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文化旅游开发分析论文

[摘要]为了解“播州土司”研究的期刊成果，本文从中国知网上查询了2001～2013年发表在期刊上的有关“播州土司”研究的文献，从历史的角度、社会的角度和文化的角度进行了分类梳理，并从这三个角度对其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简述。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土司文化旅游开发分析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土司文化旅游开发分析论文 篇1：

全域旅游视角下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研究

摘要：全域旅游的时代背景下，旅游业的发展迎来了全新的机遇和挑战。遵义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资源优势明显，但它的发展仍然存在一些不足。本文整理遵义市文化资源现状，分析文化旅游发展存在的不足，进而提出全域旅游视角下遵义市文化旅游的发展对策。

关键词：全域旅游;遵义;文化旅游

全域旅游是指在一定的行政区域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主导产业，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和全社会共同参与，通过旅游业带动乃至由旅游业统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旅游发展理念和模式[1]。遵义市位于中国西南部地区，贵州省北部，与四川、重庆相连，是成渝—黔中经济区走廊的核心区和主廊道。遵义市是国家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业态、生态、服务3个方面的发展态势良好，旅游资源丰富，尤以文化旅游资源最为突出，作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遵义，历史底蕴丰厚，文化旅游产业蓬勃发展。

1 遵义市文化旅游现状

1.1 长征文化旅游资源

遵义市因遵义会议而出名，是“转折之城”。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歷史上最为重要的会议之一，在这里，党和红军解决了迫在眉睫的军事问题。遵义会议批评并免除了“左”倾冒险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危险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统治地位，拯救了处于危险中的中国共产党，自此，中国共产党走向了胜利的革命道路，而召开遵义会议的遵义会议会址就是遵义市长征文化旅游资源的代表之一[2]。此外，四渡赤水河旧址也得到了完好的保存，在这里，党和红军四渡赤水，摆脱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赢得了革命的主动权。以长征文化为表现形式的红色文化体现了遵义市厚重的历史底蕴和内涵。

1.2 酒文化旅游资源

作为中国酒文化名城的遵义，有着悠久的酒历史，酒文化源远流长，底蕴丰厚。从商周时期的“恤酒盟誓”到明末清初的茅台酒回沙工艺的出现，可以看出遵义酿酒历史之悠久，民间酿酒之风盛行。遵义有着超过两千年的酒生产历史，生产出了享有“国酒”美誉的仁怀茅台酒。茅台酒是世界三大蒸馏名酒之一，遵义茅台酒于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之后茅台酒又多次获奖，它以醇香馥郁的口感和独特的魅力征服了世人，成了中国的“友谊酒”和“外交酒”，远销海内外。除茅台酒以外，遵义市还有驰名中外的董酒、留香不息的习酒和悠长独特的鸭溪窖等名酒，遵义的名酒推动了遵义经济的发展，酒文化也成了遵义市旅游业发展过程中一张耀眼的名片。

1.3 古夜郎文化旅游资源

夜郎国有300余年的历史。夜郎文化是贵州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被提出。与其他文化所不同的是，两千多年来，夜郎文化一直是一个无解的谜题，它具有神秘性、民族性、历史性等特点，夜郎的经济状况、社会性质引发了专家学者的热烈讨论，夜郎文化也对人们的生活、居住环境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夜郎文化以其神秘性吸引了大批游客和专家。

1.4 土司文化旅游资源

土司制度是古代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治理制度。遵义古称播州，唐贞观年间，唐太宗改隋朝郎州十二县而置播州，播州杨氏一族自杨端起治理播州，经历了唐、五代、宋、元、明长达725年的播州执政史，见证了土司制度自产生、发展、完善到消亡的全过程。杨氏一族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传承如此久的家族，与其有关的记载也是研究土司制度的重要资料。杨氏在播州执政期间，大力普及汉字，积极宣传汉文化，用儒家思想教育人民，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形成了独特且富有魅力的土司文化。在播州执政期间，他们还留下了险峻的军事城堡——海龙屯，贵州最大的土司墓葬等令人惊叹的文化遗迹。总之，土司文化是遵义市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一个亮点。

1.5 沙滩文化旅游资源

沙滩文化在贵州文化发展史上也具有很高的地位。有言“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沙滩文化是产生于黔北山区的地域性文化，晚清后期的百余年间，该地共诞生了几十名学者，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有颇高的造诣。抗战时，有浙大学者研究了这一文化现象并编写了《遵义新志》，将黎、郑、莫3个家族所创造的文化瑰宝统称为“沙滩文化”。沙滩这样一个小山村内诞生的璀璨的文化成就和对社会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至今在全国尚无二例，沙滩文化 “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用于改革创新”的精神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6 茶文化旅游资源

遵义产茶历史悠久，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记载：“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宜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自唐代至清朝，遵义的茶都是皇家贡品。民国时期，中国第一个现代茶叶科研生产机构就建在遵义湄潭，在此期间，遵义的茶业得到了很快的发展[3]。新中国成立后，遵义的茶业复苏，目前已成为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有机茶生产基地，凤岗的锌硒有机茶、湄潭的翠芽27°都具有养生功效，畅销海内外。除了发展茶种植业外，遵义市还不断丰富业态，促进茶文化的发展，积极开展了茶文化研讨会，兴办茶文化节，举办国际绿茶博览会。茶文化成了遵义市文化旅游的全新的热点。

2 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的不足

2.1 文化旅游资源内涵挖掘不足

全域旅游对于旅游体验的要求更为严格，其目的在于让游客在参与旅游活动的过程中通过体验文化旅游资源感受文化的内涵和底蕴[4]。遵义市有着丰富的具有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但是目前在长征文化、酒文化、古夜郎文化、土司文化、沙滩文化、茶文化的内涵挖掘上还略显不足，只是简单地停留在观赏或者体验层面，游客难以从中获得深层次的文化体验，各种文化也难以在游客心中留下独特的印象，阻碍了独特的文化吸引力的形成，导致遵义在文化旅游市场中的竞争力不强。

2.2 文化旅游产品较单一，体验性不足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旅游者对旅游活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更加追求旅游中的体验感。只有通过不断的创新才能使文化旅游产品永葆生命力和活力，才能满足旅游者不断变化的旅游需求。遵义市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但由于开发理念落后，科学技术应用水平有待提升，目前遵义市的大多数文化旅游产品仍然属于简单的游览观光型产品，红色文化旅游的主要形式仍然是参观、拍摄纪念照等;简单的茶叶采摘活动也无法让旅游者真切地感受到遵义源远流长的茶文化的魅力;酒文化的体验项目也未得到较好的开发。总体而言，目前遵义市的文化旅游产业体验性不强、趣味度不高，难以满足游客心中预期。

2.3 旅游营销方式单一，营销力度不足

在遵义众多的文化旅游资源当中，知名度较高的仅有遵义会议会址及茅台酒，省外旅游者对于有机茶、沙滩文化、夜郎文化、土司文化并不了解，以致他们心中遵义市的文化定位仅仅是“红色”和酒，导致慕名而来的文化旅游爱好者较少。清新自然的茶文化是生态文化旅游爱好者向往的，沙滩文化是学者文人感兴趣的，夜郎文化和土司文化的神秘性更能吸引一大批旅游者来访。虽然目前遵义市积极利用广告、旅游网站、电视等平台进行旅游宣传，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单一的营销方式不利于遵义市旅游形象的树立，也难以吸引省外旅游者成规模地来访。

2.4 旅游专业人才缺乏

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产业。旅游业与其余第三产业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具有强烈的体验性。游客出游的目的是获得旅游体验，而与游客体验密切相关的除了景区的基础设施外，还有以旅游从业人员素质为代表的旅游服务设施。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有一批高素质的旅游人才作支撑，然而目前遵义市缺乏旅游专业人才，旅游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导游及景区讲解员无法依托自己拥有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为旅游者提供他们所期望的旅游服务。此外，由于缺乏专业的旅游规划人才，遵义市文化旅游产业整体布局较为混乱，缺乏宏观上的合理的旅游规划方案，这制约了遵义市文化旅游的发展。

3 全域旅游视角下遵义市文化旅游的发展对策

3.1 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增强体验性

只有不断增强文化旅游产品的体验性才能满足旅游者的期望，从而更好地拓宽旅游市场[5]。目前遵义市在文化旅游的内涵上挖掘不足，难以针对其内涵开发出具有体验性的符合游客预期的旅游产品。要想获得良好的发展，遵义市就必须改变当下以观光形式为主的浅层次开发模式，要以市场为导向，牢牢把握市场需求，结合遵义市现有的文化旅游资源和潜在的文化旅游资源，借助科学技术手段，开发出一批体验性强的文化旅游产品，满足游客高层次的旅游需求。例如，可以设计革命文化体验区，利用VR技术还原作战场景，开发实战体验项目，以吸引游客参与;可设置茶文化体验区，增加烹茶、制茶的环节，让旅游者置身实地，感受茶文化的魅力。

3.2 打造旅游品牌，构建特色文化旅游产品发展体系

发展文化旅游的过程中，遵义市必须树立品牌意识，根据现有的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旅游形象定位，打造鲜明独特的旅游品牌[6]。要根据现有的长征文化、茶文化、夜郎文化、沙滩文化、酒文化这几大具有特色的文化，打造独具特色和具有代表性的旅游品牌，以助推旅游发展。还要在塑造鲜明的旅游品牌的基础上，整合遵义市的各类资源，对不同类型的旅游产品进行组合打包，拓宽旅游线路，减小季节性对游客出游的巨大影响，构建有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发展体系，形成“旅游+文化”的良好发展局面。

3.3 树立营销意识，注重文化旅游产品的宣传

赢得旅游市场的重要环节之一就是进行有效的旅游宣传。在全域旅游的时代背景下发展文化旅游，必须树立营销意识。遵义市要不断拓宽旅游产品的营销渠道，建立起鲜明易识别的文化旅游形象，努力在旅游市场上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首先，要积极利用电视广告、报纸、互联网、自媒体等平台，积极对遵义市的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宣传，同时可以通过拍摄旅游宣传片的方式增強自身在游客中的影响力。同时，政府要统筹旅游营销工作的发展，建立积极有效的营销机制，避免混乱无序的营销局面。其次，可以通过举办茶文化节、酒文化节、红色文化节、民族文化节、音乐节等节庆活动，吸引感兴趣的旅游者前来体验文化，在促进文化旅游发展的同时增强当地居民的文化认同感，促进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弘扬。

3.4 多渠道培养旅游人才，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文化旅游发展中，旅游人才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只有具备专业且高素质的旅游从业人员，才能增强提供旅游服务的本领，进而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遵义市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和渠道培养旅游人才，引进旅游规划人才、旅游营销人才，立足于遵义市现有的文化资源优势进行旅游形象定位、旅游发展规划、旅游市场营销，使文化旅游市场发展得井然有序。同时，要加强与高校及旅游职业院校的合作，在为在校生提供实习平台的同时为本地培养一批熟悉本地文化旅游资源且专业知识丰富的旅游人才。对于现有的旅游从业人员，要通过定期举办业务技能培训和思想素质教育增强他们提供服务的本领，同时要制定相应的考核制度，督促旅游从业人员自觉学习，用更好的旅游服务使游客满意，促进文化旅游行业发展。

4 结语

旅游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全域旅游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常态，是我国在新形势下所提出的旅游业转型发展的方针，也是旅游业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自2016年以来，遵义市紧紧抓住全域旅游发展的时代背景，积极发展旅游业。遵义市作为拥有丰富文化旅游资源的全域旅游示范区之一，其发展模式和发展经验具有借鉴意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遵义市应继续发挥自身所拥有的文化旅游资源优势，挖掘内涵，树立品牌，加强营销，培育人才，推进文化旅游产业优化转型升级，实现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金早.全域旅游的价值和途径[N].人民日报，2016-03-04（7）.

[2] 金明雄.遵义红色旅游发展的问题与对策[J].中外企业家，2018（33）：232-233.

[3] 朱世桂，房婉萍，张彩丽.我国茶文化旅游资源现状、特性及开发思路[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3）：36-41.

[4] 张辉，岳燕祥.全域旅游的理性思考[J].旅游学刊，2016，31（09）：15-17.

[5] 王悦.全域旅游视角下文化旅游发展对策研究[J].旅游纵览（下），2020（08）：51-52.

[6] 龚波.遵义发展全域旅游的优劣势及对策建议[J].旅游纵览（下），2016（20）：107-109.

作者简介：曹庆瑶（1998—），女，江西景德镇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

作者：曹庆瑶

土司文化旅游开发分析论文 篇2：

2001—2013年播州土司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为了解“播州土司”研究的期刊成果，本文从中国知网上查询了2001～2013年发表在期刊上的有关“播州土司”研究的文献，从历史的角度、社会的角度和文化的角度进行了分类梳理，并从这三个角度对其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简述。

[关键词]播州；播州土司；杨氏土司；土司研究；文献综述

播州杨氏土司历经五代、十三朝、二十九世、七百二十多年历史。

为了解并展示播州土司研究的期刊成果并对其作一个回顾和综述，笔者以“中国知网”为信息源，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1]进行查询，以“播州土司”为查询主题，查询范围为2001～2013年，查询时间截止2013年3月10日，通过查询并进行主题内容甄别，确认35篇文章与“播州土司研究”有实际相关意义。

笔者将35篇“播州土司研究”的期刊文献从历史的角度、社会的角度和文化的角度进行了分类梳理，并从这三个角度对其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简述。

一、从历史的角度研究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涉及“播州土司研究”的期刊文章有12篇。这些文章从历史变迁、历史人物等方面入手，研究了播州土司历史地名变化、播州土司制度历史的进程及作用、播州土司历史文献以及播州土司历史上重要人物记述等内容进行了多视角、多领域的研究，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一）历史变迁

历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播州土司”研究成果问世的时间顺序的视角，我们得知了瓮安的来历，播州土司制度的形成和历史作用，杨应龙之乱的进程，平播之战的历史背景及其影响，平播之战的相关历史文献的历史价值，海龙屯的历史地理价值，所有这一切都一一显现在播州土司研究者的笔下，展现在读者的眼前。

伍启林（2004）在《瓮安：“瓮水”“重安”合并来》中认为：“万历二十八年（l600年），朝廷平息了遵义杨应龙的“播州之乱”，次年裁撤瓮水、草塘安抚司，设置瓮安县。另有文献记载，建县时除了瓮水、草塘2安抚司领地外，还有重安长官司领地（今黄平县境内），因此才有“瓮安”这个名称。”[2]（P50）合并“瓮水”（含“草塘”）和“重安”命名为“瓮安”，这是采用混成法（blending）的方式取第一个地名的首字后接第二个地名的尾字，把两个地名“混成一体”来构成的新地名，即合二为一。

陈季君（2006）在《播州土司制度的形成和历史作用》中认为：“由于播州土司采取了顺应历史潮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使播州社会安定、经济日益活跃，士习民风蒸蒸日上，武备也与时振兴。”[3]（P154）

李世模（2009）在《从杨应龙之乱的发展进程看其叛乱性质》中认为：“杨应龙作乱的行径违背了历史上土司遵循的基本规范，破坏了播州与中央政权长久延续的和平稳定统属的关系，进而威胁到国家统一和稳定，因此其性质无疑是对国家的反叛。”[4]（P8）

周伟明（2012）在《平播战争文献汇要及其史料价值》中认为：“对平播战争的相关历史文献进行一番勾稽，对于研究明王朝及遵义地区的历史变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这些“文献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昭示了明王朝灭亡的命运。”[5]（P7）

陈季君，徐国红（2012）在《“海龙屯”地名的历史地理研究》中认为：“海龙屯，旧名海龙囤，古名龙岩囤，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白沙村龙岩山上，是宋、明时期西南播州杨氏土司文化的重要遗存。具有险、雄、奇的地理特征，体现了冷兵器时代据险以抗强敌的军事防御思想，是八百年黔北土司文化的物化表现。”[6]（P66）

彭恩，闵廷均（2013）在《平播之役的历史背景与影响》中认为：“明代土司制度逐渐衰落，中央集权加强，明王朝开始施行用流官代替土司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在这个背景下爆发了平播之役。平定播州杨氏土司之后，明王朝在遵义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在一定程度上变落后的土司经济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政治上加强了对该地区的控制与管辖，促进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对遵义地区而言是一次巨大的进步。”[7]（P291）

（二）历史人物

历史的变迁与发展，都离不开历史人物及其他们在历史变迁中的作用。这些人物往往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作用，如果没有他们的“丰功伟绩”，与此相关的历史和历史事件就可能改写。因此，播州土司研究中自然也不得不把这些重要的“台前幕后”的历史人物推到“风口浪尖”予以评说。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观来看待这些历史人物，才可能得出正确的评价结论，而不失之偏颇。

谭佛佑（2009）在《明季平播抗清巾帼英雄秦良玉》中认为：就其秦良玉整个一生而论，“其爱国爱家优秀的传统民族精神，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完整，民族的安定团结勇于奉献的牺牲精神，戎马一生，南北征战几十年所建的历史功勋，永远名垂青史， 不可磨灭。”[8]（P75）

罗宏梅，徐钰在（2010，2011，2012）《黔北杨氏土司历史沿革考》中认为：杨氏土司的历史沿革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杨氏巩固其在播州的存在地位并逐步完善家族团结的时期。”[9]（P56）第二时期“是杨氏家族统一，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与中央政权关系密切的时期，也是杨氏土司发展走向强盛的时期。”[10]（P75）第三时期“是杨氏家族在文化上对汉文化从崇尚到疏离、以致排斥；在政治上从亲近中央政权到疏远、以致对抗，从强盛走向衰落、终致覆灭的时期。”[11]（P41）

景戈石（2012）在《田氏土司的八百年天下》中据民国《沿河县志》引《田氏宗谱》所载文字分析认为：“田氏自隋开皇年间（582年）入黔，至明永乐年间（1413年）两宣司慰革职，历任九朝，辅君六十七主，世传二十有六，统治思州长达831年。”[12]（P41）史学界有“思播田杨”之说，形象地描述了思州田氏、播州杨氏土司这两大土司当年的赫赫威名和熏天权势。

帅倩（2013）在《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论明末蜀中女将秦良玉》中认为：“秦良玉以她的爱国热情与文治武功在明朝末年的历史舞台上上演了英勇而传奇的一幕，成为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13]（P70）

二、从社会的角度研究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涉及“播州土司研究”的期刊文章有11篇。这些文章从社会制度、社会关系、军事事件等方面入手，研究了播州土司社会制度的形成、播州土司制度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及其变化、播州土司社会的军事事件及军事设施等内容进行了多视角、多领域的研究，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一）社会制度

社会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土司制度同样也是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土司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为所管辖区域的社会治安、经济、军事、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做出过积极作用。历经700多年，在当时土司“世有其地，世有其民”的制度下，历代杨氏土司与中央政府保持融洽的关系，臣服于中央政权，外而效忠朝廷，内则治国安邦，在一定程度上为播州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陈季君（2003）在《播州土司制度的再认识》中认为：“土司制度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为当地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作用，须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14]（P18）

史小波（2006）在《改土归流及遵义军民府的建立》中认为：“明洪武中期，朝廷开始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事宜，……。明万历二十八年，朝廷派兵灭掉播州土司，万历二十九年，朝廷诏令将播州土地一分为二，设立遵义军民府和平越军民府。遵义军民府仍留归四川管理，平越军民府划归贵州管辖。”[15]（P13）

陈季君（2011）在《地缘政治学视角下明王朝与播州土司的政治博弈》认为：“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博弈中，当国家在空间视觉平衡时，政府实行的是恩惠与安抚政策；这种空间平衡被打破时，战争就代替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伦理。”[16]（P13）“播州之乱”的原因及“平播之役”的爆发就是典型的例证。

（二）社会关系

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称，即为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播州土司在维系和处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与水西土司的关系、与内部土官的关系以及与辖地百姓的关系均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以期协助“定国”达到“安邦”，同时，还需要处理“睦邻”以期“友好”。

王兴骥（2001）在《播州土司与水西土司关系之研究》中认为：“播州土司与水西土司域界相连，交往频繁，而且还有姻亲关系”；“平播之战初期，水西土司按约定依计行事，对播战持观望态度”；“播州之乱结束后，朝廷达到了借水西安氏之力剿灭播州杨氏的目的，水西安氏亦达到了收回被播占土地的愿望。”[17]

李良品、邹淋巧（2010）在《论播州“末代土司”杨应龙时期的民族关系》中认为：“杨应龙统治播州的二十八年中，虽然前期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和土司地位，在处理与中央王朝、周边土司、内部土官及与辖地百姓的关系时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但最终随着中央王朝“改土归流”的推行、杨应龙个人野心的膨胀，内外矛盾的恶化，特别是民族权利不平衡、民族利益不公平、民族发展不均等，导致平播战争的发生和播州土司的灭亡。”[18]（P118）

张洁（2013）在《由播州末代土司时期民族关系看杨应龙叛乱》中认为：“播州土司杨应龙时期的民族关系，各方面的民族权利不平等、民族利益不公平、民族发展也不一致，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杨应龙的叛乱以及明王朝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平叛的历史悲剧。”[19]（P24）

陈季君（2013）在《从播州杨氏土司和石砫马氏土司的关系看明朝“以夷制夷”的民族政策》中认为：“杨氏与马氏姻亲相交，又因朝廷平播而战场相煎；兄弟民族双方战场相残是由于朝廷“以夷制夷”、“以蛮攻蛮”的民族政策使然。”[20]（P1）

（三）军事事件

社会的发展必然遇到“内忧外患”，这就必然导致产生军事事件和军事行动。播州土司平时必须保境安民，维持地方治安，战时必须听从征调，由朝廷任命的将军统一调度指挥，配合有关军事行动。播州杨氏几代都有征剿诸“叛寇”的历史记载。播州土司军事力量的强大，维系了播州地区七百二十余年少受战火蹂躏，对于播州辖地以及西南地区社会稳定、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张贵淮，雷昌蛟（2001）在《播州杨氏兴亡与平播之役》中认为：“播州杨氏统治，经历唐至明五个朝代，杨家二十九世承袭，共七百二十五年，却因杨应龙被挑衅起祸而反叛朝廷以死亡告终。”[21]（P25）“播州之乱”或“平播之战”结束了播州杨氏土司七百二十多年的统治历史。

欧阳昌佩（2005）在《海龙囤：中世纪军事古堡》中认为：“海龙屯是古代播州土司杨氏屯兵的军事要塞，也是全国唯一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军事古堡”，是研究西南地区土司历史的重要文物。[22]（P50）

史继忠（2007）在《遵义海龙屯》中认为：海龙屯“是杨氏土司的庄园，是播州抗击蒙古军的古堡，是‘平播之役’的古战场”[23]（P51），它既是一个重要军事城堡，又是一个历史的见证物，还是以一个古建筑。

闵廷均（2013）在《播州土司军事力量强盛情况探析》中认为：“首先是播州统治者注意处理和中央王朝的关系，得到了中央王朝的支持扶助；其次积极发展播州农业生产和商贸经济，有实力支持；再次是播州土司寓兵于农，注重军事训练，在实战中不断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正是上述措施，才使得播州土军成为了一支‘雄威之师’。”[24]（P52）

三、从文化的角度研究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涉及“播州土司研究”的期刊文章有12篇。这些文章从文化、教育、墓葬等方面入手，研究了播州土司文化、播州土司的教育、播州土司墓葬以及播州土司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等内容进行了广泛地研究，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一）土司文化

播州土司虽然雄踞播州，却是元明时期西南最大的土司之一，在杨氏土司统治播州时期，对儒家文化十分重视，使得儒家文化在播州及其周边区域得以广泛地传播，并形成了独特的土司文化，对播州乃至整个西南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积极的影响。播州土司文化遗产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有必要采取积极的措施予以保护和开发。

蓝韶昱（2011）在《壮族土司社会汉壮文化涵化检视——以广西龙州县域为例》中认为：壮族土司社会的汉壮文化涵化具有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有助于瓦解汉壮文化的区隔，改善土司社会的政治生态，增强壮族对中华文明的认同。”[25]（P35）

钟金贵（2011）在《播州土司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研究》中认为：“对播州土司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开发，不仅有助于人们‘鉴今思古’，了解播州少数民族的历史状况和民俗风情，还有利于播州各少数民族‘寻根问祖’，了解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渊源。”[26]（P102）

李飞（2013）在《道在便溺——明代播州土司王宫遗址的厕所考古》中认为：在海龙囤新王宫内考古发掘中，“在新王宫西北侧紧贴城墙处，掘出一深一浅两个长方形石砌坑穴，两坑并列，这一遗迹，可能便是土司老爷的厕所。”[27]（P55-56）作者在海龙囤囤巅，“当蹲在新建的现代化厕所里如欧阳修一般思绪飘飞的一刻，似乎突然参到了道在便溺的真谛。”[27]（P56）

党会先（2013）在《试论播州杨氏统治下的儒家文化传播》中认为：“杨氏统治播州时期，由于与中央政府的良好关系以及自身对文教的重视，儒家文化在播州得以广泛而深人的传播，并对播州地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8]（P75）

禹玉环（2013）在《遵义播州土司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探讨》中认为：“杨氏在播州统治期间，遗留下了大量别具特色的土司文化旅游资源，这些资源，是遵义发展旅游业的重要财富”[29]（P155），应该树立保护性开发的理念，通过保护促进开发利用。

（二）土司教育

受过汉族文化熏陶的杨氏土官大都注重文治教化，形成了播州杨氏土司十分重视教育的风气。播州土司地区的教育发展，其结果提高了播州人的文化素质，推动了黔北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巩固了封建中央政府在播州地区的统治，维护了国家统一，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文明进步。

陈季君（2006）在《播州土司教育探析》中认为：“播州文化教育与汉文化有密切联系，元代土司制度形成后，学校教育随之兴起，明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教育也达到校高的水平，形成了摇州以汉文化和古代儒家学说为主的文化教育。”[30]（P1）

陈季君（2011）在《播州土司文化教育考述》中认为：“播州土司文化教育与汉文化有密切联系，南宋时期文教昌盛，明朝初年学校教育随之兴起，儒学教育也达到较高的水平，形成了播州以汉文化和儒家学说为主的文化教育。明代中后期播州文教在土司统治的桎梏中又陷停滞落后。”[31]（P103）

徐钰（2012）在《明代黔中王学不入播州考》中认为：“黔中王学”“因其与王阳明的特殊机缘而成为阳明学派的重要一支，然一江之隔的播州，却因其地方政治体制、区域汉文化水平与发展环境、政区隶属关系诸因素的制约，终明一朝，未能成为‘黔中王学’的组成部分，这无疑是播州文化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遗憾。”[32]（P65）

（三）土司墓葬

墓葬不仅是逝者的安身之地，更是当时的社会礼制、宗教信仰、丧葬习俗及建筑艺术的体现，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杨氏墓群以其独有的文物价值，记录了这片古老土地上曾经的战乱和腥风血雨，记录了历史上一个家族的兴衰与灭亡”[33]（P34）墓葬中的的神道碑、圹志铭、墓志铭和修墓题记碑刻等文物对于研究杨氏家族以及播州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规模宏大、构筑精致的杨氏土司墓葬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播州文化、经济的发展状况。

史继忠（2007）在《遵义杨粲墓》中认为：“杨粲墓规模宏大，建筑精巧，反映播州经济在宋代已有相当发展。”木构建筑样式汉文化影响很深；墓形近乎四川宋墓，石雕的风格和技法受四川文化影响。[34]（P52）

公犊（2007）在《播州杨氏土司墓葬录》中认为：“杨氏长期成为播州的土司，二十九代传人留下的墓葬自然不少。明万历二十八年的“平播”之役，有关杨氏的一切都毁于兵燹，唯独其墓葬劫后尚有残存，对我们今天探讨播州土司的历史”不无裨益。[35]（P48）

周必素（2008）在《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研究》中认为：“通过对播州杨氏土司墓葬材料的分析，探讨其墓室结构、墓葬雄刻、出土器物和地面奈祀建筑等方面的特征和演变规律，进而了解当时的埋葬习俗与丧葬特点。”[36]（P199）

倪艳阗（2012）在《杨氏墓群：见证一个土司王朝的兴亡》中认为：“杨氏墓群为我们揭开了播州神秘的历史面纱，演绎了一个独霸一方疆土、历经5个朝代、统治长达700多年的土司王朝的辉煌与传奇。”[33]（P34）

四、研究之不足

自1974年《文物》杂志发表第一篇有关“播州土司”的文章《遵义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等四座墓葬发掘记》40年来，尽管2001年～2013年间的播州土司研究有长足的进步，成果十分丰硕，发表的研究成果是过去的两倍多（1974～2000发15篇，2001～2011发21篇，仅2012～2013年两年发14篇），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个别研究成果的结论值得斟酌，比如，欧阳昌佩在《海龙囤：中世纪军事古堡》中有云：杨氏土司自唐代杨端由中央朝廷授命进入播州，历经29代，725年，直至杨应龙；平播之战“杨应龙因寡不敌众而自杀，至此，汉官在民族地区执政长达七百多年的历史最终完结，也是土司制度在封建王朝边陲存留时间最长的例证。”[22]（P50）而景戈石在《田氏土司的八百年天下》中有叙：“田氏自隋开皇年间（582年）入黔，至明永乐年间（1413年）两宣司慰革职，历任九朝，辅君六十七主，世传二十有六，统治思州长达831年。”[12]（P41）“执政长达七百多年的杨氏土司”与“田氏土司的八百年天下”究竟谁为“土司制度在封建王朝边陲存留时间最长的例证”？

2海龙屯周边的相关遗存（如三圆山、炮台坡等）研究及海龙屯与周边屯堡建筑对比研究等还是空白，亟待研究，以补全并形成一个完整的“播州土司”研究内容；

3“重量级”的研究成果不多，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不多，仅有5篇研究成果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上，研究成果近80%均发表在贵州省内的期刊上，影响面还需亟待提高；

4从取得研究成果的人员数量来看，相对少而集中，35篇文章（含7篇二人合作），30位作者，仅有1人发表7篇、1人发表3篇和1人发表两篇“播州土司”研究的文章，其余的作者均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显得缺乏持续的研究人员、系统的研究和研究成果；因此，需要扩大研究队伍，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加入“播州土司”的研究团队中来；同时，急需努力“培养遵义播州土司文化研究的人才，组建土司文化研究中心，构建土司文化交流平台，大力培养和造就一批熟悉播州土司文化方面的专家学者”，[29]（P157）以取得更多、更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播州土司历史及文化的研究意义正如罗宏梅和徐钰所言：“播州杨氏土司史，见证了中国古代土司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几个阶段，就土司文化研究而言，它是一个典型的个案，于地方史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是唐末至明代中期整个遵义的地方史，对遵义地方历史的研究意义重大。”[9]（P56）“播州土司”研究犹如土司研究中的一朵奇葩，正在“土司研究”百花园中芬芳吐艳。笔者深信：“播州土司”具有其独特魅力，一定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积极投入“播州土司”的研究，一定会有更多更好更有影响的研究成果问世。

参考文献：

[1]资料来源：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http：//acadcnkinet/Kns55/brief/resultaspx？dbPrefix=CJ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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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世模 从杨应龙之乱的发展进程看其叛乱性质[J]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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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罗宏梅，徐钰 黔北杨氏土司历史沿革考（一）[J]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0，（5）

[10]罗宏梅，徐钰 黔北杨氏土司历史沿革考（二）[J]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1，（5）

[11]罗宏梅，徐钰 黔北杨氏土司历史沿革考（三）[J]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2，（3）

[12]景戈石田氏土司的八百年天下[J] 当代贵州，2012，（18）

[13]帅倩 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论明末蜀中女将秦良玉[J]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14]陈季君 播州土司制度的再认识[J]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3，（3）

[15]史小波 改土归流及遵义军民府的建立[J] 贵州文史丛刊，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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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陈季君 从播州杨氏土司和石砫马氏土司的关系看明朝“以夷制夷”的民族政策[J]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3，（6）

[21]张贵淮，雷昌蛟 播州杨氏兴亡与平播之役[J] 贵州文史丛刊，2001，（2）

[22]欧阳昌佩 海龙囤：中世纪军事古堡[J] 当代贵州，2005，（19）

[23]史继忠 遵义海龙屯[J] 当代贵州，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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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蓝韶昱 壮族土司社会汉壮文化涵化检视——以广西龙州县域为例[J] 广西社会科学，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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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陈季君 播州土司文化教育考述[J]教育文化论坛，2011，（6）

[32]徐钰 明代黔中王学不入播州考[J]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2，（6）

[33]倪艳阗 杨氏墓群：见证一个土司王朝的兴亡[J] 贵阳文史，2012，（5）

[34]史继忠 遵义杨粲墓[J] 当代贵州，2007，（7）

[35]公犊 播州杨氏土司墓葬录[J] 理论与当代，2007，（9）

[36]周必素 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2008，（5）

收稿日期：2014-06-20责任编辑：王珏

作者：李跃平

土司文化旅游开发分析论文 篇3：

新型城镇化下余庆县特色城镇建设初探

摘要：小城镇建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建设特色小城镇，不仅能加速小城镇内部资源的聚集，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而且因特色而形成的感召力容易集聚更多的外部资源，促进小城镇更快的发展。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余庆县；小城镇新型城镇化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路子。

一、余庆县城镇建设的特色因素分析

（一）区位特色与政策优势

1、区位优势。余庆位于黔中腹地，遵义东南端，地处遵义、铜仁、黔南、黔东南四地州市结合部，东与石阡县接壤，南接黄平县，东南连施秉县，西南临瓮安县，西北界湄潭县，东北与凤冈县毗邻。在新一轮交通建设大潮中，余庆县水陆联运的独特交通、区位优势日益凸显，随着余凯、江安、道安高速的相继通车，两小时可达贵阳，100分钟可达遵义，60分钟可达凯里，庆至黄平县城43公里，余庆至凯里黄平机场43公里，余庆至施秉县城57公里。以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建成了“一纵三横六联线”的骨干公路，实现了村到镇不超过30分钟，镇到县不超过90分钟的公路交通目标。已建成的大乌江码头，300吨的轮船可直达长江，实现了“朝发余庆，暮宿涪陵”的梦想。

2、政策优势。小城镇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而重要一环，是实现城乡统筹的重要路径。小城镇承载着连接城市与农村，市民和农民的重要任务。贵州省委、省政府以小城镇建设为重要抓手，出台了建设100个示范小城镇的战略政策，对于2020年与全国同步小康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种政策支持下，余庆抓住政策优势，力推敖溪列入了100个示范小城镇之一。敖溪镇紧紧抓住被列入贵州省100个示范小城镇建设的大好机遇，突出文化特色，注重产城互动，力推项目落地，一座“美、特、富”的土司文化旅游古镇正彰显出其独特的韵味。

（二） 悠久文化特色

1、土司文化。余庆长官司在明永乐贵州建省之前，隶属播州宣慰使司的势力范围由四川布政使司管辖。据龚荫著《中国土制度史》记载：余庆长官司“毛氏其先人本姓姬，周文王第十七子，封于毛，遂以为姓，世袭余庆土知州、正长官司、忠翊校尉，属播州下牂牁县辖地。敖溪土司地区人民在漫长的生活历练中创造了深厚的土司文化，集中反映了敖溪土司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道德伦理观念和审美情趣等，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价值。

2、民族文化。花山苗族乡是余庆县唯一的少数民族乡镇，地处余庆县西南角，与遵义市湄潭县石莲乡、黔南州瓮安县天文镇接壤，素有“鸡鸣三县”之称。要充分利用景区这个平台展现当地的苗族变迁历史、龙文化及其衍生出的龙舟文化，利用有利的地势条件将龙舟训练和旅游景观相结合。为了弘扬苗族文化，促进旅游发展，推动经济繁荣，实现同步小康，花山苗族乡党委拟在未来5年内加大对苗族文化的复兴和发展，建设美丽新苗乡。

（三）管理特色“四在农家”

余庆是“四在农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源地，“四在农家”创建成为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好载体，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在全省率先开展服务型党组织创建活动，荣获了“全国基层党建创新最佳案例奖”、“全省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县”称号；率先在全省开展了“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社会、诚心献给他人、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为主要内容的“五心”教育活动，获贵州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新案例一等奖，被中央文明委评为第三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新案例三等奖。城镇管理走在全省前列，“整脏治乱”连续三年获全省第一名。“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难事不出县、矛盾不上交”的基层矛盾化解经验得到省、市充分肯定。

（四）生态旅游特色

特色小镇追求的就是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更适宜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城镇自然和环境承载能力得到提高，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余庆旅游资源独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主要有省级大乌江风景名胜区；红军长征三次转战余庆，留下了强渡乌江的回龙渡战斗遗址等革命遗迹；有他山文化遗迹、文峰塔文物古迹等。因构皮滩水电站建设而形成的贵州第一大人工湖——飞龙湖。

二、余庆县特色小城镇建设分析

（ 一） 实施小城镇建设“分类发展战略”

坚持“做优县城、做特城镇、做美乡村”，把中心城区建成10万人以上中小城市，全力打造山水休闲旅游县城，城镇化率达到55%，是余庆县“十三五”城镇发展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城镇化发展目标，余庆县要在引导村镇人口适度向中心城区集中，对小城镇的功能、规模进行分类指导和科学规划。一是对位于城市群地区和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应鼓励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发展成为具有城市副中心功的小城市，如敖溪、龙溪、构皮滩、松烟特色示范镇为支撑，进子营街道、龙溪同城化发展。二是对拥有特定资源的小城镇，鼓励依托优势资源向特色鲜明、功能独特、环境优美的方向发展，人口规模应达到或超过 5 万人，如敖溪、龙溪、花山。三是对位于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小城镇，合理定位其主体功能和有效保护生态环境，支持其健全公共服务职能，形成一定区域的公共服务中心，人口规模适当降低。

（ 二） 统筹城乡产业发展

余庆县的产业体系包括工业、现代农业和旅游产业。一是发展特色工业。工业市城镇化发展的动力，余庆县有着烟花爆竹产业、石材开发产业，要依托交通和现代物流产业、加大对以工业园区为平台的烟花爆竹产业、石材开发为特色的新型建材产业的品牌建设和产业规划，形成特色鲜明、持续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并达到人的城镇化的目的。二是发展现代农业。千方百计发展现代山地高效农业，抓好茶产业“六化”建设，余庆“小叶苦丁”、“白茶”要加快品牌建设，打好“特色牌”。三是发展旅游产业。要重点发展以飞龙湖为核心的景区旅游、以“旅居农家” 、“土司文化”、 “民族风情”为特色的乡村旅游。

（ 三） 保护与传承相结合，塑造“风格鲜明”的特色小城镇

余庆县尤其是敖溪古镇要充分利用好自然、文化、历史、产业等区域条件，科学确定城镇发展布局、规模和速度，提升文化素养，打造人居品牌，塑造城镇魅力。重视历史文脉的继承与发展，严格保护历史文化遗存，加强对历史文物、民风民俗、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挖掘、保护和合理利用。按照一流水准的要求，提高小城镇的建筑设计和景观设计水平，搞好重点地段、重点区域和标志性建筑建设，丰富文化内涵，打造城镇亮点，塑造城镇品牌，在充分尊重地域文化内涵基础上，充分挖掘各小城镇丰富的人文资源，传承和利用好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同时注重无序环境的整治和基础设施滞后的补充，以达到提升城镇宜居品质的目的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的城镇形象。

（四）保护小城镇的生态环境发展

小城镇要重视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若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粗放经营的老路，不仅将造成生态环境难以预计的损失，也将影响小城镇的进一步发展。余庆县要巩固提升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创建成果，深化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县创建。大力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扎实推进绿色贵州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林业产业三年倍增计划和全力推进骨干水源、“五小”水利、小流域治理，把余庆打造一个宜居、宜游的示范城镇。（作者单位：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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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强.新型城镇化视阈下农村文化建设路径研究[J]；现代企业教育，2014年04期

作者：黄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