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自然科学教育法论文

2022-04-21

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后产生的一门新课程，其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决定了它将对学生的价值观确立和人文精神培养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试从教学过程中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为出发点，从教学的内容和形式两个大的方面，探究“价值观教育与人文精神培养目标的统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对教学的实效性问题进行探讨。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近代自然科学教育法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近代自然科学教育法论文篇1：

试论斯宾塞快乐教育思想及其对家庭教育的启示

摘要：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是英国著名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近代自然科学教育运动的倡导者。著名教育学家杜威称他为“教育史上的一座纪念碑”。其快乐教育理念像一阵春风为教育带来新的生命力，对后世影响深远。并对家庭教育提出树立正确的儿童观、提高家长教育素养、采用合理的教养方式、尊重理解儿童等建议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斯宾塞快乐教育思想；家庭教育

一、斯宾塞快乐教育思想概述

十八、十九世纪是近代教育蓬勃发展的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教育家，斯宾塞是十九世纪中期英国科学教育改革运动的领导人。他抨击当时英国教育中的古典主义、经院主义，不遗余力，大力提倡实科教育并非常强调实用、自主和兴趣等教学原则。[1]他提出“快乐教育”的理念，认为 “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成为一个快乐的人，教育的手段和方法也应当是快乐的”。斯宾塞反对传统教育中的强迫和灌输学习，主张帮助儿童掌握自主学习的能力，尊重儿童兴趣爱好，并采用鼓励等方式，引导儿童探索知识，寓教于乐，寓教于“做”，把快乐融入教育过程中。此外，斯宾塞十分注重对儿童的家庭教育，强调家长教养素质的提高。在他看来，对儿童的教育过程本身也是父母不断进步的过程，家长应当像学习工作技能一样认真学习教养子女的知识。斯宾塞快乐教育思想主要包含以下方面：

（一）快乐的教育胜过一切教育

斯宾塞主张以轻松愉快的手段对儿童进行教育，他认为“孩子在快乐时，学习任何东西都比较容易；相反，在情绪低落、精神紧张的状态下，他的信心会减弱，这时即使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也不会有任何办法。许多被认为没有天赋、天生比其他孩子差的孩子，其实并非如此，只是教育者的方法不得当而已”。[2]快乐教育理念下，家长充当着引导者的角色，为儿童提供学习的环境和条件，依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引导儿童独立探索和推理，摒弃灌输和强迫学习的方式，为儿童营造宽松和谐充满童趣的教育环境。

（二）父母是世上最重要的老师

古今中外很多教育学家都强调家庭教育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斯宾塞对此用了一个形象贴切的比喻：“对于孩子的教育，学校好比是白天，而家庭就是夜晚。不要忘记，夜晚会发生很多看不见的变化。细心观察一下就会发现，种子总是在夜晚发芽，人总是在夜晚长高的啊”。[3]学校教育以传授系统的知识技能为主，教育过程直观、目标明确、系统全面，有比较科学的评价标准；家庭教育的内容则涉及儿童发展的方方面面，涵盖了儿童一生的所需——例如行为习惯的养成、性格的形成等等，并渗透于日常生活中——家长的一个眼神，一个细小的动作，都会对儿童产生影响。另外，我们很难像在学校一样用某个客观的标准评价儿童所接受的家庭教育的成效。家庭教育的这种“润物细无声”的特点，使它很容易被人们忽略。但也正是这种“渗透”对儿童的影响更为深刻。

（三）多样化的教育内容

作为十九世纪中期英国科学教育改革运动的领导人，斯宾塞认为教育的目的应当是“为完满生活做准备”。他提出的教育着眼于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既有智力和学习潜能的培养，也兼顾儿童习惯和能力的养成以及健康心理、品德等的塑造。

培养儿童的观察力是发展儿童智力和学习能力的先决条件，观察是儿童探索和获取知识的基础。培养孩子的多种能力，首先要尊重孩子的权利，“自尊是什么？就是对自我的认同、肯定，为自己灵巧的手指欣喜，为自己表达情感和思想的语言而高兴，为身体跳跃的能力而自豪……正是这种自我认同，使一个人不甘落后，积极求知”。[4]不扼杀孩子的天赋和权利，才能培养出孩子的能力。培养儿童的多种能力，是家长送给孩子的一笔巨大财富，它们给孩子无穷的可能性，给孩子更有力的臂膀去迎接未来的生活。如果把人生比作一艘航行的巨轮，知识和能力好比是船身，那么积极的情感和高尚的品德就是巨轮的动力系统。没有了动力，也许船能够继续航行，但是走得不远不快，只有拥有了乐观的情感和高尚的品德，人生的巨轮才能破浪前行，所向披靡。

二、斯宾塞快乐教育思想对家庭教育的启示

（一）树立正确的儿童观

儿童观是人们对儿童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它是教育观的依据，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儿童教育观。[5]正确认识儿童是进行家庭教育的基础。有的家长认为孩子很小，错误的习惯和行为不需要纠正，长大了自然而然就好了；有的家长认为跟孩子讲道理没用，只有训斥和惩罚才能起作用；更有甚者，认为孩子只是家长的附庸，任凭父母随心所欲。这些错误观点指导下的家庭教育极大地危害了儿童的健康发展。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儿童观，把儿童看成具有独立人格的、有巨大发展潜能的、具有个体差异和个性特点并具有主体性的人。[6]

（二）理解、尊重幼儿

每个阶段的幼儿有其独特的年龄特征，反映出来的问题也不一样，面对孩子的问题，不能一味的指责，要理解并尊重儿童的心理特征，尊重儿童的人格，尊重孩子的意愿，不将父母的意愿强加给孩子。相信儿童的发展潜力和天赋，根据儿童的具体特点因材施教，杜绝非打即骂的教育方式，更不能忽视对孩子的教育，要多鼓励、多引导，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在无忧无虑、充满关爱的环境中快乐成长。

（三）重视家庭教育，提高家长教育素养

家庭教育具有启蒙性，对儿童良好习惯的养成、性格的形成、社会性的发展等等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儿童的影响会伴随其一生。现实中，许多家长缺少完备的知识、充足的准备，也很少接受先进的教育理念，而以经验和情感支配着自己的教育方式。好的家庭教育需要家长深入了解孩子，并保持极大的耐心和信心。家长不断提高自身的教育素养，才能科学的教育孩子。

1、提高家长的理论素养

理论素养主要指关于教养孩子的理论知识和技能。例如：儿童的敏感期、每个年龄段的身心发展规律和特征、如何和儿童沟通等。正如斯宾塞所说“很难想象，一个商人不懂得运算和簿记的后果会怎么样；一个人没有学习过解剖学，就开业进行外科手术的后果又会怎么样。也很难想象，一个对孩子身体、道德、心智方面了解甚少的父母，如何去指导孩子”。[7]家长可以通过阅读教育类书籍、参加家长课堂或听教育讲座的方式，学习国内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以此作为指导。

2、完善家长的心理素养

家长要有耐心和信心。教育孩子需要整个家庭付出长时间的努力，教育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许孩子达不到家长预期的水平，也许孩子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也许家长会充满了挫败感……这些都需要家长有积极的心态来应对家庭教育中的种种困难和不易。在遇到问题时多一些冷静思考，少一些冲动；多一些沟通交流，少一些独断专行；多一些鼓励支持，少一些责备惩罚。

（四）采用合理的教育方式

同学校教育一样，在家庭教育中也需要充分发挥儿童的主体作用。多为儿童提供探索知识的工具和条件，对于儿童遇到的困难和疑惑，家长可以引导儿童继续思考，或带着儿童一起查阅资料解答问题，既能让孩子体会到学习的成就感，又能调动起孩子探索知识的乐趣，还可以增进父母和孩子的情感。以斯宾塞的家庭教具为例。为了训练小斯宾塞的记忆力、描述能力、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相结合的能力，他制作了“地图纸”，每去一个地方，斯宾塞都会请小斯宾塞把所走的路线和一路上的事物、见闻记录下来画成地图详细标注，并不断完善。他认为，地图和词汇同样具有描述功能，但地图更直观形象更符合儿童认知发展。

父母是孩子的榜样，家庭中良好的学习氛围需要家长和孩子共同营造。父母不妨每天阅读书籍，陪伴孩子一起学习，潜移默化的创造出看书学习的家庭传统，让孩子不再产生“学习是任务”的心理，而把学习作为一种乐趣和生活必需。

经常与孩子沟通，一方面可以增进父母与孩子间的感情，促进亲子关系的和谐，另一方面有助于家长走进孩子内心，了解孩子的心理。亲子间的交流应当是平等轻松的，家长和孩子间可以分享彼此的情感、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家长遇到困难也可适当的向孩子寻求帮助和解答。对于教育的问题，家长试着听听孩子的想法，双方共同探讨出一种合适的教育方式，让孩子感受到尊重与关爱，也意识到学习和生活都是自己能够决定的事，增加孩子的责任感和自信心。

三、结语

对于孩子的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是学校单方面的责任和义务，需要父母和老师、社会和家庭持之以恒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家庭的作用更为深远。在学校教育不断完善的今天，对于家长教育意识的提高和教育素养的提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看到这样一种场景：家庭科学地担负起了应尽的教育职责，学校、社会和家庭真正实现了教育合力。孩子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

（作者单位：1. 西华师范大学；2. 日本文理大学）

参考文献：

[1]张焕庭. 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2]赫伯特·斯宾塞，云晓，编译.斯宾塞快乐教育全书[M].北京：朝华出版社，2011（5）.

[3]赫伯特·斯宾塞，云晓，编译.斯宾塞快乐教育全书[M].北京：朝华出版社，2011（5）.

[4]赫伯特·斯宾塞，云晓，编译.斯宾塞快乐教育全书[M].北京：朝华出版社，2011（5）.

[5]丁连信，主编.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第二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6）.

[6]丁连信，主编.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第二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6）.

[7]晨曦.家庭教子经典—斯宾塞教育法[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8）.

作者：郑晓宇冯海英刘昱

近代自然科学教育法论文篇2：

价值观教育与人文精神培育目标的统一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观教育；人文精神培育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近年来，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本文试图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的“05方案”，从价值观教育与人文精神培养目标统一的角度，来探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教学的实效性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教学过程中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可见，价值观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的重要任务。

从目前情况看，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面临许多问题。而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使大学生的价值追求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此也使我们的价值观教育面临很大的挑战。

首先，从外部环境看，经济全球化对价值观教育带来很大影响。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一方面其全球性与开放性的特点，使各个国家、民族问的交往日益频繁，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由此，使得文化交流更为广泛。各种民族文化在这种交流、碰撞中吸收异质文化之长，以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全球化之际，凭借着他们在经济、军事、科学发展方面的优势，把本民族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看作是普世价值和全球伦理，通过各种形式向其他国家渗透，以达到其控制的目的。正如德卢克所言：“全球化也具有意识形态性，因为它试图根据一种比任何一种都更有效地服务于一些利益的全球想象来重新构建世界。”

在这种情形下，西方价值观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势必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有西方的物质文化、生活方式的影响，还有西方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冲击，使我国的本土文化受到一定的挑战，一方面影响了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接受和传承，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有被逐渐削弱的危险，就如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所言：“对于那些处于边缘的人来说，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在全世界的扩散也强加给他们一种新的认同感，替代了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同时，这种做法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认同，从而降低了社會主义思想对人们的凝聚力和整合作用，对大学生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形成共产主义信仰产生着直接的影响。

其次，从国内的情况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价值观教育带来一定的影响。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一直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由此，我国的经济主体由过去的单一化发展为多元化。多元利益主体之间不断产生冲突、竞争和合作，促进了我国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对人们原有的价值体系产生一定的冲击。一方面，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一种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其一般本质是人通过物的表现和实现来确证，而人的关系也是通过物的交换来实现；它体现了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和人的关系的物化性质。在这种关系下，人们的价值追求难免受到利益的影响，由此，利益和效益成为人们价值评判的标准，导致了他们在价值取向上急功近利、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另外，现阶段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分配方式多样化，决定了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等的日益多样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样化。

可见，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一方面他们受到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同时还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和挑战，使他们的价值冲突不可避免，因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也成了一种趋势。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趋向中，既有开拓进取的精神，又有急功近利的倾向；既有独立自主的意识，又存在个人主义的倾向；既有效率与创新的观念，又有实用主义的影响……。由此，在实际中难免表现出迷茫与困惑。因此，加强价值观教育，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就成了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二、人文精神培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题中之意

从现代意义上说，“人文精神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或者说是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在中国古代，“人文”主要是指以礼乐为教化天下之本，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一个人伦有序的理想、文明社会。在儒家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中，蕴涵了丰富的人文的内容，也成了我们人文教育的宝贵财富；而《礼记?大学》中所强调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则更是说明了人文精神培育是大学教育的题中之意。

而从西方文化的发展看，在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那里，“人文”的概念表达了一种教育理想，即通过教育或教化使人获得完整、圆满的人性。文艺复兴以后，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产生了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人文科学，“人文学科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知识，即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知识。”因此，人文知识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切优秀文化和知识成果的集合，人文精神则是人文知识化育而成的内在主体的精神成果。它蕴涵于人的内心世界，并见之于人的行为之中。可见，人文精神的培育不在于一时之效，应该是长期习得。对大学生来说，必须通过全面提升素质，实现人文精神的培育。

从现实的情况看，因为人文精神体现着对人自身的尊重，体现人自我发展和实现的愿望，因此，它也成了当代大学生的一种内在需求。而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和要求出发，引导大学生构建和完善自身的精神境界，以适应社会基本精神和价值要求，并以社会发展的基本人文精神作底蕴。

近年来，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较好地发挥了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但还是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如：在教学内容上，一是包含了很多的重复，包括与中学政治课内容的重复，政治理论课之间的重复；二是教学内容与实践的脱节，以至讲授的理论对当今社会的现实问题缺乏说服力，等。在教学方法上，照本宣科的方法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不受大学生欢迎的主要理由。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严重脱离大学生这个群体的实际需求，即背离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

新一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改革，突出了“三贴近”的特点，即贴近现实，贴近大学生思想实际，贴近当前

的热点问题，将政治与人性、人生、生活和社会密切关联。显然，其核心宗旨及精神实质与人文精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可见，让思想政治理论课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和人文精神培育的使命，这应该是高校政治理论课改革的主要思路和基本对策，由此也说明了人文精神培育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题中之意。因为“人文是要满足个人与社会需要的终极关怀，是要关心人、集体、国家、民族、社会、自然界，是人的精神世界的需要，是人成为人的需要……人文就是为了人能够成为一个对社会负责的人，一个真正的人的标准与内涵。”

三、在教学过程中坚持价值观教育与人文精神培养的统一

“人文精神不论把它看作一种信念还是看作一种理想，都是人生的路标，行为的准则，因而都与指导和贯彻联系在一起。”可见，人文精神的培育离不开教师的正确引导。而因其与价值观教育的一致性，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必须坚持二者统一的原则。

首先，在教学过程中，要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人文精神培育的核心，就是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即将一定社会的价值目标、价值信念、价值标准、价值规范转化为受教育者的个体意识，形成个体的价值体系。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一定要重视学生的内在需要，关注学生的切身利益。也就是说，这里的“以人为本”就是以学生为本，即要注重学生的“主体性”。为此，在教学过程中，要根据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承认学生的发展变化，了解学生，理解学生，服务学生，引导学生。

以此为出发点，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必须通过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以达到“以理服人”的目的。因为面临文化多元化和意识形态多样化的现实，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引导学生选择科学、正确的理论，无疑是以学生为本、对学生高度负责的一项重要工作。另外，这一过程并不单纯靠理性因素的支配，还受到意志、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也离不开情感的渗透。人的情感比理智脆弱得多，也因此易于突破。在教学过程中，一旦师生双方建立了感情，就可以使学生的接受率趋向高值。双方的感情越深，接受率越高；反之，如果感情对抗，就会使教育对象产生逆反心理，从而使教育产生负效果。长期以来，我们的政治理论教育难以取得较好的效果，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的教育缺乏情感这一桥梁。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要把理性教育与情感教育结合起来。

其次，在教学内容方面。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是蕴涵着丰富人文精神的人文知识。马克思一生都在思考人类的命运，阐述人的尊严，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权利，寻求每个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道路。恩格斯曾经把历史唯物主义概括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历史的科学”，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把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而是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历史发展的主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的现实的存在方式就是社会实践，因此，他又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里，人作为有理性、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主体，是把握、改革、创造世界的真正主宰；人通过实践改造世界，并创造着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着人本身的社会主体。通过对人的本质和社会本质的科学界定，马克思提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并且强调：“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本质的真正占有；……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在《资本论》中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即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显然，对人的本质、人的发展以及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成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内容，从中也体现了其博大精神的人文精神。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将这个内容凸现出来。这是其一。

其二，如前所言，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始终贯穿着以人为本的人本精神和關切个人、人类命运的优秀传统，渗透着寻求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同时，也蕴涵着许多优秀的价值观内容，其中，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宽厚胸怀等等，对于学生的人文精神培育将起到十分重要且长期的影响作用。

其三，当然，西方的思想中同样贯穿着人文主义的传统，洋溢着强烈的人文精神。从古希腊开始，西方的哲学家们思考万物的本原，沉思个体和人类的命运，追问人生的意义，确立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可见，他们的哲学思考中一直突出了人的主题。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必须以开放的心态，把西方文化客观地、全面地介绍给大学生，让他们在比较中充分吸取西方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同时进一步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的指导意义。

再次，在形式上，要采取各种方式，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收到实效，以真正达到价值观教育与人文精神培育二者的统一。这个问题一方面表现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通过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兴趣，拓宽学生的视野，开启学生的思维。让学生相信：任何真正的理论，都不是枯燥的条文和空洞的说教。目前，很多教师在教学中已经运用了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如课堂教学中多媒体手段的运用，将大量古今中外的相关材料贯穿其中，在加深学生对理论理解的基础上，也使理论真正进入了学生的头脑；又如课堂上师生互动、同学问互动的形式，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克服了那种“填鸭式”的“目中无人”的做法；而网络手段的运用，则使师生间的交流渠道更通畅，并且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在这个过程中，对学生的引导也更有针对性，真正体现了方法和手段上的“以学生为本”。

另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抓好实践教育这个环节。实践教育法是通过引导大学生有目的地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磨练意志、形成良好行为习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方法。它是在继承中国古代儒家倡导的“躬行”、“践履”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教育思想，要求大学生投身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并在实践中，培养热爱自然、热爱社会、热爱劳动、热爱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感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尽责的道德情操；在实践活动中，增进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群众的和谐与统一，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

目前，社会实践环节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形式也越来越趋于多样。全国各高校都利用地区资源，充实社会实践的内容；同时采取多种形式，如学生的自主实践形式与专项集体实践形式相结合，体现了学生参与的全员性。并且完善了实践教学的保障机制、评估机制等，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成果。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中，只有坚持价值观教育与人文精神培养目标的统一，才能达到其应有的效果；而其内在的一致性，又使这种统一有了可能。因此，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基础上实现这种统一，将对我们的教学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

[责任编辑：杨荣华]

作者：杜仕菊

近代自然科学教育法论文篇3：

论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法制渊源

［摘要］近代中国职业教育法制体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多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今天职业教育的法制建设。文章试图追溯近代中国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以期得出对当代职业教育法制建设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职业教育法制职业教育法

［作者简介］孙泽文（1957- ），男，湖北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研究。（湖北荆门 448000）

［

一、近代中国职业教育法制形成的历史条件

19世纪，受新生产方式的冲击，在我国沿袭了数千年的自然经济逐步走向解体，社会转型和新式工业的发展，要求教育制度实现技工化或专业化，切合社会的实际应用。为了满足社会转型时期技能进步和职业分工的时代需求，传统教育制度必须在教学内容和人才培养上进行必要的调适。近代工业化进程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制度产生和发展的最重要影响因素。同时，社会结构的变化、工商业城市的形成以及对外关系的变化、国际地位的巨大反差，都要求教育制度实现普及化和世俗化，以培养出“洞达时务之英才，研精器数之通才，练习水师之将才，联络中外之译才”。在此背景下，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法制化条件趋于成熟。

（一）思想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熟，引发了我国传统教育制度的危机。在传统制度中，教育目的和教学内容完全与社会生产相脱节，不能适应生产发展；教育是科举的附庸，生员是官场的奴隶，这样培养出的人是无法应付热兵器和廉价工业品所提出的严峻挑战的；传统教育制度形式上的高分散、低水平、高耗能、低效能，无法与西方教育相抗衡。传统教育制度积重难返，日渐力不从心、难以为继。随着社会的变革，西方思潮的涌入，开发民智、发展民族实业、建设国富民强的现代化国家成为有识之士的自觉意识，因此，对传统教育制度进行变革也势在必行。在此情况下，地主阶级改革派、早期改良派、洋务官僚、维新派等各阶层开始思索教育领域中所出现的问题，并由此产生了实业教育思想，这为近代职业教育法制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同时，19世纪中国社会的精英们也逐步认识到经济的振兴、教育的变革，是中国转危为安、由弱变强所必经的“救亡之道”，一些人已经注意到教育对于经济变革和发展的积极社会功效。如张之洞认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他于1889年引入“洋务五学”，包括矿、化、电、植物和公法学，其中，实业教育内容占据多数。1895年他又构建了自己的学科分类体系——“四门十六目”，其中，农政、工艺、商务就占三门十二目，这充分表明他对实业教育的重视。

随着洋务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开始萌生，作为新生经济成分政治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知识分子们，也从思想层面上要求社会“渐化其贱工贵士之心”，重视发展近代“工艺”之学以造就“治事”之人。

早期改良派根据对西方实业教育的认识以及我国工商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初步形成了实业教育思想。如薛福成关注到西方各国“非仅为士者有学，即为兵、为工、为农、为商，亦莫不有学”，并将此与国家前途相联系，“学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欤”。郑观应认识到“国之盛衰系乎人才”，主张教学内容“须有裨时务，如铁路、轮船、矿务、邮政，以及机器、商务、纺织、银行、格致、政事、农学、医学……”。郑观应还较早地介绍了外国实业教育制度，推崇“工有制造之学，农有种植之学，商有商务之学，无事不学，无人不学”，提出“欲本国有通格致、精制造之人、必先设立机器、技艺、格致书院”，并在经营工矿企业时认真实践。维新派严复认为“西洋今日，业无论兵、农、工、商，治无论家、国、天下，蔑一事焉不资于学”，强调学习殖产兴业等实业知识的重要性。状元实业家张謇于1897年上奏“请皇上各省专派一人，主持其事（指农业教育），设立学堂”，以振兴农业。各地学会竞相设立各种实业学堂，如上海农学会的章程规定其宗旨：“必使农田所在，皆有学堂，负耒之民，咸知新理新法。”康有为重视培养农、工、商实用人才以适应各业发展，认为“凡人间一事一艺者，皆有学，皆为专门也”。他曾请光绪皇帝“饬下各省府州县，皆立农学堂，酌拨官地公费，令绅民讲求”。

1917年随着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立，职业教育的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大发展。中国近代著名的职业教育倡始人——黄炎培认为，中国“不能不识职业教育为方今之急务”，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是解决人类的求生欲望与社会财富的有限供给之间矛盾的有效手段。

（二）物质条件

职业教育法制产生的物质条件，就是实业教育实践的蓬勃发展及职业教育制度的不断完善。为了适应正在兴起的洋务事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洋务派创办了一些旨在培养技术人才的学校。其中最早的是1886年创立的福政学堂。他们把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的口号从思想变成了行动，兴办新学也成为洋务派推行“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近代教育制度也伴随新式学堂的兴办而发轫。洋务学堂分为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科技学堂三类，其中科技学堂是随着中国近代工矿企业的兴办对实业人才需求的日益迫切而产生的。因为招募外国实业人才“薪工太厚，势难多雇”，而且他们垄断技术，“绝不思教华人”，迫使洋务官员认识到“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科技学堂在办学上摆脱了单纯的“自强”目标，增加了“求富”的动机，而且注重成本收益的比较。在教学内容上大量开设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课程，注重满足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如张之洞创办了南京铁路学堂，认为“中国方经营铁路，而人才缺乏，势必多用洋人，费且不赀，是非亟备人才不可”，开办实业学堂，能使学生“既明其理，复达其用”，“随时加工讲求或可创制新奇”。这和以培养翻译、外交人才和职业军人等政治色彩浓厚、不计成本和工商业发展联系较少的军事学堂、外语学堂是很不一样的，是我国实业教育的最初形式。

1876年，丁日昌奏请设立福州电报学堂，拉开了官办实业教育的帷幕，而这也奠定了职业教育制度形成的基础。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实业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1896年，江西绅商蔡金台创办蚕桑学堂，这是近代中国民办实业教育的开端，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实业教育的迫切需求，是经济结构中要素成长的自然结果，预示着中国社会的土壤已适合了实业教育的存在，而不再仅仅是政府主导的、对外来冲击的被动反应。维新时期职业教育制度发展更快，如1898年8月10日上谕：“铁路矿务，为当今切要之图，亟应设立学堂预备人才，所有各铁路扼要地区及开矿省份，应行增设学堂”。同月21日又谕令：“各省府州县，皆立农务学堂，广开学会，刊农报，购农器”，而“工学、商学各事宜，亦著一体认真举办。”9月11日又谕令迅速设立茶务和蚕桑学堂，设立农、工、商实业学堂的谕旨如此密集和全面，表明了发展实业教育的紧迫性。这为职业教育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最高的政策依据，保证了职业教育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确立，也为日后职业教育法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近代以来，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物质、制度、思想、文教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我国逐渐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从单一性社会转向多元文化社会、从伦理型社会转向法制型社会。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教育制度暴露出巨大危机，人们对未来教育制度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在思索如何以新的方式来调整和规范教育的发展这一问题时，各种职业教育思潮兴起，当政者和有识之士也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使用法律法规来规范各类教育。这就使得构建包括职业教育法制体系在内的教育法制体系逐渐提上了日程。

二、近代中国职业教育法制的发展历程

随着实业教育规模的扩大，职业教育制度日益充实和明确，产生了将制度中的核心内容固定化、法制化的需求，以便更迅速、更有效地促进和引导职业教育的发展。而在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两次政治运动中，以制度创新加快实现教育的近代化，始终是其中不变的重要目标。制度成长本身的自然需求，经过改革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政治、文化因素的放大，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职业教育法制的产生，但同时也决定了它发展历程的不寻常。

我国近代职业教育法制化的历程，可以分为维新时期的尝试阶段、壬寅时期的成文化阶段和癸卯时期的完善阶段。戊戌维新以前，教育制度在外力冲击和内力驱动下，已经同整个社会制度一起逐步更新、依次递进。但洋务学堂都被各个洋务集团据为私有物，互不统辖、各自为政，仅是“变事而已，非变法也”。维新派通过光绪皇帝颁布谕令，“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实业教育的宗旨定为“教人民之应用，以为执业者也”，所谓“农、商、矿、林、机器、工程、驾驶，凡人间一事一艺者，皆有学”。上述法令，在维新时期部分得到实施，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学校体系已轮廓初现，职业教育法制化开始了最初的尝试。

清末新政之初便颁发兴学诏书，谕令“各省督抚、学政切实通饬”，认真兴办各类新式教育。这时，教育法制创立的条件也逐渐具备。首先是法制化的需求日益迫切。随着新式学堂的剧增，各学堂自成体系、互不衔接、随意性太强、互不统一等矛盾日趋尖锐，制订全国统一的学制已是不可稍缓的急务，大家公认应“将大、中、小学堂章程、课表通颁各省，资为程式，俾学有定业时，皆可一律遵守，免致分歧”。其次，明确了法制化发展目标。新政以来，官员游历、生员游学成为浪潮，尤其是李宗棠、罗振玉、姚锡光、吴汝纶等专门考察日本教育，目的就是“考其章程，以为国家教育之助”。同时，教育界的名流、外国学者、封疆大吏等也都就学制问题或奏疏皇上、或函电商讨，逐渐达成一致，多数认为日本“维新以来教育之制度，几经考查、试验、改修以至今日，其间始事之经营，逐年之进步，成事可稽，历然在目，实足为我先路之导，欧美诸国未有如此若合符节者也”。再次，试办学堂章程的推广成为教育法制产生的先导。山东巡抚袁世凯在总结山东办学经验后，制定了试办章程，对办学办法、条规、课程、经费作了详细规定。清廷谕令“将该署督原奏并单开章程，通行各省，立即仿照举办，毋许宕延”。各省在仿效山东的基础上，已初步形成较统一和稳定的制度。为了满足培养技术人才的需求，清政府出巨资派遣中等实业学校的学生出国留学外，并开始酝酿在高等学堂中增加实业科目。这一点可以由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拟订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中看出。壬寅学制的颁布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法制正式产生。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规范条文，就是职业教育法制的最早表现形式。

教育法制的颁布，是新政时期较早出现的制度创新成果，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如当时新政甫兴、百业待举，尽管教育法制的制定较早，但当权者多将精力、财力投入到所谓的“急务”中去，而视“教育等项，皆属普通行政事务”。又如，近代教育法制有利于新知识的传播，必然触动愚民思想的根基，因此引起守旧派的抵制。再有，各派势力对教育领导权的争夺比较激烈，加上受革命影响，学界风潮四起，这些导致壬寅学制“未得切实施行”，暴露了当时教育法制的不成熟。为了制定“完全无缺之章程”，以实现兴学与防弊共重，上谕命由张之洞主持癸卯学制的制订。张之洞“尤抱整饬学务之素志”，在清末政局中深“负海内重望”，为新旧各派所共同推重，因此成为主持整顿学制的最佳人选。罗振玉和他主办的《教育世界》，刊载了国内教育改革的议论，介绍了日本教育法规和学制章程，推动了教育制度的研究，对癸卯学制的制订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张之洞在湖北办学时的得力助手陈毅“于教育一门尽心讲求，细密详实，所有办理大中小学堂之法，心中皆有规则，不为空谈”。而胡钧“考求学堂教育各政要，精思卓识，所得良多”。此二人也成为起草新学制——癸卯学制的主要执笔人。1904年1月13日颁布施行的癸卯学制，是以壬寅学制为基础、大量借鉴日本学制、综合中国教育实践经验而来的，在制订过程中曾多次修改完善，堪称是悉心经营、调和新旧的产物。而其中职业教育法制除具有学制的一般特点如制订迅速、体系完备，借鉴西洋、参酌变通，重视外语、面向国际，改革教育内容、新旧杂糅外，还具有地位独立、体系一贯、分量最重以及最合国情等特点。

近代中国职业教育法制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传入而产生的，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是建立在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上的必然结果，也是一些有识之士对职业教育寄予厚望而催生出来的产物。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的规模扩大，迫切需要加强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这是职业教育社会化、国家化、复杂化和有序化的要求，以及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独特的任务、地位所决定的。因此，我们追溯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形成与发展的流变，可以明确近代职业教育法制建设的现实意义，得出与当代职业教育法制建设有益的启示，以期对当代职业教育法制建设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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