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近代农业教育论文

清末民初，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普遍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团体--农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经济特别是农业发展变化的新趋向。但就目前看来，学术界对农会的研究主要有潘君祥的《我国近代最早的农业学术团体—上海农学会》，朱英的《辛亥革命前的农会》和《清末广东农会述论》。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张之洞与近代农业教育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张之洞与近代农业教育论文 篇1：

“洋犁入中土”：晚清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的传播图景

近代科学技术不仅广泛应用于工业，也逐渐渗透到了农业活动之中，推动了农业科技的发展，于是产生了“科技兴农论”的农业发展思想。洋务运动的失败，也促使一些有识之士将目光回归到作为传统治国之本的农业上来，并再次掀起“重农思潮”，科学技术转而向农业方面拓展开来。而魏露苓著的《洋犁初耕汉家田—晚清西方农业科技的认识传入与推广（一八四0至一九一一）》（以下简称《洋犁初耕汉家田》）一书，即是对晚清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知识的传入与推广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研究的新作，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洋犁入中土”的精彩图景。

一

西方农业科技兴起于十九世纪，以机械化、电气化和农药化肥的广泛使用为特色。近代化技术使西方农业生产大为改观的时期，也正是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派出使臣处理外交事务的时期。出洋使臣们看到近代化农业科技的优越性，为之惊叹不已，并留下了宝贵的记录和评论等档案文献。《洋犁初耕汉家田》首先以“晚清使臣们对西方近代化农业的认识与思考”，叙述了使臣们初识的西方农业科技中以人力、畜力及蒸汽为动力的农具、近代化学肥料、优良品种、农业气象、农田水利、近代化温室、育种成果、外国丝茶业的挑战以及西方林、牧、渔的近代化理念。并且对先进的科学方法和管理方法及其对发展近代农业的重要性多有展现。但晚清使臣们对西方农业机械状况的观感也不尽相同。如在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天主教徒郭连城乘船赴欧，途经埃及，看到埃及引进的西方面粉加工机械装置，“火轮”的力量大大超过了“水轮”时，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而像张德彝等人，看到美国的粮食储藏、运输机械化和英国的各式农业机械图纸，在感到惊奇之余，也认识到了农业机械化的先进性。还有一些使臣则担心其不合国情，不敢轻易引进。薛福成就指出：“中国人民之众，十倍于各国，议者谓：若广用机器，不啻夺贫民之生机，使之不能自食其力；故西洋以善用机器为养民之法，中国当以屏除机器为养民之法。”（32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晚清使臣对西方农业机械化仍存有的戒心，担心其会冲击中国劳动力市场，影响到社会稳定。在作者看来，晚清使臣对近代农业科技的认识并不全面，究其原因：一方面与外交使臣的知识结构有关，他们是在“经史治国”的教育理念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官吏，未曾接触过近代西方科学，在理解时难免不知其然；另一方面，由于职业和职责限制，早期使臣出洋主要是办理外交事务，而非专门考察农业，所以他们对西方农业科技的认识带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其所见之记录也带有一定的选择性。虽然外交使臣的记录不是西方近代农业的全貌，但却为国人了解西方农业科技提供了一个窗口，对近代农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关注农业科技的同时，晚清使臣也注意到了西方近代化农业的组织与管理。包括西方发达的农业机构设置、机构人员职责；有利于近代化农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对外经济政策、保护农业资源和鼓励发明创造政策；以及规范的学制、课程设置以及配套的实验室、试验场等近代化农业教育体制设置等。具体来说，在使臣载振、唐文治的《英轺日记》中，就详细地记载了大洋彼岸美国农业部的各部门职能，堪称晚清时期有关农书作品中记录最为详细的一部书。当时美国农业部设正卿、次卿各一人，掌管农业部一切事物；总办一人，负责本部书记以下员役及本部杂务；委任司一人，“承正卿命司本部与所属各官迁调、委派、裁撤之事及其公牍、文凭”；股长六个，天文、畜牧、植物、森林、化分、辨土股长，分管畜牧、瓜果、森林、化学、土壤等具体事物；总办八个，分别为验虫、体物、支应、纂修、记录、外国商场、书藏、道途司总办，管理病虫害防治、财政费用、书籍报刊纂辑、国内外农务畜牧情形、推广本国农产、书籍购存、教育农事等各项工作。可以说，美国看似庞大的农业机构，却分工明确、职能清晰，表明其农业生产与经营活动已从传统模式转向近代化阶段。为了促进农业近代化发展，西方国家近代农业组织机构设置之外，同时还制定和调整了与资本主义农业相适应的一系列现代政策。毋庸讳言，西方近代化的农业政策顺应了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具有相对于传统农业模式的优越性。而西方近代的农业教育体系，也多为出洋使臣们所关注。早在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外交家郭嵩焘在法国巴黎就考察了名叫“阿尔格立据尔堵尔”（agriculture）的“学馆”，即农学院。他在日记“所游历各学院”中，分别对农田机器图式院、地质土石院、谷种院、格致院等进行一一介绍，还记载了农学院的院系与课程设置等。而光绪三十二年（一九0六），外交使臣戴鸿慈也在《出使九国日记》中记述了他参观丹麦、德国和美国的农业大学或综合农学院时所了解到的内容，如丹麦农务学堂共分农科、兽医科、花草科、森林科和量地科等科目类别，而且各科目学制年限也有统一规定。认为美国“干尼路大学校”（康奈尔大学）设置有植物园、奶牛所、兽医学陈列室等，具有较强的农科学专业实力。综合来看，晚清出洋使臣所记录和介绍的有关西方现代农业政策及农业教育知识，对近代中国新式农业科学教育的兴起有较大的影响。

二

尽管洋务运动以破产而告终，但是随着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知识的不断传入，逐渐触动了晚清中国重农思潮的兴起。朝野中有识之士多认为有必要引进国外先进的农业技术，以重振中国农业新态势，最终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次次初具规模的推广实践活动。《洋犁初耕汉家田》重点对翻译西方农业科技著作、兴办新式农务学堂和农林试验场等做了论述，以体现晚清西方农业科技进入中土后的传播、推广实践及影响。

西方近代科学多是以实验主义和抽象理论构建为特征，这也体现在其农业科学知识的生成中。所以，在晚清翻译成汉语的农学专著中主要包括植物学、动物学、寄生虫学、真菌学、蚕体解剖学、蚕体病理学、土壤学、气象学以及林学等农学各专业的基础理论著作。与中国重实用轻理论的传统农业知识相比，作者认为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知识具有三大特点：第一，理论性强、近代化程度高，而且也是当时中国所缺少的生产技术。第二，不易推广传播。因为一些近代农业技术在实际操作层面与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大同小异，所以有的人不愿花费时间去学习，加之有些工匠已习惯传统技术，对西方技术也表现出了比较轻视的态度。第三，还有一些技术的推广与中国国情不相适应。如一些园艺品种，由西方移植到中国来后无法适应中国的土壤和气候。可以说，西方近代农业科学理论知识能否被接受，就不只是一個单向的介入过程，更重要的是与当时晚清中国的教育水平和农业生产的实际需求相关联。因此，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当时虽有大量的近代农业理论知识与实践被译介至中国，但在短时期内却未必有很明显的成效。

在译介西方农学知识的同时，各级官员也开始建立“农务学堂”和“农事试验场”，成为晚清西方农业科技推广的另一实践活动。其中较有影响的则是近代农业学堂建立和农业教育兴起、发展。一八九八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变法，倡导“新政”，改办学堂，教授西学，并创立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将农科设为该学堂的一个分支学科。与京师大学堂同年成立的农务学堂还有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湖北农务学堂”和杭州知府林迪臣在杭州创办的“浙江蚕学馆”等，这些均是近代中国最早产生的一批农业专科学校。在湖北农务学堂中，张之洞召集绅商士人中有志于农学的人进学堂学习，聘请美国农业专家白雷尔去做教习并筹办学校的试验场。应白雷尔的要求，张之洞改变了之前只招官、绅、商的孩子的做法，开始招收农民子弟来农务学堂接受教育，还把学校迁到农村，以减少城市对他们的诱惑。到一九00年，罗振玉接手湖北农务学堂，对学堂进行一番整治，加强了对学生教学与纪律的进一步规制和管理，尤为注重制度化建设。湖北地区积极推广农业近代化教育实践，与其他省份相比，湖北农业科技知识的近代化发展之所以后来能够处于比较领先的水平，应该与当地早期的农务学堂办学和农场试验直接相关。

此外，各地开办的农事试验场既是中国近代农业教育的机构，同时也是直接试验和传播最新引进的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知识的机构。从一九0二年至清亡的几年时间里，大大小小的农林试验场陆续兴办，既有全国性的，也有省属和府州县等基层的试验场。这些试验场，有政府出资办理的，也有绅士或其他人员资助或集资兴办的。农场的科研实验活动主要在化肥、农机、作物良种、畜禽良种、蚕桑技术、林业技术等方面。这些试验场依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试验，推动农业科技知识的普及和传播。晚清传入的西方近代农业科技还被运用到农、林、渔各业以及丝、茶和粮油加工等行业，于是出现了很多与农业有关的公司，如灌溉公司、垦殖公司、渔业公司、蚕桑公司、茶务公司和农产品加工公司。他们较传统小农经济而言，呈现出了规模化、集约化和专门化的特点。虽然其在生产者中所占比例较小，经营理念也不太成熟，但却为西方近代化农机技术的引进与实践贡献了力量，也为西方农业技术在中国的推广起到了一定示范作用。

另外，在新式农务学堂与农事试验场的创办过程中，还形成了一种官绅联合推动的局面。在新的重农之风影响下，一些官员们积极献言献策，上报朝廷，督促所辖地方的下级官员深入乡村中抓农业技术的推廣和传播。还有许多地方官员，为官一方，与当地的地方精英合作创建基层农务学堂或讲习所。如罗振玉领导东文学社，组织编辑发行《农学报》，将西方近代农业科技介绍到中国，地方官员号召订阅、传播。还有的官员利用出国人员的关系，购买最新的农书和仪器带回国内，供推广农业科技之用。可以说，各级官员的推广引介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西方农业科技知识开始日渐深入到了中国乡土之中。在传统乡村社会中，乡绅们在帮助政府行使部分统治机能和维护乡村秩序方面起着中介作用，向农民推广西方近代农业技术离不开地方精英们的力量，于是他们成为农业科技知识传播和实践的主要组织者。他们一方面向政府提供土地、出资购买幼苗和近代农业书报，如广东农林试验场在兴建时，粤绅张振勋向当地试验场献出八十亩，还有些绅士出资购买农学书报，义务向乡民宣传新理新法，然后筹款搞示范农田，让农民看到效果后再模仿；另一方面则协助地方官员组织办学、讲解、试种等实践活动，如江西新昌的绅士在该县创办了农务分会，邀请各乡的绅士，组织农务分所，讲习近代化农务知识；山东阳谷县的绅士，把《农学报》中有关生产方面的知识向乡民进行讲解。此外，为了进一步加大传播的范围和力度，地方士绅还积极利用基层组办的农业学校和试验场，通过兴办演说会等方式将西方近代农业科学知识展示给农民，并给他们送去了苗木和良种，作为推广之用。河北省丰润县县令将当地的旧式学校“浭阳书院”改造成新式学堂—“天算格致小学堂”，设农科，订购《农学报》，邀请当地绅士阅读报纸，并要求他们用通俗语言向农民传授西方近代农业知识。还有奉天在建成农业试验场和农业学堂后，兴起了重视和学习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的新风气，由绅商合办，搞起了“农事演说会”，向农民讲述农业知识。这类演说会，可以弥补农民因识字率低造成的学习新技术上的不足，同时还有助于学习西方农业科技知识之风气的形成。

三

当然，我们对近代西方农业知识传入中土的历史过程也不能想象得过于单一和线性化，事实上可能是一个复杂多变交织的综合演进过程。就像作者在书中所论述的，晚清赴欧美、日本处理外交事务的使臣们亲眼看到了西方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农业管理机制。这些都是他们在启程之前不曾想到的，甚至也是无法想象的。面对西方社会之繁荣景象，使臣们自然会感到震惊和慨叹。他们的所见所闻，虽然事实上大多只是走马观花，但足以让他们增长知识，认识到学习、引进西方农业科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以，在清末国内掀起了学习近代西方农业科技的重农思潮，也就不足为奇了。随着各地农业试验场和农业学堂纷纷建立，对先进的西方农业科技进行了探索性的学习和推广、实践。尤其是农务学堂和农业试验场作为一定的组织实体，在工作之余还能够为附近农民提供相关咨询服务，遂使得农业科技风气日渐开启，进而为更大范围的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的传播和深入建立了通道。可以说，由于晚清政府的倡导，特别是一些有才干的官员，积极致力于提倡和学习推广西方农业科技，而作为地方精英的士绅，则起到了上传下达的重要作用，使清末在推广农业技术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概言之，晚清学习西方农业科技知识过程中出现了历史上的“两个第一次”，实现了“一次突破”：首先是第一次以发达国家兴办农业教育的经验和办学模式为样本，建立起高、中、初三级近代农业教育体系；其次是第一次把西方近代农业技术送到乡村社会，让农民看到了与祖宗之法截然不同的生产技术，起到了开启民智的作用。与此同时，在传播和推广西方近代农业知识中突破性地产生了一些农林企业，这也是农业经营模式上的一大进步。

但是，相对于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而言，以上的推广实践成效并不足以改变晚清中国农村、农民和农业所面临的落后现状。从内在原因来看，首先表现在经济方面。晚清中国积贫积弱，再加上不平等的贸易关系和巨额的战争赔款，导致国家财政赤字极为严重，因而对农业的投资很少，影响到了近代农业科技的推广与发展。其次是人口问题。中国人口众多，人地关系紧张，传统农业又多讲求精耕细作，而以节省劳动力为特点的西方近代农业机械化在传统中国难以推广开来。第三则是观念问题。传统中国民众乡土观念浓厚，固有的小农私有和保守心理，在客观上也阻碍了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的引进、传播和推广。最后是基础建设方面。近代以来中国基础工业和设施建设处于不发达状态，相对于西方先进工业基础则薄弱、落后得多，没有相应的强大工业基础做保障，以致限制了近代化农业科技知识的进步和发展。另外，还有一些外在原因也影响到了晚清西方农业科技知识的传入和推广。如，当时引进的近代农业科技知识，其理论化程度相对高深、抽象，理论性往往大于实用性，而且在操作技术层面又与传统中国农业技术在表象上似乎差别不大，从而影响了农民的接受程度。在译介西方农学知识的过程中，因翻译水平和中英文词汇对接使用的限制，使得近代农业科技译名生疏，显然也会给传入和推广过程造成很多的不便。除此之外，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知识也有一定的地域性限制，有些先进农业技术未必适用于中国的乡土社会，于是对于刚刚传入中国农村的西方农业科技，在推广时难免出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机械僵化的教条主义，所以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影响了其效果。

清末中国，由于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学习西方农业科技方面难免走马观花，西学知识的传入更多体现为一种启蒙状态。而真正意义上将西方农业科技知识由引介到本土化发展，则在民国时期。大致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间，中国的近代化农业科学技术基本走完了从启蒙到体制化的过程。今天再来回顾这一段农业科技发展的历史，探讨技术的社会性，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及中国革命的现代性同样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作者：冯玲

张之洞与近代农业教育论文 篇2：

浅谈近代农会兴起的原因从近代经济思想的转变分析

清末民初，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普遍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团体--农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经济特别是农业发展变化的新趋向。但就目前看来，学术界对农会的研究主要有潘君祥的《我国近代最早的农业学术团体—上海农学会》，朱英的《辛亥革命前的农会》和《清末广东农会述论》。另外在一些著作中也涉及到了此方面的问题，如龚书铎总编，史革新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张静如与刘志强等主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只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

重农抑商政策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到20实世纪初，清朝统治者从欧美列强以工商立国而臻于富强的事实中得到启示，认识到“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开始大力振兴工商。随着重商政策的推行，谋求农业的发展，也逐渐提上议程，清末农会正是这一社会形势发展的产物。当然农会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近代经济思想的转变分析农会的兴起。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逐渐形成。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原料的掠夺和市场的开拓，再加上国内近代工业的发展，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进一步加深。农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也进一步加深。同时，天灾人祸的频繁出现，也使得农业生产日趋衰败，民不聊生。而以田赋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清政府也因此而陷入了困境。“言常用则岁出岁入不相抵，言通商则输出输入不相抵，言洋债则竭内外之力，而更无以相抵”。为此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奖励垦荒，奉行“重农抑末”的经济政策。因这些措施是以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为目的，所以这些措施严重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收效甚微，农业经济发展缓慢，主要表现在：（1）技术方面。如农具原始，农作物品种单一。19世纪末，德国博士何德曼在考察湖北地区时说：“中国用以活图土之犁，镢只达十五生地米达，至深亦不逾二十生地米达，再下之土未曾一动”。“其所用农具，颇欠精良”。“见耕地之法似欠讲求，所用齿钯、锄、犁等具，均甚笨拙，翻土既不能深，碾土又不能细；所用耕牛大车，蹇缓无力。外国耕地多用马，中国马少，倘不能改用，宜用壮健之牛，或一犁双牛，较可得力。至农具尤亟应改制精良，庶几事半功倍。。”在农作物品种方面，“是处播植如所见小麦、油菜、蚕豆各种子，并不选择坚好肥硕之品，甚至杂有草种，亦不剔除。” （2）农作物产量比较低。江浙一带最上等的田地，稻谷一年产量只在1--3担之间，合136--408斤左右，湖南长沙亩产5担左右合680多斤。而北方各种杂粮，包括玉米、麦子、高粱等，亩产量最高0.7石，最低仅0.2石。（3）农村落后，农民生活困苦不堪。大部分农民所产粮食只能勉强糊口，有的甚至连糊口都谈不上。“种种苦状，罄竹难书。一遇荒歉，田中所收，不及丰年之半；即以半收计之，每人只可得谷一石有零，其为不敷日食，已属显然易见。况番薯为杂粮大宗，本年所收，仅可勉作二分，则不能济谷之不足，又彰明较著者矣。”清末自然灾害频繁，致“饥民遍野”，“饿殍塞途”。据统计，在1875年到1911年间，黄河流域和长江领域的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12省，共13476个州县遭受水、旱、风、虫、雹、霜等自然灾害的袭扰，平均每年受灾州县达3743个之多。

在农业生产极其衰败，西学东渐的社会背景下，再加上各有识之士对中外商战的研究，如郑观应的“商战论”。中国资产阶级开始走上谋求自强富国的道路。如康有为提出“富国”、“养民”十大纲领。逐渐改变洋务派单纯学习外国“船坚炮利”，而开始进行变法维新运动，对我国的工、农、商、教育等各方面进行改革。“农务为富国根本”，于是，“兴农”呼声高涨起来。为振兴农业而组织农会的要求也日益增多。经济思想的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会的兴起。

19世纪下半叶，要求设立农会的呼吁逐渐见诸于舆论。1890年，孙中山先生在《致郑藻如书》中指出：“今天下农桑不振”，为害“亦已甚矣，”亟宜谋求改良之策，“道在鼓励农民，如泰西兴农之会，为之先导”。中日甲午战争后，一些资产阶级维新派及工商界代表人物也陆续提出创立农会。1895年，康有为在其著名的“公车上书”中提出：“吾地大物博，但讲之未至，宜命使者译其农书，遍于城镇设为农会，督以农官。农人力薄，国家助之。比较则弃楛而从良，鼓舞则用新而去旧，农业自盛”。要求译外国农书，在各个城镇设立农会，以达到振兴农业的目的。

近代中国“实业救国”论的典型代表人物张謇在1896年的《农会议》和1897年的《请兴农会奏》中，对农会的创办办法、经费来源、组织程序、职责功能以及作用等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思路。指出：“农会办处宜分，议处宜合”，“其费由各府厅州县农会分集”，“宜就各府厅州县举愿为此事能为此事者一人为会长，又宜就各府厅州县举愿为此事能为此事者二三人为会员，合四五府举一人为会督”。值得注意的是张謇在《请兴农会奏》中，特别说明了创办农会乃“今日标本兼治”之重要措施。提出“如有山泽闲地，将还荒滩，一律率拔给农会，或试办新法，种植葡萄果木之类，或仍用旧法推广桑棉畜牧之类，或集公司，或借官款，通力合作，官民一心，逐件经营，随时考究，必有成效可观。”此后，谭嗣同也提出设立农会，阐明“士会于痒而士气扬，农会于疆而农业昌，工农于场而工事良，商会于四方而商利孔长。各以其学而学，即互以其会而会。”梁启超也对农会于兴农学，倡农政的关键作用大加评赞。

此外，清朝的一些封疆大吏也纷纷奏清设立专司农务的行政机构，来推进中国农事生产的发展。如洋务运动后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张之洞就曾于1898年4月，上奏清廷，富国“不外乎农、工、商三事，而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1901年9月又上奏称：近年来工商业均有所发展，“惟农事最疲，有退无进……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为此要求在京城设立“督农课桑之事”的农政大臣，“以昭示国家敦本重农之意”。另外，1902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上奏称：“农工为商务之本，而商之懋迁，全赖农之产物、工之制造。欧美、日本以商战立国，而于农业、工艺精益求精，经营懂劝不遗余力”，所以中国应该“尤注意农务，专部统之”。清朝末年，资产阶级维新派和清廷官僚的吁请以及实业救国人士的倡导，无疑对清政府敦本重农，批饬成立农会组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正是在这种舆论的推动下，1896年罗振玉和徐树兰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近代最早的农业学术团体--农学会。“创设农学会，拟复古意，采用西法，兴天地自然之利，植国家富强之原”。并在《时务报》和《知新报》上刊登《公启》和《章程》12款，征求会友。并在其试办章程中规定：“凡官绅士商及寓外国只中国人，寓中国之外国人，皆可入会。”上海农学会在当时开展的活动主要是编印农学刊物，如《农学丛书》，《农学报》。翻译外国农书。它的成立起到了开创农会之风的作用，对当时社会造成很大影响。百日维新时期，光绪帝为推动戊戌变法的进行，曾下令要求各地方官振兴农务。“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切实兴办”。当光绪帝了解到“上海近日创设农学会”后，感到“颇开风气”，即著刘坤一查明该学会章程，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劾颁行。

1898年，康有为奏请光绪帝设立农学局。此年8月，光绪帝发布上谕，命各省府州县设立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农报，购农田，由绅商之有农业者试办，以为之率”。此时具有近代意义的农会已呈呼之欲出之势。但在各地农会还未成立之时，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农会被扼杀在雏形时期。20世纪初，清王朝的统治陷入危机之中，清政府为了改变这种境况，打出了“新政”旗帜，开始了振兴实业的政策，不但大力提倡振兴工商业，而且也开始重视发展农业，并认识到“商务初基，以提倡土货为要义，而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在农；非先振兴农务，则始基不立，工商亦无以为资”。同时还指出，欲使农业发展，非设农会难以奏效。若普设农会，“凡农田、树艺、蚕桑、纺织、森林、水产、山利、海界、畜牧狩猎暨一切应兴革之事，自不难逐渐考求，递收成效。”1907年7月，被誉为“新政权舆之地”的直隶首先创设了农务总会。直隶农会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享有“法人”社会地位的社团，起到了前驱先行的作用。为此，农工商部在10月奏请谕饬各省一体仿行。并在《农会简明章程》奏折中阐明“农会之设，实为整理农业之枢纽。综厥要义，约有三端：曰开通智识，曰改良种植，曰联合社会。”其利也有三，一为“农会立，则劝导演说，聪明以沦，于振兴实业之中，启教育普及之渐”；二为“农会立，则博稽新法，日事改良，究草人土化之精微，课计然金穰之实效”；三为“农会立，则团结一气，共图公益，有所兴作，合群力群策，以谋无尔界此疆之别”。1907年底《农会简明章程》奏准颁行，其中第二十三条规定各省城设立农务总会，于府厅州县酌设分会。到民国初年，农会组织已遍布全国县乃至乡以上的各个地区。此政策的颁布实行，对农会的诞生起了促进作用。全国各省相继成立了农会，并在1910年在南京成立了全国农务联合会，使农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了解到，农会的成立跟清末政府实行“新政”，鼓励实业有关，同时，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同人们经济思想的转变也有很大的关系，才使农会的成立呈风雨欲来之势。

作者单位：河南郑州大学

参考文献：

[1] 盛宣怀《盛尚书愚斋存稿初刊》第1卷，上海：编者刊，1939，第6页

[2]《农学报》第16期，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转引自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料》第1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81-583页

[3] 龚书铎总编，史革新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7页。

[4]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料》第1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16页

[5]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料》第1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20-735页

[6]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7] 陈绍闻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2页

[8][9] 张怡祖编《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三，台湾：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第1095-1098页

[10] 《谭嗣同全集》第437页

[11] 《张之洞全集》第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5页

[12] 朱寿朋纂《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758-4759页

[13]廖一中、罗其容编《袁世凯奏议》中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52页

[14]《务农会章程》，《知新报》第13册

[15] 《务农会试办章程》，《农学报》第15册

[16] 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页

[17]《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三二

[18] 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七八，实业考一，农务，台湾：新兴出版社，第11285页

[19] 苏州档案馆藏档：《农工商部奏直隶保定设立农务总会请予立案并饬令各省仿办折》全宗号：乙2-1，案卷号：73，第28页

[20] 朱英《经济法规》，《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

作者：丁爱真

张之洞与近代农业教育论文 篇3：

高深的立意亦应有严谨的设计

经过多年的实践，高考命题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命题水平逐年提高，试题质量显著提升，不但为高校选拔人才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中学教学改革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助益。随着教育改革的进一步广泛、深入，文科综合与理科综合将退出高考舞台，但现有的高考题型仍然继续沿用，在长期的高考命题工作逐步形成的规则、积累的经验、凝聚的智慧、提炼的技巧都会继续发挥作用。因而，总结高考命题得失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笔者以为：2021年高考（全国乙卷）文综第45题立意新颖，颇有深度，但在设计上却不够完善。为了便于分析，现将该题转录于下：

45.[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15分）

材料：1901年1月，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新政上谕，宣布新政变法开始。4月，清廷催促各省督抚大臣“迅速条议具奏，勿再延逾观望”。7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会奏，连上三折，此即《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一折关于教育改革，涉及建立近代学校教育体制、变革科举制度、奖劝游学等内容;第二折关于政治改革，大致包含改善用人行政政策、清除吏治腐败、改良司法、革除弊政等方面;第三折关于军事与经济改革，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以实现国家富强，内容包括用西法练兵，学习西方近代农业技术，改良农业，发展工业等。江楚会奏的变法方案对清末的改革拟订了详细规划，得到朝廷嘉许并予以采纳。清末新政正式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据《张文襄公全集》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江楚会奏”变法方案与洋务运动的相同点。（8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江楚会奏”变法方案。（7分）

评分参考：

（1）迫于外来压力做出的改革，均有富国强兵之目的;受到中央与地方势力的推动;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均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

（2）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较为系统的新政改革方案;推动了清末新政的开展，对清末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未能使清政府摆脱社会危机与政治困境。

该题材料除“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内容出自《张文襄公全集》外，其余部分如三折出台的背景与作用等均应出自今人的著述（或由命题者自行撰拟），旨在让考生对“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有比较全面的了解（高中历史课本中没有相关的内容），因而是十分必要的。题目第1问要求考生“简析‘江楚会奏’变法方案与洋务运动的相同点”，第2问要求考生“评价‘江楚会奏’变法方案”。

从材料看，所谓“江楚会奏”变法方案与清末新政的内容应该是基本一致的，是以在某种程度上“江楚会奏”变法方案不啻为清末新政的代名词。

命题者将清末新政与洋务运动加以比较的立意是很好的。

首先，命题者将清末新政与洋务运动都提高到“改革”的层面来解读，这本身就是认识进步的体现。

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洋务运动被定性为半殖民地化运动。[1]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经过一代人的努力，洋务运动才被普遍视为中国社会近代化运动，或曰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起步阶段。高中历史课本已采纳了这种观点。[2]

中国社会近代化运动本质上应该属于改革运动，但史学界将洋务运动直接称为改革的尚不多见，所以说命题者将洋务运动提高到改革层面是颇具新意的。事实上，19世纪60—90年代的这场以学习西方为主旨的近代化运动最初是被称为“同光新政”的，只是后来的研究者才将其称为“洋务运动”，以致于上个世纪60年代戴逸先生还曾经质疑：“封建统治阶级的‘洋务’而加以‘运动’的美名，却不知是何缘故？”[3]

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新政”都具有改革的性质。“同光新政”与“清末新政”不但在当时都被人们视为改革，而且二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历史承续性。试想：假如没有前面30余年的“同光新政”铺垫基础，后来的“清末新政”何以发生？如果没有后面的“清末新政”，“同光新政”的走向又何以展示？其成效也难以全面地体现。

“清末新政”在极“左”的年代亦曾被定性为主动迎合帝国主义侵略的“假维新”。改革开放以来对“清末新政”的正面评价已层出迭见，但至今尚未成为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命题者直接将其视为改革，自然是就其对中国社会的作用而言的，这种观点之新颖更是显而易见的。

客观地说，“清末新政”的改革措施及其成效都是有目共睹的，只可惜它“生”不逢时。几乎与其同时，中国社会陆续形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极“左”思潮支配下，连资产阶级立宪派都因为反对革命而被列入了反动的阵营，更遑论以维护大清王朝统治为己任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了。所以，“清末新政”的改革性质非但得不到承认，甚至成为清朝统治者为维护帝国主义在华利益而防止革命的罪证。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才有学者睿智地指出：“革命派和改良派（即立宪派）代表着同一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这个阶级在政治上的两翼：左翼的革命派希望用革命阵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右翼的改良派希望不冒革命风险为自己争得较好的境遇。两派的分裂和对立，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尚不成熟的表現。”[4]

这里有一个视角问题。以往的辛亥革命研究，基本上都是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作为标准来衡量其他政治派别和历史人物的。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上俯视众生，资产阶级立宪派、地主阶级改革派都成了被否定的对象。众所周知，在清末新政及其后的预备立宪时期，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共和方案，还是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立宪蓝图，都还处于理论上的务虚阶段，只有地主阶级的改革正在逐步地付诸实施。在当时中国社会现实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仍然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以此为基点，所有能够冲击、动摇、改善这一制度的改革都是具有进步性的，都有其值得肯定之处。尽管地主阶级的改革未必会瓦解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也不一定能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但却可以为瓦解专制制度、改变社会性质的改革创造条件、打下基础、做好前期准备。这完全符合历史的辩证法。

高考试题虽然没有为命题者留下足够的空间用以说明为什么要将清末新政与洋务运动提高到“改革”层面的理由，但从中完全可以真实地体验到命题者所持的历史主义态度与实事求是精神。

其次，将清末新政与洋务运动加以比较，有利于更准确地把握晚清社会的发展脉络。

将清末新政与洋务运动提高到“改革”的层面，不但进一步明确了二者的相似度，增加了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的可操作性，而且也更加便于从清末新政与洋务运动这两个繁复纷杂的社会万花筒中分别梳理出一些带有共性的事物和现象，通过二者的比较，揭示晚清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及其特殊性。诸如：

就改革的主体而言，洋务运动是以部分开明的地方督抚为主导的，而清末新政则是由清朝中央政府主持的。洋务运动时期地方督抚推行新政，固然也曾得到中央政府中的洋务派奕、文祥等人的支持，只不过他们的支持仅限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谋求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批准而已。充斥于朝野的顽固派不遗余力地反对学习西方，执掌着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则依违于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致使洋务新政步履维艰，成效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清末新政是慈禧太后下令推行的，不但中央政府各部门奉命唯谨，在各级地方政府也不会遇到什么阻力。尽管改革的范围仍然局限在传统的专制政体框架内，但短短数年间所取得的成效却是彰彰在人耳目的。

两相比较，19世纪60—90年代推行新政的还只是洋务派官僚，他们还只是清朝统治阶级中的少数派;20世纪初年，连原先操纵于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的慈禧太后都已经感觉到难以照旧维持大清王朝的统治了，不得不举起了改革的大旗，清朝统治阶级的所有人几乎都成了新政的推行者。二者前后相隔只不过5年，就发生了如此惊人的变化，足以让人真实地感受到晚清社会变动之剧烈，感受到变革（包括革命这种剧烈的变革）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就改革的内容而言，洋务运动于19世纪60年代揭橥“自强”的旗号，新政的重心在军事方面;70年代转入“求富”阶段，重心也随之而转移到经济方面。当然，洋务新政还包含了文化、教育等方面内容，却甚少涉及政治层面，更没有改变传统专制政权体制的意图。清末新政虽然也将编练新军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改革的内容已经相当全面，其中政治方面的改革尤为引人注目。如果说裁撤与总督同城驻扎的滇鄂粤三省巡抚、河道总督、漕运总督与中央的詹事府、通政司等机构还属于传统专制政权体制内改革的话，那么，设立商部并颁布一系列奖励创办近代工商业的章程、设立学部并制订有关兴办近代学校的章程则突破了传统专制政权体制的框架。一方面，这些改革客观地反映了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社会近代化对于变更的要求，另一方面，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和近代学校的兴办都大大有利于新兴资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为正在兴起的立宪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积聚了力量。从维护大清王朝的目的出发却培养了大清王朝的掘墓人，这是改革者始料所不及的。

既然将清末新政与洋务运动加以比较具有诸多益处，命题者为何要以“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与洋务运动作比较呢？主要原因在于对“清末新政”的正面评价尚未成为史学界的共识，许多学者对其仍持否定意见。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非难，防止在中学师生中造成思想混乱，命题者以史学界评价较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替代了清末新政。

命题者在该题的立意方面用心良苦、别具深意，但在整个试题的设计方面却出现了疏漏。一則，命题者将“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界定为“变法方案”，将洋务运动视为一场近代化改革，变法方案与改革运动显然是不同质的，它们之间有多少可比性不能不让人怀疑。二则，尽管命题者在材料和设问中使用的是“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与“‘江楚会奏’变法方案”的类似说法，而在其意念中一直想着的却依然是清末新政，这在该题所给的“评分参考”中体现得相当明确。如：第1问“评分参考”中的“迫于外来压力做出的改革”和“受到中央与地方势力的推动”用于“‘江楚会奏’变法方案”都是说不通的，只有用于清末新政才基本能够说得过去。第2问“评分参考”中的“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未能使清政府摆脱社会危机与政治困境”同样不适用于“‘江楚会奏’变法方案”，而只适用于清末新政。另外，即便是比较清末新政与洋务运动相同点，至多也只能证明二者都具有改革的属性，仅仅停留在命题者的认知层面上。而比较二者的不同点，才能看到晚清社会发展之迅速、变动之剧烈，并从中得出更深层的领悟。

【注释】

[1] 牟安世：《洋务运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页。

[2] 人民教育出版社：《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2：必修》，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0—41页。

[3] 戴逸：《“洋务运动”正名》，《光明日报》1962年8月21日。

[4] 李侃：《中国近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51页。

作者：姚彦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