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经济贸易合作论文

中非纺织经济合作互补性强，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本次中非论坛的胜利召开，就极大地推动了中非关系全面深入发展，又进一步引起人们了解非洲、关心非洲的热情，同时也为纺织服装企业开拓非洲纺织服装市场提供了无限商机。中国与非洲经贸合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中非经济贸易合作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中非经济贸易合作论文 篇1：

中非职业教育合作问题研究述评

【摘 要】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研究不仅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丰富南南合作理论研究的应然之义，还有利于面向非洲国家人力资源开发分享中国经验，并为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提供研究支持。根据对已有文献的统计分析，相关研究多集中在非洲教育发展与国际援助、中非教育合作等领域，关于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的针对性研究成果较少。因此，需要加强该领域研究的关注度、丰富研究的视角与方法、构建多元化的研究团队。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研究述评

【作者简介】刘亚西，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宁波，315800）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研究实习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职业教育。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我国主动参与全球开放合作、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举措，已成为当前国际社会最受欢迎的公共产品。在该项倡议绘制出的愿景规划中，涵盖了亚太、欧亚、中东和非洲等逾60个国家和地区，预计有超过64%的全球人口受益其中。其中，非洲国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和自然延伸，发展潜力巨大，在“一带一路”顶层框架中雄踞重要地位。职业教育合作作为中非社会发展合作领域的有机构成，为非洲国家经济转型发展和中非经贸合作提供了必需的技术技能型人力资源支撑，也有利于增进中非民心相融，在推进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研究的必要性分析

（一）丰富南南合作理论研究的应然之义

早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自埃及、几内亚等非洲国家的首批留学生来华学习为起点，中非之间正式拉开了教育合作与交流的序幕。截至1963年底，中国政府先后与阿尔及利亚、几内亚等非洲国家政府签订了双边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帮助其开展工程建设、农业技术等各领域的职业技术人才培训。[1]随着中非关系的日益深化，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的规模和形式都在不断延拓。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每三年一届的中非合作论坛行动计划中，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被作为中非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机构成，纳入中非合作的整体框架设计之中。截至目前，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的形式主要包括成套项目援助中的职业教育培训、选派教师赴非任教、开展境外办学项目等，不断丰富着南南合作的实践类型。

（二）与非洲分享中国经验

非洲作为世界上集聚最多发展中国家的地区，极具发展潜力，是“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方向。据《非洲投资吸引力报告》指出，中国自2005年以来已在非洲各个国家投资664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逾13万个，涉及建筑业、服务业、制造业等诸多领域。[2]尽管非洲拥有巨大的人口红利，但是其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大部分国家缺乏技术技能型劳动者。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占比寥寥，尤其是撒哈拉以南中等职业教育入学人数仅占该阶段入学总人数的8%，使得该地区面临严重的人力资源匮乏问题。[3]对此，有针对性地开展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研究有利于将我国相对成熟的职业教育发展经验与非洲国家共享，并对非洲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有所启示。

（三）为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提供研究支持

从教育国际化的角度来看，我国现已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具备了走向职业教育国际舞台中心的能力。近年来，中非职业教育合作不断加强，尤其是“走出去”形式的职业教育合作越来越成为国内职业院校探索实践的重要趋势，如联合境外企业开展技术服务、员工培训，或者直接在境外办学等。但是，由于国家间存在政策环境、文化传统、学历互认等方面的樊篱，国内许多职业院校在开展“走出去”实践的过程中，往往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对当地法律制度、市场需求和经济状况的不甚了解，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对此，加强对职业教育“走出去”国家的职业教育生态环境、体系现状、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将有利于明晰境外职业教育合作的市场需求和重点领域，为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提供相对科学、明确的方向指引。

二、已有研究文献的统计分析

根据已有研究文献的类别，国内外学者关于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专著、期刊论文、新闻报道和一些统计报告。

专著方面，在周弘主编的《中国援外60年》（2013）、张海冰编著的《发展引导型援助》（2013）、孟洁梅编著的《非洲自由铁路：中国发展项目如何改变坦桑尼亚人民的生活和谋生之记》（2014）、陈晓晨编著的《寻路非洲》、我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编著出版的《中非关系史上的丰碑：援建坦赞铁路亲历者的讲述》（2014）以及张忠祥编著的《中非合作论坛研究》（2015）等书目中，都有部分篇幅涉及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的理念政策、内容形式、评估效果等，但是针对性的研究成果较少，仅有谢庆奎主编的《中国援外培训》（2013）以及英国Kenneth King编著的《China’s Aid and Soft Power in Africa： The Case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2015）。

期刊论文方面，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万方数据库”中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和硕、博士学位论文为数据源，以“非洲职业教育”“对非教育援助”为主题，初步筛选出与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相关的中文文献89篇，包括硕、博士论文20篇，期刊文章51篇，报纸类文章18篇，但是直接以“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进行主题检索，仅有近10篇期刊论文;在“EBSCO教育学数据库”中对“Chinese education aid in Africa”進行外文文献的检索，得到相关期刊文章500余篇。

新闻报道方面，在百度搜索引擎输入“中非职业教育合作”，显示相关国际研讨会、行业企业报道、商务部援非职业培训项目、高职院校的中非职业教育合作项目等信息量巨大，同时还有一些国际组织、第三方机构等发布的各类统计报告，如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与非洲经贸关系年度报告、中国国务院对外援助司以及中非合作论坛近年来发布的一些教育检测报告、白皮书等。

三、已有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研究的问题域分析

（一）关于非洲教育发展与国际援助的研究

从国别研究的角度来看，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关于埃及、南非、喀麦隆、尼日利亚等近10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研究著作，以及刘鸿武主编的年度《非洲地区发展报告》等都具体涉及了不同国家教育的发展情况，也有一些期刊论文和硕博士论文专门针对非洲国家的女性教育、学前教育、初等教育、职业教育等课题进行了剖析。总的来看，近年来非洲各阶段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长足发展，目前非洲教育整体呈现的是一种类似金字塔的形态：小学入学率79%、中学入学率50%、高等教育入学率7%。但是初等教育的普及率、中等教育的辍学率、高等教育的覆盖率等问题仍然堪忧。此外，关于非洲职业教育的发展问题，万秀兰、陈明昆、张学英等学者一致认为：非洲职业教育发展步履维艰，整体水平落后，据联合国发布的《2015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显示，非洲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学生数仅占到中等教育学生总数的6%，并且多数课程及配套设施也已经过时，与职业岗位匹配度不高。[4]

鉴于非洲教育发展水平的严重滞后，对非教育援助长期以来是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美国、中国、日本等国家也纷纷以各种形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此，顾建新认为国际社会对非洲国家的教育援助经历了最初的重视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到重视基础教育，最后转向三者并重。[5]吴卿艳则从援助主体的维度将国际教育援助划分为双边、多边以及非官方组织三种类型。关于国际援助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学者们一致认为国际社会对非教育援助的形式愈加多样，涉及专业领域渐广，更加关注援助的平等以及有效性问题等。此外，也有学者对部分教育援非实践项目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如Birgit Brock-Utne认为欧美等国的对非教育援助是按照自己的考试制度编写或出版教科书，忽视了非洲本土文化和语言，涉嫌破坏土著教育模式;[6]Daniel N. Sifuna则认为部分援助国开展对非教育援助的出发点更多是基于其本身的工业化发展，忽略了非洲国家的实际需求与现实问题。[7]

（二）关于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方面的研究

第一，关于中非教育合作的动机。一直以来，国际视野中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动机一直是学者们热议的话题，姑且将其划分为质疑派和肯定派。颇具代表性的质疑派代表如德国学者Schüller等在分析中国在非洲的教育援助与投资贸易时，将其冠之以“新殖民主义”的名号。[8]而诸如《纽约时报》 Observer 等一些国外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也有类似观点。对此，肯定派的学者并不认同。 美国学者Deborah Brautigam在其专著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中指出，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更多的是在通过技术传播的方式推动非洲发展。Jamie Monson则总结了坦赞铁路沿线居民以及铁路工人的口述采访，认为该援助项目涉及的技术转移以及人员培训改变了许多非洲工人和沿线居民的人生，同时具备可持续性特点。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对非职业教育援助以及人力资源开发属于一种“双赢”策略，有助于中非长期合作关系的保持。[9]

第二，关于国际社会对非教育援助与合作方式的差异性研究。在非洲大陆，欧盟通常被描述为“传统”行为体，中国则属于“新兴”行为体。[10]国际学术界就两者在援助方式上的不同之处进行了剖析。英国学者Kenneth King认为相比传统的南北合作实践，中国对非教育培训独具特色，在政策理念上更加注重避免“单方面的赐予”，在体制方面没有形成独立、专业化的职业教育援助体系，援助的相关数据和透明度也相对缺乏，但是两者的援助方式在相互影响中也正走向趋同发展。[11]门镜和Benjamin Barton共同主编的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n Africa： Partners or Competitors？汇集了来自中国与欧盟的非洲问题专家，认为双方在援助行为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对非援助的形式应该更加多元化和多样化，中国对非教育援助与人力资本开发绝非是对欧盟的挑战。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这种援助行为是“不合群的”，甚至有违反国际援助秩序的嫌疑。[12]

第三，关于对非教育援助与合作有效性方面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援助有效性问题就一直是国际援助领域广泛关注的议题。对此，一些学者的研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如郑崧基于有效援助议程的分析认为我国对非教育援助与《巴黎宣言》基本原则精神一致，且不附加政治条件的理念成为其作为南南合作新典型的特殊之处。[13]程伟华等人则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得到非洲来华留学生对参加各类培训的肯定性反馈。[14]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当前中国教育援非实践中存在的不足。如牛长松、王学军等通过比较中日两国在非洲学校援建项目的成效，提出当前中国对非教育援助项目其影响和潜在效益尚十分有限。[15]一些实证调研结果则表明，作为合作方的非洲国家更加青睐职业教育合作的作用发挥。[16]

（三）关于中非职业教育合作方面的研究

学界关于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的针对性研究成果多以报纸文章为主，期刊文章较少。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其一，合作的内容与形式。齐平将其划分为举办短期研修班以及派遣专家教师赴非指导两种，陈明昆等将其进一步细化为援建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开展对非技术人才培训以及提供教育物资和技术支持三个方面。[17]更多的报道类文章一般是针对性地介绍一些正在实施的典型合作项目。其二，关于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的前景与策略。首先，中非职业教育合作在非洲人力資源开发方面的优势作用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广泛认同。如唐金花从中非政治友好环境、强劲的经济贸易发展势头、技术输出的适切性以及长久的教育合作基础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职业教育走进非洲的优势。[18]但是，其未来合作仍面临一些挑战。对此，葛婷婷等基于铁路行业高职院校的“走出去”实践，提出要加强宏观层面的规划设计。[19]也有研究指出，未来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要充分发挥境外企业的作用，协同企业 “走出去”，或是将职业教育纳入当地孔子学院的发展规划中，实现两者功能的有机整合。[20]

作者：刘亚西

中非经济贸易合作论文 篇2：

中非纺织合作：前景无限

中非纺织经济合作互补性强，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本次中非论坛的胜利召开，就极大地推动了中非关系全面深入发展，又进一步引起人们了解非洲、关心非洲的热情，同时也为纺织服装企业开拓非洲纺织服装市场提供了无限商机。

中国与非洲经贸合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双方经贸合作互补性很强，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半个世纪以来，中非经贸合作规模逐步扩大，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到2000年，中非贸易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大关，尤其是从2001年以来，中非贸易额每年以接近40%的速度递增。2005年中非贸易额达到397.4亿美元。

在中非贸易发展过程中，商品贸易结构不断得到改善。上世纪50年代，中非贸易主要以棉花、矿产等初级产品为主，后来发展到服装、纺织品、箱包等轻工产品。2000年以来，以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机电、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已占中国对非出口总额的一半。

目前，中国已同非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同4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与36个国家建立了双边经贸混（联）委会机制，同28个非洲国家签署了《双边鼓励和保障投资协定》，与8个非洲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中非经贸合作局面喜人

目前，中非经贸关系发展势头强劲，局面喜人。在双边贸易方面，中国现已成为非洲第三大贸易伙伴（见下图1）。中国物美價廉的商品丰富了非洲市场，深受非洲人民的喜爱。2005年中非贸易额达到397亿美元，比2000年翻了近两番；2006年1－9月，中非贸易总额达406亿美元，同比增长42％。近几年，尽管中国对非贸易持续出现逆差，但我国依然十分重视扩大从非洲国家的进口。中国已对原产自28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190个税目产品实施了零关税待遇。

图1 中非贸易统计图

资料来源：商务部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提供政策支持

新形势下中非发展目标一致，利益相近，合作前景广阔。深化传统友谊、扩大互利合作，是新世纪中非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必由之路。本次论坛特别提出一系列相应举措，其中包括：

多项贷款优惠

今后3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3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20亿美元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并建立3至5个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进一步向非洲开放市场，把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输华商品零关税待遇受惠商品由190个税目扩大到440多个。

扩大中非贸易规模

中非双方应不断优化贸易结构，进一步挖掘潜力，力争到2010年使中非贸易达到1000亿美元。中方将继续开放市场，鼓励中国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从非洲的进口。中国政府将给予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绝大部分输华商品零关税待遇。双方还应在旅游、金融、电信等领域加强服务贸易合作，培育新的贸易增长点，推动中非贸易平衡协调发展。

加强互利合作

拓展合作领域,鼓励和促进相互贸易和投资，探索新的合作方式，重点加强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实现优势互补，造福双方人民。

中非纺织贸易现状良好

中非经贸互补性很强，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双方贸易结构也不断优化，因而中非贸易在进入新世纪以来，更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中非贸易额从2000年的108亿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近397亿美元，年均增幅接近30%。

非洲因为工业落后，大部分商品依靠进口，因此市场需求旺盛，商品奇缺，是一个多层次且潜力巨大的未开发市场。非洲国家的纺织业普遍不发达，即使在以纺织业为支柱产业的埃及，也面临着生产技术落后、设备陈旧、技术工人和高质量原料缺乏等问题，因而不得不依靠大量进口纺织品来满足国内的消费需求。中非间纺织贸易以我出口纺织品服装满足非洲消费市场的大量需求为主要方式。2000年中非间纺织贸易额仅有不到15亿美元，到2005年已接近50亿美元，5年间增长了3倍多，年均增幅达到28%。到今年前4个月，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非洲达到17.82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76%，出口超过1亿美元的市场有5个，分别是南非（26%）、埃及（11%）、摩洛哥（10%）、贝宁（9%）和多哥（9%），实现了平稳增长，但占我国纺织服装出口市场比重并不高，1-4月非洲市场占我国纺织服装出口比重仅4.38%。非洲有8亿多人口，纺织服装消费市场有待进一步开发，潜力巨大。

南非是我国纺织服装出口非洲的最大市场，今年1-4月我国纺织服装共出口南非4.42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8.77%，占我国整个纺织服装出口的1.12%。南非拥有非洲最发达的纱线和纺织品工业，今年以来南非纺织业界不断提出我纺织品冲击了南非纺织业的发展，使纺织失业人数增加。为缓解南非纺织业面临的困境，我国已经同意对输南纺织品采取“自限”措施，未来我国纺织服装出口南非增幅将会受到一些影响。

中非纺织行业合作前景无限

中非论坛北京峰会已圆满结束。中国纺织行业应清楚地意识到，在美欧等国家对我国纺织品出口频频设限之时，非洲这个世界经济的最后一块处女地应该成为中国纺织业的目标市场，而且也注定应该成为中国纺织业的出口目的地甚至投资所在地；同时落后的纺织行业和日益增加的市场需求形成了非洲大陆对于纺织品的进口需求，而中国物美价廉的纺织产品恰好可以满足非洲居民的消费需求。因而大力开拓非洲的纺织产品市场，增加与非洲各国的纺织品贸易往来，对于我国纺织行业的市场多元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必将为进一步提升中非经贸关系、推进中非经贸合作等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纺织业的市场多元化将进一步加强

事实上，非洲是中国开拓市场多元化的重点地区之一，经过多年积极开拓，中国的纺织品在非洲已随处可见，甚至是家喻户晓，当地人已经认识一些中国品牌。在南部非洲，通过南非的辐射，中国产品已进入南部非洲的十几个国家。今后我国纺织企业投资非洲可以优先考虑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马达加斯加、莱索托、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等国家，这些国家具有政局稳定、文化包容、对华友好、市场比较规范的投资环境，都制定有吸引外资的政策法规。

中国纺织业进一步开拓非洲市场，不仅可以加速我国纺织品进入国际市场，还可以使中国经济更好地与非洲市场相结合，这不仅有利于我国纺织行业的发展，对于我国进一步参与到非洲丰富资源的开发以及巩固和发展中非政治关系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与西非五国在棉纺领域合作将进一步拓展

众所周知，西非各国是重要的产棉国，而且主要出口皮棉，一直以来受棉花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很大。由于发达国家对棉花市场干预愈演愈烈，大额补贴的实施已严重影响了西非的棉花种植，而我国人民币的升值，正有利于加速我国对非洲棉花的进口。因此中非两国对加强棉纺，特别是提高棉花深加工能力等领域的合作将有广泛的拓展空间，同时也对提升非洲纺织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是棉花生产国，中国一直以来对西非产棉国面临的问题十分理解和关切。本次论坛后，我国将取消棉花出口补贴，同时向最不发达国家出口的棉产品提供免关税及免配额待遇。在棉花种植方面，我国还决定转让成熟的技术、派遣植棉专家，帮助西非国家发展棉花生产，提高单产。除此之外，根据需求，还会到有关国家设立纺织服装加工企业，与西非产棉国共建纺织加工基地，更多地采购西非棉花，扩大当地就业与出口，支持西非产棉国的经济发展。同时我国还将进一步以提供技术和管理培训的方式与非洲各国纺织业开展合作，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中非家纺行业的商贸合作将进一步加强

首先，鉴于中非间纺织生产、贸易互补性强，大量的中国家纺低端产品在非洲有着极好的销路。物美价廉的中国被子、窗帘成为不少非洲国家追捧的“香饽饽”，再加上本次中非论坛北京峰会的积极影响，中非间合作的机会将远远大于贸易摩擦和纠纷，非洲国家对中国家纺品进口限制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这将给中非家纺贸易的快速拓展提供难得的机遇。

其次，投资非洲家纺的黄金时期即将来临。虽然，非洲的家纺技术比较落后，但是非洲大陆的原材料优势不可忽视，如非洲拥有世界最高级的埃及棉。另一方面，中国优秀的家纺技术的引进对非洲本土纺织产业发展有着相当积极的作用，也可从客观上促进非洲国家的就业。中非间家纺业的双赢局面将很大程度上刺激双方的家纺行业发展。

总之，中非纺织经济合作互补性强，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本次中非论坛的胜利召开，就极大地推动了中非关系全面深入发展，又进一步引起人们了解非洲、关心非洲的热情，同时也为纺织服装企业开拓非洲纺织服装市场提供了无限商机，为纺织服装企业“走出去”搭建了更好的平台。可以预期不久的将来，中非的纺织贸易将更加繁荣，中非纺织行业将形成互惠双赢的合作机制。

（作者单位：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天津工业大学纺织经济研究所）

作者：陈亚楠　赵　宏

中非经济贸易合作论文 篇3：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非洲青年发展与中非青年合作

【关键词】非洲青年;中非合作;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非合作论坛

【DOI】10.19422/j.cnki.ddsj.2021.03.010

非洲是世界七大洲中面积第二大的大洲，也是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同时还是全球人口年龄结构最年轻的大陆。非盟《2063年议程》专门把促进青年发展列为第六大目标，指出“非洲应当成为追求以人为本，特别是让妇女青年可以尽情发挥潜力的非洲”。[1]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非洲青年发展和中非青年交流合作，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主旨演讲中强调指出，青年是中非关系的希望所在。中非“八大行动”倡议中，许多措施都着眼青年、培养青年、扶助青年。然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叠加影响下，非洲地区薄弱的经济基础和卫生体系压力陡增，非洲青年也面临健康、教育、就业等重重问题。因此，研究非洲青年发展并深化中非在青年领域的合作，对传承中非传统友谊、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非洲青年发展与中非青年合作现状

青年问题是非洲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之一，这已成为非盟、非洲各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共识。青年是非洲的未来，也是中非合作的未来，是中非合作舞台上的新生力量，在中非合作各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非洲青年发展现状

一是非洲青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数据显示，至2020年11月，非洲人口总量突破13亿，其中青年人口基数庞大，15岁至35岁之间的年轻人超过4亿（如图1所示）。在东南部非洲，年龄在10岁至24岁之间的青少年人口占据总人口的33%。[2]可见，非洲人口结构年轻化程度很高。从发展趋势看，非洲是目前乃至未来人口增速最快的地区。人口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育率的变化，世界上21个高生育率国家中的19个位于非洲。[3]预计到2025年，非洲青年人口将占据世界青年人口的1/4;到2100年，非洲大陆人口将占据世界总人口的40%，低于25岁的青年人口将占据非洲总人口的60%。[4]高生育率、高增长率态势意味着未来5—10年内，非洲将享有巨大的人口红利。
图1 非洲人口结构比例图（截至2020年11月，非洲人口数量为13.4亿）

数据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https：//www.populationpyramid.net/africa/2020/

二是非洲青年發展意愿强、潜力大。人口年轻化为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大量的青年人口是经济繁荣的重要资源。非洲青年希望自己可以为建设更美好的家园贡献力量，参与工作与创新创业的意愿强烈，发展空间巨大。[5]如果措施得当，非洲将拥有更多的劳动力和更具潜力的消费市场。非盟《2063年议程》充分肯定了人口红利在促进非洲发展、减贫及刺激经济方面蕴含的巨大潜力，推动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开发人口红利的政策。[6]但需要注意的是，人口优势能否转化为发展红利、青年未来发展能否充分发挥其特点优势，取决于国家能否通过政治、经济及人口方面的政策控制生育率和死亡率，并为积累人力资本提供必要的卫生健康和教育资源，为大量劳动人口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进而将这一潜力转化为现实优势。[7]
二、中非青年合作成效明显、潜力巨大

一是合作机制平台不断增加。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设立以来，中非合作不断推进，中非青年交流与合作取得显著成效。2005年，由共青团中央发起的中国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被纳入中国对外援助体系后，首次实现了对外派遣。2006年，为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中国政府向非洲派遣了300名志愿者。2011年，首届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在纳米比亚举行，2018年，第四届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在深圳举行。2016年启动的“中非青年大联欢”是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最具活力的品牌活动，已成功举办五届。2017年建立的中国—南非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是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的首个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将青年工作等作为重要领域重点推进。此外，青年也成为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民间论坛、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中非智库论坛、中非青年互访计划等活动的主力军。

二是交流领域、主体、形式不断丰富。近年来，中非青年合作在教育、艺术、文化等传统领域的交流得到巩固，在就业创业、跨境电商、科技创新等新兴领域的交流也应时而生，合作领域的不断拓展给中非青年发展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青年的参与也极大助推了中非务实合作。随着经济、文化等领域交流的不断加深，来自中非双方的留学生、青年学者、医疗队员、年轻军官、企业人员、青年科学家、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等各行各业的交流合作日益频繁深入、渠道更加广泛多元，为中非青年友好交往注入了强劲动力。与此同时，为传承中非友谊，双方积极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为青年人喜闻乐见的活动，如艺术交流、学术研讨、经验分享、考察访问、学习培训等，增进了中非青年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推动中非青年更加相知相近相亲。

但是受时空和条件限制，中非青年交流总体上仍不够深入，人数不足、范围有限。中非青年交流与合作亟待进一步突出重点、提升质量、创新形式、扩大范围，增进了解和沟通，为中非合作夯实民意基础。
非洲青年发展的困境与中非青年合作的机遇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蔓延让非洲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发展雪上加霜，非洲青年发展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非洲青年不仅是有待解决的问题主体，也是非盟、非洲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施惠对象，更是解决自身困境和整个非洲发展问题的行为主体。如果疫情应对不力、相关政策实施不当，非洲不断增长的人口不仅发挥不了积极作用，反而会引发粮食、教育和医疗等资源短缺及社会动荡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中非青年合作如何在危机中育新机值得思考。

一、疫情背景下非洲青年发展面临的困境

一是国际经济环境不利。世界银行研究报告认为，2020年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将收缩2.5%，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率将从2019年的2.4%降至2020年的-2.8%，人均收入下降5.3%。[8]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新冠肺炎疫情：保护非洲的生命和经济》研究报告指出，2020年非洲经济增速因受疫情影响可能从之前预期的3.2%降至1.8%。[9]非洲多国面临经济负增长的压力，全球贸易投资遭受重创，产业链、供应链断裂以及巨大的就业和收入损失会导致2020年陷入极端贫困的人口新增3430万人，其中非洲国家将占新增贫困人口的56%。[10]破产潮、失业潮、退单潮、断链潮等问题在非洲国家相继出现，南非失业率一度飙升至50%以上，仅旅游业就可能减少55万到60万个就业岗位，超过5万家旅游企业关停倒闭。新冠肺炎疫情给非洲经济带来严重不利影响，也对非洲青年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二是内部支持条件有限。尽管非洲各国政府及政府间组织一直致力于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但现有设施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发展需求，很多非洲国家的民众仍饱受暴力、疾病威胁，遭遇经常性停水停电、缺乏清洁饮用水等问题，蝗灾使东非地区百万人口面临粮食危机，洪灾、旱灾也严重干扰非洲农业生产，国民生活缺乏基本保障。这些生存问题严重影响青年的身体健康和未来发展。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暴露出非洲国家医疗卫生设施贫乏、公共卫生体系薄弱、国家治理能力缺陷等短板。现有条件无法满足平时的医疗需求，疫情更是加剧了非洲青年的健康问题。

三是青年失业现象严重。非洲青年发展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就是失业，法国《论坛报》甚至将非洲青年失业问题比喻为“定时炸弹”。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非洲青年就业干预报告》指出，目前非洲青年主要在农业部门和非正规经济部门就业，但就业岗位很少。参照目前人口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前景，未来20年估计需要至少4.5亿个就业机会，但非洲实际就业岗位供应不足1亿，缺口达3.5亿。[11]新冠肺炎疫情对非洲青年就业产生了双重负面影响，不仅导致其失去工作，而且严重干扰了日常教育和培训，因为许多非洲国家不具备提供在线学习的技术能力。部分非洲国家失业率不断冲击高位，2020年9月南非青年失业率高达61.3%，安哥拉青年失业率达到56.4%。[12]缺少收入来源给青年人带来的挫败和绝望，极易引发性犯罪、盗窃、滥用药物、疾病传播等各种社会问题，失业青年也极有可能成为暴力团伙、青年党等恐怖或极端组织的招募对象，影响社会稳定。

四是主流价值观念缺失。非洲青年国家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淡薄，对政府信任度不高。[13]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指出，极端组织在非洲“最可能”招募的成员是“自童年起就遭受挫败、被边缘化和被忽视的年轻人”。加入极端组织的人大多表现出对政府的不满，有调查显示，83%的调查对象认为政府只关注少数人的利益，73%的调查对象对政客和国家安全体系完全不信任。[14]另外，由于种种原因，非洲庞大的人口资源尚未完全转化为服务国家建设的人力资源与生产要素，因此非洲的人口红利远未得到发挥利用。
二、非洲青年发展与中非青年合作面临的机遇

历史经验证明，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或区域性危机，都蕴含着战略性机遇。大疫当前，百业艰难，但危中有机。疫情背景下的非洲青年发展与中非青年合作也面临发展机遇。

首先，国际产业链转移为非洲发展打开新局面。疫情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巨大冲击，各国都在重新布局更具韧性的产业链条，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受到青睐，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凸显，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将成为非洲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优势。在全球产业链调整之时，非洲也迎来提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历史性机遇。疫情使非洲各国政府进一步意识到经济多元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诸多非洲国家纷纷出台支持措施，帮助本国制造业、服务业等企业渡过难关。2021年1月1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AfCFTA）的正式启动、全球产业链的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园区的创建等，将为非洲青年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也将进一步优化非洲青年就业创业的基础设施和内外环境，为非洲青年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环境和条件。

其次，中非合作势头强劲为经济复苏注入新动能。近年来，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非盟《2063年议程》契合度高、互补性强，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电站等一大批项目成功实施，给非洲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显著变化，中非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过去20年间，中非贸易额翻了20倍，直接投资存量翻了100倍。即使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沖击下的2020年，中非经贸合作依旧体现出巨大的韧性。据中国外交部、商务部等部门数据统计，2020年1—10月中非之间的贸易下降不到20%;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前10个月与2019年同期基本持平，仅下降0.7%。同时段中国企业在非洲新签的承包工程合同额同比增长34%，领跑全球各区域，充分显示了中非经贸合作的广阔空间。[15]随着2021年初中国与非洲国家首个自贸协定的生效，中非产业链的协同作用更加明显，不仅能进一步带动非洲青年就业，还能为当地带来税收，继续助力非洲实现工业化。非洲经济加速发展，将进一步扩大就业规模，提升青年人口的工作技能，解决青年就业问题。

再次，数字经济新业态为青年合作带来新契机。非洲互联网经济在疫情催化下加速发展，据谷歌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非洲的互联网经济对GDP的贡献值已达到1150亿美元，占非洲GDP的4.5%。[16]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加强经济贸易联系提供了技术基础，远程医疗、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新兴行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涉及移动支付、金融科技、在线教育、交通物流等领域的成长型企业在非洲国家大量涌现。中非电子商务合作正在助力非洲实现数字梦想，并帮助非洲提升创新技术竞争能力。疫情期间，中非数字经济合作迎来了快速发展契机，“云办公”和“云交会”成为热点，各类数字合作平台、线上推介会、直播带货等新业态蓬勃发展。2020年6月举行的第127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首次采用“云端会议”模式，来自非洲等全球各地的参展商和采购商通过网上展示、线上推介、供采对接、在线洽谈等全新模式谈生意、签合同。青年成为新业态领域最大的实施主体和主要客体，“云时代”的开启预示着中非青年合作将进入“互联网+”新时代。

非洲青年发展与中非青年合作的思考

立足非洲青年发展与中非青年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中非双方应在“一带一路”倡议、非盟《2063年议程》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机制的指引下，做好顶层设计，加强中长期规划，结合非洲需求、青年特点做好项目设计，实施中非青年交流“五彩”工程：红色工程，即加强中非政党、青年政治家在治国理政等方面的经验交流;绿色工程，即加强中非绿色生态、绿色金融、绿色农业等方面合作;蓝色工程，即加强中非海洋经济、“互联网+”等领域的合作;白色工程，即加强中非医疗产业方面的合作，推动中医走进非洲;金色工程，即加强中非产能、矿业合作，助力非洲更好地开发和利用资源。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四方面推动中非青年共同发展，助力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一、以培养培训为基础，让青年成为推动非洲社会发展的资源

教育能为个体提供上升的通道，能为一个地区提供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人力资源。[17]中国援外培训项目自20世纪50年代启动至今，已走过近70年的历程，机构设置渐趋完善、培训领域渐趋广泛、培训体系渐趋专业。2000年以来，中国为非洲5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培训了8万多名各类人才，增强了非洲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18]中非双方可基于非洲战略、非洲需要和非洲意愿确定未来培训优先合作领域。

一是加强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职业教育是推动非洲本土技术发展和生产方式变化的重要基础，要积极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八大行动”倡议中所确定的“设立10个鲁班工坊、设立旨在推动青年创新创业合作的中非创新合作中心、为非洲培训1000名精英人才、提供5万个研修培训名额”等项目;引导职业教育与企业需求对接，为长远发展提供职业技术人才支撑;大力推动“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中非职业院校合作计划等，鼓励中国应用型本科和职业院校在非洲国家开展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帮助非洲建立培训中心，提高非洲青年就业创业能力。

二是扩大中非高等教育合作。目前非洲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7%，私立学校毕业的大学生约25%，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在促进非洲大陆高等教育发展方面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19]虽然入学人数有了大幅提升，但高等教育的质量和适切性仍然堪忧。理工科教育是科技发展的基础，发展高等理工教育是非洲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优先选项，但同时也是非洲大多数国家的薄弱领域。中非可加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航空、路桥工程、计算机、矿业、农学等学科的合作，加大非洲青年高层次人才教育合作力度，培养一批非方急需的高端科技人才。

三是拓展和创新中非基础教育合作形式。非洲国家正大力普及非洲青年的基础教育，不断扩大接受中高等教育青年的人数和规模，帮助青年提升就业能力。教育机构应进一步加强对中非青年之间交流和互信的培养，为青年进步提供更多教育和实践机会。[20]中方可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数学和科学课程设置、教材与教学等领域与非洲国家加强精准合作与交流。后疫情时代，可通过项目招标、援建或合建中非教育合作网络平台和线上教学资源库等方式，创新开展数字教育或智慧教育领域合作。
二、以复工复产为契机，让青年成为推动中非合作发展的主力

疫情背景下，非洲公共卫生体系整体得到加强，传染性疾病诊治能力获得提高，中非双方相互声援，共克时艰，结下深厚友谊。随着新冠疫苗接种开启，非洲疫情有望逐步缓解，并为经济复苏创造条件。2021年，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会议计划在塞内加尔召开，将助推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一是要发挥政策优势，推动复工复产。中非双方要积极落实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精神，适应疫情防控长期化发展态势，通过推动全球化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危机中寻新机。发挥“一带一路”倡议、非洲大陆自贸区等政策性平台优势，通过紧密合作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调动各方资源助力复工复产，稳就业、促就业，在金融、制造、交通和储运、信息和通讯、宾馆服务和餐饮等行业出台促进就业和提高生产率的政策，特别是向健康卫生、复工复产、改善民生领域倾斜，鼓励青年在上述领域提升竞争能力、创新能力和发展能力。

二是结合非洲发展需求，助力“三网一化”。在发展区域互联互通及产能合作领域重点打造公路网、航空网和铁路网，推进实现工业化。致力于落实《非洲加速工业发展行动计划》，优化中非产能合作，加强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是中非合作的传统领域和重要利益交汇点，可通过向非洲国家派出青年农业专家或志愿者、开展“南南合作/一带一路：非洲农业发展青年领袖培养项目”培训等形式，让中非青年围绕国际发展南南农业合作经验、中国农业政策及实施经验、农业市场机制等展开对话研讨与实践合作，助推非洲国家提升农业治理能力，储备农业发展人才资源。加紧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发动中非青年参与到中非合作“八大行动”之中，助力优化产业链，让青年成为主力军。

三是着眼长远提升能力，适应发展新趋势。针对疫后非洲民生需求特点，积极拓展中非医疗产业、数字科技、智慧医疗等新领域的互利合作。抓住经济新业态发展机遇，支持非洲大陆一体化和“新基建”。以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为契机，加强互联互通和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建设，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拓展中非在数字化和信息通信领域特别是远程医疗、远程教育、5G、智慧城市、清洁能源等新业态的交流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帮助非洲国家开拓市场、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三、以创新创业为引擎，让青年成为推动中非经济发展的动力

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强创新创业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新思路、新趋势。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培养创新创业意识、学习创新创业技能、提升创新创业能力以应对新挑战，是新时代中非青年必须思考的新问题和必须抓住的新机遇。

一是深化传统领域合作。中非双方应继续推进青年政治家、企业家和科学家交流，开展联合研究、启动培训项目，逐渐将中国和非洲融入全球创新创业和科技网络中，为中非战略合作注入新的活力。通过创造监管和改善基础设施环境，支持青年提高创新能力以及知识产权保护能力，鼓励青年寻找创新思路、抓住创业门路，让青年成为推动中非经济发展的动力。

二是强化创新领域合作。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数字信息化技术的蓬勃发展，将引领全球产业链调整的方向。[21]中非青年要加强互联网跨境电商、物联网等新兴领域的合作。中方可组织非洲青年走进中国互联网企业、教育机构等平台学习，体会创业者精神、企业家精神，提升将创新作为发展驱动的内生动力。

三是优化环境氛围。通过“共享创新知识、共育创业人才、共建合作平台、共担交流使命”，进一步激发活力、拓宽空间，为中非青年创新创业创造良好的政策制度环境。办好“互联网+”世界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不断拓展非洲赛区覆盖范围，扩大非洲青年参与面，鼓励中非青年合作开展创业实践，提升创新意识与创业能力。
四、以文明文化为纽带，让青年成为传承中非传统友谊的使者

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提出携手打造文化共兴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强调“促进中非文明交流互鉴、交融共存，为彼此文明复兴、文化进步、文艺繁荣提供持久助力，为中非合作提供更深厚的精神滋养”。青年是中非关系发展的未来，在促进中非友好合作方面肩负着更多责任，应在中非人文交流中发挥更大作用。

一是搭建中非青年合作交流的平台。借鉴中国—南非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经验，视情增加建立相关青年交流机制，加大中非青年联合会、青年志愿者等青年组织的实践经验交流力度，帮助非洲青年建立适合国家实际、具有时代特征的青年组织，形成合力促进国家发展和中非合作。

二是推进中非智库媒体合作，优化中非合作舆论环境。促进中非高校、研究机构、智库之间的交流合作，促进知识共享，构建知识和人文共同体，为中非合作提供智力支持。加强中非媒体领域合作，共同设置议题、共享传播内容，在国际舆论传播中相互协调、支持，共同提升国际传播力和话语权。

三是建设人文互信桥梁，深化中非合作交流机制。人文交流是国与国、民与民之间增进了解、加深理解、建立互信的桥梁，是中非关系深化发展的不竭动力。[22]艺术、影视、短视频等形式对年轻人影响巨大，注重加强影视、艺术、非遗文化的交流，引导中非青年提升对彼此文化的好感度，感受并传承源远流长的中非友谊，助力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对世界格局、中非关系乃至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及经贸、外交、军事、教育、科技等造成极大震荡与冲击。大疫之下有大义，中非青年齐心抗疫是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诠释。推动中非青年交流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是中非友好事业后继有人、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站在中非合作论坛第二个20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上，中非青年要在探索国家发展道路、提升治理能力、巩固中非友谊、促进中非友好等方面担负更多责任、发挥更大作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特别是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本文是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计划自主选题“中国对非话语传播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ZC304020912）的阶段性成果】

（第一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教授;第二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非洲研究院）

（责任编辑：魏丹丹）

[1] Sarah Anyang Agbor：《非盟委员会人力资源与科技委员在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致辞》，载《中国非洲研究学刊》2020年第1期，第21页。

[2]《非洲青年人口不断增长，究竟是福还是祸？》，《非洲华侨周报》，2017年7月17日，https：//www.sohu.com/a/157911149_617282。

[3]《人口》，联合国网站，2021年2月22日，https：//www.un.org/zh/sections/issues-depth/population/index.html。

[4]同[2]。

[5]王詩堃：《培养非洲青年，助力非洲工业化进程》，载《南方日报》2018年9月7日，第A04版。

[6]贺丹：《中国人口红利对非洲的启示》，载《人口与健康》2020年第2期，第6-7页。

[7]王锦：《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红利研究及国别案例分析》，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6月，第Ⅱ页。

[8]黄梅波、邱楠：《新冠疫情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的影响》，载《西亚非洲》2020年第4期，第3-23页。

[9]贺文萍：《构建后疫情时代更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载《光明日报》2021年1月3日，第4版。

[10]熊一舟：《联合国2020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年中报告》，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4日，第7版。

[11]李志伟、万宇：《非洲寻求破解青年就业难题》，载《人民日报》2018年4月6日，第21版。

[12]《非洲青年失业率列表》，全球经济数据网，2021年2月，https：//zh.tradingeconomics.com/country-list/youth-unemployment-rate？continent=africa。

[13]王淑娉、李青璇：《中非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非青年合作发展的新视野》，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年第8期，第201-206页。

[14]《联合国：非洲青年加入极端组织或因贫困剥削》，新华网，2017年9月10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9/10/c_129700151.htm。

[15]《中非贸易额20年翻20倍，疫情后投资非洲机会何在》，新浪财经，2020年12月12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5867262970977546&wfr=spider&for=pc。

[16]《谷歌预测2025年非洲互联网经济将达到1800亿美元》，商务部，2020年11月13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k/202011/20201103015531.shtml。

[17]李孝轩：《用好教育这个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载《学习时报》2019年3月13日，第3版。

[18]《“真实亲诚”照亮中非合作之路》，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8月31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831/c1001-30263287.html。

[19]常浩：《教育合作释放活力》，载《中国投资》2017年第20期，第24-27页。

[20]罗楠：《博雅非洲新年论坛综述：“‘一带一路’倡议和非洲<2063年议程>”》，中国非洲研究评论·北京论坛专辑（2017）总第七辑，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2018年。

[21]樊少华、吕谦、李绮雯：《全球产业链的基本特征与未来调整方向》，载《金融市场研究》2020年第8期，第13-23页。

[22]蔡武：《继往开来开创中非文化交流与合作新局面》，载《中国文化报》2012年6月20日，第1版。

作者：王珩 张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