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话语变迁分析论文

【摘要】历史分期是通过划分历史时期研究史学的一种方法，旨在揭示不同历史时期或阶段之间的质的差别，从中发现历史发展的特点及规律。了解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就是明确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形态或者社会形态，从而更好地归纳总结出这一段历史发展中的内在规律，进而指导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活动。中国近代史的具体分期主要有两种说法和讨论。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近代史话语变迁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近代史话语变迁分析论文 篇1：

革命宏观结构理论解读：辛亥革命的发生

摘 要：任何革命发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变迁、结构、话语这三个因素。革命的原因，存在于变迁、结构、话语的相互作用之中。鸦片战争以降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晚清社会急剧变迁，社会结构发生巨大裂变，民族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挑战性话语不断高涨，导致了清廷逐步走向灭亡，辛亥革命应运而生。1911年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变迁、结构、话语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变迁；结构；话语；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关于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本文拟用赵鼎新提出的革命宏观结构理论来解读辛亥革命的发生，以期对此问题作一点新的学术研究。

根据赵鼎新的革命宏观结构理论，影响和决定革命之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三个因素：变迁、结构、话语。变迁就是种种社会变化。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结构及其行为方式，二是社会结构以及社会行动者的结构性行为。话语则包括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等。任何革命发生和发展都离不开这三个因素[1]23。由此可见，革命的原因，存在于变迁、结构、话语的相互作用之中。笔者认为，1911年辛亥革命的发生，正是变迁、结构、话语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一

社会变迁是引发革命的必要条件之一。社会变迁，一般指的是由现代化、人口变迁、自然灾害、大规模疫病流行、外来思潮入侵等原因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变化[1]23。社会变迁很容易打破原有的社会平衡，造成社会规范的紊乱，引起人们内心的不满和怨恨感的产生，导致新意识形态的出现，提供政治机会等，社会成员因此变得越来越难以约束和控制，从而引发革命的发生。

晚清中国，在外患内忧的压力下加速了社会变迁进程，其发生的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结构，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打破了晚清皇权、国家主权、中央政府权力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晚清中国的政治统治权“由鸦片战争前的清中央统治者一方掌握，发展到由帝国主义、清中央统治者和地方势力三方分享的局面。”[2] 27-28适应权力分化的需要，新的政治机构不断增设，具体表现为：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文馆、总税务司署以及咨议局等。权力分解、转移的后果是皇权渐渐被摧毁，中央权力逐步被削弱，地方权力日益膨胀。地方一旦敢于明目张胆地与中央对抗，一场革命将势在必行。冯友兰先生曾说过：“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3]34。金观涛和刘青峰两位学者也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地方势力合法化并在体制内和中央王权冲突的符合逻辑的展开”[4]118，清王朝瓦解的一个重大原因是“1909在全国各地成立咨议局”[4]116，辛亥革命的本质“也是一次地方分权运动”[4]120。

经济领域，传统的经济结构被打破，除封建地主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继续存在外，又出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到来，非常容易把晚清中国的传统经济尤其是个体农民经济挤垮，因为小农生产方式根本无法与资本主义大生产方式相抗衡。可见，资本主义经济特别便于造就一批破产的农民。破产的农民是革命发生的潜在种子，他们走向反叛道路之时，也就是革命到来之时。

社会阶层，中国传统社会主要存在着三大社会阶层：官僚阶层、士绅阶层和农民阶层。清末随着工商部门、自由职业的出现以及军事改革，晚清中国新的精英阶层应运而生。新的精英阶层主要是：知识阶层、工商阶层和军人阶层。晚清中国社会剧烈的变迁中，不同阶层有不同的政治诉求，而他们的政治诉求又都不是以清廷的存在为前提。这样清廷便成了各方矛盾的焦点，如果它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其垮台就指日可待了。比如，士绅阶层的新绅士“他们既拥戴清政府又不相信清政府，从而使他们在政治上常常犹疑不决，左右摇摆，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抛弃清政府”[5]34。知识阶层“总是天然地倾向于社会变革，而且扮演最为激进的角色”[6]18。工商阶层“在政治上，他们只能做新绅士的尾巴”[5]36。军人阶层“本应是清王朝统治力量的一部分，但为了自身利益，这一集团可以支持清王朝,也可以背叛清王朝，甚至可以取而代之”[5]38。农民阶层“既能起着极为保守的作用，也能起着高度的革命作用”[7]267。

二

结构是影响和决定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关键。所谓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结构及其行为方式，二是社会结构以及社会行动者的结构性行为。国家的结构包括国家的性质（如民主的、威权的或独裁的）、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如法律-选举型的、意识形态型的或绩效型的），以及国家在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特有的行为方式，等等。社会结构包括相对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各类社会中层组织的发达程度及其性质（如社会组织的多元化程度），以及人与人之间在经济生产中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如资本家-工人关系、地主-佃农关系，等等）[1]23。限于文章篇幅，这里仅简要阐述晚清中国的国家性质及其行为方式对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影响。

晚清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其政治行为运行方式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执政基础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最高统治者的个人魅力、意志品格和领导能力。统治者一般也不相信组织的力量，经常运用个人权力和私人关系违背国家的各种制度去处理各种问题、抉择种种决策。例如选拔人才，任用谁和不任用谁，全凭统治者个人修养、素质和喜好。一旦昏君当政，就会是小人得志、奸臣挡道，有才能的人很难进入官僚体制里，更难执掌权力管理国家，政局势必混乱，结局只能是政权垮台。在这种政体下，国家政策的制定、执行也通常因最高统治者的改变而改变，因统治者的好恶改变而改变。因此，其政策的抉择很难做到理性化、科学化，更难实现连贯性；其官僚体制的设置，也是形同虚设。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变得日益复杂，国家治理社会由于没有法治和有效的官僚体制而根本无法有效地处理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当矛盾激化危机局面出现时，国家却通常倾向于选择暴力手段进行直接干预。这往往又导致民众更加的反感和不满，以至于他们都想推翻这个专制国家。这种情况下，革命就很容易爆发了。

晚清中国的政体是一种极权政体，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通常建立在传统和绩效表现的基础上，是通过传统和政绩来换取执政空间和时间的。如果将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传统上，那么要巩固国家政权，最好是这个国家社会保持在相对静止状态。但1840年后的中国，因不断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冲击，社会急剧变迁，传统不停地在改变。布兰特利·沃玛克和詹姆斯·R·汤森曾强调，是“西方价值观的渗透促进并加剧了对传统的否定，将中国社会的取向从过去的束缚中全面解放出来”[8]41。晚清中国被动地走向世界，置身于现代化的历程中，在此历程中，传统大大地被削弱，皇帝权力来源的神秘性也逐渐地被揭开。传统一旦崩溃，人们不是去重建传统，而是去摧毁传统，去寻找和构建新的政治神话、符号、伦理与规范。传统和依附于传统上的国家政权，将不可避免地被人们一并抛弃。

把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执政绩效基础之上，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从根本上讲国家政权也是不太稳定的。国家的绩效合法性主要有：经济发展、道德表率、国家防御三个维度。各方面绩效表现越好，政权的合法性就越高；反之，各方面绩效表现越差，政权的合法性也就越低，政权极易陷入危机。众所周知，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到辛亥革命暴发，就经济发展而言，清廷穷于应付各种内忧外患，根本无法组织各方面力量集中精力去搞经济建设，大规模的战争也在不断破坏经济，所以晚清经济就谈不上有真正意义的发展。从道德表率来讲，官僚阶层自上而下的腐败，让愈来愈多的人怀疑统治者是不是还能做道德上表率。这种情况下，道德政治，依靠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显然无法实现。更可怕的是，清廷在多次与西方列强较大规模的战争较量中，每次战争的结局都以清廷的失败而告终。在民族危机发生和加重时，清廷不能解决危机，而是割地赔款，出卖主权，甚至最高统治者慈禧还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给中国人带来了极大的耻辱，直接影响了晚清王朝在民众中的形象，严重削弱了清廷统治的合法性，最终打破了天朝大国的政治神话。同时，这让人们感到要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革命是“拯救祖国的唯一办法”[9]210。

简而言之，清末传统的崩溃、经济的衰败、道德的堕落、防御能力的丧失，摧毁了清廷统治的合法性，结果必然促使革命发生。

三

话语是革命必不可少的因素。话语则包括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参与者的认同、口号或话语策略，行动过程中的突生规范（emergent norm），以及塑造运动话语的文化，等等[1]23。话语影响着革命的发生和发展，特别是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它是革命行动的驱动力量，它通过一定的政治标语、口号对各种社会力量进行动员和组合，影响革命的发生与发展。正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0]311。

辛亥革命的发生与晚清意识形态的失控以及新的意识形态的被认同是分不开的。法国著名学者阿尔都塞断言：“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在掌握政权的同时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在这套机器中行使领导权的话，那么他的政权就不会持久。”[11]338意识形态控制成功与否，直接关系着一个政权的兴亡。清末意识形态失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意识形态失控，表现之一是清廷不能有效地控制舆论媒介。例如：报刊数量激增，据不完整的统计，1901年报刊为34种，1902为46种，1903为53种，1904为71种，1905为85种，1906为113种，1907为110种，1908为118种，1909为116种，1910为136种，1911为209种[12]134-135；报刊主体民间化，1905年至民国初年，全国先后发行报刊计600余种，其中为清廷所控制者尚不足10%[13]244；报刊内容革命化，一百多份白话报中，倾向维新和革命立场的占了绝大部分，尤其具革命立场的占了大比例[14]160。进步报刊的涌现，革命新话语的撒播，让清廷的腐朽无能的负面形象得到了数倍的放大和广泛的宣传，其正面形象遭到了灾难性的毁损，其统治的合法性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和民族危机愈加严重的形势下，清廷未能有效地统驭舆论媒介，革命话语最终与社会动荡、革命活动形成合力，将清王朝推向灭亡的深渊。时人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无不认为:“辛亥革命是报馆鼓吹出来的。”[15]22

意识形态失控，表现之二是儒家学说的认同危机。鸦片战争之前，儒家学说对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鸦片战争以后，这套意识形态观念面临着亘古未见的危机。在回应西方的挑战和挽救民族危亡的过程中，由于这套意识形态不能提供应对时局的有效办法，毫无建树，从而遭到了人们特别是知识阶层对它的怀疑、反思和批判。他们把洋务运动在经济方面改革的失败、戊戌变法在政治制度改革的失败乃至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失败归罪于儒家文化，要求为经济和政治运行提供论证的儒学负连带责任。当然他们这种对儒学的攻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但这种情绪化反应的后果引起了儒学的正当性危机。正如著名学者张灏所说：“当这套政治社会制度，在外力的震荡下土崩瓦解，附丽在它们身上的礼俗规范和文化思想当然也显得百无是处，毫无保留的价值。”[16]234儒学意识形态的认同危机，消解了晚清统治的基础，为革命的产生埋下了种子。意识形态的认同危机是如何动摇清王朝统治的？彭怀恩说：“权威所依据的文化及心理基础一旦被怀疑，政府的合法性不再被人视为‘正当的’。”[17]16金观涛和刘青峰是这样解释的：“革命团体随意识形态认同危机的出现而产生，在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发展中不断高涨，它如同越来越多的小地震，震撼着一体化上层组织的大厦。”[4]97-98

在儒学逐渐地失去了话语权和主导地位的同时，新的意识形态尤其是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潮不断高涨，并为人们所认同。许多先进分子都把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作为引导中国和世界走向光明的两面旗帜，认为“此二主义”使欧美列强“国势乃如春华之怒放，旭日之初升”，也必将给中国带来福音：“吾惟信此民主主义，吾惟信此民族主义，吾惟崇拜欧罗巴人之能利用此二主义，吾不信我支那人之终莫明此主义，吾不信我支那人之既明此主义而不能利用此主义。岂彼白人者独能专美于前哉！吾述既竟，登高西望，大声疾呼者三：曰民主主义！曰民族主义！祝我支那人能利用此二主义！”[18]20新的意识形态，为革命的阶级提供了“批判的武器”，有了“批判的武器”，革命的阶级就有了“武器的批判”。马克思明确地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19]9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是摧毁晚清王朝统治的物质力量，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高涨，催生了革命的到来。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的发生，其根本原因存在于晚清社会急剧变迁、国家的结构及其行为方式、革命新话语相互作用之中，从而进一步印证了赵鼎新的革命宏观结构理论，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新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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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林志彬　廖伟群

近代史话语变迁分析论文 篇2：

浅析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摘要】历史分期是通过划分历史时期研究史学的一种方法，旨在揭示不同历史时期或阶段之间的质的差别，从中发现历史发展的特点及规律。了解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就是明确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形态或者社会形态，从而更好地归纳总结出这一段历史发展中的内在规律，进而指导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活动。中国近代史的具体分期主要有两种说法和讨论。一种认为1949年以前我国国家性质不稳定，社会性质也存在差异，所以认为1840年到1949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分期。还有一种说法认为1919年至1840年是近代史的具体分期。本文浅析这两种分期观点。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分期；国家性质；社会性质

“这本书所讲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中的前一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以前一段的历史。虽然多年来大家习惯上称这一段的历史为中国近代史，但是早已有人建议，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百一十年的历史，而把中国民主革命胜利，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以后，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三十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这是胡绳先生在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序言开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公认的在研究中国近代史领域中一部地位非凡的著作。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中国近代史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出版再次掀起了一波关注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的热潮，在这个热潮中李侃列举出以1919年为中国近代史下限的不合理，其中最主要观点就是认为以1919年为近代史下限对了解和把握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全过程存在不利，对揭示和认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规律存在阻碍。同时陈旭麓也在随后的论述中发表自己的观点，觉得“近代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80年，应延伸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110年”，认为这110年是完整的历史，所以不能1919年为下限。

在现下的中国史学界中绝大多数人都是支持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关键。但是实际上，这段历史还是被很多人分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两段，因此这段历史的下限很多时候是模糊不清的。还要特别指出来的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是按照1840—1949年的时限来撰写中国近代史的。

不得不承认近代的中国是一段充满了屈辱的，洒满了血泪的历史。自鸦片战争的失败开始，中国这艘巨轮便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狂风暴雨中，风雨飘摇。这是以前历史学者对这段历史的普遍认识。

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整个中国近代史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在十几年以前，就有学者发表了相关的论文，就提出在这段历史中中国不仅仅只有所谓的“沉沦”，还有一些“上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具体来说半殖民地是对独立国家来讲的，半封建是对半资本主义来讲的。半资本主义，客观来说是对封建社会的一种历史进步。半资本主义的存在就是一种进步，进步就是一种“上升”。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有“沉沦”，而且有“上升”。这种“沉沦”和“上升”是同时并存的。这是历史学家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又一种解说。

对这一新的解说，笔者认为似有一定的新意，又难以自圆其说。它看到了半资本主义的存在，对它作了充分的估计，是它的长处。但如何估计半资本主义的因素，颇为困难。中国社会的近代资本主义因素，在19世纪40年代即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就产生了，那完全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带进来的，且为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如果说中国刚刚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沉沦”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几乎同时就有半资本主义的“上升”因素，这无论在理论上、实践上、感情上，都很难以说服人。民族资本在帝国主义和买办企业的夹缝中产生出来，在19世纪90年代才有一定的增长，这当然可算作中国社会里的半资本主义因素。如果以此为准，则“上升”要到19世纪末才出现。这样，“沉沦”与“上升”同时并存，就难以解释清楚。海峡两岸间的认识不一致，大陆的学者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历史中的近代史阶段，1949年后是现代史阶段；较早的看法稍有不同，认为五四运动起为中国的现代史阶段。台湾的学者则认为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便是中国现代史阶段。

通过以上的分析了解，个人更加倾向于1840年到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的这一观点。现行的中国近代史分期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了（1840年到1919年为近代史），作为新兴只是人才，作为适应新时代的人才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去打破把近代史分割为近、现代的这一习惯。从而形成一个一个更科学的，更系统的110年完整历史，积极配合建立把轴心看作国家政权，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为框架的体系。觉得这段历史具体分析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1912，即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成立。因为这是根据中国的社会性质变化而定的。从鸦片战争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到中华民国时，出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因素：资产阶级性质的（虽然洋务运动时期已有了民族资产阶级，但不成熟，而到1912，孙中山已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中华民国）第二阶段：1921—1949，即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因为这是社会性质发生巨大改变的阶段，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当家做主，并且揭开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序幕。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中国终于取得了近100年来的第一次全面反侵略的胜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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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 蕊. 浅析爱国主义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的教育作用[J]. 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 2005，04.

【作者简介】

胡榕餜（1992—），男，汉族，湖南长沙人，硕士学位，单位：湘潭大学，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作者：胡榕餜

近代史话语变迁分析论文 篇3：

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史学会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杂志社和近代史所等20余家单位发起、华中师范大学承办、赤壁市人民政府协办的中国社会史学会第八届年会暨"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0年8月20-24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和赤壁市举行。来自日本、美国、韩国等国家及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和内地共90余位学者出席了这次学界盛会，向会议提交了80余篇论文。大会围绕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这一主题，对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历史变迁、区域社会发展及其他相关问题宽范围、广领域、多角度地进行了探讨。下面就这次会议讨论中相对集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一　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社会进步离不开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一定的社会结构必然建构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即经济发展是社会变迁的动力，同时也是社会变迁的具体体现。有鉴于此，这次会议将研讨主题定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希望能将社会史与经济史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推动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不少论文围绕这一主题，对若干地区或全国范围内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论述。

香港中文大学叶汉明以抗战前山东潍县纱布商为例，揭示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成长与滞化"现象。作者认为，潍县土布业的兴起的确促进了地方经济的成长，也令社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商业资本和地方商人力量的强化即为相关现象。但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潍县商业资本的成长对地方现代化的裨益有限，未能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造就条件。潍县的商业资本即使在其黄金时期也只能促进地方经济的成长，而未能引发生产方式的质变和生产力的提升，这种现象可称为"发展的滞化"。中国人民大学夏明方的文章截取民国时期的1912-1937年为研究时段，以粮食的生产与流通为核心，从灾害与社会互动的关系入手，对近代中国的农业危机进行了新的探索。作者论述了粮食生产与流通中的"灾害型市场危机"现象，即灾害型生产不足与生产相对过剩现象，认为生产不足是灾害型市场危机的根源，相对过剩只是由生产不足危机在特定条件下派生出来的一种危机形式，它的形成又放大了生产不足危机的恶效应。"灾害型市场危机"借助于某些社会因素如人口流动机制、赋税转嫁机制、恐灾心理及由此导致的非理性应急避灾行为，和相对发达的市场网络这个"看不见的手"，在地域上急剧扩散，辐射危机所造成的风险。上述两位学者提出的"发展的滞化"及"灾害型市场危机"尽管在表述上准确与否还值得推敲，但都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广度和深度。

几位学者从不同角度集中分析了近代武汉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徐凯希考察了近代汉口的棉花市场，认为汉口棉花贸易的畸形发展，不仅成为鄂棉商品化的强劲因素，同时也对汉口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客观上促进了武汉城市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张笃勤以雇工为例探讨了晚清武汉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随着武汉的开埠及湖北"新政"的实行，劳动力来源扩大，人数增加，新的职业群体不断出现；另一方面，旧的劳动雇佣制度如学徒制、把头制、包工制等仍普遍存在；这些都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武汉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江汉大学李卫东从地理环境和市政建设、社会教育和文化、社会群体与组织等角度论述了晚清武汉经济发展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琢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进行了量化分析。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数量上的高速增长，而且更深刻地体现在经济结构的变化上。与此相应，社会变迁的步伐加快，如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降低和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从业人数的增加，从业结构、职业结构的变化，城市化进展的加速，农村社会的分解，社会利益集团的形成，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壮大，社会组织结构的创新等等。澳门大学何广中分析了80年代以来澳门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姜涛提交的论文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几个问题。对于中国近代是否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作者认为这样的表述具有丰富内涵，它所描述的是一个变动中的对象体系的多元的不确定性发展，因而也是富有生命力的。近代中国在结构上的最显著变化，体现为政权、政区和城市结构体系的由一元向二元乃至多元的变动，其中城市体系的变动是更为本质的变动。社会经济结构系统主要体现为城乡社会各阶层的变化，其中最能从根本上反映社会变革的是学校教育和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作者还分析了近代社会结构的宏观稳定性与结构性回归问题。认为所谓稳定性体现在"人满东南"、即人口高度集中分布于东部季风区域的态势没有变，"三民居一，而五归农"的城乡结构的比重没有变，乡村社会的阶级没有变。1949年以后的中国与近代以前的传统时代相比，确实有着若干结构层次上的回归。作者的研究既有助于我们在整体上以新的视野认识中国近代社会，也有很强的现实启迪性。四川大学谢放的论文考察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进程中的若干互动关系，如社会与思想的互动、变迁与持续的互动、城市与乡村的互动、沿海与内地的互动等。作者对社会变迁的互动研究对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揭示复杂多变的中国近代社会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二　社会群体研究

围绕社会结构问题，与会学者就社会群体、家族或宗族的组织形态、人口危机引发的社会病变、流民的正面和负面效应等问题展开了讨论，特别是对古代士绅和近代知识分子、商人等阶层在社会变迁中的历史作用进行了探讨。

聊城师范学院马亮宽论述了汉初士人群体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认为汉初统治者对士人群体的价值和功能的新认识，激发了士人群体的蓬勃朝气和入世热情，他们或帮助统治者绘制立国宏规，或直接投身政权之中，或设立条教、化育民众，促成了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治世。研究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应充分注意士人群体的作用。华中师范大学严昌洪撰文探讨了传统士人的近代际遇，即明清之际出现的士商互动现象。作者认为近代商业专门教育的兴起使士商间的互动得到了发展，为科举废除之后的传统士人提供了新的出路。他们学到了商业专门知识后，或充任商务官员、或任教于商业学校，但更多的是下海经商，这使得商人整体知识结构大为改观，出现了一大批"知识化商人"。

河北大学池子华研究了流民在近代中国城市社会变迁中的正、负效应。他认为流民进城加速了城市化进程、为近代工商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同时流民"回流"乡村将城市文明输入农村，给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度以有力的冲击。但流民进城的负面影响亦至为显著，"城市病"缘此而起，失业压力沉重，人口职业结构畸形化，城市男女性别构成严重失衡。华中师范大学彭南生揭示了晚清无业游民问题的严重性，分析了政府救助行为所产生的积极效应。认为由于结构性、灾荒性、战争性失业人口的影响，晚清时期无业游民已经成为影响清朝统治秩序的一个严重社会现象；清政府改变了传统制度下单纯的、临时性的救济政策，采取了复合型的、长远性的教养兼施的救助行为，解决了一部分无业游民的再就业问题，并产生了一些积极效应，推动了城乡手工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传统手工艺技术的保存和传播。

韩国新罗大学裴京汉以20世纪初上海的韩人社会为例，分析了存在于近代中国的国际移民现象。从19世纪末韩人迁移上海，至1920年代初上海的韩人已达700-800人，韩人社会得以建立，相当于同期法国侨居沪地的人数。韩人在上海成立的各种团体多达40个，既有以自助和自卫为目的的团体，也有以独立运动为目的的团体，还有留学生团体及宗教团体。20世纪初的上海韩人社会的存在，为揭示近代上海的国际城市面貌提供了又一个好的个案。江汉大学宋传银的文章研究了移民在湖北经济开发中的作用，认为历史上湖北迁入了数量众多的移民，他们为湖北地区增加了劳动力，及时补充了因战乱而造成的经济发展的断层，开发型移民更是明清时期江汉平原和鄂西北山区大开发的主导力量。

在讨论中，学者们认为流民、游民或移民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对当今"民工潮"现象、三峡移民、再就业工程等都具有一定的现实启迪性。但在研究历史上的"流民"现象时，要注意区分上述几个概念间的差别，对历史文献中的"流民"一词也应仔细甄别，不能将行商、优伶等流动职业者一概称之为流民。

徽商是一个特殊的地域商人群体，近年来成为徽学研究中成绩突出的一个领域。上海师范大学唐力行借助乡镇志、家谱与其他乡土资料，研究了明清以来上海徽商定居活动的特点。南开大学侯杰的论文探析了明清徽商的公益慈善行为。

中央民族大学徐永志在重新检讨民族田野调查报告及地方史志资料的基础上，探讨了清末至民国时期边疆少数民族基督徒群体的社会构成、信仰动机及宗教生活等几个层面。作者认为，少数民族基督徒主要集中在西南和东南山居与半山居的少数民族的部落社会中，在信仰取向上体现出宗教求索与世俗功利两种类型的交错互渗。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基督徒群体形成的结果，造成了教徒与非教徒群众的价值紧张，引起了民族社区人们思想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分裂；但另一方面，它又强化了信教民众的乡里和民族意识，充实或部分改变了长期贫乏落后的民族生活习惯。绍兴文理学院俞婉君对绍兴堕民群体在1949年后的消融原因及过程进行了问卷调查，为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变迁状况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个案。

三　宗族、家庭与人口

南开大学历史系冯尔康探讨了20世纪上半叶的清末民初时期家族形态的变异，认为由于社会和家族内在的变革力量的冲击，家族组织在传统的祠堂族长型、族老型之外，出现了族会、同宗会、族公会及自治会等类型，它是沿着传统家族形式--族会、同宗会和传统家族形式混合体--宗亲会和传统家族形式混合体的轨迹演变的。族会是古来所没有的崭新组织形式；同宗会似乎脱胎于传统的联宗续谱，但实际也是新的形式。所以20世纪上半叶家族组织出现了新旧交呈的状态，既不是旧事物，也不是新事物，是从传统的宗法性族长制家族向近现代民主的一定程度上忽视男性血缘系统的家族(如男女血亲混合家族、宗亲会)转化的过渡形态，是转变、变异中的形态，而不是某种定型的形态。不过在讨论中学者们也指出，考察20世纪上半叶的家族形态，不能只看家族组织的章程，更应注意分析其具体操作层面。

南开大学常建华撰文分析了宋元时期徽州宗族祭祖形态，以汪氏为例考察了明代以前的祠庙祭祖问题。作者发现，建祠不只是为了祭祖，而是着眼于宗族的制度化建设。宋元时期宗族祭祖总体特征的变化趋势是，祭祖从依附或与地缘性社祭、宗教性寺观祭祖结合而逐渐分离并走向衰落，以及独立性祠堂祭祖的渐兴。因此，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长足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宋元祭祖变化趋势的继续。

南京农业大学吴滔利用地方志和族谱等资料，考察了清代江南地区宗族赈济行为。其研究表明，宗族性赈济作为一种资源能否成功地发挥作用，取决于其持久度和强度。聚族而居能够极大地加强宗族内部联系，同时也弥补了其与建立在传统地缘关系基础上的社区赈济之间的裂痕。苏州大学徐茂明分析了明清江南宗族组织的地域特征，大规模同财共产、累世聚居的宗族较为少见，血亲关系较为淡漠，更加注重契约型的人际关系。因此，江南宗族组织绝大多数是缙绅所创，不仅是血缘群体，同时也是政府统治下的基层组织，最基本的社区单位。中南民族学院孙秋云的文章以鄂西土家地区为个案分析了土家族宗族组织的历史变迁。

人口压力是清中叶以来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黄长义探讨了人口危机所导致的清中叶经济社会的病变，如生活资源的极大消耗，致使物资短缺、物价腾涨，流民数量激剧增加，经济增长日趋"过密化"，陷入了一个"高水平均衡陷阱"，劳动阶层的贫困化等等。苏州大学吴建华的论文分析了清代江南人口压力与住房的关系，即由于人口数量的持续增加而带来的人口压力的日益加大，清代江南的人口住房关系发生了变动，造成人均房屋居住面积缩小，居住拥挤，促动农村大规模建房，村庄稠密度加大，改变了农村人口聚落分布结构与自然景观，进而影响到家庭关系和行业结构的变动。

四　社会意识、大众文化

如果说所谓精英文化、上层文化属于一种主流文化，为少数人所支配的话，那么社会意识，大众文化则是一种主体文化，为多数人所共享。精英文化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一般的社会意识和大众文化。在这次研讨会上，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已从探讨历史伟人的思想转向一般社会意识的分析，从精英文化研究转向大众文化考察，就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观念演变发表了很有见地的看法。其观察角度之新、研究范围之宽、运用材料之广都是过去历届学术讨论会难以比拟的，出现了一批颇有分量的专文，体现了社会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华中师范大学吴琦探讨了晚明"异端"思想的社会化问题，认为晚明"异端"思想体系本身蕴含着巨大社会化潜质和功能，采取独特的方式和途径走入社会。新义利观、理欲观、平等观念、自由观念等通过平民教育渗入社会，转化为一种社会意识，对晚明商人、士大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了直接影响，进而促使晚明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天津师范大学汪兵通过对中国与西方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不同起源的分析，揭示中国人独特的公私观--"共"--的成因及演变趋势。认为中国没有形成西方式的个体私有制，而是一种血缘群体私有制，群体共生方式孕生了中国人独特的公私观"共"，--一种血缘群体共有观，其核心既非"公"，亦非"私"，是一种共存共荣的生存观。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池贤NFEB3撰文讨论了民国时期贤妻良母的演变，即从强调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责任和义务的传统观念到家庭与社会角色兼顾的新女性观的变化，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侧面理解民国时期的妇女问题。河南师范大学苏全有分析了近代国人社会文化心态的转型，即从自是之心到崇洋心理的转变，认为这种转型是文化上由放射型、输出型向吸纳型、输入型的转变。从现代化的角度看，这一转变应予以肯定。

美国德克萨斯A & M大学王笛以晚清成都为例，剖析了一个内陆城市的公共空间、下层民众和社会改良者，揭示了街头文化与地方政治的关系。作者认为，街头是城市下层民众的主要公共活动场所，即他们从事谋生、日常生活和娱乐等各种活动的重要舞台。城市下层民众创造和发展了丰富多彩的街头文化。在晚清，当新政及其他社会改良运动深入到地方社会时，街头成为城市精英控制和社会改良者利用的焦点。城市精英试图以其正统的价值观对下层民众的公共行为施加影响；改良者则利用重新整合城市空间和引导社会舆论之机，竭力扩大其政治影响并最终把街头变为了一个新的政治空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城市"下层民众"和"社会改良者"在公共空间中的角色定位及其交互影响的认识，不仅为我们认识清末四川民众运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且拓宽了探讨城市社会变迁的视野。

拜佛进香是民众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日本爱知学院铃木智夫撰文分析了明朝后期至新中国成立为止这一长时期内的江南农民"天竺进香"活动的兴衰起伏过程，尤其是对社会变迁的推动，如杭州市民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江南农民不断吸收先进技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武汉社会科学院涂文学撰文透视了中国赌博史的文化意蕴。从纵向的历史角度考察，赌博在早期保持着较多的游戏原初状态，接纳者看重其游乐与娱情养性等"寓教于乐"功能，并将博弈文化作为儒学正统文化的补充--一种亚文化纳入儒学文化体系之中。但愈到后来，由于博弈文化的游戏旨趣降低，而投机、博彩成分加重，既远离传统的"六艺"范畴，也不合于忠孝节义的伦理规范，与儒学文化的根本精神相悖离的倾向亦愈益明显，延至晚近便与正统文化完全分道扬镳，成为游乐功能与文化品位俱无的市井俗物。作者试图以赌博为例，揭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间趋同与离异的轨迹，为丰富学术界对两者关系的认识提供了一个范例。骗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中国社会史、文化史学界对其缺乏应有的重视。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张艳国撰文探讨了骗子的行为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作者认为，从总体上说，中国骗行方式的体相是：骗行虽然有个体行为，但以群体行为为主。由于这一群体角色的灰色性，及历史资料的限制，研究难度较大，深入探讨骗子行为方式的形态、原则、精神、文化等层面，还有待于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婚姻文化、生育文化既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意识，也是大众文化的重要内容。首都师范大学梁景和探讨了五四时期婚姻文化变迁的时代特征，这些特征表现为婚姻观念变革的广泛性与深刻性、冲突性、偏激性，如主张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离婚，寡妇再嫁自由和同姓结婚自由，探讨了"将来的婚姻"、"婚仪问题"、"独身问题"、"废婚问题"、"征婚问题"、"订婚问题"、"试验婚姻"等等。各种观念间激烈交锋和争鸣，其中"独身主义"和"废除婚制"颇为偏激。中国社会科学院左玉河的文章主要从婚姻礼仪的角度考察了民国时期婚俗的变化，总结出民国时期的婚俗呈现出新旧并呈、中西杂糅、多元发展的特点。湖北大学钟年通过对湖北省一些实行婚后从妻居地区的调查，发现了从妻居模式与从夫居模式不同的生育文化观念，即从妻居地区的人们大多不愿多生，也基本上做到了生儿生女一个样。从妻居模式对文化的其他一些层面也产生了影响，在继续发挥其养老功能的同时，也起到了改善家庭内部关系、提高妇女地位等方面的作用。

华中师范大学姚伟钧分析了地理环境对长江流域饮食文化的影响，认为长江流域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及与之密切依存的经济生活决定了长江流域饮食文化的多元性，形成了巴蜀、荆楚、吴越三大饮食文化区。近代以来，长江饮食文化与西方饮食文化相互交流和碰撞，给长江流域各地饮食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在文化形态上完成了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型。此外，深圳大学游建西分析了近代中国的影戏文化，台湾近代史研究所张瑞德探讨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工人文化，广东社会科学院叶显恩考察了华侨文化对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推进。

四川大学李德英分析了大众文化及大众生活的载体--近代城市公园，以此为例，透视了城市公共空间在城市社会生活的地位及作用，揭示了公园从市民休闲娱乐场所到社会教化工具进而渗透到政治领域的轨迹，为近代城市社会变迁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侧面。

五　民间社会、基层组织

民间社会，包括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主体。本次讨论会涉及民间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民间争讼、庙会、秘密社会等，也有文章透过民间社会的基层组织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雷家宏论述了宋代民间争讼。作者认为，无论从地域范围，还是从卷入角色来看，处在转型时期的宋代民间争讼更加普遍和广泛，反映出社会阶级关系和经济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田地买卖、租佃关系、人身依附关系等都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新特点，土地买卖活跃，田宅无定主，妇女具有一定的婚姻自主权和财产继承权。作者透过争讼这个窗口来观察宋代社会，为我们更多地了解其时下层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庙会在民间社会经济生活中既有积极作用，也有负面影响。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刘文智分析了清代以来京津地区的城乡庙会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清代以来庙会市场的发展促进了京津冀地区集市贸易的繁盛，活跃了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这种中间市场。但是北方的庙会与南方的市镇经济相比，是一种短期行为，具有不稳定性。苏州铁路师范学院朱小田从消费偏好、交易行为、利益分配三个侧面考察了近代江南庙会与农家经济生活的关系。认为缘于特定社区亚文化的庙会消费偏好，成为不合理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阻滞着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生成。

秘密社会是一种变态的民间社会。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孙江考察了近代中国秘密结社的话语系统。作者认为，秘密结社一词起源于西方语言，历经日本语的中转，变为中文里的语汇。秘密结社的原初意义凝聚着东方主义、东洋主义的文化偏见和霸权，因此，在使用秘密结社这一话语时，应当将其与黑社会区别开来。南京大学刘平解析了清代秘密教门中的巫术现象，认为巫术作为秘密教门及其叛乱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荒诞不经成分也包括在中华民族"一般的精神"之中。作者详细分析了清代教门中一般意义上的巫术，如"利用巫医之术引人入教"、"出神、入神--代天言事"、"教门仪式中的巫术倾向"、"教门中的魔幻之术"以及"巫术、魔术在秘密教门叛乱过程中的作用"等等。清代教门作为一种民间秘密结社，巫术等文化现象既是他们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发动叛乱的手段，也是他们无法成就大事、最终解放自己的桎梏。中国人民大学曹新宇通过对明清时期民间秘密教门经卷神话的探索，探析了秘密教门的末世意识和权力思想。教门经卷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完善自身的神话、神谱，而且要把现实社会中的末世论、巫术的、伦理的、果报的、功利观等等社会文化资源尽量据为己有。秘密教门的这种扩张方式与统治者在政治上存在着一定的对立，主要体现在民间教门组织对包含权力性质的文化资源的争夺态势。教门在争夺这些资源的同时又在创造新的资源，从而使得教门神话系统不断更新、不断扩张。

苏州大学徐茂明梳理了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基层组织，将这一系统分为三大类，即官方基层组织、官民共建基层组织及民间基层组织。在官方基层组织中，有按户口编制的里甲制和保甲制、按税粮划区的粮长制、按土地分界的都图制。官民共建的基层组织缘于官方组织的民间化和民间组织的官方化，包括乡约与社学、社仓与义仓等。民间基层组织主要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组织。各种系统互动互补，共同构成基层社会的管理、控制网络。山西大学王先明通过晚清保甲制考察了乡村权力结构及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关系变化。清政府推行保甲制的初衷是力图使其成为独立于乡村权力网络之外的准军事机构，以确保封建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然而试图超越宗族等既有乡土权威体制的保甲制，注定只能在官府和宗族力量的挤压中艰难地生存。19世纪中期团练的普遍兴起，使保甲制觅求到了借以渡过一时难关的新形式。团练虽然衍生于保甲，但在编制原则、社会功能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从而使得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的权力关系更为复杂，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向基层社会让渡了部分权力，形成王朝权力在乡村控制的相对"萎缩"。这一结果恰恰又成为清王朝利用"政治近代化进程"，大幅提升国家权力向乡村伸延的主要动因。

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安徽大学卞利以明清时代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为实例，论证了国家与社会间的冲突与整合。认为明清两代统治者通过制定和调整国家制定法中相关的民事规范，如律例结合、从"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到"诸法合体，民刑有分"的变化、法律规范的形式更加丰富、对民间某些惯例的逐渐确认等等，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减少社会的动荡，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与整合，对农村基层社会的相对稳定具有促进作用。

此外，还有学者撰文研究了民间社团组织。苏州大学李明以苏州市民公社为例研究了清末民初民间社团组织的发展概况和解体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唐仕春探讨了清末民初北京会馆社会资源的流动及其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海军工程大学熊志勇分析了清末社团与兵营间的异动，认为清末社团与军界互动是深化社会政治动员和转型社会突破"瓶颈"的必然要求，并为军人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创造了条件。

六　其他问题

除上述几个相对集中的议题外，会议所讨论的问题还相当广泛，如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学科建设等问题。南开大学张思认为应加强社会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相互交流、沟通，克服当前社会史研究多表现为对过去历史的社会学解说的缺陷，使社会学学者进入历史学领域，历史社会学就是两者沟通的一座桥梁。首都师范大学邓京力主张社会史应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自身的学科范式，这一范式要从深层反映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意义与价值。

早期现代化问题也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中南民族学院许宪隆重新审视了转型时期军阀体制下甘青宁现代化进程，提出了若干新的观点，如甘青宁早期现代化是回族军阀在主流社会推动下的非自觉行为，回族军阀的民族主义思想具有破坏和建设的双重价值，他们与国民政府间存在着向心与离心的二元倾向，表明他们不可能最终完成现代化的领导重任。华中师范大学罗福惠以湖北为例，分析了前现代化时期停滞社会中的重重危机。华中师范大学江满情以财政为中心，论述了湖北省政府在早期现代化中的主导角色。

人物研究是历史研究中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华中师大田彤分析了张謇的"民办官助"思想，认为它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试图突破封建主义的樊篱、发展近代社会经济的强烈要求，谋求"政府"和"社会"有机互动的良好愿望。华中师范大学马敏全面评价了张謇对近代中国博览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军事经济学院龙汉武探论了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思想及现实借鉴意义，香港教育学院李玉梅阐释了陈寅恪的"纲纪依托于经济制度"说，日本千叶商科大学赵军剖析了川岛浪速与清末警察制度的建立，等等，这些文章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近代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动力或阻力。

七　特点与展望

综观本次学术讨论会，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 视野宽广、角度新颖。在以往大众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对婚姻文化、生育文化、赌博文化、骗行文化、巫术现象等方面都有专文探讨，使得社会史的研究更加全面、丰满。值得指出的是，有的学者研究问题的角度比较新颖。如山西大学行龙、毕苑经过长期田野访查，搜集近200种祈太秧歌剧本，以此为蓝本，对清代和民国时期晋中地区社会的民众意识进行了分析。复旦大学王振忠利用了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利用的《陶甓公牍》透视晚清民众生活及社会变迁。美国德克萨斯A & M大学王笛则从街头文化的角度分析晚清地方政治。还有其他一些文章也开创了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难以一一缕述。

(二) 同前几届社会史学术讨论会相比，此次会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研究重点的下移，即从古代社会史研究转向近现代社会史研究，近现代及当代成为社会史研究的热点。提交大会的论文除少数几篇涉及中国古代社会和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外，主要集中在近现代社会史领域，反映了史学界的新动向；还有的文章将研究视域放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显示出史学工作者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历史责任感。

(三) 中青年学者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主力。近几年，在学界前辈的携扶下，社会史研究领域一代中青年学者健康成长。这次会议上出现了不少年轻的新面孔，他们提交的论文大都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准。据不完全统计，出席此次讨论会的学者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他们思维活跃，学术基础较为扎实，预示着社会史研究后继有人，前景广阔。

从这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及讨论情况来看，中国社会史研究将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首先，在研究方法上，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如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语言学、心理学、人口学、人类文化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将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史研究；因此，下一阶段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领域将会更加宽广，视野也将更加开阔。其次，下层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将会成为社会史研究的热点，与之相关的社会基层组织(如农村中的保甲、里甲，城市中的会馆、会所、同业公会等)将会得到更深入的探讨。第三，从时段上说，如前所述，近现代社会史研究将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热点。

〔作者严昌洪，1943年生，教授；彭南生，1963年生，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　430079〕

(责任编辑：王　和)

作者：严昌洪　彭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