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性质论文

证券投资基金作为一种投资产品,根本上是为基金投资者即基金持有人的利益服务。《证券投资基金法》的核心宗旨就是“保护投资人及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目前所有的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都是契约型基金,虽然其与其他集合投资理财产品相比有明显优势,但是从证券投资基金本身的角度来看,契约型基金模式在持有人利益保护方面存在一些明显的弊端。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性质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性质论文 篇1：

证券融资业务的交易对手准入与分类授信思路

摘要：2019年年中，银行间市场回购违约事件频发，引起了市场对交易对手风险管理的关注。本文站在资金融出方的角度，尝试从交易对手风险管理的要点、交易对手偿付能力评估的关键点等方面提出交易对手风险管理的思路，并给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交易对手准入与分类授信方案。

关键词：交易对手风险  准入  分类授信  非法人产品

引言

2019年年中，银行间市场回购违约事件频发，引起了市场对交易对手风险管理的关注。短期内迅速发酵的回购市场资金紧张、融资困难等问题，导致非法人产品户回购业务出现违约，尤其是结构化非法人产品“爆仓”导致结构化债券遭遇抛售，并进一步加剧市场对中低信用等级发行主体的规避意愿及对回购交易的谨慎情绪。这一系列“负反馈”式的连锁反应促使市场认知发生了如下几方面变化：一是投资者逐渐认识到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不亚于非金融企业;二是交易对手管理不再是一句空口号;三是机构法人和非法人产品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属性有差异，不能混同;四是非法人产品差异很大，难以用统一标准管理，且对于某些产品需要做详细的尽调;五是很多看似合理的风险管理措施并没有触及风险管理本质，更多是在现有框架下的“打补丁”;六是交易对手风险是一个集合了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多种风险的风险类型;等等。

如果把上述事件放在更长的历史周期中去理解，市场这些认知的改变来得正是时候。过去几年，随着监管模式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的转变，以及债券刚兑的打破和资管新规¹的推行，不同非法人产品开始单独建账、单独核算，大资管行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对非法人产品进行重新梳理、分类迫在眉睫。

本文站在资金融出方的角度，基于证券融资业务尤其是非法人产品作为正回购方的回购业务，尝试从交易对手风险管理的要点、交易对手偿付能力评估的关键点等方面提出交易对手风险管理的思路，并给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交易对手准入与分类授信方案。

交易对手风险管理思路

（一）交易对手风险管理的要点

对于一个机构来说，交易对手风险管理的要点有两个，即控制与量化，两者缺一不可。控制交易对手风险是第一步，也是第一道防线，需要正确地量化风险，确保自身所承担的风险被合理补偿。这两方面分别通过信用限额管理和信用价值调整（CVA）来实现。

信用限额管理是一种传统的风险管理手段，其基本思想是尽可能将交易对手多元化以分散风险，鼓励最大化交易对手的数量。此手段仅关注对风险的控制，未对收益和风险补偿提出要求。CVA通过对交易对手风险进行定价，兼顾了对风险和收益两方面的考虑，是信用限额管理的良好补充。

在证券融资业务中，交易对手风险可分为三个层面，交易层面、交易对手层面和资产组合层面。交易层面包括了交易的所有特征和相关的风险因素，如到期日、交易类型等;交易对手层面包括交易对手的偿付能力、对降低风险有帮助的交易安排（净额价值、抵押品）等;资产组合层面主要指的是交易对手之间的相关系数，即在已知有小部分交易对手违约的情况下，整个组合会受到影响的程度。CVA有助于解决前两个层面的问题，信用限额管理可解决最后一个层面的问题。

在实践中，证券融资业务开展的第一步往往是先对交易对手进行偿付能力评估，随后是基于偿付能力评估的结果，进行准入判断和分类授信。

（二）交易对手偿付能力评估的关键点

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风险从性质和起源来讲，可分为机构风险和市场风险，大体对应了资本不足风险和透明度风险两种基础性风险。从交易对手风险管理的角度來看，市场风险衡量了交易层面上的风险敞口，机构风险则是对偿付能力的本质刻画，也是进行交易对手准入判断和分类授信的本质。

机构风险的实质是资本是否充足，这也正是将资本充足率作为商业银行及类银行金融机构最核心监管指标的原因。传统的机构法人，如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都已经在资本管理方面进行了不少尝试。近年来，资管行业也逐渐引入资本监管这一思路，主要的监管指标计算基础几乎都和净资本与风险资本有关，借鉴并体现了巴塞尔协议的监管理念。由此看来，对交易对手偿付能力进行评估的关键点就是分析判断其资本是否充足。

（三）准入与分类授信思路

准入是指在开展业务前，需要先确定对方可作为交易对手;分类授信一般是指根据各项指标，对不同级别的交易对手给予不同的业务额度，即信用限额。鉴于目前正处在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的过渡期，且基于对交易对手偿付风险本质的认识，本文提出如下准入与分类授信思路。

准入采用的方法一般是白名单制。在具体步骤上，不同业务的交易对手准入流程有所不同。为提高效率，可采取批量准入方式。参考《中国人民银行  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关于规范债券市场参与者债券交易业务的通知》（银发〔2017〕302号）的相关规定，交易对手可分为金融机构和非法人产品两类。

在实践中，首先应选取有公开可查数据的交易对手。对于金融机构，可按照机构类型分类，将监管指标（如资本充足率、保费覆盖率等）或监管评级作为准入依据，然后将对偿债能力有实际指示意义的财务数据（如净资本、实际资本等）作为各类交易对手分类授信的标准。

对于非法人产品，由于目前各类资产管理机构众多，监管标准不统一，且不同管理机构发行的产品可获取信息量仍存在差异，对其进行统一管理尚有难度，应结合其资产规模和所属机构性质进行分类管理。按照募集方式，可将非法人产品分为公募产品和私募产品。对于公募产品而言，由于其数据可得性强，且集中度、杠杆率等指标的相关监管较为严格，机构注重此类产品的声誉风险，在特殊时期提供流动性支持的意愿较强，对其进行准入判断和分类授信可参照其所属机构的分类结果执行。对于私募产品而言，由于其数据不易获得，为兼顾效率，对其处理原则可以是在相同发行主体公募产品分类结果的基础上下沉一档。

对于在公开渠道无信息披露的部分金融机构或非法人产品，应在事前对其开展尽调，以进行交易对手准入和分类授信管理，达到有效控制业务风险的目的。

交易对手准入与分类授信建议

（一）金融机构的准入与分类授信建议

在准入方面，由于本文讨论的是有抵押的证券融资业务，金融机构偿付能力普遍较高，受到的监管较严，故原则上只要是没有出现严重负面事件的金融机构均可准入。建议采取白名单制的管理模式，随着业务的开展逐渐在白名单上添加交易对手。

在分类授信方面，可将金融机构分为存款类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其中，存款类金融机构包括开发性银行、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含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外资银行、信用社、村镇银行等）、财务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信托公司、期货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

由于不同机构业务性质不同，无法直接横向对比，但可根据系统重要性进行适度区分。存款类金融机构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具有重要、基石性的地位，原则上可在相同排名的情况下获得更高的分类评级。例如，排名前二十的商业银行可获得甲类评级，而排名前二十的信托公司只能获得乙类评级。

（二）非法人产品的准入与分类授信建议

在准入方面，非法人产品的信用风险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其所属机构，但实践中有诸多因素可能导致其真实风险大于其所属机构。因此，对非法人产品尤其是对单一产品的准入判断有较大难度，更实际的做法是按照其所属机构的性质与募集资金的方式进行划分判断。具体可划分为：一是公募性质的非法人产品，包括以公开方式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发行的银行理财产品和公募证券投资基金，以及其他公募性质的非法人产品;二是私募性质的非法人产品，包括银行向私人银行客户、高资产净值客户和合格机构客户非公开发行的理财产品，证券公司及其资产管理子公司发行的客户资产管理计划，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发行的客户资产管理计划，期货公司发行的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及其他私募性质的非法人产品。在实践中，还可以综合考虑管理人、委托人和投资顾问等因素，产品的主动或被动管理性质，以及产品持仓情况等，以作进一步区分。

分类授信方面，可结合非法人产品的资产规模和所属机构性质进行管理。具体建议如下：

1.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公募理财是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发行的理财产品，私募理财是面向私行客户、高净值客户和合格机构客户发行的理财产品。举例来说，若我们将银行分为甲、乙、丙三类，那乙类银行的公募产品和甲类银行的私募产品原则上享有同样的分类授信金额。

2.公募基金公司产品

公募基金公司产品主要包括公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客户资产管理计划。其中，公募证券投资基金有相对完备的数据，可根据公募基金公司的非货币资产规模²排名来确定分类结果。基金公司同其子公司的客户资产管理计划募集资金的方式一样，均为私募发行，因此可按照前文所述的私募产品分类授信思路处理，即在相同主体公募产品分类结果的基础上下沉一档。但是基金公司同其子公司的风险管理水平不一，在实践中需要根据具体机构加以分析。

3.证券公司资管产品

证券公司资管产品包括拿到公募牌照的券商资管发行的公募证券投资基金，以及历史遗留的大集合产品。根据《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8〕39号），证券公司需严格遵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等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证监会的规定管理运作大集合产品。可以看出，目前大集合产品的监管要求与公募证券投资基金一致。因此，两者均可算为公募产品，分类授信参照其所属机构执行。

4.信托公司的资金信托计划和期货公司的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目前，信托公司的资金信托计划和期货公司的客户资产管理计划均为私募产品，无公开数据，因此可考虑仅允许作为央企的信托公司的资金信托计划和监管评级为AA级期货公司的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作为交易对手，并给予较低的分类评级和较小的授信规模。

5.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产品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产品主要包括公募证券投资基金和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具有公募牌照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可发行公募证券投资基金。在分类授信时，可将此类公募证券投资基金作为公募产品处理，即参照其所属机构进行分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是保险资管公司发行的私募产品，认购资金主要为保险资金，属于保险公司的表内资金。在大多数时候，此类产品的认购方也是保险资管公司的大股东，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产品的稳健性。因此，可以将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作为交易对手，对其分类授信可参照所属机构下沉一档处理。

6.其他私募性质的非法人产品

由于这类产品或其所属机构的数据不可得，需在与其开展业务前进行尽调，并根据实际业务实行“一事一议”。

关于非法人产品两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一）如何定义其所属机构

对于一个非法人产品来说，可能涉及管理人、委托人和投资顾问等几个相关方。那到底如何确定该产品的实际所属机构呢？在实践中，对交易对手的判定要秉持“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从形式来看，对于有些交易对手，可以通过看对方交易账户的名称来进行识别，如银行间市场使用的“现券买卖成交单”上的“机构/投资管理人”信息、行业普遍使用的交易或风控软件交易信息中的“交易对手名称”“所属机构”等信息。然而，有时我们无法通过这一方法进行识别。例如，某些产品需要通过券商席位在交易所固收平台交易，席位号只体现该券商的席位，无法用于识别产品类型。

从本质上来看，应该关注产品的最终责任人。产品的管理人、委托人和投资顾问在不同的市场阶段、法律关系及产品架构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实际责任有所不同。目前，监管部门和市场正在努力探索如何对相关方的责任进行清晰界定。

（二）可否跨机构类型实现统一管理

在功能监管的理念下，资管行业的趋势是统一管理。但目前仅有公募证券投资基金实现了统一监管，具体包括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和保险公司发行的公募证券投资基金。对于这类产品，参照非货币资产规模进行横向比较，在理论上可以实现分类授信标准的统一。

在实践中，对非法人产品按照非货币资产规模进行分类授信在一定程度上是可取的，因为其本质上与机构监管的理念有共通之处。在机构监管框架下，我们一般采取反映资本充足情况的指标，如净资本、风险资本、资本充足率等，并按照金融机构的性质，在同类型机构里面进行排序分类。近年来，资管行业也在逐渐引入资本监管这一思路，但资管行业各公司的净资本并不对外披露，用资本评估其风险不具备可操作性，因此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法是参照其非货币资产规模进行分类。较大的非货币资产规模至少能体现两点：一是产品所属机构的资管业务发展满足相关监管要求，二是市场认可该机构的管理能力。当然，这种替代方法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券商资管和保险资管进入公募领域较晚，有的机构先前发展重心不在公募产品领域，按照非货币资产规模排名会导致券商资管和保险资管的排名远低于其所在体系的排名。因此，该方法是否合理还有待商榷。

注：

1.资管新规是指2018年4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106号）。

2.万得（Wind）每季度会对各基金公司管理的非货币理财基金资产进行统计。

作者单位：安信证券固定收益部

责任编辑：罗邦敏  鹿宁宁

作者：程昊 胡善斌

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性质论文 篇2：

管好基金管理人

证券投资基金作为一种投资产品,根本上是为基金投资者即基金持有人的利益服务。《证券投资基金法》的核心宗旨就是“保护投资人及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目前所有的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都是契约型基金,虽然其与其他集合投资理财产品相比有明显优势,但是从证券投资基金本身的角度来看,契约型基金模式在持有人利益保护方面存在一些明显的弊端。

现行的契约型基金

不利于保护投资者

近年来,基金业发生的问题中较典型的是老鼠仓问题,这些案例的背后,暴露的都是基金持有人利益受到损害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契约型基金存在的根本问题是基金管理人在基金治理结构中缺乏制衡、一方独大。契约型基金的核心价值是保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而契约型基金最大的特征是从基金的发行到托管再到管理甚至分配,都是以基金管理人为权利核心而进行的。那么保护投资者除了基金管理人的依法履责及道德自律外,关键在于对基金管理人的制约。这种制约除了监管部门依法进行监督管理、司法及仲裁部门在纠纷出现后的救济等外部制约外,主要是依靠基金法律关系的内部制约,即由基金法律关系的其他两个主体基金持有人和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进行制约。然而,在实践中这种制约的形式意义远大于实际作用。

首先是基金持有人大会名存实亡。众多的基金这么多年也只开过40多次基金持有人大会。基金的性质是一种信托法律关系,投资者作为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基金管理公司的充分信任,而将财产交由其进行资产管理。在财产转移后,投资者便失去基金财产的运作管理权。法律为保护投资者,赋予了投资者对重大事项一定的权力,这些权力都需要通过基金持有人大会来行使。由于基金的高度分散持有,多数小额投资者通常缺乏参与基金治理的积极性和动力,不愿耗费财力和精力出席基金持有人大会,普遍存在“搭便车”的心理,希望由其他投资者“用手投票”而由自己得利,或者干脆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一走了之。

同时,证券投资基金法在程序上的严苛规定也使得基金持有人大会难以召开,如第75条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应当有代表百分之五十以上基金份额的持有人参加,方可召开”;虽然法律允许采用多种变通形式召开基金持有人大会,但是在投资者如此分散的情况下还是难度极大。目前虽然不乏基金成功召开持有人大会之例子,但是基本上都为基金管理人主观所积极推动,而要由基金持有人在基金管理人或托管人不履行职责情况下自行召集,几乎不可能,甚至出现基金管理人阻挠基金持有人自行召集持有人大会,因此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公司的制约也就流于形式。

其次是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督无法落实。在基金持有人大会名存实亡的情况下,基金托管人的这种监督权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实践中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并无监督的动力,因为托管人不具有监管所必需的独立地位。原因在于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具有事实上的选任关系。在契约型基金运作中,发起人选择托管人和管理人,从理论上讲这种方式能够保证双方的独立地位,但有关部门放开了对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的资格限制,却收缩了证券投资基金的发起人的范围,基金管理公司成为契约型基金唯一的发起人,发起人的选任权实际上已被替换为管理人的选任权,基金托管人的命运完全被掌握在基金管理人手中,又怎么敢履行监督职责?

引进公司型基金

维护投资者利益

由于我国契约型基金的制度设计不利于保护投资者,因此需要寻求解决的途径:一是调整契约型基金治理结构,赋予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之间更为平衡的关系;二是引入一种新的证券投资基金模式,即公司型基金。因为公司型基金能为投资者提供了更为充分的保护。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102条:“通过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公司,从事证券投资等活动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因此我国建立公司型基金制度是有法律依据的。

公司型基金是投资者先通过出资形成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基金公司,基金投资者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也是基金公司的股东,然后由基金公司将基金财产委托给基金管理人(即基金管理公司)运作,基金保管人保管基金财产的法律制度。

相对于契约型基金,公司型基金在投资者保护方面的核心设计是多了基金公司这个主体和这个主体中核心制度――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被称为“看门狗”,法律强制要求“基金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并赋予其重大权力,希望以此来制约管理人。

公司型基金的法律构建以美国为代表。在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股灾和随后的大萧条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1940年投资公司法》就是这一努力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通过规范证券市场主要参与者——投资公司(即基金公司)来规范市场。

美国的公司型基金独立董事制度主要有几点原则:1.独立董事多数原则。1940年制定该法时规定独立董事不得少于40%;2001年SEC规定共同基金的独立董事至少要占到董事会成员的60%以上,而从2003年基金业丑闻发生后,SEC出台更为严苛的措施,要求董事长和三分之二的董事独立于投资顾问,董事会所有成员中有75%必须是独立董事。2.独立董事自我任命原则,在保证独立董事初始独立性基础上,由现任独立董事提名选任新的独立董事;3.独立董事掌控审计委员会原则,董事会的审计委员会全部由独立董事组成,由其对审计师选择提出建议,确保审计师独立于基金管理人。

近年来,在美国就公司型基金的董事会是否保护基金股东的利益一直有较多的争论。对共同基金董事会无效性的关注使监管部门对独立董事在董事会成员中的比例要求越来越高,达到75%。独立董事制度虽有其不完善之处,但是必须承认独立董事为主的董事会在维护基金投资者利益的职责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和实际操作性,与契约型基金相比,既避免了基金持有人大会召集难度大的缺点,又避免了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的过度依赖缺点。

从英国基金业发展的情况来看,由于英国两种基金模式都比较发达,有学者通过对英国两种共同基金模式的对比,分析得出结论“英国的公司型基金,在前后端收费以及向基金管理公司收费上明显低于契约型基金(单位信托),而这种收费上的不同并未体现在基金净值上,因此这种实际的证据证明公司型基金更有助于维护基金投资者的利益”。

中国基金业发展中一直在寻求解决但迄今尚未完全解决好的一个问题,就是基金管理公司的利益如何与持有人利益保持最高程度的一致?解决该问题的根本办法一定是制度,主要是基金公司的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加强独立董事制度建设,但中国并不存在基金公司这个主体。

在我国移植信托法的过程中,受托人的忠实和注意义务缺乏信托文化的积累和沉淀,缺乏对违背受托人义务的相应惩罚措施,所以委托人对受托人的监督成为必要,公司型基金中的基金公司通过独立董事制度的设计恰恰能够满足这样的要求。

此外,由于我国的大陆法系传统,公司制度更容易被接受,虽然公司型基金是一种公司和信托的混合体。■

作者：江翔宇

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性质论文 篇3：

PE该入哪个法

8月10日，25家股权和创投协会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一份建议书，指出不应将股权投资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法》，同时对该法修订草案第107条提出异议，认为“证券”的认定机构应该是国务院，而非草案中规定的证券监管机构。

他们反对PE入法的理由有五：（1）《修订草案》对“证券”的定义，不符合《证券法》的相关规定；（2）任意界定“证券”将导致政出多门、多头管理、分工混乱，给市场带来不稳定的监管预期；（3）将股权投资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法》调整范围，不符合分开立法的国际惯例；（4）将各类私募股权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范畴监管，不仅没有必要，反而有可能人为造成监管风险；（5）将创业投资基金也纳入证券投资基金范畴监管，将给我国的创业创新事业带来严重不利影响。

我非常赞赏行业协会积极向立法者建言献策的参与精神。行业协会的意见中也有很多合理化建议，如淡化行政管制，鼓励市场创新。但是，反对PE入法的观点是不明智的。我认为，为推动PE的健康发展，必须将PE纳入《投资基金法》调整，并设专章予以规定。

其一，此次修法调整PE的性质是进行补课。1999年启动的《投资基金法》立法名称是“投资基金法”。立法者本想调整规制PE，但由于争议较大，被迫对PE采取授权国务院立法的态度。既然PE的发展形势迅猛，PE的赢利模式和法律关系日趋清晰，PE的立法条件趋于成熟。

其二，将《证券投资基金法》改为《投资基金法》后，立法者不再苛求PE的投资目标是证券，因而PE的投资目标可以是证券之外的任何非上市公司的股权、债权或者衍生投资性权利。

其三，中国的投资基金立法固然要大胆借鉴国际先进立法经验，但更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只要《投资基金法》的修改有助于推动中国的投资基金的规范与发展，就不必在形式上与某一国家的立法形式亦步亦趋。立法形式虽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立法内容。

其四，将各类私募股权基金纳入《投资基金法》予以专章调整，并不意味着要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范畴予以调整，更不意味着接受与证券投资基金相同的行政监管。恰恰相反，PE不但不适用专属于证券投资基金的来自中国证监会的行政监管，也不适用来自国家发改委的行政监管，因而不会认为造成监管风险。

我主张的PE监管模式是：立法调整+工商登记+PE自律+行业自律+司法救济。其中，立法调整是前提，工商登记是基础，PE自治是核心，行业自律是关键，司法救济是保障。PE是富人与能人的私人俱乐部，原则上不涉及不特定的公众投资者，因而各国都对PE实行宽松的监管政策。中国的PE监管也应充分体现鼓励市场自治与创新的立法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此次25家PE协会联合上书立法机关，建议PE脱离《投资基金法》的原因之一就是行政监管恐惧症。因此，立法者在调整PE时一定要彻底打消PE的这一顾虑，努力谋划出PE友好型的《投资基金法》。

目前的工商登记既涵盖对PE的设立登记，也涵盖了对PE的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既登记了PE的名称、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姓名，也登记了住所、资本、股东或合伙人的姓名或名称；既涵盖了有限合伙的登记，也涵盖了有限责任公司的登记；既涵盖了对PE的登记，也涵盖了对目标企业的登记。在出具工商管理部门提供的登记信息后，PE及其投资的目标企业可以依法直接向税务主管机关行使税收优惠待遇，向政策性银行申请优惠贷款。为建立健全工商部门与宏观调控部门（发改委、财政、人民银行）、税务部门、证券监管部门、工信部门等之间24小时全天候、360度全方位的无缝对接、信息共享、快捷高效的监管合作机制，有必要将工商登记信息向前述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予以开放。因此，在工商登记之外再设立独立的备案监管系统纯属叠床架屋，徒增监管成本和PE及其投资者的成本。

广义的PE监管模式包括但不限于行政监管。自律监管也是监管。实际上，越是片面强化行政监管，自律监管包括行业监管更是难以发展起来。宏观调控部门固然不宜插手微观的市场经济生活包括PE的投资活动，行政执法部门也应充分尊重 PE自治和契约自由，打造服务型政府。当然，对于滥用PE制度、非法集资、欺诈投资者、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定要明确，《投资基金法》调整PE并不单单是强化行政监管。《投资基金法》中的法律规范不都是强制性规范。相反，《投资基金法》应当尽量鼓励PE及其利益相关者的私法自治，以确保PE市场的活力。从规范形式上看，立法者应当扩大任意性规范和倡导性规范的比重，尽量减少强制性规范，慎重拟定禁止性规范，从而为私法自治预留制度空间。凡是由PE自治或行业协会自律规则调整的内容，原则上立法者不宜作出强制性规定。

我建议PE专章进一步强化管理人合伙人对合伙企业与有限合伙人的信托义务，严惩管理合伙人从目标公司收受商业贿赂的失信败德行为，加大对有限合伙人的权益保护力度，厘清投资人知情权与管理权间的界限，明确对赌条款的效力，明确PE的税收优惠。

同时《投资基金法》应确立PE的合格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规定有限合伙人或者股东只应限于达到规定的收入水平或者资产规模，具备一定的风险识别能力和承担能力的中高收入人群。目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一审稿）》在第104条原则规定的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制度原则上也适用于PE。但遗憾的是，该草案本身并未界定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而是将其授权中国证监会规定。为避免PE界的疑虑，建议立法者直接明确该标准。我建议该标准原则上可界定为开展PE投资之后剩余的可支配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鉴于有限合伙人不限于单身未婚人士，更包括已婚人士，为避免事后不必要的家事纠纷，建议管理合伙人在募集资金时既要求有限合伙人填写家庭金融资产信息，也要求已婚有限合伙人出具其与配偶在婚后实行分别财产制的书面协议，或者出具配偶同意担任PE有限合伙人的同意函。建议立法者在总则或者PE专章中规定投资者维权教育的内容，倡导理性投资、文明投资、科学投资的新理念。

监管主体有狭义广义之分。工商管理部门亦是广义的监管主体。注册登记与发改委主张的备案实为一个意思。按照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的精神，工商登记后，私募股权基金没必要再接受发改委的备案监管，未来可以通过行业协会或者投资者协会的模式实现自律，同时加强公司内部的风险控制和治理结构建设以及投资者教育等工作。

作者：刘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