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管理论文

2022-04-29

摘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观点与中国民族结构特点相结合的产物。是历任中共领导集体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总的认识和根本看法。中国传统民族观念、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民族实践工作的得与失推动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形成、发展和完善。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管理论文 篇1:

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实践探究

〔摘 要〕 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内在蕴含着解决民族问题与促进民族发展和遵循民族发展规律与促进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双重统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始终体现着普遍性与特殊性和广义性与侠义性的辩证统一原则。政治平等、经济发展和文化扶持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内容。

〔关键词〕 民族发展理论;当代中国;实践

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长时期的研究中所形成的一般性的理论体系,它是关于世界普遍性的民族发展问题的集中概括和成果精髓。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历史进程中立足于从中国国情出发,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思想精髓,经过历代中共领导集体的发展和创新,逐步在我国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理论体系,并成为我国民族事业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导。分析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我国的实践依据,考察其在我国的具体实践方式和多方位的实践内容,对于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一、 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依据: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概念

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論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它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由列宁和斯大林首次将其应用于解决本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践当中,后以中国的具体民族问题为实践环境和载体得以充分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基本概念是我国当代社会的实践依据和根本遵循。

(一)从概念属性看: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是解决民族问题与促进民族发展的统一

关注和解决民族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实践来源。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民族问题在概念属性上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独立性”等特质,其产生原因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以私有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促使了民族问题的产生,其中也夹杂了诸多的矛盾问题;另一方面民族问题也与社会总问题有着相互关联性,影响社会问题的那些因素也直接影响着民族问题,只不过民族问题也依据自身特点有着相对独立性与特殊性。对于民族问题的解决,马克思认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失,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失。”[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明确揭示了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彻底解决资本主义民族问题,但不意味着所有民族问题都能解决。

社会主义国家在消灭私有制后,民族问题也依然存在,只是这个时期的民族问题不再体现在“人与人、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的相互剥削上,而是表现在如何实现各民族间相互平等与促进各民族繁荣发展上,即如何实现民族的发展问题成为了民族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此外,解决民族问题与促进民族发展二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民族工作的终极追求就是要促进民族本身的发展;而只有民族发展才是解决各种民族问题的有效方式。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发展的道路上才能解决,这是民族发展与社会历史更替的必然规律。

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遵循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在当代中国的实践过程就是将解决我国现实的民族问题并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的实践过程,最终目标是实现各民族间和睦相处和多民族国家的共同发展,这不仅是这一理论的时代意义和价值追求,也是基于我国基本国情的现实需要。

(二) 从概念范畴看: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是遵循民族发展规律与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所必然出现的阶段性产物,并有着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民族发展的终极阶段是走向民族的消亡,民族发展和民族消亡二者具有辩证统一关系,民族发展程度越高,各民族间共性东西就会越多,再至共产主义社会的逐步實现,各民族间的民族差别随之淡化,便会实现民族融合,最后走向民族消亡。民族发展规律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遵循的发展规律之一,遵循民族发展规律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践民族发展理论的首要前提,从概念范畴上来看民族发展理论也承认并遵循着这样的基本规律。

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和民族问题都将长期存在,这些问题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工作的核心内容。发展仍然是解决民族问题、促进民族发展并走向消亡的唯一手段。发展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而言,其本质就是将促进各个民族的发展与最终实现国家的发展相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国家的发展是民族发展的前提,而民族发展是推动国家整体发展的关键环节。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实践层面是规划做好具体民族工作的重要依据,解决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问题必须要围绕实现国家不断发展的总体目标,必须要依据本国的基本国情与民族问题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等现实情况来因地制宜地解决。

展望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发展前景,在民族工作中要将遵循民族发展规律与促进多民族国家发展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在实践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过程中,真正做到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在遵循民族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更好地促进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建设。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实践方式: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广义性与狭义性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从理论根源和实践意义等方面阐释了民族发展问题的本质属性和解决方式,历史证明了只有以科学的理论指导才能处理好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蕴含着普遍性与特殊性和广义性和狭义性的双重属性,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实践过程中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论中辩证统一原则。

(一)把握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我国实践中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

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论中的基本内容。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开展民族工作应基本遵循的原则和方法。结合我国民族工作的具体实践,可以从两个维度来把握: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角度来看,普遍性指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观点和学说是对世界诸多民族所产生复杂民族问题的一般性归纳和普遍性概括。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是指导世界各国民族工作的基本原则。特殊性指在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民族理论体系有着不同程度的解读和应用,需要我们既要继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基本规律,又要结合本国的国情加以改造和运用。同时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不同的国家中有着不同的实践规律和路径,也要求我们应在坚持民族发展理论的基本规律前提下,要做到以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与自身的基本国情为依据,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来因地制宜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另一方面,从我国的具体民族工作实践角度来看,普遍性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指导下对我国的具体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的宏观把握,建国后我国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促进民族发展的基本政策,并制定推行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政策措施,实践证明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依据中国自身国情的科学总结,坚持民族发展理论的精髓就是要坚持实施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殊性指的是在中国不同民族地区、不同民族的利益诉求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同的民族自治地方有多个民族共同存在、共同生活、共同发展成也为我国特有的民族分布局面,这也决定了党和国家必须以差异性政策来区别对待不同的民族自治地方,从而形成了整体科学而又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体系。

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我国具体实践中,必须切实真正把握好二者的长期存在和相互统一关系,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定民族政策与促进民族发展的理论指导和根本法则,也是当代中国做好民族工作与促进民族发展的首要方略。

(二)把握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我国实践中广义性与狭义性关系

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价值内涵,应用到不同的多民族国家中又产生了不同的概念范畴。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实践方式具有广义性和狭义性的双重特点。所谓狭义性:指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首先关注的是国家整体中少数民族和后发展民族地区的发展,不仅说明了发展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而且揭示了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实践对象是少数民族地区亟待改善的欠发展现状,其发展目标就是增强后发展民族地区的自身发展活力和动力。所谓广义性:其着眼点于中华民族是中国56个民族的共同体,指我国民族发展工作始终是以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协力发展、共同繁荣为目标,是真正意义上的56个民族的共同发展。深刻揭示了我国56个民族密不可分的共同体关系,彰显了我国民族工作的根本目的。与此同时,民族问题总是包含在社会问题当中,只有将解决民族问题纳入到国家治理的整体体系当中,将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民族问题的解决与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战略和政策紧密结合,才能真正解决好民族发展问题。建国以来我国民族发展的巨大成就已经充分证明,只有把握好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广义性与狭义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正确认识到民族个体发展与各民族整体发展的内在关联与逻辑性,才能真正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运用到我国民族工作的具体实践中去,才能不断协调好围绕民族问题而产生的各种民族和社会关系问题、才能有效的保障民族自治地方和谐发展与国家整体安全稳定。

把握好广义性与狭义性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我国实践过程中的现实要求,也是我国处理民族工作、解决民族问题的应有之义。它不仅关乎到我国民族发展规划的总体布局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优先发展关系,也从根本上体现了我国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运用和坚持。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实践内容:坚持以政治平等、经济发展、文化扶持的全面协调发展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指导下对我国的民族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与实践,并在实践过程中实现了以政治平等、经济发展、文化扶持为特征的全面协调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理论体系,真正实现了国家治理过程中少数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整体建设。

(一)政治平等:保障少数民族当家自主的权利,毫无动摇的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早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关注少数民族的解放问题,将“民族自决”作为唤起少数民族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基本主张。为了解决好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真正实现少数民族群众当家做主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主张各少数民族在自我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利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并将实现少数民族的政治平等作为开展这项工作的重要环节进行探索。1954年的第一步国家宪法从法律层面上明确了少数民族参政议政的基本权力和自主管理本地区事务的政治权利,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中国特色。正如邓小平所讲:“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2]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真正保障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课题。党和政府从顶层设计出发通过组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民族事务机构、在部分民族地区建立过渡性质的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和培养使用大量少数民族干部等措施,从根本上去保障各民族的政治平等的权力。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正式颁布实施,将赋予民族地方的各项权利从法律层面予以保障,而且有效的保证了少数民族群众充分拥有表达政治诉求与维护民族利益的权利,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实践上多样性与灵活性的根本体现。

(二)经济发展:以发展生产力来解决我國的民族问题,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建设

任何时代要解决民族问题首选要关注的就是民族的发展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围绕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民族地區的发展成就令世界为之瞩目,但必须承认民族地区整体落后的基本事实依然存在。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的明确了新时期民族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目标就是为实现全民族的共同富裕而不懈奋斗。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人口多、多民族的大国,想要同时实现共同富裕是不符合现实的,只能让基础好和地域好的地区优先发展先富起来。进入新时期以来党和政府陆续对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了一系列帮扶措施,如加大财政补贴、税收减免、重点项目扶持与实施定点省对省的对口帮扶等政策措施,实现中央政策倾斜,带动少数民族“后富”。同时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纳入国家发展的整体战略来推进实施。从战略角度来讲,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将民族地区纳入国家整体发展规划的重要举措,在充分挖掘中央所赋予民族地区的各项发展政策战略高度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其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质量、完善基础设施,最终不断提升民族地区“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的发展能力。可以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积极实施,有效协调了中华民族整体发展与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关系,是实现各民族间的团结友爱、社会和谐与共同富裕的重大方向举措。

(三)文化扶持:努力传承发展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促进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创新

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和形式升华,多民族的文化共存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和标志。党和政府也围绕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例如国务院明确规定:“上级人民政府支持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名胜古迹、文物等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支持对少数民族古籍的搜集、整理、出版。”[3]近年来我国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抢救工作陆续开展,涉及到文学、音乐、舞蹈等多方面,相继出版了大批介绍少数民族情况丛书,研究整理了大量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作品。同时投入大量资金对一些民族文物古迹进行专项修护,保护了一大批像“布达拉宫”等具有民族特色的优秀文化遗产。建国之初党和政府就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工作,组建了以培养各类少数民族人才为办学目的的民族院校,陆续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民族人才,他们分别活跃在文化、艺术等各个民族领域,成为传承并创新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主力军。近年来国家通过加大少数民族文化基础建设,资助建立了一大批文化馆、报刊社、博物馆、艺术团等民族文化机构。同时将少数民族语言广泛运用到图书、报刊、影视等多种媒体中去,极大改善了少数民族文化基础设施,有效促进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扬,为丰富和发展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创造了重要的“软硬件”保障。

四、结语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总体规划和缜密布局。五大发展理念在发展问题上本身就蕴含着解决民族问题与促进民族发展以及遵循民族发展规律与促进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双重统一,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是新时期贯彻落实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理论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步朝着中华民族的共同富裕、伟大复兴的方向胜利前行。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0.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7.

[3] 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N].人民日报,2005-05-27.

责任编辑:徐 芳

作者:梁罡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管理论文 篇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探源

摘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观点与中国民族结构特点相结合的产物。是历任中共领导集体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总的认识和根本看法。中国传统民族观念、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民族实践工作的得与失推动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形成、发展和完善。

关键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民族工作;民族理论

文献标识码:A

民族观是人们对民族和民族问题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及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是世界观在民族和民族问题上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近90年的革命和建设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观点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近年研究成果显示,学者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有初步研究,但对其形成与发展的来源提及甚少。笔者认为,来源问题是认识与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逻辑起点。本文拟就这方面进行粗浅探讨,以引起学者的注意。

一、中国传统民族观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肥沃土壤

自有民族以来,历代政治家、思想家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出发,为调适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对民族和民族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看法。在此基础上,统治阶级制定了适宜的民族政策,对良好民族关系的构建功不可没。历史地看,中国传统民族观念确有诸多糟粕,但其中所蕴涵的合理内核却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1.历代统治阶级处理民族问题的有效政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早在先秦时期,史书上就有“五方之民”、“华夏夷狄”、“华夷之辩”等记载,表达了古人在民族和民族问题上的模糊看法及初浅认识。秦统一六国标志着中国多民族国家初步形成,解决民族与民族问题成为多民族国家的重要课题。历代统治阶级为缓和民族矛盾,稳固自己的江山,针对不同民族特点实施了有差别的民族政策。

历史经验表明,国家统一、民族和谐和社会稳定的实现,有赖于遵循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因俗而治”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传统。秦朝虽然实现了统一,但民族问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上存在的差异并没消除,如何处理民族问题成为秦朝统治者的难题。在对民族特点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秦在中央设掌诸归义蛮夷的“典客”,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属邦”。汉袭秦制,同时为进一步缓和与边疆民族的矛盾,兼采“和亲”政策。魏晋十六国时期实行“胡汉分治”政策。经民族大融合的洗礼后,隋唐除实行“羁縻府州”、怀柔政策,册封少数民族首领为本民族地区的长官外,唐太宗还主张民族平等,“夷狄亦人耳……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元朝忽必烈所实施的民族政策是在边远的民族地区设置民族自治性的管理机构,同时大胆任用各民族的人员,让他们在蒙古贵族的领导下共同管理国家事务。明朝任命少数民族“土司”或“土官”统治各民族地区。清统治者“剔除了传统正统观中的民族偏见成分,形成以推崇‘大一统’政权为核心、以政权继承关系为主线、取消华夷之别为特征的正统论”,在中央设理藩院管理民族事务,并实行抚纳汉族、联姻蒙族、宗教用藏等民族政策。在统治阶级采取适宜各民族特点的民族政策的同时,在边疆各少数民族还存在诸如盟旗制度、头人制度、山官制度等各民族认同的政治体制。以上民族政策及少数民族的具体做法,是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的早期表现形式。客观地讲,历代统治阶级在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过程中,虽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但他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现并遵循着民族及民族问题发展的某些规律。

从上述分析来看,尽管历代统治阶级站在自身的立场,实施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带有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性质,但其中仍不乏有其精华。对这一点,邓小平进行了客观地评价,“历史上的统治者,何尝没有宣布过好的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历代统治阶级的民族政策善加辨析,剔除其中不利于处理民族问题及形成良好民族关系的糟粕,汲取有助于解决民族问题的合理部分,这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在中国的孕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养分。

2.历代进步思想家民族观的合理内核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熏陶

不仅统治阶级的民族政策受传统民族观念的影响,而且进步思想家在民族及民族问题的看法上也受到传统民族观念的感染。春秋公羊学中就有“大一统”民族观的记载,“大一统”民族观即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统一于华夏的民族观念。两千多年前,著名的思想家孔子曾提出过一种以文化心理素质为基准、不分族类、一视同仁、兼容并包、共同发展的民族观。孔子的民族观表达了中华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繁荣发展的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如何处理华夏与戎狄的关系上,提出了“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这对封建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制定民族政策有一定的指导性意义。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儒家民族观自然影响着后来各种民族观的形成。如贾谊的“尊王攘夷”思想与“三表”、“五饵”之术;司马迁主张民族平等,认为夏、商、周之君,春秋以来列国诸侯,秦汉帝王乃至四方族都是黄帝的“苗裔”,皆我族类;司马光提倡民族和睦观、民族平等观、民族诚信观;唐鉴“猖亦人也”的民族观;梁启超竞争进化、多元结合、动态平等和文化交融的民族观;孙中山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强调国内各民族平等和团结、创建中华民族新族体的中华民族观。进步思想家的民族观蕴涵的合理内核对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自然受其熏陶。中国共产党人接受进步思想家民族观的合理内核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这颗优良种子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扎根营造了丰厚的思想基础。

二、马列主义民族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优良种子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作为适应时代发展、内容丰富的科学体系,并不是从象牙塔或书斋里臆造出来的,而是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以深邃的眼光,基于中国民族结构特点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继承、发展和超越,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1.对马克思、恩格斯民族观的认识与把握

马克思、恩格斯民族观是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制定民族政策、处理民族关系和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指南,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民族理论的代表性著作。其他如《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

家的产生》等多部论著也有反映,但它们各自有论述的主题,不是民族理论的专著。上述著作是马克思、恩格斯民族观的集中体现。对马克思、恩格斯民族观进行分析整理,不难发现:首先,在民族发展规律的认识上,他们描述了民族的定义和特征,认为民族是由部落发展而来的,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次,在对民族问题发展规律的认识上,认为民族是由不同阶级组成的,私有制是民族压迫的根源,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不会获得自由,只有消灭剥削制度,才能消除民族剥削;最后,在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上,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主张民族平等与团结,坚持民族自主原则,根据不同民族特点提出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与方法等等。

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马恩的民族观进行了科学地理解,同时也认识到马恩民族观并不是僵死的教条,必须与各国的民族结构特点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马恩的民族理论观点与中国民族结构特点并不是如影随形的,况且中国民族实践也是不断变化的,变化的中国民族实践客观上要求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观点。

2.对列宁、斯大林民族观的发展与提升

列宁、斯大林将马恩的民族理论观点与苏俄的民族特点相结合,形成了符合苏联民族国情的民族理论观点。列宁民族观主要体现在《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移民问题》、《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草案》、《论民族自决权》、《民族平等》、《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等民族理论著作中。列宁认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阐述了资产阶级民族的形成和特征,认为民族问题属于“工人问题”,民族问题具有长期性特点,对民族主义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在民族纲领与政策问题上,坚持民族平等,并把民族平等提到工人民族纲领的高度,提出“各民族完全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教给工人的民族纲领,全世界经验和俄国经验教给工人的民族纲领”,坚持民族工人阶级的联合和团结,认为联邦制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种过渡形式但不仅限于联邦制。斯大林的民族观体现在《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任务》、《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等著作中。斯大林对民族的概念做了较科学、完整的阐述,重点分析了社会主义民族问题存在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并认为民族差异和阶级压迫是民族问题产生的原因,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问事实上的不平等”,民族消亡是全世界民族特征的消亡,所有民族融合为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等民族观点。

“以具体历史条件为出发点,把辩证地提问题当作唯一正确的提问题的方法——这就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但中共成立初期,对中国存在的民族和民族问题认识不够,在民族纲领与民族政策上,生搬硬套,基本上模仿苏联的做法。直到“六大”中国共产党人才领悟马恩民族观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真谛,认识到马列主义民族纲领与政策与中国民族结构特点相结合的重要性,将马列主义民族观运用到中国民族具体实际,使这颗优良的种子在中国发芽、生根、茁壮成长。

三、中外处理民族问题的失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借鉴素材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认为,民族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不可能单一地解决,只能在解决社会总问题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任何忽视民族发展规律,超越民族发展阶段的主观臆断,只能付出惨痛代价。中国“文革”期间民族工作的失误和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一定程度上讲,就是对这最好的证明。但“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的财富”。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以辩证的态度,一分为二地看待处理民族工作上的失误,大胆批判,深刻反思,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推向新的阶段。

1.对中国“文革”期间民族实践工作的纠正与扬弃

1958年至1965年,受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影响,当时曾刮起“民族融合风”,民族工作忽视民族差异及特点,照抄汉族地区的具体做法和即得经验,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搞“一刀切”、“齐步走”,实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极大地伤害了民族感情,加深了民族隔阂与民族对立情绪。继之而起的十年“文革”期间,民族工作也遭到惨重浩劫。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无视民族问题存在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将民族问题等同于阶级问题,否认民族工作的必要性,采取了一系列破坏、践踏民族政策的卑劣行为。在思想上,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指导地位被否认,少数民族文化传统被当作“四旧”扫除;在政治方面,在宪法中取缔自治权的有关规定,任意侵犯少数民族权利,民族自治机关被随意撤销,少数民族爱国人士被当作“牛鬼蛇神”批判,制造大量冤、假、错案,强迫大量少数民族内迁;在文化教育方面,停办民族学校和宣传刊物,禁止少数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销毁民族文献资料、文物和古籍。“文革”十年,不仅使民族工作被迫中断,而且使还没解决的民族矛盾及亟待解决的民族问题更趋复杂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纠正“文革”导致的各方面失误的同时,也对“文革”时期的民族工作进行了系统总结。一方面积极拨乱反正,使民族工作回到正常轨道,另一方面扬弃民族实践工作的利弊,积累经验。这些工作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丰富和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2.对苏东处理民族问题失误的批判与反思

联邦制是列宁根据苏联民族问题实际在建国时作出的正确选择。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联邦制名存实亡,非俄罗斯民族自治邦依据宪法所享有的自主权在实践中被取消。急于消除民族特点,搞人为的民族融合,增强了非俄罗斯民族的不满情绪。肃反运动使大批非俄罗斯民族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遭到残酷迫害。40年代对非俄罗斯民族的整体性惩罚,将卡拉恰伊、巴尔卡尔等十几个非俄罗斯民族强行迁移到西伯利亚、中亚地区,使这些被流放的民族背井离乡,处于社会不信任甚至受敌视的不平等地位。但斯大林却对高压造就的暂时平静形势估计相当乐观,认为“苏联各族人民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他们中间互不信任的心理已经消失,而相互友爱的感情已经发展,因而建立了各民族在统一的联盟国家体系中真正兄弟的合作关系”。但非俄罗斯民族心理所受的创伤和对民族平等真实性的怀疑,却形成民族主义的意识潜流,在高压下聚集、沉淀。其继任者继续忽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实践中推行“俄罗斯化”,试图消除民族差异、民族特点。脱离实际的人为想象和盲目推进,进一步恶化了民族关系,加深了民族矛盾,为民族冲突的爆发埋下了种子。可以说,民族问题是促

动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东欧巨变也与民族问题没能得到有效解决、民族关系进一步恶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苏东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失误,引起了社会主义中国的高度警觉,“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再一次说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对苏东处理民族问题失误的批判与反思中,进一步完善党在民族和民族问题上的看法和根本观点。

但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失败及中国“文革”时期民族工作中的失误并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不能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问题,恰恰从反面说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各国民族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信,“在世界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

四、长期的民族工作实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验证平台

实践是理论的源头活水。中共“二大”宣言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六大”通过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又指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对于革命有重大的意义,特委托中央委员会于第七次大会之前,准备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第七次大会列入议事日程并加入党纲。”会后,中共积极开展民族工作实践,加强中国民族问题的调查与研究。长期以来的民族工作实践,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源头活水之效果。

1.对新中国成立前民族实践工作的总结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内蒙古、西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中共各地区委组织选送少数民族青年到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培训基地学习,派遣党的干部到少数民族聚集区开展工作,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党支部和人民革命政权。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中心城市转向偏远农村。在农村开展革命工作期间,中国共产党人落实“六大”会议精神,积极开展民族工作。在对各民族聚居区的民族和民族问题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开展民族实践工作,专门针对开展革命工作较早的内蒙古地区制定相应文件,成立临时特委。对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积极建立党组织及农村革命根据地。长征期间是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接触少数民族时期,中共认真落实党的民族纲领与民族政策,开始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宣传和实践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争取少数民族人民参加革命,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党的民族工作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更加重视与中国民族结构特点的结合。在民族实践工作中,除继续实施以前正确的民族政策外,更加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注意保护少数民族利益,而且设立了专门研究少数民族和民族政策的工作机构,在条件成熟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践区域自治。正是在长期的民族工作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及其重要成员不断总结民族工作经验,使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逐渐形成、继而发展。

2.对建国以来民族工作实践经验的提炼

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民族实践工作翻开了新的一页。但建国初期,解放工作还没有彻底完成。在民族工作上,首先,针对尚待解放的四川、云南、青海、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使部分地区和平解放,而就国民党残部和土匪负隅顽抗的地区,主动发动群众,历时四年剿匪斗争,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为在少数民族地区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创造条件。其次,针对西藏这一历史上特殊的藏族聚居区,善于争取藏族上层人士,提出利于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最终使西藏和平解放。最后,在已经获得解放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逐步开展社会改革。

建国前夕,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制定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就对解决民族问题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指导着民族工作的开展。新中国成立不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遵循《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之规定,民族工作渐次展开。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全面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截至2001年,我国共建有153个民族自治地方(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18个自治县、旗);大规模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加强民族研究工作;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保障少数民族保持或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干部的作用;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实施“兴边富民”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少数民族宗教工作的发展,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动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工作的实践和民族政策的推行,良好实施效果的反馈,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开展民族工作的信心。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心灵深处沉淀,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水。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观点与中国民族结构特点相结合的产物,是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基于民族实践经验的总结,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今天,针对我国民族实际状况,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相信经56个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局面定能实现。

(责任编辑 郑良勤)

作者:唐建兵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管理论文 篇3:

论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化

[摘要] 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化是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地区的特点、地情、民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及其民族区域化既是对历史经验的弘扬,也是与时俱进的表现;既是马克思主义内在要求,也是民族地区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化应妥善处理共性与个性、马克思主义与宗教信仰等关系;既突出化解风险和事业发展的本质内涵,又用民族形式表现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化;意义;举措

采取有效措施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化是积极响应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向全党、全社会提出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号召,促进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繁荣发展,价值巨大。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化的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中国化实际上是民族化,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的具体情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族化,在中国探索实践将近一个世纪了,虽然经历了风雨,却积累了成功经验。今天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有历史和现实的意义:既是对历史经验的弘扬,也是与时俱进的表现。的确,实行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明智之举,今天必须一以贯之;再则过去实行民族化,不等于今天民族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是个动态过程,面对今天日新月异的新情况,必须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解决中华民族的新问题。

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化是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地区的特点、地情、民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民族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化,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完整性。况且没有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化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的大众化。民族化是大众化的前提和基础,大众化是民族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和目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化是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内涵之一。从目前来看,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化和大众化都不够,因此,必须加紧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化和大众化。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也是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作为全世界的真理种子,有其内在繁殖的需要,也有各国接受真理种子的外在需要,如何达到满足双方需要,实现两全其美的目的?这需要平台、通道、载体、媒介等。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一身兼有这些职能。只有马克思主义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紧密结合,适合各国的具体实际,实现马克思主义各国化,才能在各国生根:对于中国来讲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化,实现民族区域化,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及其民族地区生存发展丰富完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实现形式和表现形式。各国也只有以马克思主义这一人类成果和智慧结晶的基本原理、立场、观点为行动指南。才会符合人类发展的基本趋势,体现公平正义;也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处理,才能取得实践的成功,促进各项事业发展,推动历史前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化既是解决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真理种子成功输入民族地区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并传播久远的大事,也是民族地区推进各项事业发展需要输入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获得正确理念、方向、道路、方针、政策、措施,把本地区的事业做好做大做强,既造福于本地区,也为振兴中华,建设伟大祖国做出积极贡献,进而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做出贡献的要事。所以,必须积极探索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化应妥善处理的关系

(一)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实际上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普遍性、共性,民族化是特殊性、个性。共性与个性相互统一、不可分离: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表现共性。共性与个性相互区别:共性是个性的概括总结与抽象,个性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民族地区的特点割裂开来;不能用只大致包括个性的马克思主义共性去取代丰富多彩的个性特点;也不能用抽象的相对稳定的马克思主义共性去框囿具体的千变万化的个性:当然个性也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共性指引下,加以合符理性的改造,使之呈现良好个性状态:民族地区的优秀文化得到弘扬,具有特色的各项事业得到发展。努力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使民众安居乐业等:个性体现马克思主义共性:走和平发展道路,为绝大多数人谋福祉,维护国家统一,为振兴中华、人类进步做出贡献等。

(二)理论与实际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也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理论,民族化是实际。实际的最主要内涵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实际、实践的了解分析概括,是实践经验的结晶,来源于实际实践;如果离开了各国及其各民族地区的实际实践,马克思主义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各民族地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行动指针、为望远镜、显微镜去睿智地对待实际实践,保持心明眼亮,以恰当的方法去解决具体实际实践问题。否则,就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不能取得实践成功。因此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民族地区实际、实践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就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适合新环境,适应新水土、新气候,融入它所指导的实际、实践之中;也是从事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者不是等着理论自动走进实际生活中,而是主动学习领会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行动指南:不是用马克思主义个别结论生搬硬套实际,而是以它的精神实质、基本原理、开放体系运用于实践:在实践过程中,用马克思主义具体观察、分析研究实际,找到既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又确实符合实际,的确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运用于实践,取得胜利,然后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种结合是二者亲密联姻,达到了双方生生不息、前景光明的双赢目的。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与宗教信仰自由的关系

民族地区大部分民众信仰宗教,要取得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化的成功,应该妥善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宗教信仰的关系。

第一,应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相互尊重的重要性。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都载入了宪法,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相互尊重。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国家、民族、社会系统得以运转、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依托;它是凝聚和统一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思想的有力武器;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厦的基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灵魂,它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根本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做

好宗教工作,关系到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到推进两个文明建设,关系到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关系到我国的对外关系。全党同志必须从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政治高度观察和处理宗教问题,充分认识做好宗教工作的重要性,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宗教工作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强调,宗教工作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

第二,必须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指导下,处理民族地区宗教信仰问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同中国宗教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揭示的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和实践经验的总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主要有本质观、历史观、安全观、适应观、和谐观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本质观、历史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基本观点的继承和超越:宗教安全观、适应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发展和创新;宗教和谐观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我们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基本理念,充分认识到: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宗教问题的群众性和特殊复杂性。坚持平等对待信教与不信教的问题。在信仰上互相尊重,政治上互相合作;积极引导宗教发挥和谐积极作用,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与马克思主义和谐思想相契合,同时警惕国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问题从事损害国家主权、干涉内政的活动,防止宗教极端分子从事破坏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活动。

第三,向民族干部民众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和国务院颁发的《宗教事务条例》。“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在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化过程中。要坚持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的方法,逐一向民众解释说明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法。我们党实行宗教信仰自由长期的基本政策,是党维护人民利益、尊重和保护人权的重要体现。我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一方面要求尊重每个公民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另一方面要求坚持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依法治理宗教事务”的要旨是保护合法宗教活动和利益,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是吸取我国曾经有的宗教被帝国主义控制和利用的历史事实的教训,由我国信教群众作出明智的自主选择。“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宗教工作的成功经验作出的科学论断,是我国宗教发展的正确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是要求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放弃宗教信仰,而是要求他们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支持他们努力对宗教教义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支持他们与各族人民一道反对一切利用宗教进行危害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利益的非法活动,为民族团结、社会发展和祖国统一多做贡献。

同时,向民众讲明《宗教事务条例》是国家以行政法规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公民和组织的救济权利和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使之法制化、规范化。是我国法制建设上的一大成果。

(四)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是在遵循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得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同样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化也必须遵循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规律。如果不传承,如同生物,割断了根基,会死去;或只有传承没有创新,如同没有分蘖新枝、开新花、结新果,同样失去生命。因此,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要使马克思主义融入民族地区的优秀传统文化中,使传统文化得以保留,并发扬光大,又要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与创新意识,以理论创新的勇气,执着的创新精神。积极施展创新才华,不断研究新情况,实现创新,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使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具有广阔的光明的发展前景。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化的举措

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化不仅要妥善处理以上关系,还要采取相应的举措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

(一)认真学习体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弄清马克思主义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区域化,必须下的第一功夫。倘若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明不透。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可是,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弄清楚谈何容易,怎么办?先从整体上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民族理论、民族观、党的民族政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然后围绕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有针对性地精读马克思主义,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即掌握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而不是剪裁实践去适应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邓小平同志也讲过:“学马列要精,要管用”。所谓“精”,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完整准确的理解和掌握,决不能把“精”曲解为只言片语和个别词句。少,不等于精;只顾整本背诵,也未必做到了精。“精”要结合实际认真思考,切磋琢磨,心领神会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管用”,就是要正确解决当时当地的新旧课题。

(二)用心感受全面掌握民族地区的实际

要真正解决“管用”的问题。就必须全面了解、用心感受和真正掌握实际,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化需下的第二大功夫。不明了实际情况,就无法着手开展实践活动。实际浩如烟海。摸清实际绝非易事,怎样做?围绕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化主题,按照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的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实事求是。要深入到民族地区具体的机关、学校、厂矿、商店、农牧场、城镇民宅、农村民舍去周密调研。以真情去切实感受,以智慧去全面理解,掌握自然环境、民生、民情,经济政治、文化信仰、风俗民情等等真实可靠的第一线材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研究整理,做出符合实际的规划,着手问题的解决。现在,由于党和政府继续采取向民族地区倾斜的政策,使其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民族干部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民心稳定,社会有序。但也存在负面影响问题:社会失范和民族冲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仍然滞后、生态环境恶化、极端民族主义抬头等。应对以上问题应该以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强建设生态文明、民族法制建设,做好协调发展民族文化、化解民族矛盾纠纷、抵制敌对势力的分化、西化等工作。

(三)突出化解风险和事业发展的本质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化中,要解决的问题千头万绪,必须统筹兼顾,又重点突出化解风险的

问题。一是因为风险事关安全的大事。关联着广大民族民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民族地区的领土安全,自然环境的安全,政治安全,科技文化安全,经济社会发展安全等等。安全重于泰山,民众期待帮助化解风险。二是民族地区存在的风险更大。地理与其他国家接壤,有边界争端风险:地质复杂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风险;“三股势力”在边境从事恐怖活动;国外反华势力以边境为突破口进行渗透、策反、入侵的风险;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科技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普及都存在着薄弱点,抗拒风险的能力明显不足。三是帮助民族地区化解风险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首要宗旨。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化的第一要旨,就是要帮助民族地区解决民众的生命财产等等安全问题,没有安全保障其他就无从说起。四是帮助民众提高抗拒风险的能力,发展抗拒风险的事业,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化的本质内涵。要化解风险,就必须着力谋求化解风险能力的提高,抗拒风险的事业的发展。为此要认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安全观,执行国家的安全法规,贯彻落实党的安全方针、政策。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报告指出:“要坚持兴利除害结合、防灾减灾并重、治标治本兼顾、政府社会协同,尽快启动水利重点薄弱环节工程建设,加快建立地质灾害易发区调查评价体系、监测预警体系、防治体系、应急体系,提高对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和抵御能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党的领导下,坚持科学发展观,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把风险降到最低程度,从而体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化的本质要求。五是马克思主义帮助民族地区化解了风险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化成功的主要标志。马克思主义只有帮助民族地区化解风险,才能解决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被民众真学、真信、真用的问题;也只有各种风险化解了或降低了,才有民众的安全、祥和与幸福可言,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化取得了胜利。要化解风险,取得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化的全面成功,还必须以民族特色包装马克思主义。

(四)精心用民族地区的形式表现马克思主义

以民族地区的艺术、语言等形式表现马克思主义既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民族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也能帮助民族地区促进各项事业发展,是一举多得的好事。用民族形式表现马克思主义包括:按照民族心理和思维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用民族语言编写马克思主义简要读物、纪录片、宣传片;用民族语言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讲党的政策故事等;用民族图画绘制马克思主义;用民族建筑、雕塑体现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精神;用民族服饰、舞蹈展示马克思主义:用民族歌剧歌咏马克思主义;以民族传统节日和文化体育节日为载体传输马克思主义等等。这样使马克思主义融入民族地区各个环节与各个领域,深入民心,变成民众的精神支柱和物质力量。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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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大健.论发展民族关系与构建和谐社会[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5fee234b0100j4w2.html,2011—04—05.

[6]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4543365.htm.2011—04一05.

[责任编辑:周志华]

作者:唐曼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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