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治理机制论文

【摘要】我国商业银行治理机制和模式的发展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首先是要让真实的所有者归位，完善产权结构，引入战略投资者和中小投资者，接下来就是走改制上市之路，接着落实科学的决策体系和信息披露制度，最后还要做好风险控制。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银行治理机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银行治理机制论文 篇1：

我国商业银行治理机制对经营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摘要：2004年，我国银行业开始了以“建立和完善良好的银行公司治理”为核心的新一轮改革。运用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的基本方法，实证研究了我国商业银行治理机制各构成要素的现状及其对银行盈利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的影响。分析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仍不合理，依然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董事会与监事会的架构基本合理；各银行高管的人均薪酬较高。独立董事比例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产生了积极影响；第一大股东的国家股性质对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具有正面作用；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资本充足率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关键词：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经营绩效；股权结构；制衡机制

文献标志码：A

一、引言

2004年以来，新一轮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针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高不良贷款比例和低竞争能力的痼疾，将重点放在了“建立和完善良好的银行公司治理”上。时至今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除农行外，都已成功完成了注资、引资、上市的“三部曲”，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了股权多元化，极大地改善了财务状况和业务能力。但是，我们更应清醒地看到，股改上市并不是国有银行改革的终极目标。走向资本市场，实现股权的多元化，接受资本市场的洗礼、检验与持续监督，根本的目的是要优化和完善公司治理，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从而能在金融业全面开放的背景下，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壮大发展而不是一败涂地。所以，国有商业银行并非上市之后就万事大吉，尤其是目前国有银行上市后仍保持了国家的绝对控股，国有产权虚置带来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这种现状如若不变，必将面临与其他已经上市的国有大企业一样的问题，上市对改善银行治理结构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中介，与一般公司相比具有诸多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可能决定了银行公司治理与一般公司治理的本质性差异。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就表明，银行公司治理的目标不仅在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而且在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金融体系的安全。在上述背景下，剖析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各构成要素的现状及其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20世纪80年代，对英国、美国与日本、德国公司竞争力差异的研究将公司治理纳入人们的研究视线。根据法码与詹森(1983)的论述，公司治理研究的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情况下的“代理人问题”，解决的中心问题是降低代理成本，其焦点在于所有者和经营者权益相一致。长期以来，尽管人们公认“有效的公司治理是银行安全稳健运行的一项基本要素”，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重要作用，但是银行自身的公司治理问题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从1980年到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3/4左右的会员银行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引发了人们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问题的关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以惨痛的教训使人们意识到公司治理对银行体系稳健运行的重要性。此后，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突出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重要性的文件，其中包括：1999年9月出台的《加强银行机构公司治理》指导性文件，2005年7月出台的《加强银行公司治理》征求意见稿等。

我国经济学界和经济理论界对公司治理结构改革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吴敬琏等首先提出要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借鉴和吸收当代公司治理理论。此后，我国理论界在公司治理的内涵、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产权的讨论、治理模式的比较和治理结构的实证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尽管近年来关于公司治理绩效的相关实证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但由于银行业的特殊性，专门介绍该行业实证研究情况的文章相对较少。陈丽蓉、王晓光和邓永顺(2004)根据2002年的四家上市银行的年报数据，对四家银行的公司治理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上市银行股权较为分散，但控制权多有国有背景；董事会、监事会规模较大，独立董事比例偏低；高管股权激励不足；信息披露流于形式。朱建武、薛俊波(2004)在分析上市银行数据后认为，股份制银行正在经历公司治理结构的异化而逐步丧失相对于国有银行的公司治理优势。连建辉(2005)在“股权结构与上市银行公司治理”的研究中得出结论：我国上市银行呈现出寡头竞争型的股权结构，有利于我国上市银行股东控制作用的发挥，有利于银行绩效的提升。但是，上述研究仍然缺乏完整的对治理结构与银行绩效关系的计量分析。

曹廷求(2004)的研究弥补了这些缺憾。他采用2001—2003年间11家商业银行的19个年报样本为依据，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治理机制及其与银行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样本银行股权结构并没有对银行绩效产生影响，董事会规模和高管人员薪酬激励对银行绩效有积极作用，而独立董事比例和董事会议次数却对银行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魏华、刘金岩(2005)以山东、河南两省商业银行调查数据为依据，以ROA、ROE为绩效指标，对两省银行的内部治理机制与银行绩效作了实证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和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绩效负相关，外部董事比例和监事会功能与银行绩效正相关。但是，以银行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为绩效指标未考虑银行资本机会成本，因此，会对分析结论的准确性产生影响。蔡鄂生、王立彦和窦洪权(2003)在分析股份制银行公司治理及其绩效考量指标时，提及经济增加值(EVA)体系和平衡计分卡(BSC)方法，并对EVA体系对银行公司治理的促进作用进行了阐述，但是并没有对二者的数量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也没有形成相应的研究结论。而朱建武(2005)以我国中小银行26个样本为依据，在EVA回报率的基础上对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与EVA做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股权越集中，EVA回报率越低，董事会、监事会规模和会议次数均不能对EVA回报率产生影响，执行董事比率对EVA回报率有正向作用，高管人员的薪酬激励作用不明显。但在其研究中没有考虑第一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及第一大股东的控股程度，还有股权集中度及银行的独立董事制度。

事实上，第一大股东性质、控股程度、股权集中度及独立董事制度对公司治理结构从而对公司绩效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虽然朗咸平教授调查了全球985家控股股东性质不同的银行，对比了这些银行的资金回报率认为银行的资金回报率的高低和其由谁控股毫无关联；窦洪权(2005)等也通过对美、英、德三个国家主要的商业银行进行对比后发现，股权分散程度同银行业绩并无必然联系。但是，针对我国商业银行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当前改革的现实命题，我们仍需深入研究如下问题：控股股东的股权属性是否对银行的业绩产生影响(特别是存在国家股时)?股权集中度对银行业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是否会影响银行的经营绩效?现有的公司治理制衡机制是否合理并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为此，在数据允许的条件下，本文选择我国14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研究样本，并在相关变量与指标的选取时尽可能地考虑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来试图回答上述问题。(注：这14家银行分别为：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南京市商业银行、天津市商业银行。)

三、研究设计与分析

(一)样本选择

虽然近年来各大商业银行陆续公布的年报使得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现状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受体制转型和整体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除了近年来上市的几家银行外，规范地进行经营数据和公司治理状况信息披露的银行寥寥无几，本文样本的选取受到很大局限。因而，本文仅以2005年我国14家商业银行在相关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为研究窗口，其中包括了3家股改后的国有商业银行、7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4家地方城市商业银行，涵盖了目前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主要形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基本构成。其中，有9家银行已在A股或H股市场上市。

需要说明的是：首先，在选择样本银行时，除了把上市银行包括在内，本文有意选择了那些已经或准备引入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城市商业银行作为样本，这主要是基于这些银行为了引入战略投资者，在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信息披露等方面较其他同类银行要规范许多，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信度较高。其次，考虑到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于2006年上市，股权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动，为了避免受上市前部分异常数据的影响，在进行股权结构和制衡机制的统计分析时，本文采用了两行2006年半年报的部分数据。

(二)变量的选择与定义

本文在借鉴同类文献做法和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了如下变量来分析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现状及其对经营绩效的影响：

1.被解释变量

在公司绩效的衡量方面，国外学者一般采用反映公司市场价值的Tobin Q值，但鉴于我国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殊性，不完全具备使用该指标的前提条件。加之部分内部数据难以获得，无法计算EVA回报率，本文仍然采用了总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来反映银行的盈利能力。

此外，依据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银行相比于一般企业的高负债和信息不对称的特征要求人们在讨论银行公司治理问题时更多地关注存款人利益，而不能仅仅局限于股东本身；银行的高风险特征要求人们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作为银行公司治理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尝试引入反映银行风险控制能力的变量——资本充足率(CAR)和不良贷款比率(NPL)。

2.解释变量

基于公司治理的基本架构，考虑到商业银行外部治理机制的作用有限(金融产品的同质性导致其竞争不充分，从而使得商业银行来自产品市场的约束机制相对于一般商品较弱；巨大的并购交易成本又使得资本市场“用脚投票”的机制对商业银行而言并不十分有效)，本文从内部治理结构最重要的三个方面，即产权结构(CR1、CR5、SIP)、制衡机制(HC、DS、EDP、IDP、DC、SC)和激励机制(MP)，来设计解释变量考量银行治理结构。在此基础上，引入控制变量银行规模(LTA)和虚拟变量(DV)。各解释变量释义如下表：

(三)样本数据的统计特征

1.股权结构特征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内容，股权结构的安排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到所有者对代理人的监控效率和所有者的权益能否得到保护。测定所有权的集中度存在许多不同的指标，但都大同小异，最流行的主要包括CR(Concentration Ratio)和H(Herfindahl)指数。这里选取CR指数，即所有权集中度(Concentration Ratio)来测定。该指标以前N位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来测量股权的集中度，可反映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程度，其值越大，公司所有权结构的稳定性越强。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均值相差近29个百分点，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均值仅相差约不到9个百分点。横向对比，中国银行与建设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最高，均为60%以上，而民生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最低仅5.99%，其他银行此比例在均值上下约10个百分点分布。通过对上述三个指标的纵向比较可以看出，民生银行和上海银行的所有权结构更为分散，民生银行三个指标值分别为5.99%、25.98%和42.06%，上海银行则是8.29%、29.54%和41.78%。而已经上市的三大国有银行、交通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的CR5与CR10相差都在5个百分点以内，这说明其十大股东中后几位股东持股比例极小，不具备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的必要条件。

总体来看，我国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仍不合理，尤其是股改后的三大国有银行与福建兴业银行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都很高(见表3)，依然存在“一股独大”的问题。由于股东间力量对比悬殊，缺乏明显对抗性，可能带来的小股东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四家银行第一大股东的股权性质皆为国家股，其持股主体国有资产投资公司作为授权投资机构，由于有自己区别于国家这个最终所有者的独立利益，且不享有完全的出资人责任和权利，极易产生各类代理问题。

2.制衡机制、激励机制特征

(1)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能力(HC)

这里将采用H指数的比值来分析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能力。H指数：即Herfindahl指数，该指数以前N位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来表示股权集中的程度。

在公司控制权结构中，当H1与H2比值较大时，反映最大所有者所有权比例远大于第二位所有者的所有权比例，掌握着绝对控制权，这时控股股东可能为了最大化自身利益而损害小股东利益；但比值较小时，反映二者所有权比例大致相当，这一所有权结构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公司治理，原因主要在于具备一定的控制权制衡结构，有助于制约控股股东的自利行为。

由上表的比值可看出，我国商业银行的二者比值基本都在50%以上，其中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福建兴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和北京银行此比值较平均值高，说明与同业相比，这六家银行控股股东掌握主要的控制权，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能力较强。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上海银行、南京市商业银行的比值接近50%，反映出这五家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相当，具备一定的控制权制衡结构。但值得注意的是，工商银行虽然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各为36.24%，但皆属于国家股，股东分别为汇金公司与财政部。

(2)银行公司治理机制的统计

董事会作为监督和控制管理者行为的主要机构处于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地位。而银行经营管理的专业性和风险性，使得非业内人士的一般董事很难参与银行的经营管理过程，因而股东、董事会对管理层制约作用被弱化。通过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激励具有专门银行经营与银行管理知识的管理者，使其行为符合股东利益，则是银行公司治理的又一重点。

从董事会结构角度分析，依据James Booth etal(2002)发现，美国大型银行董事会的平均规模为16.37。表5显示各样本银行的董事会规模为13到19人，平均16人(平均数为15.64)，基本与 James Booth etal(2002)的研究结果相近。如果从资产规模的角度剔除天津市商业银行和上海银行，那么各样本行独立董事规模都已符合2005年9月出台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董事会尽职指引(试行)》中第五十四条强调的“注册资本在10亿元以上的商业银行独立董事人数不得少于3人”的规定。独立董事比例的均值为26.45%，监事会规模平均7人。可见，我国商业银行至少在形式上建立了比较合理的制衡架构。但相比较花旗集团76.92%(截至2006年6月)和汇丰集团65%(据汇丰集团2005年年报)的独立董事比例，我国商业银行董事会的相对独立性仍有待提高。

此外样本银行董事会平均每年召开8次董事会，最多的要召开14次，最少的仅召开3次。平均召开的监事会会议次数为5次，样本银行中召开监事会会议次数最多的为8次，最少的为2次。显然，样本行 “两会”定期召开，日常工作的开展也较为合理。

而在各样本银行高管的人均薪酬方面，人均薪酬为116.59万元，其中最高的达到322.87万元(深圳发展银行在新桥投资成为第一大股东以后，董事长和行长皆由外籍人士担任，高薪酬水平的背后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最低的也有56万元。可见我国商业银行高管人员的薪酬水平较高，但是如此高的薪酬水平是否已对银行绩效的改善产生作用有待进一步的分析。

(四)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分析公司治理结构如何影响银行绩效，以下将以银行绩效指标(ROE、NPL、CAR)作为三个被解释变量，以多个治理指标为解释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展开分析。为了使分析结果更具可靠性，应先分析一下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从上表可以看出，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前5大股东持股比例两个变量正相关性很高，达到了0.8183。此外，执行董事的比例与高管的人均薪酬呈负相关，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执行董事的比例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独立董事的比例与监事会的规模体现出正相关性，第一大股东的股权性质和与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外资持股比例的正相关性也较高。董事会的规模和监视会的次数也体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除了上述变量需要我们在建立模型的时候特别注意之外，其余解释变量的相关关系都比较小。

对于两变量相关性的考察仅仅是从表面说明二者间的初步关系，并不能系统考虑综合的影响，但是从这种相关关系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合理的信息。比如，CR₁与CR₅之间较强的正相关性显然是因为我国商业银行中“一股独大”现象比较严重，前五大股东的力量分布随第一大股东份额增加而增大。再如，第一大股东的股权性质与外资持股比例的正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目前我国国家股控股的重点商业银行，凭借相对较强的实力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充实资本金，提升综合竞争能力的改革举措。

本文在建立模型的过程中使用了Eviews3.1软件。首先，淘汰了部分显然不具经济意义的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相关关系。其次，为了避免具有较高相关性的解释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在建立模型时，按变量相关性的大小逐个引入自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由于部分数据可能存在异方差，不能直接使用原始数据进行回归，本文对这部分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经过大量的回归分析和模型检验，最终只有两个方程基本通过了各项统计与计量检验(由于数据取得的局限，回归样本数据偏少，仅取自12家商业银行(注：由于05年正处于上市筹备阶段的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可能存在部分异常数据，在进行回归时剔除了这两个样本)，来源为各家银行2005年年度报告，个别银行的年报数据由于某些原因可能会被粉饰，因此分析结果可能会与现实情况有所偏差)。以下为得出的两个方程，及其统计计量检验的结果。

LNROE=α₁+α₂LNIDP +α₃DV(1)

CAR=α₁+α₂CR₅ (2)

上述计量分析结果表明：

(1)回归模型(1)能以94%的置信度认为模型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Prob(F-statistic)=0.058147)(表7.1)，且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性(见表7.2与表7.3)。t统计量都能在5%左右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可见，独立董事比例的提高能对银行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的独立董事制度正逐渐开始发挥作用。这也验证了通过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以监督、制衡管理层的工作，能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产生积极影响的定性结论。

有趣的是，采用本文样本回归得出了当第一大股东的股权性质为国家股时，能对银行的绩效产生积极影响的结果，与魏华等人的结论相左。这一结果的得出可能与我国多数商业银行的发展或多或少具有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背景有关；另一方面，也警示我们简单的实现国有股的全部退出未必一定能在所有方面改善银行公司治理。这与曹万林(2006)得出的第一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对银行绩效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相同。而相关学者对西方国家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的研究也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体系中仍然存在占有相当比重的国有股权，并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从动态角度来看，国有股份在逐步下降，银行的股权结构趋向分散化和多元化。

(2)回归模型(2)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F检验和t检验(见表8.1)，DW值显示不存在自相关，怀特(White)检验也证明了不存在异方差性。这说明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而非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R₁与ROE及CAR的相关性都很弱，分别为0.1604和0.5022)是影响银行风险控制能力的重要因素，股权的相对集中有助于银行改善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而提高经营绩效。这是因为当各大股东形成稳定的制衡关系时，他们就更有动力和能力去发现经营者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有效的监督，而且由于股东的压力，经营者也会有足够的经营激励去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钱颖一，2000年)。具体到CR₅对CAR的正向推动作用可能是源于科学地决策制衡机制使得银行可以制定更为合理的信贷政策，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减少了风险资产的总量，提高了资本充足率。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资本充足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其与净资产收益率之间则几乎不存在相关性(两者的相关系数仅为0.2184)，这与高明华、杨静(2002)关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绩效影响因素的分析基本一致。

(3)前文引入的其他解释变量CR₁、HC、SIP、DS、EDP、DC、SC、MP、LTA，或者与被解释变量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相关系数都小于0.5)，或者无法使得模型通过相关统计检验及计量经济检验，被解释变量ROA、NPL也没有得出关于其可能影响因素的相关结论，都无法获得另人满意的结果。下文将尝试对其中的部分原因做出解释。

首先，在与被解释变量相关系数的判定中，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控股能力与反映银行的绩效的各因变量没有显示出显著的相关性。这与窦洪权(2005)等的观点相吻合，即资本结构的多元化只是完善银行公司治理的一个环节，并非完善银行公司治理的充分条件。

其次，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会议次数、监事会的规模并没有对银行的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可能是因为这三项指标本身并不足以反映董事会和监事会功能的强弱。董事会能否发挥应有的治理作用，监视会能否真正起到监督高管、协调董事会促进银行发展的作用，关键在于董事会的运行机制是否完善，而非人员规模。而董事会的次数没有产生显著性影响的实证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董事会会议的效率低下。在董事会成员并没有深入了解银行的经营状况和董事会会议多数为例行举手表决的情况下(蔡锷生，2003)，会议次数的多少显然不能成为提高经营绩效的要因。

再次，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并未对银行的绩效产生显著性影响，这很可能与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时间较短有关。另一方面，就国际经验来看，也不乏有商业银行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后业绩趋于下降的案例。最典型的要数以“善于管理经营不善的银行”而著称的新桥投资面临其收购韩国第一银行后该行连续三年的盈利下跌的残酷现实。事实上，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在不明确目标的情况下盲目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不仅无助于银行公司治理的完善、业务水平的提高，还可能受资本逐利本性的影响而对银行的长远发展不利。

最后，样本数据分析显示我国商业银行高管人员的薪酬激励作用不明显。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商业银行激励约束机制的不健全，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不能够反映银行的经营效率和资产使用效率。

四、结论

本文首先利用有关银行的年报对我国14家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了客观地描述与分析，认为我国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仍不合理，依然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董事会与监事会的架构基本合理；各银行高管的人均薪酬水平较高。其次，采用了其中12家商业银行2005年年报中的数据就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独立董事比例对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绩效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应进一步强化董事会的独立性；第一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对银行的绩效有正向作用，所以现阶段适当缩减国有股规模应比全部退出更可取；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资本充足率之间也有正向影响，应优化股权结构形成稳定的权力制衡关系；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会议次数、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等因素不是影响银行绩效的重要因素。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由于我国上市银行较少，没有上市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又不完全，客观上造成了本文样本数据太少、样本选择的随机性不够等问题，可能对模型结果产生不利的影响。当然，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商业银行完善公司治理、加强信息披露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再加上受近两年体制转型和银行业改革的影响，银行绩效的影响因素变得更加复杂。事实上，前述任何变量对银行业绩的影响都不是在真空里发生的，必须依赖于特定的银行内外部治理环境。因此，要从广泛联系的经济现象中单独分离出某一因素的影响程度本身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因而，本文的有关结论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

参考文献：

[1] 蔡锷生，王立彦，窦洪权.银行公司治理与控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2] 窦洪权.银行公司治理分析[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

[3] 曹廷求.股份制商业银行治理：基于年报的实证分析[J].改革，2004，(6).

[4] 朱建武.基于EVA的中小银行绩效与治理结构关系分析[J].财经研究，2005，(5).

[5] 孙月静.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绩效的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6，(3).

[6] 金成晓，纪明辉.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J].税务与经济，2006，(4).

[7] 李兴智.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实证研究[J].河南金融管理学院学报，2006，(5).

[8] 整理数据的来源：中国银行业协会网站www.china_cba.net，及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兴业银行、上海银行、南京市商业银行网站

Analysis about the Commercial Bank Managing the Mechanism Influence

to its Management Performance in our Country

HUANG JIA-ni

(Commercial College，Suzhou University，Suzhou 215021，China)

Key words：bank corporate governance；operating performance；ownership structure；balance mechanism of shareholders；incentive mechanism

[责任编辑 张 凌]

作者：黄佳妮

银行治理机制论文 篇2：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问题探析

【摘要】我国商业银行治理机制和模式的发展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首先是要让真实的所有者归位，完善产权结构，引入战略投资者和中小投资者，接下来就是走改制上市之路，接着落实科学的决策体系和信息披露制度，最后还要做好风险控制。

当前已有20家商业银行相继在主板上市，仍有部分城市商业银行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上市，我们不难看到中国金融力量的迅速崛起，然而过去的金融危机以及中国银行业“大而不强”等问题，应该让我们保持清醒。在中国加入WTO以及世界经济、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在世界金融博弈的大潮中还只是一个初学者，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我国商业银行治理的必要性

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James D.Wolfenson）曾经说过：对世界经济而言，完善的公司治理和健全的国家治理一样重要。随着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以及以資本市场为纽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公司规模的扩张客观上要求企业有一套完善的治理机制。

公司治理机制是管理和控制公司的系统。狭义地看，是有关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以及股东权利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广义地看，是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它要解决所有者、管理者、监督者和生产者等不同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分配、决策、监督、激励和风险控制等有关的问题。同样是作为公司的银行，鉴于自身所处行业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也需要一套完善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巴塞尔银行委员会则将银行价值取向、战略目标、责权划分、管理者相互关系、内控系统、特别风险监控、激励机制和信息透明度等八个方面作为良好的银行治理机制所必备的基本要素。我国商业银行建立公司治理机制的必要性包括：

以巴塞尔资本协议为核心的资本监管框架下，完善的商业银行治理机制是国际先进金融机构的重要特征。现代企业制度是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商业文明中发展而来的，西方经济200多年的兴衰史告诉我们，一个企业的发展和壮大离不开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公司的战略定位、价值取向、权责划分、内控系统、风险控制、信息透明等问题都涉及企业的生死存亡，任何一个环节的纰漏都会致使公司出现严重的问题。美国一些百年老店无不是采用了以职业经理人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而那些轰然倒塌的企业如安然等都是因为违背现代企业治理规律而不得不吞下苦果。曾经引起银行界地震的“巴林银行事件”，就是由于巴林银行的内控机制出了问题，一位叫里森的人设置了一个错误账户，利用这个账户瞒天过海，把全部亏损巧妙隐藏起来。如果银行内部审查人员和财务管理人员能够认真核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或是派稽核人员查帐就完全可以避免这场灾难，可是巴林没有这么做，只能最终走向破产。

建设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是从金融危机中得出的深刻教训。这场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以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都告诉我们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多么的重要。雷曼兄弟的破产，日本新生银行的接管等都是由于没有及时调整发展战略，过度追求扩张和规模，造成失衡的投资和投机，最终葬送了自己。

有效和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促进商业银行合规稳健的经营。鉴于商业银行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保护存款人资金安全的需要，银行应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同时银行所做的业务就是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追求利润最大化。与风险打交道必须慎之又慎，银行不能通过做投机性业务来扩大利润，而是要通过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服务的提升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来谋求自己的合理收益。所以，只有通过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依靠权力制衡、监督审批、权责清晰、信息披露等制度性安排来约束商业银行的不合规行为，才能使商业银行抵制投机诱惑，安守本分做好自己的合规业务。

我国商业银行的治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从现代企业制度来讲，商业银行是一个公司，它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企业的整套治理机制也是为此服务的。同时公司既有的治理机制也体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法则。事实上，商业银行自身治理问题造成了其发展的局限性。

我国部分商业银行没有独立的“人格”，存在行政干预现象。有些商业银行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命与解聘受制于国家或地方政府。甚至在有些地方银行领导的选择要与行政级别挂钩而不是依据其所做出的业绩和才能。商业银行的信贷额度、利率指标、所投行业、分支机构等银行的自身问题也受制于政府的控制，尤其是设计一些国家敏感的或“政策性”的问题时，更是没有自主权。

全国性的商业银行和地方性的商业银行往往要为国家经济和地方经济服务，要积极“做贡献”，导致银行一些不良资产和呆坏账的产生，但是又不同于国外的银行，政府会出面用财政为银行兜底。所以银行在这个过程中，处境尴尬。

商业银行利率受控于人民银行，银行业务的“价格指标”由官定，导致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单一，银行产品有限。我国很多商业银行都是在“揽存款”和“拉贷款”上赚息差。在中间业务以及一些创新性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上收获较小。在盈利模式相对单一的情况下，公司的治理模式和机制就会围绕存款指标和贷款指标而展开，是在一种另类的操作模式中追求利润最大化。

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制度浮于纸面，毫无约束力。我国商业银行的内控制度具有表面化的特征。很多商业银行的规章制度做得很全面而且也很仔细，但就是执行不畅。建立这些制度的目的大多数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和充当门面。而上级检查往往也流于形式，并不注重实效。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商业银行银行盈利模式的“同质化”，同时一些创新性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又受到监管者的诸多限制。我国商业银行没有差异化的“核心盈利模式”。很多业务都是一拥而上，如银信理财产品的开闸与叫停，无不折射出银行业的无奈与尴尬。对于这种情况，再好的公司治理模式也没有用，对银行的很多问题都是隔靴搔痒，起不到指导性作用。

政策及建议

借鉴国外经验，构建我国商业银行治理机制和模式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首先是要让真实的所有者归位，完善产权结构，引入战略投资者和中小投资者。接下来就是走改制上市之路，目前我国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已在主板上市的15家上市银行在引进战略投资者和改制上市的过程中迈出了尝试性的一步。但是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我国商业银行目前表现强势的原因在于我国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机会，而不能过早得出结论认为商业银行的治理问题已解决。接着落实科学的决策体系和信息披露制度，最后还要做好风险控制。

引入战略投资者和中小投资者，要使银行的产权多元化。可以通过协议转股或上市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股份制改革是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的必由之路。进行股份制改革、引入战略投资人和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是健全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是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的客观要求。只要所有者到位了，他就会行使自己的监督权维护自身的利益。在股份制公司中就表现为股东慎重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利，选出精明能干的经营管理者，并对之实行有效的监督。一旦经营管理者违背股东的利益，股东就会行使权利解聘不合格的管理者。虽然国家股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占很大比例，但性质已在慢慢改变，行政色彩渐渐褪去。而且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

建立科学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银行公司治理框架，让银行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而不是受制于行政力量。在产权多元化下，商业银行的决策者应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这样所选的董事长和董事才能代表所有者的利益，而不是由行政力量由上而下的任命。董事会选出来后，高管由董事会来任命。这样层层决策才能体现市场的法则，任人唯贤。最终维护股东的利益。

在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健全的内部控制机制和完善的风险管理体制上花大力气、下狠功夫。首先，建立符合商业银行自身发展需要的规章制度和明细条文来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和系统风险，完善“防火墙”；其次，在国有股绝对控股情况下，在决策多元化的决策流程中会不断涌现出不同所有者的声音，当一言堂的格局被打破的时候，一些好的项目和建议就会被提出来。最终做的决定也更趋于合理。

明确“权责”，等量权利承担等量责任。对于银行的不同级别和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应有明确的责任。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评审部门就是要评估贷款业务的风险性，专业信贷部门就应该对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对于出现风险的贷款，银行应该组织力量认定责任。可以根据交易方的关联性、资金的流向是否异动等判定某项失误是否出自恶意合谋、主观过失，还是能力不足。银行负债经营，实际接受他人的委托经营贷款业务，出现不良贷款，必须认定相关的责任人。

建立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商业银行要定期按时规范地向社会和广大投资者披露重要信息及关联信息，并且要对信息的真实性负责。而且披露的信息不仅限于财务信息，对于公司的诸如战略目标、公司治理、人员选聘，以及相关部门操作的原则、流程、标准等都要披露。银行的信息越是透明越是能增加广大投资者的信心，同时也能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社会监督力量。（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作者：戎武宏 万兵

银行治理机制论文 篇3：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与风险的关系实证研究

［摘 要］本文选取2000-2007年我国股份制上市的商业银行的年报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以资本充足率和无清偿能力风险指数作为商业银行整体风险的衡量变量，以代理成本作为银行公司治理效率的测试变量。实证证明资本充足率与代理成本成U型关系；无清偿能力风险指数与代理成本成正相关。

［关键词］公司治理 代理成本 资本充足率 无清偿能力指数 商业银行

一、引言

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世界银行指出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不良的金融业公司治理机制所致。在此之后，各界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缺失引起高度的重视。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建设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是树立市场信心，保证业务稳健发展、抵御风险的重要保证。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金融环境，我国商业银行不断进行自身改革，其重点之一就是建立和完善良好的银行公司治理。如何构建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成为目前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重要课题。为此，本文从商业银行的整体风险为落脚点，发现银行的整体风险和银行公司治理机制的关系。为构建完善的银行公司治理机制提供参考意见。

二、文献综述

公司治理机制是一套解决公司的委托人(所有者)和代理人(管理层)之间由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通过一系列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规则来实现，目的在于推动股东和利益相关者权益趋向最大化。当企业采用的是委托和代理的制度时，公司治理机制的研究便展开。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对公司治理机制展开大量的实证研究，但鉴于银行等金融与一般公司经营业务的差异，银行等金融业往往被考虑之外，本文将结合前人的文献和银行业的特殊性展开综述。

公司治理机制出现的原因在于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因此研究公司治理机制的主要理论基础是Jensen and Meckling的代理成本理论。代理成本理论所要解释的主要问题就是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作为失去控制权的所有者如何督促拥有控制权的经营者为其实现最大利益而行事。Jensen and Meckling把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关系定义为一种契约，由于这种契约的不完备性，即因人的自利性、有限理性以及委托双方的条件各异、需求有别、利益目标不尽相同等，代理人可能对委托人的利益造成损害，这就产生了代理问题。代理问题必然产生代理成本，Jensen and Meckling（1976）认为，管理者在自利心驱使下，追求自身的利用最大化，执行高风险的投资项目，而忽略或放弃追求公司价值与股东价值最大化，造成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损失。而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监督管理者的经营行为，强化管理者的风险管理水平，更能及时采取行动降低公司风险。Karels and Prakash（1987）研究指出当风险升高时会导致资产报酬率和股东权益报酬率等财务绩效降低。杨德明等人(2007)以我国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的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的实证研究中发现良好的公司治理，提高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并因此作为公司的竞争优势，有助提高公司业绩。可见公司治理机制的好与坏，关系到公司管理者对风险管理的认识程度。也就是公司治理机制和公司风险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透过强化风险管理可以有助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三、变量界定和研究假设

1. 样本选取

根据Bankscope数据库、《中国金融年鉴》和各银行半年报和年报，本文选取了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共15家上市商业银行的2000-2007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数共有136。

2. 被解释变量

公司治理机制的理论基础是代理成本理论，Ang et al（2000）和Singh et al（2003）研究中从代理成本角度研究公司治理机制，并且得出代理成本能够间接度量公司治理机制的效率，本文亦以代理成本的角度研究公司治理机制。由于代理成本并没有像其它一些经营成本那样可以从财务报告里获取，代理成本的具有相当的隐秘性，学者们一般通过间接的方法测量。实证研究中比较多用到闲置现金流、内部股权比例、管理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表示代理成本的大小。张兆国等人（2008）的实证研究里认为闲置现金流的多少主要受公司经营情况和投资机会影响。此外我国的股权激励制度在我国银行业尚未普及，因此内部股权比例也不能反映银行的代理成本。而资产周转率和管理费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管理者的努力程度和决策效率，所以更能体现代理成本的高低。所以Singh et al（2003）、Aoun et al （2005）亦以资产周转率和管理费用来表示代理成本。在国内蔡吉甫等人（2007）、张兆国等人（2008）皆是以资产周转率和管理费用来表示代理成本（所使用的样本没有包含银行业）。但是银行业是特殊的行业，管理者可以控制的费用并不如一般的产业，故本文以资产周转率（AT）作为代理成本的测量变量，资产周转率越高，代理成本越低。

3. 解释变量

银行在各项管理中比起一般产业着重风险管理的比重更大。《新巴塞尔协议》作为目前影响最广的商业银行监管协议，明确要求规定成员国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至少要达到8％。银行若有足够的资本充足率，能够冲抵在经营上发生的各种风险时产生的损失，和防止银行经营者以较低成本从事高度杠杠的操作，意图通过高风险的操作来获取巨额利益，以至使银行经营处于高度风险中。因此，资本充足率在商业银行运营和发展中的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资本充足率水平反映了商业银行资本实力和承担风险能力的综合性指标。监管机构通过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可以影响银行的信贷风险偏好，降低银行风险行为的动机（张宗益，吴俊，刘琼芳2008）。因此本文选取资本充足率（CA）作为解释变量之一。《新巴塞尔协议》只规定各成员国的商业银行保持资本充足率为8％，商业银行根据自身的特点设定适合的资本充足率。当资本充足率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可在面对损失时有足够的资本冲抵，并可使管理者更有效率运用资本及优化资本结构，减少代理成本，发挥治理机制效果。资本充足率过大，部分资本受限制，造成管理者无法有效运用资产创造价值，增加经营绩效，反而造成管理者自利心增加，进而增加代理成本，资本充足率过少，会增加管理者的道德风险增加代理成本。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资本充足率与资产周转率呈倒U型的关系。

而作为银行风险的测量的第二个变量是Liang and Rhoades(1991)和McAllister and McManus（1993）提出以银行无清偿能力风险指数（Insolvency Risk，IR），他们认为IR＝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资产收益率期望值+股东权益比率)，资产收益率是研究银行整体绩效时广泛使用的比率，而资产收益率的波动性是财务经济学上风险衡量的指标，股东权益比率则放映银行的资本结构。McAllister and McManus（1993）认为无清偿能力风险指数衡量银行有多少账面价值可以吸收会计上的损失。张磊（2007）对我国的十四家商业银行进行无清偿能力风险指数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无清偿能力风险指数在测定银行风险的可行性。

由于资产收益率与股东权益的变动会影响无清偿能力风险，并且无清偿能力风险与财务绩效密切相关，。Rivard & Thomas (1997)指出无清偿能力风险指数(IR)升高时，其报酬便会下降，无清偿能力风险下将时，银行财务绩效将会提高，银行的价值上升。无清偿能力风险指数维持比较低的水平时，表示资产收益率和股东权益比率维持在一定水平的波动中，银行的整体上没有受到重大冲击，无清偿能力风险指数越低，表示管理者的有效经营银行，发挥公司治理机制，降低了代理成本。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资产周转率与无清偿能力风险指数呈负相关。

此外，本文选择银行总资产的自然对数（InSize），和银行净利润的增长率(GC)，作为控制变量,以保证分析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关系。综合上述文献和研究假设，本文提出多元回归方程模型。

四、实证检验

1.描述性分析

本文以SPSS17.0作为分析工具，通过描述性统计得出表1数据，银行的资产周转率均值为3.28％，比起张兆国等人（2008）研究的其它行业的资产周转率均值0.6％要高，表明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相对于其它行业的管理效率要高，也一定程度说明银行的代理成本比其它行业要低；资本充足率最大值和最小值上相差甚大，体现各个银行之间有着不同的资本充足率取向有关，资料中以深发展的资本充足率最低，2001－2006中资本充足率都低于8％；无清偿能力风险指数上，本文均值为4.21％，这与张磊（2007）的研究相差不大，但是与龚尚智等人（2005）研究台湾的银行无清偿能力风险为1.02%相比，我国银行无清偿能力风险处于相当高的程度，这主要与我国股东权益比率和资产收益率的波动性较大有关，且利润增长率在各个股份制商业银行相差甚大，招商银行的利润增长率最快，而深发展在2001至2003年代还出现了负增长。

2.回归分析

从表2数据显示，模型的回归检验中调整后的R平方为61.6%，表明模型有足够的解释力。资本充足率与资产周转率在上升阶段呈正相关，表现为CA2与AT的系数为0.383，在资本充足率上升到一定比例时，本文称为下降阶段，资本充足率与资产周转率呈负相关，表现为CA 与AT的系数是－2.027，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在统计学上均有显著影响力，P值在上升阶段为0.045，下降阶段为0.000,均小于0.05。因此实证分析支持了H1，资本充足率与资产周转率呈倒U型关系，形状上表现为一条开口向下的拋物线。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得出，资本充足率上升时，可以充抵银行的损失，代理成本下降，资本充足率上升到一个比例，限制管理的资产运用，加大管理者的自利心，代理成本上升。从《新巴塞尔协议》的角度上看，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有助于防止管理者的道德风险。通过实证，本文认为存在一个合理的资本充足率，可以使得代理成本最低。在无清偿风险指数方面，无清偿能力风险指数（IR）的系数为－0.621，P值为0.003，统计学上具有显著影响力。实证上支持了H2：无清偿能力风险指数与资产周转率呈负相关，无清偿能力风险越高，代理成本就越高。从回归分析，本文得出

五、结论和建议

本文的实证研究得出银行公司治理机制与银行的整体风险存在相关关系，存在一个合理资本充足率使得代理成本最低，公司治理机制的效率最高；无清偿能力风险越大，代理成本就会越高。在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现代企业管理方法下，公司愿意建立公司治理机制，是因为同公司治理机制极大化公司价值的收益远远超出投入的监管成本，代理成本是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理论基础。商业银行在社会上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而且容易形成骨牌效应，改善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极其重要，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商业银行良好的风险管理有助于完善银行公司治理机制，以下是一些政策建议，第一：资本充足率是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的重要组成，正如李维安（2002）的研究观点，合理安排公司资本结构是我国上市公司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途径，商业银行也不例外，监管部门和银行应该根据自身的经营环境和自身特点，适时地设立最优的资本充足率，可以有效地达到财务绩效目标，同时防止管理者的道德风险等银行的整体风险，有效降低代理成本，提供公司治理机制的效率，然而最优资本充足率不是一成不变的，商业银行必须根据时期调整资本充足率。第二，资产收益率波动和股东权益比率，会影响到商业银行的无清偿能力风险指数，以至影响银行的安全性。若在外围经济环境的影响下，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将会有较大的波动，银行应该增加本身的股东权益比率，这样将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最后，公司治理机制是一个综合性的体系，商业银行必须结合通过改善股权结构、审计过程和信息披露等方面，完善监管过程才能最终达到有效的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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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伟峰 龚惠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