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经济运行模式论文

摘要：我国城市群府际合作治理面临诸多现实困境，传统科层治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模式无法有效应对。府际合作元治理是基于垂直等级制结构和水平自组织网络间的相互作用而发展出的一种新治理模式，它有效回应了我国城市群治理的困境。应当通过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制度保障等方面的设计，构建府际合作元治理模式。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网络经济运行模式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网络经济运行模式论文 篇1：

互联网配置交易模式及会计确认方法选择研究

摘要：笔者通过对社群、网络平台、跨界协（合）作的互联网配置交易模式进行分析，抽象出不同配置交易模式所具有的价值共同化、顾客体验化以及产品定制化三大特征。在此特征下结合“隔离法”与“整体法”的各自内涵与思维特点对比不同经济时代的交易或事项的会计确认方法选择，得出互联网配置交易模式下的会计确认方法应该选择“整体法”。

关键词：互联网配置交易模式；会计确认方法；隔离法：整体法

文献标识码：A

一、引

言

免费互联网模式不仅改变了交易场所、丰富了交易品类，而且加快了交易速度、減少了中间环节。可以说，互联网颠覆了以往的资源配置交易模式，而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1）顾客利用网络技术聚合成社群，①且社群成为企业的异质性资源，它改变了企业配置交易模式，由此也改变了企业经济租金的内涵。（2）网络平台是人们在虚拟网络空间借以沟通社群中的粉丝和潜在粉丝的网络工具，通过供需双方互动消除了信息的不对称性，打破了以往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壁垒，不仅改变了“渠道为王”的工业经济时代配置交易模式，而且厂商组织借助网络平台实现自身“扁平化”、去“中心化”和“碎片化”，无限拓展了厂商组织的资源配置交易边界。同时单一会计主体逐渐演变为多元会计主体。（3）跨界协（合）作已成为互联网经济新常态。可以说，跨界协（合）作不仅模糊了互联网实体与虚体之间的资源配置交易疆界，而且使得很多曾经不相干甚至不兼容的元素获得连接，产生了价值。因此，跨界协（合）作本身就是一种新的配置交易模式，它以连接方式获得集群回报：利用技术跨界，完成跨界的同时获得社群建立；凭借已有社群实现再跨界，再跨界同时吸引新的受众，逐渐将不同竞争关系的社群转化为合作关系的社群，或者相反。这种互联网配置交易实质是“一种创造性破坏的过程”，通过新技术、新商业、新供应源和新组织模式的配置交易获得了互联网经济租金。因此，互联网时代的社群、网络平台、跨界协（合）作等新生事物的出现，激发了互联网模式下人们对更高层次需求向往的“内在动机”，同时也产生了互联网配置交易模式及其对应交易或事件的会计确认方法不同选择。

二、互联网配置交易模式

1.社群逻辑下的配置交易模式

社群是指聚集在一起且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社会单位。在互联网时代，便利发达的互联网技术将分布于不同地域的消费者、投资者、供应商等个体自愿在虚拟网络空间集聚成网状关系，形成这类社群是用于自我满足和自我服务的一个自组织过程。正是社群这种自组织过程改变了工业经济时代由单向价值传递的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线性关系向双向价值互动的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网状立体关系的转变。在顾客一次次价值互动的体验过程中厂商的品牌及其体现的价值观、文化被赋予了社群的关系属性，实现了厂商的品牌、价值观、文化转化为社群的品牌、价值观、文化的配置。在顾客主导的c2B商业形态的社群逻辑下，由于个人消费品位注入产品之中使产品的所有属性都有了显著的提升。产品的寿命不再是有限的，而因为个人消费品位变化使其产品的生命周期缩短或延长。在消费者个体偏好转化为社群偏好的情况下，批量定制化成为产品生产的主流，且价值是在厂商组织与顾客相互影响或共同参与下创造出来的。产品的管理不再需要每个阶段不同的市场、金融、制造、销售和人力资源战略。而转向依靠社群在一个社群网络中持续地使价值结构在重复鉴定过程中保持稳定。由于服务社群偏好的定制化生产，使产品成本费用“人物化”归集模式也悄悄地转变为“物人化”归集模式，随之成本费用结构也相应发生改变。

产品的市场也由现实生活中厂商与消费者双方进行价值交换的场所演化为厂商与社群消费者合作网络各成员之间的知识碰撞、交流与增值的场所。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实现价值交易，在价值交易过程中丰富创新价值。然而在此过程中知识创新来源的社群消费者，他们既是参与者和建设者，也是直接受益方。一方面，社群消费者借助社群自身平台主动地参与产品创意、研发、设计以及品牌传播，消费自身的“闲置资源”，换来了体验化产品定制供给，大幅度地提升“长尾末端”需求。在不经意中改变了工业经济时代的产品销售模式：产品的销量起伏取决于人或网络之间关系的稳定程度，而非被动地服从于产品周期。产品的销售既要满足社群消费者心理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双重效用，又要满足消费者对产品的功能价值（需要满足）、情感价值（品牌知觉与忠诚）、学习价值（经验、知识累积的机会）的多元属性价值的需求。而社群自身天然的排他性以及社群消费者个体的从众心理和马太效应被顾客广泛使用、开发与传播，这为产品“市场出清”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社群消费者借助社群自身平台消除了信息的不对称性，打破了以往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商业壁垒，改变了工业经济时代信息的流动速度和流动方式。以纳秒为计量单位的互联网信息流动速度打破了原有信息不对称的壁垒，改变原本所有依托传统信息不对称获利所存在的配置交易模式。在互联网社群配置交易模式下，无论资金流，还是物流，其实质上都是信息流。供需双方价值互动的双向信息流动方式将信息映射到商业的各个环节上，消除了厂商与社群消费者之间的“隔膜”，打破了信息不对称的壁垒，在满足社群消费者极致的体验和极致差异化的需求情况下完成了厂商与社群消费者之间的价值互动，在此过程中不仅共同创造了价值，而且也完成了供需双方的交易价值。

2.网络平台逻辑下的配置交易模式

平台就是你借以沟通社群中的粉丝和潜在粉丝的工具。网络平台莫非就是人们在虚拟网络空间借以沟通社群中的粉丝和潜在粉丝的网络工具。人们借助网络平台可以自由穿梭于自然世界、社会世界与虚拟世界的“三界”之间，促进人力资源随机地、高速地流动。网络平台借助人力资源随机高速流动性实现网络资源连续集聚、快速规模化的配置交易，加速实体经济与虚体经济一体化进程。一方面，网络平台提供供需双方互动的机会。体验与学习的场所，致使顾客主动参与到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包装、物流配送、渠道终端的陈列和销售等环节。不仅消除了信息不对称性，打破了以往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商业壁垒，为跨界配置交易创造了条件，而且使社群消费者获得了个性化产品的价值体验。另一方面，网络平台的存在有利于超越传统产业市场边界挖掘潜在需求，尤其是“长尾末端”的需求，同时也有利于网络平台交易多元化，收获来自需求方的范围经济，实现消费者之间的效用函数相互依赖，并非相互排斥。

网络平台逻辑促进了交易规模化的发展。而网络社群平台在巨额复杂的网络交易过程中也实现了资源的整合和资源多功能的充分利用。正如熊彼特、Moran和Ghoshal所讨论的那样，“价值的新来源产生于资源的新利用，特别是通过新方式去交换和组合资源”。因此，在强调社群个性化且突出偏好的网络平台上，社群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参与并设计能体现自我偏好的创新产品，再加上社群消费者的从众心理和马太效应，使得社群消费者感知的使用价值最大化、规模化，既满足社群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又实现最大程度的“市场出清”，至此以“顾客为上帝”的营销理念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落地”。

网络平台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信息流动的加速和流动方式的变化。在商业环节上的所有东西都离不开信息的描述，通过社群消费者主动参与将网络平台悄悄地嵌入到各个商业环节及其环节的各个方面。信息流动加速打破以往信息不对称的壁垒，使得原有交易结构中的“黑箱”消失：同时信息流动方式也改变了以往交易环境、价值主张、顾客观念、顾客族群、营销渠道和传媒过程等。总而言之，网络平台颠覆了传统配置交易模式。就交易要素而言，这种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网络平台使得交易的载体发生了改变

工业经济时代，交易的载体是产品，其交易的目的是获得产品的销售红利。产品的价值是在价值链环境下由生产为导向型厂商组织独自创造出来，注重产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易价值。信奉“渠道为王”的营销理念；而互联网时代，产品的价值是在价值商店与价值网络经营模式下由服务导向型厂商组织与顾客在价值互动过程中共同创造的，注重产品的体验价值，①信奉以人为本的营销理念。因此，借助网络平台交易的产品，交易载体可能由产品转移到网络平台。在产品销售红利为零的情况下，顾客往往借助网络平台的产品“诱饵”吸引不同顾客来参与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包装、物流配送、渠道终端的陈列和销售等环节，在此过程中顾客收获体验价值，此时网络平台却成为厂商组织或营销方获得租金红利的唯一渠道，而非产品本身的零销售红利，甚至负销售红利。当然，在产品销售中厂商组织或营销方获得部分销售红利之际。此时交易的载体应该是产品与网络平台的公同体。

（2）网络平台使得交易双方发生了改变

自互联网时代出现“脱媒”平台以后，供需双方可在没有渠道的帮助下进行互动。无论是P2P交易模式，还是020交易模式，它们直接在供需双方间促成交易行为的实现，彻底抛弃了工业经济时代“渠道为王”的配置交易模式。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平台的资源整合优势促进了社群的形成与发展，尤其网络平台提供给社群消费者体验的机会与场所，促进产品定制化的供给社群与需求社群发展壮大。产品的供需双方社群借助网络平台信息优势实现了快速化，规模化的巨额交易，完成了以顾客为本的定制化配置交易模式。产品交易的双方也由单元顾客向集体社群的演变，交易方式也由工业经济时代规模化、随机方式向碎片化、连续方式的转变。

3.跨界邏辑下的配置交易模式

跨界是指跨越行业、领域进行合作，又被称为跨界协作。它往往暗示一种不被察觉的大众偏好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态度。从超契约视角来看，跨界是在微观资源多属性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性契约与社会性契约、环境性契约的连接。也就是使得很多曾经不相干甚至不兼容的不同属性元素通过连接实现跨界协（合）作，产生协同价值。如在移动通信市场上打拼多年的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它们所做的“蛋糕”却被腾讯的微信所掠夺，微信成了移动通信的跨界者。2013年，做视频的乐视卖起了电视，阿里巴巴做起了金融，长虹电视做起了互联网……因此，跨界本身就是一种新配置交易模式。当然，跨界是要具备一定前提条件的：从深层次分析，不难发现网络平台模糊了原有更多产业之间的配置交易边界，使得跨界成为可能；从厂商组织层面看，随着专业分工的日益精细，逐渐发展形成了不同产业链，借助网络平台整合精细专业分工产业价值链，使厂商组织成为跨界桥梁的可能；从知识结构层面看，借助网络平台实现厂商与顾客价值互动过程中共同创造价值，打破原有信息不对称壁垒，使不同传统产业的跨界人才和产品经理的出现成为现实。因此，在以人为本的互联网模式下，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以及云计算技术必然催生跨界的形成，且跨界成为互联网经济的新常态。

在跨界逻辑下，通过跨界对不同传统产业整合，使得原本不同行业间的合作关系演变成竞争关系，也可以在战略上将竞争关系转化为合作关系，实现了跨界的范围经济。通过跨界实现去“中心化”和“碎片化”，改变了厂商组织单一“中心化”的配置交易模式。去“中心化”不是不要“中心化”，恰恰相反，通过跨界方式创造更多“中心化”，扩大传统配置交易范围。如今很多品牌如小米公司不做广告，而是网上构建消费者族群进行交流，网下进行产品体验，获得更多消费者内心价格，增加了厂商收入所得。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随着社群、平台和自媒体的崛起，跨界的配置交易模式不仅使得传播信息的方式多样、成本降低，传播方式转向碎片化传播，而且将网络的公众性和广泛参与性的特质发挥到了极致，完成跨界的同时建立社群，借已有社群实现再跨界，同时吸引新的受众。如腾讯的QQ、微信、小米盒子等最为经典。在跨界逻辑下，跨界往往以“连接方式”实现资源的配置交易。获得连接红利。例如，阿里巴巴把淘宝平台和支付宝平台进行连接，通过吸收零散存款进行金融创新，获得连接金融红利；腾讯把顾客和即时通讯平台微信连接，相对于以往的收费模式，它通过免费的商业模式进行创新，增加顾客点击率，拓展信息传播范围，节约了巨额信息交易费用。另外，跨界消除了信息不对称，很多厂商利用这一点建立自己的社群，培育了“铁杆”顾客社群。如奇虎通过360杀毒软件的免费，从信息服务领域进入杀毒软件市场，打破了收费杀毒软件市场多年的平衡，拥有近三亿的消费者群体。因此，通过跨界找到了被忽略的消费者需求之后，利用自己的已有社群优势和有别于原来厂商的新配置交易模式实现巨额连接红利。而巨额连接红利能够驱动整个企业界，颠覆传统配置交易模式。其根本缘由是事物的价值创造是建立在个人特征以及个人与环境的交流过程中，跨界满足了人们对更高层次马斯洛需求的追求，实现了以人为本的互联网人本配置交易价值。

因此，在互联网配置交易模式下，上述三种逻辑下的配置交易模式改变了厂商组织获得经济租金的内涵。基于资源基础观来看，利用竞争性物质异质性资源和知识与管理异质性资源的配置交易可获取工业经济时代的“李嘉图租金”；而利用互联网社群异质性资源，借助社群隔离其他厂商的配置交易可获取互联网时代的“李嘉图租金”。利用厂商组织内部的资源和能力在管理和生产过程中形成“诀窍”可获取工业经济时代的“彭罗斯租金”；接受互联网配置交易模式下适当保护机制的社群消费者与厂商在价值互动过程中通过提供“专用性资产”②可获取互联网时代的“彭罗斯租金”。社群利用自身平台使社群消费者获得体验化消费，为厂商组织提供更多消费者剩余进而使其获得互联网时代的“熊彼特租金”，以及源于社群跨界使厂商组织获得互联网时代的连接红利。

三、不同互联网配置交易对象的价值特征分析

1.价值共同化特征

人类社会财富的积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价值创造，即通过劳动主观条件改进与活劳动复杂程度和强度提高来实现；另一种是价值转移，即通过劳动客观条件改进以及活劳动相对减少或单位劳动时间缩短来实现。无论是哪一种社会财富积累方式。对于工业经济时代而言，凹性专属性技术的厂商组织采用传统价值链线性思维模式，选择“组织化”协作、“产品规模化”生产、“中心化”传播方式等，注重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功能价值创造。厂商组织将借助各种分销渠道交易模式实现厂商组织创造社会财富的价值。也就是说社会财富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分属于生产与销售不同领域，社会财富创造者借助源于技术的隔绝机制以及生产与销售不同领域之间产品价值信息非对称性获取更多工业经济时代的经济租金。对于互联网时代而言，厂商组织运用价值网络思维模式，采用跨界协作、“顾客体验化”生产、去“中心化”和“碎片化”传播方式等，借助网络平台实现与社群顾客共同完成社会财富创造（价值转移与价值创造），消除了工业经济时代厂商组织获取销售红利（经济租金）的现实基础条件，然而异质性社群的排他性决定了厂商组织获得源于社群隔绝机制的网络经济时代的经济租金。由于互联网模糊了生产与销售的边界，使得厂商在与顾客价值互动过程中共同创造产品体验价值，这就形成了互联网配置交易模式下价值共同化特征。即产品的价值创造、价值转移与价值实现是在厂商组织与社群成员借助网络平台在价值互动过程中共同完成的。其价值产权主体相互渗透，界限变得模糊。

2.顾客体验化特征

互联网时代，以人为出发点的Web2.0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以人为本、以应用为本的创新2.0为社群消费者获得“体验化”消费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原动力。利用Web2.0所打造的网络平台改变了以前自上而下的单向信息流为双向信息流，顾客借助网络平台参与价值共同创造的过程中更注重价值创造与顾客之间的密切关系，至此顾客的体验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这种高度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价值源于给顾客带来的体验，价值是在顾客思考下创造出来的；另一方面是“通过社群顾客体验来获取资源”，以及“依靠社群创新得来的生态系统”为厂商组织创造价值。尤其在“互联网+”经济时代，由被誉为人感知外界信息“五官”的大数据技术、被誉为人传输感知信息“中枢神经系统”的移动互联网技术以及被誉为人对输入信息思考处理“大脑”的云计算技术共同构成“互联网+”，它置整个社会于“互联网+”思维模式之中，使得顾客关注重点由产品的功能价值向产品的情感价值、学习价值的转变，追求“体验价值”已成为“互联网+”经济的新常态。

3.产品定制化特征

厂商组织借助网络平台与社群成员一次次价值互动的过程中将厂商组织的品牌或产品赋予了社群关系属性，厂商品牌或产品转化为社群的品牌与产品，实现消费者个体消费偏好向消费群整体一致偏好的转变，这个转变是实现产品定制化的前提条件。社群、网络平台、自媒体崛起，引发全民参与，每个人既是传播受众，也是传播者。而移动互联网更是将网络的公众性和广泛参与性的特质发挥到了极致，使社群消费者偏好转化為现实需求，这是“产品定制化”的必要条件。源于社群的互联网络经济时代厂商的隔绝机制形成价值专属所获得的价值，通过各类社群消费者的分类消费，使厂商组织获得了互联网络经济时代的“李嘉图租金”、“彭罗斯租金”、“熊彼特租金”以及“连接红利”。因此，追求各类经济租金促使厂商组织利用网络平台或跨界协作迎合社群消费者口味，最终实现厂商组织由批量共性化生产向批量定制化生产的转变，这是“产品定制化”的充分条件。因此，在追求以人为本的互联网经济时代，来自需求端的顾客要求极致的差异化与来自生产端厂商的成本结构要求极致的高效化在厂商与顾客价值互动的过程中以“产品定制化”形式得以完美组合。

四、互联网配置交易模式下会计确认方法的选择分析

关于会计确认方法的研究，截至目前，尚无人对此作较为深刻的论述，只是在会计学教科书中提及会计确认计量方法，如历史成本法、公允价值法等，似乎会计确认与会计计量方法是一样的，这显然不妥。笔者认为会计确认侧重对会计交易或事项的看法，而会计计量则侧重对会计交易或事项的手段。人们对世界或宇宙的基本看法和观点分为还原论和系统论。对于具体事物看法，还原论采用“隔离法”，而系统论采用“整体法”。对作为世界或宇宙一部分的会计交易或事项的会计确认，理所当然可采用还原论的“隔离法”或系统论的“整体法”，只是这两种会计确认方法所需要会计交易或事项的背景条件有所不同而已。

1.“隔离法”与“整体法”比较

无论是还原论的“隔离法”，还是系统论的“整体法”，它们最初应用于对物理问题分析的不同看法。其中，“隔离法”是对物理问题中的单个物体或单个过程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方法。“整体法”是指对物理问题中的整个系统或整个过程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方法。“整体法”的思维特点是从局部到全局的双向思维过程。

2.互联网配置交易模式下会计确认方法选择

在工业经济时代，品牌或商品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单向价值传递。无论价值转移，还是价值创造，厂商组织借助单一价值链周而复始地进行着单向社会财富积累。然后对于社会财富的价值实现，遵循著“渠道为王”的经销理念，借助各种分销渠道单向传递给各自消费者被动地实现各自产品或服务的自身价值。显然，工业经济时代的资源配置交易过程符合“隔离法”的思维特点。对于厂商组织而言，对互联网配置交易模式下的具体会计交易或事项的确认方法应该选择还原论的“隔离法”。

互联网经济时代，品牌或商品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双向价值协同，在社群的影响下，这种关系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价值互动。互联网模糊了价值转移、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的界限，厂商组织借助价值商店和价值网络与顾客在价值互动过程中完成了价值共同创造。尤其在“互联网+”思维模式下将置整个虚拟主体与实体主体于价值互动过程中收获更多范围经济。显然，价值共同化特征成为互联网模式下资源配置交易的新常态。无论厂商组织与顾客之间的价值互动，还是虚拟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的价值互动。它们都符合“整体法”的双向思维特征。

马斯洛需求理论的自我实现，是个人需求的终极目标，也是个人行为最强的驱动力。人的需求来自于内在动机。而超自我实现，则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也是人类社会集体行为最强的原动力。社会的需求来自于社群内在动机所致。在以需求为本的互联网经济时代，通过跨界协（合）作的连接互联网技术将分布于不同地理区域的社群聚合于虚拟空间，注重追求针对社群消费者心理需求与社会需求的效用创新，逐渐形成社会需求于互联网社群需求之中，因此，追求顾客“体验化”需求成为互联网经济别样的价值特征。为了满足顾客的体验化需求，那么“定制化”供给成为顾客唯一选择。而互联网平台可以将个人消费偏好转化为社群消费偏好，社群批量定制化的需求不仅确保厂商组织原有的规模经济发展，而且也促进厂商组织借助物联网在更大的范围获得更大的范围经济。无论是顾客“体验化”的需求，还是厂商组织的“定制化”供给，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不仅完成个体需求向社会需求的转化，而且实现虚拟主体与实体主体之间的价值互动的双向思维特征，这都体现出“整体法”的思维特点。总而言之，“整体法”是对互联网配置交易模式的会计确认方法量身定做。

随着互联网经济发展，互联网不仅模糊了厂商组织的生产领域与销售领域的边界，而且也模糊了价值互动过程中价值转移、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之间的产权界限。如果仍采用还原论的“隔离法”，那么必将造成会计信息的失真。它不仅将商品所依赖的环境价值确认为商品自身的价值，而且会产生匪夷所思的会计结论。如社群消费者借助网络平台与厂商组织共同创造价值，消除了厂商组织依靠产品价值信息不对称所获得销售红利的壁垒，因此，追求“体验化”的互联网经济时代，产品的微薄销售红利成新常态。因此。采用“隔离法”确认销售红利为零，甚至为负数的厂商组织将商品摆在某个互联网销售平台销售，而互联网销售平台价值在于通过顾客对该商品的体验而收获该网络平台的经济租金。如果该互联网销售平台的产权属于提供商品的厂商组织，那么采用“隔离法”确认该厂商组织获得所有收入为其他业务收入：如果该互联网销售平台的产权不属于提供商品的厂商组织，那么对于其他厂商组织或个人以“捐赠”形式给予该厂商组织所获得收入，按照“隔离法”应该确认其收入只能为营业外收入。无论确认为哪种收入，供给商品的厂商组织却没有主营业务收人，这与该厂商组织实际经营隋况不相符。

如果采用系统论的“整体法”，顾客通过对销售红利为零的商品体验而使互联网销售平台收获经济租金，可以把体验化商品看做互联网销售平台自身投资的一部分，获得经济租金是对互联网销售平台自身投资的回报。无论互联网销售平台产权属于谁，它都改变不了体验化商品作为互联网销售平台的投资回报的事实。

在追求“体验化”的互联网经济时代。人的价值创造更离不开环境对人价值创造的作用。显然，采用“隔离法”是无法准确地确认人的自身价值，也无法准确地对人力资本价值投资的费用化与资本化界限的区分。如果采用“整体法”则很容易对人与其所依存环境的整体价值进行确认，由于人与其依存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可以借助电子量化抽象为人力资本与环境资本之间的函数关系，可以间接地准确测算人力资本价值。对于人力资本与环境资本的具体交易或事项的确认，可比照权责发生制的配比原则。在确认人力资本的具体交易或事项的价值同时，确认它所依存环境的具体交易或事项的价值。另外，超高速的互联网流速打破了原有交易信息不对称的壁垒，不仅扩大了交易或事项范围与规模，而且使离散式的交易或事项通过互联网平台汇集成洪流式的连续交易或事项，因此，选择交易流量的方式或上网流量的方式确认连续交易的经济租金，显然是对交易或事项选择“整体法”进行会计确认是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因此，互联网思维对于商业来说是一次划时代的革命，经济运行核心已经从计划经济的政府和市场经济的厂商转向互联网经济下的顾客。在互联网配置交易模式下对交易或事项的会计确认应该选择“整体法”，这种方法既是对动态的网络经济活动符号化的一种客观描述，又是对互联网配置交易模式下顾客人权的尊重。

五、结论

互联网时代的社群、网络平台以及跨界协（合）作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它是“产品化”经济向“体验化”经济转变的根本动力。而这种根本动力促进经济转变拓展了产品价值内涵由功能价值向情感价值、学习价值外延。在价值互动的互联网经济新常态基础上孕育出互联网经济的共同化、体验化以及定制化的三大特征，致使互联网时代的人权会计主体对社群、网络平台以及跨界协（合）作三种不同逻辑下的交易或事项确认方法发生了重大改变。由“隔离法”转变为“整体法”，而背后的原因有四个方面：（1）过去供方的单向输出流动被供需双方的双向交换流动替代。（2）社群改变了过去个体需求向集群需求转变。（3）网络平台改变过去“渠道为王”的经营模式向价值商店和价值网络的经营模式转变。（4）跨界协（合）作改变了过去厂商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转变，产生巨大连接红利驱动整个企业界，颠覆了以往厂商组织配置交易模式，改变工业经济时代会计确认方法。

作者：丁胜红　何丹　周红霞

网络经济运行模式论文 篇2：

中国城市群府际合作治理困境与对策

摘要：我国城市群府际合作治理面临诸多现实困境，传统科层治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模式无法有效应对。府际合作元治理是基于垂直等级制结构和水平自组织网络间的相互作用而发展出的一种新治理模式，它有效回应了我国城市群治理的困境。应当通过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制度保障等方面的设计，构建府际合作元治理模式。

关键词：

府际合作；元治理；区域治理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3.0002

自“十一五”以来，城市群作为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国家“十三五”规划指出，要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培育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形成更多支撑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并明确了建设19个城市群的目标。城市群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实现跨行政区地方政府的合作。因此，研究有效的地方政府合作治理模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针对中国城市群府际合作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在反思现有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个府际合作元治理的分析框架，并进一步探析其内涵、价值和实施路径。

一、中国城市群府际合作的现实与理论困境

（一）中国城市群府际合作的现实困境

我国城市群的府际合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仍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群合作组织权威性不足。国内城市群合作组织大都采用松散的形式，如长三角城市群“主要领导座谈会”、珠三角城市群“9+2最高行政首长联席会议”、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会商会”等，这类合作组织由地方领导人倡议发起，以定期或不定期会议开展工作，既没有固定职权和独立人员编制，也没有完整的议事决策规则，仅为合作提供沟通与磋商的平台。由于这种合作形式缺乏一定的权威性和约束力[1]，致使合作更多停留在理念层面，难以落实。以产业和基础设施一体化为例，长三角25个地级市中，有16个城市提出要建“金融中心”[2]；京津冀地区5大港口均选择了高效益综合性港口的发展方向[3]，城市功能定位的重复雷同，表明一体化议题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2.城市群合作治理缺乏充裕的基金支持。当前国内城市群除长三角以外，都未设立专门的合作与发展基金，区域协商会议由各地轮流举办，具体合作项目资金也由各地自行筹集。该筹资方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正外部性公共产品筹资困难，推进缓慢，如珠三角地区2001立项建设的“珠江大桥放射线接广佛新干线”项目至今未完工；[4]二是资金来源单一，规模有限，如国内已设立的首个“长三角合作与发展共同促进基金”，由三省一市各出资1 000万元设立，仅用于支持跨区域重大课题的研究，与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事项的目标相去甚远。

3.城市群内部发展不平衡。城市群内各个地方由于行政级别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从合作中分享的收益各不相同，这加剧了区域内发展失衡。我国京津冀城市群的“环京津贫困带”现象就是典型体现。2015年，北京、天津和河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106 284元、106 908元和40 367元，北京市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48 458元，是紧邻北京的张家口和承德市的3.07倍和3.42倍。成本與收益的不对称必将影响经济落后地区的合作热情，而这也使得发达地区已经形成的高层次产业因为得不到坚实的腹地支撑而出现产业链中断，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

4.城市群治理中市场和社会主体参与不足。国内城市群合作尽管已呈现出企业、科研单位和行业组织共同参与的新态势，但在核心政策制订上，地方政府以外的市场和社会主体参与仍然较少，且非政府主体关注议题较为分散，难以有效影响区域政策过程。这种地方政府主导型合作，一旦牵涉到地方核心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便会踟蹰不前，同时也容易造成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形成“行政区经济”。

5.区域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的冲突。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合作充分照顾了城市群内各方的实际利益，体现了区域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然而将之置于更大范围的区域系统或整个国家中加以考虑时，则可能出现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间的冲突。如长江流域沿线分布了三大国家级城市群，各城市群内的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快速增长可能形成过度开发资源和发展工业的区域共识，与国家加大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总体要求相背离。据统计，整个长江流域，年排放量10万吨以上的排污口达6000多个，全流域废污水排放量338.8亿吨[5]。

（二）中国城市群府际合作治理的理论困境

目前国内学术界提出的城市群府际合作治理模式主要有科层制、市场化和网络化治理三种，这些模式在上述现实问题面前均显得心余力绌。

以集权为特征的科层制模式主张由凌驾于城市群地方政府之上的机构直接发号施令，推动区域合作。尽管该模式具有权威性[6]、公正性[7]、治理外部效应有效性[8]和社会成本低[9]等优势，但上述优势的发挥有一定前提条件，即上级政府拥有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由于受组织规模和信息收集能力等因素限制，很可能出现组织失灵[10]116。该模式除了在乌昌地区这类小规模区域合作中效果显著外，在大规模城市群治理中鲜有成功的案例。此外，该模式由于未能照顾好地方的实际利益需求，也常常面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尴尬局面。

以利益为核心的市场化模式倡导地方政府在平等自愿基础上通过谈判或交易方式化解矛盾，协调城市群发展。由于该模式充分调动了地方的自主性和创造性，20世纪90年代后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依据古典经济学理论，市场协调模式成功的先决条件是完全竞争，而地方和区域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却帶有垄断性，这决定了市场化模式的运作空间极为有限。此外，这种以利益为核心的模式在涉及地方重大利益冲突、产权划分不明晰、交易主体数量过多和存在明显负外部性时显得束手无策[10]100，往往形成“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局面。

以各种公私利益相关者参与为特征的网络治理模式提倡建立一种包括政府、私人和第三部门在内的自愿性合作治理过程。网络治理不仅缓解了单一政府的有限理性问题，而且通过网络成员间持续多向度的信息沟通降低了信息不对称风险和增强了决策认同感[10]128132。但网络治理也并非无所不能，它无法摆脱网络利益对整体利益、可控制对灵活性、开放对封闭、合作对竞争、责任对效率等冲突[11]。更为严峻的现实问题是：网络协调需通过团结、利他、忠诚、互惠和信任来实现[12]，而我国目前恰恰缺乏公民参与和信任互惠等社会资本。

上述现实和理论困境呼唤新的治理模式，未来城市群治理将不再依赖单一的科层治理、市场治理或网络治理，而是三者的有效组合，这恰恰是元治理要解决的问题。

二、城市群府际合作元治理的内涵与价值

（一）府际合作元治理内涵解析

元治理是国外治理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对于元治理的概念，西方学者基于不同角度进行了多样化的界定。其中，鲍勃·杰索普和简·库曼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杰索普在1997年最早提出了元治理的概念，其意是指“对科层治理、市场治理以及网络治理三种模式的协调，以确保它们最小限度的结合”[13]；1999年，杰索普将元治理定义为“自组织的组织”[14]；此后，他又进一步将元治理描述为：“治理条件的组织准备，关系到三种治理方式的明智组合，以达到参与者认为的最好结果”[15]。现代治理理论先驱简·库曼将治理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治理是解决问题；第二阶段治理发生在试图改变第一阶治理的制度条件时，此时这些制度条件已经过时并功能失调；第三阶段治理为元治理，它涉及到尝试改变与治理发生方式相关的总体性原则，通过改变规范框架来对治理活动和治理者进行治理。在简·库曼看来，元治理如同将治理的各种属性捆绑在一起并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的粘合剂，有了元治理规范和原则的指导，不同水平、不同角色当事人的共同治理活动得以运行[16]。尽管西方学者对元治理概念的表述存在差异，但都无一例外地将之视为解决治理失败的一种理论工具。

本文沿用了杰索普的观点，认为府际合作元治理是一种产生某种程度的协同治理的方法，它涉及在网络治理模式中建立起复杂的等级结构管理，由政治权威通过制度规则、组织知识、激励控制等策略自上而下地进行设计和管理，使科层制、市场化和网络治理三种模式实现完美的组合，从而产生协同互补效应[17]。它将等级制权威嵌入区域自组织网络，并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来构造区域多层次治理系统（见图1）。

1.水平的自组织网络协调系统。府际合作元治理关注权力和行动的自组织形式在实现区域发展目标和战略中的地位，它结合并响应了治理概念，赋予城市群内多元利益主体战略性选择的权力，充分尊重其自我管理的能力，允许直接利益相关者在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多种治理方式。如图1所示，城市群内地方政府、企业、第三部门和公民个人等利益主体相互作用形成的组织间网络是府际合作元治理的基石。区域性决策是城市群内多元利益主体在信任基础上谈判、辩论与商议的结果。在你来我往的激烈争辩中，各利益主体有机会多角度、全方位审视不同政策方案，并根据其他主体的反应调整自身的偏好，矫正不合理诉求，由纯粹利己转化为兼顾他人利益[18]。各类区域利益主体都是水平自组织网络的一个节点，贡献着自身的智慧和资源，能够迅速识别各类区域公共需要，通过集体决策、联合行动来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与服务。只有当水平治理失败时，等级制权威才会以强制性面目介入，发挥补救作用。所以从本质上看，元治理仍然是一种自组织制度安排。

2.垂直的等级制协调系统。与纯粹的水平网络治理不同，府际合作元治理强调了权力的等级制形式在引导和规范区域一体化行动中的持久影响，在水平自组织网络基础上增加了一层等级制的保护伞，这赋予元治理模式以独创性。作为“治理的治理”，元治理打破了等级权力实践的传统逻辑，上级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者和绝对的控制中心，而是作为利益相关者中的长者为地方水平治理保驾护航，使之实现不同目标、时空维度、行动和后果等的相对协调[19]。等级制权威作用的方式包括：运用相对垄断的组织智慧和信息引导区域利益主体形成理性的合作共识与目标；为网络治理提供基本规则；对区域合作实施情况进行跟踪监督；对合作者的不当行为和违约行为进行处罚；作为治理纠纷的上诉法庭；通过增强“弱势方”来寻求权力差异的平衡；承担治理失败的政治责任[13]。由于城市群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客体的复杂性，等级制权威为了确保协调效力和社会回应性，必须控制管理幅度，通过在特定区域设立代表机构来施加影响。

由此可见，府际合作元治理是基于垂直的等级制结构和水平的自组织协调网络间的相互作用而發展出的一种新协调方式，它打破了政府与治理之间的绝对划分，将治理过程置身于等级制权力干预的背景下，由此提供了一条折中路径，该路径一方面使得等级制权力在治理结构中得到清晰的表达，另一方面又使治理网络的协调能力在等级制的保护下得以增强[20]。府际合作元治理的实质是基于网络治理的内在冲突，在赋予合作成员自治权限的同时，为政治权威保留了对不同治理机制开启、关闭、调整和另行建制的权力[21]，从而实现了政府机构和市民社会、国家理性和市场力量间的平衡。

（二）府际合作元治理之于中国城市群治理的价值

元治理有效地回应了我国城市群合作治理的困境，具体体现在：第一，元治理中的等级制权威可以运用监督、财政、奖励和惩戒等多种强制性手段推动地方政府信守承诺并采取持续有效的集体行动，避免区域发展规划和合作协议沦为一纸空文；第二，元治理中的等级制权威可以在区域利益博弈过程中扮演平衡者的角色，塑造公平的治理环境，防止合作效果的“渗漏”，促进城市群的平衡发展；第三，元治理中的等级制权威可以通过顶层设计与适度授权赋予市场主体和公民社会更大的成长空间，增强市场和社会主体对政府的信任，促进地方合作网络的建立与发展；第四，元治理中的等级制权威可以超脱于局部的区域利益之上，站在更为宏观的整体视角对城市群的利益主體进行引导与约束，使区域共同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得以有效地融合；第五，元治理中的等级制权威赋予各类区域利益主体以治理权限，激发他们运用地方性知识灵活应对区域公共需求[22]，同时又承担起最终的政治责任，实现了公共责任与管理效率的结合。

与此同时，我国也具备元治理模式运作的条件。一方面，我国有着元治理所需的政治制度背景与文化基础。从国家结构形式上看，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的管辖权由中央授予，地方重大问题和事项的决策需要获得上级政府审核批准，上级政府拥有法定权力，可能通过发号施令、监督检查、考察调研、奖励处罚等多种手段对城市群的府际合作施加影响。此外，与英美国家所认为的“政府是必要的邪恶”不同，我国民众对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有着高度的敬畏与信任感，这使各方愿意在等级制权威的引导下致力于共同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非政府主体参与区域治理的社会条件也日渐成熟。市场化和分权化改革中快速成长的市场主体和市民社会在区域治理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比如，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企业界人士和经济学家积极参与各类峰会，为区域发展建言献策，餐饮业、白酒业、商业银行、建筑业和新华书店纷纷签署合作协议，抱团发展[23]。

三、中国城市群府际合作元治理模式的实施路径

（一）构建府际合作元治理的组织机制

元治理模式下的垂直协调需要以实体组织机构为依托。上级政府可在各城市群现有松散合作组织之上增设派出机构——区域一体化办公室，负责落实自身对城市群发展的领导与管理责任。其成员由上级政府指派工作人员和相关专家构成，下设规划、财务、监察和仲裁等部门，经费由上级政府进行拨付。本着精简节约原则，区域一体化办公室可由现有各类城市群协调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展而成，通过授权和人员调整方式将之做实。值得注意的是，该机构主要扮演区域合作引导者、调解员、审查员、监督官和仲裁者的角色，其目的是解决地方区域合作组织权威性和约束力不足的现实问题，因而不能直接介入地方区域合作组织的日常运作。

（二）建立府际合作元治理的经费保障机制

区域发展需要大量资金，“营改增”税制改革势必会进一步减少地方税收收入，因此城市群的发展需要上级政府加大扶持力度，设立区域发展基金。资金来源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将当前由上级政府各职能部门分散管理的区域性项目资金化零为整，集中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二是由中央从地方上缴增值税增长额中按一定比例提取，作为区域发展专项资金返还地方。通过上述渠道筹集的资金应全部交由区域一体化办公室进行统一拨付和管理，专门用于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环境治理和落后地方的补助。

（三）完善府际合作元治理的决策机制

府际合作元治理十分关注协商联合，区域公共决策是各类区域利益主体平等协商的结果。因此，对各城市群探索的地方政府联席会与座谈会、经济合作与发展论坛等民主协商机制应加以保留和完善，并重点确保平等参与权、平等表达权和平等影响力的落实。首先，各城市群内地方政府应该携手建设区域合作信息网，及时发布区域政策、区域合作项目进展情况、区域经济数据和各地政务信息，使之成为各类区域主体参与区域治理的信息平台，而不仅仅是对外宣传的窗口；其次，在区域重大事务决策中增设相关利益主体参与的程序性规定[24]，为非政府主体参与区域治理提供表达机会，如区域规划和区域立法等宏观性战略决策必须召开专家论证会，区域产业一体化政策调整需组织行业协会和龙头企业负责人参加的征求意见座谈会，区域性公共服务一体化政策出台应举行听证会等；再次，在区域公共决策中实施全体一致规则，各个成员政府无论行政级别高低，都有一票表决权，决策方案在全体一致通过时方可生效。如果合作成员存在严重分歧，致使合作网络陷入“无休止谈判”时，则启动等级制干预，交由区域一体化办公室来进行裁决。

（四）建设府际合作元治理的执行机制

区域性公共政策一旦出台，城市群内的地方政府应该承担起政策执行这一义不容辞的责任，由其相关部门负责合作项目的跟进与落实。区域性公共政策牵涉面广，为了提高政策执行力，政府以外的各类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全面参与显得十分必要。比如，在区域性产业发展规划的落实上，可以吸纳行业协会的参与，由行业协会推动区域行业资源的整合；在区域性公共工程建设中，可以通过公开招投标和BOT、TOT等形式各异的公私伙伴关系来引入社会资金。多元主体共同执行可以打破政府的垄断地位，发挥竞争优势，弥补政府资源不足，更好满足社会公众对区域性公共产品的需求。

（五）健全府际合作元治理的监督机制

府际合作元治理需要构建以垂直监督为主、相互监督为辅的立体型监督机制。从理论上讲，由区域一体化办公室代表上级监督地方政府具有较强的威慑力，但操作过程中面临信息不对称的难题。为此，应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以确保该机构的信息控制权，如建立地方项目和区域性合作项目事先审查制度、合作项目季度报告制度和随机调查制度等。区域一体化办公室一旦发现成员不合作，可以对其实施警告、限期改正等矫正措施；对于严重违规者则可立即停止合作项目的資金拨付，并在年终考核时对其实行一票否决。此外，鉴于过于繁琐的行政控制程序会分散地方宝贵的时间资源，自主治理理论中的相互监督制度可提供有益的补充，一体化办公室在对地方参与合作情况进行考核评估时，可以采用地方政府同行评议的方式，再辅之予城市群内企业、第三部门和公民个人的举报，这样可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成本并纠正信息漏报、瞒报。

（六）优化府际合作元治理的制度环境

法律规则可以为合作者提供行为规范，促进合作者形成一致的预期，从而避免各方陷入公地悲剧。由于地方立法权受行政区域的限制，我国城市群合作规则只能由中央政府来提供。一是要通过完善宪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对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的性质以及地方政府在统筹区域发展中的事权、财权和义务等作出详细的规定，明确地方政府在区域公共事务治理中的法律地位，为其在区域公共事务中的处置权提供法律依据[25]；二是通过出台《公共與私人部门合作促进法》来保障非政府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独立性与参与权，并促进城市群内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伙伴关系的形成[26]。除正式规则外，等级制权威还可借助于文化说服，利用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力量，建立协调发展、平等参与、互利互惠和合作共赢的社会规范，以此约束合作成员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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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婷婷）

作者：吕丽娜 赵小燕

网络经济运行模式论文 篇3：

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的三种模式

[摘要]人工智能是驱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从组成结构看，人工智能包含物质基础、数据算法及实际应用三个层次，它们驱动产业升级的内在机理各不相同;从实现方式看，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的政府模式、市场模式和智能网络模式各有千秋。应当从不同层次驱动产业升级的内在机理出发，结合三种模式自身的特点，谋划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的最优路径。一是物质基础和数据算法部分，以政府顶层规划为主，辅以市场配置和智能网络配置;二是实际应用部分，以市场配置和智能网络配置为主，辅以政府规划;三是构建政府、市场、智能网络“从内到外”“从上至下”协同发力的耦合体系。

[关键词]人工智能 产业升级 内在机理 升级模式 实现路径

[作者简介]刘军，湖南财政经济学院经济学院讲师，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人工智能经济学、创新经济学;卢周来，博士，国家创新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技术经济学、国防经济学。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下，人工智能已成为驱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从内在结构看，人工智能是包含不同层次结构的复合体，这种结构上的差异造成了人工智能各组成部分驱动产业升级不同的内在机理;同时，在第四次产业革命视角下，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的基本模式也不止一种，它们各具特色、各有优势，不能一概而论孰优孰劣，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应当以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的内在机理为依据，结合不同模式对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的作用方式，科学谋划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的最优路径。

一、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的内在机理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英文缩写为AI，按照百度百科的定义，“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总体上看，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领域的一个分支，它试图在洞悉人类智能本质的基础上，对人的意识和思维过程进行模拟，进而创造出能够模仿人类智能的机器。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最新技术成果，均可以纳入人工智能的范畴。要探寻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的内在机理，首先必须弄清人工智能自身的结构特征。高芳、赵志耘（2018）将人工智能的结构划分为数据、算法和算力三大部分。本文认为，一方面，现实中的数据和算法往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难以进行严格区分，二者共同构成了人工智能的“软体”;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存在的价值更突出地体现在其实际应用方面，因而作为连接人工智能与现实产业重要渠道的“实际应用”，也理应成为人工智能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此，本文将人工智能的具体结构划分为物质基础、数据算法和实际应用三个层次，其中的每个层次都会对当前产业发展产生显著的驱动作用，但又各有其独特的内在机理。

物質基础是人工智能赖以生存的物理基石，是人工智能生成计算能力的核心引擎，主要由具备特定功能的芯片及其连接组合构成。在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其物质基础领域的巨大需求，将会对传统的材料、电子、机械制造甚至采矿业等相关产业领域产生巨大的直接驱动效应。首先是数量上的驱动效应。人工智能自身的持续加速发展，必须要有相应的物质基础扩张作为支撑，这就需要从传统产业领域，尤其是与芯片制造和加工直接相关的产业领域，获取大量产品，进而驱动这些产业领域的发展。同时，通过发挥大批量生产过程中学习效应和溢出效应的优势，能够提高相关产业的生产效率，实现规模报酬递增，进而以点带面驱动整体产业链的转型升级。其次是质量上的驱动效应。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将会对高质量芯片产生出巨大的需求，由此直接提升现有的与芯片设计制造密切相关产业的发展水平。当前，我国芯片产业的总体发展水平仍有待提高，尤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不能很好地满足人工智能物质基础发展的高质量需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恰好为加速发展我国高端芯片制造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倒逼我国芯片制造及其关联产业加速推进转型升级，真正实现脱胎换骨。

数据算法是人工智能得以运行的软件环境，是引导人工智能产生“智慧”的重要途径，主要由现实中产生的各种数据及实现特定功能的计算机程序构成。人工智能的急速发展，将会对与数据算法直接相关的软件信息产业产生出巨大的需求，进而驱动相关产业加速实现转型升级。从数据领域来看，人类社会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数据，本身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人工智能时代重要的无形资产。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移动互联网技术的爆发式发展，新的交互模式和商业模式层出不穷，人们在通讯、交易、娱乐等活动中产生的数据越来越多，与数据相关的各种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人工智能发展对大数据的高质量需求，将会对我国现有的数据产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促使其更加科学规范地整理、运用和管理好现有数据资源，加速推进数据产业实现转型升级。从算法来看，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能力，需要通过执行相应的算法才能得以顺利实现;同时，人工智能与现实中各种应用场景的无缝对接，也需要通过算法才能完成。目前，谷歌、微软等传统互联网巨头都已建立了各自的运行人工智能程序的底层平台，这些平台的基础就是各种算法。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在该领域还存在一定差距，需要不断努力，加速提升算法产业的发展水平。无疑，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将会对我国与数据算法相关的软件信息产业产生大量的高质量需求，进而促使其加速转型升级。

实际应用是连接人工智能与现实产业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大驱动力。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各产业，深度嵌入各要素，直接助力现有产业实现转型升级，完成由“互联网+”向“智联网+”的飞跃。对传统产业部门而言，主要是通过发挥人工智能的强大计算能力及互联互通优势，优化配置既有产业资源，完成对现有生产要素的整合升级，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层次。例如，在人工智能驱动下，传统的医疗产业、健康产业以及养老产业，正在实现深度融合发展，行业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发展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对新兴产业领域而言，以各种基于人工智能的场景应用为牵引，通过“智联网+”的融合效应，孵化和涌现出全新的产业运行模式，有助于催生新业态，实现颠覆式创新。当前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驾驶技术，正在催生一系列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改变现有的汽车产业发展路径。在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领域，我国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人工智能在各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后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在提升人工智能实际应用的质量和层次上下功夫，力争率先在某些重点领域孕育出一批颠覆性创新产业生态链，以点带面推动整体产业链实现转型升级。

尽管存在上述三个层次及其内在机理的划分，但三者并非完全孤立，它们本质上是相互密切联系的统一整体，在共同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中，不断实现自身的持续发展。具体而言，在人工智能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其物质基础、数据算法以及实际应用三个层次发力，赋能现有产业，孕育和孵化全新的产业生态链，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同时，来自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又拉动人工智能不断向前发展。由此产生的强大反馈效应，不断为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提供源源不绝的持续动力。

二、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的模式探析

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是孕育第一、第二和第三次产业革命爆发的重要力量。无论是机械化、电气化还是信息化，其背后的主导力量，一是来自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二是来自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首先，通过市场范围的扩张，以及市场结构的分化细化，产生出对产业不断升级发展的强大内驱力。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观点，认为随着一国市场范围的逐步扩大，其产业分工必将愈加细密。处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夜的英国，海外殖民地急剧扩张，科学技术和生产工艺飞速发展，极大地拓展了其市场范围。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一方面，对产业分工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另一方面，产权保护等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也得以确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第一次产业革命得以率先在英国爆发。其次，近现代以来，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愈演愈烈，各国政府对于实现富国强兵目标的迫切需求，产生出对产业升级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二战”期间，为破译敌方密码，美国政府直接主导和规划了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冷战期间，为在信息领域占据先发优势以抗衡苏联，美国军方率先设计出了阿帕网（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 Net，ARPA Net），成为互联网的鼻祖。而计算机和互联网，正是催生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核心力量。

进入新世纪，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智能网络逐渐成为政府和市场之外，催生第四次产业革命勃兴的“第三只手”。智能网络脱胎于传统互联网系统母体，拥有传统互联网所不具备的“智能化”属性。在互联网“万物互联”模式下，网络本身仅仅是连接各系统的信息通道，功能主要定位于实现最大程度的信息流动，减少信息不对称，其本身并不具备自主判断力和执行力，需要居于终端的操作者依据客观态势实时作出动态响应。此时仍处于第三次产业革命阶段，信息化是该阶段的基本特征，“互联网+”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进入智能网络时代，人工智能深度嵌入互联网，赋予互联网中原有要素智能化功能，实现了从“互联网”向“智联网”的跃迁。此时的网络，不再仅仅是实现信息互联互通的渠道，而是具备了一定自主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的智能化网络，可以依据人类赋予它的特定职能，代替人类完成某些原本由人类才能胜任的工作。相应的，在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暂时无法触及的灰色地带，智能网络就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智联网+”也就自然成为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由上分析可知，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的过程，涉及的是从制造业到电子信息产业的现有各产业，并不仅仅局限于居于第四次产业革命最前沿的产业领域。因此，政府、市场以及智能网络这“三只手”，都应该在人工智能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基于这一基本逻辑，不难归纳出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的三种基本模式，即“市场模式”“政府模式”与“智能网络模式”。其中，“市场模式”和“政府模式”源自传统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次产业革命，“智能网络模式”则是第四次产业革命的产物。这三种模式在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各有其优势，不能一概而论孰优孰劣，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第一种模式是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的政府模式，即通过政府的顶层战略规划和设计，实现人工智能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立足本国安全和发展利益，从国家战略层面规划本国人工智能发展，并通过人工智能发展加速推进本国产业转型升级，是世界各主要国家通行的做法。以美国为例，2016年，美国政府率先在全球提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发布首份《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对包括制造业、物流、金融等在内的，人工智能推动产业升级的八大重点领域进行谋划。之后，于2018年先后成立国防部联合人工智能中心及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且研究制定了一系列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从制度、预算、技术等多个维度，对人工智能驱动本国产业转型升级进行全方位布局。2019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行政令，决定启动“美国人工智能倡议”，统筹“研发”“开放资源”“政策制定”“人才培养”以及“国际合作”五大领域，进一步加速人工智能推动产业升级的步伐。我国于2017年制定《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把“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制定了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40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5万亿元”的发展目标，作出了我国人工智能发展“三步走”的远景规划，对人工智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任务进行了全方位部署。

第二种模式是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的市场模式，是指通过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实现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的目标。在传统经济体系中，市场的根本职能在于优化资源配置。人工智能时代，市场的这一重要职能仍然有其发挥作用的空间。因为即使是在人工智能已經全方位渗透到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情况下，大量的传统产业依然会存在，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这些产业的生产要素和产品进行优化配置，实现转型升级，唯有通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根本职能才能得以顺利实现。尽管市场机制本身存在不少缺陷，但在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的进程中，其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仍然不可替代。有观点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加速了市场要素的流通速度，加强了市场与市场间的沟通与联系，减少了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市场效率损失，本质上是让真实世界更加接近一般均衡理论的假设条件，进而使得真实市场的运行效率更加接近一般均衡理论的预测结果。此外，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发现非均衡过程，发现潜在的经济机会，进而激励企业家不断推陈出新，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是市场的另一项重要职能。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发展，必然会打破传统产业发展既有的均衡路径，产生出新的非均衡过程。通过市场的“发现”过程，识别出这些不均衡中潜在的发展机遇，引导企业家充分发挥自身才能，运用人工智能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也是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市场模式的应有之意。自第四次产业革命登上历史舞台以来，我国企业家主动寻找和发掘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的各种机遇，构建起了一系列全新的行业模式，有些已经走出国门，走在世界前列，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作出了卓越贡献。

第三种模式是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的智能网络模式，即通过充分发挥智能网络的作用，实现人工智能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智能网络诞生于第四次产业革命的风口浪尖，其在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在传统产业领域，有效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二是在新兴产业领域，与政府和市场协同发挥效力，催生全新的产业模式和产业链条。尽管政府和市场是实现人工智能驱动传统产业升级目标的两只重要的“有形和无形之手”，但其无法触及传统产业发展的方方面面，而人工智能具备算法机敏、形式多样以及灵活性强等诸多优势，能够克服政府和市场的不足，深度融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全过程、全要素，进而加速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进程。例如，近年来持续升温的各种电子商务模式，就充分运用了人工智能在大数据和智能算法方面的优势，利用智能网络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形成了以智能网络平台为基石，深度融入传统产业诸领域、诸层次的虚拟产业链，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赋予了全新动能。除此之外，在第四次产业革命所催生的新兴产业领域，智能化网络还与政府和市场一道，孵化出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的全新模式，即在传统的政府和市场基础之上，纳入智能化网络，形成孕育产业创新的新平台，为产生颠覆性产业创新模式提供条件。有学者预测，即将出现的一大批基于智能网络平台的前沿产品，很可能会彻底改变现有的产业链，并且会在此基础上引发链式反应，孵化出一大批全新的产业模式和商业模式。

三、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

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并不是一个单一维度的“一刀切”过程，应该从人工智能不同结构层次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机理出发，结合三种模式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科学谋划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的现实路径。

具体来看，对于人工智能的物质基础及数据算法两个层次而言，二者与既有产业契合度最高。尤其是其中所涉及的芯片制造、材料处理、量子计算、软件信息等产业，更是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息息相关，加之数据信息领域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二者驱动产业升级的路径，必须以政府模式为主导，辅之以市场模式和智能网络模式。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层次，更多地涉及现实经济社会中的供需主体，需要依托现实的市场体系和智能网络来有效配置资源，创新产业模式，因此其驱动产业升级的路径，应该以市场模式和智能网络为主，辅之以政府模式。在此基础上，为确保从整体上协调人工智能的三个层次共同驱动产业转型升级，还需要构建政府模式、市场模式以及智能网络模式协同发力的耦合体系，形成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的强大合力。从上述分析出发，不难归纳出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的三条实现路径。

（一）人工智能的物质基础和数据算法部分，以政府顶层规划和设计为主导，辅以市场配置和智能网络配置，促进人工智能核心领域的发展，藉此推动材料、芯片、电子、机械制造、软件信息等产业实现转型升级

首先，应在尊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客观规律的前提下，科学分析把握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及趋势，从国家安全和发展现实需求出发，采取工业化国家通行的做法，对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进行顶层战略规划。规划不仅要梳理出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的重点领域，更要对各领域的实时发展状态进行动态规划和管理，确保按时间节点和任务要求完成既定目标。例如，对于我国人工智能发展而言，当前亟待解决的两大瓶颈，一是高性能芯片，二是核心算法。高性能芯片的设计制造，与材料、电子、机械加工等产业直接相关;核心算法的设计开发，又与软件信息、大数据等产业直接关联。这就要求我们立足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迫切需求，从国家层面对突破上述两大瓶颈的相关产业发展进行统筹规划，提升这些产业的发展水平。

其次，还需要对支撑规划运行的相关体制机制、政策措施进行科学设计，确保规划能够真正落实落地。按照信息經济学及合同理论的研究结论，一项制度措施要真正落到实处，需要满足“个体理性（Individual Rationality）”与“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两个基本条件。简言之，就是在制度设计过程中，需要在确保参与者自愿执行的前提下，保证最有效的参与者发挥出最高的努力水平。对保障人工智能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制度措施进行科学规划，同样需要考虑上述两个基本条件。

第三，在规划的大框架下，充分发挥市场和智能网络的作用，加速推进战略目标落到实处。顶层规划制定好以后，需要通过市场和智能网络连接各类主体，激励各主体共同努力、协同发力，完成既定的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战略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模式和智能网络模式主要发挥着“目标落实加速器”的功能，负责把各种顶层的战略规划目标细化为各主体的现实任务，并通过相应的激励机制确保任务落实。

（二）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部分，以市场配置和智能网络配置为主导，辅以政府规划，促进人工智能实际应用领域的发展与创新，整合优化传统产业链促其升级，孕育孵化全新产业链占领战略制高点

人工智能的技术成果，只有在实际应用中产生效力，才能发挥对现实产业升级的赋能作用。同样地，只有在实际应用中发现人工智能存在的不足并加以不断完善，才能更好地发展现有人工智能技术，进而更好地促进产业升级。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和智能网络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将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进程中的各类主体加以有机整合，最大限度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在打通技术成果和实际应用连接渠道的同时，催生颠覆性创新成果，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对市场而言，不仅要发挥其资源配置的基本功能，更要发挥其培育和发现企业家，激发“创造性毁灭”过程的重要职能，通过给予勇于并善于创新的企业家最高程度奖励，引导和激励企业家在各领域各层次运用人工智能赋能现有产业，实现驱动产业升级的既定目标。在政府和市场的“触手”之外，通过充分发挥智能网络在大数据和智能算法方面的优势，创新产业模式和商业模式，在更加有效地匹配需求主体和供给主体的同时，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逻辑为主线，创建起全新的产业链条，由此全面带动产业转型升级。

目前的“双十一”商业模式，正是充分利用了智能网络在高效匹配供求及创新服务模式等方面的特长，将不同类别、各个层次的产业整合在一起，共同满足规模庞大的消费需求，构建起立足中国并逐步向全球延伸的产业链条，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大驱动力。据最新统计资料显示，2019年“双十一”期间，仅仅在两天时间里，成交额就高达2684亿元，充分证明了通过人工智能实际应用驱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智能网络发挥的巨大威力。当然，在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部分，尽管市场配置和智能网络配置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政府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在该领域，政府的定位主要是“裁判员”和“指导员”，其关注点应聚焦于制定相应的游戏规则，以及从宏观上把握实际应用中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的重点领域和重点方向，同时还需要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根本利益出发，依法对该过程中各主体的行为进行合理规制。

（三）以人工智能物质基础、数据算法以及实际应用三个层次促进产业升级的内在机理为依据，构建政府、市场、智能网络协同发力的同频共振耦合体系，“从内到外”“从上至下”形成人工智能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大合力

尽管人工智能各层次驱动产业升级的内在机理存在差异，政府、市场和智能网络在其中发挥的职能也有轻有重，但决不能因此而割裂各部分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应该从更高的视野出发，统筹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的“三种机理”和“三种模式”。

一是要打通连接物质基础、数据算法以及实际应用三个层次的“从内到外”驱动产业升级的渠道。对人工智能而言，物质基础是的核心硬件，数据算法是外部软体，实际应用是人工智能和人类经济社会实现交互融合的重要途径。这三大层次在驱动产业升级进程中既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又是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应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智能网络的作用，尤其要注重发挥政府在战略规划和制度供给方面的重要职能，真正打通各部分相互激活、共同促进的耦合渠道，构建起人工智能三大组成部分协同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格局。

二是要打通协调政府、市场以及智能网络三种模式的“从上至下”驱动产业升级的链条。总体上看，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的政府、市场以及智能网络三种模式的基本逻辑分别是：政府统筹，主要从顶层对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的重点领域、战略目标以及实现途径进行总体规划，同时提供制度和资源方面的支撑以保障规划落实落地;市场负责配置与激励，主要对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的各种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并且激励企业家不断进行探索和创新;智能网络发挥赋能效应，对传统产业进行优化升级，孕育孵化新产业新业态。但现实中，这三种模式作用的发挥，并不是互不相关的孤立过程，相互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一条“从上至下”的完整模式链条。应充分协调三种模式的职能，打通三者之间的联系渠道，建立通过三者共同发力，实现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战略目标的模式体系。总之，通过构建深度融合“三种机理”和“三种模式”的协同发力的耦合体系，加速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进程，确保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升级质量，全方位赋能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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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Modes of Industry Upgrading Driven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u Jun， Lu Zhoulai

（School of Economics， Hu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angsha， Hunan 410205;National Innovation Institute， Beijing 100010）

Key words： Artificial Inelligence; Industry Upgrading; Internal Mechanisms; Upgrading Modes; Implementation Paths

（收稿日期：2019-12-25 責任编辑：罗建邦）

作者：刘军 卢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