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近代科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和总体上看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近代中国是指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五十年的中国。这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商、周以来，在三千多年可考证的历史长河中，这个时期的变化最大，影响也最深远。其中，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基本上是从无到有，从微弱到成长，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第一篇：近代科学论文范文
中国近代幼儿科学教育课程的流变
关键词： 中国近代;幼儿科学教育;科学课程
摘要： 我国近代幼儿科学教育课程经历了从复制国外模式到走向本土化、科学化的流变过程，形成了由移植到融合本土的课程体系、为强国而育才的课程目标、与生活相联系的课程内容、以观察为主的课程形式等特点。通过对这一流变过程的考察，可以得到“一个中心，两种途径，三个对象”的启示，即幼儿科学教育课程应以儿童为中心;吸收外来精髓应与自身相结合，传承优点时要学会创新;从家长、教师和幼儿园管理阶层的角度促进幼儿科学教育的发展。
文献标志码： A
中国幼儿科学教育的萌发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近代之前的幼儿科学启蒙是一种源于生活，观察自然现象的经验积累和先辈们世代自然经验的口授相传，具有原始性和经验性的特点，并不具备“科学教育”的大部分特征，更谈不上“科学教育课程”。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国近代幼儿教育并非是传统的育儿模式与中国历史演变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其创生更多的是受“西学东渐”和西方学前教育思潮的影响。幼儿科学教育课程是伴随着学前教育的诞生逐渐发展起来的。本文中提到的中国近代幼儿科学教育课程主要是指清末至民国时期幼儿科学教育课程。
一、近代幼儿科学教育课程的发展历程
受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我国近代幼儿教育有了明显的进展，不但专门设立了进行幼儿教育的机构，而且科学启蒙教育也不断渗透和融入其中。我国最早设立专门幼儿教育机构的时间是19世纪80年代，当时外国教会在中国沿海地区兴办了一些被称作“小孩察物学堂”的幼儿教育机构[1]25，希望孩童在未读书之前，就要学会“察物”，使其目所能见，手所能抚，耳所能闻之物都能记其名字，识其造法、用法。从幼儿教育机构的名称来看，已经开始注意培养幼儿观察物品的启蒙科学素养。该时期的幼教机构虽随着外国传教士的创办而增多，但教会创设这些幼教机构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培养中国的幼童，而是为了传播宗教，掩盖其文化侵略的阴谋。
清政府在1901年8月颁发的谕诏中对各州县下达“多设蒙养院”的命令，并于1903年颁行癸卯学制(也称《奏定学堂章程》)，将蒙养院教育纳为国家基础教育中的一部分。通过这些措施，清政府逐步落实完善新政策中提及的“兴学育才”等内容。此时的幼教机构才算是正式得到政府重视，成为整个学制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此，多地开始兴办幼儿教育机构，包括湖北、湖南、上海、江苏等地。其中，1903年9月湖北巡抚端方在武汉阅马场创办的湖北武昌幼稚园“是为我国设立幼稚园之始” [2]1306，该幼稚园在1904年被正式命名为湖北武昌蒙养院。同时期影响较大的蒙养院还有：1903年创办的京师第一蒙养院、1904年创办的上海公立幼稚舍、1905 年严修创办的天津严氏蒙养院和1905年创办的湖南蒙养院等。幼教机构在中国的创生拉开了中国幼儿教育的序幕。
(一)清末：幼儿科学教育课程的肇始
清朝末年，中国的幼儿教育课程改革思想主要受教会宗教课程体系和日本幼儿课程教育体系的影响。前者是由于最早在中国创办幼教机构的是西方的教会，其课程的设置不可避免受控于教会的宗教传播思想;后者的影响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派留学生到日本学习、二是派代表团赴日考察、三是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到日本的维新志士的宣传和提倡。[3] 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受清同治年间京师同文馆中“格致”科设置的影响，我国幼儿教育机构也开始设置专门的“自然”课程，科学知识逐渐渗入到我国传统的儒家教育体系当中。
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癸卯学制，标志我国正式确立了独立的学前教育体制。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又颁布了我国第一个学前教育的法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以下简称《章程》)，[4]对蒙养院的保育教导要旨及相关条目进行了定义，具体阐述了课程目标、教学方法等相关内容。在这部法规里虽没有设立专门的幼儿科学教育课程，但在“手技”这一课程条目中写有“蒙养院附近之庭院内，播草木花卉之种于地，灌溉以水与肥料，使观察其自然发生以至开花、结实等各种形象。诸如此类，要在引导学前儿童手眼、使之习用于有用之处，为心之意兴开发之资” [5]15;而另一课程“谈话”是指选择幼儿容易理解的、对其有益处及有趣味的事，比如常见的“天然物”及“人工物”与幼儿谈话，以启发与培养其“见物留心之思路”，即幼儿的观察力。[6]14这说明我国第一部“幼儿教育的章程”就已经开始注意对幼儿进行自然科学的启蒙教育。当时，各地在执行《章程》的同时，依據自身办园特点，都适当地增添了一些科学教育的内容。比如，在《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的办学宗旨中就提到“幼稚园因家庭教育之不完全而设，专辅小儿自然智能，开导事理，涵养德性，以备小学堂之基础为宗旨”[7]386;在湖南公署蒙养院规定的教学内容中就包含了数方、手技等与科学教育相关的内容;《上海公立幼稚舍章程》规定幼稚舍学科(课程)分“谈话、手工、识字、图画、游戏、唱歌”[8]13，其中“谈话”课程包括幼儿了解初浅的生活、自然常识及做人的道理。当然，因受重文轻理的教育传统影响，当时的幼儿教育更为重视人文知识的传授和伦理道德的灌输，而对科学自然知识相对较为轻视，比如从当时上海公立幼稚舍的课程单来看，识字、习字、温字占的比重较大，而包含科学教育意蕴的“谈话”课程比重很小。但总体来看，幼儿科学教育课程在清末的幼儿教育机构中已初见萌芽，虽未得到专门的重视与发展，但在章程中已经有所体现，这为后来幼儿科学教育课程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民国时期：幼儿科学教育课程的发展
民国时期是我国幼儿教育的一个过渡时期，是由传统的封建教育过渡到崇尚科学、民主自由的转折期，也是中国幼儿教育发展的分割线。幼儿教育在民国时期得到了快速的提升与发展，幼儿科学教育课程在“民主”与“科学”大旗的指导下更是不断地滋生繁衍。
清末民初是我国幼儿园课程十分混乱的一个时期，它受各种形式课程的影响，其课程设置复杂多样，不仅有教会创设的宗教课程，日本式课程，也有福禄贝尔(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Frobel，1782-1852)、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1870-1952)的试验型课程，并且以儿童为中心的美国式经验型课程也开始逐渐传入中国。与此同时，欧美出现了一股反传统教育思潮，在美国被称之为“进步教育”。受美国进步主义思潮和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我国的幼儿教育改革由原先的学习日本转向了学习美国。当时几乎所有的幼稚园都处于照搬、照抄外国模式的阶段。外来课程思想的介入是民国时期课程变革的基本特征，为了改变这种混乱且不适合中国本土的幼儿教育模式，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等教育家不断进行探索实践，希望幼儿园课程能够朝中国化方向发展。
民国时期的课程教育改革逐渐改变了原先复制粘贴式地引用国外的课程教育体系模式，通过不断地优化与完善，使其朝着中国化与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可以说在民国时期，幼儿科学教育课程迎来了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该时期，幼儿教育秉持民国教育部颁布的新教育宗旨，即 “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进行课程体系的初建，该时期的课程强调幼儿知识的实用性和对儿童德智体美等多方面的培养。[7]226依据教育宗旨的表征，实利主义教育目标已蕴含了科学技术教育的内涵。当时的先进人士也提出了“支那教育对于文字哲理伦理之训练实有最高之价值……惟关于具体与实际的问题，须试验方法及归纳推理之智识者，彼即茫然失智耳”。[9]随着新的教育理念的传播，一些囊括科学教育的教学实践活动也在各幼儿园中展开，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厦门集美幼稚园、南京鼓楼幼稚园、南京高等师范附小幼稚园等。以南京高等师范附小幼稚园为例，该校建校伊始被命名为“杜威院”，从名称可看出当时的幼稚教育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薛钟泰在1920年发表的《南京高等师范附属小学校的幼稚园》一文中就对其课程体系做了一个系统的介绍，其中很多地方都蕴含了科学教育的内容。在课程的宗旨方面，一是使儿童渐渐习惯于社会生活，二是练习儿童建设的本能和自发活动，说明当时已经注意到幼儿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的的重要关系。在课程的材料方面，主张来源于自然界生活和社会生活，比如“拿生活的全体做主”。课程内容活动项目有谈话、游戏、手工、音乐四节，“涵盖的内容包括：音乐修身、社会生活、自然研究、工艺美术、体育卫生、国语文学、数量常识等七个方面”。[10]265273除南京高等师范附小幼稚园外，在当时兴办的其它幼稚园中，主要课程都有包含科学教育的内容(见表1)，这也更进一步佐证了当时人们迫切改革不切实际的道德礼仪教育，追求实施真正具有实践指导的教育，即科学教育。
著名幼儿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对当时中国幼稚园课程抄袭国外课程的现象表示强烈的不满，他曾指出：“今日抄袭日本，明日抄袭美国，到底弄不出什么好的教育来。” [11]110他坚持做中国式的幼稚教育，对幼稚园课程的设计提出了三条标准：“凡是儿童能够学的东西就有可能作为幼稚园的教材;凡教材须以儿童经验为依据;凡能使儿童适应社会的，就可取为教材。”[11]1121141923年，陈鹤琴开始对幼儿课程中国化进行探索研究，他将自家客厅作为实验场所，并命名为南京鼓楼幼稚园。在实践教学中，他将幼儿每天接触的环境分成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就是各种动植物的现象，社会环境就是个人、家庭、集体、市廛(指店铺集中的市区)等类的交往。基于此，他认为幼儿的课程应该以自然和社会为中心。在课程设计上，教师通常会以幼儿日常生活中最常接触的事或物进行相应活动的设计与拓展。1924年，陈鹤琴先生在《现今幼稚教育之弊病》中提出“我们的主张，幼稚园之课程可以用自然、社会为中心”，因此，自然课程作为一门重要课程在他的暂行课程中出现。此后，在我国学前儿童教育体系中，“自然”便寓意儿童科学位列其中，学前儿童科学教育也得到一定的重视。
我国另一位著名幼儿教育家张雪门对当时幼稚教育课程的状况进行了剖析。张雪门认为，在抄袭日本课程的时期，形式上有所复制，但内容上仍保留了封建教育的劣根性;在学习欧美课程时，教材与方法等虽注入了科学性和先进性，但又忽略了民族性。所以幼儿教育课程朝着中国化与科学化方向的改革势在必行。他拟定了改造幼稚教育的四项目标：“铲除我民族的劣根性;唤起我民族的自信心;养成劳动与客观的习惯态度;锻炼我民族为争中华之自由平等，而向帝国主义作奋斗之决心与实力。”[12]64秉持中国化与科学化的信念，张雪门提倡行为课程，他认为“生活就是教育，五、六岁的孩子们在幼稚园生活的实践，就是行为课程”。[13]1218在实践的过程中，他认为“儿童的经验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1)接触自然物和自然现象而得到的;(2)接触人事界而得到的;(3)和人类智慧所产生的文化相接触而得来的;所以课程的来源，逃不出上述三种环境”。[13]129他主张幼儿通过实践与接触而掌握经验，为幼儿创设掌握经验的环境，其思想与科学教育的主张不谋而合。
1927年至新中国成立前是中国学前教育课程改革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该时期在诸多优秀教育家的推动下，将外来教育课程体系与我国实际相结合，使得学前教育课程改革朝着中国化与科学化不断前行。其中，对幼儿科学教育课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1932年颁布的《幼稚园课程标准》，其课程范围包括音乐、故事和儿歌、游戏、社会和自然、工作、静息、餐点等7项内容，并正式规定了有关科学教育的课程，这在课程目标与内容中均有体现(见表2)。
因《幼稚園课程标准》的确立，一些关于学前幼儿科学教育的教材、读物等也开始纷纷出现。如雷震清先生编写的《幼稚园自然课程及其教学要点》《幼稚园的自然》，以及幼儿课本《民国幼稚园老课本》等。其中，《幼稚园的自然》是我国第一部供教师使用的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的书籍。该书分四章。第一章是介绍幼稚园的自然，包含了对自然的界定以及结合课程标准进行自然的选择;第二章介绍了哪些对象可以成为对幼儿进行自然教育的教材，并讲解了如何对这些教材进行处理;第三章介绍了在进行自然教学时需要遵守的原则及注意事项;第四章对幼儿园各个区域进行了不同的介绍，这些区域大多关乎自然生物等。该书为幼儿教师进行科学教育提供了一个相对系统的教学指引。《民国幼稚园老课本》是当时幼儿使用的课本之一，其中也有许多内容对幼儿进行科学教育，比如《田里的棉》中“田里的棉，有的已经结果。不久，便要成熟了”、《湿衣服不能穿》中“湿衣服，不能穿。穿了湿衣要生病”、《霜的来历》中“接近地面的水汽，碰到极冷的东西，就结成霜”等等，这些都是关乎生活卫生、社会、自然等方面的科学教育内容。“育童先育师”，若要培养幼儿，必须先培养幼师。1912年民国政府颁布的《师范教育令》中便要求在女子师范学校附设“保姆讲习所”，这其中显现出幼师专业的规范化——不再仅是经验式地看护孩子，更需要科学地对孩童进行教与养。在192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倡导科学教育思想的陶行知和陈鹤琴提出开设幼稚师范和在普通师范中设幼师科的主张，这也意味着科学教育已经渗透到幼师的培养之中，也为幼儿接受科学教育提供了辅助条件。
该时期更是涌现出一大批提倡幼儿科学教育的优秀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一生致力于幼儿的发展教育，在1926年《创建乡村幼稚园宣言书》中，他指出了中国幼稚教育的三大弊病：外国病、花钱病和富贵病，并明确提出要建立中国的、平民的、省钱的幼稚园。陶先生主张生活教育，认为教学内容应该贴近生活，他用“教学做合一”的思想构思了中国幼儿教育课程的新体系。在科学教育方面，他认为有了“科学的小孩子”自然能产生“科学的中国”，他秉持 “科教救国”的思想，曾在上海开办了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还编制了《儿童科学丛书》，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等许多关乎科学教育的口号。陈鹤琴先生在幼儿科学教育方面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其幼儿教育思想是他教育理论中最丰富最科学的部分。受“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精神的熏陶，陈鹤琴提出要使儿童教育科学化、民主化。他在教育方法上极其重视科学化，认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主张儿童到社会和大自然中亲身体验，感受大自然的奥妙无穷，注重科学教育。此外，张雪门、张宗麟、雷震清等近代教育家都提倡幼儿科学教育思想。正是这些怀有幼儿科学教育思想的优秀人士的推动，才使得我国幼儿科学教育课程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得到了快速发展。
二、近代幼儿科学教育课程的特点
(一)幼儿科学教育课程体系：由移植到融合本土
清末的幼儿教育课程体系复制了西方国家的幼儿教育课程体系，这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具有密切关系。在不断挨打与失败的教训中，国人开始审视落后的封建教育制度，并不断寻求救国脱困的教育体制。由于当时日本地理位置以及国情与中国相近，且是世界上强势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日本的教育体制便成了中国所寻求的对象。清政府颁定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癸卯学制)便是复制日本的《幼稚园保育及设备规定》。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伴随着民主与科学的号召，一大批欧美关于学前教育的思想被引入国内，这些幼儿教育思想与清末的课程教育相融合，形成了偏西式的幼儿教育课程体系。张宗麟在《调查江浙幼稚教育后的感想》中对当时中国的幼稚教育状况深有感慨：“一切设备教法抄袭西洋成法。”至20世纪20、30年代，西方关于学前教育的先进思想，包括西方应用科学与实验方法，福禄贝尔、蒙台梭利等幼儿教育思想传入中国，引起了国内先进的教育学者对幼儿教育课程体系宗教化、偏西化以及非科学化的重新审视，开始大力进行课程改革，并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使其朝着中国化与科学化發展。
(二)幼儿科学教育课程目标：为强国而育才
甲午战争战败之后，清政府颁布的癸卯学制几乎是完全复制日本的《幼稚园保育及设备规定》，课程中的大部分内容体现了“忠君爱国、忠孝节义之事”[8]13，清政府希望重走日本的教育强国之路，所以当时教育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维护清政府自身的封建统治。民国时期，受“五四”运动影响，民主与科学成为时代的主要思想，统治阶级要求教育须顺应时代要求，此时，陈鹤琴、张雪门等一批进步主义教育家所倡导的幼稚教育中国化、科学化与时代的主题以及统治阶级的号召恰相吻合，得到了大力推广。所以，近代幼儿科学教育课程的目标是为强国而培养人才。近代中国一直处于落后的地位，究其原因还是国力太弱。国之根本便是人才。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严重缺少接受过科学教育的人才。所以，当时幼儿科学教育课程设置的培养目标是为国家培养具有科学素养的人才，课程中囊括了理化博物等科学教育课程，其出发点是为了振兴中华、提升国力。但也存在未将幼儿作为课程目标发展的主体、未能完全从儿童自身发展的角度出发等缺陷。
(三)幼儿科学教育课程内容：与生活相联系
近代以来幼儿科学教育课程的内容大抵以儿童生活为中心，与生活相联系。杜威的实用主义对当时的幼儿教育改革影响深远，他所倡导的教育思想中就有一条“教育即生活”，这让当时的教育家深刻领会到生活是幼儿课程的来源，纷纷从生活出发。比如陈鹤琴与其学生张宗麟在南京鼓楼幼稚园中开展教学，就是从生活中发现素材、设计课程;张雪门在对课程的取材方面也提出了“课程是适应儿童生长的有价值的材料，而生长有因时因地的差异，应区别对待，因此课程的内容应来源于儿童的现实生活”。[14]他在《中国幼稚园课程研究》一书中罗列的课程标准，第一条便是“课程须和儿童的生活联络”。因为幼儿正处于具有强烈好奇心的时期，对生活中各种新鲜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且幼儿的年龄特点“注定了他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还是感性的、具体形象的”。 [15]15近代以来，幼儿教育硬件条件较为落后，为儿童创设一些情境较为困难，考虑到儿童感性认识的特征，所以将科学教育课程与生活紧密联系，既能提高幼儿对生活的兴趣，又能事半功倍地对幼儿进行相应的科学教育，这对幼儿以后能更好地生活有积极的意义。
(四)幼儿科学教育课程形式：以观察为主
观察是进行探究活动的第一步，近代科学教育课程的设置已经开始逐步走向科学探究的轨道。陶行知主张“教学做合一”，强调要让儿童多操作，多实践，在实践中发现知识;张雪门提出了“做学教合一”的方法，阐述了幼稚园教育的原则，他认为幼稚教育的关键便是行动;陈鹤琴强调“做中学”，注重儿童实际动手操作的能力。但是，鉴于当时的教育条件，很多的科学教育活动开展还是相当困难，观察便成为了践行实践的第一个关键词。比如陈鹤琴创设的学前教育科学课程中，主要内容囊括了对植物的培养、对动物的饲养等，其目的还是希望通过观察进行知识的积累。近代幼儿科学教育课程的形式主要是让儿童对各种事物进行观察，观察植物、小动物、天气等等。幼儿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他们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善于利用幼儿这些特征，引导他们对各种事物进行观察是培养他们科学素养的第一步。受当时条件影响，虽然形式还比较单一，但能将幼儿的课程形式从以前的识字教育升华到引导其进行观察式的教育，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三、启示与思考
历史总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任何时期的辉煌与成就都是通过不断总结革新前人经验而成。以史为鉴，我们会获取珍贵的经验财富;以史为鉴，我们会创新而行。笔者认为通过研析近代幼儿科学教育课程的流变，对我们现代幼儿科学教育课程的设置带来的启示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整合。宏观方面可以归结为“一个中心，两种途径”;微观方面从实际情况出发，可以归结为“三个对象”。
受杜威“儿童中心论”教育思想的影响，“一个中心”是指任何时期的幼儿科学教育课程都要以幼儿为中心。儿童是科学教育的中心，任何教育都不能偏离以发展儿童为核心的目标，尊重儿童的身心发展和认知发展规律，尊重儿童的个体性与差异性，教育的目标旨在发展每一个儿童。在内容层面上，将幼儿的科学教育与生活相结合。幼儿的科学教育生活化，生活的知识科学化已经成了目前教育发展的趋势，只有将科学教育融于生活，通过对生活的切身体会，才能有效进行科学教育。在环境层面上，开放幼儿教育的环境。随着时代的发展，幼儿的科学教育活动早已深入到方方面面，固有模式的科学教育早已不能满足幼儿的发展需要，幼儿的发展需要更广阔的空间。这里的开放不仅是对空间的开放，还包括时间、教材、内容、形式等的开放。在价值层面上，幼儿的科学教育要树立为幼儿建立终身教育良好开端的价值观。幼儿的教育是终身教育的开始，幼儿阶段科学素养的形成，科学方法与能力的掌握对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两种途径”是指“引外而融内”和“承优而创新”这两对基本关系。所谓“引外而融内”，是指在引用外来优质事物的同时，要注重将其与本土属性融合。任何事物都不能作为一个单独的事物进行发展，幼儿科学教育课程也不例外。在进行幼儿科学教育课程改革中，不能仅仅局限于我们现有的课程体系，应放眼世界，积极学习、深入研究他国优质的课程体系。回顾历史，我国最早的幼儿课程体系的建立就是从借鉴别国开始，所以，信息化的今天，我们更要对其他国家的幼儿科学教育课程体系有深入的研究与掌握。引用外来经验并不等于复制粘贴，我们还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本质的分析，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践论证，最终还是要制定出最适合本身发展的体系模式。在向别国借鉴经验的过程中，以陈鹤琴先生为代表的当时先进人士就有着深刻的思考与认识，他曾说：“这并不是说美国化的东西是不应当用的，而是因为两下国情上的不同。有的是不应当完全模仿的，尽管在他们美国是很好的教材和教法，但是在我国采用起来到底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要晓得我们的小孩子不是美国的小孩子，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环境均与美国不同，我们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又不是一律;所以他们视为好的东西，在我们用起来未必都是优良的。”[14]一味模仿抄袭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如果要寻求真正的发展，必须通过实践来探索出一条新的本土化道路。“承优而创新”，顾名思义，即继承精华的同时又要有所创新。我们常常陷入历史与现实的争议之中，其实二者是辩证而统一的。没有历史的经验，何来今日之创新，经验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经验的升华。只有通过不断地经验与创新才会生成新的经验与创新，这也正是历史带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也许，从现在的视角看近代的幼儿科学教育课程体系，会觉得存在很多问题，但不同时代的成果是不同时代造就出来的精华，我们虽不能一味继承，但对于其中的精髓我们还是要加以提炼。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任何事物都是不斷运动的，幼儿科学教育课程体系也需要不断地创新与发展，我们需要结合事物发展的特征不断地审视现有的体系，然后进行创新，使得幼儿科学教育课程体系不断完善与优化。
“三个对象”指的是幼儿家长、幼儿教师与幼儿园管理阶层。我国幼儿教育的发展历史过程表明，已经实现了将幼儿从家长手上交给学校进行专业教育，但这并不意味着家长对幼儿的教育也进行了托付。传统的幼儿教育暴露的弊端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没有充分发挥家长与教师的功效，只有这二者都对各自的角色进行优化调整，才能保证幼儿受到良好的科学教育。首先，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幼儿除了在幼儿园的时间，大部分是与家长在一起，在这个时间内，家长要善于做好对幼儿进行科学教育的工作。科学教育不能只局限于幼儿园中，更应该渗透于生活的点滴，家长可以通过生活中各种小事例和小经验带领幼儿进入情境，从而培养幼儿观察、探索与发现的能力，提升他们对生活的热情。生活经验的点滴积累不仅可以提升幼儿的科学素养，还能使幼儿今后能够更好地生活。其次，幼儿教师在对幼儿进行科学教育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幼儿教师的科学素养与教师素养对幼儿科学教育的水平起到了很大影响。大部分幼儿教师都是中专毕业，中等师范类的学校在设置和规格上类似于中学，对幼儿教师的培养模式相对守旧，几乎没有设置专门的自然科学课程，这也造成了幼师在科学知识这一块的欠缺，所以幼儿教师在日常学习提升之余，应该注重相关科学知识的学习和探究，更要善于将生活中的情境与科学知识联系起来，只有自身先建立起科学核心素养，才能在学习中培育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究欲，善于把幼儿带入各种科学情境中，引导幼儿进行各项探究与发现，正确解释幼儿的一些疑问，陪同幼儿一起成长，这才是真正的良师益友。幼师在科学教育课程教学目标的确立方面，视线应该更加长远，综合考虑，覆盖面更广，致力于幼儿终生科学素养的培养;在科学课程教育内容的选择方面应该更贴近生活，让幼儿用自己的双手去“做”科学，去感触科学。科学源于生活，科学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让人更好地生活。最后是幼儿园管理阶层。一条成功的道路需要一个明智的掌舵人，幼儿园管理阶层的各项方针与条例都直接决定着幼儿科学教育的成功与否。在幼儿科学教育这块，幼儿管理阶层应拓展视野，积极学习有成功科学教学经验的幼儿园，在政策方针上形成一套科学的园本化的理论体系，在硬件软件资源方面为幼儿与教师提供科学的资源环境，在教师培训方面更是要加大投入力度。只有在各方面共同的努力下，我国幼儿科学教育课程才能得到强有力的发展，才能真正为幼儿的科学教育发展开拓出一条宽阔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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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钱果长
作者：江家发 章晗 余捷
第二篇：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回顾
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和总体上看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近代中国是指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五十年的中国。这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商、周以来，在三千多年可考证的历史长河中，这个时期的变化最大，影响也最深远。其中，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基本上是从无到有，从微弱到成长，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到了今日，它正在发展壮大。它的发展反映了旧中国和新中国在不同的年代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军事上与西方交往的过程，也是自身变革的过程。要深入研究它，可以写成多卷的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李约瑟爵士在这方面做出令人敬佩的不朽的贡献。我不是从事科学史研究的，是学工程的。在这里只是简略地谈谈个人的意见，其中许多事迹已是众所周知，也有不少情况是个人七十多年来的亲身经历，一并介绍给大家供参考。
从我国古代历史看，我们的先人曾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印刷术和火药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和文化的传播起了划时代的推动作用。两千多年以来，中华民族还在科学技术领域的许多方面处于世界上领先的地位。现仅举数例。在历史上中国首先采用铁犁播种；在天文上最先测到超新星的爆炸和太阳黑子；在数学上比西方早1200年计算出精度达到七位的圆周率,并用很简单又便于记忆的分数355/113表示之;在地震学上东汉的张衡发明、制作出浑天仪，测报地震发生的方位和烈度；在工业上最早炼出钢，制成精美的瓷器，因此英文称瓷器为china；在土木工程方面最早建成大跨度的石拱桥（赵州石拱桥）和悬索桥；在水利工程方面，李冰父子在长江的支流岷江的灌县兴修水利，建成了中国最早的灌溉工程，使百万亩的农田至今还受益。这在世界水利史也是少见的。中国的医药学，包括蒙医和藏医，经过两千多年的实践证明疗效是好的，有它的独到之处。总之，古代的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曾经有过辉煌的成就。
到了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即明朝中业，西方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开始了工业革命。中国则仍长期停留在封建社会，在生产上乃至科学技术上日渐落后于欧美。
但在这一时期，中国向西方学习近代科学技术已在萌芽。例如，在明朝中叶研究农学天文学的徐光启较早向罗马传教士利玛窦学习研究西方科学: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和水利。另一位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于明末1622年来中国参与修订历法,对于中国向西方学习科学起了启蒙作用。
到了清朝鼎盛时期（雍正乾隆时期），这些自西方引进的科学技术并未得到重视和传播。相反，中国在这一时期反而盲目自大,闭关自守。1840年鸦片战争和以后几次的西方列强和新兴的日本帝国发动的对中国的侵略,直至1900年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战争,清王朝屡次败北,才使当时统治者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即称为“洋务派”，如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等人，逐渐认识到，要想使国家不受西方侵略，就得向西方学习。学习什么？人们看到的首先是学习有关军事的技术。从此，中国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潮流。
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中国的一些主张开放的人士主要采用了两种方式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1.建立西方模式的新式学校,培养科学技术人才；2.选派青年人到西方国家留学。
下面将十九世纪末叶至今分为三个时期叙述这两种方式发展的情况。
1862-1918年
高等工程教育——建立西方式的大学，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自1862年起,满清政府在洋务派的推动下陆续建立了一些西方式的学堂，培养海陆军、翻译和中等技术人才。到1895年成立了第一所培养高等人才的工科学校,名中西学堂,于1905年改名为北洋大学堂,随后改为北洋大学,解放后,1952年与天津工商学院等校合并,成为今日的天津大学。1896年又相继成立了上海南洋大学,即今日的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唐山路矿学堂,即后来的唐山交通大学,今日的西南(唐山)交通大学。这三所工科大学。连同1911年以美国庚子(1900年)赔款余款建立的清华学堂,1925年提升为大学水平的清华大学,是1949年以前中国最主要的培养工科人才的高等学府。在培养理科人才方面在1918年以前主要是北京大学和东南高师和东吴大学(1928年合并为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在二十年代以后还有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等。
这个时期的前四十年，大学的教育思想来自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这个教育思想指导下，学生仍以学文、法科为主，理工科学生人数甚少。到辛亥革命以后，学理工科的学生比例才有所增加，占总数约万人的1%左右。
学校的教学和管理
校长由当时教育部委派,一般是高级官员,个别是学者,如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师基本上聘自欧美。开始阶段有少数日本教师。中国教师还极个别。教务长一职多因无合格中国学者，在较早阶段也是请外国学者担任的。
在辛亥革命以前，大学分8科(相当于学院)：经学、政治、文学、医、格致（理科）、农、工和商。在1911年以后,分为7科：文、理、法、商、医、农、工。工科又分11门(相当于系)：土木、机械、船用机械、造船、兵工、电机、建筑、应用化学、火药学、采矿、冶金。理科分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门。
学制先是三年，后改为四年，同时还设有三年制的专科学校。
教学计划
从1911年上海交通大学铁路专科和电机专科两科的教学计划看，当时对基础课较重视，数、理、经三门课占总学时的27%。工程课面较广，但专业课则很单薄，共45周学时,只占23%。土木系只有测量，桥梁和施工属于专业课。这可能与当时的技术水平低有关。
两系的教学计划均参考了美国大学工学院的教学计划，但加入了很重的中文课（在两系分别为9%和6%）。
二十世纪初，美国政府决定将美国在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战争(1900年)中得到的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不再索要,但要求中国将此部分赔款的一部分用于在1911年建立的清华学堂。其毕业生，每年约一百人，全部送往美国留学，入大学一或二年级。他们当中不少人学习理、工科，回国后为二十年代以后中国理工科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培养了很多人才。
向国外派遣留学生
洋务派鉴于清朝在抵御西方列强入侵的战争中屡屡战败,认为其中重要原因是中国在武器和战舰上落后于西方,而又源于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先进。因此，认为一方面要在国内建立西方式的大学，培养懂技术的人才，另一方面还应派遣年轻人留学，直接学习科学技术。他们很早就对于派少年出国学习甚为重视。最早于1847年派容闳等幼童留美。容闳学成归国后，建议每年选派30名幼童去美国学习。连续四年，先后共派遣120人。其中学工程最有成就的代表人物当属在耶鲁大学学土木工程的詹天佑(1861-1919)。他是中国第一位工程师，依靠中国自力，设计和修建了北京至张家口的京绥铁路。其中最艰苦的工程是北京西北一百公里处的八达岭段。山坡陡。英国工程师认为当时的技术以正常的路基坡高，不能超过3%,根本无法修建,必须改线,绕大弯。这样就得大大延长路线，增加造价。詹天佑以独创的方法设计“人”字形的路线，用3.3%路基坡高，爬上了八达岭,创造了世纪铁路的奇迹，使英国人望洋兴叹。他极为爱国而且技术精深，对于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叶发展中国交通事业起了领导作用。
在1911-1920年的十年间,由中央政府、各省政府、清华学堂招考的留美庚款公费和自费出国留学欧、美和日本的人数尤其是学工科的，逐渐增多。理、工科渐被人们所重视，其学生数量的比重已超过文、法科。总数达到七千人，理科约占10%左右，工科占20－40%。
从留学国别情况看，去日本和美国的留学生人数大大超过去欧洲的。这和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其次是与去日本留学的费用较低和中国人学习日文较易有关。
在这个时期的后期出现了许多位对中国初始的工程建设做出了很多贡献的工科留学生。其中最为突出的，如留学德国汉诺威高工的水利工程专家李仪祉。他在陕西修建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式的灌溉工程——泾惠渠，并多年负责治理黄河的工作。他创办了著名的河海大学——一座有关水利工程的工科大学。还有化工专家侯德榜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发明了以他命名的新的制碱法。著名的桥梁专家和教授茅以升设计和修建了中国第一座由中国人主持的铁路、公路两用的钱塘江大桥。他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桥梁中的二次应力”极大地丰富了结构力学的桁架应力分析。
在这里还应该提到由香港大学培养的两位著名的机械工程专家和教授，一位是1918年毕业于香港大学的刘仙洲。他对于中国在解放前和解放后机械工程、机械工程教育和中国古代机械工程发明史等方面均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另一位是石志仁。他在1918年至1922年就读于香港大学机械系。他对于中国铁道事业的发展，铁道机务的管理和蒸汽机车直至燃气轮机车的研制起了领导和推动的作用。
在理科方面这一时期也开始出现了高水平的科学家，如数学的胡敦复和物理的胡刚复等。
在留美学生和归国留学生的推动下，于1913年,参照美国工程师学会的方式,由詹天佑发起,成立了中华工程师会,后与其他工程学会合并,于1931年改称中国工程师学会。1915年由胡适、任鸿雋、秉志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这两个学会和几个其他科学技术学会成为中国最早的民间的科学技术组织。多年来它们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知识界学习并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的潮流。
由于这十年来理、工科留学生人数的增加，他们在学成归国后，对于在二十年代和以后的中国的理、工科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工业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1919-1948年
在此时期内,中国发生了三件大事,使中国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得以用较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发展。这三件事是:1.五四运动；2.留法勤工俭学；3.孙中山的实业计划。
五四运动
这是一次由北京大学学生发起的，得到多数教授，全国知识界和社会各界广泛支持的，在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在文化上反对传统封建思想的爱国运动。
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特别是1918年1月18日在巴黎凡尔塞召开的和平会议对于参加协约国的中国做出了极为不公正的决议,非但没有肯定中国参战的功绩,反而决定让日本接受帝德在中国山东强行获得的特权。由此激发了北京大学和其他学校学生对当时亲日的北京政府的愤怒，于1919年5月4日上街游行示威并罢课。怒潮迅速由北京的教育界扩大到全国各城市和各行业。结果，迫使政府罢免了三个亲日的部长和驻日公使。在政治运动胜利的同时，中国的文化界掀起了改革旧文化的运动。在二十年代欢迎“赛先生”(Mr.Science)和“德先生”(Mr.Democracy)的口号响彻了全国。
五四运动使中国的学术和文化，包括向西方（指欧、美）学科学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留法勤工俭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是战胜国。但是元气大伤。战后，它要恢复战争创伤，重建家园，缺乏劳动力。早期留法回国的李石曾等学者发起，组织二十岁左右青年学生去法国，边做工，边求学。很多人学习理、工科，学到了一些近代科学技术。其中一些思想进步的学生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些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和聂荣臻是他们中最突出的几位。正是由于他们对西方的科学技术的认识和了解，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领导并具体指导了中国的科学技术教育事业,使得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教育事业半个世纪以来迅速发展。
孙中山博士的实业计划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革命伟大的先驱者。他早年留学英国，学医。1911年他领导的同盟会成功地推翻了腐败的满清王朝。此后不久，他辞去了总统职位而致力于制定建设中国的计划。1919年他发表了英文的《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但国际上对此无反映。后，于1921年,孙中山又用中文发表《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简称《实业计划》。这个计划的发展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知识界建设国家及更加积极向西方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热情。
这个时期的中国青年受到内忧和外患，特别是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和嚣张气焰的刺激和以上三件大事的影响，普遍地产生了“工业救国”、“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的思想。因此，学习理工科，尤其是学工程技术的人数大大增加。政府在发展理工科高等教育和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较前有所强调。
1高等工程教育
在高等工程教育方面,在这个时期有了不少发展。其水平也逐渐接近或达到了西方一般大学的水平。几所重点大学毕业生的学习成绩在三十年代前后开始被欧美大学所承认，其中的优秀生可以直接进入研究生院学习。
采用了新学制，在此时期以前，中国基本上实行的大学制度是法国式的。在小、中学学习11年(7+4年)以后,学生经过入学考试,先入予科,学习2-3年,再入本科学习4年,获工学士或理学士。1922年以来,改采用美国的学制,即小、中各6年,毕业后经过入学考试,入本科学习4年,毕业,获学士学位。
自1920年开始,中国政府建立了一系列有理工科的国立大学,此外还有一些私立的和西方教会办的大学,其中有不少理、工科专业。至1948年全国有21所国立大学,设立了理学院和工学院。除上海同济大学、震旦学院，哈尔滨工业专科学院分别用德文、法文和俄文教学外，其他学校均用英文讲课并采用英文教科书。只是到了三十年代后期个别专业才开始有了中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学丛书）。讲课也开始有人用中文了。这时期1924年上海交通大学的教学计划基础课和专业课方面已然比1911年的计划加重了许多。
自二十年代开始，国外留学生归国，在大学任教，逐渐代替了外籍教授。
1911年成立的清华学堂在1925年改为大学,名清华大学。由于每年有美庚款的利息拨款给学校，学校经费有了保障，因此其理、工学院较其他的，经费完全依靠政府拨款的国立大学发展得较快，对中国在培养理、工科人才方面起了较大的作用。
在工科办学思想方面，校方虽然也提出过要理论联系实际,高等学校应该是教学与研究并重,但由于那时的中国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工业,国家经济建设极少,在大学里谈不上做什么研究工作,即使有,也只限于小规模的问题。至于学生去工厂或工地实习就更谈不上了。
在教学计划方面，在此时期不断修改，内容增加很多。由教学计划中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中国的高等工程教育已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2向国外派遣留学生
由于本世纪初和以后派遣到欧、美的留学生陆续回国，大学理、工科教授的职位自二十年代起已逐渐由中国学者担任。这个时期，中国大学理、工科教学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1)这个时期全国本科生中学理、工科的占大学生的总人数的比例有显著增加。理工科大学生由第一个时期的6%和0.25%分别增加到1930年的10%和12%。但总人数仍不算多，1930年也只分别为3000多和4000多人。
(2)留学生总人数由每年几百人增加到几千人，其中学理、工科的由一二百人增加到八九百人。
由于这个时期，日本对中国不断地侵犯和侵略，直至1937年7月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中国去日本的留学生极大地减少了。
留学生中的很多人是在国内大学本科毕业，然后去欧、美大学读研究院，一般多获得硕士学位。有不少人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在国际学术界开始为人们所称赞。例如上海交大毕业生钱学森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从Th.VonKarman学习，获哲学博士，成为国际上著名的力学家；1936年清华大学毕业生王大珩在英国大学学院学习光学，是中国光学仪器方面的著名专家；192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汪德昭在法国从Langevan，研究超声波，是国际上知名的水声学专家；上海同济大学1936年毕业生李国豪在德国Darmstadt高工从Kloeppel教授研究桥梁工程,在德国不仅获得工程博士学位而且荣获工程博士讲师学位。这在中国留德学生中是极为罕见的。
1937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在沿海的大学陆续迁往内地的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迁往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在那里，集中了很多中国优秀的教授。尽管教学和生活条件极端艰苦，但师生们的爱国热情在敌人飞机的疯狂轰炸下反而更加高涨，工作学习更加努力。因此，培养出的学生质量仍然很高。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和李政道教授就是这个时期该校的学生。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因战争滞留在欧洲和美国的大量留学生纷纷回国，准备参加战后的建国事业，但因不久国民党发动了内战，全国陷于混乱，使这些人一时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得望洋兴叹。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科学研究机构开始有了一些发展。1928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央研究院，由著名学者蔡元培担任第一任院长。1929年在北京（当时称北平）成立了北平研究院，由李石曾任院长。
1949-1999年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过去了50年。在这半个世纪中，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从国内理工科高等教育，还是从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和进修乃至参加研究来看，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全起了很大的变化。
1高等工程教育
在五十年代初，为了发展高等教育和促进科学技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高教部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在高等教育中，理、工科，尤其工科受到较大的重视。
解放初期，中国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使得国民经济十分困难。外部环境对于中国也非常不利。西方国家除个别国家外，基本上没有承认中国，并且在巴黎成立了禁运委员会，禁止其商人向中国出售较先进的设备和技术。直至六十年代初，中国只有经过莫斯科通向欧洲的一条航空通道。中国也很难订购到科学技术期刊。这时，中国只有依靠当时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和帮助来开展经济建设。因此我国政府提出了向苏联学习的口号，并自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了156项重点工程项目。
解放后我国的高等工程教育就是在这个总政策下由解放前基本上是美国的教育模式改为学习苏联的教育模式。五十年代建立了数十个单科性的工业学院。原有的综合性大学中也有几个改组为多科性工科大学，如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
教学计划基本上是抄自苏联的。而苏联的工科教学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大陆的，特别是德国三十年代的模式。因此至今我们的工科教学计划还可以看出与德国三四十年代工科教学计划相似之处。这样改革的结果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计划中加强了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环节，如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并增加了生产实习。而这些在解放前学习美国的教学计划中则很薄弱或完全没有。但是专业过于狭窄和理工科分家则是这次改革的最大缺点。计划经济的管理使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和自上而下下达的招生人数十分死，以至严重影响了人才的培养和成长。
为了接受苏联派来的学者的帮助和采用俄文教材，中国高校教师成功地，迅速地学习了俄文并将大批俄文教材译成中文使用。从1952年起至1978年，学生的第一外国语也由英文改为俄文。这给今日四十多岁至六十多岁的科技人员用国际上通用的英文进行国际交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五十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包括在高校的专家），中国的理工科教育和科学研究只有完全依靠国内自己的努力去发展。
1966至1976年的十年动乱，使我国的高等工程教育受到灾难性的打击。1966~1969年完全停止招生。1970-1976年恢复招生，学制全部改为三年至三年半。学生不经过入学考试，由基层单位推荐即可入学。因此入学的学生程度非常参差不齐，给教学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1978年我国政府明确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使我国的经济从接近破产的深渊中走出来，并较快地和较顺利地向前发展。高等工程教育也在努力跟上时代，进行改革，与国际上接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均有较大的提高。
1978年我国参考了美国的研究生院制度，开始建立了学位制。学位分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现在已具备相当规模，每年工科招收约两万多名硕士，博士生四、五千人。近年又引进了博士后但不是高一级的学位制。学位制的建立对于提高工学院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十分重要。
经过近四十年的努力，我国的高等工程教育的规模有了很大的发展。包括大专在内的工科院校超过了200个，每年招本科和大专生在30万以上。重点工科大学正在接近国际上先进高校的水平。
现在的科学研究机构在三四十年代的极薄弱的基础上，在解放后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属于工程技术方面的发展得尤其迅速。五十年代初期我们参考了苏联的模式建立了既有研究所又有院士的中国科学院。在1994年又成立了中国工程院，但它与国际上惯例相同，只由选举的院士组成而无研究所。
全国从事理、工、农、医的科研单位大致可以归纳为六大类：
(i)国家级科学院，
(ii)高等学校，
(iii)企业所属的研究院所，
(iv)国防部门的研究院所，
(v)省、地方层的研究所，
(vi)私立的或中外合资企业的研究所。
它们分别承担了国家的、地方的和企业的，或进行的科研任务。
2向国外派遣留学生
解放前，中国的经济和工业十分落后，连钉子也要靠进口，更谈不上设计和制造工业产品和装备。因此至解放前夕的一百年只是单方向向西方，特别是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学习它们的先进科学技术。极少有在国内完成的科研成果以论文的方式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更不要说派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五十年代初，数以千计的去欧、美的留学生和学者纷纷回到祖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新中国发展高新技术的带头人。我国能够不到十年的时间里(1958至1964年),在没有外援的条件下,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成功地研制并发射了两弹一星,是与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光荣而无私奉献的精神分不开的。现只举几个例子。地质学家，早年留英的李四光以他独创的海相成油的理论预测了东北地区大庆油田的存在。钱学森突破了重重阻挠由美国回到祖国，负责我国的航天技术的创建和发展。原子物理学者钱三强解放前夕由法国回国，自五十年代后期起参加领导两弹的研制工作。这些人之所以能对国家做出如此重大贡献，一方面是他们个人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与他们在国外学习，得到最基本的治学精神和方法，乃至扎实的科学训练分不开的。
五十年代我国政府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了数以万计的留学生，在那里学到了许多新的科学技术知识。这些人回国后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了很好、很重要的作用。很多人担任了技术和管理的领导工作。也有很多人在高等工科院校任教，如江泽民、李鹏、宋健、罗干等国家领导人全在苏联或东欧国家学习或实习过。
自1978年开始,我国政府每年选派3000名公费生,到世界各国留学和进修，其中以美国、西欧各国和日本为主，此外通过各种不同渠道获得奖学金和自费出国留学和进修的中、青年每年也以万计。他们中间大多数是学理工科的。近年来学习企业管理的人数也在大量增加。现在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约以十万计。在日本和欧洲各国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也分别以万计和千计。其中访问学者的比重逐年在增大，读本科乃至硕士学位的留学生比例相对下降。这说明中国理工科大学本科乃至研究生阶段的教学质量在逐渐提高而派遣留学生方面则渐渐向派遣访问学者，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方面倾斜。现在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人员，通过国际协作方式，参加大型国际科研机构的研究所工作或到高等学校短期讲学。
在国外长期工作的中国学者或外籍华人学者近年来日益频繁地受到国内高等学校和研究单位的邀请，到我国讲学。这对于国内广大学术界开扩眼界，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起了很大作用。这是中国长期向西方学习的政策播下的种子，现在则正在开花结果。
由于坚持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的高等学校和研究单位，自1978年以来与国外包括与香港的相应单位的联系大大地加强了,每年有不少西方学者和香港学者到国内短期讲学。至于西方派学者到中国学习科学技术或参加科学研究工作则到目前为止仍尚属个别情况。
中国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组织在中国召开国际学术会议也在近二十年逐渐增多。这是另一种向西方学习的方式。它既向国外交流了我们科研成果，也创造了向国外学习的机会。我们的科研成果也已有相当数量发表在国际上重要的学术期刊上。
总之，一百多年来，这两种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方式互相起着推动和影响的作用。中国的理工科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多年来坚持不懈地选派优秀青年学子出国学习，对于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现仅举一例，据统计，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千余名院士中仅清华大学毕业生、清华留美公费生和现任教师就有369位,占院士总数的28%。古语云教学相长，希望并相信我们这个“学生”与西方的“教师”今后将由单方面的学习逐渐改变为相互学习。
从以上三个时期中国理工科教育和派遣留学生的情况看，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近代的科学技术发展历史基本上是一部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学习的历史。其中有许多美好的岁月，也有一些辛酸苦辣的回忆。现在和今后的趋势是我国的科学技术正在缩小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差距。但在总体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要虚心学习，以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从远景看，单方面的学习和引进在渐渐减少，相互学习的比重有望逐渐增大。
邓小平同志讲，发展经济，由本世纪末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力争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那时，如果我们在科学技术方面基本上赶上发达国家，则经济上就有可能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也将是中国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的一点微小的贡献，在世界科学技术大厦上增砖添瓦。■
作者：■张 维
第三篇：从近代三次科学革命视角审视学校德育
17世纪以牛顿力学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经典科学体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和20世纪80年代国外学者提出的“复杂科学”被称为近代三次科学革命。
随着对学校德育认识的深入，学校德育的运行机制和实效性问题越来越显示出复杂性的特点。本文对学校德育的一些看法，可能只是出于经典科学视角所延伸观点的固化，而用量子科学和复杂科学的理论视角来审视，也许会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
一、从经典科学理论的视角看学校德育
经典科学理论是从复杂事物中概括出简约的规律，并认为这其中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控制“因”，就能导致“果”。在德育实践中，我们往往将德育系统中的德育工作者、德育对象和德育措施当作或还原为物，进行明确清晰的所谓科学研究，以探求出指导德育工作的“客观规律”。这种科学化的思维模式，有其时代的进步性，在教育实践中也得到了一定的运用，但也有很大的局限。
1 造成社会对学校德育期望与学校德育现状的强烈反差。社会舆论以简单的因果关系为指导，认为“社会需要什么，学生缺少什么，就往学校德育里加什么”，并希望这些目标、价值观念通过学校德育分毫不差地转化或体现在学生的品德上，表现为德育的“万能”。但德育工作者对社会期望的理解、德育对象对德育信息的接受和转化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这些差异的综合就是学校德育的现状。它并不是社会期望的应然，有时甚至会出现“5+2=0”的现象，从而形成了德育的“无能”。习惯于长期因果思维模式的人们肯定难以接受这种反差，他们对学校德育的颇多微词，很多就是源于这种经典科学理论的视角。
2 使得学校德育工作无所适从。依照经典科学的线性思维模式，认为“加强”学校的德育只有靠增加人力、物力、财力。殊不知，这种人为的加强，其结果适得其反，使学校德育工作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现行的学校德育，由于教育制度的“过滤”作用，已经越来越远离了学生的日常生活。学生所接受的德育知识、所接受的道德行为训练与学生所得的经验是不完全相同的，有的甚至完全相反。学校加强德育，就是煞费苦心地采用多种方法和手段来消除学生原有的“恶习”，去除学生原有的经验，就如杜威所批评学校的“最大浪费”：“从儿童的观点来看，学校的最大浪费是由于儿童不能把校外所获得的经验完整地、自由地在校内利用；同时另一方面，他在日常生活中又不能应用在学校学习的东西。”学校德育工作者明知不可为而又迫于社会压力，不得不为，其德育效果自然是可想而知。
3 忽视了德育中人的非理性因素。文艺复兴以后，人类高扬理性的大旗，科学成为理性最好的注脚。凡事讲求科学成为理性主义者反对宗教神学思想的最有力的武器。而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一切行为并不是源于理性，而是本我的冲动，人的行为就是由生命能量力比多所决定，并不受所谓科学规律的控制，简单说，人就是非理性的。弗氏的说法固然有待证明，但其理论对人性本质的判定却影响深远。例如，一贯表现良好的学生一念之下犯下大错，从来都是“捣蛋鬼”的孩子，居然也能做几件好事，这就体现了人的非理性因素。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社会到学校，一直高度重视学校德育，但成效却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现在回过头来反思，就是我们的德育忽视了人性的重要一半，非理性的一半，它并不是沿用经典科学的理性所能理解和改造的。
二、从量子科学理论的视角看学校德育
量子科学是一个系统的科学体系，其中波粒二象性证明光波中的单个光子在一种实验中表现出粒子的特性，而在另外一种实验中则表现出波的特性，这就孕育着一个惊人的观点：“光子仅表现出科学家们正在证明的那个特性!也就是说，正是科学家的预期和测量光子的方法，决定了光子是一个粒子还是波。”从这个视角看，德育中的各个因素并不是明确的客体，而是充满着可变性，关键在于你从哪个角度去探索，去发掘。同时，量子科学中的超因果联系表明事物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任何一个局部的变化都有可能引起整体的变化，表现为事物之间的非线性联系，如“蝴蝶效应”。因此，德育实践中德育对象在受到学校德育影响的同时，也受到其他很多方面的侵蚀，使其发展充满着多向性。可见，量子科学理论对学校德育的启示是明显的。
1 德育工作者对德育对象的合理期望决定着他们的发展方向。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表明，一个学生除了最常见的语言、数理智力外，还有人际交往智力、自我反省智力、自然观察者智力和存在智力等。这些智力无所谓轻重，它们对一个人的发展都同等的重要。加德纳理论的意义在于他拓展了教育者的视野，使教育者对教育对象有了更多的“肯定方面”。根据“皮克马利翁”效应，教育者的这种肯定，对教育对象是非常重要的——能抚慰教育对象的心灵，延伸他们的视野，让他们感受到有无穷的爱在期待着他们，这是德育中的一种积极思维模式。但在德育实践中，我们往往过多运用的是消极模式。我们总是不厌其烦地指出学生的缺点和不足，希望能引起他们的注意，以突现德育的功效。其实，就在你有意无意的缺点假设中，你已深深影响到了一个学生的发展，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种无形的伤害也许会伴随学生一辈子。
2 社会要有一种非线性思维，给学校德育应有的宽容度。根据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理”，我们的德育工作者不可能真正了解德育对象，甚至是作为物的德育措施。另外，德育对象的发展也受多方面的影响。因此，我们不可能沿用经典科学的线性思维模式，根据我们的主观愿望、目标直接推导出学校德育应有的结果，这可能只是我们寻求明确或认为理应如此的美好希望。其实，目标与结果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变换关系。对于人的发展，学校德育就整个社会的影响而言总是有限的，单纯的学校德育影响更不可能按我们的期望和目标，亦步亦趋。这并不是教育者犯了什么错，也不是事先的准备充分和行动时的小心谨慎所能避免的。因为任何教育都有失败的可能性，任何教育行为都可能导致多种结果。这不是在推脱学校德育的责任或陷入相对主义的空谈，而是警示我们社会在判断学校德育工作时，要考虑到应有的困难性，不是学校德育不愿为，而是不能为，因此我们应对学校德育有一定的宽容度，有一颗平常心，这就是一种非线性思维。
三、从复杂科学理论的视角看学校德育
复杂科学理论主要是从方法论上对经典科学的哲学基础进行反思。根据辩证法的原理，它更多强调的是思想的多元性、变化性，关注偶然性因素，突破经典科学的还原论思想，试图从整体上来把握事物的发展，这一思想与学校德育的诸多联系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1 注重学校德育工作的整体性。指导思想上，将学校德育的影响纳入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之中，强调社会氛围的净化，注重社会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建设，给学校德育以更多的发展空间。具体德育措施上，要实行认知性课程与活动课程相结合；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相结合；德育工作者言传与身教相结合；德育对象性格陶冶与艺术熏陶相结合；过去，我们已习惯于主客体二元的认知，在某—方面只优先看待某一点。如德育知识强调认知，课程设置注重显性，教育措施只有言传，品德培养归为说教……这一切都归根于没有将学校德育纳入整体性的视野，以致出现了各个德育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没有注重群体因素应有的合力。
2 抓住偶然性因素，以实现学生品德发展的突现。学生品德的发展固然有其顺序性、阶段性，但偶然性因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因素，更是体现了学生品德发展的非连续性。当年日本人屠杀中国人民，而国人的麻木不仁是促使鲁迅弃医从文的偶然性因素，它对鲁迅产生了强烈的感情冲动与震撼，从而改变了其人生轨迹。学校德育要善于抓住这些偶然性因素，将这些因素看作是促使学生向前发展的转折点或衔接点，因势利导，顺水推舟，切实把握好这种突现性的教育机会，也许它就是学生品德发展关键性的切人口。
3 体现学校德育中的非平衡性特征。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利高津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在宏观上可以给学校德育以指导。耗散结构理论是指任何系统都有趋于平衡性的倾向，从不平衡状态形成一种新的稳定有序的结构。在教育实践中，我们过多地依赖于平衡性，对学生的管理、言教都希望控制在教师的掌握之中，生怕出现什么意外。其实，出现这种非平衡性的意外事件，我们大可不必过于担心，非平衡性终究是要平衡的，接着又要发生新的不平衡。这种发展模式是系统本身所固有的，并不是人为的干预所能改变的。从学生品德形成的心理层面看，正是这种非平衡性才是学生品德形成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责任编辑 付一静)
作者：卢芳丽 孙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