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文化发展论文

〔摘要〕权利本位是法治的必然要求，法治与权利本位具有直接相关性和发展同步性。权利本位基于权利先于权力、权利先于义务以及权利先于功利的逻辑，在理论上厘清了法律制度建设的起点、重心和方向问题，为促进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公民文化发展进而推进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公民文化发展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公民文化发展论文 篇1：

城镇公民文化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摘 要： 通过对长沙市公民文化发展现状的调查，结合我国推进城镇化的实际和要求，分析、总结街道社区在公民文化建设上的经验和不足，从“提高市民素质、加大投入力度、依法治国”等方面就城镇公民文化建设予以对策思考。

关键词： 公民文化建设 城镇居民 现状调查

一、本次社会调查的意义、方法及对象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我国将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要实施好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以预见，我国城镇化建设以大跨越方式迈进，数亿农民将转变为城镇新市民。如何进一步提升广大市民的文明素质，使之真正成为适应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市民呢？根据党的十八大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大力开展先进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建设，是提高市民文明素质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所以，认真调查了解当前城市街道、社区公民文化建设状况，总结、推广成功的先进经验，发现、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设性的改进措施，是提高广大市民的文明素质、提高我国城镇化质量的一个紧迫课题，其意义重大。

2016年7月，本课题以长沙地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重点走访、组织小型座谈会等多种形式深入街道、社区调研，发放问卷共计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76份。调查对象性别男女分别占47.06%和52.94%，调查对象年龄包含各个阶段，以20岁-50岁人群为主体。调查地域是长沙的二县四区，宁乡县、长沙县、天心区、岳麓区、望城区、雨花区。市民的文化层次方面，小学占6.72%，初中占22.06%，高中占26.26%，大专占25.21%，本科及以上占16.81%，其他占2.94%。调查对象的政治面貌，以群众居多，其次为共青团员、共产党员、民主党派成员。样本涉及文化教育科技人员、工人、公务员、个体经商户、企业主和普通市民等对象。

二、城镇社区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建设现状

（一）基层政府开展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建设的基本情况。

调查显示，市民认为基层政府开展公民文化建设，对提升市民文明素质、促进培养“四有”新人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存在工作作风、力度、方式等需要改进的地方。

1.基层政府在公民文化建设方面的行为情况。市民认为所生活区域的基层政府的党务、政务、财务公开程度，非常公开的占7.98%，比较公开的占33.40%，而不够公开和不公开的分别占38.87%和19.75%。有11.76%的市民认为基层政府对“黄、赌、毒”治理很好，29.62%的市民认为较好，43.28%的市民认为一般，15.34%的市民认为不好。市民认为基层政府能经常慰问鳏、寡、孤、病、残等弱势群体的占17.23%，偶尔慰问的占33.19%，没有慰问的占24.58%，不知情的占25%。上述统计说明近四成的市民很满意基层政府的“三公开”行为，占41.5%的市民认为“黄、赌、毒”的治理状况很好，四层三的市民认为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很好。

2.基层政府在公民文化建设方面的宣传情况。调查表明，在党的政策法律法规、安全、卫生和科普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市民对所在基层政府工作的评价，有7.56%的非常满意，39.08%的比较满意，39.71%的不太满意，13.66%的不满意。所在街道、社区或乡镇是否重视《市民公约》的建设与宣传方面，市民认为非常注重的占7.35%，认为比较注重的占41.18%，认为不太注重的占38.45%，認为不注重的占13.03%，半数市民对政府表现给予肯定评价。在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市民对基层政府或社区干部的宣传组织工作持满意评价的为5.25%，比较满意的为42.23%，不太满意的为38.45%，不满意的为14.08%，半数的市民是很满意其工作的。

3.基层政府在公民文化建设方面的投入情况。就生活街道、社区是否有较完善的群众性的体育、文化、娱乐设施，市民认为有且很完善的占5.88%，有且较完善的占29.41%，有一些但尚未完善的占47.27%，没有的占17.44%，可知群众性的体育、文化、娱乐设施还不能完全满足市民的需求。对基层政府在居民生活环境的“美化、绿化、净化”的投入评价中，有9.24%的市民认为投入多且非常满意，43.07%的市民认为投入较多且较满意，41.39%的市民认为投入不多并一般，6.30%的市民认为投入较少并不是很满意，半数市民是认可基层政府在环境领域方面的工作的。

（二）市民在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建设中的基本情况。

市民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座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所以了解、掌握市民群体文明素质、道德水准等情况，在推进公民文化建设中尤为必要。

1.市民参与社区活动情况。据统计，有9.45%的市民经常参加基层政府组织的群众性文体、科教活动，28.78%的市民大多能参加，51.89的市民很少参加，9.87%的市民从来不参加。占9.03%的市民每一次都参加小区组织的有关自己和公共利益的投票活动及社区选举，33.82%的市民大多参加，42.65%的市民不太经常参加，14.50%的市民不参加。结果表明，四成的市民经常参加街道、社区组织的文体、科教活动。

2.市民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态度。调查显示，达20.17%的市民非常愿意家庭生活垃圾由社区统一回收、处理并愿意交保洁费，47.06%的市民比较愿意，25.42%的市民不太愿意，7.35%的市民不愿意。占63.03的市民愿身体力行地响应政府提倡低碳绿色生活方式，26.05的市民愿尽力做到，8.19%的市民认为很难做到，2.73%的市民认为根本做不到。有2.73%的市民在买到假冒伪劣商品时采取打官司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41.39%的市民向消协投诉，30.67%的市民私底下解决，25.21%的市民自认倒霉。由上得知，近七成的市民愿意交保洁费，89%的市民愿意力行低碳绿色生活方式，大部分市民能采取理性方式维护自己的消费者权利。

3.市民文明、道德素质情况。市民的文明程度、精神面貌和生活作风等是一座城市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高达八成五以上的市民完全不可容忍赌博、吸毒、卖淫嫖娼、家庭暴力、对邻里恶语、不赡养老人、强买强卖等行为，也有六成五以上的市民完全不可容忍乘车逃票、不遵守交通规则、购物不排队、侵占楼道、损坏公共设施等行为，还有五成八以上的市民完全不可容忍随地吐痰、乱涂乱画乱张贴、损坏公共绿地、乱设摊棚、乱建违章建筑、在公共场所喧哗和吸烟等行为。上述情况说明，多数市民拥有较强的文明和社会公德意识，但部分市民的品行有待完善。

三、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建设的对策思考

为了适应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需要，我国公民文化建设应与时俱进，用改革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着力强化市民的公民意识，提高文明程度。

（一）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提高市民素质。

建设现代化城市不仅要创造大量物质精神财富，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因为高素质的市民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城市形象的一张名片，是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教育是培养高素质市民的首要途径，政府应在中小学和高等院校积极落实民主政治与法治意识教育，提高年轻市民的公民文化素养；其次，街道、社区通过各种活动寓教于乐，让市民热爱国家，尊重劳动、尊重知识，诚实友善待人，自觉履行《市民公约》，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提升城市文明水平。再次，借助道德讲坛、市民学校推动居民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方面的建设。

（二）坚持依法治国，落实基层民主。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因此培育市民的公民意识要从法制建设着手，坚持依法治国，使之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基石，以及人民当家做主的实现途径和方式；进一步简政放权，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着力解决政府干预多、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完善城市居民自治，鼓励市民参与街道、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切实让市民亲身感受到自己的建议、合法权益得以尊重和维护，进而认识到参与基层民主生活的重要价值，激发市民投身于社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中，逐步、依法、有序实现公民的政治权利。

（三）加大公民文化建设投入力度，普及文明与科学知识。

调查表明，许多街道、社区的体育、文化、娱乐设施还很不完善，“美化、绿化、净化”环境领域的投入尚不能满足市民需要。这就要求各级政府从民族复兴的高度，认识和把握公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立足国情社情，逐年增加其经费投入，保障以扎实、有力的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此外，高素质市民群体的形成还在于政府要营造健康向上的公民文化环境，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教育，让市民處处能受其熏陶，普及文明与科学知识于城市每个角落。马克思曾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创造与改善同先进公民文化建设相适应的环境尤为必要。

（四）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首先，一手抓树立正面典型，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广大市民见贤思齐。我们可在市民群体中广泛开展文明之星、奉献之星、学习之星、创业之星等评比活动，促使市民们感受到身边这些榜样的可亲、可敬、可学；把从榜样身上领会到的高尚道德情操和观念内化为自己的理想信念，转化为正确行为。其次，一手抓市民的不文明行为处罚和不道德行为的监督。像随地吐痰、乱涂乱画、损坏公共设施等行为，就不能单纯依靠道德手段调节、约束，应与行政处罚手段相结合，治理效果才会倍增；诸如赌博、吸毒、家庭暴力、不赡养老人等恶行，应予以揭露、谴责、曝光，街道、社区干部和民警适时介入，严肃批评教育，及时处理，使各类伤风败俗的丑行无处藏身，消灭于萌芽状态。

（五）发挥大众媒体和网络在公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大众媒体应将优秀公民文化的推广与普及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之一，积极传播其内容和价值，在社会营造宽容、理性、开放的公民文化氛围，引导市民形成积极向上的公民意识。面对当前网络时代，政府还可借助网络的便捷、互动、广泛性，推动广大市民借助手机、电脑和互联电视等进行网络参政，为其提供政治表达、民主监督、建言献策的渠道，从而迅速提高市民的民主素质和参政议政的能力。进而为政府进行公民政治社会化节省较多时间和费用成本，同时增强市民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社会的稳定，促进我国先进公民文化的建设。

参考文献：

[1]韩喜平，吴宏政.国家核心价值与公民文化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

[2]孟固.社区文化与公民素质[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作者：李涛

公民文化发展论文 篇2：

法治视域下的权利本位解读

〔摘要〕 权利本位是法治的必然要求， 法治与权利本位具有直接相关性和发展同步性。 权利本位基于权利先于权力、权利先于义务以及权利先于功利的逻辑，在理论上厘清了法律制度建设的起点、重心和方向问题，为促进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公民文化发展进而推进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法治；权利本位；权力；义务；功利

〔

法治是人类社会的需要，权利是人性的需要。现代法治是在反思传统人治模式弊端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更加关注并改善人们的现实际遇和法律期望。而权利能否得到尊重和保障，关乎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任，关系到法治的成效以及人们在何种程度上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治理方式转变和权利解放的过程来看，法治和权利本位皆是历史的必然，权利本位则是法治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突出强调了确立宪法与法律权威、约束公权、保障民权、建立公众参与的立法和政府决策机制，进一步凸显了施行法治和保障公民权利之间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阶段，明确权利本位与法治的关系以及权利本位的理论意义，对于保障国家法治化建设朝正确方向迈进十分必要。

一、权利本位是法治的必然要求

法治是依据法律的治理，法律只有以权利为本位，才能重视人的价值，规范社会秩序，为人的发展留置足够的空间，因此法治的进步伴随着权利解放的过程，权利本位成为法治的明显特征。 法治的内涵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传统法治将法律作为统治的一种手段，往往带有封建时期人治的痕迹。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在反思传统法治的同时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其内涵有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法治中“法”的内涵变化，由过去仅仅作为工具性的法律制度，到如今既强调工具性的法律制度，又强调价值性的法治精神，实现了法治形式意义与实质意义的统一，为法治权威的真正确立提供了可能；二是法治中“治”的内涵变化，过去强调统治的方式，如今借鉴现代治理理论更加强调治理的方式，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结构的互动性、治理过程的高效性以及治理的法治性。

权利本位概念涉及法学、政治学和伦理学三大领域。在法学领域，权利本位指在权利与义务的法律关系中，权利起根本性、决定性和主导性作用。权利构成法律体系的核心，是法律体系规范的基础和基因，决定并影响着法律体系中其他许多因素。在政治学领域，权利本位是指在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中，由权利主导的国家运行规则和运行体制 〔1 〕。伍俊斌将权力视为政治国家的运行规则，而将权利视为民主社会的运行规则，在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时代，必然坚持权力本位。而当市场经济促使国家与社会两重分化，加之民主力量发展壮大，必然要求把属于社会的权利还给社会，克服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在伦理学领域，权利本位是指在权利与功利的关系中，坚持权利在价值上先于功利，反对出于功利的目的，对权利进行量化和计算。罗尔斯认为，他人的福利不能否定每位社会成员基于正义或自然权利而具有的不可侵犯性 〔2 〕。

权利本位是法治的必然要求， 法治与权利本位具有直接相关性和发展同步性。法治与权利本位的直接相关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双方内涵的同构性，即法治与权利本位都强调法律的保障作用，法律保障既是权利本位得以践行的外在条件，也是法治赖以实行的基础，离开法律的保障，两者都无法真正地付诸实践；二是双方发展的关联性，即法治与权利本位的发展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从社会进化的角度出发，社会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本质变化是同一过程，法治与权利本位都是社会进化的结果，由权利本位主导构成的法治心理对应的是特定社会的法治状态 〔3 〕。法治与权利本位发展的同步性表现在： 法治作为法律在全社会得到公认和普遍施行的一种社会状态，其发展水平与民众的权利本位心理发展阶段是一致的。法治中的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中形成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决定了法律的变化，也决定了法治的变化 〔4 〕。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都是社会活动的结果，人是社会活动的基本主体，人的思想意识和心理状态既是社会现实的产物，很大程度上又反作用于社会现实。

二、权利本位的理论逻辑

权利本位的内涵涉及政治学、法学、伦理学三大领域，而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处理与权力、法律还有治理正当性等有关问题，在理论上必然同样涉及上述三个领域，这使得对于权利本位的探究必然有助于法治理论的进步。权利本位对于法治的意义必然建立在其理论逻辑基础之上，且对应其内涵中三大领域里的三对关系，即权利与权力、权利与义务、权利与功利，而权利本位即坚持权利先于权力，权利先于义务，权利先于功利。

（一） 权利先于权力

权利先于权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时间上，权利产生在先，权力出现在后；二是在价值上，权利是权力的来源和基础，权力为权利服务。

洛克在社会契约论中认为，人们在自然状态下享有并行使各种自然权利，但这种情形难以持久存在，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必然要求公共权力来维持稳定，于是政府在人们订立契约下应运而生，人们授权政府运用其统治权力 〔5 〕。这一判断有其背后的逻辑，即民众的权利先于政府的权力，政府权力来源于民众的权利。诺齐克针对无政府主义关于国家可能通过垄断暴力而侵犯个人权利的观点认为，最弱意义的国家可以通过不侵犯任何个人权利而从无政府状态中产生，国家权力运行的范围应以民众让渡的权利为界限。他在权利与权力关系问题上贡献了两点，一是权力不能侵犯权利，二是权力以权利为界限。从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角度讲，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保障，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存在的合法性依据，而非来自于国家的恩赐。我国宪法也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同样肯定了权利先于权力而后规定权力的逻辑。张文显在观察传统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中，发现本应成为权力运行边界的权利很大程度上处于前者的禁锢之中，而主张权利本位，就是要给权利“松绑”，将权利从权力中解放出来，以摆脱人治状态下官本位的封建遗迹，实现政治与经济、政府与市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相对分离，进而促进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理性化以及社会现代化 〔6 〕。这一说法表明权利与权力在应然意义和实然意义上的反差，实现现代法治需要促进二者的统一。

（二） 权利先于义务

法律是一套以权利与义务为内容调整社会关系的体系，其存在的意义在于规范社会秩序、维护公平正义，最终的目标和价值在于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充分且正当的权利是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权利是法律的目的，义务是实现权利的手段，权利本位主张权利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价值上先于义务。

权利在逻辑上先于义务，即权利与义务分别为第一性、第二性的因素，前者是后者存在的根据和意义。国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人们的权利，为其追求自身利益提供可能，而义务则成为追求利益所应承担的相应责任。拉兹明确解释了这种权利先于义务的逻辑，他认为，权利一方面是个人承担义务的理由，另一方面又是给个人设定义务的理由 〔7 〕。权利在价值上先于义务，即权利是义务的来源，义务从属于权利并且为权利服务。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宗族与政治力量主导社会的封建时期，义务是法律的本位。权利取代义务成为法律的本位是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需要，是历史的进步。权利本位匡正了法律的价值，使其尽可能为人们的自由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而反对义务本位，也意在消除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消极行为。张文显认为，权利最能把法律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一方面反映人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另一方面反映法律制度的原则和精神，法的真谛就在于对权利的认可和保护。

（三） 权利先于功利

功利主义也叫最大化的幸福原理，其逻辑是如果某项行动给社会带来的幸福超过其对社会产生的痛苦，在道德上便是正当的。因此功利主义允许为了实现更大的公共利益而牺牲小众的利益。权利本位反对出于功利的目的而对权利进行简单计算，不应为了功利而牺牲权利。

功利主义从理性人的假设出发，认为理性的人会对利益的得失作一种权衡，为了更大的利益而牺牲较小的损失不仅是理性的而且是正当的。罗尔斯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某些人的观念并不能代替其他人的观念，每个人都具有基于正义或自然权利而形成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不会因为他人的福利而被否定。所以，不管是制定政策、制定法律或是作出判决时，任何人都不能以公共利益之名肯定某一多数群体的利益而忽略另一少数群体的利益，即便有时看起来 “合情合理”也不能强制性付诸实施。德沃金认为，人人都有权做某些事情，这种行为的发生不能因为妨碍公共利益而随意被政府阻止。当然，权利虽然神圣但并非不受限制不可剥夺，权利与自由一样并不是绝对的，因而一定的权利始终伴随一定的义务，绝对的权利必然导致冲突。当权利之间发生冲突，就要分析权利间价值的先后，例如一部分人的娱乐权和另一部分人的休息权，政府可以为了保护一种权利而限制另一种权利。夏勇从人权角度出发认为，人权是反对功利主义的，权利的实质其实就是以人为本，而功利主义扭曲了这种本质，反对功利主义不仅应该从法律上而且首先应该从思想上加以杜绝。

三、 权利本位为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

法治离不开权利本位，权利本位的理论逻辑能够为法制建设明确起点、重点与方向，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保障民主制度稳定运行，为公民文化培育增添动力，从而为法律权威性的确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坚实的法制、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

（一）坚持权利本位有利于法治国家法制建设的完善

法治建设需要法制的进步，所谓“良法善治”即是说有了良好的法制才能有良好的治理。亚里士多德认为，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普遍服从的法律是良好的法律，二者同为法治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良法在捍卫权利自由、惩治犯罪、维护正义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捍卫权利是良法的重要特征，只有当法律以权利为价值目标和服务对象时，才能明确自己的本质和方向，正确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并在各种制度设计中体现这种本质，使得法制能公正地为每个人服务。

人们履行义务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为了更好地享受并行使权利。公权力部门基于自利倾向或功利主义视角可能会要求民众履行不合理的义务，若民众习惯于无条件服从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专制政府与臣民社会，这与法治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孙笑侠认为，“权利本位”作为一种价值观，对立法者、执法者以及守法者提出了一种“应当怎样”的要求 〔8 〕。立法者制定法律应以权利为出发点和目标，如此才能合理地分配义务；执法者执行法律，只有以保障权利为目的，才能敦促义务履行者为此目的服务；守法者因为权利获得尊重和保障，才会正确地对待权利、义务，珍惜并合理地运用权利，主动而乐于履行义务。权利本位虽然不能解决法学与法制中的一切问题，但却能对人的观念深处以及某些制度内部的不合理的东西加以清除，促使法制建设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完善。

（二）坚持权利本位有利于促进法治国家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法治作为一种治理的状态属于上层建筑的内容，必然需要相应的经济条件作为基础。生产力低下、生产关系相对简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应的是传统人治社会，而生产力高度发达、生产关系复杂化、需要完备法律确定人权、物权的市场经济对应的是现代法治。经济境遇的改善使得人们对现状有了更多的期待，也会有更多精力和动力去追求更好的治理，市场经济的健康稳步发展是法治进步的重要条件。

权利本位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在市场经济中坚持权利本位就是肯定市场主体权利的合法性、正当性，权利本位主要是通过权利本位法和权利本位思维来改善市场经济发展的。权利本位法通过对基本人权的保障，为每个人自由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权利本位法通过对物权的保障，如专利权保护制度会依法保护市场主体的知识产权，对促进市场创新作用显著；从权利本位角度出发实现政商分离，把属于市场的权利归还给市场，不仅能够给予市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更多自主的空间，还能防止因为权力使用不当等因素扰乱经济规律现象的发生，这对于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童列春认为，权利本位是市场经济成熟的表现，当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政治的干预往往能够起到引导和规制的作用，而当市场经济渐渐成熟时，自身的发展能力和纠错能力都显著提升，这时更需要给予其足够的权利和自主的空间，才能充分释放市场的潜力 〔3 〕。

（三）坚持权利本位有利于保障法治国家民主制度的平稳运行

法治需要一定程度的民主来支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所有公民一律平等，公民在决定国家政治制度和管理国家方面拥有平等的权利，因而在监督并防止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权利进而促进法治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权利本位主张权利先于权力、义务和功利的观念制约了权力至上和臣民意识的形成，能够增强公民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和自主意识，其与民主制度的理念是相通的。

伍俊斌认为，以权力为本位的国家主导运行规则必然会泛化为整个社会的运行规则，权力自身表现为依靠国家暴力的强制力，鉴于权力滥用进而失衡的自然倾向，必然会发生侵犯权利、破坏民主与法治的现象。而从权利本位出发，将权利作为权力的来源和运行界限，就能在社会心理上建立起约束和引导权力的机制，就能起到平衡权力、保障民主的作用。立法者从权利出发进行义务的分配与设定，执法者从权利出发实施法律，权利主体从权利出发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当社会主体普遍视权利为先于权力、义务和功利的价值后，就能以主人翁的心态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政府决策因为有了广泛的参与而更加科学，民主制度也因为有了这种参与和互动而大大增强了自身的承受能力、应变能力和自我完善能力 〔6 〕。

（四）坚持权利本位有利于法治国家公民文化的培育

法治强调对于法治精神的弘扬和治理模式的创新性，公民社会是孕育这种法治精神和治理理念的土壤，公民文化则是其中的给养。首先，公民作为与人治相对的概念，本身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自主性和平等性；其次，公民文化追求一种认同，公民对于平等和权利的追求自然会转变为对法治的支持以及对法治文化的认同；再次，公民文化中包含着参与意识和宽容意识，公民存在“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但不至于损害政府的权威，存在着卷入和信仰但它们是有节制的” 〔9 〕。公民文化内部的这种制约使其成为一种理性共事的平衡性文化，在增强政治系统稳定性的同时也能维护法律的权威。

权利本位能够增强公民的权利意识，同时权利本位并不反对权力和义务，公民在增强其权利意识的同时也增强了其责任意识，能够维护政府与法律的权威。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权利本位的法律环境下，公民能够明确意识到自身在国家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意识到自身享有正当的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权利，因而能够理直气壮地依法维护自身权利并同违法侵权现象作斗争，既弘扬了法治精神，又推动了社会治理的进步。其二，与从权力本位和义务本位出发只会导致专制政权和臣民社会不同，从权利本位出发，公权力部门就能够真正理解并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民众也能够积极回应政府的施政效果。其三，权利本位的法律与权利本位的思维成熟之后，公民因为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实践、熏陶和感染，潜移默化地就会增强对自身公民身份的认同、公民权利的珍惜，整体的公民文化也会渐趋成熟。

〔参 考 文 献〕

〔1〕〔俄〕马图佐夫.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J〕.苏维埃国家与法，1983（1）.

〔2〕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M〕.Boton：Harvard Univesity Press，1971：89 .

〔3〕童列春.民众的权利本位心理是法治的社会基础〔J〕.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4〕俞礼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226.

〔5〕〔英〕洛 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3.

〔6〕张文显.权利本位之语义和意义分析：兼论社会主义法是新型的权利本位法〔J〕.中国法学，1996（4）.

〔7〕Joseph Raze. The Morality of Freedom〔M〕.Oxonian： Clarendon press，1986：167-192.

〔8〕孙笑侠.权利本位的基点、方法与理念〔J〕.法学争鸣，2014（4）.

〔9〕〔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439.

责任编辑 李 雯

作者：文焱峰 何英剑

公民文化发展论文 篇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

[摘要]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道路，是由破到立的文化发展道路，是群众路线的文化发展道路。是城乡统筹的文化发展道路。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们取得了伟大成就和重大进步，归根结底在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四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包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路径探索，是实现中华文化现代化的伟大征途。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道路

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道路不是理论家一时心血来潮的学术预设。而是建立在深刻的历史反思并深入地总结近代以来围绕文化论争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来的。并在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检验得出的结果。近代历史上诸多仁人志士提出从融会贯通中西文化人手寻求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张，尽管他们还没有摆脱一元化文化发展观的束缚，但毕竟表现了一种健康的文化心态和高瞻远瞩的文化观。综合创新的发展道路，就是要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模式，排除盲目的华夏中心论与欧洲中心论的干扰。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古今中外的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和结构形式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审慎的筛选，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经过辩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文化。

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道路是在形式上逐渐定型，在内容上日趋完备。在实践中日益成熟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就曾批判过把中西文化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对于那些数典忘祖，“言必称希腊”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加挞伐。称他们对于自己的东西“一团漆黑”，剩下的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如何正确对待中西传统文化?毛泽东论述到，“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对于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割断历史，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才能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道路成为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经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发扬全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积极吸收各国文明的先进成果，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不断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从思想上精神上正确武装和不断提高起来。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80年来，我们党高举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旗帜，努力建设和弘扬反映革命、建设和改革要求的新文化，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和国外渗透进来的腐朽没落的旧文化，从思想上精神上极大地解放和激励了广大干部群众，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形成了凝聚人心、统一意志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走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道路，就是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具有现代眼光和世界视野，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努力增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感召力。把亿万人民紧紧吸引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旗帜下。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由破到立的文化发展道路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完美转变：一次是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向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执政党转变：一次是从一个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执政党，开始向对外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执政党转变。其领导的文化建设走过一条由破到立、由解构到建构的发展道路。所谓“破”，就是要破除一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旧文化；所谓“立”，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作为革命的党，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革命文化。是一种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革命话语，其批判性、政治性锋芒毕露，充斥着否定性和破坏性。砸碎一切旧世界，不破不立，这种革命文化的惯性并没有在新中国建立后就停下脚步，直到“文革”结束，思想大解放运动从思想政治领域深入到精神文化领域后，革命文化的思维模式才渐渐远去。当然，作为一个建设的党，改革开放前也尝试进行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但忽“左”忽右的摇摆和内耗，使其建设性、发展性并不十分鲜明。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经济建设话语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作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完成了转型。文化建设摆脱了政治的奴婢，但又很快成为了经济的配角，娱乐性、经济性日益成为文化的必须追求。20世纪80—90年代流行歌曲、广告招贴画、交谊舞大赛、模特儿表演、卡拉OK、台球、电子游戏、街头书摊、通俗读物、大型演唱会、职业体育比赛……“众神狂欢”的文化表达方式让一些理想主义学者忧心忡仲。这种新兴的文化业态，在世纪之交从文化产业的角度，迅速进入党和国家政策关注的视野。超越主流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的纠葛，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文化除了意识形态属性之外，还具有产业性、经济性；作为基本的权益，文化不应是少数人的享受，而是广大民众共享的利益。因此，在一手抓公共文化建设，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同时。还要一手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满足人们多种文化需求，让人们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群众路线的文化发展道路

在城市广场和街头巷尾，华灯初上，音乐响起，男女老少纷纷加入跳舞方阵、健身队伍，尽情享受着国泰民安的祥和与快乐；在农村农闲时节，秧歌队、锣鼓队的整齐节点响彻院落。喜悦之色开满一张张幸福的笑脸。这些不期而遇的场景，就是群众路线的文化发展道路的生动展现。 首先，走群众路线的文化发展道路是在文化发展中贯彻落实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的必然要求。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

党长期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坚持执政为民、紧紧依靠人民、切实造福人民，在充分发挥人民创造历史作用中体现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作为改革开放30年十大宝贵经验之一，重申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因此，走群众路线的文化发展道路。就是要发展文化为了群众、发展文化依靠群众，文化发展成果让人民共享。

其次，走群众路线的文化发展道路具备高度的社会效益。由于群众路线的文化发展道路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基础和自然的亲和力、凝聚力，开展多姿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具有整体效应。一是促进了广大城乡居民整体素质和文明程度的明显提高。二是促进了治安环境的明显改善。维护了社会稳定。三是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四是促进了民间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延续了传统文化精神，增强了民族精神家园的认同感。

再次，走群众路线的文化发展道路就是要抓好群众文化活动载体。只有经常举办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才能不断地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神食粮，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品位。在群众文化活动中。鼓励群众积极主动参与是第一要务，必须把广泛的参与性放在第一位，这也是群众路线的基础。人民群众是文化活动忠实的观众，也是文化活动躬身的践行者。走群众路线文化发展道路必须构建以县级为龙头、镇级为纽带、村(社区)级为基础、家庭为补充的“四级群众文化网络”，积极开展以文化广场为舞台的主题化、系列化社区文化活动和以农村为基地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让文化专业户和文化能人成为基层群众文化的生力军。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城乡统筹的文化发展道路

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都是从农村开始的，都走过了一条由农村到城市的发展道路，但是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必须走城乡统筹发展之路。由于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相比于城市文化的巨大投入，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显得十分落后甚至缺失，农村文化几乎成为落后的代名词。这是从大环境下考察的，具体到个人，人们出生伊始所具有的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自然禀赋，诚然是个体无法自我选择的。但是作为政府的责任和社会制度的正义原则，却必须通过社会调节，让每个公民都有相同的机会享受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因性别、年龄、户籍、民族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文化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一种体现，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基础，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等现代化脚步的加快和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绩，国家有能力、有条件实施统筹城乡发展，以城带乡，以工补农，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普照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走上了城乡文化统筹发展的道路。

农村文化是传统文化栖息的居所，是中华文化的故乡，尽管它房屋破损，环境杂芜，但稍加修葺整治，依然光芒四射，鲜活诱人。城市文化可以带给乡村以现代经营和服务理念、健康的生活方式，给自给自足、自在自为的农民注入公共意识和民主精神，给乡村熟人社会加人市场经济的契约观念和法治意识。城里人享受农家乐、体验古镇游，带来了大量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加强了城乡之间交流与融合。农民进城务工，接受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享受城市文明成果。就在这一来一去当中，城乡居民既能享受时尚高雅的城市文化，又能浸染自然淳朴的乡村风貌。

城乡统筹的文化发展道路不是要消灭城市文化或农村文化，而是消弭二者的巨大差距。统筹城乡文化发展。阵地建设是基础，产业发展是支撑，城乡互动是关键。一要搭建“一体两翼”的发展框架。一体，就是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格局，在城乡之间搭起文化交流的通道，形成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交融共生，城乡文化优势互补、良性互动。不再是以前单纯的送文化下乡，或者就农村说农村，而要使农村文化改变过去单体自我循环，引人城市文化的优质的东西，实现双向互动。两翼，一翼是建设农村文化活动阵地，以城带乡，把城市丰富的文化资源扩展到广大农村地区；一翼是发展农村特色文化产业，以农补工。民间的特色文化得以发扬，传统的文化古镇得到复兴。二要形成城乡文化互动机制。包括建立文化援助机制、文化青年志愿者机制、艺术院团校骨干到基层指导工作挂职锻炼机制。组织大学生进农家，以先进文化服务于新农村，让乡风民俗感动校园。为村企结对子牵线搭桥，促进乡村文化软件、硬件建设，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在周围农村增值。与此同时，城市举办节庆活动。组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进城展演，让农家绝活吸引城里人眼球，促进城乡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进步。

责任编辑　于朝霞

作者：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