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机制

社区治理机制（精选6篇）

篇1：社区治理机制

农村新社区治理机制的研究

作者： 中共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委组织部 时间：

2007-7-4 来源： 农村党建 阅读量： 73次

近年来，随着浙江省绍兴市城市建设步伐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城区积极、有序地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安置工作，大量土地被征用，大批城中村被改造，大批被征地拆迁村民陆续搬进新村，出现了一批“亦农亦居、多村混居”的特殊形态社区。

全区被列入第一批城中村改造的41个行政村中，形成了9个新组团。这9个新组团中，有的单村组建（由一个行政村直接改为一个社区），有的数村合并（由几个行政村组建成一个社区），有的分散组建（一个行政村分成几个社区）。这些社区在硬件设施上己与城市社区接轨，但其组织结构、资产形式、管理模式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仍保留着农村的特征，既有现代城市社区的特点，又有传统农村社区的习惯，故称其为农村新社区。农村新社区是基层党建工作的新领域。如何以统筹的理念加强农村新社区的治理，是当前组织部门需要潜心研究解决的课题。

一、农村新社区的特点

农村新社区相对于传统行政村和现代城市社区而言，是指经过城中村改造后，以城中村一定地域为范围、以农民为主体、以多种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相联的，己失去农村形态且尚未经过“村改居”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形态，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农村新社区与纯农村相比，具有四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居住环境城市化。经过拆迁改造后，原本那种混乱分散、设施不足的村庄形态和不良环境转变为动作有序、配套设施完善、环境宜人的现代化新村。二是农民职业、身份多元化。随着城中村改造的加速推进，大批失土农民变成了“新市民”，职业也由纯农民向二、三产业转移。三是村务管理居务化。随着居住环境城市化、农民意识居民化，村“两委”职能开始向设施建设、环境卫生、村容整治、社区服务、治安调解、市场管理等日常居务工作转变。四是农民意识城市化。农民不但对物质生活、社区管理与服务、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等有了新的愿望。

农村新社区与城市社区相比，具有四方面的差异。一是治理对象不同。城市社区居民是以城市居民为主，农村新社区居民则绝大部分由农民转变而来，且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仍然保持着农民本色。二是治理主体不同。农村新社区并未脱离农村管理体制的束缚，村“两委”依然是农村管理体制的束缚，村“两委”依然是社区建设和管理的主导者，与城市“分割”现象仍然存在。三是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关系不同。城市社区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关系不同。城市社区居民大多来自不同地方，感情认同感低，根本利益冲突很少，对社区事务关注度不高。农村新社区居民则大多来自同一村，感情认同感强，且与新社区组织、干部之间经济利益关系密切，对社区政务高度关注。四是治理方式和内容不同。农村新社区更依赖于民主管理、民主自治、民主监督来管理社区事务、发展体经济、建设社区事业，肩负着农村、社区的双重治理任务。城市社区除依靠民主管理、民主自治外，更注重调动社区单位和广大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服务和社区管理的积极性，体现“协调、共建”。

二、农村新社区治理模式分析

随着一大批城中村的拆迁、建设和安置，越城区各级党组织对这种特殊形态的新社区的组织设置、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四种治理模式。一是村“两委”自治。在村党支部领导下，成立以村委委员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全面负责社区的各项事务。二是村“两委”、物业公司共治。在村“两委”照常运作的同时，由物业公司负责管理环境卫生、社会治安和维修等工作。三是村、社区双重治理。经过城中村改造后，马上变成城市社区的一部分，社会事务完全参照城市社区模式进行治理，但经济事务仍由原行政村管理。四是村“两委”、社区新管理机构双重治理。这是数村合并型社区管委会和社区监事会，负责对新社区的管理、协调和服务。

上述几种治理模式，虽然对于促进农村新社区管理有序、运转顺畅、纠纷调处、社区稳定等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这些治理模式无论是在组织构架、领导体制、工作机制上，还是在治理理念、方法和手段上。仍深深留下行政村治理的印记，与城市社区的治理要求有很大差距。如何完善农村新社区的治理模式，使其尽快融入城市社区，真正实现农村变城市、农民变市民的目标，当前，需研究破解四大难题。

1、集体资产处置难。集体资产的处置成了农村新社区的难点，村民关注的焦点。一是剩余土地难征用。全区9个新社区涉及17个行政村，现有2900多亩剩余土地，因居家宏观调控、用地指标严格控制等因素，导致短期内难以征用且又被闲置。二是资产处置方式难确定。除土地外，9个新社区17个行政村中，村级集体经济在100万元以上的村有11个，其中400万元以上的村有5个。如何处置村集体资产，村民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分光；有的主张留一部分用于社区建设；还有的主张把集体资产量化，以股份的形式存在，并建立一定的组织加以管理。不同意见的存在，影响着干群关系，影响着社会稳定。

2、农民社会保障政策与居民接轨难。农村变社区，农民变居民，并不是简单的角色转换，还涉及到农民福利、社会保障政策与城市接轨问题。一是福利待遇平衡。各村经济实力的高低，必然导致同一社区内村民福利待遇的高低，致使福利较差的村民在心理上产生新的不平衡，引发新矛盾。二是社会保障政策难衔接。原先每个村都有符合本村实际的村民待遇，如医疗金、教育金、老年补助金等，构成了村民独特的社会保障政策。村变新社区后，与城市失业人员救助政策、城市居民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保险等如何接轨，计划生育政策、义务兵安置等政策怎样延续，新增的资金谁来分担等，都需要研究解决。

3、管理体制理顺难。一是传统组织设置模式己不能适应城市化要求。农村变成新社区，对组织设置、作用发挥、工作内容、活动方式、治理目标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但新社区依然保留着纯农村的那一套。二是现有管理体制不能适应城市化要求，普遍存在“多头”管理，导致不问不管、相互推诿、过分依赖物业公司、管理无力、参与过度等现象发生，出现“真空地带”，缺位、错位问题严重。三是现有干部素质与城市化要求不相适应，但又受条件制约，无法采取新机制来选拔任用新型社区干部。此外，由于社区干部与村干部报酬待遇上的差距，也明显影响了原村干部的积极性。

4、社区管理资金落实难。尽管大多数行政村集体经济实力较强，有足够的社区管理经费，但村里的干部和群众认为，村级集体经济只能用于村民的福利，社区管理经费应由政府财政承担。但政府要承担这笔管理经费，财政压力较大。

三、完善农村新社区治理机制的对策

1、树立城市社区建设理念，促进新社区城市化。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试，教育引导村民树立市民意识、城市意识，为新社区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二是转变管理职能。加强指导，充分发挥新社区的主体作用，引导社区管理组织机构特别是村“两委”转变职能，从治理、管理向服务转变，防止行政化倾向。三是加强设施建设。加大投入力度，加快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项设施建设，发展服务业，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四是研究制订规章制度。制定与农村新社区相配套的有关制度，以法律法规的强制力加以食品店。五是创新社区管理方式。借鉴城市社区“支部建在楼道上”和党员服务中心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把城市管理范围、“星级社区”创建范围拓展到农村新社区。整合力量，通过城市社区与农村新社区结对、部门联系农村新社区等方式，提升农村新社区的管理水平。

2、合理处置村级资产，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一是完善土地征用政策。对于尚未被征用的土地，应尽快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并建立以土地收购储备为主体的统一的土地市场，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二是深化股份合作经济改革。

应尽快建立发展公司或集体资产管理中心等机构，接管所有集体资产，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造，除留足必要的集体股外，其余部分按一定标准全部量化到村民。三是建立民主监管机制。要落实村民对社区事务、社区资产管理、村组资产管理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决策权，加强对村级资产和社区资产的审计，加大违纪案件的查处力度，实现“政企分离”，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四是建立失土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关爱弱势群体，建立失土喷社会保障机制，重点落实失土农民福利和社会享受政策，包括医疗、教育、养老等。

3、改革组织设置，完善治理的组织基础。一是以组织功能、定位的科学界定为基础，合理设置组织。要积极推广党支部“建在楼道上”的做法，并把党建作为新社区建设的“核心工程”来抓。二是科学选拔任用社区干部。借鉴城市社区的选人用人方法，在考虑干部在原行政村的代表性的同时，拟采取“留用一批、培养一批、清退一批”的办法，妥善安排好村干部。三是建立规范的组织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重点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完善激励措施，明确职能，规范工作，理顺社区内各组织之间的关系，实现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的转型。

4、适时开展“村改居”，实现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接轨。一是着力构建村居复合型治理模式。在新社区形成初期，要充分发挥村“两委”胶村干部的作用。运行正常后，应向以社区管理机构和物业公司为主导过渡。二是要科学设置社区。目前，全区9个农村新社区的户数绝大部分在1500户以下，有的甚至低于1000户，与全区标准（1500至2000户）差距较大。要按照尊重习惯、有利管理、结合实际的原则，采取一村一社区、组团单位为社区、直接并入周边城市社区等方式建立社区。三是适时开展“村改居”工作。待条件成熟后，要按照“一转四化”（转变农民的思想观念、农民知识化、身份市民化、管理城市化、资产入股量化）的要求，及时进行“改居”，以“村改居”推动新社区的转型。要建立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以及原村级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机构三套班子，确保社区工作的正常运转。

5、抓好教育培训，努力提高干部和村民素质。一是加快培育复合型干部。要通过多种途径，举办各种培训班，充分利用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平台，培育一批既有农村管理经验，又有一定城市管理能力的新型社区干部。二是加快培育新型社区居民。要广泛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引导村民树立与城市化要求相适应的理念，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科技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三是探索建立失土农民就业培训体系。建立失土农民技能培训机制，分类开展培训，建立服务平台，为失土农民提供各类服务，使失土农民尽快成为适应城市化和工作化发展要求的高素质劳动者。

篇2：社区治理机制

（一）研究背景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后，基层社区治理模式面临新的变化，原来由单位包办一切的福利模式不复存在，各类转移出来的职能落在了社区和社会组织的肩上，政府将部分管理职能交给社区来做，与此同时社区的发展为社会组织的培育，专业社会工作机构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提供了有力条件。鉴于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利益需求逐渐多元化，以往传统的公共服务着重社会经济方面，忽略了民众的需求。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对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多，传统的公共服务已经难以满足社区居民需求。社区内迫切的需要一些专业社工人才，为居民提供专业化服务。近年来，各类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显现。这些都为“三社联动”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2015年10月，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全国社区社会工作暨“三社联动”推进会上明确提出：力争到2020年，绝大部分城市社区和多数农村社区都能形成及时回应居民需求的社区服务体系，每个城市社区至少有10个以上、农村社区至少有 5 个以上社区社会组织，有专兼职专业社工或接纳民办社工机构从事社会服务活动，达到社区社会组织更加活跃、专业社工作用更加明显、城乡社区更加富有活力。可以预见的是，5年之后，基层社会服务管理将会焕然一新，特别是社会服务方面将会有质的提升。从2015年开始，内蒙古自治区尝试在社区治理中运用“三社联动”模式。

（二）研究意义

本文的研究将基于笔者在社工机构实习时参与项目的过程中，参与项目实施的经验，具有较强的直接性、实践性和经验性。除了自身经历之外，还将总结国内不同地区极具代表性的“三社联动”模式。巴彦淖尔市“三社联动”虽然已经开始探索，但仍然处于探索阶段，结合巴彦淖尔市“三社联动”在金川社区的实践，总结“三社联动”在社区治理中的成效，找到社会工作专业发挥专业的空间以及在社区中如何调动社区、社工和社会组织的积极性来促进社区发展，期待这一社区治理的模式能够运用到其他社区的治理中。

二、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创新社会治理的变革，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工作者成为创新治理的重要着力点。巴彦淖尔市“三社联动”是政府牵头购买服务，社区提供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为专业支撑，最终满足居民需求，在社会组织引入外部资源和社会力量之后，社工提供专业化、有针对性服务，把矛盾化解在社区、把多元服务供给实现在社区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服务供给方式和全新的社会动员机制。金川社区的实践覆盖丽水社区、丽景社区、锦绣社区、今日尊府、江南华府、明珠城、北欧印象、河套书院等8个社区，社工机构深入社区，以地区发展模式为理论基础，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参与社区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建立项目运行机制以及社区照顾体系，为之后社区治理提供可持续的运行模式，达到社区治理可持续的效果，以便将模式推广到其他的社区治理中。

其目前，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在“三社联动”模式的选择上面，而不同地区的“三社联动”运行机制并不相同，如何根据地区情况，选择正确的发展模式和策略才是关键所在。“三社联动”机制作为一种探索社区治理的新路径，是创新民政工作，提升社会治理的一种新举措。本文以金川社区“三社联动”的实践为例，将参与社区治理的各个主体看成是在一个社会系统之中，总结“三社联动”各方在参与社区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从不同角度提出具有创新性和可行性的建议，提升服务管理水平。

三、研究方法

（一）文献法

深入研究与“三社联动”和社区治理相关的国内外文献，总结社区治理经验，研究“三社联动”机制推进社区治理是建立在对国内外大量文献研究的基础之上。

（三）比较研究法

通过比较国内典型城市社区中的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参与社区治理模式的优缺点，试图为巴彦淖尔市社区治理提供有意义的启示和借鉴。

（四）访谈法

笔者通过参与巴彦淖尔市金川社区“三社联动”社区服务的实践，直接与三社联动中的各个主体进行对话，通过访谈的方法获得第一手资料。

四、文献综述

（一）关于社区治理的文献研究 1.国外关于社区治理的文献研究

治理理论已成为理解当代社会现实的一种重要而有益的方法工具与分析框架。西方是社区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发源地，西方社区治理研究主要涉及从公民治理视角研究社区治理的内涵和社区治理的应用方面。

社会学大师安东尼·吉登斯（2000）曾认为社区这一主题是新型政治的根本所在[1]。

胡钦森（2010）则认为社区治理是治理的灵魂工作[2]。海伦·苏利文（2001）提出了社区治理的三大核心主题，即社区领导力、促进公共服务的供给与管理、培育社会资本[3]。

青木昌彦（2002）认为社区中产生的自愿组织，最主要的意义不在于提供公共产品本身，而是社会资本[4](P.35)。

在社区治理的应用方面，盖茨（1999）在《社区治理》中提及，城市社区治理作为一个复杂的治理结构，政府和社区之间的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政府、社会团体和公民要团结合作、平等协商，共同承担职责和分享权力[5]。

博克斯（2005）在《公民治理：引领世纪的美国社区》一书中把美国社区治理模式称之为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结构，并认为社区治理和公民治理是等同的，其目的就在于给美国社区治理打上民主化的烙印[6]（P.7-9）。

L.M.Mantel 和J.D.David（2006）则认为社区听证会为居民提供交流的场所和相互了解机会，听证内容主要是关于社区公共利益、社区居民普遍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在消除分歧，达成共识，推动社区治理方面发挥巨大作用[7]。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治理结构、管理模式及构成要素等方面的理论研究，这与百年以来他们长期开展社区研究所形成的学术积淀是有很大关联性。从中可以看出，国外的社区治理的研究有着良好的基础，拥有特定的机制和环境,所以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且与社区治理联系紧密。其研究方向围绕具体的社区公共事务的处理方式展开研究，密切注意社区的发展变化，同时社区发展中的资源挖掘也是他们关注的问题。

2.国内关于社区治理的文献研究 国内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经历了从引入到本土化并实践发展的过程。夏建中（2012）认为社区治理的定义是在接近居民生活的多层次复合的社区内，依托于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以及个人等各种网络体系，应对社区内的公共问题，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8](p.100)。王敬尧（2006）提出了在社区建设中的参与式治理方式[9]；吴群刚（2011）等以北京的社区治理为例，探讨了基层社区服务管理的创新和实践[10](P.1-3)。

我国学者潘小娟（2004）认为“在社区建设中非常主要的是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三者之间的关系，三者需要各自找好自己的位置，合理分工，有序互动，从而将越位、错位、缺位等问题的出现的概率降到最低，避免造成制度性缺陷和矛盾”[11]。

我国学者冯玲、李志远（2012）认为“资源配置是影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提倡要多元主体参与资源配置，提倡多个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全方面参与社区服务”[12]。

魏娜（2003）认为“社区治理是通过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的共同努力实现社区三个层面的转变，即改善社区环境、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将促进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13]。

从国内学者的文献梳理来看，一方面国内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在理论视角方面仍有可拓之处，另一方面国内关于“三社联动”推进社区治理的研究已经悄然成为学术界的新热点。我国学者文献研究的背景材料、调查证据和学术观点，对于深化“三社联动”推进社区建设与治理问题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文献研究的梳理来看，社区治理理论具有了一定的基础，这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在社区发展和配置资源方面，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应该多元化已成为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同的观点。而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多元化的方式和发展“三社联动”机制是分不开的。

（二）关于三社联动的文献研究 1.“三社联动”的概念界定

杨贵华、徐选国（2016）认为“三社联动是在政社分工与合作的内在机制下，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等外在化机制，激发社会活力参与社会建设，促进政府与社会力量(社区主体、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者)分工协作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创新的双重目标过程及其实践逻辑”。其中社区包括街道和社区居委会以及社区层面的党组织；社会组织包括具有合法性资质的法人社会组织和法定意义以外的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指专业社工和社区工作人员[14]。

王思斌、徐永祥、曹国会（2015）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三社’是指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在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社区治理方面联合行动、互相促进，实践各自职能和获得共同发展的过程。‘三社联动’就是在三方理性基础上的联合行动，是在寻求共同目标和最大共识基础上的协作与合作”[15]。

叶南客（2010）将“三社联动”定义为：三社联动是指通过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建立的“三社联动”，形成“三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并提出内需驱动型、政府主导型、项目引导性、理念践行型、体制创新型，5种“三社联动”类型；并在相应理论支撑下，提出了推进“三社联动”的发展战略[16]。

“三社联动”在民族社会工作的应用中，汪东东、王华（2014）认为“三社联动”是指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者之间的互动，其中社区是社会组织与社工活动的场域，社会组织是承载项目运行和提供服务的主要机构，而社工则是从事一线服务的主要职业人员，三者联动有益于整合社区资源，形成合力服务于民族地区”[17]。

介于对“三社”概念界定的不同，“三社联动”目前有三层含义：第一将“三社”均视为工作主体。社区是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应该是独立注册的服务机构，社工则是社工机构及其工作者。基于此解读，社会治理背景下的“三社联动”就应该是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社工机构(及其工作者)基于平等原则的互动，在应对集体事务的过程中，三个主体相互依赖、各依优势、加强对话、伙伴合作，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二是将“三社”视为多维概念。社区是由若干具体议题组成的实践场域，社会组织是具体服务的载体，社工则指社会工作方法。基于此解读。“三社联动”就应该是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工机构针对社区民众的具体问题和需求，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提供相应服务。三是整合前述两者的内涵。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社工机构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基于平等原则进行伙伴式互动，疏解社区民众的具体问题，满足其需求，以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18]。2．“三社联动”的模式

崔光胜、耿静（2015）通过分析在基层社会服务管理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简称“三社”)的基础作用日益凸显，政府开展的公益创投推进了“三社联动”，社区、社会组织及专业社工能够形成较好的协作关系，不仅共同推进了公益项目的良性运作，还进一步丰富了“三社联动”工作机制的内涵[19]。

陈丽、冯新转（2012）在研究江苏个案后总结认为，在政府的领导下，专业社工介入社区建设和发展，社会组织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务，社区居委会带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从而构建社区管理的新形式[20]。

叶南客、陈金城（2010）通过对地方实践的经验总结，归纳出“三社联动”的五大元素，分别是：当地政府的规范引导、社区居民的动员参与、社会组织的服务管理、专业社工的指导带动以及社区体制的创新变革，同时，由于对社区、社会组织化及社工的不同解读，“三社联动” 围绕以上五个元素，结合地区特色，因地制宜的发展出不同的模式，将其归纳为以下五种模式[21]：内需驱动型、政府主导型、项目引领型、理念践行型、体制创新型。

李文静、时立荣（2016）对“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进行了总结归纳，将其分为一是社会组织委托型，二是社工机构服务型，三是项目指导型[22]。

郎晓波（2012）阐述了江干地区“三社联动”推进社区工作的具体模式：江干区按照“分类指导、分类管理、分类建设、整体推进”的思路，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为重点，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着力构建以社区为基础、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者为支撑的“三社联动”服务管理模式，逐步形成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互联、互动、互补”大服务工作格局[23]。

卢文刚（2016）对三社联动优化路径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和对比得出：上海以社工专业化推动“三社联动”新格局；南京市通过街区体制改革，推动“三社联动”机制发展，需求驱动，强调创新，强调自治，项目运作，紧贴实际；广州是135“三社联动模式”；北京通过“四项机制”+“三个平台”驱动“三社联动” [24]。

3.“三社联动”的机制建构 叶海波（2013）在“三社联动”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关系上，以泰州市“三社联动”的实践为例指出健全“三社联动”机制，搭建四位一体社区社会组织平台、探索三级管理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模式、在“双工”联动基础上提升社区社会组织服务水平、最后完善相关的工作机制助推社区社会组织健康发展[25]。

陈跃（2012）在研究了美国社会工作服务领域运作机制后，提出了如何创新张家港市社会服务的建议。他认为，发挥社区自治，提供社区服务；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壮大社工人才队伍，关注介入社会问题，是创新开发社会服务领域的总体方向[26]。

李梦娇（2015）在研究了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国泰花园社区服务中心“三社联动”的探索性运行机制后，总结出 “政府主导，社区监管，民间运作”的模式，为社区居民尤其是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多领域、综合性的专业服务。国泰花园社区服务中心采用匹配社区资源与需求，社会组织“绑定”项目促发展，找准社工定位，开发特色项目[27]。

“三社联动”需要通过政策制定、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建设来推动形成由下而上、内外互动的联动形势[28]。“三社联动”机制的构建，要在明确“三社”的角色和各自职能的基础上，在地区和社区两个层面构建起社区、社区组织以及社会工作者有效的合作机制，实现优势互补，提高社会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社区在“三社联动”中角色是资源配置平台，支持和整合配置社会组织及社工专业服务；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参与的动员者，是社区服务的组织载体,也是社工专业服务的组织载体，反应社区需求，在社工协助下，设计和实施相关服务；专业社会工作者则是专业需求的评估者和专业服务的引领者，在政府资源的支持下，因地制宜地评估需求，设计服务方案，通过培训、督导、评估等技术支持手段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与此同时，推动社工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29]。在"“三社联动”机制的探索路径上要着力探索“三社联动”中“三社”联合项目运作机制，项目运行机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政社合作培育社区治理组织； 二是政府购买服务连接各类联动主体，形成联动服务模式；三是采取项目化的运行方式[30]。通过对需求量大且专业化服务要求高的社区服务采用项目化运作，在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的同时，培育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化服务，探索“三社联动”机制。综上所述，学者们关于“三社联动”的研究或者是在探索“三社联动”的模式选择，或者是针对不同地区的“三社联动”机制对改善社区治理的成效进行说明，大多数改善社区治理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培养社区社会组织，提升社会组织服务水平，完善社区工作机制。很少有学者研究“三社联动”机制在改善社区治理模式的同时，为社区居民具体带来了哪些实际效益，可以为社区带来哪些可供借鉴的方式方法。

“三社联动”为社区治理开创了新模式，但是社区是否能够在模式框架下开展工作这是个问题，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社联动”机制如何参与社区治理以及取得的成效，重点是为社区提供可供复制和循环利用的工作模式，这才是支撑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保证。

四、文献综述

（一）关于社区治理的文献研究

1.国外关于社区治理的相关文献研究

社区治理是现代化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治理理论已成为理解当代社会现实的一种重要而有益的方法工具与分析框架。由于西方研究起步相对较早，因而西方社区治理研究相对比较成熟，而且理论运用也相对较多，从运用情况来分析，西方国家的社区治理比较成熟。

社会学大师安东尼·吉登斯（2000）曾认为社区这一主题是新型政治的根本所在[1]。

胡钦森（2010）则认为社区治理是公共治理的关键性工作[2]。学者海伦（2001）通过对社区治理进行研究，针对于其提出了司考，针对于社区治理提出了主题思想 [3]。

学者青木昌彦（2002）通过研究指出，社区最重要的意义体现在社区可以提供相应的社会资本，与公共产品并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 [4](P.35)。

在社区治理的应用方面，学者盖茨（1999）通过研究指出社区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尤其是城市社区，对其进行治理往往需要涉及非常多的内容，其中政府和社区的关系是社区治理的关键性内容，对社区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协调好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5]。

学者博克斯（2005）通过研究指出社区治理模式体现了社区发展方向，其在其著述《公民治理》中对美国社区治理问题进行分析，其指出这是最适合社区的发展方向，其指出社区治理就是民主化的发展过程[6]（P.7-9）。

学者L.Manntel（2006）通过研究指出社区是居民聚集的重要场所，社区听证可以为社区的居民表达意向提供机会，一般意义上来讲，社区听证的内容是出于公共利益，是涉及社区治理方面的内容，需要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并发挥相应的作用 [7]。

综合来分析，西方国家社区治理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果相对比较丰富，可以为我国社区治理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国外社区治理偏向注重社区治理结构、社区管理等内容，注重为社区治理提供相应的联系机制，推动社区进一步发展。

2.国内关于社区治理方面的文献研究

国内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经历了从引入到本土化并实践发展的过程。学者夏建中（2012）通过研究指出社区治理是指在一个具有多层次结构的复合地区，出于维护地区公共利益的目的，通过完成社区事务管理为目标来推动社区发展的过程 [8](p.100)。

学者王敬尧（2006）通过研究指出社区的建设离不开公共投入发展，社区管理模式是地区发展的具体治理方式 [9]；学者吴群刚（2011）通过结合具体的案例展开研究，其指出基层社区治理离不开地方管理进一步发展，对基层管理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析[10](P.1-3)。

潘小娟（2004）通过研究指出社区管理的主要内容是政府，政府在社区管理过程中居于最重要的地方，对此社区要积极通过加强与政府的联系提升社区的管理水平，进而促进社区管理进一步完善，避免产生相应的矛盾[11]。

冯玲（2012）通过研究指出资源配置对地区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区也不例外，资源配置对社区的治理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12]。

学者魏娜（2004）通过研究指出社区治理集中体现在积极提高社区的生活质量，通过相应的措施促进社区的生活质量改进，提升地区经济发展总量。优秀的社区治理模式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带动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提升，进而促进整个地区经济发展[13]。

从国内学者的文献梳理来看，一方面国内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在理论视角方面仍有可拓之处，另一方面国内关于“三社联动”推进社区治理的研究已经悄然成为学术界的新热点。我国学者文献研究的背景材料、调查证据和学术观点，对于深化社区与政府关系变动，促进社区发展的内容来分析，相关研究文献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指导作用，价值与意义不言而喻。

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社区治理理论研究具有较成熟的基础，而且可以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相应的基础。在社区发展和配置资源方面，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应该多元化已成为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同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而这与社区联动是存在着密切关系的，因而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二）这对于三社联动方面的文献研究

1.关于“三社联动”的概念

杨贵华、徐选国（2016）认为“三社联动是在政社分工与合作的内在机制下，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等外在化机制，激发社会活力参与社会建设，促进政府与社会力量(社区主体、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者)分工协作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创新的双重目标过程及其实践逻辑”。其中社区包括街道和社区居委会以及社区层面的党组织；社会组织包括具有合法性资质的法人社会组织和法定意义以外的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指专业社工和社区工作人员[14]。

王思斌、徐永祥、曹国会（2015）为代表的学者通过研究指出三社就是社区组织活动中的社区居住委员会、社区组织委员会以及政府组织三社联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三个社区组织通过一定的机制联系起来，进而推动社区正常发展[15]。

叶南客（2010）通过研究指出，社区的三社联动是指社区建设、社区教育以及社区的现代化发展建设联系起来的内容，从这三个方面对社区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进而促进社区进一步发展完善[16]。

“三社联动”在民族社会工作的应用中，汪东东以及学者王华（2014）对社区的三社联动持有不同的观念其指出三社联动是指社区、社区组织者以及社区工作者三个方面联动起来的活动，从这个角度出发，三社联动更加强调通过社区的能动机制来发挥其相应的主体作用，进而推动民族社会工作发展，其理论更加强调从民族社会的角度通过整合社区的资源来推动社区发展，进而推动社区发展

[17]。

不同的学者对“三社”的认识不同，因而有着不同的概念，对此，本文经过分析认为三社是参与社区活动的重要主题，其对社区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结合前面对“三社”相关概念的分析，本文综合分析认为三社的概念可以从社区的组织者、社区的工作者、社区的服务者三个角度出发，通过三个社区机构多方联动带动社区正常运转，促使社区在科学的运作环境下取得长远的发展成就，这也是促进社区公共利益发展的重要措施，能够有效地带动社区进一步发展，进而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18]。

2．三社联动模式方面的研究文献

崔光胜、耿静（2015）通过分析在当前社会情况的分析，对我国基层社会管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围绕着三社联动活动及相应的社会效益进行分析，对三社联动产生的积极活动进行分析，从三社联动产生的公益积极性进行分析，旨在更大程度上推动三社联动朝着更高层次水平发展[19]。

陈丽、冯新转（2012）在研究江苏个案后总结认为，社区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社区在政府的引领下会对社区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而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参与其中则能够更好地带动社区发展，有利于带动社区积极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社区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也是社区发展的新模式 [20]。

叶南客、陈金城（2010）通过结合具体的实践经验展开分析，对三社联动的活动形式以及活动进行分析，对三社联动的参与情况进行分析，并对三社联动的组织形式进行了分析总结，其通过研究总结出三社联动的活动模式主要包括五个类别，分别如下：

（1）内需带动型（2）政府引导型（3）项目引导型（4）理念实践型（5）体制创新型

可以说这五种模式是当前三社联动的主要模式，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三社联动的发展水平[22]。

郎晓波（2012）阐述了江干地区“三社联动”推进社区工作的具体模式。其从阐述地区发展的具体模式入手，通过结合地区的具体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并将这种联动方式进一步发展，促使三社联动模式进一步转化运用[23]。

卢文刚（2016）对三社联动优化路径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和对比得出：上海以社工专业化推动“三社联动”新格局；南京市通过街区体制改革，推动“三社联动”机制发展，需求驱动，强调创新，强调自治，项目运作，紧贴实际；广州是135“三社联动模式”；北京通过“四项机制”+“三个平台”驱动“三社联动” [24]。3.“三社联动”的机制建构

学者叶海波（2013）针对于三社联动与社区组织活动之间的联系进行研究，其通过结合地区性案例展开分析，对三社联动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以泰州市为案例展开分析，通过对三社联动过程中面临着的问题及问题解决机制进行分析，从三社联动的角度对社区组织建设工作进行分析，强调通过双动来提升社区的发展水平，进而推动社区进一步发展[25]。

学者陈跃（2012）通过对美国的社会工作问题进行研究，对其社会工作模式情况进行分析，在了解美国社区运作服务的基础上对美国社区治理模式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地区特征展开分析，主要结合张家港市的情况来展开分析，通过结合张家港地区的社会服务现状，对其服务发展情况提出相应的思考，旨在提升张家港市社区服务质量，推动社区服务朝向新的发展方向[26]。

李梦娇（2015）在研究了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国泰花园社区服务中心“三社联动”的探索性运行机制后，总结出 “政府主导，社区监管，民间运作”的模式，为社区居民尤其是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多领域、综合性的专业服务。国泰花园社区服务中心采用匹配社区资源与需求，社会组织“绑定”项目促发展，找准社工定位，开发特色项目[27]。

通过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理解三社联动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社区工作者以及社区组织者参与其中，通过以政府为领导核心，以社区工作者为主力军，社区组织者积极参与的情况下对社区的发展机制进行完善地分析，探索社区治理参与者在发挥各自只能的情况下对三社联动机制。在探索的过程中，要注重积极探索联合机制，通过加强政府与社区组织者之间的联系，推动社区组织与政府紧密结合，进而积极培育社区的治理组织，通过与政府合作带动社区治理模式走向专业化，同时，积极鼓励社区采取项目化的管理方式，对社区的治理模式走向专业化的道路，一方面可以提高社区的服务效率，另一方面还能有效地提升社区的服务质量，对于社区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

篇3：城市社区治理机制构建研究

社区治理即政府转变政府职能, 放权于社会, 还权于公民, 与社会其他主体一起, 如非政府组织, 民间组织、社区居民、街道办事处等机构协同合作, 形成良性的规范的法制化的社区治理网络。传统的社区管理就是指在市及市辖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以街道为主导, 居委会为协同, 以社区组织和社区成员为依托, 以行政、法律和经济等手段对社区事务进行行政领导式管理, 强调政府的权威, 缺乏民主和自治。社区治理通过多元主体的参与, 弥补了政府失灵的缺陷。现在, 我们把社区治理定义为:政府与非政府部门、辖区单位、社区组织、社区居民等, 以社区为平台, 共同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 相互博弈、合作、妥协、消除分歧, 以求社区资源得到最大合理化配置, 从而满足社区居民要求、促进社区发展的过程[1]。

2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必要性

社区是社会结构最基础层面的社会单元, 而社会治理是现代城市治理的基础性工作, 加强社区治理, 是提高居民素质、生活质量, 维护城市社会稳定、和谐与发展的重要环节。然而当前, 社区治理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 如多元社区治理主体的非理性博弈影响了社区治理的整体效能等。我们需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 不断的发展完善社区治理。

2.1 和谐社会与和谐社区建设的需要

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动、安定有序,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我国发展的永恒主题, 也是各级党委政府执政的根本价值取向[2]。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离不开城市社区的建设。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解体, 人口的城镇化流动等原因, 导致城市社区成为诸多矛盾的属地及交汇点, 严重威胁着党的政权及社会稳定。只有实现社区治理, 才能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明水平, 才能增强居民民主意识和社区归属感。因此, 完善城市社区治理对建设和谐社区,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2.2 治理理论的推动及全球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

20世纪80年代, 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股引导政治和行政改革潮流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它主要是针对于政府和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角色失灵”所提出的变革, 核心在于引入“竞争”和“服务”这两个概念[3]。在计划经济年代, 由于城市社区与单位组织的高度重合,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社区行政化角色定位, 社区活动有行政化倾向, 社区管理是行政一体化的社区管理模式。20世纪80年代, 随着治理理论的兴起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开展, 要求政府进行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 将原本由政府和企业承担的一些社会管理和保障性功能分化或放权给社会, 给与利益团体、非正式组织、社区居民自主管理、自主服务、自主发展空间, 使“大政府, 小社会”转变为“小政府, 大社会”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这也是全球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4]。

3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完善的思路与建议

党的十七大提出:“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力, 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实现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 市人民当家做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 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真是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5]

3.1 要围绕社区发展和国家治理需要推进城市社区合作治理

社区发展和国家治理的双重需要是城市社区合作治理的根本目的, 偏离了这两个目的, 社区合作治理的形成将失去动力来源。偏重其中一个目的而忽视另外一个使二者失去平衡, 合作治理也无法形成。社区合作治理的行政层面和社区事务治理层面, 在目的实现方面虽各有偏重, 但每个层面的合作治理只有围绕两个目的展开才能形成。事实上, 国家治理目的包含合理的社区发展目的, 所以两个目的的平衡事实上是社区发展目的与国家治理其他目的之间的平衡。因此, 城市社区合作治理要围绕双重目的的实现进行角色定位、政策供给、法律规范、组织建构、资源动员, 以及制度与价值建设[6]。

3.2 要大力加强城市社区治理制度、资源与价值建设

完善制度、充实资源和形成价值共识是城市社区合作治理进一步完善的保障。在普遍性制度建设方面, 当前最紧要的是要建立面向城市基层社会的公共财政制度、公共服务制度、社区治理制度等[7]。在社区地方性制度建设方面, 要根据国家普遍性制度和社区实际, 完善社区决策制度、社区事务公开与监督制度、资源动员和使用制度、社区福利制度等。在社区治理资源建设方面, 国家应当加大政策供给和财政支持的力度, 社区应当主动向政府、社会和内部获取各种行政与政策资源、财政与经济资源、信息与智力资源[8]。另外, 要通过社区文化建设和社区参与等社会化途径, 培养居民的社区意识、公共精神和参与意识, 强化社区价值共识, 为社区合作治理机制的完善提供精神动力和价值引导。

结束语

为目前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问题。无论是借鉴国外社区治理的先进经验, 还是照我国社区治理的典型模式, 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社区治理机制才是大势所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问题在于建立由党、政府、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和第三方组织多方主体参与, 行政职能与自治功能相结合, 各种资源整合, 各方力量汇集的新型城市社区治理机制, 而重中之重的工作则是社区组织的重建以及社区组织体系的重构:一方面, 吸纳多方治理主体, 充分利用社区公共资源, 大力发展社区组织尤其是第三方组织;另一方面, 正确区分社区空间与行政空间, 科学规划社区规模, 形成合理的社区组织体系;另外, 加强社区基层民主建设, 为社区参与创造条件[9]。治理理论的兴起与公民社会的发展为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汪大海, 魏娜.社区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2]熊月之.和谐社会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5

[3]徐永祥.社区发展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0.

[4]张骏.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探讨[J].湖北社会科学, 2000 (12) .

[5]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30.

[6][美]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7]刘伟红.城市公共管理治理理念的定位:生态城市观[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07 (2) .

[8]徐中振.走向社区治理[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04 (1) .

篇4：社区治理机制

[关键词]街道体制；社区治理；责任机制

[中图分类号] D6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1--0031-03

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语境下，基层社会治理成为改革全局中的一项基础性攻坚问题迫切需要突破。2014年上海市委一号调研课题形成的《上海市委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和6个配套文件（简称“1+6”文件），就是针对当前现实问题和矛盾而进行改革的破题之作。2015年作为实施“1+6”文件的第一年，上海率先在街道体制改革上寻求突破。

一、街道体制改革需要厘清的几个问题

（一）社区治理新体制与运行机制创新的问题。依据上海市委2014年一号课题的指导，上海市各街道积极推进街道体制改革，建立适应新形势需要的组织架构，即1+2+6+2模式。“1+2”体制，即街道党工委下设行政党组和社区党委，“6+2”即六个职能科室和两个自主设立的科室，其目的是重新整合工作职责，实现扁平化管理，理顺社区治理关系，强化服务职能。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各组织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成为新的社区治理问题。社区党委作为街道党工委统一领导下的机构，其基本职能是负责“两新”组织和居民区党建工作。如果作为决策机构，则需要建立起相应的工作机制和平台，整合区域内“两新”组织和居民区党建资源，激活党建活力。而社区党建办公室作为履行社区党建职能的具体工作部门，则更要处理好与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委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指导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开展工作。同时，八个职能科室的职责分工也需要进一步明确。

（二）街道公共服务职能的凸显与考核评价体系缺位的矛盾。街道体制改革亮点之一在于全面取消街道招商引资职能及相应的考核指标和奖励，街道经费支出由区政府全额保障，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推动街道工作重心切实转移到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公共安全等工作上来。同时，赋予街道党工委对区职能部门派出机构负责人的人事考核权和征得同意权，赋予街道对区域内事关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权和重大项目的建议权等。权力的收、放完善了街道的职能定位，能更好推动街道为民服务，向下负责。但是，这种转变还必须建立在完善相应的考核评价体系的支撑上。原来强调税收返还、通过物质激励的方式，加上考核的指挥棒，基层对招商引资就有积极性。在社会管理和服务这块上，如果没有相应的考核评价体系，就会容易局限于简单地完成任务。街道的工作绩效评价体系要以居民知晓度、参与度和满意度为主，把群众需求作为一切工作着眼点来考量。有自下而上的评估体系作支撑，能在一定程度改变信息不对称的格局，真正实现有序治理。

（三）社区治理主体责任的强化与社区共治作用的发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重点在于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权力下放。在权力和资源下放、为基层减负赋权的同时，街道在社区治理中的主体责任也更为明确。诸如违法建筑、违法用地、违规种养、非法营运、无序设摊、群租、环境污染等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顽症问题的治理，都将责无旁贷地纳入街道职责范围之内。街道党工委不能只是忙于一些行政事务类的工作，而是真正转向服务社区，服务百姓。当然，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加强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扶持等方式，为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创造条件。但同时还需要有更多可发挥的机制和平台，调动多元治理主体的参与积极性，使社区范围内的企事业单位、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真正参与进来，并在动态管理中不断协调不同的利益诉求，发挥社区共治的作用。

（四）社区工作者职业化前景与人才缺失现状的矛盾。建立社区工作者职业化体系，是街道体制改革的亮点之一。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迫切需要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能力突出、群众满意的职业化、专业化、规范化社区工作者队伍。但是目前来看，社区工作者队伍种类过多、归属各异、缺乏规范，既存在待遇偏低的问题，也缺少职业发展预期，还存在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情况，不符合社区管理专业化要求，缺少持续稳定的制度保障。为此，市委制定了《上海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明确了社区工作者范围，也能让社区工作者根据自己的岗位特点明确自己的发展空间，形成较为完整的职业发展体系，提高了社区工作者对自己的职业认同度。只是这一制度优势的显现，恐怕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二、原因分析

（一）责任主体认识不到位。一是对社区治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认识不到位。少数党组织负责人片面认为党建工作是务虚的工作，没有必要大动干戈翻牌子，感觉翻来翻去“换汤不换药”，认为意义不大、作用不明显。二是对新体制下怎么抓工作思路不清晰。部分党组织负责人存在观望情绪，工作开展仅仅停留在保证规定动作的完成上，没有认真分析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不能严肃对待和认真处理党建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二）制度机制未跟进。街道体制改革不是简单地翻牌，它是一项系统性较强的工作。体制架构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是配套制度还不够完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落实效果。一是考核评议体系不健全。任务量化指标相对笼统，责任主体任务不够明确，第一责任人、直接责任人、具体责任人各自所负的责任模糊。二是考核结果运用缺乏刚性约束。虽然文件强调要坚持把考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工作实绩评定的重要内容，作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培训教育和奖惩的重要依据，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流于形式，激励作用不强。

（三）党员群众参与有效性不足。一是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有的群众认为基层党建工作是党员的事，与自己无关，对党组织的一些活动包括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述职等不愿参与或尽可能少参与。二是群众参与渠道不畅。有的群众有参与党组织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由于缺乏信息来源，找不到参与渠道，得不到有效引导，不知道怎么参与。三是群众意见吸收不充分。基层党员群众对社区治理的意见建议有时候得不到有效的采纳或者反馈，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参与的积极性。

（四）社会组织发育不充分。政府简政放权的一个特点是，注重发挥社会力量特别是社会组织的作用，承接政府转移职能。而社区共治的推动，更需要多元组织力量的参与，尤其社会组织在民主发育的过程中担当着重要角色。但总体上看，社会组织发育还存在不足，承接能力还有待提高。为了使政府转移职能后社会组织能够接得住、接得好，还需要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

（一）理顺工作关系，建立健全目标明确权责一致的党建责任体系。2015年上海市100个街道党工委已全部完成更名，市、区县、街道三级党建服务中心已全部更名翻牌，新的社区党委组建工作顺利完成。但是，街道1+2+6+2的新体制并非简单的翻牌，必须要理顺条与块、上下级之间的责权关系，建立起相关的责任体系，通过责任体系的分解量化，形成责任清单作为考核的标准，这是落实责任制保证新体制正常运转的关键。首先，必须科学把握好党建工作目标。党建工作目标应该包括总体目标任务、具体目标任务、个体目标任务等方面内容。总体目标任务，就是要依据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意见、规划和上级组织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实施意见，对本级组织党的建设提出的总要求和总方向。具体目标任务是在总体目标任务的指导下，结合各级党组织工作的现状提出的具体的、可以量化的目标要求。个体目标任务是在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的双重指导下，按照领导班子成员分工不同的实际，分解出的不同的目标和要求，党员的个体目标则要根据其不同的岗位职责而确定。其次，明确新体制的责任主体。一是街道党工委书记、街道办事处主任的领导责任；二是党政班子成员的分管责任；三是职能部门负责人及其办事人员的直接责任。明确不同工作领域的不同责任担当，既要有共同的责任，也要有“量身定做”的岗位责任，这样才能防止责任漏洞。迄今为止，浦东、普陀等区对社区党委、行政党组的工作职责、组织机构、工作制度和工作关系予以明确，嘉定等区出台关于党建服务中心建设的文件和方案、建立职能清单，为健全责任体系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二）突出建章立制，整合区域化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共治机制。坚持把服务群众、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这次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亮点。上海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改革，都留下这一时期的相关规章制度，需要不断清理取舍，形成适应目前街道社区新体制的新制度。深化拓展区域化党建工作，是坚持问题导向、从实际出发，探索适应多元多样、互联共生的特大型城市基层社区特点的工作新路。2015年10月27日，上海黄浦区召开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讨论通过了《黄浦区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章程》。以此为契机，开启了进一步完善三级（区—街道—居民区）区域化党建工作平台，夯实工作基础的序幕。对街道和社区层面来说，社区治理结构的完善和功能的发挥，还需要聚焦共同需求、共同利益、共同目标，整合完善社区共治机制，打破行政和资产隶属关系束缚，实现共建共享、互利共赢，更好地推动发展、促进共治、服务群众。运作机制上，要进一步完善联系沟通、需求征集、项目化运作、互联互通、评议激励、经费保障等基本工作机制。黄浦区五里桥街道通过设计推出同步服务社区群众、区域单位需求，实现“双向联系、双向服务、双向受益”的“双向认领”工作制度，紧紧围绕服务民生、服务发展，有效地提升了社区治理水平。规范和细化了“双向认领”平等参与、双向服务、共建共享等基本原则和公益慈善类、生活服务类、文体活动类等服务领域，并明确了集调研、通报、协调、例会、跟踪、考核为一体的“六大工作机制”。这些有益的探索实践得到了社区群众和驻区单位的一致认可，才使社区共治获得了鲜活的生命力，值得复制推广。

（三）注重绩效评估，坚持在激励约束上树立导向。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绩效评估机制，是街道体制改革，推进基层社区治理的坚实保障。首先，评议内容的科学性。要围绕中心工作、突出党建重点、体现本地特色，注重评议内容易考核、便操作。将党建工作同经济工作、中心工作纳入党委绩效考核体系一起研究、一起部署、一起考核，是党建工作由标准模糊的“软任务”转变为目标量化的“硬指标”。上海浦东新区出台了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检查考评指标，内容包括党建基础工作、本单位党建特色创新和围绕重点工作谋划党建的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内容清晰，更加便于评价考核。其次，评议方式的多样性。通过建立广泛、畅通、有效的述职评议渠道，使评议更具真实性和公信度。一是坚持上级评议与基层评议相结合。定期开展党建工作专项述职评议活动，基层党组织书记每年要向上级党委开展履行党建工作责任制情况述职，并接受考核评议。同时，基层党委班子成员按照“一岗双责”要求，也要向基层党委述职党建工作职责履行情况，逐步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述职评议体系。在述职测评的实践中，重点邀请对党建工作责任述职情况比较熟悉且有较强参政议政能力的人员参加，提高基层一线群众的参与率，把上级领导评价与基层党员群众评议有机结合起来，提高评议工作的参与面和透明度。二是坚持网上评议与现场评议相结合。要在自查自评和考评组到实地考核的基础上，通过评议对象述职、考核组通报考评结果、评议组成员逐一点评、民主投票测评并现场公开评议结果等环节实施现场评议。为进一步落实基层党员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创新评议形式，利用新媒体等途径，开展网上评议，使评议结果更全面公开公正。再次，评议结果的导向性。开展评议考核，目的是通过评议增加压力、增添动力，推动党建工作落实。述职评议结束后，要对照评议结果制定整改措施，确定整改责任人，整改情况在下一次评议会上通报。要把评议结果纳入单位目标考核、干部年度考核和提拔任用的内容之中，对评议为“优秀”的对象，要进行总结宣传，优先提拔使用；对评议为“基本称职”的对象，要进行专题谈话，限定整改时限，跟踪督办考核，帮助整改落实；对评议为“不称职”的对象，要采取组织措施进行免职，彰显评议结果的严肃性，营造基层党组织自觉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的浓厚氛围。尤其要落实街道党工委对区职能部门派出机构负责人的人事考核权和征得同意权，强化街道对职能部门派出机构考核结果的运用。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篇5：社区治理机制

李文静，时立荣

（北京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三社联动”是社区治理改革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三社联动”社区治理在实践中形成了“社会组织委托型”“社工机构服务型”“项目指导型”“社区内部发展型”等模式。其中，项目指导型是试点地区普遍采用的一种模式。该模式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政社合作培育社区治理组织框架；二是政府购买服务连接各类联动主体，形成联动服务模式；三是采取项目化的运行方式。项目指导型“三社联动”虽然取得了诸多效果，但在运行机制方面存在政府控制偏强、社会自主联动偏弱的缺陷，尤其是“民非”类社会组织与社区的直接合作有限，导致其在社区治理改革方面的成效不足。为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效果，应通过完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政策，促进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的发展，构建社会组织合作网络，形成社会力量间的自主联动，释放社会活力。

关键词：社区治理；自主联动；三社联动；社会工作 前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社会治理改革的突破口。新世纪以来，我国社区治理改革进程不断加快。社区体制改革首先开展，2008年，我国基层社区开始组建社区服务站和社会工作站，这些新组织逐渐分离了居委会的一些行政职能和专业服务职能，凸显了居委会的自治功能。在社区体制改革的同时，我国社会工作人才建设快速发展。2008年，全国社会工作考试制度开始实行，社区工作者的持证比上升、专业性有所增强。随着政府购买服务等相关支持政策的实施，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之后，我国社会组织进入了“增速发展期”[1]。社区组织体系的完善、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人才的发展为我国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转变奠定了组织和人力基础。

为进一步化解现阶段社区治理面临的“居委会困境”及“共同体困境”[2]，我国社区治理改革进入机制创新阶段。2013年，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正式提出要“健全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联动服务机制，促进社区服务工作专业化”。文件颁布后，广东、重庆、浙江、吉林、上海等地纷纷开展“三社联动”机制探索[3]。

已有“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地方经验的简单总结，缺乏深入的机制探讨。——————————————————

作者简介：李文静（1988—），女，博士，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时立荣（1963—），女，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从总结“三社联动”的具体运作机制出发，评估其在我国社区治理改革中的成效，提出完善“三社联动”机制以促进社区治理改革的对策。“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及运行机制

“三社联动”本质上是要将社会工作、社区居民、社会组织的力量调动起来，转变政府主导或居委会主导的社区管理，由社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将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引入社区建设的地方实践早于民政部“三社联动”概念的正式提出。上海、江苏等地较早将社会工作及社会组织的力量引入社区建设。2013年民政部正式提出“三社联动”之后，各地对“三社联动”如何开展的探索更加深入、更加广泛。

2.1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

由于我国各地社会工作及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差异，根据社区、社会工作及社会组织发挥作用及方式的不同，我国“三社联动”形成了如下几种实践模式①。

一是“社会组织委托型”。社会组织委托型是指政府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承担的社区服务等社区治理相关事宜直接委托给众多社会组织运行，社会组织直接面向社区居民开展服务。这种模式适合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及社会组织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如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建设市民中心，委托专业社工机构进行日常管理，引入多家伙伴型社会组织，面向社区居民开展多种服务[4]。

二是“社工机构服务型”。“社工机构服务型”是指社区服务项目主要由社会工作机构开展，政府以购买服务的方式为社工机构提供资金支持，机构在开展服务过程中强调社区居民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参与。例如，上海市闸北区大宁街道引入专业社工机构，实施社会救助试点项目，构建了由街道、社区居委会成员、专业社工、志愿者多元主体参与的合作工作格局[4]。厦门市积极探索社区与专业社工机构协同合作的发展路径，由承担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专业社工机构依托社区开展服务[5]。

三是“项目指导型”。“项目指导型”是指以社区社会组织及社区居民力量为主，由专业社工提供技术指导，政府及社会提供资金，以项目化的方式开展社区服务项目。例如上海市徐汇区凌云街道成立民间社会治理研究院，社会工作者在民间社会治理研究院工作。他们指导社区居民策划、运作社区微服务项目。在这一模式中，参与社区服务的主体是社区居民及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发挥引导作用。这种方式是目前我国比较常见的项目化的“三社联动”社区服务机制。此种模式最有利于调动社区居民的力量，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北京市试点地区在社区层面成立了服务性社会工作机构，南京市鼓楼区也在发展较好的地区成立了社会工作服务站。这些社区层面的社会工作机构与街道层面的社会组织都是引导和支持社区治理项目的重要力量。

这里对各种“三社联动”社区服务模式的划分只是一种理想类型，在实际运作中，各地区有可能同时具有几种实践模式，只是侧重有所不同。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侧重内部发展型，但也有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机构的介入。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实行“项目指导型”和“社会工作机构服务型”；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实行“社会组织委托型”，同时也会在社区内开展“项目指导型”社区治理模式。①[键入文字] 四是“社区内部发展型”。“社区内部发展型”是指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通过学习专业社会工作知识，与社会组织合作，以项目化的形式开展社区服务。此种模式适用于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是社区服务项目的主要承担者，居民则是主要参与者。嘉兴市、太原市都属于此种模式。这些地区通过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提高社区工作者的专业素质，进而运用专业方法提供专业化服务、促进社区居民及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2.2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

虽然我国各地“三社联动”社区服务发展水平有所差异，但“项目指导型”的社区治理成为一种普遍采用的实践模式。当前我国发展较为成熟的项目指导型“三社联动”机制如下：

2.2.1 政府与社会组织联合培育社区治理相关主体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的第一步是建立社区治理联动框架。“三社联动”即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动。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包括支持型社工机构和服务性社工机构）、社区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及居民。“三社联动”中的“社会组织”既包括服务范围较为广泛的基金会、社会团体和非盈利组织（如支持型或枢纽型社会组织），也包括社区层面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三社”中的“社会工作”包含不同层次：民办社会工作机构中的社会工作者、社区层面的服务型社会工作机构及社区里的持证社工。社会工作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没有在社区成立服务型社工机构。社区服务的开展由枢纽型社会组织对社区工作者进行一些培训或直接由社会组织申报和执行社区服务项目。

社区治理主体框架的建立一般由基层政府部门与支持型社工组织或枢纽型社会组织②联合完成。北京市[6]由街道社区办与支持型社会工作机构成立联动办公室，确定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构建模式。宁波市[7]则由民政局与“公益服务促进中心”共同负责社区公益服务项目的评选和组织工作。政府是“三社联动”社区治理项目的组织者、资金支持者、评估者及监督者。支持型或枢纽型社会组织（含社会工作机构）则发挥规划、孵化、评估、督导的功能，在社区培育成立社工服务机构和由社区居民组成的各类社区社会组织。

社区社会组织能够凝聚社区居民，激发居民潜能、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一种新形式。社区居民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既是社区服务的受益者，也是一些社区服务的提供者。

2.2.2 政府购买服务联接社区治理主体，形成联动治理模式

当前，政府购买服务是“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运转的主要动力来源。政府通过购买各类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的服务来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当前政府更多以项目化的方式购买各类枢纽型 该概念首次出现在2008年9月北京市社会工作委员会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枢纽型社会组织是由负责社会建设的有关部门认定，在对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社会组织的发展、服务、管理工作中，在政治上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业务上处于龙头地位，在管理上承担业务主管职能的联合性社会组织。②[键入文字] 社会组织、普通社会组织（尤其是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以及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为这些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者提供资金支持，提高社区服务水平，推动社区治理创新。政府以购买岗位的方式购买社区社会工作者者的服务。此外，各地政府也通过项目推介会等方式，促进社会资金支持社区治理服务项目的运行。

各类社会组织是协助政府实施社区治理项目、了解居民需求并提供所需服务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其中，支持型社会组织是培育、发展社区服务性社工机构和社区社会组织的枢纽，许多支持型社会组织是社会工作机构。这些组织通过培训、督导、评估等一系列手段，规范社区治理项目运作，协助整合各类资源，孵化社区社会组织，建立信息平台，推动专业人才队伍和志愿服务队伍建设等。社区层面的服务性社工机构及其他非枢纽型社会组织是社区服务的提供者和资源筹措者，为社区各类服务项目及自治项目提供技术支撑。这些专业性较强的社会组织及社区社工③引领社区社会组织及志愿者开展社区服务，为社区居民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服务。2.2.3 项目化的运作方式

我国许多地区通过项目化的运作形式将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各方力量整合起来，开展各类社区服务项目及自治项目。项目化的运作与常规性的服务相对应，具有更强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极端性。当前各地开展的“三社联动”社区服务项目领域涵盖了政府保障托底政策范围之外的社会救助、扶贫济困、婚姻家庭、残障康复、教育辅导、就业援助、应急处置、群众文化等。除了社区服务项目，北京、重庆、宁波等地还将“三社联动”的方法应用到社区自治项目，针对社区存在的各类问题，充分调动社区不同治理主体的力量和资源，化解社区矛盾纠纷、改善社区环境。社区居委会群众自治组织，也是“三社联动”社区服务项目的协作者、支持者、保障者和推动者。居委会掌握和了解社区的基本情况和需求，通过整合社区资源，支持、引导、监督社会组织开展专业服务等。“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改革的成效及局限性

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在提供服务方面具有专业优势。从各地实践看，“三社联动”社区治理项目也以社区服务为主。此外，多元参与的治理方法在社区矛盾纠纷化解、社区环境保护及社区自治方面也有所应用。社会工作者及社会组织充分调动居民力量参与解决社区问题，在社区民主化建设方面也取得了明显成效。

3.1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成效 3.1.1 社区服务专业性有所提升

如何为社区弱势群体及普通居民提供福利性的、互助性的、组织化的社区服务成为当前社区治理的重要任务。传统社区服务在满足居民多样化、个性化需求方面存在局限性，而专业社会工 如前文所述，一些社会工作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没有在社区层面成立服务性社工机构，持有社会工作证或经过专业培训的社区工作者负责带领社区社会组织及居民开展社区治理项目。③[键入文字] 作服务具有优势。“三社联动”社区服务项目促进了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与社区服务的融合，提高了社区服务的专业水平。民政、人口计生、劳动就业等政府公共服务由社区居委会承担，居家养老、空巢老人精神慰藉、问题青少年教育、刑释解教人员帮教等个性化服务由服务性社工机构承担，公益服务，便民服务、社区文体活动等交由社区社会组织承担。

3.1.2 促进了社工和社区力量的整合

“三社联动”采用项目化运作方式，在项目中孵化服务性社工机构，再由机构项目化推进居民服务。而服务性社工机构由社区原有服务体系转化而来，天然整合了社区的社工、社会组织服务力量，再通过计划、实施、评估这一整套项目运作体系，实现了各方面资源的最优配置。同时，“三社联动”搭建了信息沟通平台，能够把群众分散的意见、多样的诉求、不同的建议集合起来，进行科学和分析综合，形成符合群众利益的政策建议，推进科学决策，协调配置社区服务资源。

3.1.3 增强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

社区居民不仅有服务需求，还有参与社区服务和治理的愿望，社区建设需要居民的参与。“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模式积极鼓励群众参与公共事务、互助服务和志愿服务，提升群众的社会责任感。注重培养居民骨干、志愿者，培育和规范化社区社会组织，搭建好居民参与的平台和渠道。遵循自愿的原则，将有相同兴趣爱好、相同精神需求、相同专业特长、相同利益需求的居民群众正式组织起来，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和治理，增强了社区服务功能、提高了社区居民自治能力、促进了和谐社区建设。

3.1.4 促进社区发展，维护基层社会稳定

“三社联动”的特点是“全员联动”，不仅包括地区、社区两个层面的联动，还有社区内的驻区单位、居民联动，以及与社区外的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的联动，打造了和谐共融、共建的途径。能够将专业社会工作与传统社区服务相融合，形成社会治理和服务的合力；调动社区内、外人员、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的资源、能量，形成资源联动合力，有效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区融合，增进社会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此外，社区居民自治服务项目涉及社区发展的诸多方面，例如社区环境保护、社区文化等，“三社联动”社区治理顺应社区居民心意，促进社区全面发展。

3.2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局限性 3.2.1 项目运行效果受资金影响大

虽然“三社联动”社区治理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项目运行效果对政府资金的依赖性较大。“三社联动”得到了政府大量的资金支持，而基金会、社会组织及企业等方面提供的资金很少，一旦政府的资金缺位，社区治理项目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导致项目中断。

3.2.2 社区服务专业性有所欠缺

虽然北京市社区治理自采取“三社联动”模式后，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的介入已经在一定程[键入文字] 度上提高了社区服务的专业性，但这些社区服务绝大部分是由社区居民组成的社区社会组织来提供，专业性仍较低。Q街道与J街道的社区服务主要由经过S组织培训的社区工作者带领社区居民组成的社区社会组织提供。S地区的社区服务主要由持证的社区工作者转化而来的社区社会工作机构带领社区社会组织提供。社会组织、社区社工及社区居民的力量被充分调动，但短时间内社区居民及社区持证社工的专业性还不能与专业的社会组织相比，其提供的社区服务在专业性上仍有一定的缺陷。社区矫正服务、个案工作等专业性较高的服务应当由专业社工及社会组织来提供，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与社区的直接联系还不够充分。

3.2.3 社区自治性仍显不足

社区治理的自治性不足体现为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和能力的不足。社区治理改革的重要目标和途径是调动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和参与能力。在“三社联动”机制中，社区居民参与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组成社区社会组织，以社会组织的形式组成项目小组，实施社区服务及自治项目。二是志愿服务，这是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传统方式，属于个体化参与。三是社区民主建设，例如选举社区居委会成员、成立社区议事会议等，但这种并非常见形式。从目前“三社联动”社区服务项目实施的情况来看，参与到社区治理项目的居民绝大多数是曾经的社区积极分子，其余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还没有被调动起来。

居民的参与能力和热情是“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模式在初步实施阶段所遇到的最大难题。在提到居民参与时，“三社联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提到：“社区许多工作不好开展的主要原因就是居民的不配合和不热情，尤其是年轻人配合意识更不好。‘三社联动’项目实施后，有了国家的大力支持，社区自治水平有所提升，但居民的主动参与仍需要很长的过程。”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缺陷的成因

4.1 机制原因：政府主导性强，社会间合作偏弱

“三社联动”在机制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政府与地区支持型或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合作比较密切，而社会力量间的自主性联动较弱。在支持型社会组织的指导下，各地区孵化出了社区服务性社会工作机构及社区社会组织，经由社区各类社会组织调动居民提供社区服务并开展自治服务。非社区层面的社会组织，尤其是“民非”与社区的直接联系不强。社区社会组织的构成以人民团体为主，这是结构最为松散、专业性较弱的社会组织类型，这些新孵化的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及持续性尚无保障，在没有政府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很容易解体。

为了进一步发挥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必须实现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尤其是机构社会工作与社区力量的自主联动。通过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政策并促进基金会、企业、民众等社会资金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尤其是民非组织的发展。在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还应为这些组织与社区的自主联动提供环境和政策支持。社区居委会要充分配合各类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者，促进居民的参与各类社区治理项目。

[键入文字] 4.2 现实原因：社会力量偏弱 4.2.1 社会资金来源少

资金是制约“三社联动”项目运转的重要因素。由于目前“三社联动”项目正处于试点阶段，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方面都需要资金的支持，如果单靠财政拨款无法维持项目的运转。因此，如果想要解决“三社联动”项目经费不足的问题，就需要丰富项目资金获取方式，通过吸纳更多社会资金和企业资金将是未来“三社联动”项目更好运转的出路之一。

4.2.2 社会组织力量不足

社会组织是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中的重要主体，也是促进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但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社会组织力量仍薄弱。以社会组织发展相对成熟的北京市试点地区为例，该地区参与到“三社联动”项目的共有44家社会组织，其中42家社会组织都是新孵化的，包括7家服务性社工机构和35个互助服务、公益型的社区社会组织。相比而言，一家国际性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为“三社联动”项目提供了较多的资金，也组织了很多次活动，但国内及新孵化的社会组织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我国社会组织力量薄弱，尤其是新成立的社区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太强。

4.2.3 社区工作者专业性不强

随着2008年国家社会工作考试制度的实行，我国许多地区社区工作者中持有社会工作专业资格证书的人数上涨。调研中，北京市试点地区社区工作者的持证比例达到了38%。支持型社工机构工作人员提到：“没有社会学以及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的居委会工作者对专业知识的缺失比较严重，对于这些没有专业知识背景的社区工作人员，社工中心需要对他们进行进阶性的专业培训。即便经过了培训，他们也与专业社会工作者或机构社工具有一定的差距，影响到社区服务效果。”在没有成立社区服务性社工机构的地区，社区工作者是协助和直接执行“三社联动”项目的重要力量，他们的社会工作知识和技能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三社”能否真正联动、社区多元治理能否真正实现。多举措促进社会间自主联动

5.1 深化社会组织、社区、社会工作者之间的融合

社区的治理有赖于政府、非政府机构和居民的分工合作及共同参与[8]。要实现我国社区治理的彻底转型，必须实现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社区深度融合，即实现“社会间自主联动”。“三社”之间的深入融合需要政府理念的转变。政府购买服务政策及社会组织介入社区治理的相关政策均是影响社会间合作的重要因素。

社会间自主联动需要各类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及社区力量的自主合作。除了与政府合作的密切的、街道层面的支持型社会组织、新孵化的社区社会组织，还应重点加强其他社会组织与社区的直接联系，盘活社会组织系统，打造社会组织成长良性外部环境，打通社会资源服务社区治理。[键入文字] 由专业社工进行社区居民的需求调研；由社会组织链接资源并提供技术指导；社区工作者需要积极配合社工工作，做好宣传和动员及信息提供等工作；由专业社工带领志愿者开展为民服务，必要时还需要有专业社会组织直接介入社区服务。

在社区治理机制方面，还应将项目式服务与常规化服务相结合。项目化的运作方式不需要在社区设置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工作人员，因此具有灵活性和节约资源的优势，但社区治理还需要许多常规性的工作，尤其是针对社区当中的一些弱势群体的帮扶工作需要长期坚持。只有将常规性工作与项目式工作相结合，促进社会组织、社工与社区的深度融合，才能实现社区治理的长远目标。

5.2 促进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的发展

目前美国大约有2500万人在各类非营利组织中从事各类服务工作（其中大多数是专业社区工作者)，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十二分之一[9]118。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是“三社联动”社区治理项目中的重要主体，这两者的力量会影响到社区治理格局能否真正形成。为实现此目标，应完善政府购买服务以促进社会组织发展。随着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逐步开展，民政部对社会组织的准入条件已经有所放宽，从2013年开始，我国社会组织数量进入了“增速发展期”，但力量仍然较为薄弱，独立性和专业性不足。

社会工作是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也是促进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大力促进社会工作等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的发展是我国社区治理改革的手段。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助于形成一个专业的社会服务组织联盟，在不断的交流、竞争及合作中，社会组织的专业水平将有较大程度的提升。当前，我国需要制定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加大社会捐赠力度，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源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应积极开展社会工作培训，发展社会工作教育，提高机构及社区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水平。

5.3 拓展资金来源

资金是制约当前社区治理改革的重要因素，社区服务及社区自治项目要顺利开展需要资金支持。为了保持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和自主性、保证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进而提高社区治理效果，应当盘活社会力量、探索公益创投等资金筹集方式。例如，南京市通过“百企助百社”“社洽会”等公益推介会的形式，为草根组织发展提供生存发展空间，推动草根组织的市场化程度。当然，在创新获取资金方式的同时，不能推卸政府的义务。政府也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政策，推动社会组织发展，使社区治理取得更好的效果。

5.4 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和能力

社区治理需要调动居民的积极性，但我国社区居民的治理意识不足。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国家应当构建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尤其是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保障居民的基[键入文字] 本权利。当前我国社会公平不足，居民的相对剥夺感较强，打击了人们为社会公共事业贡献力量的积极性。在社区层面，如果居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护，其参与提供社区服务的意识就会明显降低。此外，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除了主观因素和能力，健康的身体、充裕闲暇时间都是影响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因素。因此，国家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社区居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得到保障，为社区治理提供政策依据。

其次，应当健全社区组织结构，提高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质，与社区服务站之间形成合作但不包办的关系。完善居民对社区居委会及服务站工作的监督和考评制度，鼓励社区居民竞聘居委会工作者，切实保障社区公民参与权利。

再次，内在动力机制方面，通过开展参与式的社区福利服务及社区自治服务，提升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在过程中培养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将社区志愿服务与社区教育相结合，培养青少年的志愿服务意识。制定志愿服务激励政策，提高志愿者的服务热情并对志愿者进行培训，提高他们志愿服务的能力。

最后，鼓励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并不意味政府可以推卸责任，政府仍然是社区问题的解决的最终负责主体。社区治理涉及到许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内容。政府各部门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社区安全、社区卫生、社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做好规范，严格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承担社区治理的保障角色。

参考文献：

[1]谢菊,马玉庆.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历程回顾[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1):35-39.[2]郑杭生,黄家亮.论我国社区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创新之维——基于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分析[J].东岳论丛，2012(1):23-29.[3]闫薇,马晓晗,汪昊.“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新机制[N].中国社会报，2015-10-22.[4]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创新改革，整合资源，合力推进“三社联动”[N].中国社会报,2015-11-20.[5]杨贵华.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助力基层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研究——基于厦门市的调研[J].发展研究,2015(11):85-89.[6]李金清.朝阳区“三社联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J].中国社会组织,2015(5):10-12.[7]马洪波.宁波:以社区公益项目推进“三社联动”[J].中国社会组织,2016(3):54-55.[8]徐永祥.城市社区建设的体制创新与社会工作[J].探索与争鸣,2004(12):22-23.[9]张康之,石国亮.国外社区治理——自治与合作[M].北京：中国实言出版社,2012.全文发表于《探索》2016年第3期

篇6：厦门社区“微治理”

从小微事务入手，有利于居民构建一定的参与能力和产生协商共识的能力，这是“微治理”的精髓所在。

在改革全面深化时期，如何更好地让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与微观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相协调，是城市管理者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对此，厦门市从2014年开始了“美丽厦门共同缔造”的战略行动计划，厦门各区也开始了新一轮的社区治理创新实践。厦门市海沧区积极展开的社区微治理实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地方社区自治范本。

何谓社区“微治理”

厦门市海沧区在“美丽厦门共同缔造”精神的指引下，探索出一条以“微治理”实践社区自治的有效路径，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这一探索的核心是：以小事为抓手，以生活为平台，以居民为主体，以参与为核心，将自治内容嵌入居民日常生活，让社区自治、民主参与内化为居民的一种生活习惯。

在居民参与层面上，以“微行动”为抓手，从居民身边的小型事务和微观环境开始，激发人们的参与热情。如带动居民进行房前屋后的美化、公共空间的维护，开展“家园美化行动”。在海沧区东孚镇西山社区，村中间曾有个猪舍，颇为影响环境和景观，许多村民反映想将其拆除。后来村里乡贤理事会、道德评议会和村民议事会找来养猪户陈益兴，就地开会议事，经过协商和讨论，陈益兴决心把猪卖掉，拆掉猪舍，村民们一起改建为池塘，支持“美丽西山”建设。此外海沧各社区也推动“绿地认养”、“阳台绿化”、“公共空间认管”等小型的家园美化项目，采取上下互动形式，让居民、企业、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到社区惠民项目。

在社区建设层面上，以“微组织”为架构，培育成立多元性、多单位组成的小群体，促进个体融合社区，真正落实共同缔造的“共同”内涵。海沧兴旺社区成立了居民同驻共建理事会和社企同驻共建理事会，密切了居民之间关系，促使企业和各种社会组织参与到社区治理。这种充分调动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积极性的“微机制”，补充了政府治理的不足，推动社会治理走向精细化。名仕阁无物管小区的“自助家园”建设充分体现了同驻共建、多元共管的社会成效。“自主家园”创新“三元治理”机制，分别由小区业委会负责自治管理、社区公益组织实施公益服务、社区居委会提供“以奖代补”。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小区每月的物业费收取率达到了96%以上，居民无偿出资2万多元改善硬件设施，社区公益组织在小区内提供志愿服务18场次、620人次，办好事160余件次。

在政府治理层面上，以“微平台”为目标，真正营造“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的地方治理氛围。如兴旺社区在组建的“四民家园”的民智议事厅的基础上，建立社区同驻共建理事会和社企同驻共建理事会，对居民委员会起到补位作用，在自治组织内部形成了“居委会-居民-企业”的联动平台。在此基础上，加上一些俱乐部和公益组织，进而建立“理事会+业委会+俱乐部+义工队”多元共管的自治模式。

此外，在社区资源配置上，海沧的实践也充分体现了平台建设的特质。为了从政策层面调动群众共同参与的积极性，区政府出台了“以奖代补”政策，该政策改变原来近似大锅饭式的社区项目拨款制度，而通过对居民自发建设和服务的经费奖励形式，真正落实共同缔造的“共同”内涵。

首批启动了20个“以奖代补”项目，改变了以往由政府大包大揽的建设方式，有效激发群众的主体意识，扭转“政府唱戏、群众看戏”的困局。如在兴旺社区的“知心亭”，居民们积极响应“共同缔造”的号召，谋划提出了修建方案。在修建过程中，社区采取“以奖代补”的方法，将水泥、砖头等材料费补贴给参与修建的居民，有效激发了群众参与的热情。这些实践都体现了通过适当的组织或制度建设，搭建共同参与的“微平台”，从而真正推动了社区发展。

“微治理”的可持续性

任何社区治理实践要想走向经验化和可复制的模式，可持续性是其必须面对的最为重要问题。由于微治理方案在当代中国的地方社会建设中的实践时间并不长，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面对以往各类地方社区治理样本中的相似问题。

首先，政府在微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决定了社区自治的纵深发展程度。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是，社区建设和发展、社区服务并不等同于社区自治。加强社区建设和提供社区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属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基本职能。在对一些基层工作者的访问中发现，他们有些人认为社区中公共服务的提供就是社区自治的内容，如果居民参与热情不高，就归结为民众素质问题。这实际上存在着政府和居民自治组织的错误定位问题。

社区作为整体城市的一部分，一个具有相对边界的公共空间，其中对居民不同群体的公共服务职能实际并不依赖于社区而存在。而社区自治则是对地域范围内的居民事务进行民主协商和决策的过程。这也就是说决策中的“自治”和执行中的“自治”并不在一个层面。治理重心下移，并不意味着政府必须把应有其行使的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职权转移，也不意味着政府提供的社区服务就应该减少了。因此，如何通过专业化机构的设立，实现议行分设是未来社区发展中最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

其次，居民的参与，尤其是吸引更多青年群体参与社区治理，是未来微治理可持续性发展的保障。居民能否广泛参与是社区建设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事实上，社区微治理的基本路径是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交流的空间和参与社区管理的机会。然而，由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和社区建制，行政划分的社区规模呈逐年增长的态势，这也使得行政社区的规模和居民日常生活半径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差异。因此，从小微事务入手，有利于居民构建一定的参与能力和产生协商共识的能力。这也是微治理的精髓所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类微治理项目中，青年群体的参与度并不高。当然，这也是在现代跨地方流动的职业结构变动以及新媒介革命的背景下，全球社区治理都必须面对的难题。如何能够破解这一难题，需要在社区治理的深入发展中，发挥更多的智慧。

第三，在社区建设中，在注重微治理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大治理的必要性。一般而言，社区事务既包括了行政社区的内部事务，也有许多从城市整体角度考虑的公共事务。这就意味着社区治理结构既要有“分”，但也要有“合”的成分。在“合”的部分，组织的统筹能力尤为重要。例如在许多城市社区出现的停车难、绿地不足、物业纠纷乃至宠物饲养纠纷等等问题，看似都是社区的小微事务，但背后往往牵扯了不同的单位和个人，有的还是历史遗留问题，而在法律上也缺乏明确的规定。这就决定了社区事务本身需要通过协商以达成共识，从而加以解决。微治理实践，通过协商型的微平台建设，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努力。不过从最终保障的角度上看，通过各级立法加强制度建设，才是真正能够解决以上问题的路径。这也是当前我国全面加强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

社区治理的未来

厦门市“美丽厦门共同缔造”的战略行动和海沧区社区微治理实践，都是在改革深化时期，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建立更美好社会和更温馨家园所作的积极有益的探索，在实践上拓宽了制度创新的路径，具有广阔的前景。

未来微治理的进一步深化，将会在三个方面继续拓展。

首先，从微治理行动形成微共识，最后达成因地制宜的社区制度，是社区实践的重要目标。虽然微治理在实践中体现出了许多实用性特征，但不少问题解决模式也存在暂时性的特点。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生活共同体的形成，离不开凝聚最大共识的公约和制度。

微治理的重要特点就是将社区不仅仅看做一个居住和行政的空间，而视其为许许多多居民微型共同体所组成的地域社区，进而通过微行动，将这些过去隔离的共同体联结和组织起来，最后形成更高层面的共同体。然而一旦规模变大，所涉事务的公共性往往呈现几何级数增长，“二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搭便车问题也就出现。因此，要把治理往更高的层面推进，真正实现行政社区和居民共同体的统一，最终还是需要制度来加以保障。

其次，政府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微治理实践的成败得失。海沧区微治理的可贵经验在于对于居民的小型事务，通过微行动、微组织、微平台等建设，把握政府角色的“放”和“收”。事实上，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主要任务一方面是进行宏观制度制定和政策调控，对地区发展的政策规划和规范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政府也没有放弃自身责任，而是在社区事务中提供某种弹性服务来帮助社区发展和自治目标的实现。

因此，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并非要政府全方位干预，但政府需要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规划、指导、协调、监督和提供经费支持。政府通过一定的手段合理配置资源，组织引导社区自治组织、第三部门组织等来关注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以满足社区居民对社区经济、社区卫生、社区服务、社区医疗和社区治安等多方面的要求。

最后，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社区内生的居民关系网络是微治理未来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传统治理结构已然被打破。但是从传统实践中，我们依然可以得到许多启示。这意味着社区自治的发展，是不是完全让居民对社区事务进行自议自决就可以简单实现呢？实际上，在目前都市里陌生人社会结构、高度人口流动和匿名化的背景下，社区自治要面对的困难不仅仅是行政色彩浓厚那么简单。要推动社区自治的发展，我们要努力去建设社区居民关系网络，并通过这些邻里网络所提供的各种活动，为居民之间相互了解和熟悉提供了催化剂和纽带，从而使得人们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服务有了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城市社区自治也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