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承包合同法律性质探讨论文

摘要：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问题，结果表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是一种不同于农村承包经营权租赁与转让的特殊流转方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的本质属性是物权性次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创设。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农地承包合同法律性质探讨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农地承包合同法律性质探讨论文 篇1：

深化农地产权改革建立农地现代产权制度

摘要：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必然要求改革中国现有的农地产权制度，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和流转顺畅的现代农地产权制度。中国农地产权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确认村农民集体对土地最终所有权的基础上，确立农户对土地的占有权、使用及其转让权和收益权等经济所有权，使农户由单纯的经营主体转变为独立、完整的产权主体。

关键词：现代产权制度；集体最终所有权；农户经济所有权

一、 深化农地产权改革的必要性

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广泛实行了农户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中国农村改革中实现的第一次制度创新。迄今为止，农户承包经营已成为中国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这一经营制度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注目的辉煌业绩。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农户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经营制度还很不完善，这既严重制约着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也严重阻碍着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农业经营制度之所以存在种种缺陷，其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的或根本的原因则在于不合理的农地产权制度。中国农地产权制度不合理性的主要表现有三：

其一，农地最终所有权的模糊性与行政性。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首要缺陷就是土地所有权边界不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不统一。由于历史原因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后，中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多次变动，造成土地所有权关系比较复杂。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所有的，由村内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根据这些规定，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归属是不明确、不统一的：或者归乡（镇）集体所有，或者归村集体所有，或归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究竟归哪一级集体所有是模糊不清的。从现实来看，往往是行政村和乡（镇）政府作为农民集体的代表来掌握和行使土地的集体所有权。这样，就使土地所有权与行政权或准行政权混淆在一起。

其二，农地经济所有权的虚置性与残缺性。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根本缺陷是土地的实际占有权、支配权与抵押权等产权主体缺位。一方面，乡、村或村民小组只作为土地的最终所有者而不再直接拥有土地占有权、经营权与抵押权等经济所有权；另一方面，农户只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土地使用权或经营权，而不拥有对土地的实际占有权、完全经营权、自由转让权、抵押权与继承权等经济所有权。在这种产权制度下，农户只被作为经营主体而不被当做产权主体；农户只拥有一少部分土地产权（一定的使用权与收益权），而不拥有其他大部分土地产权。这样，就形成了农地产权的虚置性与农户土地产权的残缺性并存的局面。

其三，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困难。由于农户自主经营的权利缺乏保障，限制了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使土地流转既缺乏动力又缺乏必要的条件，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据统计，到1993年，全国发生转包、转让土地的农户数占农户总数的2.3%，流转耕地面积占全国承包耕地面积的比重只有0.9%。土地经营规模过小、缺乏规模经济效益成为中国现有农业经营制度的一个突出缺陷。

总的来看，中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是一种归属不清、权责不明、保护不力、流转不畅的产权制度。农地产权制度的弊端集中表现为农村行政机构（乡镇政府）和准行政机构（村民委员会）对广大农户的严重侵权现象。具体说来，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弊端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侵犯农户土地承包权。在许多地方，乡、村行政与管理机构以集体的名义，经常随意地调整土地的承包，剥夺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二是侵犯农户土地经营权，危害农户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基本经营制度。农户的生产经营仍要受到地方行政机构（县、乡镇政府）的干预，不能完全自主经营。实行农户承包经营制度使农户获得了经营自主权，但这种经营自主权既是不完整又是没有保障的。在相当多的地方，县、乡政府机构通过行政手段指定农民或农业组织必须种植某一种作物，在播种面积、农产品销售数量和品种上定指标、定任务，并要求农民将生产的农产品出售给指定部门。许多地方限制农户自由种植，强令农户必须执行一部分上级下达的种植计划，必须完成上级规定的生产任务。所有这些，都使农户自主经营的权利受到很大损害。现有农地产权制度不仅使农户不能完全自主经营、不愿致力长期经营，而且也使农户难以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三是在农村滋生了许多特权腐败现象。在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后，集体不再直接使用或经营土地，而拥有土地所有权和发包权。尽管在理论上说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与支配，但在现实中，则是由乡、村或村民小组的领导者以集体的名义掌握与行使土地所有权与支配权。其结果，乡（镇）长、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以及村民小组长们自然地成为实际拥有与真正支配土地的“全权主人”。侵犯农户经营权，强迫农民执行上级种植计划，强令农民向指定部门销售农产品等行为大多都是在乡（镇）长和村支书、村委会主任的指令下进行的。这样，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方便滋生了许多特权腐败现象，从而使农村干群关系十分紧张，农村稳定受到严重威胁。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不完善的直接后果有三个方面：一是农户市场主体地位难以确立起来。在现有的农地产权制度下，广大农户既缺乏完全而有保障的自主经营权，又缺乏完整而有保障的经营收益权，从而使农户未能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二是农业劳动者主人翁权利难以真正实现。迄今为止广大农民只获得一定的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而不拥有实际占有、自主经营和自由转让土地的主人翁权利。因此，在现有的农地产权制度下，并没有完全实现农业劳动者与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三是严重制约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举世注目的三农问题。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缺陷是导致农业经营制度不完善和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进行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是中国农村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根本问题所系。

二、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与战略目标

鉴于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主要缺陷，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与战略目标应当是建立健全农地现代产权制度，实现农地产权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和流转顺畅。所谓农地产权归属清晰，一方面，农地最终所有者得以准确界定并为有关的法律条文所认定；另一方面，农地经济所有权主体明确，并经过有关法律程序所确认。所有这些，都是农户等有关经济主体积极性、主动性和富有创造性的行为发生的产权基础，也是农户自主经营权利和自我约束的经营责任得以实现的保证。因此，农地产权归属清晰，可以使各有关权利主体的权利边界清晰，有助于降低内部交易成本，有助于提高农村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所谓权责明确，就是产权对产权主体和非产权主体都具有约束作用，各产权主体都只能以各自的产权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并承担产权交易的成本、获取产权交易的收益。农地产权在其具体实现过程中，亦即它通过各种形式如租赁、售卖、转让和联合等运营或流动过程中，以及通过运营或流动所形成的某种生产组织形式下，各相关土地产权主体权利到位、责任落实。这是农户优良经营行为得以产生和不良经营行为得以约束并能够对后者进行有效追究的直接条件。所谓保护严格，就是指产权归属一经明确认定，就具有了排他性，并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其他任何主体不得侵犯。对农地产权的严格保护，既可以规范其产权主体自身的经济行为，又可以约束其非产权主体对产权主体的不良行为，这有助于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依法对农地产权实施有效的、严格的保护，是确立农户市场主体地位、保护农民利益的法制前提。因此，深化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不仅要把农地产权清晰地界定到特定的经济主体身上，而且更要加大对农地产权的保护力度，以确保农地产权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充分实现，从而充分发挥其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积极的驱动作用和有效的约束作用。所谓流转顺畅，就是根据生产经营活动的实际需要并最终服从于实现产权收益最大化的目的，各类产权可以在产权市场上自由流动。这既是拓展产权的财产类型、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基本途径，又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基本前提。农地产权的流转顺畅，就是在土地家庭承包的基础上能够自主、顺利而有效地实现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如实行承包土地的转包、出租和入股等。这不仅是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必由途径。

根据建立现代农地产权制度的基本要求，当前及今后中国深化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应当明确集体对土地的最终所有权，二是应当确立农户对土地的经济所有权。集体土地所有权是农业经营制度的存在基础，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是完善农业经营制度的关键措施与根本保障。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关键是要明确规定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进行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和确立农户土地产权，统称为土地的“确权”。进行这种确权，对于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可以完善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使广大农民群众真正成为土地的集体主人，另一方面，可以使农民个人真正拥有土地的占有权支配权，从而实现农业劳动者与土地这种基本生产资料的密切结合。这样，进行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既可以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又可以确立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完善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可以进一步解放与发展农村生产力，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

三、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对策

在上述改革理论与思路的指导下，应当采取切实可行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对策措施。具体说来，应当采取以下三方面主要对策：

第一，明确规定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主体。从现实出发，应当以立法形式确定土地村农民集体所有制，并将村民委员会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对集体土地和其他集体资产进行控制和管理，并以法人身份承担民事责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农地所有权主体代表，应当代表社区内的全体成员来行使所有权，保障全体成员的利益。村民小组作为农村最基层的经济组织，虽然掌握着占全国80%的农村土地，但由于其存在组织分散、实力薄弱、构成单一、管理水平低等问题，难以成为农地所有权主体的代表。”[6] 而村民委员会作为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不仅离农地使用者较近，而且具有行使所有权权利义务的管理能力，也有助于农民群众行使土地所有权。法律应当赋予村级经济组织以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和责任，如发放和签署土地承包合同，监控合同的执行，有权对浪费农地、滥用农地的不合理行为进行制止等。地方的国家土地管理局履行对村级经济组织实行宏观调控和指导的行政管理职能。

第二，强化、拓展和稳定农户土地承包权。所谓强化农户土地承包权，就是要把农户土地承包权作为一种新的物权，用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强化农户的土地承包权，必然形成中国特有的新型土地制度，即不论土地如何流转，承包权都可以独立存在。与其他物权一样，土地承包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表现为一种具有交换价值的资本，占有它可以取得相应的利润，转让它可要求获得等价的补偿（王德起、吴淑莲，2000）。从法律上确认农户土地承包权，赋予承包权一般物权的特性，农户可依物权的绝对性、排他性、优先性等特性来拥有和行使自己的权力，防止他人的不法干预和侵犯，保护农民的权益，增加农民对农地收益的预期。所谓拓展农户土地承包权,就是把农户对土地单一的承包经营权,拓展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权统一的土地经济所有权。具体说来，农户在土地承包期限内，对土地有实际上的占有权；有自主种植和经营的权利；有剩余产品的收益权；特别是应当拥有土地的处分权，即农户对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出租、入股、继承和抵押等。

第三，努力建设农地流转市场。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不仅应当有利于确立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而且应当有利于发展农地流转市场，以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从而在土地承包权初始公平分配的基础上，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的效率（艾建国，2000）。土地流转就是使土地使用权商品化，即农地使用权的转让和出租。土地流转市场是最重要、最活跃的土地市场。从农地自身特点以及农地物权特性来看，建立市场化的农地流转机制，是完善农地产权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由途径。农地使用权流转的方式，可以是通过使用权的转让、出租等，将农地重新优化配置，而承包农户作为权利持有者得到一定的补偿；也可以按照股份制的经营模式，让农民将土地使用权入股，专业农业技术人员以技术入股，把分散的地块化零为整，取得规模效益。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不能局限在一村一乡范围内，而应当根据客观发展的需要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和配置土地资源，要突破社区限制，也不要受户口制度的束缚。地方政府的职能是对土地使用权流转进行引导、监督和提供服务。特别是要加强土地流转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通讯和信息网络建设，促进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

从总体上说，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应当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实现制度创新。这就是由原有的农地“两权分离”发展为农地产权的“两级构造”，并进一步实行农地的“三权分离”。农地产权的“两级构造”，是在农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基础上，构造农地的两级产权制度，即集体以法律所有权的形式拥有农地的最终所有权，农户以法定承包权的形式拥有农地的经济所有权，从而形成农地的两级产权主体。这样，就使中国农地所有制成为一种复合所有制，即在农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的农民个人所有制。在此，农户的承包权实质就是农民对农地的个人所有权。实行这种复合所有制既坚持并明确了集体所有权，又使农户拥有了独立的土地产权，从而确立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崭新实现形式。在农地产权“两级构造”的前提下，进一步形成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明确规定农地最终所有权归集体、承包权归农户、经营权可以自由流转（韩俊，1998）。农地的“三权分离”也就是要进一步实现“稳制活田”，即在长期坚持和稳定农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农户承包制的前提下，搞活农地经营权，实现农地资源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最终实现农地产权分配上公平与效率的密切结合与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叶华.农地承包权具有所有权性质[J].中国农村观察,1998,(6).

[2]张红宇.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政策:持续创新[J].管理世界,1998,(6).

[3]丁关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的探讨[J].中国农村经济,1999,(7).

[4]王国敏.中国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与创新[J].四川大学学报,1999,(3).

[5]迟福林,等.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N].人民日报,1999-01-05(9).

[6]王德起,吴淑莲.构建农地物权制度与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0,(6).

[责任编辑 陈丽敏]

作者：张 舰,于金富

农地承包合同法律性质探讨论文 篇2：

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

摘要：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问题，结果表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是一种不同于农村承包经营权租赁与转让的特殊流转方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的本质属性是物权性次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创设。立法应当在总结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实际经验的基础上，明确转包的结果是创设与永佃权相当的次级承包经营权，对次级承包经营权进行准确的法律塑造。

关键词：流转；转包；次级承包经营权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的演进

转包是一种产生时间最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它最初发生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后来主要被界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农业部发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定义为：“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转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转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一般被称为“转包户”，接受转包的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农户被称为“接包方”。

由于转包是在农民集体成员之间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所以转包是最早为政策与法律所确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改革开放初期，法律和政策都不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1982年《宪法》第10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1982年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规定：“社员承包的土地，不准买卖，不准出租，不准转让，不准荒废，否则，集体有权收回；社员无力经营或者转营它业时应退还集体。”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1984年农村工作通知》最早将转包作为法律政策所认可的惟一流转方式，规定：“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社员在承包期内，因无力耕地或转营他业而要求不包或者少包土地的，由社员自找对象协商转包，但不能擅自改变集体承包合同的内容”。1986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承包人将承包合同转让或者转包给第三者，必须经发包方同意，并不得擅自改变原承包合同的生产经营等内容，否则转让或者转包合同无效”，再次确认了经发包方同意的承包经营权转让与转包的合法政策性。1988年4月12日的宪法修正案将原《宪法》第10条第四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转让。”宪法修正案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等流转方式的合法化提供了宪法依据。此后，1993年7月2日通过的《农业法》第13条第二款规定：“在承包期内，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转让所承包的土地、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也可以将农业承包合同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第三者”，最早在法律上肯定了转让与转包方式所起到的流转承包经营权的效果。1995年3月28日国务院发的[1995]7号文件《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关系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并规定：“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的前提下，经发包方同意，允许承包方在承包期内，对承包标的依法转包、转让、互换、入股，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严禁擅自将耕地转为非耕地。”此后，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32条明确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2005年农业部颁布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进行了较详细规定。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进一步重申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包的原则，其第128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在转包逐步被政策与法律承认与肯定以后，转包最终发展成为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最重要形式。丁关良先生的浙江省七县区的耕地流转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07年，慈溪市转包的耕地比例最高，占该市土地流转总面积的79.98％；北仑区耕地转包比例最低，但依然占该区土地流转总面积的26.11％。

二、转包的性质是次级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定

从法律规定来看，转包是一种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互换、转让并列的流转方式。问题是转包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出租、转让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区别?转包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一)转包行为的本质含义是设定一种对农村土地的支配权

“包”字在中国农村的实践中出现了一种用来指称农地物权设定的趋势，“包”的这种含义最初起源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定，在转包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应用。在大部分农民群众朴素的法律意识中，“包”和“租”字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就是通过“包”获得的农地权利在效力上强于通过“租”获得的农地权利。在大部分农民的观念中，在转包的过程中，原承包经营权人所享有的承包经营权所具有的效力(绝对效力)通过“包”的方式传递给了“接包方”。因此，转包所产生的效力高于出租。这种64权利传递的结果使得“转包户”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接包方”，不得以支付违约金解除承包合同为由而排斥掉接包方对接包地的权利，正如同在农村土地承包中发包方不得干涉、收回承包地一样，即一旦转包后就形成了一个直接对农地的权利，在转包合同规定的空间内即使原承包经营权人也难以排除接包人的农地权利。农民的这种朴素观念是简单的，但是其中却蕴含着物权与债权区分的深刻法理。转包后即使转包人也不得排除“接包方”的农地权利，说明“接包方”的农地权利是一种对物的支配权，是一种绝对性的权利。这样，通过转包设定的农地权利与通过租赁设定的农地权利就有了很大的不同：通过转包获得的农地权利是直接针对农地的，是一项绝对性的权利，具有物权属性。它一旦设定就对原承包经营权形成了强有力的限制，使原承包经营权在一定期限内完全虚化，甚至价值化。原承包经营权人的承包经营权虽然依然存在，但是，它只能通过收取地租的方式来实现，它对承包地的支配权变为了一种观念上的、间接性的支配。从《管理办法》对承包经营权转包定义的说明来看，转包是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的期限转给同一经济组织的其他成员，即转包带有从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中转出一个新的“承包经营权”的含义。《管理办法》对承包经营权转包界定是切合农民的观念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的实际状况的。

(二)转包迥异于产生债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

从《管理办法》第35条来看，该《管理办法》依据中国农村中对这一用语的现实使用状况，将转包和出租的区别主要界定为流转对象不同，前者限于

作者：廉高波 袁 震

农地承包合同法律性质探讨论文 篇3：

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研讨会会议综述

由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院、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与《经济学家》、《财经科学》和《当代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研讨会”，于2014年11月22-23日在成都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吉林财经大学、重庆工商大学、贵州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安徽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西南财经大学等国内研究机构和高校的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这一主题，分别就“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与改革方向”、“农地产权的流转与抵押”，以及“新型农业经营组织的创新和发展”等进行了热烈讨论，并提出了许多颇具前瞻性的见解，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与改革方向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是个历史的过程，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典型。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和集体所有制下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改革，是目前讨论的热点问题。重庆工商大学杨继瑞教授认为，农村承包地收益来源于对部分地租及部分经营利润的分享。农村承包地收益I来源于集体经济组织让渡的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I，由于级差地租I产生的原因是土地经营权的垄断，因此，农村承包地收益1只有作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家庭才能拥有；农村承包地收益Ⅱ是级差地租Ⅱ的转化形式，是农户在承包期内实行合理耕作，加大土地投入与改造力度，提高集约化经营水平等举措，所获得的超额收入；农村承包地收益Ⅲ是农地承包权即长期经营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是获得土地长期经营权的家庭承包经营者，以及获得租约期土地经营权的其他经营者，在土地上通过劳动投入或经营活动而获得的收益。因此，在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创新中，必须兼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地承包人、农地直接经营者等主体之间的合法权益，兼顾农地、资本和包括管理在内的劳动等要素及其权属在经济上的合理实现。

西南财经大学刘方健教授介绍了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农地产权制度及其绩效。他认为，土地作为自然物，上古三代在名义上归属于部落联盟首领“天子”拥有，由此出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国有观念。春秋战国时代，牛耕和铁制农具的出现，单家独户可以独立从事农业生产，产生了通过开垦荒地私人耕作的经济行为，“私有”从消费延伸至生产领域。秦统一后，在全国范围“令黔首自实田”，使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从局部走向全国。汉武帝时代，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关中平原等地区出现了董仲舒所说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社会现象。在西汉中后期乃至东汉、曹魏、西晋出现了按社会等级、地位“限田”的呼声，激进者如王莽甚至一度将私有土地强行收归国有，集中分配。直至魏晋以来的社会战乱，北方人口大量损耗，国家才有条件推行长达数百年的均田制。到宋代，国家“不立田制”，有财力者买田，无钱者卖田，土地成为可以“变现”的财富，买卖频繁，故有“千年田、八百主”之说。

安徽大学张德元教授认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应该具备三方面内涵：坚持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即农村土地公有制，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和实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但是，目前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已经异化，具体表现为主体异化、组织异化和机制异化。“异化”既有理性小农的自利性等内在原因，也有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等外在原因。关于如何矫正这种异化，他认为，应该通过农村基础教育、农民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的就业技能，恢复和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大力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在农村地区形成党、政、经三种组织相分离，三者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的格局。

西南财经大学刘灿教授认为，应构建以用益物权为内涵属性的农村土地使用权制度。我国《物权法》采纳了用益物权的概念，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确定为一种用益物权，在权利内容上规定了可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这些权利是私法意义上的物权，应当具有私法物权所应具有的法律属性和效力。农村土地使用权用益物权法律性质的确定，使农村土地产权由“弱化”、“残缺”的使用权逐步走向私法物权意义上的财产权，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进入21世纪，农村经济发展面临新的环境、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面临许多新的挑战，新一轮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赋予农村居民土地财产权和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益为核心，就是要从法律上建立所有权和使用权制度，让土地用益物权成为农民最重要的财产权利。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向农民私人回归，是在国家允许或政策引导下的一场强制性为主的制度变革。但是，这种改革方向绝不等于私有化。因为，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物权化是建立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的。

吉林财经大学胡岳岷教授认为，土地是人民的衣食之源，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是国家生死存亡之基。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村土地承包制长久不变。我们讨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问题，必须在这个大框架下进行。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两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农村的土地如何优化利用问题。农村土地的优化利用涉及三个关键词：土地确权、土地流转和土地规模经营。这三个关键词就是三个关键问题。其实，这三个问题是有次序的：首先要解决好农村土地确权问题，也就是把土地确权给谁的问题。按照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长久不变的制度安排，体现为土地承包权的土地使用权确定为所有权，才能把承包经营制度长久不变真正落到实处。只有先确权，才能够保证农民真正拥有实实在在的土地经营权。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今天的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毫不动摇，才能保证农民有安身立命之本，才能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才能保证国泰民安。其次，确权之后，才可以推动土地流转。土地流转，必须防止基本农田改变用途，威胁国家粮食安全。最后，土地规模经营。一般认为，土地流转推动土地规模经营，从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这也可能是一种理论幻觉。所以，我们要防止土地流转走入歧途。现行的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是我们党和广大农民付出沉重代价换来的制度安排，不要轻言改变。

华南农业大学罗必良教授认为，产权强度决定着产权实施，是政府代理下的国家法律赋权、社会认同（或者社会规范）与产权主体行为能力的函数。三者分别表达了产权的合法性（法律赋权）、合理性（社会认同）与合意性（行为能力）。土地对于农民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人格化财产，并由赋权的身份化（成员权）、确权的法律化（承包合同）和持有的长久化（长久承包权）而不断增强，农户在农地流转的所表现出的“产权身份垄断”与“产权地理垄断”，进一步加剧了普遍存在的禀赋效应及其对农地流转的抑制。因此，农地流转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要素市场的交易，而是包含了地缘、亲缘、人情关系在内的特殊市场。保障农民对土地权益的诉求并获取交易收益，表达着特殊的市场逻辑，需要匹配特殊的交易装置。农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特别是经营权的细分及其多样化，有利于扩展产权交易装置的选择空间。

贵州大学洪名勇教授认为，从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来看农地产权制度安排的缺陷，在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的众多缺陷之中最核心、最根本和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农地产权虚置。他介绍了贵州省凤冈县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设计路径和效果，通过确权登记颁证，明晰农村产权；评估产权价值，促进资源向资产转化；通过搭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和建立农村产权市场实现了资产向资本的转化；通过构建农村产权抵押信贷风险防范、信息流通机制实现农地产权抵押贷款。这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和实施，明晰了农村产权主体，提升了农村经济组织化程度，破解了融资难题，增加了农民收入。

一、农地产权的流转与抵押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不仅需要“确权颁证”和“还权赋能”，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财产性权利，而且应该加快农地经营权的流转，逐步实现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西安工程大学刘晓平和宁立功认为，农村土地使用权主要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三大类型。社会经济转型和快速城镇化所致的农村耕地抛荒弃耕、宅基地闲置等资源浪费现象严重。农村土地资源的有效整合、农村经济的规模和集约化发展需要完善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因此，应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农村住宅财产权抵押、宅地基使用权退出和集体建没用地使用权流转四个方面，对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进行构建，即放宽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条件，将农村住宅纳入房产税征税范围，合理分配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增值收益。

西南财经大学黄城认为，深化、健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解决好农业问题、农民问题，需要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框架下，形成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格局，有序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他运用议价博弈模型研究了土地经营权流转对农民收益影响的内在机制，结果发现，议价能力、流转增值和市场信息是影响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因此，从上述议价博弈来看，在产权界定明晰、产权保护严格、政府行为规范的条件下，企业和农民可以通过市场方式来确定土地经营权价格、配置土地资源，农民从土地流转中获得的净收益受农民议价能力、生产性增值收益和市场信息等影响。

西南财经大学韩文龙和杨奇才认为，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是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方式之一，也是解决“三农”信贷资金可获得性的途径之一。通过对四川省首例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案例进行分析，韩文龙、杨奇才认为，“确权颁证”“还权赋能”和“三权分离”是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实现的产权基础；地方政府主导和多方参与的合作机制是实现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组织和机制保障；信用风险、担保风险和“失租”风险是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面临的主要风险。因此，要确保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实现，就必须在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建立农地产权流转平台，设立农地流转风险补偿基金和抵押贷款担保基金等关键性制度和机制方面加以建立和完善。

辽宁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王雅洁认为，城镇化过程中要处理好农业资源流转与农民权益和农耕秩序之间的关系。农村劳动力和土地向城市和非农部门流转，是城镇化的核心体现。但资源在流转的过程中，难免干扰到农民的生产秩序和切身利益。为避免这类情况发生，须谨慎把握好资源流转的尺度。然而，农业生产的固有属性，决定了这个度较难控制。当前国内农业生产的普遍特点是社会效益高而私人效益低，这就造成人口和土地在城镇化过程中，很容易为追求私利而流转过度。资源的流失极有可能影响到农耕的正常秩序和农民的基本权益，以致动摇城镇化的基石，对此必须严加防范。

南京农业大学林乐芬教授通过对江苏省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县——东海2640个农户，进行关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传统小农户对现行农地抵押贷款的响应意愿性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后指出：（1）农户参与农地抵押融资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区位因素是影响参与农地抵押借贷的重要因素，家庭收入水平和固定资产持有状况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呈正相关，生产经营规模越大，对资金融通要求越高。（2）规模农户和个体小农户对于农地抵押融资选择基准具有差异性。小农户较为侧重凭借传统借贷个体禀赋因素，而规模农户更关注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是否能满足其现行规模经营资金需求。（3）规模农户是新型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的主要受众人群。由此，林乐芬认为，地方政府应根据异质性农户的需求特征，从法律、宣传、群体扶持、平台完善等多角度，加快农地抵押贷款试点推广的进程。

三、新型农业经营组织的创新与发展

与会代表认为，家庭农场、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都是新型农业经营组织发展的不同模式。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创新和发展农业新型经营组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郭晓鸣研究员认为，家庭农场应当具备“家庭经营、适度规模、商品化生产、市场化经营、企业化管理”五个方面的本质属性。他介绍了调研家庭农场的发现：家庭农场以种养业为主，并且在粮油、生猪等传统农业领域保有相当高比例；家庭农场的农场主与农场所在地具有较强的地缘关系；家庭农场的农场主具有“两高一低”的特征，即家庭农场主的文化水平较高、经营管理及农业技能等综合素质较高、平均年龄较低；家庭农场主要以直接租赁农户土地的方式进行土地流转，流转期限较长；家庭农场的土地并未全部集中连片；家庭农场平均资产水平较高，并且固定资产比率大；家庭农场的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以自身投入为主；绝大多数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主要靠借人资金支撑，并且亲友借贷是家庭农场融资的主要渠道；家庭农场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辅之以少量常年雇工和季节性雇工；家庭农场的农业现代化水平有明显提升；家庭农场比较注重农产品品质及品牌建设；政府对家庭农场扶持力度和扶持范围相对有限；家庭农场以自主独立经营为主，组织化程度不高；家庭农场尚未建立起稳定、完善的农资供应和农产品销售网络。

西南财经大学程民选教授认为，土地确权颁证促进了土地流转和土地集中经营，“确实权”和“颁铁证”有利于新型农业经营组织的发展。四川省各地在土地确权颁证、土地流转的基础上，推动了承包经营权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集中，实现了规模经营，引进了一批现代农业，发展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过，新型农业经营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很多问题，比如新型农业经营组织发展面临的融资障碍问题、农用地上建设农用设施的产权问题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等。

西南财经大学王朝明教授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农地和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思想对现代农业产权制度改革和农业规模化经营仍然具有指导意义。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探讨农地制度时指出了在近代工业革命以后，小土地私有制（小农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局限及其生产经营上的弊病，根据当时农业生产情况，比较了资本主义大农业规模化经营与小农分散经营的特点，即从规模化经营的角度来看，大农场主和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较之小农土地所有制具有更大的优势；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预见了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农业规模化经营必然被社会主义土地国有化基础上的农业规模化经营所取代；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探寻了土地公有制规模化经营形式实现的具体途径，如组建农业合作社和公社等。

西南财经大学江元通过建立一个资产专用性和剩余控制权的分析框架，解释了农户退出农民专业合作社而选择家庭农场的动因。他认为：（1）交易成本是家庭农场和合作社产生的原因，两种组织形式都可以减少农户现实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2）政府管理是微观经济主体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成立时同样要面对交易成本问题，这个交易成本属于政治型交易成本，更具体的说是政体运行费用。（3）从分工角度看，家庭农场相较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生产环节拥有了更多的劳动力，所以形成了生产环节的内部分工，内部分工加强了专业化程度，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这也直接影响了农户的选择偏好。

作者：韩文龙 李怡乐 黄 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