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公司治理机制论文

摘要：通过对农业保险激励机制新的研究视角，从政府、保险公司、农户等三个层面对农业保险的组织激励、供给激励、需求激励、减灾激励等进行分析。同时，从供给约束(包括公司追求目标的约束)、政策需求约束、管理约束等若干方面进行研究。进而探索构建现实背景下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为缓解农业保险市场供给乏力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导向。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保险公司治理机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保险公司治理机制论文 篇1：

我国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摘要】完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是保险业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的迫切要求。本文对我国保险公司治理的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保险公司治理还存在很多问题和有待完善之处。基于我国保险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和保险公司的特殊性，认为完善我国保险公司治理首先要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司治理模式，文中构建两种治理结构可供选择。

【关键词】保险公司 治理结构 金融中介

一、我国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现状

保险公司治理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不断完善

1.保险法律法规不断完善。2003年1月1日新《保险法》正式实施。2006年1月1日，新的《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正式实施。涉及治理结构的多项专业性规章陆续颁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风险和问题越来越受到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和OECD等先后发布了一系列相关指导文件，并提出了治理结构、偿付能力和市场行为三支柱的监管模式。

2.外部市场环境和条件不断改善。随着我国保险市场已经成为世界保险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资、外资、中外合资保险公司的不断增多，竞争不断加剧，投保人在进行投保时可选择的产品已经比较多，产品市场的竞争也为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提供了压力与动力，并创造了条件。同时，上市保险公司也可能被收购或者合并，这些都给保险公司董事会形成了压力，同时形成了对高级管理层的外部约束机制。

二、我国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存在问题分析

（一）没有体现保险行业的特色，对被保险人的利益重视不够

目前我国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建设过分注重股东和经营者的利益，对被保险人的利益明显不够重视，没有将其纳入公司整体利益的范畴。目前，一些保险公司在治理结构建设中出现了较大的问题，个别股东追求短期利润、急功近利，甚至极少数股东企图用保险公司作为其在其他企业的融资平台。

（二）董事会制度不健全

目前我国保险公司普遍建立了董事会制度，有的已经运作了较长的时间，但是仍有许多方面不完善：一是部分保险公司董事会机构不健全，没有专门负责董事会事务的常设机构。二是部分保险公司董事长习惯于个人单一决策，不能保证董事会内部的制衡，使董事会真正履行对所有者的受托人的责任。我国很多保险公司的董事长与总经理由同一人担任。

三、我国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一）明确界定保险公司的所有权

由于保险业的特殊性，被保险人的广泛性和相对弱势性，保险公司治理应该推行利益相关者理论，所以在保险公司破产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应优先于债券持有人拥有保险公司，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可以由保险监管者既保监会来托管，这与我国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宏观政策是一致的。

保险公司的所有权在正常情况下为股东所有，但是当保险公司破产时，保险公司所有权的转移次序依次为：职工、被保险人、债券持有人、优先股股东和普通股股东。

（二） 构建我国保险公司治理的组织架构

现构建两种适合我国国情的保险公司治理的组织架构模式，对这两种保险公司治理的组织架构模式进行说明：（1）都按《公司法》和《保险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权利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相互制约，四位一体的组织架构。（2）在监事会下面设立董事提名委员会，对董事会成员进行提名。为什么要在监事会设立董事提名委员会呢？主要是我国现在的保险公司的董事会的独立性不高，同时监事会也没有很好的起到监督作用，如果由监事会来提名董事人选并通过股东大会来任免，这样避免了由董事会下面的提名和薪酬委员会来提名和考核董事，这样就避免了董事会提名和考核自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弊端，从而加大董事会的独立性；同时由于董事是监事会来提名和考核的，这样就加大了监事会的权利，可以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3）监事会指向董事会的箭头表示监事会对董事会进行监督和提名董事。董事会的经营管理活动直接对股东会负责，并受监事会的监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权责明确、简洁高效的组织系统。（4）充分考虑保险业的风险特性，在董事会下面设立产品精算委员会。（5）董事会下面的提名薪酬委员会只负责审查高管人员的选任制度、考核标准和薪酬激励措施；对高管人员的人选进行审查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对高管人员进行绩效考核并向董事会提出意见。（6）虽然在这两种模式的董事会下面都设立很多专业委员会，但是在具体的实行中，可以根据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实践和保险公司自身的情况，删减一些委员会或者增加其他委员会。（7）这两种模式的区别在于董事会下面专业委员会的设立，模式一把所有的委员会都设在董事会下面，直接对董事会负责；模式二在董事会下面设立了执行委员会，并且在其下面再设立专业委员会，并直接对其负责。这两种模式没有多大的区别，并且每一种模式都是动态的、可以调整的，保险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状况来选择运用哪种模式。

参考文献

[1] 袁力.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及监管问题研究[J].保险研究，2005（10）：63-66.

[2] 李维安，曹廷求.保险公司治理：理论模式与我国的改革[J].保险研究，2005（04）：4-8.

[4] 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 曹龙骐、张琳.中国保险业：产权制度缺陷和改革路径选择[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1（10）：62-66.

[6] 朱俊生，齐瑞宗.论国有保险公司产权改革的新路径[J].保险研究，2003（02）：10-12.

作者简介：何华（1984- ），女，汉族，陕西西安人，西安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编辑：陈岑）

作者：何华

保险公司治理机制论文 篇2：

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研究

摘　要：通过对农业保险激励机制新的研究视角，从政府、保险公司、农户等三个层面对农业保险的组织激励、供给激励、需求激励、减灾激励等进行分析。同时，从供给约束(包括公司追求目标的约束)、政策需求约束、管理约束等若干方面进行研究。进而探索构建现实背景下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为缓解农业保险市场供给乏力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导向。

关键词：农业保险；激励机制；约束机制；框架设计

农业保险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助推器”。一直以来，我国主要采取政府补贴、救济和救助等方式给农业以保障，而人世后政府对农产品的补贴受到种种限制，农业保险则是为世贸规则所允许的“绿箱”政策。基于此，发展农业保险就成为一条必然要行的农业保障途径。农业生产自身的弱质性和弱势性，以及生产过程的特殊性，使得农业保险的开展尤为重要和迫切。目前看来，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研究激励问题的学科，如何设计机制给经济主体提供适当的激励和约束已成为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由此，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的设计也就成为农业保险机制设计的核心内容，是研究农业保险的一个极为重要视角。

一、文献回顾及问题的提出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保险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都已经相当成熟，而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历史较短，农业保险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还相当薄弱。

(一)国内农业保险理论研究的文献回顾

国内对农业保险理论研究起始于1935年，以王世颖(1935)、黄公安(1936)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者对当时国外农业保险的运作制度进行了探索，并结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对农业保险在国内实施的意义及模式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释，开创了我国农业保险理论研究的先河。然而，农业保险在1980年代以前的研究由于各种原因而进展缓慢。直到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重新开办农业保险业务后，学界对各种农业保险理论问题重新进行了深入探索，主要以郭晓航(1984)、庹国柱等(2002)、李军(1996)、刘京生(2000)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对农业保险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国内学者对农业保险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农业风险以及理赔的复杂性，农业发展水平低下以及保险费率高昂与农民收入低下的矛盾，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李军，1996；冯文丽，2004；黄英君，2007)。农业保险的外部性以及农业保险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庹国柱，2002；龙文军，2004)。农业保险的二重性(刘京生，2000)。以及由此导致的政策性保险(郭晓航，1986；庹国柱，2002；黄英君，2007)。总之，大多数研究文献仍是将农业保险界定在“政策性”保险范畴，对农业保险机制设计的研究较为浅显。

(二)研究问题的提出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2004-2010年连续七年中央“涉农”一号文件和《国务院关于保险业发展改革若干意见》等的指引下，我国农业保险试点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各种组织形式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逐步凸现，但农业保险机制依然没有得到很好构建。现有文献大多从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角度对农业保险进行探讨，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研究。基于此，本文有必要对这方面的研究进行拓展，并作为农业保险机制设计的核心内容之一，同时为缓解农业保险市场供给乏力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导向。

二、我国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的内涵及政府的作用

农业保险发展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供给不足，需求有限，出现了“供需双冷”的窘境，导致农业保险发展缺乏足够的动力。因此，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必须十分重视激励机制的建设问题。农业保险的激励应该贯穿于农业保险活动的全过程。然而，保险业的稳健运行有赖于建立科学的约束机制，农业保险作为一项特殊的保险业务，更有必要健全经营行为和风险管理全过程的约束机制。

(一)农业保险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內涵与外延

“激励”这一概念用于管理，就是通常所说的调动人的积极性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激励本身也是一种约束，某种因素的激励作用越大，约束作用亦大。“激励相容”约束表达了激励机制的作用机理，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必须通过调动员工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积极性实现。经济机制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是不可分的连续统一体。显然，上述关于激励约束机制的研究是基于公司内部的职工行为主体的研究。

而我们对农业保险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分析是基于农业保险行为主体的激励与约束的研究，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机制的“激励”和“约束”问题存在一定差异。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农业保险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进行界定和规范。所谓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是指通过激励约束因素，农业保险供给主体提供农业保险产品与需求主体购买产品相互作用的形式。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应该贯穿于农业保险活动的全过程，对于农业保险险种设计及其经营技术创新都应贯穿于农业保险发展始终。

(二)政府在农业保险激励与约束机制申的作用

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的构建离不开政府政策、制度供给的支持。而我们的研究将农业保险界定为政策性保险，就必然要发挥政府应有的作用，方可规避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的“双重失灵”现象，但政府仍要以“有限政府”的角色参与农业保险市场作用的发挥。这是政府角色在农业保险发展机制层面的共性要求，具体到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的构建，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则更为明显和具体。

多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政府的任务不仅是保证市场自由化和减少扭曲，而且还应采取积极干预的措施，在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的地方行使职能，用政府的干预来弥补市场的缺陷以规避“市场失灵”。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国家的强制性属性和特征决定了其在农业保险发展中的特定地位和作用。世界上开展农业保险的国家普遍实施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干预农业保险的理论来源于保险市场存在着失灵、垄断性或有限竞争性。我国保险市场同样存在市场失灵，农业保险市场更是如此。政府干预农业保险成为一种必要和必须，政府规制将会更多地作用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的构建。我们认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应更多地倾向于选择政府规制加以规范，对农业保险实施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同时应充分认识到农业保险行为主体的内在联系。

三、我国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的主体内容构建

一般地，“激励”是通过奖励等相关手段激发行为主体采取某种行为的内在积极性，诱导某种所期望的行为发生；“约束”是指不允许某种行为发生，一旦发生则对行为主体进行惩罚。激励和约束农业保险

主体行为的目标、条件和程度，构成了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的整体，也成为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的主体内容。

(一)农业保险的激励机制

农业保险的激励应该贯穿于农业保险活动的全过程。基于此，谢家智、黄英君等(2006)曾将农业保险的激励机制分为组织激励、供给激励、需求激励、减灾激励等四个方面，并分而述之。IIQ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农业保险主体行为的目标、条件和程度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对经营主体、投保农户和政府三个层面就农业保险激励机制的组织激励、供给激励、需求激励、减灾激励等进行探讨。

1　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激励

世界保险发展史说明了保险经营范围伴随保险经营技术的创新而不断拓展，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农业保险而言，可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对农业风险的识别、计量以及损失控制的水平。这样有利于保险公司对风险事故的发生，进行积极的防灾防损，降低甚至规避损失。此外，具有相关性的农业风险同时也具有局部性，基于保险的“大数法则”，可通过大范围的承保来分散风险。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保险公司具有充当农业保险制度变迁初级行动团体的技术优势。但现实情况是：农业保险长期以来亏损严重，保险公司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下都不愿主动经营，甚至视农险为负担，不会主动充当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团体。但在政府提供的优惠条件下，保险公司则有可能充当初级行动团体，配合政府的制度变迁并获得相应收益，甚至可能只会充当农业保险制度变迁中“免费搭车者”，享受制度变迁的成果。同时由于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属性，政府必须对保险公司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激励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供给的规模和范围。同时，国家应主动投资农业保险，建立起保险公司和农业经营者互担风险的机制，并积极筹建农业再保险保障体系，逐步扩大农业保险的基础设施投入，进一步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范围。

2　对投保农户的激励

近年来，一些省份的农村经济在实施战略性结构调整中稳步发展，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农民致富的进程。这个进程一方面增加了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另一方面，它也提升了农民对农业保险产品的购买力。但就农村经济发展现实来看，农户购买能力依然极为有限，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这就要求对投保农户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激励农户扩大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

从国外实践和立法来看，农业保险的补贴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由政府提供一定比例保费补贴；二是由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者提供业务费用补贴，即经营费用补贴。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为解决农民支付能力低这一农业保险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强化保险公司的经营责任，应主要采用保费补贴方式为主，经营费用补贴为辅，兼顾二者的比例额度。对于保费补贴水平，可以选择按保险标的单位给予固定额度的保费补贴。如按农民参加保险的种植面积给予每亩地固定额度的保费补贴。此方法不受保险机构保费价格水平差异和变动的影响，较容易防止保费补贴的失控。

3　对政府的激励

基于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农业保险存在很强的外部性，最终受益者是全社会的终端消费者，农业保险的开展无疑会扩大整体社会福利，这也是政府产生激励的基础条件。政府必须充当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团体，为农业保险发展提供技术、研究资料和防灾减损扶持。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主要有洪水、干旱、地震、台风、泥石流等，这些灾害事故的发生大多有一定的气象或地质征兆。政府应集中必要的财力和人力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提供准确的预测信息。提前做好防灾准备。同时政府还应该积极修建防洪抗旱工程，为商业保险公司提供防灾减损扶持。这样可以减轻和缓解我国一直以来对农村采取单一的救助救济方式带来的财政压力，成为一种变相激励。

(二)农业保险的约束机制

Hay和Morris(1991)对企业增长理论进行了拓展，表述了决定企业增长的四个主要因素：需求约束、管理约束、财务约束，以及经理所追求的目标。基于此，我们将对农业保险约束机制做出如下细分：农业保险的供给约束(含公司追求目标的约束)、政策需求约束、管理约束。

1　农业保险的供给约束

农业保险的供给约束，亦即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约束。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承担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经营，在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和发展中担当重要角色。在当前农业保险市场主体缺位的情况下，扶持培育一定数量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对增强农业保险供给和促进农业保险市场发育具有积极意义。毫无疑问，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有别于其他保险经营主体，它一般是在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成立，必然会享受许多其他保险经营主体难以获得的政府资源优势。为有效激励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积极性和责任感、充分发挥政府的效能、促使农业保险市场机制的发育，在制度设计和政策供给上，应该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进行必要的约束。

首先，应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行为及其追求的目标进行约束。就农业保险制度供给本身而言，农业保险的核心问题是解决农业风险问题。但在实践中，在保险市场准人较为严格的情况下，投资人易于以经营农业保险为由，获取政府的保险经营许可。进入保险行业以后，弱化农业保险而主要经营其他保险业务。更为严重的是，这部分农业保险公司同样会获得政府的各种直接和间接补贴，占用公共资源。因此。应从市场的准入到经营的业务范围都做出较严格的约束。当然，商业性保险公司进行涉农业务的经营则不应受到任何制约，而应对其进行鼓励和支持，并可享受农险业务应有的补贴支持。

其次，应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进行财务约束。国际上许多农业保险研究的权威专家在考证世界农业保险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告诫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谨慎考虑发展农业保险问题。对各种组织形式的经营主体，必须规范其内控经营机制。建立良好的风险控制和财务约束机制。对于公司型的农业保险公司。还应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同时应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

2　农业保险的政策需求约束

国内外农业保险发展实践表明。农业保险相关法律、法规等政策的制定与完善，保证农业保险具有一定的补贴支持，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构成了农业保险发展的基础。首先是法律支持。农业保险的产生和发展作为一种诱导性的制度变迁，其立法意义比一般商业保险制度变迁要重要。从国内农业保险试点看，由于各地情况差异很大，目前国家立法的条件尚不成熟，应先由各地根据辖区内的农业保险试点情况。制定相应的农业保险地方性法规。国务院根据中国保监会等部委拟定的《条例》草案，尽快出台《农业保险条例》，对农业保险进行权威性规范。立法部门要尽快研究，待条件成熟后，适时制定和颁布《农

业保险法》。其次是经济支持。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的农业保险带有明显的正的外部性(即公益性)，是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应该给予足够的经济支持。同时，由于农业保险经营风险高、费用高、赔付率高，没有政府经济上的支持是不可能持续经营的。第三是行政支持。农业是一个准公共部门，农业保险的发展具有极强的公共性和外部性，因此，建立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需要探索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并实施对农业保险的一定程度的行政保护。

3　农业保险的管理约束

迄今为止最为著名的管理约束方面的检验工作是由彭罗斯(E.PeImsc)完成的。而我们所述农业保险的管理约束则主要体现在对农业风险保障范围和保障程度控制的约束。

首先，就农业风险保障范围的约束而言，农业保险作为一种专业化和社会化的风险管理手段，保险产品的开发设计应加以选择。在一定的保险经营和管理技术条件下，必须对风险进行分类、识别。这一过程在保险产品的设计、开发、承保等环节尤为重要。现代保险经营技术在不断突破可保风险的界限，传统的不可保风险条件在弱化，但许多保险产品经营的失败，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风险保障范围界定不科学所致。能导致农业保险标的损失的风险复杂多样，仅涵盖单一风险的保险方案是不完全的，必须对风险保障范围加以规范。理论上，农业保险的风险保障范围与保险费率、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利益紧密相关。风险保障范围越宽，保险人承担的责任越大，投保对象的保障程度越充分，但保险费率就越高，投保人的保费负担越重。从促进我国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角度，应对农业保险的风险保障范围作必要的约束。

其次，就农业风险保障程度控制的约束而言。农业保险中普遍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严重影响其经济效益和市场的培育。但由于农业风险保障程度的约束，使农业投保人无法将全部风险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这一风险缺口要求投保人不得不进行“自保”。正是因为“自保”风险的存在，使农户与保险公司在保险标的的农业风险管理中形成利益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道德风险及逆选择发生。而在农业保险实践中，农业风险保障的程度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规定和调整。在存在道德风险的条件下，部分保险(不足额保险)将是最优的均衡结果。此外，最优保险合约应明确规定把保障程度作为损失发生额的非递增函数，即小的损失可以足额保险，当损失超过一定限度后则实行部分保险。这些为保障程度的约束提供了理论支持。此外，农业风险保障程度的约束也很容易得到投保人的支持。

四、研究结论

一个经济机制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调动人们积极性的问题，激励机制能够把人们的自利和互利有机地结合起来。激励和约束是科学激励机制内在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仅有激励没有约束的激励手段是缺乏效率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既能有效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又能防止其不顾风险盲目追求利益的不负责任行为。激励与约束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是农业保险机制的核心组成部分。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理论所研究的问题是：对于给定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目标，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的分散化决策条件下，能否并且怎样设计一个经济机制对农业保险三方行为主体的目标进行激励和约束，使其个人或群体利益和设计者既定的目标一致。它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调动政府、保险公司、投保农户等行为主体积极性的问题，即如何通过某种制度或规则的安排来诱导他们参与其中，激励机制能够把人们的自利和互利有机地结合起来。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规范农业保险行为主体的行为目标，约束机制则可以把人们的行为目标与农业保险经济福利的最大化目标进行有效地规范。基于此，同时根据前文对农业保险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较为深入的分析及其联系的综合考察，我们可以尝试构建我国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如图1)。

责任编校　黄 晗

作者：黄英君

保险公司治理机制论文 篇3：

险企治理雷霆行动：动了谁的蛋糕？

短视化效应，往往是基于内部控制人对短期公司市场价值虚增和短期资金变现的要求，而形成的公司经营策略。而险企加强合规风险意识的声音，往往无法透过高层，传递给形同虚设的董事会和实际控制人，故实际形成了非业内人的实际控制人对合规经营的蔑视，酿成治理风险

2020年8月28日，银保监会在监管系统内印发了《健全银行业保险业公司治理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以下简称《方案》）打出银行、保险的三年公司治理组合拳，将银行、保险的公司治理质量提高从整体规划落实到具体细节中。对面临新发展机遇的保险行业而言，只有加强风险防控意识，筑牢防火墙，才能在规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互聯网红利身后的噪音

疫情期间，大量线下作业公司因隔离措施，被线上作业公司大量挤出市场。特别是银行业和保险业面向大众的作为负债端的产品，迎来了互联网红利，线上远程销售、运营的网销渠道业绩迅速增长。不过，在业务爆发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不和谐的市场噪音，引发外部市场“看不清”。

据众安在线公开信息披露 （6060.HK），其作为一家仅拥有互联网渠道的财险公司，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所获得的原保险保费收入总额约为人民币96.03亿元，同比增长11.39%，在疫情期间增长率惊人。而同时期保持传统作业方式的人保财险，增长率仅为4.4%。此外，仅具有销售属性的互联网保险公司也异军突起，成为疫情期间保险增长的生力军，如水滴保险，凭借疫情期间的业务增长利好，成功登上胡润2020全球榜。

与此同时，8月13日，中国银保监会网站发布的《关于2020年第二季度保险消费投诉情况的通报》中指出，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共接收保险消费投诉33732件，同比增长26.86%。众安在线的投诉量位列财产保险公司前三名。此外，亿元保费投诉量前三名的财险、寿险公司，也皆具有互联网基因。腾讯新闻曾统计2019年全年，互联网保险增长率较三年前增长不过50%，但客户投诉率较三年前竟激增了9倍。除广泛意义上的销售误导、捆绑销售等市场乱象，今年下半年迎来的互联网大检查中，监管又穿透式地对近年来发展迅速的网络互助平台进行了违规信息披露。9月银保监会一篇名为《非法商业保险活动分析及对策建议研究》的研究文章，提到了相互宝、水滴互助等网络互助平台的“非持牌经营”，认为其涉众风险不容忽视，部分前置收费模式平台形成沉淀资金，存在跑路风险，如果处理不当、管理不到位还可能引发社会风险。跑路风险不仅会对水滴、信美互助等公司不具有内部信息优势的中小股东存在投资风险，还会对广大曾通过这些平台被获取有效身份信息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领取”了保险的用户产生巨大的保险产品持有风险。

长期致命的“虚假繁荣”

9月中旬，据财联社报道，银保监会下发关于保险资金运用违规问题和风险自查有关情况的通报中，点名23家保险机构自查报告存在未按时提交以及遗漏问题，集中体现为股东行为失范和管理层被实际控制人激进的投资策略裹挟下的资金运营问题。比方说，个别保险公司控股股东通过操控股东大会或董事会、设立投资顾问委员会等方式，绕开“三会一层”，违法违规干预保险资金运用工作。74家保险公司未按监管要求设立首席投资官，9家保险资管公司独立董事设置不符合监管要求。4家财产险公司未设置保险资产管理部门。4家保险公司未开展资金运用内部稽核，或未对资金运用内控情况开展外部审计。此外，在投资操作层面，6家保险公司在不具备相应投资管理能力情况下，直接开展不动产或金融产品投资，个别公司境外投资品种超出监管规定范围，涉及金额462.18亿元。26家保险机构未将包括银行存款在内的各项投资资产全部实行第三方托管。个别保险公司存量内保外贷业务在担保主体、资金用途、杠杆比例等方面不符合监管要求，涉及金额444.19亿元。这些在短时间内，都会通过规模化的新单业务增长展现出“虚假繁荣”的景象，而中长期上，将严重亏空公司偿付能力。

监管调查中更有甚者，个别保险公司股东违规开展资金关联交易，9家公司关联交易投资规模和比例不符合监管要求，4家保险公司将保险资金通过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股权投资基金、非保险类子公司等渠道违规流入关联方涉及金额28.66亿元。个别保险公司以公司银行存款为境外子公司提供担保，违规为关联方提供质押融资或担保，涉及金额338.11亿元。此外有5家保险公司项目资金被关联方在合同约定用途以外使用，本金及收益未进行及时确认和清收，涉及金额61.4亿元。3家保险公司购买的关联方不动产等资产长期未办理过户，涉及资产权属不清情况下支付关联方款项金额17.22亿元。此外，在对保险资管产品的监管中发现，为保险公司规避关联交易监管提供便利，仍有存量通道业务存在违规行为，涉及金额340亿元。在上述监管检查中，由于股东隐蔽的掏空行为，涉及金额高达1350亿元。数额如此巨大，已极大程度上构成了对金融正常管理秩序的扰乱，并提升资金运行系统的复杂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可能。

高质量发展的“防火墙”

上述诸多乱象的产生，与内部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激进策略下的治理失范甚至违规不无关联。

银保监会的三年公司治理方针指出，近年来，部分机构考核机制存在明显的短视化倾向，薪酬分配过于向业务部门倾斜，高管人员薪酬与其承担的风险责任不够匹配，薪酬形式过于单一，中长期激励不足，不利于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调查中也发现，由于银行、保险面对大众的产品往往是公司的负债端，一味追求当期规模保费的增长率，扩大业务部门薪酬分配比例，会增加公司的偿付风险，并对公司中长期业务品质和稳健经营产生巨大压力。而这种短视化效应，往往是基于内部控制人对短期公司市场价值虚增和短期资金变现的要求，而形成的公司经营策略。由于大量的银行及保险业内人士集中在内部运营和作业层面，作为利益相关者和公司内部员工，呼吁停止短视效应，加强合规风险意识的声音无法透过高层，传递给形同虚设的董事会和实际控制人，故实际形成的非业内人的实际控制人对合规经营的蔑视，就造成监管在文件中指出的“部分机构存在董事不敢、不能、不愿履职，高管层履职越位、缺位、错位，监事会监督功能发挥不足等问题”。

鲜花和利剑两峥嵘，对于保险的行业利好和投资赛道不断拓宽的同时，更需加强风险防控意识，筑牢“防火墙”。特别是疫情加速了人们对健康等保障的认知，加速各家保险公司线上化进程，将保险销售从线下赶到线上的趋势日益明显。拥有互联网品牌优势、线上化运营、服务等经验的互联网平台保险在疫情过后，拥有了绝对的先发优势。由于保险资金侧重于中长期投资，利用长期稳定的保险资金可有效维持资本市场稳定，有助于缓解经济波动对实体企业融资的影响。

而在笔者与南京大学金融系林辉教授的交流中，林辉教授表示：“基于互联网、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之前公司金融常用的固定资产定价模型已无法适应目前轻资产、具有互联网属性的企业资产定价。”这意味着，切实提升公司治理质效，从实践上讲，是确保公司内部信息的真实、效率披露的必要手段，而公司内部信息的有效披露则是外部投资人能够客观真实地对公司进行合理定价的基础。

和讯网有评论指出，新的战事已经打响，新一轮的商战定要在合规、稳健、永续经营的基础上，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引导保险资管机构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使得行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作者：金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