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大学制度财务管理论文

摘要:文章分析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阐述了独立学院制度建设重要性和主要内容,分析了制度建设的操作和运行要求。关键词:独立学院现代大学制度执行力不成规矩,何以成方圆。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高校大学制度财务管理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高校大学制度财务管理论文 篇1：

中美高校现代大学制度的比较研究及启示

摘要：现代大学制度是推进高校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根本保障。中美高校现代大学制度的概念属性相同、理论溯源一致、基本原因相似、建构主要目标一样、根本动力相近、逻辑基础相仿，但在其历史进程、体制环境、建立方式、治理结构和基本模式方面存在差异。比较中美高校现代大学制度可以发现：价值观念转变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前提，文化取向是基石，管理者素养是关键，依法自主管理是根本，校院两级管理是核心，多元共同治理是支撑。

关键词：中美高校现代大学制度；比较研究；启示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2020年应急管理项目“行业特色高校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型人才培养研究”（项目编号：72041006）；华中农业大学2020年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以本科教育质量提升为核心的高校管理体制机制改革”（项目编号：xnk2020024）。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提升高校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同时也是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和深化新时期教育综合改革的应有之义，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根本性与全局性作用。随着全球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深入，深化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提升高校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中美现代大学制度建立过程中表现出的异同，追根溯源，查找差距，提出借鉴性对策建议，为实现高等教育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中美高校现代大学制度的共同点

（一）现代大学制度的概念属性相同

依据《辞海》界定，“现代”是个舶来品，公元10世纪末期首次使用，意指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世界过渡时期，用于区别古代和现代，目前“现代”普遍被认为是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兴起以后的历史时期。从词源分析，“现代”的含义以时序意义为主。但是，随着“现代”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各类现象的融合，现代经济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文化观念等专有名词层出不穷，“现代”一词逐步超越单纯的时序概念，被赋予一种价值诉求，体现为在传统发展基础上对先进理念、政策和制度的追求。现代大学制度的出现标志着古代大学制度已丧失了其对现代社会的适应性，并不以替代古典大学制度为宗旨，而是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变化和发展需要为目的[1]。中美现代大学制度以古典大学制度为基础，在继承传统精神内核的基础上进行概念拓展与延伸，在概念属性上体现为现代性与传统性的有机融通。

（二）现代大学制度理论溯源一致

以康德为代表的批判性哲学提出实现和维护人的自由与权利，确定了德国哲学崇尚自由的价值取向，费希特、谢林、施莱尔马赫等哲学先驱将康德理性批判思想引入学术层面，提出学术自由的理念。19世纪初创建的德国柏林大学被公认为现代大学制度发源地，首次真正提出学术自由的概念，开启了世界高等教育新纪元。从19世纪中叶开始，德国现代大学制度思潮逐步传播到世界各地，美国以德国大学制度为蓝本，打破传统教会管辖的单一办学模式，大力发展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學，推行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2]。蔡元培在吸纳德国自由哲学思想基础上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理念，并效仿德国大学模式改造中国近代大学，被视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雏形[3]。德国古典哲学中崇尚自由和追求理性的哲学底蕴延伸到高等教育领域，不仅塑造了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要义，同时构成中美现代大学制度共同的理论溯源。

（三）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基本原因相似

一般而言，制度供给属于问题驱动式范畴，即因为某类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出现或存在，从而引发相适应的制度诉求。中美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之前面临相似的组织与制度危机，需要新的“增长点”。在美国大学转型时期，其联邦、州政府通过增加经费投入和进行立法规定，加大对高等教育的干预和影响力度，“州一级的高等教育协调机构开始从对个别大学的干预转移到从更大范围干预大学的各个方面”[4]。20世纪80年代，伴随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州政府不断强化高等教育的责任感，开展高校绩效评价，专横施加各种强行规定，约束高校办学行为，大学自治与学术自主日益遭受挑战[5]。与美国大学面临的困境相似，20世纪中后期，长期的计划经济让我国传统大学制度的弊端愈发凸显，政府越来越倾向于控制大学，社会则用市场利益刺激大学，而大学在强化市场行为的同时进一步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权力，面临沦为经济组织的危机[6]。高校办学权不自主、学术权不自由和校长领导权不完善等发展困境阻碍了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创新[7]。

（四）现代大学制度建构的主要目标一样

中美高校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旨在协调大学组织内外关系，实现大学与政府和社会的协调运行与良性互动，优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19世纪中后期，多元化社会参与伴随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全过程，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主要致力于协调董事会、校长、师生、政府、校友、企业和基金会等多元主体的关系，更好解决大学自治管理与社会问责之间的冲突[8]。在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其实质主要是要处理大学和政府、社会的关系、大学和教师、学生的关系、大学和大学之间的关系[9]。

（五）形成现代大学制度的根本动力相近

中美高校遵循高等教育内在发展逻辑———大学是以知识的继承与创新为目标而进行管理与协调的具有高度自主性的社会实体，其现代大学制度构建源于对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使命追求。美国高校从创立之初就孕育着平等自由协商的交流文化，“高度自治是美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10]，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是推动美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根本动力[11]。“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也强调‘中国特色’，但更加倾向从大学作为一种学术组织的应然逻辑来建设现代大学制度”[12]。失去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根基，现代大学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13]。这种应然逻辑就是自身拥有对自身的主权，具有自我管理和自我决定的自治权[14]。

（六）现代大学制度建构的逻辑基础相仿

中美高等教育发展内嵌于服务国家战略需求过程中，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观念与实用主义倾向。美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以实用主义为逻辑基础，大学发展与科技发展紧密融合，与社会发展相呼应，无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州立大学，乃至社区学院、网络大学等高等教育形式都充分体现出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6]11。中共等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政治逻辑在现代大学制度的政策话语和决策过程中占据重要角色，“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要扎根中国大地，契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和经济社会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16]。

二、中美高校现代大学制度的差异

（一）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历史进程不同

建立法人自治是現代大学制度建构的主要标志，考察现代大学制度的历史进程实质上就是对大学法人自治制度建构历史的梳理与归纳。美国是较早建立大学法人自治制度的国家之一，美国学院从一开始就直接移植了英国大学的学术法人制度，形成了以学术法人为基础的外行董事会自治模式。美国大学自治制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殖民地学院的形成时期———从建国到19世纪中后期的认可和扩展时期———19世纪中后期至今的成熟时期。

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始于清末年间引进的西方大学学制，但真正被关注和受到重视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并主要集中于政策层面的制定和理论层面的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直至1985年，国家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真正揭开了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序幕，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多项改革措施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2010年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201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加快现代大学制度和学校管理制度建设。但现实表明，面向市场自主办学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至今仍未取得根本性突破。

（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体制环境各异

伯顿·克拉克认为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可分为国家监督模式和国家控制模式。美国高等教育体制以国家监督模式为主，国家在高等教育系统中扮演的角色是监督与问责，促使大学保持学术繁荣与稳步发展，大学以自我管理为主，享有高度的自治权[16]。在这种体制环境中，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体现为内生型的自主行为，是高校主动求变而非外力拉引的结果。我国高校具有强烈的行政隶属关系，实行的是国家集权管理体制，属于国家控制模式，大学在国家的直接领导和控制下办学。在转型期间，国家有关部门正式颁布的条例法规达400余项，涉及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17]。国家控制体制下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体现为外发型行动，即由政府等外力主导介入高校内部制度变迁。

（三）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方式相异

制度变迁一般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前者主要由政府命令组织实施，后者则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由个体或群体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施行[18]。在以分权制为主的美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以诱致性变迁方式为主，具有自发性、渐进性与自主性特征。而在以集权制为主的中国，则以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为主，现代大学制度构建呈现为强制性与被动性。在美国，市场力量和竞争机制是高校内部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师资、学生和资源方面的市场竞争压力诱发现代大学制度改革[19]，现代大学制度是对原有法人自治制度的完善。我国现代大学制度构建主要依靠国家强制力推动，中央和地方政府发布的各项政策指令指引并规范现代大学制度的实践建设，从本质上看，现代大学制度是一场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20]。随着改革深入以及各权力主体之间的多重博弈，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方式和性质日趋复杂化。

（四）现代大学制度的治理结构不同

美国现代大学制度治理结构以“法人———董事会制度”为核心的共同治理与协作治理为基本特征。20世纪初，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成立，与传统董事会与校长共同治校构成了现代大学制度“三驾马车”内部治理结构，外部治理结构主要是州政府在保障大学自治基础上依法治理大学，同时，发挥诸如各类专业性、职业性学会或协会、专业认证评估、排名、调查报告等第三方参与治理[11]。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内部治理结构划分为行政系统和学术系统，行政系统通过建立规则约束管理学术系统，学术系统职责功能遭受掣肘[21]。部分高校成立了理事会，在资源获取方面发挥了一定功能，从当前运行状态来看，并没有真正行使社会参与治理决策和监督等功能[22]。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内部治理结构由行政系统主导，外部治理结构依然没有摆脱政府的干预，甚至在有些高校演变为政府机构的延伸，学术共同体和社会参与治理明显弱化。

（五）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模式不同

埃姆斯·麦克基尼斯依据功能将美国各州高等教育管理机构划分为三类：统一治理委员会、协调委员会和规划机构[23]。美国现代大学制度模式相应表现为统一治理模式、协调治理模式和规划模式，威斯康星州所有的州立大学由威斯康星州大学系统的董事会统一治理，被定义为统一治理模式，基本代表24个州大学制度管理模式；俄亥俄州高校由州高等教育董事会主席统一协调，高校各自董事会负责自我治理；密歇根州立大学由行业协会组织进行教育规划，高校内部董事会自我治理[24]。无论何种模式，现代大学制度均表现为在大学自治基础上由董事会进行自我管理的模式。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则是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根本制度的制度体系，其基本模式为政府宏观调控、学校党委领导、校长治校、依法办学、民主管理和社会评估监督相结合。

三、中美高校现代大学制度比较的启示

（一）价值观念转变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前提

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对制度的认知与教育发展对制度的需求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教育改革中缺乏对高校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思考。首先，形成重视借鉴融合的价值取向。牢固树立“大学制度竞争是大学竞争力核心”的理念，将现代大学制度作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所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大学制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其次，构建高质多元的目标体系。以高质量和内涵式为导向，结合地域、高校特点，坚持动态调整优化，确保现代大学制度的共性与个性相协调。第三，树立开放共享协作的建设理念。实施多校联动，整体设计，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改革的“战略联盟”，注重政策的共联共享，引领全国高等学校的制度创新。

（二）文化取向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石

现代大学制度必须根植于社会文化的土壤，凸显本土性与民族性。一是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相契合，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现代大学制度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強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将其贯穿于办学治校、立德树人的全过程，健全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要从办学方向、宏观政策、队伍建设、决策机制等方面强化领导职责。二是与大学组织自治自由的精神文化相融合，促进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有效平衡。高校必须遵从大学组织的“二元结构”特征，既要提升学术体制化水平，确保学术活动的自律性和独立性，同时强化法制化、规范化的行政权力建设，营造自由平等与民主协商的氛围。三是与市场经济的法治文化相结合，完善大学法人产权制度。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符合的依法治校之道，明晰政府出资人所有权和大学独立法人财产权，使大学成为面向市场和社会需求依法自主办学的实体。

（三）管理者素养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关键

“国以人兴、政以才治”，管理者的素质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校的管理水平，对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发挥关键作用。在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过程中，必须根据大学学术组织的基本属性与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规律，一方面依据德、能、勤、廉、才综合素质体系选拔大学及其学院、职能部门的领导者与负责人，具体应着重沟通与协调能力、规划与整合能力、决策与执行能力、培养与驾驭能力四大职业素养，另一方面要强化以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为主题的专题培训，使管理者真正领悟大学管理制度变迁的真谛，引导管理者主动进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探索，同时构建可持续管理能力提升计划，不断加强高校管理者办学治校的能力。

（四）依法自主管理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根本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实质是关于大学利益主体权力结构的调整，主要包括政府、高校和社会权力分配机制的重构。一是运用法律法规保障大学办学自主权。通过大学章程对办学自主权进行赋权，明晰办学自主权的内涵、范围、尺度与规则，进而建构和完善自主办学制度。深化“放管服”综合改革，完善“简政放权”教育管理体制机制，提升办学自主权的国家公权资源。二是理清政府、社会、高校三者间的权力关系。引入契约关系界定政府、社会和大学之间的权力边界，政府在现代大学制度构建中充当“掌舵”角色，“划桨”角色由高校担任，社会则被赋予“推船”角色。在政府管理大学的权力向大学自主办学权利转化过程中，适当强化政府教育行政立法权、宏观调控权及对大学的监督权等[25]。三是推进高校内部民主管理。实行民主管理是确保大学依法自主办学合法性的基本要义，赋予教师、学生、行政人员、学术委员会、教务委员会、教代会、团代会、学代会等平等参与学校所有事务的共同权利与责任。

（五）校院两级管理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

院系治理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必然要求，校院两级管理是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必然组织设置[26]。2017年，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各高校要及时制定实施细则，向院系放权，向研发团队和领军人物放权。”一方面，明晰划分校院两级权责关系，学校层面以关系学校发展的全局性、方向性等重大事项的战略性决策力为主，学院层面对包括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学科发展、科学研究的事务性决策事项和人才引进、职称评聘、财务管理、资源配置等资源分配决策力负责；另一方面，建立以学院为主体的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新机制，学校层面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抓班子、带队伍、保落实的领导核心作用，学校以考核、监督、引导为主要手段，以目标管理为核心，以资源配置为杠杆，以绩效考核为抓手，深入推进以经费统筹管理为重点，涉及人、财和事权的校院两级管理改革，赋予学院经费使用、人员管理和资源配置等更大自主权，激发学院办学的内生动力。

（六）多元共同治理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支撑

多元主体参与大学治理构成现代大学制度的结构基础，必须推进以政府单一权力为中心的集中管理模式向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公共治理模式转变。首先，借鉴探索董事会治理模式。依据《高等教育法》建立实体性董事会制度，吸纳政府官员、高教专家、产业人士、杰出校友等参加董事会，制定科学的议事议程，着重发挥联系和协调多元办学主体，保障与约束高校自主办学等方面的指导与咨询作用，使其成为社会参与办学的代言人。第二，完善教授参与治理的制度。高校内部成立教授委员会，与行政部门具有平等的权利关系，充分赋予其在学科建设、师资招聘、教学改革、人事改革等方面的审议权与决策权，真正发挥教授个体和以教授为主要构成的学术治理机构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的决策影响力。第三，构建社会参与大学治理的机制。建立大学与社会的联系通道是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中心任务，其主要途径一方面积极培育和扶持各种非政府或非营利社会组织评价大学办学质量和学术水平，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政府和高校发布大学运行信息吸引社会监督大学办学行为，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问责机制，其结果可作为评价大学发展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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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稿人：许彩丽，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责任编辑：淳洁）

作者：徐小霞 刘辉

高校大学制度财务管理论文 篇2：

浅析独立学院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摘要:文章分析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阐述了独立学院制度建设重要性和主要内容,分析了制度建设的操作和运行要求。

关键词:独立学院 现代大学制度 执行力

不成规矩,何以成方圆。大学规章制度是体现学校与教职工、学生学员在共同劳动、学习、工作中所必须遵守的劳动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一个大学的内部立法,是其依法办学,规范运行的重要方式。每一所大学都有体系化的制度,随着高校的发展,环境的变化,国家和社会对教育需求的变化,有些制度不能适应形势或满足需要了。改革和完善大学制度体系,成为许多高校发展的一项基本任务。

加强规章制度建设,规范办学,依法治校是党和国家对普通高校独立学院的一项基本要求。普通高校独立学院要顺利通过合格评估和学位授权评估,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制定适应自身发展的规章制度,用制度来规范学院的管理,规范师生员工的行为。微观层面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成为我国大学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内容。

一、制定现代大学规章制度的重要意义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制度是人和人之间交往中的产物,是事物活动的规则。是通过责任、权力、义务来规范主体行为和调整主体间关系的规则体系。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认为,制度是学校一切工作的灵魂。哪里制度稳定,那里便一切稳定;哪里制度动摇,那里便一切动摇;哪里制度松垮,那里便一切松垮和混乱。

1、是建设现代大学的需要

教育部在《关于加快研究型大学建设增强高等学校自主创新能力的若干意见》中要求,“要逐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要依法制订大学章程,定期公布学校运行的各种数据、指标。建立学校自律、社会监督、政府调控相结合的研究型大学管理方式。”该文件明确了研究型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的宏观层面建设模式,即“学校自律、社会监督、政府调控相结合”的模式,这对我国独立学院制度建设,同样具有指导性。

现代大学制度是现代社会组织治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知识社会环境、市场经济体制及社会民主原则相适应的大学共享信念、组织体系与行为规范的集合体。其核心功能是确立大学地位、协调大学外部关系、规范大学内部组织及成员行为,以及保证大学组织履行其使命与理念。《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意见稿)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目标。独立学院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特色化产物和重要组成部分,独立学院的现代制度建设既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也是建立现代新型大学制度的需要。

2、是建设独立学院的需要

对独立学院来说,规章制度建设还是学院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体制基础,是对学院功能的规定,是学院的活力之源,是学院有序化运行的体制框架和学院教育教学活动的体制保证,是学院师生员工的行为准则,是规范指引部门工作与职工行为的需要,是完善劳动合同制,解决劳动争议不可缺少的有力手段,是巩固劳动纪律的需要。

(1)规范管理: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可以保障学院教育教学工作有序化、规范化,将效率提高到最高限度,降低运作成本,增强竞争实力;

(2)针对性强:规章制度可以防止管理的任意性,保护职工和学生的合法权益;对职工来讲服从规章制度,比服从领导任意性的指挥更易于接受,制定和实施合理的规章制度能满足职工和学生公平感的需要;

(3)提高管理效率。规章制度能使员工行为循规蹈矩,不偏离学院的发展方向。通过合理的设置权利、义务和责任,使师生员工能预测到自己的行为和努力的后果,激励教职工和广大学生为学院的目标和使命努力奋斗。

二、独立学院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现状

1、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外部资源,生源、师资、科研项目自始至终按市场规律配置,学校与社会方方面面联系更加紧密;受外部资源影响,学校内部资源也要按照市场规律配置;教师数量增加且流动性大,学校内部组织出现离散化,必须尽快培养师生认同感和归属感;对独立学院的学生如何有效管理,学校组织规模加大,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如何协调等问题尚在探索;教育工作合格评估成为办学成败的一道必须逾越的坎。

2、制度体系的特点与不足

独立学院制度体系的形成总的来说是沿袭借用校本部为主,由于很少有针对性的清理和修改,通过传承、沿袭、借用、局部修改所形成的制度体系决定了它是不完善的,这样的制度体系存在着不少的漏洞和问题。这种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缺乏制度文化的传承。很多独立学院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制度文化。由于建校时间不长,还没有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大学文化和师生共同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母体学校的属性、目标、层次跟独立学院有着本质的差距,简单套用,实际上就是一种没有文化的传承。

第二,现有的制度体系与学校的现状不相适应。从本质上来看,现有的制度系统适用于母体学校的二级学院,而不适用于管理母体学校的独立学院。

第三,制度缺乏完备性。我们经常发现一些政策在推行时就变了样,这就反映了独立学院的制度本身缺乏完备性,缺乏一个管制度的制度。要贯彻落实制度,就要形成一系列管制度的制度。

三、独立学院现代大学规章制度建设的内容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深入,学校自律、社会监督、政府调控相结合的模式成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模式,也是独立学院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内容。

现代大学制度基本特征主要包括:重视大学自我发展与自我约束机制的有机统一,强调大学办学自主与社会职责的相辅相成,追求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平衡和谐,鼓励大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密切结合。

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独立学院规章制度建设主要内容是在实行董事会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基础上,围绕“激发活力”和“提供保障”两方面进行校内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

第一,加强制度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首先对学校现有规章制度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结合学校的工作实际,学校及机关各部、处、室以及具有管理职能的教辅单位制定的面向全校的各项规章制度进行清理,进一步修订和完备。通过对各类规章制度的“废、改、立”,站在学校长远发展的角度,适应学校转型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明确学校管理过程中的各种责、权、利关系,提高规章制度的可操作性,方便师生员工办事,逐步形成从根本上、长远上保障和促进学校科学发展的制度体系。

第二,建立学院内部制度体系。从微观着手管理,建立一套制度体系,包括两级管理体制改革、分配制度、人事制度、教学管理制度、科研制度、专业课程建设制度、工作计量制度等等,要实现管理工作中心下移,保证制度运行的科学化、透明化和民主化,进一步增强学院办学活力,充分调动和发挥学院的办学积极性,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实施岗位聘任制度改革,为学校科学发展提供动力,加快完善岗位聘任制度改革,努力建设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大学人事管理制度。着力抓好首聘、续聘、晋升聘任和延聘四个岗位聘任环节,坚持首聘质量入门、续聘绩效发展、晋升聘任缺岗择优,延聘成就贡献,不断提升师资质量。实行绿色通道不拘一格聘用优秀新进人才,坚持多途径多模式引进学术带头人和优秀人才的同时,选送青年骨干教师进修深造。通过科研项目、产学研平台建设,多渠道培训培养教师,逐步改善现有教师队伍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之间的结构比重,提高教师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交流能力。

第三,加强各部门的工作。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单位目标责任制和岗位竞聘目标责任制。学校和各单位的一把手签订目标责任书,层层下达,把整个学院的工作进行分解,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强化单位的目标责任和每个岗位的目标责任。二是进一步修订财务管理制度,制定预算管理办法,给各二级单位更多的自主权。实施财务管理制度改革,为学校科学发展提高效益。明确人事经费、公用经费、专项经费分项明确申请和使用原则。把二级单位作为财务独立核算单位编列预算并设立内部帐号,使之有权统筹使用公用经费和大部分的人员经费,强化二级单位的财务预算管理能力。三是进一步完善资源优化制度和资源分配制度,包括实验室制度的改革,同时要建立实验室设备使用效率的评价制度、科研用房的制度等。调整和完善学校的资源分配和资产配置机制,主要目的就是要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和资产使用效益。

第四,进一步完善学校决策机制,理顺董事会、党委和行政的关系,推进学校干部管理民主化进程,进一步完善监督评价制度。一是公开选拔中层干部。严格执行民主推荐程序,把干部提名权交给广大干部、群众。在干部聘用过程中,实施个人自荐、群众推荐、组织推荐,实行差额考察,坚持集体研究决策。二是科学设计干部考核方法,坚决实行目标管理和量化考核。坚持能岗匹配、人岗相宜、岗位适任,把最合适干部选到最合适岗位,切实提高干部的公信度。三是充分发挥教代会作用。

四、关键点是遵守高等教育基本规律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关键在于把大学作为人才培养机构来建设。抓住了这个关键点,我们才能真正明确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方向,才能建设起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

1、从学术自由的本质出发落实现代大学制度。遵循学术活动的规则,既鼓励学术研究的自由探索,又整合资源承接学院教研教改工作。

2、从以人为本的原则出发落实现代大学制度。立足和服务于最大限度调动和发挥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立足和服务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本科人才的更好培养。

3、从大学章程的规范出发落实现代大学制度。建立依法治校的氛围,依据章程,做正确的事,正确地做事;承担责任,享有权利,履行义务。

4、从大学文化的视角出发落实现代大学制度。为避免大学制度的设计沦为空洞的形式,必须使超拔的大学精神,灵活体现在现代大学制度中,使其成为大学师生所接受和认同并积极践行的生活方式。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根本目的就是要处理好校内外的关系,校外即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校内即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权力之间的关系,形成现代大学法制体系和与之相应的现代大学运行机制;促进现代大学理念的落实,弘扬现代大学精神,以保证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以及引领社会发展的现代大学功能的实现。同时,我们也要清晰地认识到:文化管人,制度管事;人管人管死人,制度管人困住人,文化管人管灵魂;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理想境界是“大学文化”。

参考文献:

1.袁贵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J].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0;

2.顾来红,王运鹏.和谐发展.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理想和追求[J].美中教育评论,2006;(5)

3.喻运斌,刘耀明.论大学校园和谐文化建设[J].教师教育研究,2006;(3):13-17

作者：黄 菲

高校大学制度财务管理论文 篇3：

高校内部审计机制研究

近年来，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大学治理、大学自治、大学去行政化等概念更是成为热议的话题。然而，在这些关于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观点中，较少有人关注大学内部审计机制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大学自治虽可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但这必须以健全的内部控制机制、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为前提，缺少内部审计机制的大学管理必然会缺少自我约束的“免疫系统”，为大学的安全、健康、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本文将结合当前大学内部审计存在的突出问题，运用制度同形理论剖析其中的深层次原因，进而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对内部审计系统进行必要完善，更好地发挥监督、建设作用，增强大学的“免疫能力”。

一、内部审计机制在现代大学制度构建中的重要性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伴随着《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的出台，中国人民大学等六所高校启动公布学校章程，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工作。整体来看，现代大学制度作为制度规范或规范体系，其内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大学外部制度规范用以指导大学外部关系，大学内部制度规范用来约束内部组织结构、指导内部决策等方面。在内部制度规范中，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监督和评价高校及所属单位财务收支、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和效益的有效机制。通过内审机制的有效运作，加强大学事务管理的科学化程度，以实现既定目标。这种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内审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作为大学自我约束的重要机制，内审机制发挥着免疫系统的重要作用，是大学健康运行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具体来看，健全的内审机制将在现代大学制度构建中发挥以下几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提高大学财务管理水平的重要保障 财务监督职能是内审机制的基本职能，是内审机构对高校及内设部门的财务收支和其他经济活动，会计及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进行的事前和事后的审查和评价。中国人民大学在其新近发布的章程中提到，“建立健全学校各项财务管理制度，规范学校经济秩序；构建财务监督体系，严格控制和管理财务预算，防范财务风险，保障资金安全”等内容。近年来我国高校资金规模不断扩大，资金渠道日益多样化，财务风险呈现加剧趋势，给有效财务监管带来了新的难题。因此，在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进程中，加强高校内部审计工作，用好管好教育经费，强化财务风险意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办学成本，建立对高校财务状况进行全面评价的指标体系，成为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这也是大学事业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必要条件。

（二）大学多元共治模式的基本保证 现代大学制度离不开大学治理模式的形成，大学治理是与大学管理不同的概念。美国高教研究协会关于21世纪大学治理的研究报告中对大学治理提出了一个比较简洁的定义，即：大学内外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重大事务决策的结构和过程。由于高校是一种政府投资的公共产品提供者，从特性上说是一种公共空间，既需要保障学校的利益，也要保护公众的公共利益，因而大学治理过程需要充分体现公开透明理念 （Gayle等，2003）。现代大学制度应有之义即多元共治，所谓多元共治是以大学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为基础，对包括教育部门、大学捐赠者、毕业生使用者、大学管理层在内的利益相关方进行融合，以相互合作的方式共同进行大学治理，形成一种互动机制。但多元共治的前提之一是确保及时、准确地披露所有与高校有关的实质性事项的信息（刘跃等，2001）。这就要求高校内部审计部门通过完善关键信息的识别、提取、传送、反馈过程，为多元共治模式的形成、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提供必要的信息保证。为此，内部审计对高校教学科研管理、财务管理、资产管理、后勤管理等进行客观的审计和评价，对高校内部控制的合法性、适当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查和确认，必然能够增强高校经济信息的可靠性和公允性，降低高校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社会对高校的接纳和认同程度（孙雁霓等，2001）。

（三）风险防范免疫系统的基本构成 高校内部审计是国家审计的延伸，是其在大学校园的扩展。现代国家审计作为国家的免疫系统，有责任更早地感受风险，更准确地发现问题，提出调动国家资源和能力去解决问题、抵御“病害”的建议，促进其健全机能、改进机制、筑牢防线（刘家义，2008）。同样，在现代大学制度构建过程中，高校内部审计机制也应该把审计关口前移，通过打造“免疫型”内审机制，更多地发掘咨询评价功能，改善大学的运营体系，提高风险管理与控制的水平。在此基础上，“免疫型”内审机制将与其他内控措施一起形成一个严密的、较为完整的体系，为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提供制度保障。

二、高校内部审计机制不畅原因分析——制度同形视角

随着大学规模的日益扩大，传统的高校内部审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内审机构独立性不强、协同不足、审计狭窄、结果运用欠缺等方面。内审机构对大学的人员、资金等方面的资源依赖也直接导致了内审独立性不足，进一步制约了审计工作的有效开展。许多学者及高校内审实务专家对此都有过论述。然而，在操作层面上关注高校内审机构存在问题的同时，更应对表象背后存在的体制性原因进行挖掘，从机制体制创新入手提升内审质量。因此，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更需要对当前内部审计机制的核心问题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才能针对问题有的放矢地进行制度完善。本文深入剖析当前内审机制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的背后原因——大学对其内设审计机构进行的过度行政化控制，同时运用制度同形理论对这种行政化控制现象进行追溯，以找出内审机构职能缺失的深层次制度原因并据此对内审制度加以优化。

（一）制度同形理论概述 新制度流派之一的制度同形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是新制度主义关注组织行为的新阶段，主要来解释组织在制度结构上的趋同现象。这一学派试图解释的中心问题是：现代社会中为什么各种组织的正式结构和组织内的规章制度越来越相似（汤晓蒙，2009）？制度同形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为达到与制度环境融合的效果，获得社会合法性和组织生存所赖以的资源，组织需要设置与外部制度环境要求相“同构”的组织形式。根据制度学派的理解，组织在一定的技术环境中运作的同时，也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求生存，组织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种复杂环境因素的影响。美国学者迈耶和罗恩从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出发为特定组织场域中的组织趋同问题寻找一种新的解释机制。迈耶认为现代社会生活中任何一个组织都处在一定环境之中，组织只有适应环境才能生存。不仅要关注组织内部的技术环境，还要考虑组织所处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社会规范、观念制度等等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技术与制度这两类环境共同作用于组织，并对组织的运行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技术环境一般要求组织要有效率，关注自身运作效率的提高；而制度环境则要求组织遵循合法性机制，即要将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观念制度等整合到组织的结构和实践中去，以求获得外部制度环境的承认与接受，并藉此获得来自环境的合法性认可和相应的资源支持（Meyer和Rowan ，1977）。这样，特定组织场域内受制度环境影响的组织，在合法性机制的作用下，就会出现趋同的结果，这种因制度环境的制约作用而导致的组织之间的趋同即制度性同形（周雪光，2009）。

（二）高校内部审计机制不畅原因分析 当前教育体制下，置身于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大学组织饱受集权型高教行政体制的制度环境影响。政府在公共权威和资源掌控方面较之高校拥有绝对的优势，通过将行政化的组织形式和结构整合到学校组织中，高校获得了场域中心组织—政府部门的合法性认可及资源供给，增强了自身的生存能力与稳定性，最终导致了高校趋近于政府的制度性同形（陈金圣，2011）。大学在组织结构、机构文化、利益分配规则等方面进行“行政化”同形，对自己所属的各个部门也形成了行政控制的格局，高校的行政化色彩浓厚。高校内审机构作为高校中的内部组织，也难免会受到这种管理模式的影响。高校管理层遵循行政逻辑与思维，促成了高校管理层对包括内审机构在内的诸多机构的行政化控制。这种行政化思维-手段-结果的关系模式源于教育行政部门对大学行政化管理方式，是这种套路的沿用与复制。相应地，考察高校内审机制健全问题，就应在关注管理细节的同时，将内审机构置于整个“泛行政化”的背景下去考察。

康晓光（1997）在论述社团合法性时认为，中国社团必须同时争取两种合法性，官方合法性与社团合法性，得到两方面的承认与信任。同样，高校内审机构当前的合法秩序也是多样性和多元性并存的，事实上高校和专业审计的制度环境是同时作用于高校内审机构的。同一时点上存在着两种制度规范，这使得原始审计职能发生了偏离，造成行政化和专业化这两个坐标，而不是只有一个坐标指引着内审工作的进行的现状。正如沈原等人（2000）所说，这种力量使正式组织顺应不同制度环境的压力而发生分化或裂变，产生一个组织戴上两副不同面具的效果。两种制度冲突造成了高校内审机构扭曲的结果。

在第一种制度同形中（如图1实线部分所示），强制性的行政控制是主导因素。大学管理层通过人事、财务预算、拨款等措施，对内审机构施以重要影响，同时，高校内部审计机构又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校内机构存在，它与党委宣传、组织部门不同，与行政领域学校办公室、科研处也有着完全不同的组织特征，其专业化、技术性要求远远高于上述这些部门。因此，内部审计机构同时处于另外一种制度环境中（如图1虚线所示），《审计法》、《审计法实施条例》、《CPA审计准则》、《内部审计准则》等审计类规章制度对大学内部审计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制约作用。高校内审机构作为更为纯粹的校内专业部门，必须要遵守审计组织应有的各种规范和要求，以使自身具有最起码的审计群体资格和组织合法性。因此，在第二种制度同形过程中，专业化的逻辑主导了高校内审机构的同形进程，内审机构按照相关规定制订了审计规程、完善了相关制度，组织运作也严格符合一系列内审机构管理制度的期望与要求。然而，目前两种影响并非均衡地施加在高校内审机构上，由于隶属关系、资源依赖程度、管理体制的差异，行政化逻辑在相互较量中占据上风，使得内审机构行政化色彩大于专业化属性。在这种行政化色彩较浓厚的环境中，作为内设机构的内审机构，为了获得认可，加深合法化水平，本应是专业机构的审计部门，行政化水平却日渐提升，当前高校内审机制不畅的基本原因就在于此。

相应的，这种内审机构行政化现象可以解释当前高校内审机制出现的若干问题。长期以来，高校内部审计多从财务视角查错纠弊，注重事后检查，事前、事中全过程监督有所欠缺，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事前、事中监督的对象是大学管理层，也就是内审机构的上级领导，甚至是直接分管领导，这在行政化环境下是不可想象的；审计结果运用效果不理想的原因在于，在注重等级的行政化条件下，审计部门无权影响审计结果的运用，否则可能会触犯其他部门的边界，这也是行政规则的大忌；内审机构不强的原因在于，在行政化背景下掌握资源的部门不会将资源更多的分配给有可能监督自己的部门，帕金森定律在高校内审制度中也同样适用。

三、高校内部审计机制完善建议

综上所述，制度同形理论有助于更好地观察当代中国教育体制下的高校内审机制问题，尤其是有助于理解高校内审机制在大学行政化过程中存在的自身同质、专业性不足问题。因此，制度同形理论是分析高校内审机制的有利工具，是在更广阔范围内考察内审机构运行的有效途径。相应的，更好地发挥大学内部审计机构的职能，不仅应就事论事，更应将其放在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层面通盘考虑，通过大学的去行政化带动内审职能的有效发挥以及内审机构的转型发展，打造“升级版”内部审计制度，促进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

（一）营造大学自治的发展环境 如前所述，当前大学对其内审机构进行深度行政化控制的根源在于大学受到的行政化干预，这些行政干预措施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旧有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而不是按照高等教育的规律去进行大学管理，由此造成了大学治理结构失衡。因此，大学审计回归专业管理，必须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建立符合大学组织特征与学校特点的治理模式，在大学内营造自主办学、自治管理的整体氛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意见征求稿）》明确提出，要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纲要的出台，为大学去行政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张祖英等（2002）认为，政府在保障大学自主办学权的前提下，对大学依法进行宏观监督，做到政府代表国家有效行政，大学面向社会自主办学，而不是事无巨细、微观管理，要按照纲要提出的，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大学则应发挥主体地位，通过承接教育主管部门的职能转移，逐步实现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分阶段实现大学自治，在这一进程中淡化行政化水平，从而构建政府与大学各有分工、相互依存的新型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二）提升高校审计的独立性 高校审计的特殊性，决定了大学应对其采用不同于其他下属单位的管理模式，在现有政策框架内赋予其一定的自主权，尝试构建大学内部审计管理特区。在这种新型管理模式下，大学管理层充分授权，把有关审计的一般性日常事务交由内审机构处理，学校只保留对大型审计项目的协调和监督权，培养锻炼内审机构的自主决策能力。前期可以效仿审计委员会做法，吸引校内审计、纪检监察、财务等部门成立大学审计管理委员会，将部分核心内审管理权上移至大学审计管理委员会，使其在学校理事会直接领导下开展审计工作，提高大学内审的独立化水平，使审计人员可以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建立一个有利于保障内部审计独立性的管理体制，推动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进程。

（三）形成“去行政化，趋专业化”的内部审计体制 如上所述，当行政权力超出了自己应有的边界，代替专业权力发挥主导作用时，高校内审的行政化就形成了。针对高校内审机构存在的专业性不足问题，可以借鉴制度同形理论提倡的“脱藕”机制提升内审专业化水平。所谓“脱藕”，就是制度化的组织必须通过某种机制使组织在维持标准的、合法的、正式的结构的同时，其技术性活动可以根据实践情况的需要不断调整（迪马吉奥等，2008）。在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过程中，通过“脱藕”形成内嵌在大学内的专业性组织场域，提升高校内审的专业品质，祛除业已存在的传导而来的行政化倾向，从源头减少外部对内部审计形成的行政干预，优化内审管理机制。这种“脱藕”的目标就是解构高度行政化的大学管理场域，代之以专业化的内部审计场域，在大学的专业领域去除行政化，提升专业化水平。审计工作的专业性强，区别于其他管理，常规的行政化手段往往难以契合其管理特质。因此，在大学管理中倡导学术性、行政性、专业性的分离，按照事物本来的规律去进行针对性管理，将现在针对内审的行政化管理模式，逐步过渡到由专业权决定内审运行的阶段，进而替代行政权，促使专业权的发挥，这是高校内部审计组织健康运行和良性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现代大学制度中内控体系的应有之义。

（四）积极探索高校最佳内部审计模式 现代大学制度所内嵌的内审内核究竟是应倾向于政府审计，还是应该更多地参照公司治理中的企业内部审计，目前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但高校规模越大，风险越是积聚，内部审计越是重要，这已成为不争的共识。正如学者李维安所说，开拓战略审计和风险评估审计以帮助高校识别和规避运营风险，提升整体竞争优势；强化内部审计对高校治理的服务职能，帮助管理者完善高校管理，提高办学效率，实现组织目标，都是当前高校内审的迫切任务（张晓瑜，2012）。因此，无论是在现有内审模式上的局部探索，还是尝试在理事会领导下建立内部审计体制，无论是督促检查学校机关部处、院系落实“三重一大”制度，及时整改问题，堵塞管理漏洞，还是完善审计结果监督机制，确保审计结果的有效利用，都是对适应于现代大学制度的最佳内审模式的有益探索，对改进和提高大学治理，提升大学整体核心竞争力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家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审计工作全面发展》，《审计研究》2008年第3期。

[2]汤晓蒙：《高等教育趋同现象探析：新制度学派理论的视角》，《教育发展研究》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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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晓瑜：《内部审计在高校治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访东北财经大学李维安校长》，《中国内部审计》2012年第9期。

[5]张祖英、许积年：《对建立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探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6]沃尔特·W·鲍威尔、保罗·J·迪马吉奥主编，姚伟译：《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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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Meyer J W， Rowan B.1977.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2）： 340.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编辑 陈 玲）

作者：杨维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