国司法程序的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1]包冰锋.民事诉讼证明妨碍制度研究[D].博士论文，2011（3）：5-10.

[2]陈晨.民事诉讼证明妨碍制度探析[M].公民与法（法学版），2014（1）：22-24.

（作者单位：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作者：卢珊

民事诉讼证明研究论文 篇3：

民事诉讼不当证明行为之研究

【摘要】证明行为是法治社会中人们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但由于受到不法利益的驱使，一些恶意当事人利用现行民事诉讼制度相关规定的缺失，异化证明行为的功能，把法律视为侵权方法，把不当证明行为当做侵权手段，把法院作为侵权工具。运用不当证明行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损害司法权威、浪费司法资源，是恶性程度相当高的不法行为，必须审慎认定、积极防范、严厉惩处。

【关键词】不当证明行为；识别救济机制

一、不得不直面的现实问题

在证明行为如此被重视的情况下，不当证明行为的现实也不期而至，并呈现出多种表现形式：

（一）逃避债务型

诉讼参与人通过故意采取编造事实、伪造证据等不当证明行为进入法律程序，从而达到逃避债务之目的。如申请人甲与被执行人乙公司合资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法院冻结了被执行人的账户后，接到了黎某等四个申请人根据仲裁裁决书申请执行乙公司所欠的40万元的工人工资，法院在办理此案的过程中发现：本案申请人与被执行人意图通过不当证明行为进入法律程序，恶意参与执行分配，稀释债权，从而达到部分逃避债务之目的。

（二）侵占他人财产型

行为人通过不当证明行为提起诉讼，意图凭借法院之判决书、调解书侵占他人财产。如：陈振聪伪造香港富豪龚如心遗嘱一案，就采取虚构事实、伪造证据的不当证明行为方式，侵占龚如心的遗产。后来经香港高等法院裁定，陈振聪败诉。

（三）转移财产债权型

为了在以后的诉讼中多获得本来不应当获得的财产，与他人串通以不当证明行为的方式提起诉讼转移财产，如2012年10月，张某以赵某及其妻王某为被告，以有赵某签名的5张借条为据，诉至法院请求二被告共同偿还其借款本金110万元及利息。法院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发现张某和赵某通过不当证明行为串通提起虚假诉讼，目的是使赵某能在日后的离婚诉讼中多分些共同财产。

（四）规避法律型

规避法律指当事人己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为逃避法律制裁而实施不当证明行为，意图钻法律程序空子。如夫妻双方通过虚构事实等不当证明行为假离婚，以达到拆迁补偿转移财产、逃避债务、逃避计划生育政策处罚、骗取第二套福利性住房等目的。违章建筑以不当证明行为的方式通过诉讼取得合法地位。

二、不当证明行为机理之考量

（一）不当证明行为之涵义

通过上述案例，不难发现不当证明行为通常具有表象的合法性；当事人的通谋性、趋利性；证明行为的便易性；案件领域的集中性等特点。究竟该如何对民事诉讼中的不当证明行为进行界定呢？当前学术界尚无完备之论述的前提下，对民事诉讼中不当证明行为进行研究，运用文义解释和逻辑解释相结合的方法是比较合适的。

证明是在民事诉讼领域必然产生的一种特殊活动和思维过程，①是思维活动与诉讼行为的统一，其目的是说服法官做出对己有利的事实判定，从而追求有利的诉讼后果。证明对外表现出来就是在民事诉讼中行为人的一系列证明案件事实的行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证明行为。

证明行为是诉讼活动的核心，证明行为的成功与否事关诉讼的成败。对其合理的界定事关重要。我们认为证明行为是指行为人为向审判机关证实案件的真实情况，依据诚实信用原则，积极主动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据的行为。这里讲的证明行为是一种正当的行为，是一种诚信诉讼的行为，是一种证明案件事实的行为，是一种合法的行为。反观证明行为，从逻辑解释的维度来讲，不当证明行为是指行为人出于非正当的目的，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提供证据之内容不真实、收集违法的行为或者实施证明妨碍的行为。不当证明行为不仅是一种违背诚信的行为，更是一种违法行为。对其必须予以严厉制裁，才能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切实捍卫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才能切实构建诚信社会。

综上，我们认为，民事诉讼中的不当证明行为是指在民事诉讼领域，行为人出于非正当的目的，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提供内容不真实之证据、收集证据违法的行为或者实施证明妨碍的行为。

（二）不当证明行为之类型

根据不当证明行为的内涵，我们将不当证明行为划分为三大类：

1.提供证据内容不真实的行为

（1）一方提供虚假证据的行为。在民事诉讼中，一方当事人为了避免败诉的风险，往往会有自己伪造、变造或者指使他人伪造、变造证据的行为。如在陈振聪伪造香港富豪龚如心遗嘱一案中，陈振聪就是企图通过伪造遗嘱的行为达到自己不正当的目的。

（2）双方合意串通提供虚假证据的行为。司法实践中，这种类型较上一类型常见，其操作方式主要是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提供虚假证据，通过调解或者仲裁迅速达成协议，然后通过向法院申请执行或者自己主动履行，从而达到行为人的不法目的。报纸等媒体常见的“假讨债”、“假离婚”、“假倒闭”企图逃避债务等双方合意串通提供虚假证据的案件就是这种类型的真实写照。

2.收集证据手段违法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是我国对收集证据手段违法的不当证明行为的一种法律的否认。主要包括三种情形：（1）收集证据采用刑事违法行为的。比如采取抢劫、盗窃、抢夺、侵犯他人住宅等暴力方式取证的等。（2）收集证据采用侵犯他人人格权、隐私权、商业秘密权等重要民事权益的行为。比如在他人住房安装窃听器、摄像机等等。（3）收集证据采用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的行为。收集证据违反国家保密法、违反公序良俗、采用有伤风化的行为等也属这类情形。

3.实施证明妨碍的行为

所谓证明妨害是指，“一方当事人在诉讼前或者诉讼过程中通过其特定行为故意或者过失地使另一方当事人不能公平地利用证据，而导致对该另一方当事人产生不利裁判后果的情形。”②证明妨害这种不当证明行为在民事诉讼上的蔓延趋势令人触目惊心，已经成了当代民事诉讼的悲哀。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做了原则性规定。

实践中的认定主要考虑以下要件：（1）主体要件：既可以是诉讼当事人，也可以是受当事人控制或者支配的诉讼外第三人；（2）主观要件：行为人主观上要有过错；（3）客体要件：仅限于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的证据种类即当事人的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勘验笔录；（4）客观要件：存在某种证明协助义务、存在特定的证明妨碍行为、受妨碍的证据或证据方式具有不可替代性、导致对被妨碍人产生不利的裁判后果、因果关系的形成。

（三）不当证明行为之性质

证明行为是法律赋予民事主体进行民事诉讼的基本权能。证明行为对实现民事诉讼目的、维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解决民事纷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不当证明行为，违背了证明行为创制的宗旨，严重背离了司法的正当性目的要求。从宏观上说，不当证明行为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司法公正，浪费了司法资源。从微观上说，不当证明行为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民事权益，扰乱了诉讼秩序。简言之，不当证明行为具有非正当性和侵权性。

三、不当证明行为规制之考究

对不当证明行为的规制已经刻不容缓，规制不当证明行为应该以理想主义路径为目标，走现实主义的进路。

（一）现实主义进路

所谓现实主义路径，在当下的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可以进行实操的路径。

1.在考核指标中增设查证不当证明行为案件数

法院绩效管理不能让指标主导一切，应该以司法为民的实际工作为根本。在现行法院考核指标继续适用的情况下，规制不当证明行为应该在法院的考核指标中有所体现，这样就可以避免部分经办法官为了追求其完美的考核数据而不愿、不敢、不去规制不当证明行为。

2.建立不当证明行为识别机制

这个机制实质上就是强化法院主动审查职权，尤其是对三方诉讼和群体诉讼，法院应予以特别的关注。

（1）立案时：严审查，减少不当证明行为进入诉讼程序。如发现有不当证明行为嫌疑，对之进行严格审查并告知立案人相应法律后果。在七天期间内不能查实，先立案并对有关嫌疑予以记载，随案移送业务庭，以引起业务庭审判人员的注意。

（2）立案后：业务庭启动特别审理程序。对立案庭移送的或审理中发现有不当证明行为嫌疑的案件，业务庭启动特别审理程序。经办法官在案件审理的各个环节对不当证明行为予以特别关注，对此案的一些异常情况要记录在卷。

（3）判决前：中止审理和及时报告制度。经办法官对不当证明行为能够心里形成确信，要认定还需要查证。此时应允许经办法官裁定中止案件的审理，并将案件提交本院审委会讨论作出决定，由审判委员会授权有关机构进入不当证明行为的查证程序。

3.理顺不当证明行为的处罚机制

对查证的不当证明行为，必须对其进行严格规制。目前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应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1、112、113条的规定对其予以拘留、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要注意拘留、罚款和构成犯罪处罚之间的衔接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中对此做了部分规定。

（二）理想主义路径

所谓理想主义路径，就是在实体上能够完善预防和打击不当证明行为的路径。从法律上来讲，理想主义路径最主要的就是要实现刑事制裁与民事救济。

1.完善刑事立法

不当证明行为是一种严重妨害司法、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其“情形的严重”不仅仅在于它侵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更为重要的是它敢于在法官眼皮子底下、在庄严的法庭上极具蔑视性地从事违法活动，将法庭作为违法活动的“舞台”，将法官当作“傻瓜”玩弄于股掌之间，将司法权变成他们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工具”。这时候，它侵害的就不是一般的司法秩序，而是整个司法赖以存在的基础——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因此，不当证明行为对司法的伤害是根本性的、制度性的，是最为恶毒的伤害。

虽然，不当证明行为发生在民事诉讼领域，但其危害性较之刑事诉讼领域的伪证罪等妨害司法的犯罪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完全存在实施刑事制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更具伪证罪的行为特征。遗憾的是我国现行《刑法》仅对刑事诉讼领域的伪证行为进行了定罪量刑，对民事诉讼领域的妨害司法行为未作明文规定。而刑法的“罪刑法定”、“法无明文不为罪”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刑法对不当证明行为的适用，使不当证明行为很大程度上并不构成犯罪。③

为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我们迫切需要在适当时候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扩大伪证罪的适用范围，使发生在民事诉讼中的某些严重违法行为能够以伪证罪进行刑事责任追究。或者，直接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在《刑法》中增设不当证明行为罪，专门规制不当证明行为。

2.构建不当证明行为的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制度

不当证明行为实质就是利用不当证明行为桥接诉讼程序进行违法活动，不当证明行为者通过各种违法手段，以合法外衣之表象行不法行为之实，诱使法院做出错误判决，使他人和国家司法受到损害。形式上加害人是法院，实质上是不当证明行为者借用法院之力量，使他人和国家司法受到损害。因此不当证明行为者构成了对他人的侵权，造成他人损害，因果关系清楚。上述情形完全符合民事侵权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因此立法上完全可行。不当证明行为民事侵权是一种新型的侵权行为。将这种侵权行为在法律上加以明确规定，以畅通受害人的索赔渠道，让不当证明行为者在经济上受到惩罚是很有必要的。在制度设计上，我们建议对于不当证明行为人适用的不仅仅是补偿性赔偿，可以选择性的适用惩罚性赔偿。对于一般的不当证明行为实施补偿性的赔偿，对于那些行为人不仅出于故意而且还具有一定的主观恶性，就对其实施惩罚性赔偿，除了让其对造成的损失进行弥补之外，还将对其进行处以重罚以防止将来重犯，同时也达到惩戒他人的目的。

注释：

①在我国，“证明”这个概念较之“证据”而言尚属新型范畴，在职权主义模式中，法官往往借助证据来查明事实，对案件事实的揭明似乎仅是裁判权行使主体的单向事务，而与诉讼的利益攸关者不发生直接关联，这种模式查明事实的方法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历史性障碍，因而不能适应现代诉讼机制的构建需要.随着当事人主义的日益臻于完善，“证明”这个概念日显重要，并逐步形成一个制度性体系.

②毕玉谦.民事诉讼证明妨害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02年10月24日发布的<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的内容，对不当证明行为的刑法适用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有效的规制不当证明行为的泛滥.

作者：徐光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