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古文素养教育学论文

摘要：高中语文《先秦诸子选读》的教学实践面临一些困境，存在于不同方面，如教材设置、现实学情、教师的专业化素质等。文章分析现实存在的困难，有助于教学的顺利进行。关键词：高中语文教学《先秦诸子先读》教学实践面临困境高中语文选修课程《先秦诸子选读》的教学本质是古文教学，古文教学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处境比较尴尬。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高校古文素养教育学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高校古文素养教育学论文 篇1：

从文言到白话

摘要：3c言的长期流行，不仅与古代文学和思想演变密切相连，更重要的是受科举考试推动，对中国古代文化、教育、社会政治乃至整个东亚文化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晚清时文危机是人才、教育与政治危机的聚焦点与集中反映，其根源主要来自八股考试的自身缺陷、西方军事侵略和语言文化的冲击、清朝统治危机的加深三个方面。科举制的改革与废止，是从文言转向白话的关键所在。失去科举选士制度保障的文言文，其实用价值、学术地位和教育影响迅速下降，由此开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汉语汉字改革運动。

关键词：文言；白话；科举革废；汉语文化转型

收稿日期：2012-10-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BAAl00015）

作者简介：张亚群，男，安徽庐江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

大规模考试活动与语言、文学流变密切相关。科举考试以汉字为媒介，通过特定的题型、文体和文化标准，深刻影响着汉语的学习与運用。文言与白话是汉语两种不同的书面语。历史上，受科举考试驱动，文言一直通用到近代，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白话直接与口语相联系，起源虽早，但在科举时代并无正统地位。清末民初，从文言转向白话，成为古典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分水岭，科举变革实为其枢纽。本文从考试文化功能的视角，解析科举与文言的互动关系，揭示清末科举革废对汉语文化转型的深刻影响。

一、文言长期流行的科举动因与作用

文言作为一种文体，产生于先秦时期，经过长期发展，形成词汇丰富、表述精练的特点，是古典文学所使用的主要语言。以文言所写的散体文通称“古文”。自唐宋“八大家”倡导古文運动，明清时期，代有传人，至“桐城派”，将古文流派推向极致。不同时期，文言体裁风格虽有差异，但作为主流文体却是一脉相承的。文言的长期流行，不仅与古代文学和思想演变密切相连，更重要的是受科举考试推动。

近代白话文運动的倡导者胡适认为，汉武帝时代，古文“已成了一种死文字了”。为了真正实现“书同文”，汉武帝设太学，以儒经作为入仕标准，用“文言”作为全国交通的媒介。他指出：“这个方法——后来时时加上修改，总名叫做科举——真是保存古文的绝妙方法。皇帝只消下一个命令，定一种科举的标准，四方的人自然会开学堂，自然會把子弟送去读古书，做科举的文章”；“汉武帝到现在，足足的二千年，古体文的势力也就足足的保存了二千年。”在这里，胡适不仅点明了科举之于推广文言的巨大功用，而且将科举上限溯至汉代察举制。

在中古文学史上，古文的地位与影响，随选士制度变迁而消长。魏晋南北朝时期，察举制式微，古文消沉而骈俪文盛行。即使在隋唐创立科举制之初，也深受南朝文化影响，科举考试崇尚艳丽的骈体文。及至中唐，在科举改革和科场“通榜”之风的影响下，古文運动开始兴起。

贞元（785-805）、元和（806-820）年间，一些重要的古文家如韩愈、李观、欧阳詹、崔群、王涯、柳宗元、皇甫浞等，经由进士科举相继登上政坛与文坛。这些古文家，“在应进士举时，往往以古文行卷，以增加及第的希望，自然达到了推进古文发展的目的”；“一旦登第为官，以显要之位，在接纳后进之士行卷时，大力倡导古文，阐明自己的主张，无疑使古文形成规模。”正是因为这一进士群体的推波助澜，使中唐古文蔚然成风。

北宋初期，承唐末五代流风之弊，科场“竞为浮夸靡曼之文”，“文选学”发达。陆游追述：“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南宋开始崇尚苏轼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犹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百余年间，文坛风气之转变，端赖科举考试变革，其中选士标准改革影响最大。

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推行科举新政，进士先策论，后诗赋，诸科取兼通经义者。新政改革虽然失败，但范氏所倡导的新古文運动却开启了文坛新风。科举考试逐渐从崇尚诗赋转向注重策论。嘉祐二年（1057），古文大家欧阳修权知贡举，“大胆革除文弊，以新的散文文体标准取士，使文风得以彻底改变，标志了古文運动的胜利。”明人所称的“唐宋八大家”中，宋代有其六，除了苏洵，其余均出身进士。王安石与苏轼政见相左，但同样崇尚古文。

在科举考试推动下，南宋学者开始选编唐宋古文家文集，评点作文技巧，作为举子应试指南。最早有吕祖谦编《古文关键》，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张耒之文60余篇。其后，谢枋得编《文章轨范》，选录汉晋唐宋古文家之文69篇。其中韩愈31篇，苏轼12篇，柳宗元、欧阳修各5篇，苏洵4篇，五人作品共计57篇，占所选文集的82.6％。这些反映了唐宋古文在科场中的广泛影响。

科举既是经学考试亦是文学考试。随着考试程序化、客观化的发展，其“文言化”色彩愈浓，明清八股文尤其如此。美国研究科举文化史的著名学者艾尔曼指出：“科举考试在语法、修辞、练字等方面体现出的格律要求，把经学变成了一场文学比试。”明清时期，由科举进身者所组成的文化特权群体，在经典解释上具有三个特点：“（1）使用统一的文言；（2）牢记同样的经典教义；并（3）運用同一种文体，即八股文。”自明初起，“庙堂之上、官吏之间的主流价值、想法、问题和论辩都须通过一种洗练的文言来表达。这种文言的发音，是以中国北方京畿地区通行的官话为基础。”科举选士所维系的独特的话语体系和价值取向，迫使士子弱冠即学文言，诵读儒经。“正如15到16世纪的欧洲精英在中等教育阶段必须完成从使用方言到使用古典拉丁文的转变，明清两代的多数汉、满、蒙人必须先官话、文言而后母语，以获得通往更高等级的教育和科举考试的通行证。”这种教育状况，进一步扩大了文言传播的范围。

为了应对科举，明中叶茅坤本朱右、唐顺之“八家”之说，辑成《唐宋八大家文钞》。清人评论：“观是集，大抵亦为举业而成。其所评语，疏舛尤不可枚举。……然八家全集浩博，学者遍读为难。书肆选本，又漏略过甚。坤所选录，尚得繁简之中。集中评语虽所见未深，而亦足为初学之门径。一二百年以来，家弦户诵，亦有由矣。”由此可见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

科舉制下文言的长期流行，对中国古代文化、教育、社会政治乃至整个东亚文化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持续不断的文言教育，推动了中国文化的传承、传播与民族文化融合。科举考试确立正字标准，促进了汉字的规范化和普及化；编订韵书、韵图，推动诗赋和音韵学的发展。胡适认为，古文作为传播中国古文明的工具，与拉丁文作为传播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工具，同样伟大。这两件事——中国古文明开化亚东与欧洲古文明开化欧洲——是世界史上两件无比的大事。其不同点在于，欧洲各民族走出中世纪不久就掀起了本民族的国语文学，拉丁文“作古”了，而中国古文自汉代以下延续二千年之久。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欧洲人不曾发明科举的政策。况且没有统一的帝国，统一的科举政策也不能实行。拉丁文没有科举的维持，故死的早。中国的古文有科举的维持，故能保存二千年的权威。”艾尔曼教授也指出：“在帝制中国的早、中期，横亘在方言、半文半白和文言三者间的巨壑，就已保证了熟谙文言的儒士可以进入一个地方民众无法企及的书写话语体系”；“科举在型塑文化共识、维护精英阶层普遍使用的论理及修辞形式等方面，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

其次，文言向海外传播，促进了东亚周边国家与地区文化的发展。科举时代，通过制度借鉴、文献传播、教育与文化交流等途径，汉语文言对东亚各国社会文化产生广泛影响。隋唐时期，日本曾学习中国文化制度，输入汉籍，八、九世纪曾仿行贡举制。至今日语中仍保留一定数量的汉字及“汉音”。朝鲜和越南先后于958年、1075年实行科举考试，延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越南曾长期使用汉字，并引进八股文考试文体。科举制在东亚国家的传播，“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古代汉字文化圈或东亚科举文化圈，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各国文化水平的提升。”

再次，文言学习的“时文化”，导致古文精神丧失、人才危机频仍。受科举功利的驱使，明清士人多“以古文为时文”，以八股文法裁剪古文。其结果是“以时文为古文”，“泯灭古文真脉。”这是因为，“只要八股仍是科举考试的主要科目，便必然影响一代文风。”不仅如此，这种学风、文风还对学校教育和人才选拔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激烈抨击：“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钝者至白首而不得遇。”由此败坏天下人才，“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文言“时文化”所引发的科举选士危机，至晚清全面爆发。

二、时文危机与科举变革

清代科举沿袭明制，八股文流弊有增无减，引起有识之士的不断反思与非议。清中叶的八股存废之争，因“无良法美意以代替现制”而维持旧制。晚清中国社会剧变，时文危机加重，科举制面临西方文化和现实政治的新挑战。表面看来，八股取士之弊，似乎是考试文体失当问题，实际上，时文危机是人才、教育与政治危机的聚焦点与集中反映。其根源主要来自以下三方面。

首先在于八股考试的自身缺陷。由于长期以《四书》、《五经》命题，考试文体僵化，科举选士陷入穷途末路。龚自珍批评：“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间刻本，如山如海。《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既穷既极。”同治（1862-1874）年间，王锡纶也感叹：“且巾箱袖珍，无不可剿袭剽窃，防其弊者，更专为鬼怪题目，不知题愈怪，文亦愈怪，以千万人之力而专趋一法，何巧不臻。盖制义在今日，精之至亦下之至矣。”为了入仕，士人不得不学作八股文，代圣人立言，“于无情处求情，于无味处索味。”曾国藩称：“仆尝谓末世学古之士，一厄于试艺之繁多，再厄于俗本点评之书，此天下之公患也。”可见，时文已蜕化为人才选拔的桎梏。

其次是西方军事侵略和语言文化的冲击。鸦片战争后，伴随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汉文国际地位下降。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款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中法《天津条约》第三款也有类似规定：“自今以后，所有议定各款，或有两国文词辩论之处，总以法文作为正义。”这些规定在1860年10月中英、中法《续增条约》（《北京条约》）签订后正式生效。这表明，培养熟谙英、法语言文字的专门人才刻不容缓。为了培养外语专门人才，清政府自1862年开始，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开办同文馆、广方言馆等洋务学堂，招收八旗、汉人子弟，分班教授英、法、俄语，后增设德语、日语。尽管时文仍为科举首要科目，但其独尊地位已开始受到冲击。

最后是清朝统治危机的加深。如果说19世纪60-90年代中期洋务派通过“自强新政”尚能勉强维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那么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则面临着瓜分豆剖、生死存亡的危机。维新派痛陈时文危害，要求立废八股。严复、梁启超、徐勤、唐才常等人纷纷撰文，抨击八股取士使天下无人才、愚民害国，与全球教育大势相悖。康有为认为，中国割地败兵，“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他提出：“欲求真才，必自厘订文体始”；“从此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戊戌变法中的科举改革方案，以废时文为首要举措，因慈禧政变而夭折。但是，经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更大打击后，清政府不得不实行科举“新政”：废八股改试策论；增设经济特科；引入西学考试内容；递减科举中额，渐废科举考试。

1901年颁行的科举考试章程规定：（1）第一场论五篇，命题以《御批通鉴纲目》、《御批通鉴辑览》及历代正史为本，此外，包括《通典》等历代政书内容，借以援古证今。（2）第二场策五道，近科考试，先以各国政治、艺学中直接与实用者命题。算学有应绘图者，准其于卷内绘图。（3）策、论、议体例，较之八股文律从宽，并强调：“其厘正文体之法，尤不得涂泽浮艳，作骈俪体；钩章棘句，作怪涩体。仍不准阑人杂家谬论，二氏妄谈，异域方言，报馆琐语。一切离经叛道之言，悉当严加屏黜。”（4）策士命题每道约举一、二事，字句无多，即可书写全题。（5）乡、会试裁撤誊录及对读官，主试、房考等官阅卷，务宜秉公衡鉴。（6）对生员岁、科两试及拔贡、优贡考试的内容、体例作相应调整。（7）各项考试只需字画端整，毋庸刻意求工，并准其添注涂改；考官阅卷专取其文理优长者，不得复以小楷之优劣定去取。（8）评定试卷，“总以经术湛深，史学渊博，通达时务，且与实用者为准。”由此可见，改革后的科举考试，在命题内容、答卷、书写以及衡文标准等方面，降低了文言标准，简化了考试程序，更加注重西学和实用知识，借以选拔“新政”改革所亟需的兼通中西学之各类人才。

张之洞等人所主导的科举改革，其核心思想是以学校教育取代科举选士，相应地将保存古文的工具由科举转为学堂。这一指导思想贯穿于清末学制章程中。为了维护经学、文言的正统地位，减少科举改革對文言教学的冲击，1904年1月13日，在诏令递减科举中额的同时，清廷颁行《奏定学堂章程》及《学务纲要》。其中特别列出相关条文，规定学堂教学媒介语、中国文学课程要求及外语名词使用限制，保障汉语文言的正统地位。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数端：

1.“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学制草拟者张百熙、张之洞等认为：“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且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文学既废，则经籍无人能读矣。”因此规定：“今拟除大学堂设有文学专科，听好此者研究外，至各学堂中国文学一科，则明定日课时刻，并不妨碍他项科学，……其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官私实用。”这表明，中国文学仍以文言为主要文体，白话文仅在日用汉语教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2.“戒袭用外国无用名词，以存国文，端士习。”《学务纲要》规定：“除化学家制造家及一切专门之学，考有新物新法，因创为新字，自应各从其本字外，凡通用名词，自不宜剿袭搀杂。”张之洞等认为：“日本各种名词，其古雅确当者固多，然其与中国文辞不相宜者，亦复不少。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故欠雅训；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運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而舍熟求生，徒令阅者解说参差，于办事亦多窒碍。”此外，“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因此，该章程强调：“如课本、日记、考试文卷内，有此等字样，定从摈斥。”

3.“小学堂毋庸兼习洋文。”学堂章程规定：初等、高等小学堂，“各科学均以汉文讲授，一概毋庸另习洋文，以免抛荒中学根柢”；“惟高等小学堂，如设在通商口岸附近之处，或学生中亦有资敏家寒，将来意在改习农工商实业，不拟人中学堂以上各学堂者，其人系为急于谋生起见，在高等小学时，自可于学堂课程时刻之外，兼教洋文。”

4.“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习洋文。”学制厘订者认为：“今日时事，不通洋文者，于交涉、游历、游学，无不窒碍。而粗通洋文者，往往以洋文居奇。其猾黠悖谬者，则专采外国书报之大异乎中国礼法、不合乎中国政体者，截头去尾而翻译之，更或附会以一己之私意，故为增损，以求自圆其说。”这里反映了清末教育改革者的矛盾心态：既承认洋文的重要性，又惧怕西方自由民权等学说危及其专制统治。为此，《学务纲要》提出：“假令中国通洋文者多，则此种荒谬悖诞之翻译，决无所施其伎俩。故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全勤习洋文，而大学堂经学、理学、中国文学、史学各科，尤必深通洋文，而后其用乃为最大。斯实通中外、消乱贼、息邪说、距诚行之窍要也。”

5.“各学堂皆学官音。”《学务纲要》还规定：“兹拟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人官话一门。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应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将来各省学堂教员，凡授科学，均以官音讲解。”作为解读雍正《圣谕广训》的通俗作品，《圣谕广训直解》版本虽多，但均具有白话特征。在“中国文”科目中，将其定为“习官话”的教材则表明：“《圣谕广训》的白话阐释本已然堂皇进入官办新学课堂的事实。换言之，这正是晚清白话文運动在官方教育系统被接纳的曲折反映。”

通过上述举措，决策者深信：“科举所尚之旧学，皆学堂诸生所优为；学堂所增之新学，皆科举诸生之所未备。则学堂所出之人才，必远胜于科举之所得无疑矣。”实际上，科举停废后不数年间，张之洞苦心孤诣所经营的“中学”之体即面临危机。不仅《学务纲要》限用的日译汉文词语流行中国，而且文言的正统地位亦随之动摇。

三、废科举与白话文運动的兴起

作为“文学革命”重要组成部分的白话文運动，肇始于民国初年的新文化運动，而其根源则应溯至清末科举变革。一些科举出身者，如黄遵宪、梁启超、王照、裘廷梁、陈荣衮、曾朴等，积极倡导并使用白话文体，众多报刊发表大量白话作品。1897年裘廷梁在上海《苏报》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提出以白话取代文言的主张。不过，白话文真正成为社会主流文体却是在废科举之后。胡适曾评说：“直到现在，科举废了十几年了，国语文学的運动方才起来。科举若不废止，国语的運动决不能这样容易胜利。这是我从二千年的历史里得来的一个保存古文的秘诀。”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科举考试具有强大的文化导向功能，对学校教育和社会文化产生广泛影响。科举制的改革与废止，是从文言转向白话的关键所在。

伴随清末科举文体及考试内容的变革，传统文体尤其是八股考试文体逐渐失去昔日光环，开始为读书人所唾弃。时人记载：1905年5月6日，两位“痴状可掬”的读书人走进京城贡院，一面走，一面叹。甲道：“我十年八股付之东瀛。挖心呕血，千辛万苦，今改试策论，遇《四书》义等题，或可参用旧稿；科举停后，此等一挑半剔，一唱三叹之文字，当尽付之一炬矣！”废科举后，尽管学堂奖励科名考试制度部分继承了科举考试的选才功能，但其地位与作用已不可同日而语。实践证明，学校教育考试取代不了选官考试，失去科举选士制度保障的文言文，其实用价值、学术地位和教育影响迅速下降。

其一，清末励科名考试及廷试，对于留学毕业生的经学、中文考试要求降低，外文及科学要求提高。《游学毕业生廷试录用章程》规定：游学毕业生考获科名出身后，每年在保和殿举行廷试一次；应考者作经义一篇，科学论一篇；凡以科学见长不工文字者，准其仅作科学论说一篇，不必兼作经义；廷试卷分三等：中文与科学并能优长者列一等；中文平妥、科学优长者列二等；科学优长未作中文卷者列三等。各等不限名额。1909年10月，学部增拟《游学毕业考试内场办事章程》，对留学毕业生考试命题和答题等作新的变通。如要求：第一场考试，凡习法政、文科、商科者须兼作中、外文各一题；习农、工、医、格致科者准其两题俱作外国文。这些规定有利于选拔留学专门人才。

其二，语文与经学分离，成为独立设置的中国文学科。受西方知识系统和大学分科影响，清末学校课程设置，将文学独立成科。另立经学一科，以传授和保存中国“国粹”。废科举后，新学制迅速推广，逐步建立新的课程体系。这种分科方式对于中文教学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引入近代学科概念，构建中国语言、文学体系，使之摆脱经学的束缚，有利于中国文学的独立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以西学范畴为标准，分割中国传统学术，并过于崇尚专才分工，忽视教育的完整性及人格养成，因而产生明显的“西化”弊端：“前者把旨趣迥异的中国学术文化，强行纳入西方学科规范之下，失去其原有的学术整体性和生命力；后者则切断中国数千年的通识教育优良传统，使高等教育日趋片面性、功利化和技术化。”

其三，汉字地位急剧下降，出现生存危机。汉代察举选士规定：“识字九千方能为官；用字谬误，辄被弹劾。”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下，清末一部分学人把近代中国文化落后归因于汉字和儒学，开始质疑汉字文化的存在价值。有人希冀通过废除汉字达到追上西方先进国家的目标；也有人把汉字拉丁化作为中国文字改革的最终目标。这些文化观念和汉字改革思潮的出现，固然与当时中国社会落后现状相关，但也是废科举后国人对本国语言文化极端不自信的必然结果。

其四，书法人才减少，书法艺术转型。历史上，科举考试提升了士人的文化素养，促成书画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在清末民初教育变革中，许多书法名家出自科举人才。民国“四大书法家”中，擅长楷书的谭延闿为甲辰科（1904）进士，工于隶书的胡汉民为广东辛丑科（1901）举人，以篆书名世的吴稚晖系江南辛卯科（1891）举人，而行书大家于右任则为陕西癸卯科（1903）举人。废科举后，国内书法人才减少。另一方面，废科举后，馆阁体书法不再流行，中国书法开始向碑学发展。如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教育家、书画家李瑞清，出身翰林，1906年，任两江师范学堂监督，创办图画手工科，率先在国内成批培养出了近现代书画、美术专业人才。

综上所述，清末科举制的改革与废止，对汉语文化自文言向白话的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开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汉语汉字改革運动。民国初年，新文化運动兴起。胡适、陈独秀等人倡导白话文改革和文学革命，对汉字文化及文学改革产生巨大影响，白话逐渐取代文言。1920年，北京政府颁令，白话文为全国学校、报刊所采用。从文言转向白话，既是汉语文化的一次深刻变革，也是一场大众语言運动。它伴随思想文化、考试选才制度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对现代汉语文化产生巨大影响，总体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近代汉语文化转型过于仓促和功利化，产生某些不利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所论：“五四以来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换，实现了语言的社会学意义上的转换，但对古典汉语形象审美传统的继承却被搁置并延迟”；“显然，文言文的舍弃，与白话文的确立，这两个过程都是在一种急促的社会功利的要求中逐步进行的。”文言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并非白话文所能完全取代。一些学贯中西的大师，充分肯定文言在现代汉语文学中的重要意义。如“陈寅恪‘中国文学当以文言为正宗’的论断，与胡适奉白话为正宗的主张刚好针锋相对”。

近代以来，受文化激进思潮影响，有人认为，文言是封建文化载体、落后的象征，把古文与八股等同起来。这种认识误区应予矫正。作为专门的考试文体，历史上的“八股文”是经学考试与文学考试演化的结果，本身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八股文用于选拔人才，曾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但不应将之归咎于古文。八股文借用文言体裁，但不是所有的古文都是八股文。先秦、秦汉的优美散文，唐宋八大家等文学家的古文佳作，不仅是民族语言文化之瑰宝，亦为现代汉语提供了丰富营养。白话文作为废科举后一种流行文体，追求言与文的统一，有利于传播新的思想文化，但也存在自身缺陷。实际上，白话文体同样也会产生“新八股”，这已为现代汉语文体变迁所印证。白话文運动片面追求語文统一，与文言传统决裂，甚至提出废除汉字，改行字母化、拼音文字，这是违背汉语言文化发展规律的，显然行不通。

当今汉字已摆脱生存合法性的危机，汉语文化地位再次上升。但是，在英语强势语言的冲击下，汉字文化的价值在国内仍为不少人所忽视。世界范围内掀起中文热，而国内却存在重英语、轻中文的文化与政策偏向。大学毕业生的中文程度普遍下降，不利于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网络文化盛行的今天，中文的规范性、学术性再次受到严峻挑战。香港地区的会考、高考拒绝“潮语”，而内地高校自主招考则喜用流行语。新版《现代汉语》直接收录西文缩写词，引起学者、传媒的广泛议论。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文化现象。

[责任编辑：蔡永明]

作者：张亚群

高校古文素养教育学论文 篇2：

《先秦诸子选读》实施教学面临的困境

摘 要： 高中语文《先秦诸子选读》的教学实践面临一些困境，存在于不同方面，如教材设置、现实学情、教师的专业化素质等。文章分析现实存在的困难，有助于教学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 高中语文教学 《先秦诸子先读》 教学实践 面临困境

高中语文选修课程《先秦诸子选读》的教学本质是古文教学，古文教学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处境比较尴尬。究其原因，古文的句法结构与现代汉语的句法结构存在较大差别，学生古文知识的储备不足，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在句法、词法的讲读上花费大量时间，而文章的文化精髓往往由于课时紧张的原因而被忽略。《先秦诸子选读》的教学处境着实让人痛心。下面我从教材、学情、教师三个方面谈谈这门课程实施的困难。

一、教材方面

“新一轮高中语文选修教材编写队伍存在的问题是明摆着的，必须进行调整，应该坚持由高校研究所专家、教材编制专业人士与一线教师教研员组成的‘三结合’队伍来编写教材，只有这样才能取长补短，既保持学术品位，又符合教学实际，编写出真正受师生欢迎的高中语文选修课教材”[1]。现行的《先秦诸子选读》教材共计七个单元二十一个“必读”章节，五个“选读”章节，课时为36课时，还要扣除学生研讨时间、测试讲评时间、观看教学视频时间，这样，一个“必读”章节所剩的时间将不足一课时，而古文的学习朗读又是不可缺少的，理解把握文章内容同样也是不可缺少的。教师还要适当讲解字词句，加上文章文化精髓的阐释再到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内化，在一课时完成内容的讲授，导致教师为了追求进度而蜻蜓点水，抑或是“满堂灌”，这样的课堂违背了课改开设选修课的初衷。

百家争鸣历时300多年，儒、墨、道、法、兵各学派间争辩，展现出无穷的思想魅力和文化魅力。《先秦诸子选读》主要选取的是儒、墨、道、法四家的学说论著，“这一课程不是一般的知识型课程，宗旨是通过向学生讲授先秦诸子的一些经典选文，启发和引导学生陶冶身心、涵养德性，提高学生对我国文化传统的认识，加深学生对优良文化传统的热爱，增强学生阅读和分析顾问的基本功，培养学生把握社会、人生问题的能力。”[2]先哲们的生活时代离我们实在是太远了，跨越了2000多年，理解他们的思想就更加困难了，再加上文章是古文，困难可想而知。

“不管什么时候，学情总是第一位的，选修教材的编者多为在某一专业领域大有建树的大学资深教授或著名学者，这使得选修教材专业性强，内容精深、系统，但未必完全符合高中学情。”[3]

二、学情方面

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主张，心灵是一个参与者而不是参观者。课堂上，学生是主动的探究者，教师是探索的激发者和引导者，自然要考虑到探究者在探究本课时的原有基础、现有困难及学习心理特征。可是了解之后，让人很是失望。《先秦诸子选读》在高二年级讲授，他们学习古文的习惯往往是把重点放在实词词义、虚词用法、特殊句式上，习惯于老师的“字字落实，句句清楚”的教学方式，因为这种学习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考试成绩，甚至是整理好“考纲”规定的实词、虚词的具体用法。

学生在学习古文过程中，很少对文章的思想进行深入的探究和思考，更多的是忙于接受老师、教材、参考书提供的现成的观点，而不能创造性地与文本或先哲进行对话，因为他们认为课内古文的思想精髓不会在考试中作为考点，浪费大量脑细胞思考一个与高考无关的问题还不如记住一个实词更有意义。学生抓了文章表层，不注重文章本质；了解文章思路，不能明确文章思想内涵；习得一些常识性的字、词、事，便认为是自己学习古文最大的收获，至于迁移能力，他们并不认为那很重要。这是“小学而大遗”。传统的语文教育是知识与能力两个系统的整合，新课程提出了“语文素养”这个理念，“语文素养包括言语主体的思想水平、道德品质、审美情趣、语言积累、智力发展、个性人格等”[4]，在现实选修课教学过程中要顾及“语文素养”的各个方面还是存在很大困难的。

选修课程的设置在客观上给学生留下了不好的印象。选修课没有必修课重要，学生大多认为既然是选修，就有选择性，自然不像必修课那样是必须修习的。但为了学分等因素不得不学一点，学习目的模糊，动机不纯。

三、教师方面

语文选修课程的五个系列都是一个老师来上，古今中外各样式的文学体裁一人通吃，选修课、必修课也都是一个老师上，现实就是这样，如今一线高中语文教师大多是本科学历，知识储备有限，对先秦诸子的文章只是略知一二，市场上能买到的教学参考书少得可怜，大多材料是专业学者专家的论著，专业性强，语言晦涩，要把其转化为教学语言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大多数教师都没有完整的研读过诸子百家的文章，对诸子百家文章的了解无非是上大学时教授做的一些“点化”，估计此时也记不清了；再有就是自己原来的一些背诵的积累，谈起精髓只是皮毛；最后的部分就是在可选修课本上接触的。对于历史上和现当代的科研成果了解甚少，“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绝对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我们要敢于面对新课改选修课程《先秦诸子选读》教学面临的困难，这是摆脱困境的前提，早些走出来，向既定的方向迈进。

参考文献：

[1]易武，刘光成.关于高中语文选修课的困惑与反思.[J]探索，2010（8）.

[2]先秦诸子选读·教师教学用书[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3]韩旭东.新课改下的高中语文选修课程实施研究[D].2008级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4]倪文锦.初中语文新课程教学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作者：王北平

高校古文素养教育学论文 篇3：

浅析初中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的渗透

摘 要：随着新课改的推进，我们国家要更着重对于学生的素质教育。语文教师在教学中对于传统文化的渗透，不仅要体现在教学方法和内容上面，更要树立良好的价值观，着重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对于传统文化的渗透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素质教育的要求。着重探究初中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的渗透。

关键词：初中语文；传统文化；素质教育；传承

语文和其他学科不一样，语文是一门人文学科，老师在语文教学中要更注重语文的人文性。随着新课标语文课本的改革，语文这门学科的工具性受到了一定的弱化，更加突出其人文性。在新课改的过程中，我们也应该重视语文教学中的传统文化、经典的传承，以增强其核心素养。

一、结合课文，加强传统文化渗透

初中语文课文中有不少古文，精选在语文课本里面的文章都是经典。但是在初中阶段，学生的阅读量有限，知识面比较窄，在阅读古文的时候，往往会觉得晦涩难懂然后就放弃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老师在教学任务中，不得不放弃很多课外的拓展，加强了学生技能的培养，而放弃了核心素养的培育。

語文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多元化，要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在学习的过程中，让学生切身感受到古文的魅力。现今学生的学习压力大，老师的教学压力也大，对于语文这种学科，老师往往更注重其工具性，而忽视了人文性。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着重强调古文经典中的文化内涵。

比如，在初中课文中，《童趣》主要讲述小孩子在夏日捉蝉来玩耍的乐趣，学生如果读不懂自然也就无法体会文章中的乐趣。老师在讲述的时候，应该采用多元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对于传统文化教育的渗透。语文的工具性主要还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提供帮助的，更重视的还是语文的人文性。

二、在阅读中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知识教育

老师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更应该重视传统文化的作用。在语文学习中，阅读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老师应该多引导学生阅读传统经典文化书籍。

养成一个阅读习惯，是可以让学生受益终身的。一个学生对于语文的工具性掌握得再好，也仅仅是语文成绩好，但是对于学生来说真正有用、受益终身的是对于语文中人文性的体会。老师要将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传授给学生，阅读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名著中包含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内涵，学生需要老师有效的引导，才能理解其中的深刻内涵。

在初中的时候，学生正是在树立价值观的时候，学生需要老师进行正确的指导，吸收更多的传统知识。学生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需要老师树立一个正确的榜样，因为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深远持久、潜移默化的。民族的传统文化不是仅限于语文课堂上的内容，包括课外的阅读、其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民族精神。所以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不应该片面地来自于语文课堂或者名著阅读。

三、多元化教学实践，吸引学生兴趣

多元化教学方式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吸收老师教授的知识。老师在课堂上可以采用合作、讨论、分享的模式，让学生深入理解传统文化。在学习古文时，老师可以更多地让学生来探讨其中的内涵。因为学生的阅读量不一样，有些学生对古文的了解多一点，就可以讲给其他同学，同辈人之间的交流，学生更容易接受。同学之间的合作和分享，有助于增进同学之间的感情，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现今社会的信息化发展，多媒体教学在大部分初中已经普及，老师合理地使用多媒体的教学方式，也可以吸引学生的兴趣。比如在初中语文教学中，传统书籍的阅读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教师可以采用多种方式让学生了解经典的文学作品。如何巧妙地利用多媒体教学，加深语文教学之中的传统文化的渗透？比如，学生在学习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的时候，就可以用多媒体来播放红楼梦87年版本的电视剧，电视剧不仅高度还原原著，还更加生动化，有助于学生理解原著内容，能够加深在学生心中传统文化的渗透。

在现今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繁重的学习压力让学生没有时间去阅读。所以老师和学校需要重视在语文教学中、在课堂上，对传统文化进行渗透。学校应开展更多的实践活动，因为对于传统文化的教育，并不仅限于课堂上，比如学校可以开展班会、读书会等活动，加强在教学中对于传统文化的渗透。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进行传统文化的渗透，需要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和丰富的教学内容，吸引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观注。著名教育学家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教育是什么？就单方面讲，只需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如果在语文教学中让学生喜欢上传统文化，并且养成阅读的良好习惯，那么对于学生来说就是一生的财富。

参考文献：

[1]潘广华.江苏省无锡市区高中生体育价值观和体育活动参与现状调查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2.

[2]支川，黄忠辉.江苏省普通高校大学生体育价值观取向特征发展对策研究[J].湖北体育科技，2008（1）.

[3]辛涛，姜宇，刘霞.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核心素养模型的构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作者：邹艳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