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诉讼分析论文

摘要：新修订的民诉法58条将公民诉讼代理人（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除外）限定为：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公民诉讼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公民诉讼分析论文 篇1：

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对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启示

【摘要】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曾说：“正义的第二种涵义——也许是最普通的涵义——是效率[1]。”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在：具体的起诉事由上作出明确的规定，督促政府勤勉地执法及企业守法；诉前通知程序的设定，避免案件立刻进入耗时费力的诉讼程序；在救济方式上，多数情况下运用快捷的禁令方式。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在提高诉讼效率上的设计，值得我国借鉴，提高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效率。

【关键词】效率；诉讼效率；环境公民诉讼；环境公益诉讼

环境纠纷，是针对不特定多数人遭受由环境问题引起的人身、财产权益和环境利益受损的纠纷。很少有人愿意运用诉讼程序，花费自己的财力、人力和时间去保护环境利益这样一种公共利益，让大多数人不必付出任何代价就获得良好的环境，即出现“搭便车”现象[2]。如何使一些环境纠纷有效率地在法庭上得以解决，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environmental citizen suits）中，任何人可以在环境公共利益正在遭受或有遭受侵害的可能时，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停止违法行为。同其他诉讼方式一样，它看起来并非是一个有效率的事物——诉讼时间长、成本大、诉讼限制多等，但其特有的诉讼程序在解决环境问题上却具有效率性。

一、效率和诉讼效率

（一）效率的含义

“效率”一词很频繁地被使用，但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有差异的。在汉语语境中，“效率”一词的大体含义就是一定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以此来表达做事的快慢。在英语世界里，被中文翻译成“效率”的单词是“efficiency”，是指不浪费时间或金钱的前提下完成事务的质量。“不浪费时间”是“efficiency”在时间上作为衡量快慢的标准，“不浪费金钱”是“efficiency”在财务上作为节省的标准，“efficiency”还要求在结果上质量更好。可以看出，“efficiency”翻译而来的“效率”是汉语语境中“效率和效益”的综合。

效率一词最多出现于经济学学科中，通常指称为“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或“帕累托最佳配置”，或“帕累托最优①”，满足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就是具有经济效率的，但现实世界中几乎不可能达到这个状态[3]。法学中所用的效率就是从经济学学科中引用而来的，是经济分析法学必须讨论的核心概念。

（二）诉讼效率

在我国法学界，效率常和公正一同被提起，这主要源于我国人民法院努力将“效率与公平”作为永远的司法工作主题。很多学者分析诉讼效率和程序公正的关系、冲突和协调时有不同的看法，有认为诉讼效率和程序公正相互冲突，也有认为程序公正和正义是建立在效率概念基础上的另一种效率概念[4]。从效率一词的含义出发，诉讼效率不仅描述诉讼进行的快慢程度，还描述一个案件经过整个诉讼过程所花费的人力、物力、设备等司法资源，衡量诉讼相关法律规定是否被充分运用或在运用中有什么缺陷。通过诉讼解决纠纷是我国目前正在努力建设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方式，所以诉讼效率是司法效率的关键。2012年我国最新《中国司法改革》白皮书提出：“近年来，诉讼案件大幅增加，人民法院在对案件性质、繁简程度综合考量的基础上，将案件进行繁简分流，不同案件适用不同的审理程序，使案件性质与审理程序相一致，促进了审判资源配置优化和诉讼效率提高。”可见，诉讼效率的提高主要是围绕“审判资源优化配置”的案件受理标准、诉讼程序的繁简分流、案件性质与审理程序相一致等内容的完善。

二、美国环境公民诉讼的诉讼效率

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被认为是最发达和成熟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产物。政府环境责任在1970年制定的美国《环境政策法》中得到明确的规定。1970年《清洁空气法》（the Clean Air Act）首次在其第五篇中规定了“公民诉讼条款”（citizen suits），国会希望通过公民作为“私人检察官”提起公民诉讼的方式来填补执行中的困难，确保政府勤勉地执法和企业守法。美国至今已有16部联邦环境法律规定了公民诉讼条款[5]。环境公民诉讼制度运行四十余年，突破过去公众参与环境决策主要依靠听证的局限，为政府提供了以更少成本用于公众参与环境政策的制定[6]。

（一）环境公民诉讼的起诉事由

环境公民诉讼的起诉事由，也即公民可以对什么样的违法行为提交法院进行处理。美国联邦环境法律层面不存在一个统一环境公民诉讼条款规定，不同的环境法律之间对被诉行为的规定不尽相同，但所有公民诉讼条款的起诉事由都被界定为特定的违法行为。以《清洁空气法》为例，它将起诉事由分为三大类[7]：（1）包括联邦政府及由美国宪法第十一修正案许可范围内的其他政府机构在内的“任何人”（any person）。当然，只有在有证据证明违反排放标准或排放限制，以及违反与标准或限制有关的州或行政长官的命令时才被提起公民诉讼；（2）联邦环保局（EPA）局长的被诉行为限定在实施环境法律或在责任范围内的失职行为；（3）第三类被诉行为是未经批准而新建、改建或打算新建、改建污染排放设施，以及违反取得批准的条件的行为。美国环境公民诉讼作出如此明确的规定，避免了当事人在不辨可诉行为之前盲目提起诉讼，也引导原告有针对性的提起诉讼。

（二）诉前通知程序

美国公民诉讼的诉前通知程序是指起诉人必须在起诉前将书面的“起诉意愿通知”送达违法者、环保局（EPA）局长、州政府。诉前通知送达之日起满60日，起诉人才可以向法院提起公民诉讼。以联邦《清洁空气法》中的诉前通知程序为例[8]：（1）针对违反排放标准或排放限制的行为，以及违反与标准或限制有关的州或行政长官的命令的行为，在起诉前60日内要将通知送达环保局（EPA）局长、被诉行为所在地的州政府以及违反标准、限制或命令的人。对于一个案件，如果环保局（EPA）局长、州政府已经履行责任并尽责地要求遵守标准、限制或命令，任何人都有权参与诉讼；（2）针对环保局（EPA）局长失职的案件，原告将诉前通知送达环保局（EPA）局长之日起60天内不得提起诉讼，除非该公民诉讼中的被诉行为是7412（i）（3）（A）或（f）（4）所规定的或者违反由环保局（EPA）局长依据7413（a）签发的命令的，那么诉讼可以在送达诉前通知后很快被提起。但并非所有公民诉讼有关制度都规定案件必须经过诉前通知程序，有关毒性污染物或紧急事件的案子可以免除诉前通知程序，以便争取时效[9]。在违反标准、限制或命令的情形中，则不管何种污染者类型，环保局（EPA）局长和违反行为发生地所在区域的环保局（EPA）地区局长都要被通知，另外还有对特定法律条款负有责任的行政部门领导人也要被通知[10]。

诉前通知程序设立的目的不仅仅是防止不加节制的公民诉讼引起滥诉，防止公民对行政机关、行政长官等在环境决策上进行干扰。更重要的是对设立环境公民诉讼制度的初衷的契合，即督促政府勤勉地履行职责和企业守法，只要达到这个目的，案件是否进入诉讼程序并非关键。另外，由于诉前通知60日的期限，很多违法的污染者就可以在60内停止违法行为，避免或减少了美国环境执法中严厉的罚款。由于诉前通知程序的规定，使公民诉讼期限整整延长了60天，看似使得诉讼效率大大降低，而结果却相反，很多环境案件没有正式进入诉讼程序便终结，对环境案件起到了一定的分流作用，节约了司法资源。

（三）救济方式之禁令

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带有公益性质，目的是保护公民环境利益，诉讼中不产生损害赔偿，罚金（civil penalties）的判处条件十分有限，禁令（injunction）就成为了主要救济手段。在公民诉讼条款出现在联邦环境法律之前，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中，“通常能够给予两种基本类型的救济：对已发生之损害或正在遭受之伤害的救济——通过金钱赔偿或采取补救措施之命令（例如命令安装污染控制设施）的形式；以及预防性救济——通过对拟议活动颁发禁止令的形式”[11]。法院在运用禁令上要依据“只有在普通法的损害赔偿得不到充分救济时，当事人才可以获得衡平法的禁令救济”原则，禁令具有强制性。公民诉讼条款均授权法院发布禁令，要求停止污染行为或要求主管机关采取具体措施以便勤勉地执法。法院可以在公民诉讼不同阶段发布作用相异的禁令，即临时性禁令（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初步禁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与终局性禁令（permanent injunction）等多种形式。如果原告寻求了临时性禁令或初步禁令，法院可以依据《联邦民事程序规则》要求原告提供一定担保，担保金额则由法官依自由裁量权确定[12]。禁令指示被告禁止某种特定行为或者要求被告履行特定行为。法院可以即席、几天或至多几周内发布禁令，在时间上的效率是显而易见的。

三、诉讼效率对我国构建环境公益诉讼的启示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应当抓住中国司法改革的机会，健全和公益诉讼性质相一致的法律制度，使环境公益诉讼脱离无法可依、诉讼无效率的尴尬处境。在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上，不能忽视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效率。对此，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构建须：

（一）准确把握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目的

在美国，联邦、州和当地法律对公众参与决策作出规定：听证和法规征询意见是几种典型的参与方式。环境公民诉讼的产生是对传统公众参与决策的方式作出补充，通过公众成员的力量来促进法律的施行和遵守，公民诉讼使得公众参与更加真实。公民诉讼提供了一系列好的作用，为公众参与政府决策提供了新途径，但没有干涉政府内部进程，反而提升政府责任。因此，诉讼只是加强了环境决策过程中的民主特性。我国环境纠纷应当依靠建立完善的环境侵害救济机制，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相结合。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目的应定位于“保护环境公共利益，民主监督政府环境决策”，因为企业违反环境法律往往就是政府管理和监督不足导致。

（二）明确规定起诉事由

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对原告资格作宽泛规定，但对起诉事由及被告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只有这些案件进入公民诉讼才是有效率的。从我国目前唯一对环境公益诉讼作出规定的《民事诉讼法》来看，“对污染环境……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具体是损害什么样的公共利益的行为则不得而知，也没有相关司法解释。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中的“控告”在现实中无法“成行”，沦为“空头支票”。我们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目前的进展跟美国公民诉讼制度相差甚远，“向上”没有《宪法》保障，“向下”《民事诉讼法》不足，以及《环境保护法》和《行政诉讼法》缺位。因此，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需要《宪法》在最高法律层次对环境公益诉讼作出宪法支持，需要民事法律、行政法律以及环境法律多方配合，明确规定公民、有关机关以及检察机关可以因哪些具体的事由对损害环境利益的违法者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三）规定一定时日的“诉前告知”

美国公民诉讼中诉前通知程序始终把握公众与法院的介入的目的是督促政府勤勉地履行责任和企业守法，体现了法院是公民纠纷的最后救济途径这一道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原告希望案件立即进入诉讼程序的愿望，但案件的分流，反而使问题得到更及时、快捷的处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案件进入诉讼程序。

我国法律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没有美国环境公民诉讼中限制措施，只要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原告就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除非和解、调解。这就使一些本可以利用行政程序或企业自我更正违法行为过程而解决的案件在法庭上浪费司法资源。相对于法院，行政机关在处理环境问题上具有更专业的资源和更强大的权力，行政权力的行使相比法院的诉讼程序，更简便也更有效率。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吸收诉前通知程序，规定60天或小于60天的诉前告知期限。

（四）吸收并转化禁令制度

诉讼效率要求法律程序应当尽可能减少程序运作中的费用支出，降低司法资源的消耗，提高诉讼的“性价比”，这就需要考虑法院投入是否可以减少。禁令是一种能够以很小的法院投入，就能在环境案件中起良好作用的行使，特别是禁令中的临时性禁令，又称“诉前停止侵权”。我国知识产权法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就借鉴了美国禁令制度，规定了不同于美国临时性禁令和初步禁令的临时禁令制度[13]。

在构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救济方式上，可以吸收并转化禁令制度，主要是诉前禁令。在如何转化问题上，要作民事和行政的区分：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可以规定为“停止侵害”，作为保全的一种，以裁定的形式作出；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上，针对政府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作为能够在诉讼期间申请停止执行的一种，原告提供证据证明如果不停止执行将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或危及环境公共利益，法院以裁定的形式作出。针对政府机关的不作为，法院也可以在衡量环境公共利益是否会受到不可逆转的侵害时先于判决作出。

注 释：

①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最优回答的是经济效率问题，这个时候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M].将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77：31.

[2]See John c Dernbach，Citizen Suits And Sutainability，Widener Law Review，Vol.10，No.2，2004.

[3][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M].将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77：16.

[4]刘晓东.简论诉讼效率与程序公正之契合[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3）.

[5]徐祥民等.环境公益诉讼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195.

[6]Peter H.Lener，Efficiency of Citizen Suits，2 Alb.L.Envtl.Outlook 4（1995-1996）.

[7]42 U.S.C.§7604（a）.

[8]42 U.S.C.§7604（b）.

[9]巫玉芳.美国联邦环境法的公民诉讼制度[J].现代法学，2001，23（6）.

[10]杨亚辉.美国环境公民诉讼的诉前通知[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8）.

[11][美]约瑟夫·L·萨克斯.保卫环境：公民诉讼战略[M].王小钢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98.

[12]42 U.S.C.§7604（d）.

[13]李澜.美国禁令制度研究[J].法官论坛，2003（2）.

作者：裘晓燕

公民诉讼分析论文 篇2：

公民诉讼代理权限制的负面功能探析

摘 要：新修订的民诉法58条将公民诉讼代理人（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除外）限定为：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本次修订虽然仍然允许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以及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作为诉讼代理人，但将民诉法中原有的“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作为诉讼代理人排除在外，此举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引发争论。对公民诉讼代理权的限制，进而强化律师在诉讼中的业务垄断权是否是我国现阶段法制建设的必然？

关键词：公民代理 选择权限制 律师业务垄断

为了准确表述本文观点，笔者将公民诉讼代理作如下定义：所谓的公民诉讼代理是指除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外的普通公民代理参加民事诉讼的活动。其是相对于律师诉讼代理的另外一种代理，两者长期以来共同构成我国整个诉讼代理制度。笔者认为，2013年民诉法修订将“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排除在民事诉讼代理人队伍之外是立法者的强制错位。我们不妨老生常谈，回顾这一制度产生及发展的过程。

一、公民代理诉讼存在于新中国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1.公民诉讼代理制度植根于我国社会制度的沃土。我国公民诉讼代理制度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根据地的立法。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颁布的《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第24条明确规定了“被告人为本身利益，可派代表出庭辩护，但须得到法庭的许可”，该条所指的“代表”沒有特指某一职业或者某一知识背景的人，或者某一特定团体推荐的人，只泛指一般的公民；1936年延安颁布的《川陕省革命法庭条例草案》将代理参加诉讼的这一“代表”进一步限定为“必须是劳动者有公民权的人才有资格当选辩护人”；1943年9月《苏中区第二行政区诉讼暂行条例》及各地相应立法的规定则较为具体地确定了公民担任代理人、辩护人或辅助人的范围，其资格获取的范围在有所扩展的基础上更趋具体化，与现行诉讼法许可的范围有相近之处，包括：（1）配偶、法定代理人、监护人或共同经济生活之亲属；（2）法律上利害关系之人；（3）基于正义并经区以上政府机关团体证明确非别有私图之公正人士。

1949年2月24日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该指示宣布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一切其他法律。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发出《关于取缔黑律师及讼棍事件的通报》，完全废除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旧的诉讼代理制度包括当时的律师制度，期间及至1954年以前的诉讼代理基本上属于公民代理。

2.公民代理诉讼制度是我国行之有效的立法传统。公民代理诉讼制度的统一立法确认始于1954年9月2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该法明确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护，可以由人民团体介绍的或者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为他辩护，可以由被告人的近亲属、监护人为他辩护---”至此，尽管当时还没有单行的诉讼法对此予以规定，但公民代理诉讼已为当时的统一立法所确认，特别是“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可以作为诉讼代理人这一反映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制建设的主要内容被统一立法确认，该规定符合我国国情，对推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意义重大！

在“文革”之后至2013年的三十多年，我国三大诉讼法都明确 “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可以受委托担任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据此，公民代理诉讼不但作为新中国的立法传统被进一步确认下来，而且还使其在司法实践中成为了广受民众接受和欢迎的制度。公民委托或者被委托参加诉讼活动甚至成为了我国公民推动法制建设进程、参与国家治理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二、民诉法关于公民诉讼代理规定在实践中操作性不强且涉嫌违法

现行民诉法将“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剔除出民事诉讼代理人（公民代理）队伍，虽然表面上暂时保留“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从事公民诉讼代理活动，但这些仅存的可以从事公民诉讼代理的公民，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好找，该项内容的修订在实践中不具操作性。逐步限制、直至最后完全将公民代理诉讼逐出中国的法律市场才是立法者的真实意图，立法者此举意欲何为？笔者认为只有一个目的：颠覆新中国有关公民诉讼代理制度的立法传统，走欧美诉讼制度的老路，实现律师对诉讼业务的完全垄断！

1.修订后的相关规定实践中不具操作性。依照现行民诉法的规定，公民在选择诉讼代理人时，在大多数情况下，除了被迫选择功利性极强、长期包揽诉讼业务、为了其经济利益精于滥用诉讼的律师和基层法律工作者外别无他法，因为其他选项（现存许可的公民诉讼代理）对大多数涉讼当事人来说，没有意义。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其他选项对当事人选择诉讼代理人的负面影响。其一、涉讼当事人的近亲属中未必能找到擅长诉讼的法科人才。依据国家计生卫生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4》，截止2014年，中国有四亿三千多万个家庭，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止2016年中国共有136782万人口，平均每个家庭大约3.18人。扣除律师和基层法律工作者外，假设目前中国有1000万擅长诉讼的法科人才，每个擅长诉讼的法科人才同时作为三个家庭的近亲属，那么，将有四亿个家庭在涉讼时无法找到合适的公民诉讼代理人而被迫选择收费昂贵的律师或基层法律工作者。其二、涉讼当事人的工作人员中，具有较为深厚的法律功底又精于诉讼业务的“工作人员”更是寥寥，因为精于此道的人士基本上都当专业律师挣大钱去了，何必还当一名打工仔而成为老板的“工作人员”呢。其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从事公民诉讼代理活动，在现实上不具操作性。首先，涉讼当事人所在社区，如居委会、村委会等，以及涉讼当事人所在单位（无论是政府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和社团（律协除外），它们的功能定位上并没有为涉讼当事人推荐诉讼代理人这一项义务，在面对涉讼当事人的推荐请求时，它们显然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退一步说，即使它们愿意且乐此不彼，那也是属于背离自身角色定位的 “不务正业”；其次，被推荐的公民是否愿意无偿接受居委会或村委会的推荐？在笔者看来，十有八九都不会接受，凭什么？在没有任何报酬或回报的情形下，谁愿意花费自己海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为一个与自己风马牛不相及的人提供法律服务甚至帮其旷日持久地打一场官司？即使被推荐者愿意接受推荐，其在代理诉讼过程中产生的代理风险谁承担？倘若官司输了，涉讼当事人难保不会怪罪于居委会或者村委会。反过来看，如若是当事人自行委托的代理人，官司输赢他们都得坦然接受，产生的诉讼风险他们自然会承担。凡此种种，在这些问题没有相关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强行剔除公民基于“契约自由”原则和“经济”原则选择的“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作为诉讼诉讼代理人，在实践中不具操作性。

2.把 “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剔除出诉讼代理人队伍涉嫌违法。在民诉案件中，涉讼当事人选择什么知识背景的人和能力结构的人为其代理诉讼，主要是基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考虑，完全属于涉讼当事人个人的“私事”，民诉法不应该在公民作出选择前人为地限定其选择范围。《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即将于2017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同样规定“ 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民法尚且通过立法认可、鼓励民事代理行为，作为程序法的民诉法更不应该限制民事主体本该拥有的委托他人实施相关民事法律行为的该项实体权利。在具体的民诉活动中，某一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可以是一项，也可以是多项，常见的代理权限包括代为领受法律文书，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代为起诉、反诉、上诉，进行和解等，如涉讼当事人仅委托某人代为领受法律文书这一类小小的“私事”，现行民诉法还要横加干涉，着实令人费解。更有甚者，这个代理人依照现行民诉法的规定还非得是涉讼当事人的近亲属不可或者是所在村委会、居委会为其推荐的人不可？这不是画蛇添足、限制当事人诉权无端增加涉讼当事人的“讼累”吗？

“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作为公民诉讼代理人是我国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立法传统，其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人民司法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本不应该被民诉法的立法者撇之如旧履。社会主义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人民有权参加国家的各项管理活动，人民参加或代理参加诉讼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表现形式之一；而人民司法的精神也清楚地表明我国立法、司法必须对公民参与或代理参与诉讼持开放性的态度。况且，如前所述，民诉法所提供的公民诉讼代理选项在现实中不具操作性，因此，此举有粗暴剥夺公民缔约自由的权利之嫌，是变相的强制契约，是错位的强制契约。

三、限制公民诉讼代理的负面功能评价

民诉法58条取消“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作为诉讼代理人，收窄、限制公民诉讼代理人选择范围，而依照现行规定可以从事公民诉讼代理的人选在实践中很难找到，其许可代理的规定不具操作性，其结果必然导致律师对诉讼业务的垄断。近年来，围绕公民诉讼代理权的废存之争，以及在我国推行律师业务垄断权的是非之争，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引发较多争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谈各的调、各唱各的曲。在公民诉讼代理权的争论中，主要存在如下三种理论：“禁止论”、“相对限制论”和“无限制论”。笔者完全认同“相对限制论”，如该理论所主张的“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可作为诉讼代理人，但公民诉讼代理人不得通过代理诉讼牟取利益。

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现阶段，限制公民诉讼代理、变相推行或者强行推行律师对诉讼业务的垄断权将是我国法制建设的灾难。

1.取消“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作为诉讼代理人将导致律师业务垄断。关于在国内强推律师诉讼业务或律师业务垄断权的是非之争，目前国内的论著已经很多，本作者不敢也不愿附属高深，但德国、日本、美国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代理制度发展的过程无不说明：律师业务垄断权始于律师诉讼业务垄断权。何为律师业务垄断权？律师业务垄断权是指国家把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事务统一授予律师操办，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涉足。民诉法58条眼下强推的律师对诉讼业务的垄断权，应该是立法者借以推行律师业务垄断权的第一步，其目的是象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最终实现律师对法律服务业务的完全垄断。我们很难设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制建设之法律服务市场，立法者竟然会将其交给那些功利色彩浓厚且法学理论造诣不深、整天就知道东奔西跑、上蹿下跳忙于挣钱的“讼棍”，而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涉足——不管你是知名教授还是学者甚或是才高八斗的律师的祖师爷，只要你胆敢越雷池半步、为民请愿都以违法追责！立法者还将这种错误的强制契约冠之于以工作关系限制社会上职业化的公民代理的发展，以推荐关系突出公民代理的信誉担保与组织监督，规范管理、持证上岗的美名。

2.把推动我国法制进程的法学教学者、研究者剥离出诉讼代理人队伍将影响我国法科人才培养的质量。取消“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作为诉讼代理人，最大的受害群体是在高校任教的法学教学者和研究者。据笔者所知，在高校法学专业教师中，有大量不屑于当专业律师的教授、副教授，他们长于教学，精于法学理论研究、有很深的法学理论造诣，他们属于我国法制建设的顶尖人才，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法学领域学富五车、德高望重，他们把推动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作为人生的毕生追求，不愿意把自己有限且宝贵的全部精力拿去当专业律师挣钱。他们在教学研究之余也适当从事法律咨询服务工作，甚至代理一些有重大影响的诉讼案件，借以提升自己的法务实践经验从而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法学专业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些人是我国法制建设的栋梁之才，代表着我国法制建设的未来。但民诉法58条的修订，取消“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作为诉讼代理人，此舉无疑地将他们原本拥有的从事法律实践的路径拦腰折断，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他们逐出法律服务市场，使之成为只有理论知识没有实践经验的——大脑高度发达而四肢高度萎缩的畸形“经院派”法学学者。笔者斗胆断言，将众多的从事法学教学研究的法学教授、学者乃至法学院的学生（博士生、硕士生及本科生）一概剥离出诉讼代理人队伍，在眼下的中国，切切实实非明智之举，往小处看，它最终将毁掉整个法律服务业；往大处看，它甚至会诱发我国法制建设的一场灾难。试想，国家将整个法律服务业的未来全部交给功利性极强且学历不高法学理论造诣不深的专业律师，这个行业还能有光明的未来吗？如果众多的大学法学教授、学者，他们不熟知、不从事代理诉讼业务，甚至不能从事任何代理业务，不深入法律服务业的第一线、不能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实务操作经验和实务能力缺乏，那么，他们还能算是我国法学界的栋梁之才吗，他们还有能力编写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好教材、好著作吗？他们拿什么来教授学生？他们能培养出具有较高的法学理论水平又有较强实务操作能力的应用型法科人才——包括但不限于所谓的基层法律工作者和律师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没有高水平的师资，高质量的法科人才从何而来？长此以往，中国法科人才培养质量可预见的情形应该就如“王小二过年”一样——一年不如一年”。人才培养质量的逐年下降，中国的法律服务业、中国法制建设的前景，难道不令人堪忧吗？

3.取消“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作为诉讼代理人，将严重损害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民诉活动中，涉讼当事人选择自己信任的具有某方面能力或特定知识背景的人为其代理人，完全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考虑，倘若涉讼当事人的该项选择权被人为限制或者最终被剥夺，毫不疑问，首先被侵害的是涉讼当事人获取法律服务的选择权。其次，涉讼当事人将无可奈何地接受昂贵律师费的盘剥。在这个问题上，笔者深有体会。笔者是一名法学教师，在教学之余、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常常为朋友（包括朋友在广东打工的亲戚、熟人等）无偿代理一些诸如起草章程、合同，提供法律咨询以及代理诉讼等法务。在笔者看来，此举既丰富了自己的法务实践经验、提高了教学水平又解了朋友乃至朋友的朋友饱受官司困扰或权益被侵害之苦，而最主要的是委托人会因此省下了一笔可观的律师费支出。在笔者所代理的案件中，有些案件的当事人是属于我国边远落后地区到广东打工的农民工，他们远离他乡举目无亲，在其权益被侵害后由于付不起昂贵的律师费而被迫到高校求助于高校法学专业教师，而很多教师都会象笔者一样乐于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他们提供无偿的援助，此举既帮助了别人又提升了自己业务能力，何乐而不为！然而，民诉法58条不但掐断了法学专业教师既有的通过代理诉讼提升自身业务能力的路径（有些人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更妄谈回家开一个推荐证明后再返回办理委托手续），使教师们处于爱莫能助的尴尬境地，而且还击碎了教师们为弱者伸张正义的良好愿望！这是谁的悲哀？

参考文献：

[1]陈桂明：诉讼法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

[2]陈振宇 乔松 贾曼：民事诉讼法概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

[3]王晶：论我国公民诉讼代理废存之辩[J]；公民与法（法学版），2013年第一期.

[4]莫蕴琦：公民诉讼代理问题研究[N]；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三期.

[5]刘雪洋 徐晓宇：新民诉法下的非法民事公民代理问题探析，品牌月刊，2014年第九期.

[6]张晋海 王宇：公民代理人制度法律问题研究，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三期.

作者：杨俊

公民诉讼分析论文 篇3：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建议

摘 要：近年来，我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却日益严重，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层出不穷，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环境治理迫在眉睫。因此我国在2014年修订了新的《环境保护法》，并借鉴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明确规定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这是我是我国环境保护的一大发展，但是该制度是在民事诉讼的框架下的诉讼方式，我国公益诉讼起步晚，在实际的适用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通过探讨我国公益诉讼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完善建议，以期使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我国的环境问题做出有效回应。

关键词：公民诉讼；公益诉讼；完善建议

作者简介：孟姗姗（1993-），女，安徽宿州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6级法律硕士研究生。

我国在2014年新修订了《中华人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保法》），这是我国基于国情而制定的一部符合时代要求的法律。该法律顺应时代的发展，明确规定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这是我国环境保护的一大进步。然而由于我国环境保护起步较晚，理论不充分，对公益诉讼的规定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本文通过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以期使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我国的环境问题做出有效回应。
一、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存在的问题

（一）原告主体过于狭窄

1.对社会组织的限制过多

符合《环境保护法》五十八条规定的原告范围十分狭窄。在五十八条中只规定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才能提起公益诉讼，该组织需要在有关部门进行登记，并且成立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首先，根据有学者调查资料显示，在2008年，在由政府部门成立的环保NGO中，有76%在民政部进行注册，各大高校成立的环保社团中有85%的社团直接受学校团委领导，无需注册；社会上一些环保NGO通常在工商局进行注册登记，对于国际上的环保NGO目前在中国无法注册。①其次，时间限制过长。根据五十八条的规定，该组织需要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我国的环境保护起步较晚，专门从事环境保护的公益组织本就不多，很多组织的成立时间尚不足五年，成立五年的时间限制进一步缩小了能够提起诉讼的原告范圍。

2.未赋予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

我国为了防止公民个人滥用司法权力，将其排除在公益诉讼主体之外，在一定程度上节约司法资源，但总体来说弊大于利。环境与公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环境权对公民而言是一项基本权利，如果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公民和公民利益将遭受侵害。同时，在环境侵害发生的时候，公民也是最容易感受环境变化，发现环境侵害行为的主体，当发生环境污染或破坏时，公民有权就此种情况以诉讼方式请求法院的帮助。

（二）鉴定困难

环境污染案件鉴定成本很高，对专业性的要求高、时间的跨度特别大、隐蔽性也非常高，各种因素导致当事人取证和鉴定的双重困难。②在实践中，环境诉讼中的鉴定费用高昂，而且合格的鉴定机构又很难找，加剧了鉴定的困难程度。而鉴定在环境诉讼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时因为环境损害的类型很难确定、损害的额度大小无法量化等等问题，如果弄不清楚，法官就不能裁判，原告的诉求就得不到满足，从而导致原告败诉。

（三）执行困难

“执行难”一直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老大难”问题，但是环境诉讼的执行有其特殊之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通常判决为停止侵害和恢复原状。就“停止侵害”而言，一些被告经常拒不执行，仍然肆无忌惮的污染环境，缺乏强有力的执行制度。就“恢复原状”而言，有很多污染是无法恢复原状的，而有些污染很难恢复原状，因此，恢复到“何种程度”，多长时间恢复等问题的存在，增加了执行的难度。
二、对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议

（一）扩宽诉讼主体范围

我国现行的《环境法》规定能够提起诉讼的原告必须“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5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而美国1970年《清洁空气法》规定环境公民诉讼是一项“任何人可以起诉任何人的诉讼”，虽然其随后制定的法律对原告资格进行了限制，但是该限制类似于在其他诉讼中所要求的原告需具有“实际损害”的条件，可以看出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并未对原告资格进行过多限制。因此，笔者建议缩短对社会组织成立时间的限制，将其规定为2年；明确检察机关可以成为原告，同时赋予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

1.缩短社会组织的成立时间限制

笔者认为，将能够提起诉讼的社会组织设定必须成立五年的限制，缺乏合理性，应将时间缩短。环境公益诉讼要求起诉主体既要具备环境损害事件中所涉及的各种专业技术技能，又要具备调查取证、损害鉴定等法律专业知识这两方面技能，③同时还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才支持。一个组织在成立之初，这几方面的能力水平较低，赋予其诉讼主体资格，可能会导致司法资源浪费。但是一个成立两年之久的组织，各方面运行已经正常，具备一定的资金、人才以及各种专业技能，赋予其诉讼主体资格，能够促进环境保护。

2.明确人民检察院为主要公益诉讼人

我国法律规定民间环保组织可以自己名义向法院直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其也可请求检察机关，或请求环保行政部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但并未赋予检察机关直接起诉的权利。

在新《环保法》出台以前，各地实践中曾明确规定了检察院的诉讼主体地位，如《贵州市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检察机关、环境资源管理机构、环保公益组织、生态环境和规划建设监督员，可以提起环境公害诉讼。”人民检察院作为主要公益诉讼人直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这点也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2015年工作报告和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政策肯定。应充分考虑环境公益诉讼类型的案件中不仅涵盖民事诉讼，也容纳了行政诉讼、刑事诉讼等错综复杂的情形，人民检察院作为刑事诉讼公诉人，同时也具备司法监督权，且在未来几年可能将获得公益诉讼人资格。因此，处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复杂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应既可以以公诉人身份直接提起刑事公诉，也可作为公益上诉人向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3.赋予公民起诉权利

我国《宪法》第十三条中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环境权对公民而言是一项基本权利，若环境遭受污染和破坏，公民和公民利益将直接遭受侵害。当今社会，人们的维权意识不断提升，若不赋予公民原告资格，当环境受到污染，公民自身健康受到侵害时，其无法通过司法途径获得救济，这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隐患。从国外的司法实践看，赋予公民诉讼权利，并未导致司法权利滥用，在美国公民提起公益诉讼之前要提前60日告知可能成为被告的人员。如果违法行为人在接到通知后自行纠正其违法行为，或者环保部门或州政府立即开展了环境执法行为，该公民诉讼则无需提起。这一规定能够促进公民行使环境监督权利，使得全面参与环境监督，从而更好的保护环境。

（二）设置通知前置程序

公益诉讼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环境，使环境污染者停止污染，对造成的污染进行恢复，让污染者进行赔偿不是主要目的。因此若是污染者能主动停止污染，并对造成的污染进行恢复，就无需通过诉讼途径进行救济。因此，笔者建议设置通知前置程序，原告在起诉之前应提前30日通知有可能的被告，污染者在接到通知后自行纠正自己的违法行为，或者有关部门立即开展了环境执法行为，则该公民诉讼无需提起。这样既达到了保护环境的目的，又节约了司法资源。

（三）优化环境保护基金制度

在實践中，一般的环保组织面对高昂的诉讼费、鉴定费可能会选择放弃诉讼。因此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可以设立环境公益诉讼基金，推动社会民众或民间团体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支持，而且能鼓励其积极运用法律的武器和环境污染行为作斗争，从而提升环境保护效率，弥补法律建设的不足，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

可借鉴美国的做法，从公益诉讼胜诉案件的罚金中抽取一定比例充作环境公益诉讼基金，也可通过募捐的形式进行募集。所募集到的资金既可以充作诉讼费用，也可以当环境污染无力修复或被告无力承担赔偿费用时得补充，这对环境修复工作具备重要意义。
[ 注释 ]

①曹明德.中国环保非政府组织存在和发展的政策法律分析[J].清华法治论衡，2013（3）：18-19.

②王启轩.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完善[D].大连海事大学，2017.7.

③孟婕.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D].华东政法大学，2016-4-18.

[ 参 考 文 献 ]

[1]陈德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完善研究[D].昆明理工大学，2017.6.

[2]环境公益诉讼类型及受案范围研究[EB/OL].http：//lw.3edu.net/sfzd/lw_139957.html，2017-11-16.

[3]曹明德.中国环保非政府组织存在和发展的政策法律分析[J].清华法治论衡，2013（3）：18-19.

[4]颜运秋.公益诉讼理念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

[5]王启轩.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完善[D].大连海事大学，2017.6.

[6]刘晓星.为何环境公益诉讼叫好不叫座？[N].中国环境报，2015-3-31.

[7]孟婕.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D].华东政法大学，2016-4-18.

[8]周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优化路径分析[D].郑州大学，2017.6.

[9]巩固.大同小异抑或貌合神离·中美环境公益诉讼比较研究[J].比较法研究，2017（2）.

作者：孟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