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教育家吴汝纶论教师论文

7、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民国初年，严复以新学开山祖师，荣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1853—1921)字几道。福建侯官(闽侯)人。早年就学于福州船政学堂，后被派赴英留学，毕业于英国格林茨海军大学。在留学期间，他很注意研究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除在英国外，还到过法国游历考察。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近代教育家吴汝纶论教师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近代教育家吴汝纶论教师论文 篇1：

近代天津洋务教育及其借鉴

摘要:19世纪中叶,以天津为基地的洋务运动催生了近代天津洋务教育。众多新型洋务学堂的开办,奠定了天津近代职业教育的基础,也为当代天津职业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示与模式借鉴。

关键词:近代;天津;洋务教育;历史辉煌;历史思考

清朝道光后期,古老的中华帝国已呈颓势。1840年与1860年爆发的两次鸦片战争,使清政府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一批开明的官僚士大夫如林则徐、魏源、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发起了一场旨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富国强兵改良运动,史称洋务运动。李鸿章虽非洋务运动的首倡者,但却是在洋务运动中参与时间较长、建树颇多者,特别是自1870年他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之后的30年中,在天津兴办近代工业、举办洋务学堂的重要举措,对天津近现代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天津也同时因此成为洋务运动的策源地。今天,回顾天津洋务运动与洋务教育的历史,不仅有助于厘清天津近现代职业教育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而且有利于为天津当代职业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李鸿章与天津近代洋务教育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动摇了封建教育的规范,“经世致用”的教育改革主张开始出现,并逐渐演化为由洋务运动派生出来的洋务教育。李鸿章就是近代中国兴办洋务教育的代表人物。

李鸿章(1823～1901),字浙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1870年(同治九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虽不是教育家,但从他办洋务、兴学堂的言论与实践中,不难了解他的教育思想。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李鸿章兴办洋务教育的主导思想。而“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是有其清晰脉络的。1864年(同治三年),李鸿章基于对空疏腐朽的科举制度的认识,出于在引进国外“制器之器”的同时培养本国“制器之人”的考虑,吁请清政府变通科举制度,“专设一科取士”。而这专设的“一科”,即是为开洋务而取人才的。1867年(同治六年),他假丁日昌之口提出如下主张:“取士兼求实用之才……似应于文场科举之制,略为变通。拟分为八科,以求实济”。①1874年(同治十三年),在天津任上的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指出:列强“以兵胁我,殆无虚岁”,而中国却缺乏“练达兵略精通洋法”之人。故请求“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致胜之实济”。为此,他疾呼“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

从李鸿章兴办实业与实业教育的实践中,也折射出他的“中体西用”教育思想。他认为,要抵御外辱,就要“自强求实”,走富国强兵之路。于是主张向西方列强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他说:“西洋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土所能及”。②同时他也深信:“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技巧,当可以渐通晓”。③于是,他身体力行,积极兴办实业教育,用以造就从事机器生产和武器应用的人才。不仅如此,他还把目光投向国外,极力倡导选拔优秀儿童和青年赴海外留学,接受国外的技术教育。1876年(光绪二年),他在与南洋大臣沈葆桢联名上奏的《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中提出:“请于闽厂前后学堂选派学生分赴英法两国学习制造驾驶之方及推陈出新练兵致胜之理”。因为“若不前赴西厂观摩考索,终难探制作之源”;况其驾驶技术“于大洋狂风巨浪中,布阵应敌离合变化之奇”亦“自非日接身亲,断难窥其密钥”。他在国内和天津地区举办的众多洋务学堂,无一不秉承“学以致用”的原则,培养了数量可观的应用型人才。

应当指出的是,“中体西用”仅仅是改良主义的主张。李鸿章有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处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④这就是说,他的举动绝不是要削除封建制度,而仅仅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挽救行将就木的清王朝而已。但是,就总体而言,“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毕竟给近代中国教育吹来一股清新的风,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近代天津洋务教育的历史辉煌

李鸿章自1870年到天津赴任至1901年11月7日病逝于任上,仅在天津一地就创办或扶植设立了多所洋务学堂,这些学堂就是天津最早的职业教育性质的学校。以开办年份为序主要有:天津电报学堂(1880年10月6日)、天津水师学堂(1881年8月)、总督医院附属医学堂(1881年12月15日)、天津武备学堂(1885年6月17日)、北洋医学堂(1894年6月26日)、天津北洋大学堂(1895年10月2日)、天津俄文馆(1896年),等等。现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一)天津电报学堂

1879年(光绪五年),天津架设由市内至大沽炮台北塘兵营的电报通讯线路,1880年9月,李鸿章奏请再架设一条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同时请求设立一所电报学堂。获准后即于当年10月6日举办了天津电报学堂并正式开学。在体制上,天津电报学堂隶属于天津电报局,延聘中外电信技师担任教习,学生实习就便安排在天津电报局进行。入学年龄一般为16～22岁,学制4～5年。学生在学期间领取月银3～10两。毕业生拨往各地电报局分局工作,不能胜任者可回学堂补习。在课程设置方面,学校将“电报实习”放在首位。专业理论科目有基础电信、电报制度与仪器、国际电报规约、铁路电报设备、电报线路测量、陆上水下电线建筑、电力照明、电磁学、电测试、材料学、制图学等;文化基础科目有中文、英文、电报地理学、数学等。

1900年,按照李鸿章初创天津电报学堂“雇用洋人教习中国学生,自行经理,庶几权自我操,持久不敝”⑤的主张,学校的教习已全部由华人担任。学校开办的20年中,共为天津和全国各地输送毕业生三百余名,正是这些人撑起了中国早期电讯事业的基础框架。

(二)北洋水师学堂

1874年(同治十三年),李鸿章奏请建立北洋水师,经4年筹措,于1878年(光绪四年)成军。这是当时中国乃至亚洲规模最为巨大、装备最为精良的海军舰队。北洋水师初创时期“需人甚众”,李鸿章遂于1880年上奏请求设立水师学堂,获得允准。1881年8月,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落成,津人记称:“学室宽敞整齐,不下一百余栋”,且“另有观星台一座,以备学习天文者登高测望,可谓别开生面矣”。⑥

严复是对北洋水师学堂贡献殊为突出的人物。严复(1853～1921)字又陵,祖籍福建闽侯。他是福州船政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1880年,27岁的严复应李鸿章之邀赴天津筹办北洋水师学堂。学校初创时担任总教习(教务长),1890年升任总办(校长),为北洋水师学堂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现存的《天津新设水师学堂章程》看来,学校招收13～17岁本地或外地“良家子弟”入学。收入学堂“试习”两个月(后改为3个月)之后“再行察看,倘口齿不灵,或性情恶劣,举止轻浮,即行剔退”。对于学制,该章程规定:“学童在堂以五年为期,未满五年,不得告退,亦不准应童子试,致妨功课”。翌年,李鸿章对原章程进行了部分修改,进一步放宽了招生范围和年龄限制,简化了招生手续,提高了学生待遇。透过该章程及其修订案,不难看出李鸿章尽早尽快培养优秀海军人才的急切心情以及整饬校纪、严谨治学的办学思路。

学校设置驾驶、管轮两科(专业),分别专习轮船驾驶和轮机管理。学生除攻读必要的文化、专业课程外,还须“由洋文教习带赴堂外训练外国水师操法”,或“上练船历练”。学生在校学习4年之后,由北洋大臣主办“大考”,合格者均派往“练船”培训一年。“举凡大炮、洋枪、刀剑、操法、弹药利弊、上桅接绳、用帆诸法、一切船上应用诸习,都要能够通晓”。⑦

天津电报学堂和北洋水师学堂都未能逃脱1900年毁于八国联军的炮火之中。但是它们为中国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应用型人才。

(三)北洋医学堂

1894年(光绪二十年),经李鸿章奏请,北洋医学堂正式成立,校长由林联辉担任。其实,北洋医学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其落成年份之前的14年。1880年,伦敦传教会的马根济(John·K·Machenzie)在天津开设了一所“总督医院”,1881年,该院在李鸿章的支持下设立了“总督医院附属学堂”(Viceroy’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1893年(光绪十九年),李鸿章在天津试办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下设储药处、施医院及西医学堂。1894年成立的北洋医学堂就是由总督医院附属学堂与储药施医总医院附属西医学堂几经扩充而成的,校长林联辉即是总督医院附属医学堂的第一届高材生。

李鸿章设立北洋医学堂的初衷是为了引进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为北洋海军服务。正如他在1894年6月26日的奏折中所称:“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而救治伤科直起沈痼,西医犹独擅专长……北洋创办海军之初,雇募洋医分派各舰,为费不赀,是兴建西医学堂,造就人才实为当务之急”。⑧在这样的思路之下,北洋医学堂的突出办学特点就是任用洋员,承袭西法。主持教学事务的是时任天津税务署的医官欧墩,教师多聘外籍医生,学校课程仿照西方医学院校的标准设置,学生“分习洋文医理,讲贯编摩”。与前述两所学堂不同的是,北洋医学堂在“庚子之变”中并未遭到损毁,并且继续得以发展。

北洋医学堂是天津乃至中国最早设立的国立西医学堂,是中国西医教育的发轫之举。

(四)北洋大学堂

1895年5月2日,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其政治主张是实行君主立宪,其教育主张是废八股、兴新学,史称“戊戌变法”。地处京畿的天津,与康梁相呼应,迅即掀起鼓吹变法之风,其代表人物是时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严复。他连续发表了《论世态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政论文章,积极宣扬维新变法。他历数科举制度“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的危害,主张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而兴办西学。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895年10月2日,“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成立。1896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1913年复更名为“国立北洋大学堂”;新中国成立后,命名为“天津大学”。以现有史料为据,天津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新型公立大学。

学校初创,盛宣怀任名誉校长,丁家立任总教习。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祖籍江苏武进。1870年成为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的幕僚,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时,又追随到天津。1880年任电报局总办,1892年任天津海关道,在此任上,他开办了北洋西学学堂。他为开设北洋西学学堂而拟就的《拟设天津中西学章程》就是经李鸿章首肯后上奏朝廷获准的。

北洋大学堂初建时,以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蓝本,其学制、课程、教材、教法均悉仿效这些西方名校而设定。学堂分为头等、二等两个级别,学制均为4年,二等学堂为预科。头等学堂的普通科设有英文、数学、制图、物理、化学、天文、地学、万国公法等科目,专门科则设工程学、电学、矿物学、机器学、律例学等科目。这些都充分印证了从实际出发,注重治学治事,着力造就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能力的高级工科人才的办学宗旨与实事求是的办学思想。

近代天津洋务教育的历史思考

笔者之所以要打开清末洋务教育这部尘封百余年的历史,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以史为鉴,引发人们对当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思考。

(—)教育改革是社会与经济变革的必然要求

为什么会发生洋务运动?为什么会产生洋务教育?有人把它归结为西方列强的侵略,其实这仅仅是促使古老的中华帝国发生变化的外因,而真正的内因是中国社会与经济发生重大变革使然。换言之,如果没有列强侵入,中国的社会与经济体制也迟早会发生变革,教育体制也必然会发生与之相应的改革。毛泽东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他还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些论述揭示了认识客观世界本质的普遍规律。

方今的世界,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的主流。然而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日益增多,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依然严重,围绕资源、市场、技术与人才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在国内,从社会层面讲,我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同时,在社会转型期,社会价值观日趋多元化,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比较稳定、成熟的体制与机制尚在完善与构建之中。从经济层面讲,突出的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出一条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坚持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可以得到充分开发利用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抉择。

以上所述都昭示着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再一次处于新的历史关键时期。天津的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能否审时度势,继往开来,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创造新辉煌。

(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教育改革的永恒主题

纵观天津近代洋务教育,其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倡导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宝贵财富。尽管我们与历史上的“洋务派”、“维新派”站在不同的立场,为了不同的目标,但是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点上却是殊途同归的。这恰恰证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教育的本质特征,也是教育的基本规律。

教育的本意是指传递社会生活经验并培养人的社会活动。从教育发生开始,人们逐渐认识到,教育过程与生产劳动过程是相互交融、密不可分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他还说:“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的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⑨

当前,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争的核心就是教育要不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于这一点,有许多人或许不以为然,其实约略观察一下现今的教育,“素质教育讲得热火朝天,应试教育做得扎扎实实”的现象比比皆是。其实素质教育的本质特征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其基本内涵是“一基三发”,即:基本思想是尊重、关心、理解、信任每一个人;理论前提是发现人的价值、发挥人的潜能、发展人的个性。仅此而已,岂有他哉!回顾职业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职业教育的理念、教育模式与教育机制与素质教育有着天然的联系,在职业教育中率先推行素质教育有着独特的优势。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即提出的素质教育构想,完全有可能在职业教育领域先行取得突破。

(三)实现大职业教育理想是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近代天津洋务教育尽管建树颇丰,在当时却并未形成系统的教育理论,这不能不说是一项巨大的历史缺憾。1911年之后,中国进入了现代社会,一位现代职业教育家出现了,他就是黄炎培。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江苏川沙(今上海市)人。黄炎培早年从事实业教育,1917年5月6日,黄炎培联系国内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大体经过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职业教育思想——大职业教育思想三个阶段。客观地讲,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思想是在继承中国近现代洋务教育、实业教育理念与实践的经验,加上其本人在兴办职业教育过程中的创造性思考而形成的。大职业教育思想是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的巅峰,对当代职业教育的发展仍具有强劲的引领作用。

1926年,黄炎培在总结兴办职业教育的经验与教训时指出:“(一)只从职业学校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二)只从教育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三)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他又进一步指出:“其实岂但职业教育,什么教育都该这样,也许什么事业都该这样。这样的职业教育方针称他什么呢?大胆的称他‘大职业教育主义’”。{10}

大职业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有三:其一,职业教育要与职业界联合。职业教育本以“沟通教育与职业”为宗旨,必然要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方针。“设什么科,要看看职业界的需要;定什么课程,用什么教材,要问问职业界的意见;就是训练学生,也要体察职业界的习惯;有时聘请教员,还要利用职业界的人才”。其二,职业教育要与普通教育合作。黄炎培早就指出:“凡教育皆含职业之意味”。他还说:“义务教育并非同职业教育隔开,更不是有什么高下的阶级……现在各地推广义务教育,呼声甚高,而往往与职业教育截然两事,这还是没有明白义务教育中亦可有职业教育的道理”。{11}就此,他提出了“普通教育职业化”的主张,呼吁在普通教育中推行早期“职业陶冶”和“职业指导”。其三,企业亦负有教育之责。一方面是因为“人类先有职业,后有职业教育”;另一方面是基于“职业教育可以说是距离事实最近的教育”,所以“职业教育是绝对不许关了门干的,也绝对不许在书本里讨生活的”。为此,他规划了这样一种前景:“职业学校要与附近各工厂联为一气。未开办以前,邀工厂专家组(织)校董会或指导委员会就商课程及一切办法。办至相当时期,就商各厂,给学生以实地参观和练习种种机会,总须使学生毕业后,确是供给厂家所需要,兼须使厂家心里认清立校的本旨,看学校和自己的学一样,然后毕业生出路可以无有问题”。

显然,大职业教育思想揭示了教育内部、外部关系的真谛,是教育在服务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中求得自身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天津的职业教育已经走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历程。在这段历史时期,无数职业教育前辈为振兴职业教育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探索,也创造了许多堪称经典的巅峰。我们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评价前人的是非功过,努力从他们的思想与实践中汲取有益的养分,获得切实的启示,把今天的事情办好,在渤海之滨续写更为华彩的教育诗篇,创造无愧于先辈与后人的光辉伟业。

注释:

①文庆:《筹办夷务始末》(卷五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②李鸿章撰,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五),清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刻本

③李鸿章撰,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清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刻本

④文庆:《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⑤⑦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6}张焘:《津门杂记》(中卷)

{8}张大民:《天津近代教育史》,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9}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

{10}黄炎培:《教育与职业》第七十一期

{11}黄炎培:《新教育》,1922年第五卷第三期

参考文献:

[1]陈振江.百年风云[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4.

[2]张大民.天津近代教育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3]成思危,陈广庆.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文萃[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刘金録,天津市人,中学高级教师,天津中华职业教育社研究部研究员,天津中华职业教育社《天津社刊》执行主编,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史及职业教育改革。

(本栏责任编辑:王恒)

作者：刘金録

近代教育家吴汝纶论教师论文 篇2：

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

7、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

民国初年，严复以新学开山祖师，荣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1853—1921)字几道。福建侯官(闽侯)人。早年就学于福州船政学堂，后被派赴英留学，毕业于英国格林茨海军大学。在留学期间，他很注意研究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除在英国外，还到过法国游历考察。回国后，长期在天津水师学堂任教，先后担任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总办(校长)等职。甲午战争后，严复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章，主张变法维新，抨击顽固保守。为了从理论上加强维新变法的宣传，他把很大的精力用于译述西方资产阶级名著，广泛介绍近代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并以最早译出赫胥黎的《天演论》而闻名于天下。后又译亚当斯密之《原富》、孟德斯鸠《法意》、约翰穆勒《名学》和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等著，皆风行海内，广为学术界所推崇。据说《天演论》还未出版时，为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作序，提倡西学的吴汝纶就“手录副本，密之枕中”。维新派首领梁启超也“借抄”，并劝严复“早日付梓”。连自视甚高、目空天下的康有为也为之折节叹服说：“眼中未见此等人”，“《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胡适上学时，老师杨天骥让学生买《天演论》作读本。《天演论》的思想对早年的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总之，严复的这些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重要论述，对活跃我国学术思想，传播民主、自由、民权、科学等近代思潮，推动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确实起到过重大的影响和作用，而且他提出的“信、达、雅”三字为译书的基本准则和他的“一名之立、旬日踟蹰”的严谨态度，一直为后来的翻译家们所称道。

严复先生的墨迹存世亦鲜见，或许与严氏墨迹有缘，目前，余寓藏严氏书法作品、信札数件。信札是其晚年所书，受信人乃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先生。均与提取在商务股息有关。虽入垂暮之年，字里行间，苍老中亦蕴平和、雅淡、自然于其中。

8、胡仁源与北京大学

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设立起至1949年1月北平解放前夕，北京大学历届校长19位。但人们经常提起的，说的最多的是严复和蔡元培。严复是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成北京大学后的第一任校长；蔡元培则是在北京大学任校长时间最长的一位，自1916年12月至1927年，将近11年。严、蔡二位校长对于北京大学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担任北大校长时间虽不长，仅半年左右，却为维持和改革北大历尽艰辛，功不可没。蔡元培先生任校长期间，由于他所具有的民主主义思想、开明作风和渊博的学识，由于他在国内教育界、学术界所享有的崇高地位，加上时代对革新中国教育所提出的要求等，主客观条件的结合，推动了北大进行的重大改革，而在改革中，蔡元培发挥了首创作用，在北京大学历史上的确是值得一书的大事。但是，以往有些论者为了强调蔡元培任校长后北京大学的革新，往往把此前的北大说得陈腐不堪，实际上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民国初年北京大学出现的一些变革和北大师生的反袁斗争与新思想的萌芽，已为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和日后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摇篮，提供了一些条件和准备。就此，特别要提到的是他的前任胡仁源校长。

胡仁源先生是前清的进士，后来到英国去留学，专门学工业。回国后任京师大学堂文科学长(类今系主任)，1913年担任北京大学预科学长，后来又担任工科学长。1913年11月5日，校长何燏时在反对停办北大的斗争中，因得罪了教育部，被迫辞去了北大校长职务，同月13日，教育部命胡仁源暂行管理北大校务(代理校长)，1914年1月8日，胡仁源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胡仁源是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之后的第四任校长，他是蔡元培校长的前任，也是除蔡先生以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间最长的一位。胡先生担任北大校长之后，对北大进行了 系列的整顿和规划，拟定整顿大学计划书，对本科和预科分别进行调整充实。主要措施有：1、扩大招生：暑假后本科添招新生，计文科70名，理科30名，法科110名，工科40名，合计250名。文科除中国文学外，增加中国哲学、英国文学二门。2、增聘教员：在教师队伍建设上陆续招聘和引进了一批国外留学归来有真才实学的中青年学者来校任教，提高了北大教师队伍的素质和学术水平，尤其在1913年～1915年，陆续聘任了一批从日本留学回来、倾向革新的章太炎弟子到北大文科任教，如马裕藻、朱希祖、黄侃、沈兼士、钱玄同、马叙伦、沈尹默等人，他们注重考据训诂，以治学严谨见称。这种学风以后逐渐成为北大文史科教学与科研中的主流，3、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订立考试规则，注重实地教授和校外实习。每年假期，工科学生“由教员带赴各处工厂、矿山、铁道，分门实习，以资历法”。法科学生每月一二次，“由教员带领赴各厅观审，以资验习”，文法各科还要进行专题研究和讨论，毕业生需完成毕业论文。4、编写教材和教授要目：成立教科书编委会，此外，还要求教师编写各课的教授要目(即教学大纲)。5、添购教学设备：除原有实验室外，新设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材料实验室、试金室各一处，还添购了一些实验仪器和图样模型。6、整理图书：大学图书馆所藏中西书籍不下十数万册。因管理不善，颇多散失。从新“大加整理，将所有书籍详细清查，重新编订目录”。此外，还增设中、西书籍阅览室各一处，将常用书籍开架陈列，师生均可自由阅览。7、加强对预科的管理：预科设主任管理课程的教学，并规定专任教员每周授课不得少于十二课时，兼任教师计时授课，计时支俸。8、培养专门学者：胡仁源在计划书中说：“大学设立之目的，除造就硕学通才以备世用而外，尤在养成专门学者。”“我国创立大学垂十余年，前后教员无虑百数，而其能以专门学业表见于天下者，殆无人焉，不可谓非国家之耻矣”。他认为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有三：一是“社会心理大都趋重于官吏之一途，为教员者多仅以此为进身之阶梯，故鲜能久子其任”，二是教师“每年所担任科目本已极多，而且逐年更换”：三是“学问之士居本国而久，往往情形隔阂，学问日退”。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提出三条措施。一、“延聘教员，务宜慎选相当人才，任用以后，不可轻易更换。国家对于教员尤宜格外待遇，以养成社会尊尚学术之风”。二、“各科功课由教员按照所分别担任，至多不过三四科目。认定以后，每年相同，非有必要情形，不复更易”。三、“于各科教员中每年轮流派遣数人，分赴欧美各国，对于所担任科目为专门之研究。多则年余，少则数月，在外时仍支原薪”。这样才能使“校内人士得于世界最新知识常相接触，不致有望尘莫及之虞”。(引自《北京大学计划书》)

经过胡仁源校长采取的一系列整改措施的逐步推行，北京大学的规模进一步

扩大，沙滩的红楼就是由胡校长计划搭建起来的。1914年，在校学生已近千人，1915年又增至1333人，到1916年秋季(胡校长离校是1916年12月)开学时，全校学生人已增至1503人。

需要强调的是，胡仁源先生任北大校长期间，正值袁世凯反动政府执政之时，但听说胡仁源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有气节的人，他不曾列于筹安会，上劝进表。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加紧推进复辟帝制帥罪恶活动。他策动军阀官僚和御用文人们拼凑各种各样的请愿团体，上书国会要求改变国体，拥戴他当皇帝。为实现其复辟帝制的企图，曾竭力拉拢和收买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和教授。他先封胡仁源校长为“中大夫”，又授给北大一些教授四等、五等“嘉禾章”。接着他的儿子袁克定“就使人说仁源率大学诸教授劝进”，但遭到胡仁源校长和北大教授们的严词拒绝。“仁源本诸教授之意持不可，谢使者，大学遂独未从贼。”(《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

民国初年是一千政治和社会十分动荡，充满着各种复杂的矛盾和斗争的年代，这种动荡反映到教育界，仅1912-1913两年间，教育总长(部长或代部长)就换了六任，而北京大学则是四易校长，三起学潮，两次遭停办、裁并之危。而胡仁源先生在危难之中自1913年11月13日教育部令其暂行管理北京大学校长务至1916年12月6日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任校长达四年之久，学生人数大幅度的增加，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学校的规章制度不断的完善，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不断改进，总之，他在任北大校长时所做的一切整改工作，对于他的后任蔡元培先生，对北京大学继续进行的一系列的改革，起到一定的奠基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胡仁源先生离开北京大学之后，曾担任北京交通大学校长、浙江大学工学院教授。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已经在很多很多人的脑海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的手迹就更是难得一见了。我是个幸运者，居然在旧书摊上的一堆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旧书稿中，翻检出胡先生早年编写的《中等应用力学》和《机械工学教科书》两部手稿。《中等应用力学》手稿封面，写有“北山西路5号胡次珊”字样。胡先生字次珊。从地址上看，大概是胡先生在浙江大学工学院任教授时所编。《中等应用力学》一册，共114页，出版过。《机械工学教科书》上、中、下三册，约34700字，并配有插图。未见著录。

(全文完)

作者：方继孝

近代教育家吴汝纶论教师论文 篇3：

周敦颐对湖湘文化和湖南人才的影响

摘 要：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鼻祖，他所创立的理学思想成为湖湘学派的指导思想，并对后世湖湘学子产生了重要影响。周敦颐的理学思想、教育思想、人才思想对湖湘文化的形成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标志着湖湘文化的形成；同时，对湖南人才的发展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湖南先后出现了南宋时期、明后期和清中期三个人才小波峰，并出现了湖南近现代史上著名的五大人才群体。

关键词：周敦颐；理学；湖湘文化；湖南人才群体

作者简介：易永卿，湖南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编审，哲学博士（湖南 益阳 413000）

周敦颐（公元1017—1073年），原名惇实，字茂叔，出身于北宋时期湖南道州营道县营乐里楼田堡（今道县久佳乡楼田村）一个书香之家。他是湖南产生的第一个本土大思想家，被尊为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他的思想与实践对以后湖湘学派成为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重要学术流派，对湖湘文化的发展和湖南人才的成长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周敦颐是湖湘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人物

在辽阔的中华大地，因政治、地形、生活环境的巨大差异，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众多区域文化，如荆楚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等等，湖湘文化就是产生和形成于今天湖南地域范围内的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区域文化。湖湘文化的产生和形成离不开两位伟人，即屈原和周敦颐。清代学者戴德诚说：“三闾（屈原）以孤愤沉湘，元公（周敦颐）以伊尹为志，遂开湘学仁侠之大宗。”？譹？訛近代学术大师钱基博说得更加直白，他说：“天开人文，首出庶物以润色河山，弁冕史册者，有两巨子焉：其一楚之屈原，著《离骚经》，以香草美人为比兴，以长言永叹变四言，铿铿鼓舞，于三百篇之外，自成风格。创楚辞以开汉京枚马之词赋。其一宋之周敦颐，作《太极图说》、《通书》，契性命之微于大易，接孔颜之学于一诚，而以太极人极发明天人之蕴，倡理学以开宋学程朱之性理。一为文学之鼻祖，一为理学之开山，万流景仰，人伦模楷，风声所树，岂徒一乡一邑之光哉！”？譺？訛屈原是楚国人，一般认为其出生地在今湖北姊归，但他被贬谪到湖南，长期在湖南生活。屈原是文学之鼻祖，他的很多文学作品是在湖南创作的。屈原是湖南古代文化也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开拓者；周敦颐为理学之开山，湖湘文化正是以理学为主要特点的。因此，可以说产生在古代湖南地域的、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歌赋，实际上就标志着湖湘文化的萌芽；而周敦颐理学思想的出现，则标志着湖湘文化的形成。

周敦颐创理学，湖南因之而产生了一批理学家，再加上胡安国父子和张栻等人的传扬和发展，湖湘文化成为一种理学形态的文化。理学是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的一种文化思潮。一方面它以儒家经典为宗，重新解释，发扬光大，促使了儒学的振兴。另一方面它又吸收了佛、道诸家的哲理，使儒家学说更加完善，更加理论化。可见，理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和提高，更加适合封建社会的需要。唐以后，游牧民族不断骚扰北方，侵犯中原，“五胡乱华”、“安史之乱”、“靖康之难”，中原地区战火不断，中原人口也纷纷南下避乱。南方则相对安定，经济、文化渐次崛起，开始超过北方。宋代，南方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重心，许多著名的文人、学者产生在南方或在南方活动。一些有影响的学派，著名的书院，也在南方。北方的文化已经落在南方的后面，处在衰退之中。随着文化重心的南移，到两宋时期，各地开始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学术特色、学术传统。北方有孙复的泰山学，张载的关学（陕西），司马光的涑水学（山西），二程（程颢、程颐）的洛学（洛阳），邵雍的百源学（河南）等。南方则更多，如朱熹的闽学，胡安国父子和张栻的湘学，苏轼兄弟的蜀学，陆九渊的象山学（浙江），吕祖谦的婺学（福建），陈亮的永康学（浙江），薛季宣的永嘉学（浙江）等。其中，周敦颐的理学，又称濂学、濂溪学，独具特色。而且自周敦颐之后，一批著名学者在湖南活动，使理学、湘学更加发扬光大。湖南更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理学家，他们共同开创和发展了湖湘文化。对此，真德秀指出：

“窃惟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南之右者。盖前则有濂溪先生周元公，生于舂陵，以其心悟独得之学，著为《通书》、《太极图说》，昭示来世，上承孔孟之学，下启河洛之传。中则有胡文定公，以所闻于程氏者，设教衡岳之下，其所为《春秋传》，专以息邪说、距诐行、扶皇极、正人心为本。自熙宁以后，此学废绝，公一出书，大义复明。其子致堂、五峰二先生，又以得于家庭者，进则施诸用，退则淑其徒，所著《论语详说》、《读史》、《知言》等书，皆有益于后学。近则有南轩先生张宣公寓于兹土，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尝临镇焉。二先生之学源流实出于一，而其所以发明究极者，又皆集诸老大之成，理义之秘，至是无复余蕴。此邦之士，登门墙承馨欬者甚众。故人才辈出，有非它郡国所可及。”？譻？訛

以理学为思想主流的湖湘文化，其内涵包括“推崇理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基本特点是：因重经世，重践履，推崇理学，而不流于空疏或虛诞；因推崇理学，有务实的经世观念，躬行践履，而易流于保守；因理学和经世观念的制约，重躬行实践，而局限于政治伦理？譼？訛。

二、周敦颐为湖南开创了一个教育鼎盛的局面

人才的培养靠教育。周敦颐为政一生，勤勉务实，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实事；也为教一生，每到一地，兴教办学，致力于人才的培养。据度正所修《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记载，周敦颐先后在郴州郴县、桂阳县，洪州分宁等地任职，每到当地，都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在郴县，他“首修县学”；工作闲暇时，他亲自讲学，“鲜事，袁之进士来讲学于公斋者甚众”。？譽？訛在任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主簿期间，周敦颐择地讲学，建立书院（后人称之为景濂书院）。后来，郴县、汝城人民分别建立“濂溪祠”、“濂溪堂”、“濂溪书院”，以纪念周敦颐。特别是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周敦颐收程颢、程颐（后世称之为“二程”）兄弟为徒，这是他一生当中对教育事业影响最大的一件事。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写道：“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譾？訛正是二程使周敦颐开创的理学思想得以继承并发扬光大。由于周敦颐重视教育事业和人才的培养，他的一代代弟子纷纷在湖南讲学授徒，从而在湖南开创了一个教育鼎盛的局面。宋仁宗曾诏令各地设立官学，湖南是执行得比较好的，有13个州（府、军）、31个县设立了官学。而书院的兴起和繁荣，更成为宋元时期湖南教育文化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据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一书统计，两宋时期湖南书院近70所，其中四分之三是南宋时新建的，其中岳麓书院和石鼓书院影响最大，是当时中国四大书院之二。至于胡安国父子在衡山创建的碧泉书院，则是湖湘学派的教育基地，开启了湖湘学派的源流。教育事业的繁荣为湖湘文化的鼎盛和湖南人才的鹊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敦颐重视教育，他的一代代弟子们也都十分重视教育。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周敦颐的三传弟子、二程的再传弟子胡安国来到湖南衡山，隐居于紫云山下。他买地结庐，“夷榛莽，植松竹，山有为樵牧所残者养之，流有为嵩壅者流之，岩石之为草木所湮者辟之”？譿？訛，建立碧泉书舍，讲课授徒。其受业弟子除胡氏子侄胡寅、胡宏、胡宁、胡宪、胡实等人外，还有一批湖南学子，比较知名的有：谭知礼、黎明、杨训、彪虎臣、乐洪等。外省学子也纷纷来到衡山，听课受业，拜胡安国为师。衡山也因碧泉书院开始成为宋代湖南教育和湖湘文化的中心，并由此奠定了“湖湘学派”的基础。

胡安国去世后，他的儿子、33岁的胡宏生活艰难，仍然独立治理理学，并将碧泉书舍扩大为碧泉书院，吸引了大批学子。“远邦朋至，近地风从，袭稷下以纷芳，继杏坛而跄济；云台断栋，来求槩曰之楩楠；天路渐逵，看引风声之骐骥；驱除异习，纲纪圣传；斯不忝于儒流，因永垂于士式。”？讀？訛战国时齐宣王在临淄稷门扩建学宫，招揽文学游说之士数千人，自由讲学、辩论、研究，成为当时百家学派会萃的中心，并逐渐形成一个学派，后人称之“稷下学”。胡宏希望衡山成为第二个“稷下”。在胡宏的主持下，一大批学子慕名从全国各地到衡山拜师求学。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五峰学案》的案语中说：“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事实确是如此，被称为“东南三贤”的三人，和胡宏都有师门关系：张栻是胡宏的正式弟子；朱熹虽未曾师从胡宏，但深受其影响，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称朱熹为胡宏的“私淑弟子”；吕祖谦也受益于胡宏。故明人彭时认为胡氏父子“俱为大儒，遂启新安朱氏，东莱吕氏，南轩张氏之传，而道学益盛以显”？讁？訛。衡山虽然未能像“稷下”一样，成为全国百家学派荟萃的中心。但在胡宏的主持下，衡山和“稷下”一样，开启了一个湖湘学派。从这一点说，衡山超过了“稷下”。胡宏成为湖湘学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为湖湘学派、为湖南也为全国，培养了大批人才。

四川人张栻自幼跟随父亲张浚到湖南读书。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8岁的张栻第一次来到湖南长沙，一住5年。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年），张栻再次到湖南，在永州随侍父亲。十年后再到长沙，又禀从父命至衡阳，师从胡宏。其后，寓居长沙，在城南妙高峰建城南书院，开始讲课授徒。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湖南安抚使刘珙修复岳麓书院。次年，刘珙荐张栻主讲岳麓书院。张栻主持岳麓书院，前后7年。他反对以应付科举考试为目的的教育，提出教育的宗旨在于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他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皆以不乱；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而后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后世之学校，朝夕所讲，不过缀缉文辞，以为规取利禄之计，亦与古之道大戾矣。”？輥？輮？訛在教学活动中，他确立了辨理欲、明义利，传道济民，经世治国的办学方针，力求培养济世利民人才。在教学方法方面，张栻以新兴的学术思想——理学为传授内容，要求“目视而耳听，手持而足行，以至于饮食起居启动之际，谓道而外夫是，乌可乎！”？輥？輯？訛强调以自己研究理学的成果教授学生，解答学生在自学中产生的疑难问题。同时，张栻还增加了岳麓书院的功能，使其由一个单纯的教育功能，又增加了学术研究的功能。从而使岳麓书院成为集教学和研究为一体、并独立于官学以外的大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学术基地。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从福建赶来长沙，与张栻会见，讲论学术，探讨义理，并在城南、岳麓大开讲坛，听讲者蜂拥而来。“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輥？輰？訛朱张会讲是湖南教育史上的盛举，促进了湖湘学与闽学的交流，使湖湘学发展到一个鼎盛阶段。由于张栻在长沙主讲城南和岳麓，也由于朱张会讲的轰动影响，促使湖南学术思想和教育活动的中心由衡阳转移到了长沙。张栻的学术、人品，都受到时人推崇，被尊为“东南三贤”之一。因此，“一时从游之士，请业问难者至千余人，弦诵之声洋溢于衡峰湘水。”？輥？輱？訛据李肖聃《湘学略·岳麓学略》记载，张栻门下的著名弟子有：胡时，字季随，福建崇安人；彭龟年，字子寿，号止堂，江苏清江（今淮阴）人；吴猎，字德夫，号畏斋，湖南醴陵人；游九言，字诚之，号默斋，福建建阳人；游九功，字勉之，号受斋，福建建阳人；周奭，字允升，号饮斋，湖南湘乡人；赵善佐，字佐卿，福建邵武人，吴伦，字子常，湖南零陵人；蒋复，字汝行，湖南零陵人；陈琦，字择之，号克斋，四川临江人；钟如愚，字师颜，湖南湘潭人；王居仁，字习隐，湖南常宁人；赵方，字彦直，湖南衡山人；钟炤之，字彦昭，江西乐平人；梁子强，字仁伯；蒋元夫，清湘人；谢用宾，湖南祁阳人；萧佐，字定夫，湖南湘乡人。可见，张氏门人弟子之多之盛。故全祖望针对“张栻弟子不如朱熹弟子”的论调，明确指出：“宣公身后，湖湘弟子有从止斋、岷隐游者，如彭忠肃公之节概，二游、文清、庄简公之德器，以至胡盘谷辈，岳麓之巨子也。再传而得漫塘（刘宰）、实斋（王遂），谁谓张氏之学弱于朱子乎！”？輥？輲？訛张栻的教育活动，为湖南培养了一批人才，上述18名张门弟子中，湖南有10人，占55.56%。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江西人，生于福建。自幼聪慧好学，18岁中进士，曾在福建、江西、湖南任地方官十年，其他时间多在福建生活和讲学，故其学称为“闽学”。他博学多识，是“二程”的再传弟子，为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曾兩次到湖南。第一次为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九月，朱熹由福建崇安抵长沙，与张栻会面，讲学岳麓书院。《岳麓志》说：“乾道丁亥，（朱熹）如长沙访张南轩，讲学城南、岳麓，每语学者观《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两章，务收敛凝定，以至克己救仁之功。”听讲者众，车马空前，开创了岳麓自由讲学的风气。朱、张会讲、讨论的中心是所谓“中和”问题。“中和”，是《中庸》中的一章：“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张栻等湖湘学者认为“心为己发，性为未发”。朱熹基本上接受了这一见解；张栻也十分欣赏朱熹的许多观点。他们还同游岳麓、南岳等地，相互唱和，留下了许多诗篇。朱熹在岳麓书院留下了“忠孝廉节”、“道中庸”等手书匾额，以及“赫曦台”、“朱张渡”等古迹。第二次是绍兴五年（公元1194年），朱熹被任为湖南安抚使，驻长沙。主要做了三件大事：一是镇压和平息湖南少数民族起事；二是整饬吏治，“申敕令，严武备，戢奸吏，抑豪民”；三是振兴岳麓书院。为了振兴书院，朱熹为岳麓聘请名儒主讲；扩大学生名额；颁布教规；扩建斋舍500多间；置学田50亩。朱熹还亲自到岳麓讲课，考察学业，由是书院名声大响，学者云集，多时达千人，“坐不能容”。特别是他颁发的《朱子书院教条》，提出书院教育的总方针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强调学习的方法和原则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此外，朱熹还规定了道德修养、行为准则，为书院树立了一种新的学风。朱熹两次来湖南，并在岳麓讲学，培养了一批门人弟子，促进了湖南人才的成长，也促进了学术交流和湖湘文化的发展。“自朱子以乾道三年监南岳庙，与南轩张子讲学长沙。自绍兴五年来知潭州，重建岳麓书院，湖南正学大明。”？輥？輳？訛同时，朱熹还是最早为“湖湘学派”命名的学者，他在《朱子语类》中多次说到：“湖湘学者”，“湖南学”，“湖南一派”。总之，朱熹对于湖湘文化的发展和湖南人才的成长，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的。

三、周敦颐推动了湖南形成人才群起的局面

从北宋当时来看，湖南人才虽然从数量上表现并不突出，但是，第一个本土大思想家周敦颐的诞生，却一改湖南人才“罕见史传”的局面，此后，湖南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才大省。周敦颐就像是湖南人才发展史上的一盏明灯，照耀着一代又一代的湖南学子不断前行。

周敦颐对湖南人才群体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周敦颐兴学重教，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才

教育是直接培养人才的行为，学校是直接培养人才的主要阵地。如前所述，周敦颐一生十分重视教育，他每到一地供职，总是兴办学校，甚至亲自讲学授徒，不仅培养了程颢、程颐等一批优秀的学生，而且，他倡导的兴学重教的优良传统，在湖南各地得到了发扬光大，官学、私学齐头并进，特别是各地兴办书院，为湖南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人才，例如岳麓书院，就先后培养了彭龟年、游九功、胡大时、吴猎、王夫之、陶澍、彭浚、贺长龄、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刘长佑、曾国荃、刘坤一、刘蓉、郭嵩焘、唐才常、熊希龄、杨昌济、范源濂、程潜等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又如城南书院，曾有著名学者张栻、朱熹、陈本钦、孙鼎臣、何绍基、王先谦、郭嵩焘等先后担任主讲，湘中大儒李元度、左宗棠、民主革命家黄兴、陈天华、著名教育家杨昌济、谭云山、杨毓麟以及知名之士邓辅纶、樊锥、杨端六、皮宗石、文斐亦藏修于此；衡阳石鼓书院，曾有苏轼、周敦颐、朱熹、张栻、程洵、郑向、湛若水、叶钊、邹守益、茅坤、旷敏本、赵大洲、林学易、王敬所、蔡汝南、胡东山、李同野、罗近隐、王闿运、曾熙等人在此执教，培育了王居仁、夏汝弼、管嗣裘、邹统鲁、朱炳如、伍定相、曾朝节、陈宗契、王夫之、曾国藩、彭玉麟、彭述、杨度、齐白石等一大批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名人，这些人才，都是湖南人才群体的重要成员。周敦颐生活工作过的地方，都受到他的影响，尊师重教，民风淳朴。例如：湖南汝城，周敦颐曾在那里工作过4年，当地人至今对教育十分重视，明朝时汝城就出现了一个进士人才群，共产生举人54名，其中进士15名？輥？輴？訛。湖南其他各地也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例如益阳就流行这样一种风俗，假如有人发现地上有写了字的废纸，就要立即把它捡起来塞到墙缝里，其含义是：废纸上寫了字，那是文化，不能任人在地上踩踏。清代中兴名臣湖南益阳人胡林翼，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年轻时捐官，他完全可以选择条件较好的地方，但他受理学经世思想的影响，立志要为国家做一番事业，所以，他选择条件十分艰苦、民情十分复杂的贵州安顺、镇远、黎平等地任职；太平军兴起以后，1854年，他毅然出黔抗击太平军；他虽然位至巡抚，但一生清贫，不贪一文，甚至把家里历代积累的财产全部投入教育事业，在家乡建立了箴言书院，实现了他父亲想实现而没有实现的遗愿，到他去世时，书院还没有完全建好，他在遗书中，要求把他葬礼收到的礼金全部用于书院建设，并要求他的子孙后代不得运用书院的财产。

2. 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湖南学子

周敦颐是中国理学的开山祖师，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中国哲学史上，宋代有濂（湖南周敦颐）、洛（洛阳张载）、关（关中程颢、程颐）、闽（福建朱熹）四大学派，而其中以周敦颐的濂学为首。周子开创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延续了文武周公孔孟的学术道统，所以清代乾隆皇帝赐给岳麓书院“道南正脉”匾额。清代学者黄宗羲在《宋儒学案》中说得很清楚：“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輥？輵？訛黄宗羲认为，到汉儒以后，传统的道统断裂了，直到周敦颐复兴儒学，二程继承了周子的道统。周敦颐以“太极”说“人极”，把宇宙论与人生哲学结合起来，创立了一种新的天人合一本体论，开创了一个学术的新时代。周子的学术直接开二程洛学之先，以后又经过胡宏、朱熹等人的阐扬，再到船山的总结与批判，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学子。中国近代史上一大批影响深远的学者、思想家、改革家，无不深受周敦颐学术思想的影响，如著名的经世改革家陶澍、魏源、湘军统帅曾国藩等，都是理学大家。曾国藩、罗泽南、胡林翼、王鑫、左宗棠、刘长佑、彭玉麟、曾国荃、郭嵩焘、刘蓉等一大批的知识分子，他们以书生领兵，“上马杀贼，下马讲经”，之所以能打败太平军，就是因为他们思想上受到周敦颐、王船山等人的深刻影响，以理学为正统，视拜上帝教为邪说异端，奋起卫道，挽大厦之将倾。

在周敦颐理学思想的鼓舞下，湖南产生了众多优秀的人才。北宋时期湖南人才最为突出的是文化学术型和政治型人才，其共同特点是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而且多数出身于进士。北宋时期湖南人才，多文人学者，著名的有路振、周尧卿、周式、黄照邻、黄植父子、柳拱辰、柳平父子等。此外，还有曹衍、郑向、孙颀、谭知礼、杨训、乐洪、希白、狄遵度、禹偁、邓忠臣、武洞清、易元吉、廖李侨、苏坚、周寿、周焘、王观国等。上述人物，在文化学术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为湖湘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北宋时期的湖南人才中，有不少是政治型人才，著名的有如陶弼、谭世绩、陈遘、狄斐等，以及朱昂、邵晔、胥偃、周湛、张颉、黄照、彭慥、李杰、邓雅、狄斐、斐栗、狄遵度、狄遵礼等，他们均有良好的官声政绩，其中陶弼、谭世绩、陈遘，较为突出。

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在当代并未产生重大影响，而在后世却影响深远。此后，随着周敦颐学术思想的发扬光大，周敦颐倡导的理学经世致用的思想在湖南逐渐深入人心，成为后世湖南人才的共同的思想理念，湖南人才辈出的局面逐步形成了。宋以后，湖南先后出现了南宋、明后期、清中期三个人才小波峰，并产生了湖南近现代史上著名的五大人才群体，即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湘系经世改革派人才群，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彭玉麟等为代表的湘军人才群，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为代表的湖南维新人才群，以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等为代表的辛亥革命人才群，以毛泽东、刘少奇、罗荣桓、贺龙等为代表的湖南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才群。这一时期，湖南人才数量之多、地位之高、影响之大，都是全国最突出的，甚至有人说，湖南是中国的人才之都。

3. 周敦颐的人才思想

在为政、为教的实践中，周敦颐提出了培养人才的目标，培养人才的内容和方法，人才所应具备的品德和能力等多方面的问题。

（1）培养人才的目的在于“学为圣贤”

周敦颐把人才的培养目标分为三个等级：“名士”、“贤人”、“圣人”，三者均属人才的范围。最理想的人才是“圣人”，所谓“圣人”，就是“诚”的化身。《通书》说：“圣、诚而已矣”；“诚者，圣人之才”；“诚、神、几，曰圣人”。“神”，当指奇异莫测、通晓一切的本领。“几”，即见微知著、明辨是非。又说：“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周敦颐心目中的“圣人”，是尧、舜、孔子等，“道德高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其为孔子乎！”“贤人”，则是如伊尹、颜渊之类的人。这些人，就是周敦颐培养人才所树立的榜样。

（2）“学为圣贤”是可以实现的

周敦颐明确指出：“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这段话的关键在一个“一”字，历代思想家都在说明这个字。有人认为：“一者，纯一也。”也有的说：“一者，是表里俱一，纯彻无二。”或是说：“无一毫私欲。”所谓“一”，就是纯无杂念，专心致志，只要确立了目标，以圣贤为榜样，就可以成为有用的人才。周敦颐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通过专心致志地学习，即使不能成为圣贤，也不失于“令名”，即德行完美，成为有一定的名气和才干的人才。

（3）圣贤人才的重要意义

周敦颐认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离不开圣贤人才。人才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即是说：宣传美好的道德，解释诚、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观念，制作礼乐，推行正道，哺育万物，化民成俗，树立良好风气，促使社会安定和平。二是“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即教育人们迁善改过，易恶至中。周敦颐将人的品性用“刚、柔、善、恶”四字分类，认为人有刚有柔，又可善可恶。即是说：刚可善，则“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亦可恶，则“为猛、为隘、为强梁”；柔可善，即“为慈、为顺、为巽”；亦可惡，则“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人才的作用，就在于使人“自易其恶”。

（4）培养人才要以六经为主

《六经》是六部儒家经典，始见于《庄子》，即《诗》、《书》、《礼》、《易》、《春秋》、《乐经》。周敦颐“好学博通，言行政事皆本之《六经》，考之孔孟”（孔延之：《即州新迁州学记》）。其中，他最重视《易经》。他说：“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易》何止《五经》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奥乎！”他认为《易经》揭示了人生性命之渊源，是《五经》之本；而且还揭示了天地万物、鬼神幽冥的奥秘与规律，是人生最基本最重要的教科书。《礼》和《乐》也是非常重要的教材，他说：“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先礼而乐和”。“礼”、是伦理纲常、礼法制度，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基本原则。“乐”则是陶冶人民的感情、转变社会风气、培养人民的优秀品德。“礼、乐”的结合，就能建立一个和睦幸福、安定团结的社会。他认为《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为后世王者修也；乱臣贼子诛死者于前，所以惧生者于后也”。即是说：为后世树立仿效的楷模，对乱臣贼子则起着惩儆的作用。他认为《六经》的教育，最基本的主要是培养人才的道德品质。同时，主张学习文辞，认为“文辞，艺也；道德，实也”。只有通过文辞，才能传扬好的道德品质，推行儒家的道德理想。

（5）培养人才要“学思结合”

培养人才的关键在于学，学习的关键在于“思”。只有通过“思”，才能把学习得到的东西转化为行动。学是基础，“思”才可产生效果。周敦颐说：“思曰睿，睿作圣。无思，本也；思通，用也。几动于彼，诚动于此，无思而无不通为圣人。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凶之几也。”“思”就是思维能力、判断能力、综合能力、分析能力；通过“思”，才能决定取舍，才能变成自觉行动，才能达到圣人的境界。

（6）发挥教师在培养人才中的作用

周敦颐一生从政，却一直坚持讲学授徒；不仅是一个好官，而且是一个好教师。他为政也是教育人民，改良风俗；作为教师，则是更直接地培养人才。他认为教师的责任在于化民成俗，培养人才的道德品质，提高人才的学识水平；从而使人人向善，天下大治。“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首先，他认为人才不是天生的，哪怕是圣贤也不是天生的，“圣贤非性知”。即认为圣贤也必须经过教师的培养教育，才能成才，“非师友则不可得也已”。其次，只有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才能产生真正的人才。他说：“人生而蒙，长无师友则愚。”人生下来是无知的，如果没有师友的教育，就会成为愚人、蠢人。他主张教师要以自己纯正的品德和正确的方法去教育培养学生，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

总之，周敦颐对湖南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他创立的理学思想是湖湘学派的指导思想，因而，周敦颐是湖湘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他兴学重教，办学授徒，直接培养了不少的优秀人才，而且，他的理学思想、人才思想、教育思想，都在后世引起了悠远的回响，为湖南开创了一个人才群起的局面。

注 释：

①戴德诚：《湘学类纂·湖南宜善守旧》。

②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页。

③真德秀：《劝学文》，《真西山文集》（第40卷）。

④王驰、刘鸣泰、刘克利：《湖湘文化大观》，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11-15页。

⑤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

⑥程颐：《明道先生行状》。

⑦⑧《胡宏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53页，第202页。

⑨明嘉靖《建宁府志》（第17卷）。

⑩《南轩文集·邵州复旧学记》。

作者：易永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