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合作论文

本文一共涵盖3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国际经济合作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一、当今国际金融危机的两个重要特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与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相比较，有一重大不同之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生的，从而使它具有两个重要特点：1.风险或危机具有比过去更迅速的传导性。

第一篇：国际经济合作论文

应对金融危机助推国际经济合作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虽然给世界各国的经济都造成严重损失，但是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各国都选择了加强国际经济合作。金融危机为加强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契机。20国峰会、金砖四国峰会、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多边和双边合作机制成了令人瞩目的焦点，早已成为当今时代重要特征的国际合作大潮进一步强化。国际经济合作的加强有利于世界共同发展，也有利于促进大国关系，进而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一、从20国集团峰会看全球范围经济合作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国际经济合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国集团。20国集团由八国集团成员(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土耳其、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南非以及欧盟组成，其人口占世界2/3，经济总量占世界85％，囊括了世界几乎全部有影响力的发达国家和重要发展中国家。然而，该组织虽然早在1999年就已成立，但是成立后的10年间并不太引人注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在不到一年时间内，该组织就举行了==次峰会(2008年11月15日召开的华盛顿峰会，2009年4月1日召开的伦敦峰会，2009年9月24日召开的匹兹堡峰会)，专门讨论应对金融危机问题。在峰会上，虽然各国之间有很大分歧，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但是在大方向上，各国领导人却有着明显的共识，展现出“罕见团结”的气象。无论是华盛顿峰会、伦敦峰会，还是匹兹堡峰会，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新兴经济体扮演了重要角色。20国峰会凸显出在全球金融危机大背景以及全球化大趋势下，发达国家越来越重视同发展中国家合作，而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同发达国家合作。

在华盛顿峰会上，20国领导人就如何加强合作以促进经济发展、处理金融危机和避免未来再次发生类似危机等问题达成广泛一致。华盛顿峰会后，世界各国纷纷推出稳定金融、刺激经济的政策举措，都不同程度地取得成效。伦敦峰会取得了更多的共识和成果：同意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提供总额1万亿美元资金，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规模将扩大至现在的3倍，由2500亿美元增加到7500亿美元，以帮助陷入困境的国家；同意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发2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分配给各成员，以增强流动性：在加强金融监管方面，20国集团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对所有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实施监管和监督，并首次把对冲基金置于金融监管之下：重申将抵制保护主义。匹兹堡峰会在巩固伦敦峰会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新的进步：指定20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提高至少5％以上：决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在世界银行将至少增加3％的投票权；各方将注资超过5000亿美元，用于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借款安排”机制；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继续实施经济刺激计划。

中国在三次峰会上的作用引人瞩目。在伦敦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发表题为《携手合作同舟共济》的重要讲话，阐述了中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上的立场。他指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全力恢复世界经济增长，防止其陷入严重衰退；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维护开放自由的贸易投资环境；加快推进相关改革，重建国际金融秩序。”他提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五项措施：进一步坚定信心；进一步加强合作；进一步推进改革；进一步反对保护主义；进一步支持发展中国家。

除了20国集团外，其他一些全球性国际组织也积极努力在应对金融危机上发挥作用。比如，一直活跃于国际舞台并有“小联合国”之称的八国集团。在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重视同新兴经济体的协调。继2002年在加拿大举行首次八国集团与部分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后，这种模式几乎被固定下来，在每次八国集团峰会期间，都会有“会外会”，即在八国集团领导人的会议之外，还有八国集团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对话会。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观察家不看好八国集团的作用和发展前景，认为它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弱。然而，在南北对话会的框架下，八国集团仍然有其发挥作用的空间。2009年7月8日在意大利拉奎拉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及其南北对话会，就将应对金融危机作为首要的合作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对话会上，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首次发表共同宣言。决定在平等基础上将伙伴关系延续两年，并将其更名为“海利根达姆一拉奎拉进程”。

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进行的国际经济合作，应对金融危机固然是首要议题，但是合作领域并不仅限于应对危机，而是着眼于世界长期共同发展以及与发展密切相关的国际安全。就拿八国集团南北对话会来说，除了讨论应对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复苏外，各国领导人还围绕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国际贸易以及发展问题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问题进行沟通。

总的来看，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为国际社会加强各领域、各层面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而国际合作将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金砖四国合作

在应对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国际合作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即南北合作)固然深受关注，但是更受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即南南合作)。在南南合作中，最受关注的是金砖四国合作。

金砖四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国英文名称首个字母恰好与英文单词“砖BRIC”相似，高盛全球经济研究部主管吉姆·奥尼尔借用这种巧合，在2001年提出了“金砖四国”概念，因为这四国都是大国，总人口占世界42％，而且经济都快速发展。

2003年10月1日，高盛公司发表了一份题为《与BRICs一起梦想》的全球经济报告。高盛估计，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剧烈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俄罗斯。届时，现有的六大工业国将只剩下美国与日本。到2050年之前，金砖四国的GDP总量将超过目前掌握全球经济话语权的西方七国集团(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

“金砖四国”这一全新概念诞生后，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韩国总统卢武铉率领上百名重量级政商人士展开“金砖四国外交”；西方七国集团财长会议2005年首度邀请金砖四国代表列席。

与此同时，金砖四国自己也开始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种合作的力度进一步加大。

2008年5月14日至16日，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了首次“金砖四国”外长会议。会议期间四国外长就国际经济和金融状况、能源安全和环境问题、裁军和不扩散核武器问题、国际贸易以及国际组织改革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2008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四国外长会晤。2008年11月7日，四国在巴西举行首

次财政部长会议，呼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使之能够正确反映世界经济的新变化，争取在国际金融领域拥有更多的话语权。2009年3月14日，四国财长在英国会晤，就稳定国际金融体系、采取财政刺激措施拉动内需和反对保护主义等达成一致。

随着金砖四国合作的加强和全球合作应对金融危机努力的开展，国际社会对金砖四国参与救市的期望值上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09年6月16日，金砖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了首次正式会晤，从而使金砖四国合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一个新的国际合作机制浮出水面。在这次会晤中，四国领导人重点就国际金融危机及20国集团峰会进程、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发展援助、海利根达姆进程以及金砖四国对话的未来发展等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

金砖四国合作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首先，四国合作有利于推动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组织虽然有一些，但影响都比较有限。金砖四国合作机制如果发展顺利，会成为一个可与八国集团、20国集团相提并论的国际组织。金砖四国中有三个是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合作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提供示范。其次，四国合作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发展。四国处在不同区域，都有很强的发展潜力，而且各具优势，经济上有很强的互补性。四国合作肯定有利于四国自身的发展，同时也会带动各自所在区域的发展。最后，四国合作有助于推动世界格局的转变。四国都是当今世界的大国，其中俄罗斯和中国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印度和巴西也在致力于成为常任理事国。四国合作将进一步促进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由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美国与西方的权势将不可避免地因四国合作而进一步减弱。与此相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将进一步增大，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将进一步合理化。

三、国际经济合作面临诸多挑战

加强国际经济合作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必然选择，符合各国的根本利益，也适应了时代潮流。然而，由于当今世界还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而各主权国家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利益、价值观和政策上的差异。因此在对国际合作的认知和利益诉求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分歧，这无疑正制约着并将继续制约着国际合作的展开。

匹兹堡峰会指定20国集团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但是这势必会导致八国集团或七国集团影响力的下降，进而引起一些八国集团成员的抵制。比如欧盟国家，在八国集团中占有半壁江山，而在20国集团中则只占1/4，以20国集团为主要平台肯定意味着欧盟影响力的减弱。而美国力推20国集团发挥作用，则有借助发展中大国的力量同欧盟争夺国际经济合作主导权的谋划。当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肯定还将是20国集团内部博弈和斗争的一条主线。新版的“三国演义”已在20国集团内展开。

世人瞩目的金砖四国合作就更充满挑战。就目前来看，金砖四国合作的象征意义更大一些。将来发展前景如何。还要看四国的共同努力。在四国合作的道路上，存在着许多阻碍和制约因素。首先，四国之间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缺少战略互信。印度对中国崛起心存戒心：俄罗斯民间对中国也有排斥情绪。“中国威胁论”在这两国都有一定的市场。其次，四国的综合实力还比较有限。目前。四国的GDP仅占世界不到15％，而美国一家就占25％，欧盟27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西方仍然掌握着雄厚的科技实力，在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的研发上拥有明显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四国合作还不能取代各自同西方国家的合作，在相当长时间内，四国的主要经济合作伙伴仍然是西方发达国家。最后，四国同美国和西方都有相当密切的政治、战略关系，四国合作难免受到外部的干扰。比如：俄罗斯是八国集团成员；美印之间有核合作以及“最大民主国家与最强民主国家”的合作；巴西是美洲国家组织成员；俄印巴都是“民主共同体”成员；印度、巴西同日本、德国结成“四国联盟”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等。

金砖四国合作是南南合作的缩影。南南合作虽然不断进步，但困难仍然很多，面临的挑战仍然严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很难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声音。这一点与发达国家不同。发达国家有许多协调、合作机制。比如在军事上有北约和美日同盟，在政治上有西方七国集团，经济上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而发展中国家没有能包容全体成员的统一的组织或机制。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富裕起来后，利益诉求就接近发达国家，甚至参加发达国家的组织。有些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同西方发达国家有相近的理念，甚至实行相似的制度；在文化上同西方国家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在安全上更愿意接受西方大国的保护，反倒对周边的发展中大国持不信任态度；经济上同发达国家关系更为密切，接受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一些发展中国家之间还存在领土、宗教、种族等方面的纠纷，不仅时常引发它们之间的冲突，而且还为西方国家介入、干涉提供了机会。一些发展中国家还组成排他性的国际组织，比如，印度、巴西、南非三国外长于2003年6月在南非宣布成立三国对话论坛，被观察家称为是建立了由这三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组成的“三国集团”，志在成为“全球层面发展中国家发言人”，而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则因政治制度差异而很难加入到“三国集团”中来。总之，南南合作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

(本文责任编辑　李　红)

作者：刘建飞

第二篇：国际金融危机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

一、当今国际金融危机的两个重要特点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与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相比较，有一重大不同之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生的，从而使它具有两个重要特点：

1.风险或危机具有比过去更迅速的传导性。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通过经济的、贸易的、金融的、信息的网络把世界各地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把全球作为一个统一自由市场，有效的分配与再分配，使各地的资源优势得到充分的利用与发挥。这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最大好处。

但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与之俱来的弊端：经济全球化了，各种经济风险的传导机制也全球化。值得着重指出的是，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支重要生力军。金融业的蓬勃发展，特别是衍生品形成的虚拟经济的发展，会通过利率、汇率、股价、各种衍生品组成的金融网络，把一个国家的金融风险很快传导给其它国家或地区，也可以让一国的虚拟经济的风险扩散到本国或别国的实体经济。

2.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金融业，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的迅猛发展，造成了虚拟经济的迅猛成长，使资产价值加速虚拟化甚至“泡沫化”。据统计，2000年底全球虚拟经济的规模达到160万亿美元，而当年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只有30万亿美元，即虚拟经济的规模相当于实体经济的5倍。当时全球虚拟资本日平均流量高达1.5万亿美元以上，大约是全球日平均实际贸易额的50倍。这表明全球资金流动中只有2%用在国际贸易上，绝大部分资金流动均用在金融市场的资本竞逐上。在全球虚拟经济的发展中，美国自然居于首位。据统计，2007年美国GDP总量为13.84万亿美元，而美国股市总市值约为17.8万亿美元，该年美国金融机构杠杆负债率达到GDP的130%以上。

与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相比，可以说当时虚拟经济尚未形成，更谈不上迅猛发展。如果说，上世纪50-6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往往先发生于实体经济(生产过剩危机)而后引发金融危机(银行挤兑、银行倒闭)：而在此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则经济危机(或风险)往往先发生于金融业的虚拟经济，而后由金融危机引发了实体经济的危机，并扩散到别国或其它地区。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如此，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也如此。这次金融危机肇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很快扩散到欧洲，震撼了全球，酿成世界性金融危机，而且导致许多国家的实体经济也陷入严重衰退。

金融业及其衍生产品的发展必然营造出虚拟经济，它一方面“利”在拓宽了融资渠道，节约了融资成本，有助于实体经济进一步发展;然而，它的过度发展或任其自由发展，也会带来巨大金融风险，甚至酿成金融海啸或危机，其弊也确实令人“悚然”。所以，虚拟经济及其发展，是把“双刃剑”。我们既不能因其“利”而任其自流泛滥，也不能因其“弊”而扼堵窒息，特别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完善过程中，对金融市场化改革开放不应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而应对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源起有一个正确认识，对改善金融市场监管以及改革世界货币体系进行积极的探讨。

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需要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

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如何应对这种挑战?传统手段已经不够用了。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暴露了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不可克服的弊端即所谓严重“生产过剩危机”(“市场失灵”)，不得不求助于“国际干预”，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战后以来，西方国家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借助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虽未能消除周期性衰退，却使西方国家在长达半个世纪内避免了30年代大危机再度袭击。然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还只是在生产社会化条件下一国政府只关注本国的宏观经济调节，即在一国范围内实施“政府干预”。但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单靠各国致力于本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已不足以确保本国经济的稳定，更难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稳定。从70年代的石油危机到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从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到如今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都表明一个重要事实，一国经济的失衡或震荡会通过传导机制的作用而传导到邻国或更远;同样，境外的经济(或金融)的震荡也会传导或扩散到本国。例如，亚洲金融危机中，香港金融体系本来很健全，也遭到外来投机资金的冲击。既然如此，那么各国政府与人民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呢?新形势、新挑战需要有新的手段。

有人曾提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为了防止经济(或金融)及其在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传导，应实行超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为此有的人甚至谈论什么“世界政府”。我认为，所谓“世界政府”之说根本不现实，即使实行地区范围内的“超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即实行地区内统一的货币政府和财政政策，也不现实。以欧盟为例，经历了几十年的努力，欧盟才在上世纪90年代初建立了地区的“统一市场”，90年代末才确立了地区的中央银行和统一货币(欧元)政策，但迄今英国尚游离在“欧元”区、欧洲中央银行之外;至于欧盟地区统一的财政政策更谈不上。因为世界各地不仅有国别之分、主权与利益的分野，经济情况和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而且富国与穷国之间、南北之间在某些方面还有利害冲突。

那么，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下的经济(金融)风险，各国人民所能有的惟一选择，则是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也就是说，国际经济合作，应该从传统的以企业为主体的贸易合作、投资合作或技术合作，提升到政府层面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这是经济全球化在新世纪里的迫切需求，即以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的方式，履行地区范围内或全球范围内的宏观调节职能来实施“宏观调节国际化”或“政府干预国际化”。诚然，进行这种国际合作，必须以尊重各国主权、平等协商、互助互利为基本原则;只有在这些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这种国际合作才有生命力，才能成功。

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在平时应以经济(或金融)监管为重点，增强有关制度、政策、法规的透明度，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以防经济(金融)危机或风暴发生;一旦发生经济(或金融)危机或风暴，则重点应是如何联手应对和克服风暴。当亚洲金融风暴肆行时，我于1998年12月发表“经济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际化”一文(刊《宏观经济研究》创刊号)，呼吁金融监管政策方面的国际合作，后又发表“金融全球化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一文(刊《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9日)，提出这种宏观经济政

策的国际合作，可以从初级到高级稳步推进，可以从宏观经济政策对话和信息交流开始，增加彼此有关制度、政策、法规的透明度，进而举行政策磋商和政策协调，再而达成协议或采取共同行动。

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也有了多种形式。有双边的、如中国一美国官方高层经济对话机制;有地区的，如东亚地区10+3框架下财长会议;还有全球性的，如去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和今年4月20国首脑会议以及之前的财长、央行行长会议，讨论合作应对当前金融危机之事。还须指出：G20国家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85%，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3。它的活动具有全球意义。它最早成立于亚洲危机之后不久的1999年12月，一般属于对话性;但今年4月伦敦会议，其作用与性质有了显著提升，已就一系列重大决策达成了共识，其意义将是深远的，甚至是历史性的。

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中，无论是何种形式(双边、地区或全球的)，抑或何种等级(对话、磋商、政策协调、一致行动)，各国政府除了应维护本国的权益外，还应有一种“国际责任感”。所谓“国际责任感”，就是国际合作中，各国政府不仅要对本国人民的福祉负责，对本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负责，也要尊重合作伙伴、邻国或本地区人民的福祉，尊重他们经济稳定与发展的需要。至于一些经济强国或大国，发达国家和较发达国家，更应具有高度“国际责任感”，要对合作伙伴多释善意，多做贡献，必要时为顾全大局而不惜自己受损，切忌损人利己甚至以邻为壑。总之，“国际责任感”，是当代国际合作所赖以持久发展的道义准则之一，是经济全球化所要求的时代文明。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人民币面对巨大的贬值压力，中国政府表现出高度的国际责任感，宁可自己蒙受出口损失也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稳定地区金融局势做出了贡献，赢得了国际信任与尊重。在20国伦敦金融峰会上，大家表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货币贬值竞赛”，就是要求顾全大局，反对以邻为壑。人们有理由要求美国表现出更多的“国际责任感”，才能确保这次抗御国际金融危机国际合作取得成效。

三、联合国框架之外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

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实际上是实施地区的乃至全球的宏观经济调节，这是经济全球化所要求的。但这一要求，突破了传统的世界经济秩序和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框架。以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机构，是第二次大战后初期建立的国际合作组织。当初建立这些机构主要是帮助战后有困难的国家恢复和发展经济，后来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之间有明确分工，世界银行主要是给不发达国家提供项目建设的长期贷款，而国际货币基金则为出现外贸逆差而有支付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周转性的短期贷款。二者都没有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职能，不适应上世纪60-70年代后出现并日益强劲的经济全球化历史趋势的要求。要在区域内或世界范围内实现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合作，只能突破传统的国际秩序而在联合国框架外之外进行。为共同对应世界金融危机而召开的G20首脑会议，第一次是应美国前总统布什之邀在华盛顿(而不是联合国或华尔街所在地的纽约召开)，第二次是英国首相布朗做东道主在伦敦召开，均不是由联合国其所属机构主持召开的。会议主角是G20国首脑及部长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虽应邀出席，却作为被讨论的对象，由首脑们和部长们决定对IMF增资和扩大职能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条件应对金融危机的需要。这充分表明，传统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有关机构已不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需要有G20之类的新机制来进行。

其实，传统秩序和机构之无能为力和对新秩序和新机制的呼唤，早已显示。远的不讲，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美国利率上调导致美元汇率在1979-1984年间上升了60%，1985年国际汇率剧烈波动，迫使美、英、法、德、日五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旅馆(Plaza Hotel)召开紧急会议，并达成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使美元对其它主要货币有序地下调。这次重要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合作会议，竟然没有邀请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参加。我在广场协议之后两个月去国际货币基金履任，依然深感这两国际机构充满怨艾、失落及无奈的情绪。但我冷静一想，这两国际机构确实没有调节汇率的职能。第二年，1986年，上述五国增加了意大利和加拿大，由七国财长和行长在东京开会，决定每年定期就汇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货币增长率、利息率、失业率、财政赤字、外贸差额以及外汇储备状况等九大指标，进行监督、磋商和政府协调。这一来，七国集团的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便机制化、制度化了。后来，国际汇率市场多次出现巨大波动，七国财长和行长多次联手采取集体干预行动，取得成功。

七国集团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增加了俄罗斯而成为八国集团，但就宏观政策合作讲，起作用的还是七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但七国集团的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只是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或所谓“富国俱乐部”，未能反映近20多年来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球范围内产业转移促成发展中地区的经济兴起。发展中国家在世界GDP、全球贸易、全球资本流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愈来愈重要。亚洲金融危机后，由7国集团的发起于1999年成立20国集团，把一些重要发展中国家包括在内，当然20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也只是一种对话机制。当今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情况，迫使美英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不得不吸纳主要发展中国家而召开20国集团会议以及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就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进行对话、磋商和协调，20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所实现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要比七国集团更具有全球性的，而且会议的性质有了实质性的提升。

要着重指出的是，G20宏观经济政策合作跟G7一样实际上都是联合国框架之外的国际合作机制。它们不是由联合国召开或主持的，IMF虽被应邀出席，却成了被讨论的对象，而主角是与会各国的首脑或部长。20国首脑和部长们就宏观经济政策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协议。其中：一项1.1万亿美元的扶持计划，以恢复全球信贷和就业市场及经济增长;联手扩大财政支出，预计明年年底其总额将达5万亿美元;改造金融监管体系，对包括对冲基金在内的所有重要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建立全球一致性的监管框架，等等。这种全球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些重大决定是联合国所属的IMF和世界银行无法做

到的，而且对IMF的增资是由20国而不是由联合国提出和决定。如果说，七国集团的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机制，还只是意味着对旧世界秩序的一种“突破”，那么，20国集团伦敦所产生的机制，则意味着世界新秩序的孕育或胚胎。无怪乎英国《每日电讯报》4月3日头版报导采用如此醒目标题：“G20：布朗宣布世界新秩序”。四、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

宏观经济政策合作，从七国集团到20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如果20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也能制度化成为国际合作机制)，从欧盟到东盟和中日韩财长与央行行长制度化会议，都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为平抑危机、促进经济发展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尽管如此，但只要还保持以无约束的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就无法防止美元滥发、再度酿成像今天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一个以没有约束的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乃是这场国际危机的深层次的体制根源。无怪乎随着这场金融危机的发展，国际社会要求改革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愈来愈高。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由来已久，大体有两类主张：一是主张将旧体系“推倒重来”的激进主张，即立即彻底推倒布雷顿森林体系，包括目前一主多元格局，重构国际货币体系;二是主张“渐进式”改革。大多数主张“渐进式”改革，因为“推倒重来”会造成国际经济或金融重大波动，损失大;而主张“渐进式”改革者可分两类：一是美国虽口头上要求改革，但目的还力图保持“美元”的主导地位;多数是真想进行“改革”，他们不仅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欧元”的出现，就是打破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独霸地位，争取至少平起平坐地位的重大行动：此外，不仅英镑、日元也想保持甚至扩大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影响，而且俄罗斯的卢布、印度的卢比、中国的人民币也在加速国际化进程。自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种关于“改革”的建议，纷至沓来。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势在必行。为此，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选择好作为国际储备基础的本位币。虽然一个以不受约束的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这次金融危机的体制根源，但要想找到一个可以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基础的本位币，的确很困难。一则因为美国绝不轻易放弃美元的主导地位;二则更重要的是，正如英国《金融时报》3月25日发表评论说，“美元朝代尚未落幕，没有国家能取代美国主权信誉和实力。尽管俄罗斯主张摒弃由美元主宰的世界，但不妨看看，世界上有哪个投资者在这场危机中惊慌失措地把美元换成卢布吗?”因为美元之所以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不是任凭意愿，而且靠国家的经济实力。据日本《选择》月于0今年3月号发表文章说，欧元诞生十多年，曾一度咄咄逼人，可是去年秋季以来，欧元对美元、日元都大幅贬值。从目前情况看，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美元所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尚难以改变。

周小川行长在20国金融峰会前夕提出建立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这一建议立即得到“金融四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不过，这是作为改革的长期目标提出的，胡锦涛主席在G20金融高峰会议上讲，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要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显然，只有建立一个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才是全面的、彻底的。但这一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必是渐进的。在此之前，我们应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发展。目前，除了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外，俄、印也在推卢布、卢比国际化。我国也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央行与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尼、阿根廷等国央行及中国香港金管局签订了总额为6500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今年4月8日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4城市进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看来中国拟将沿着周边化、地区化、国际化等步骤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还应提及，国际社会还有一些人鼓吹“亚元”，如美国著名亚洲经济专家、卢杰斯大学教授杜达(M.J.Dutta)教授多年主张建立“亚元”，今年3月刚出版“亚洲经济及亚元”(Asian Economy and As-ian Money)一书。这一切表明国际货币多元化的趋势将越来越强劲。随着国际货币多元化日益发展，美元的主导地位将日益下降，一个与主权国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势将获得国际社会的认知。

2.加强金融监管，推进金融监管国际化。各国应扩大对本国金融监管范围，对所有金融机构(银行、证券、保险)、金融产品与衍生产品及金融市场实行全面监管，确保各金融市场之间监管信息通畅和信息共享，防范跨行业风险。

与此同时，推行金融监管国际化，即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应就金融监管合作的理念、原则和方式达成共识和做出承诺，形成有力的而又具有一致性的跨国(地区甚至全球的)监管合作机制，建立有效而又及时的信息共享机制、风险预警机制。

3.充分发挥G20创立的“金融稳定论坛(FSF)”及“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等新机制的作用，探索、创建一个崭新的国际货币新体系。G20伦敦会议虽为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但还有一些重大问题尚不明确和落实：有的重大议题虽已提出，但须长期探索。例如：(1)强化金融监管问题如何落实，是由各国分头进行，还是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就金融监管合作的理念、原则和方式达成共识，并形成统一的法规和规划以共同遵守?对各国执行金融监管如何进行监督?如何建立监督机制?(2)金融稳定论坛和金融稳定局是联合国框架之外的新形成的合作组织，它们如何与联合国已有的IMF、世界银行等金融合作机构进行合作和联系?如何加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合作机构(如1MF、世界银行等)中的话语权与表决权?如何改革这些机构中的游戏规则?如何赋予原有合作机构以新职能而在新国际金融秩序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即如何将新旧“两张皮”融为一体?(3)如何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一个与主权国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这个议题在G20伦敦会议期间虽曾提出，但须有较长时间逐步探索和推进。

至此可以说，G2金融峰会及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历史上第一次实行全球性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或国际化政府干预)应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而且标志着一个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孕育，并由此培育出或逐步构建出一个世界新秩序。正如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4月6日发表“一个更宏大的秩序走入视野”指出，“G20预示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取代旧秩序。”新加坡《联合早报》4月3日发表评论文章说，“世界新秩序从伦敦峰会开始”。创立或催生一个新型国际货币体系和一个世界新秩序，将是国际社会寄望于G20集团的历史使命。

作者：黄范章

第三篇：国际商法与国际经济法关系探讨

【摘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加快，国际经济贸易市场的繁荣，经济纠纷增多，国际经济、贸易法律关系日倾复杂。本文对国际商法和国际经济法的概念进行详细的分析、阐述，并对国际商法和国际经济法两者的法律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论述，对国际商法和国际经济法之间复杂多样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国际商法;国际经济法;关系

一、前言

如今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步划加快，国际经济贸易总量不断增多，经济纠纷更是频频出现。调整、规范各种国际经济交往的法律和条约相继完善，内容更加丰富，先产生国际法，后来产生国际商法，再后来陆续产生国际经济法。然而后产生的两个法，概念复杂且相互交错，人们容易混淆。随着国际法规的使用率增高，普及商法和经济法这两个国际法关系的必要性尤其重要。本文将从“什么是国际商法、什么是国际经济法、国际商法与国际经济法之间的联系、国际商法与国际经济法的区别”4方面将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商法的法律慨念进行阐述，对两者的法律关系进行一个比较、分析。达到普及国际法律知识，自觉执行国际经济法政策，自觉履行国际商法法规，减少国际经济贸易纠纷，促进国际经济次序健康发展。

二、国际商法

关于对国际商法概念的探讨，怎样弄懂国际商法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综合考察国内外学者、各种著作中对这个概念的解释与说明，多数学者认为国际商法的概念可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且听下文分解。

如今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步划加快，国际经济贸易总量不断增多，经济纠纷更是频频出现。调整、规范各种国际经济交往的法律和条约相继完善，内容更加丰富。国际商法，就是调整所有商务贸易主体在从事商务贸易活动中所形成的各种贸易关系、货币交换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换言之，国际商法是调整国际贸易商事活动中的规则、规范的总称。

1.从广义上看，国际商法是调整国际贸易商事活动中的规则、规范的总称。是调整各种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国际商事关系，是指某种商事关系，其主体不论是自然人、法人、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只要这种商务贸易关系的当事人来自(两个以上)不同的国家，或其所经营的商务贸易事项超越到他国国界的范围，这种关系就可以说是国际商事关系。用以调整这种关系的规则、规范，就属于广义国际商法的范畴。

2.从狭义上看，国际商法的调整对象是：除去国家和国际组织之外的，主体平等的商事组织和商务贸易交易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是一个正处在形成与发展中的法律部门。依据国际习惯，从事国际商务贸易事项交易活动的主体是公司、企业、个人(自然人)等，而不是国家、国际组织;它们之间的交易属于不同国家的，主体平等的主体之间的公平交易，而且是排除了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的交易。所以，在“国际商法”这一概念中.“国际”是指商事法律行为“跨越国界”的意思。不是指有国家或者国际组织参与。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还认为国际商法产生的时间，比国际经济法产生的时间要早，并且其发展的途径及意义也有所不同。

三、国际经济法

关于国际经济法的概念和范围，国际和国内的学说不一，总的来说，可归纳为广泛和狭窄的两种概念范围：

1.广义国际经济法

广义国际经济法的概念是：是调整自然(单个个体)人、企业法人、不同国家和不同国际经济组织在国际商务贸易交往过程中达成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则、规范的总称。调整对象：既调整国家之间、国际经济组织之间、国家与经济组织之间所发生的经济关系，也调整自然(单个个体)人、法人同国家、国际经济组织之间所产生形成的经济关系。换言之，广义国际经济法泛指调整国际经济交往的所有法律法规，其调整范围囊括一切关于超越国界，并与任何经济利益相关的商贸交易和商事交往的法律规则和制度。同时，国际经济法既调整国际商事贸易经济统制关系(纵向关系)，也调整国际商事贸易经济流转关系(横向关系)。国际经济法是法律科学多门类、跨学科、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独立学科。

2.狭义的国际经济法：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进行的商务贸易活动，所产生的经济关系，是狭义的国际经济法慨念的基本含义。主体只限于国家、国际组织，不包括自然(个体)人与企业法人。狭义的国际经济关系仅指国家、国际组织间的经济关系。

一般所说的国际经济法是指广义的、所调整的是广义的国际经济关系。

四、国际商法与国际经济法之间的联系

1.两者的调整对象都含有国际因素。

从两者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调整对象的“跨国性”是两者共有的特点。对象的“跨国性”是指所调整的对象都来自不同的国家这是两者相通点。作为调整两者的法律法规则一定会涉及到不同国家，涉及到不同国家的经济实体及相关的企业，因此，也就必定会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的经济、政治及社会利益。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制定或参与制定相关的国际条例及规范时就要充分考虑各国的利益，遵循国家主权、平等互利。

2.两者具有相同的法律渊源

两者在法律渊源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法律渊源是指具有不同来源、具有不同法律效力的法的外在表现形式。之所说两者在法律渊源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是因为国际商法与国际经济法的法律渊源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一些国际条约及国际商业惯例、案例。

下面我们举例来看一下两者在法律渊源上的联系：

国际商法的法律渊源是指国际商法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国际商事条约，这是各国缔结的有关国际商事的国际条约或公约，在国际商法中，很多具有约束性的条款直接来源于各国缔结的条约、公约;

(2)国际商事惯例，这是指在国际商事的交往中，长期形成的并被普遍遵守的一些商事原则和规则，这是国际商法的重要渊源，对国际商法的起源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3)国内立法，这是在国际商事条约或惯例不能调整的情况下的一个补充，是指各国有关调整本国对外经贸关系方面的法律、法规、条例、决议等。

国际经济法的法律渊源是指主权国家适用的法律规则及这些规则的来源，所以，国际经济法的法律渊源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国际条约，这包括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

(2)国际商业惯例，这跟国际商法中的国际商事惯例一样，同样是长期形成的，普遍为人们所习惯的一贯做法;

(3)国内立法，与国际商法的国内立法一样，同样是国家对有关对外经贸的法律、法规、条例、决议等的相关规定;

(4)国际组织决议，国际商法渊源里并没有写入这一个，但是细心想一下，有的直接就是从国际组织的决议引进来的，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对电子商务的相关决议，被引进国际电子商务及其相关法律。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国际商法和国际经济法在法律渊源上的相似之处。

3.两者同属于一个法律体系。

我们所说的国际法律体系除了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法，还应该包括国际商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3个部门法。从这个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国际商法与国际经济法明显就属于同一个法律体系，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五、国际商法与国际经济法的区别

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两者既是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作为两个不同的法律部门，如果两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所调整的对象及相关关系没有区别的话就没有必要专门开设两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因此，我们来讨论一下它们之间的不同，而且，它们之间的不同可以说是本质上的不同。

1.两者的基本原则不同。

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1)国家对本国自然资源永远享有主权;(2)经济合作互助共同发展;(3)平等互利公平公正。这些原则充分体现了必须在尊重主权的基础上进行国际经济交往。

国际商法的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公平与公正。可见两者各自的侧重点不同，这也就是区别两者的重要标志之一。

2.两者的主体不同。

国际商法的主体是：一是指特殊的国际商事主体——国家;二是指一般的国际商事主体——国际商事组织。然而，国际经济法的主体：除了一般的商事机构、组织外，还包括国家和国际组织，主体更加广泛。所以，就两者的主体我们可以看出，国际商法与国际经济法在国际经济领域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3.两者所调整的对象不同。

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不仅包括平等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如国际货物买卖关系、国际货物运输关系，还包括国家或国际组织对经济活动的管理与管制关系，如国家在外汇管制、国际税收方面等方面的管制正是体现了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除了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还包括政府的管理及管制活动;而国际商法所调整的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所进行的商事活动而形成的国际商事关系。

4.在调整方法上，两者存在着不同之处。

对于这一点，我们先来看一下，商法注重“意思自治原则”，经济法则强调“国家统治原则”。我们可以从国际商法的相关内容可以得知这一调整方法，例如国际商事代理法、国际货物买卖法、国际货物运输法等都很容易体现调整方法是维持“意思自治原则”。但是，国际经济法的调整方法就与国际商法不大一样，虽然部分法律在某些方面与国际商法相似，例如国际货物贸易法、国际服务贸易法等，但是更多的是侧重了“国家统治原则”与“政府管制原则”，例如国际税法、政府管理贸易的法律与制度等，无不体现了国际经济不在调整方法上与国际商法的不同。

5.两者基本原则上的不同也就间接地决定法律属性上的不同

同样的，我们也先来看一下传统意义上两者在法律属性方面有何异同。商法属于私法，经济法属于公法;商法主张以平等主体为本位，经济法以国家为本位;商法主张以任意规范为主;经济法则以国家强制性规范为主。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清淅的印证了上面两者在调整方法上的不一样，私法侧重的是意思自治，而公法是以国家的统治与管制为主。所以，两者的法律属性上的不同也就可以得知了。

六、讨论

综上所述，国际商法与国际经济法调整的法律关系都是具有“跨国性”的涉外经济法律关系，国际商法所调整的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所进行的商事活动而形成的国际商事关系。国际经济法所调整的对象除了一般的商事组织的商事关系外，还包括国家和国际组织、政府的管理及管制活动。我们对这两个法的法律慨念进行详细阐述，对两者的法律关系进行一个比较、分析，不难看出国际商法与国际经济法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认清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对我们知法、懂法、用法乃至我们做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只有这样，我们企业和国家才能在国际交往中维护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邬伟杰. 浅谈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关系[J]. 学理论，2014，01：125-126.

[2]宋阳，穆凯盈. 对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关系的再思考[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2：189-194.

[3]许昊迪. 国际商法与国际经济法关系探讨[J]. 现代商贸工业，2012，18：144.

[4]曹亚春. 论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商法的学科界限[J]. 山西青年，2016，02：217.

[5]高凌飞. 论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关系[J]. 法制博览，2015，31：225.

作者简介：

李路祎(1995—)，女，汉族，重庆市垫江县，法学本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研究方向：国经济经济法、商法。

作者：李路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