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合作途径论文

[摘要]随着区域经济合作在全球的展开，国内的区域合作规模不断扩大。京津冀作为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代表，由于存在诸多的原因而未能发挥其作为中国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的作用。因此，分析京津冀经济合作困境及其原因，并探讨其未来发展的路径，对实现此区域更好的经济合作有着重要意义。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区域经济合作途径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区域经济合作途径论文 篇1：

泛北部湾文化参与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意义与途径

［摘要］文章论述中国与东盟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认同理念和文化形态，提出泛北部湾文化概念；进而提出应当发掘泛北部湾文化蕴含的文化力以推动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实施路径是：发掘文化产业资源，开发文化产业项目，打造文化经济形态。

［关键词］ 泛北部湾文化；中国—东盟；文化力；文化产业

［作者简介］李建平，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沿海企业与科技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研究方向：区域文化、文化产业。南宁，530022

［

自2001年11月第五次东盟和中国领导人会议议定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步伐不断加快。2005年12月12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出席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年度会议时提出把交通、能源、文化、旅游和公共卫生确定为双方新的五大重点合作领域。文化正式作为合作专项，提升了双方合作层次。开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文化问题研究，已成为实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任务之一。

一、中国与东盟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认同理念和文化形态

（一）中国—东盟区域认同意识的强化

中国和东盟各成员国虽然是近邻，但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各自在对外关系上的联系不算十分紧密。这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上半叶里，东盟的大部分国家当时分别处于英、法、日、美和西班牙等國的殖民统治之下，中国也长期处于内战和反抗日本侵略军的战争之中，国家关系主要面向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60～70年代以后，世界性现代化进程加快，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统治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面临共同的发展问题，区域性合作发展推动了中国—东盟区域认同意识的形成与强化。1967年，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等5国联合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1984年文莱加入；1995～1999年，越南等4国加入；2001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开始与东盟国家经济合作；2003年10月，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国与东盟开始国家政治合作以及社会、安全、国际和地区事务的全方位合作。至此，中国与东盟在“促进本地区国家间的和平与稳定”，“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把东南亚国家建设成一个繁荣、和平的社会”等方面，形成了相同的区域性认同，并紧密联系在一起，结成“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这种区域认同意识的强化，自然是跟地理的、时代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相关，但更重要的是有文化认同的维系。没有文化的认同，区域性认同是不完整的，也不会坚牢。长期以来，中国与东盟多国共存的文化理念是区域性认同和区域性联盟形成的基石。

（二）文化认同理念下的三种文化形态

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交往最早可溯自1000多年前。由于民族起源、文化交流、历史承传和风习濡染等原因，中国与东盟各国也形成了一些跨国界多民族所共具的文化形态与文化认同理念，如华人文化、儒家文化、汉字文化等。这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笔者在2006年9月出席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合作发展论坛作的主题发言将其归纳为那文化、儒佛文化、华人文化三种 。三种文化及其文化认同理念，涉及中国与东盟的大部分国家，在这些国家的文化观念上获得普遍的认同。文化认同理念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互动的重要基础。

（三）泛北部湾文化的特征

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各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多样与多彩的民族文化，共同构成了亚洲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绚丽景观。在中国与东盟各国结成区域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中，伴随着一种区域性文化，这就是泛北部湾文化。

1.泛北部湾文化是中国南方环北部湾地区与东南亚国家一体化合作发展的跨国性的区域文化

泛北部湾文化是以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与东南亚构成的泛北部湾区域的文化，涉及中国与东盟共11个国家、几百个民族、数亿人口，是东亚文化圈中的一个亚文化圈。

2.泛北部湾文化是多元型文化

以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与东南亚构成的泛北部湾区域，包含有中华（儒家）文化、印度（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东南亚土著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区域。泛北部湾文化又具有较大的共同性或类似性。泛北部湾地区是中华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伊斯兰文化圈交会之地。在上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上述的多元文化在泛北部湾区域的传播中相互渗透、互相影响，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中各自的面貌都有改变，各自的文化中都包含了其他文化的因子。比如，佛教文化传到中国后，形成了与印度佛教不同的中华佛教。伊斯兰文化在东南亚国家中，由于受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的影响，其形态与在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文化也很不一样，伊斯兰文化在东南亚的形态虽然基本教义的精神不变，但文化形态和一些教义解释已有不同。这种具有许多文化共同性的文化多元，产生了泛北部湾文化的特色，即多元的风貌、和谐的内涵、发展的价值观和民族特色。

3.泛北部湾文化是以那文化、儒佛文化、华人文化三种文化形态和文化理念为核心和纽带的区域性认同的文化

泛北部湾文化的多元性中又包含有共同性，这尤其表现在中国与东盟多国共同具有区域认同的文化形态，即那文化、儒佛文化、华人文化三种文化。那文化、儒佛文化、华人文化三种文化形态在东南亚大多数国家盛行。例如，中国壮族、傣族、布依族和越南、泰国、老挝、缅甸、印度的近20个民族有亲缘关系，共同构成的以水稻耕作制度为核心的 “那”文化（又称稻作文化），体现在泛北部湾区域多国多民族长期形成的生产制度、家庭制度、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以及语言、地名等多方面，是包含跨国界多民族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形态，涉及约1亿人口。而包含中国儒家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的儒佛文化，传入东南亚的地域以中南半岛5国和新加坡为主，连同中国南部沿海地区，涉及人口达数亿，若连同日本、朝鲜和韩国，覆盖面更广。华人文化更是涉及东南亚各国，目前全球各国的华人有将近3000万，其中90%集中在东盟10国，人口总数约为2500万人。尤其重要的是，华人经济在东南亚国家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华人文化影响广泛，大大超出本身的2000多万人口的范围。因而可以说，那文化、儒佛文化、华人文化三种文化形态和文化理念是泛北部湾文化的核心，并成为中国—东盟区域性认同的文化的纽带。

二、以文化认同理念发掘泛北部湾文化生产力是当务之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既是经济合作，也是战略合作，中国—东盟区域合作发展离不开文化力的参与和推动。

（一）世界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来自文化的参与

在当今世界政治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国际势力间的军备竞赛、政治霸权的竞争，正在演变为文化霸权的竞争。文化力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大小的标志之一。文化产业是文化力的重要构成成分，它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成为支柱产业。当今的经济，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与传统工业经济本质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构成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知识而不是资本。知识和信息，即文化，替代了资本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创新，是资本扩张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调查，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近10年里“新经济”增长的动力，有2/3是来自创新。

什么是创新？有学者将当代的创新特征概括为9种：理念创新、制度创新、人才创新、知识创新、网络创新、技术创新、投资创新、经营创新、企业文化创新 。每一种创新，其实都是文化力的体现。

（二）文化力对区域合作发展的巨大作用

文化力是一种凝聚力。共同的文化理念能凝聚起相同文化基因的人们共同朝着一个目标努力，汇聚起巨大的开发力、变革力。这对于区域合作中整合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源，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文化力是导向力。文化代表人类生存的智慧，对未来发展有重要的引导性意义。中国—东盟区域认同和区域合作发展，是中华文化与东南亚文化智慧在当代的升华。泛北部湾文化就是这种文化智慧升华的结晶。它将引导中国与东盟各国实现“本地区国家间的和平与稳定”、 “把东南亚国家建设成一个繁荣、和平的社会”的目标。

文化力是辐射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文化对经济的辐射，改变了人类的进程。这在几百年前欧洲开始的工业革命中尤其看得清楚。当代高科技的发展，又使人类的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变革，人类开始了信息工业时代。

文化力是精神力，也是物质力。文化不仅仅是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也具有属于经济基础的物质力。过去，文化仅仅在思想引导和精神支柱上体现自身的社会价值，今天，文化价值已由精神裂变为物质，成为具有精神和物质两重属性的东西。文化产业的出现，使人们看到了文化确实在变为实实在在的物质资产。一幅名画可以卖到几千万元。几年前，毕加索的一幅油画《手臂交叉的女郎》拍卖价达到了5560萬美元，而这仅仅是当时世界排名第五的名画价格。专利、著作权、商标品牌、技术标准、互联网域名等等，都是实实实在在的资产。

（三）以文化认同理念发掘泛北部湾文化生产力

1.发掘资源与市场

通过中国—东盟区域认同文化理念，可以发现，泛北部湾区域不仅有宽阔的地域、众多的人口、还有丰富的资源，并正在孕育成巨大的市场。

2.开拓文化产业经营空间

通过中国—东盟区域认同文化理念，可以发现，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文化产业有着巨大的经营空间。2006年9月18～19日在中国南宁召开的“首届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坛”，来自中国和东盟10个国家的文化官员、文化产业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就中国和东盟各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合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对 “文化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达成了普遍共识。在论坛闭幕式上，各国代表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坛南宁宣言》。宣言认为，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能够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文化产业将成为中国和东盟各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对推动各国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和东盟各国在地理上相邻，拥有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文化资源，同时拥有不断增长、潜力巨大的文化消费空间，这是各国合作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坚实基础。由此可知，泛北部湾文化孕育了巨大的产业经营空间。

3.容纳丰富的文化产业项目

通过中国—东盟区域认同文化理念，可以发现，中国与东盟区域合作可以容纳丰富的文化产业项目。笔者在2006年9月出席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合作发展论坛作的主题发言中，对开发那文化、儒佛文化、华人文化的文化产业项目提出了初步的意见 。

三、以泛北部湾文化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实施途径

（一）传播泛北部湾文化理念，促成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文化认同和经贸合作

泛北部湾文化是中国—东盟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利益基础上聚合而成的文化形态，包容了中国—东盟各国寻求合作发展的利益方向，即和平与发展，目标是使这一地区的国家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人民享有富裕文明安宁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中国与东盟宣布在2010年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实现这一发展目标的经济行动，而要真正建立起这一自由贸易区，那就不是仅仅有经济贸易的合作就能实现的，它必须有文化做支撑。因而，首先要传播体现中国—东盟区域国家利益的泛北部湾文化理念，让这一区域文化认同理念在中国—东盟区域内得到普遍的认同和接受，才能转化为经济贸易活动中的推动力和润滑剂，产生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国家利益。

文化的作用就在于，文化不仅有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也有参与经济结构的物质力，还有保证经济活动安全、持续、高效发展的引导力。正是由于泛北部湾区域的文化认同理念传播，改变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利益观念，形成合作发展，共创未来的中国—东盟区域利益需求。

（二）联合开发泛北部湾文化圈的文化资源，以项目开发为依托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并延伸相关产业

笔者在《文化认同理念与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合作发展》 里已列出了合作发展文化产业的一些具体项目和实施途径，这里不再赘述。在实践中，广西的文化产业发展探索出5种延伸产业方式，值得关注：

1.演艺产业促进文化与经济互动

柳州市演艺剧团举办“金嗓子杯”鱼峰歌圩、“长虹世纪杯”首届社区文艺会演、“宏华杯”家家乐家庭文艺会演等全市性大型社区文化活动，通过企业赞助解决活动经费，争取到金嗓子公司、长虹房产开发公司、宏华公司等企业赞助开展演艺活动，观众达21万人，又为企业树立了品牌。

2.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结合产生效益

柳州市文化保护与旅游产业结合，对文物资源经过修缮，形成柳州市东门城楼、柳侯祠、胡志明旧居、桂南会战检讨会旧址、抗战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纪念馆、乐群社、美国飞虎队旧址、白莲洞古人类遗址等文化旅游产业景观，吸引游人18.4万人。贺州市文化局通过对沙田龙井村居民风景点、浮山风景点的投资吸引电视连续剧《酒是故乡醇》、《围屋里的女人》选景拍摄，提高景点的知名度，又引来桂林、广东等地旅游投资者投资建设，当地村民旅游收入明显提高。百色市培育品牌，发展旅游和产业，通过右江河谷沿线的“三月三”壮族歌圩，那坡县的黑衣壮歌演唱，隆林县德峨乡的苗族跳坡节活动、大树脚“五月河”民族风情歌舞，靖西县的壮族抛绣球活动，给当地的旅游及经济活动带来了比较大的积极影响。防城港市推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哈节”吸引汇集越南、北海、钦州等地的歌手，开展中越河界对歌交流，促进当地经济商贸的交往。

3.发展商业演出业

柳州市演出市场培育，各专业剧团级团到福建、广东、湖南等地进行演出，几年里演出530场。引进中央民族乐团、中央民族歌舞团及朝鲜血海歌舞团等25个演出团体，共演出79场，观众12万人，收益40万元。广西演出公司开拓演出市场，策划经营新疆歌舞团大型歌舞《天山欢歌》在广西、云南等地演出17场，观众达11万人次，收入43.33万元。梧州市粤剧团在完成上级布置的宣传演出任务的同时，大力发展艺术生产经营，在剩余的7个月的时间里在广西、广东进行商业演出129场。玉林市全市各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商业性演出906场。玉林市杂技团到新加坡等国进行演出，2004年到福建等地演出153场，观众17万人次，收入18万元；市粤剧团到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演出127场，歌舞团赴香港参加回归五周年巡演，演出126场，观众28万人次，收入82.8万元 。几年来来宾市在桂林“乐满地”、杭州千岛湖、徐州森林公园等地商业演出4000多场，观众40多万人次。桂林市杂技团赴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商业演出获得经济效益。引进国外演出人员与团体为游客商业演出1000场。组织艺术团体赴香港商业演出13场。

4.利用文化产业脱贫致富

灵山县文体局先后在县城和19个镇、5个村建成乡村电子信息馆，全县各级电子信息馆共有365台微机，各种科技、文化、影视光盘3万多张，已接受群众上网查询信息800多人次，并有光盘和图书出租，初步形成县、镇、村三级电子住处服务网络，为实现富民兴县，推动当地经济快速发展起积极作用。通过网上上信息，农民的市场意识和种养结构自觉性得到了增强。那隆镇灵二村村民骆佐葵、张平香通过上网浏览，获悉海南省琼中市急需大量优质荔枝、龙眼果苗和深圳市龙岗区大棚镇需要美化绿化风景树的信息，马上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对方，双方很快达成供求合约。仅两个月，向海南省琼中市销售了优质果苗320万株，向深圳销售近万株荔枝、龙眼树销售收入达400万元。三海镇十里村委农民梁作奎，通过网上查询到广东空心菜籽需求量大、价格看好，结果每亩收入3000多元，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村里有38户农户种植空心菜，收到较好的经济效益。

5.文化产业与节庆会展结合

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是最成功的例子。几年来，南宁的会展经济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该节已和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海国际艺术节一样，成为我国著名的3个国际性艺术节之一，蜚声海内外。

（三）借助泛北部湾文化打造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形态——文化经济形态，提升产业层次、形态结构和经济效益

上世纪90年代，未来学家托夫勒的一本著作《权力的转移》传来中国，书中说到了人类社会的权力经历了由暴力到资本到知识的转移过程。如今，世界正如托夫勒所描绘的，由资本权力时代进入了知识权力时代、文化权力时代。信息社会靠文化力，靠智慧和创新。

在信息时代，资本的性质发生变化。知识是所有生产者共同具有。这就打破了过去以暴力和强权垄断人类共有资源发展经济的经济增长模式，而形成了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即文化經济，创新成为经营者的首要素质。

借助泛北部湾文化，可以打造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形态——文化经济形态，即以知识创新为生产经营核心的产业形态。在文化经济产业中，智力附加值在产品价格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构成利润的重心。这种高附加值是以高技术为基础的，但同时又有高技术的应用和服务。这里的“应用”和“服务”，显然，就是文化。科技与文化成为经济生产的主角而形成文化经济。文化经济由此提升了产业层次、产业形态、产业结构和经济效益。借助泛北部湾文化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新形态——文化经济形态，可以帮助中国和东盟地区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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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潘琦.广西环北部湾文化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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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覃洁贞.文化认同：环北部湾经济圈经济合作的重要环节［J］,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1）.

［6］李建平.新经济进程中的文化力竞争［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0,（6）-2001,（1）.

作者：李建平

区域经济合作途径论文 篇2：

试论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困境及路径选择

[摘要]随着区域经济合作在全球的展开，国内的区域合作规模不断扩大。京津冀作为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代表，由于存在诸多的原因而未能发挥其作为中国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的作用。因此，分析京津冀经济合作困境及其原因，并探讨其未来发展的路径，对实现此区域更好的经济合作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京津冀；合作；困境；路径

The Plight and Path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Wang Haiwen1,2

(1.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2.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6)

Key words: Beijing-Tianjin-Hebei; cooperation; plight; path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区域合作规模不断增大，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为代表，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先发地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进程迅速，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并推动区域一体化不断向前发展，基本形成了区域互动的良性循环。作为中国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京津冀地区相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而言发展进程比较缓慢，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距。因此，揭示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困境，分析导致这种状况的多层次原因，探索一条适合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道路，对实现本区域经济良性循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区域经济合作的背景与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困境

区域经济合作就是指按照自然地域经济的内在联系、商品流向、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需要而形成为区域经济的联合体。它同时是建立在区域分工与协作基础上，通过生产要素的区域流动，推动区域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过程。其目的从根本上说，就是通过行政力量基于对市场规范的共识，扫除行政壁垒，促进区域内部要素的流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组织，即区域经济共同体。区域政府经济合作与经济全球化并驾齐驱，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抗拒的潮流，并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1980—2005年间，主要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国际贸易整体实力明显增强，绝大多数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年平均出口增长率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对外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加入WTO之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中国在积极融入世界经济的同时，国内区域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区域合作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规模不断增大，形成了像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城市圈等重要的经济区域。区域间合作有助于打造区域经济增长的内核，构筑区域经济的经济增长极，加速区域经济板块的形成，进而提升和带动整个大区域甚至全国的综合竞争力。

京津冀区域在历史上就是一个联系比较紧密的发达地区和政治、军事重地。京津冀同属于环渤海经济圈，地缘、人缘、业缘具有天然联系。改革开放以来，在产业、基础设施、环境保护方面已有一定程度的合作，但这种合作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相比还处于初级发展，还存在诸多的合作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区域合作意识不强。现阶段区域竞争的观念要远远强于区域合作的意识，合作意识没有成为地方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自觉选择。各地区都未能站在区域整体共同发展的高度来沟通与合作。第二，区域合作组织形式松散，协调机制和决策机制的制度化程度相对较低，属于一种倡导式的磋商机制，限制了区域内各地方政府间的深度合作。当前京津冀区域政府协调机制的形式仅限于首长联席会、协调会和合作论坛，如2004年，《“2·12”廊坊共识》、《“5·12”北京倡议》、《“6·26”廊坊框架》，利益一致的大的合作没有启动，有关大项目尚待进一步磋商。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京津水源保护区、京承高速公路、大型旅游项目、大型绿化工程、大型能源和原材料基地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大项目。三方或双方有的尚未达成共识，有的联合谋划不够。第三，区域内各政府间缺乏统一的合作战略规划，区域之间没有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导致各自为政。基础设施重复建设、争资源等矛盾突出。另外，区域内主要城市角色和功能定位模糊，缺乏整体合作的理念与合力。长期以来，城市群内部，尤其是京津之间的关系比较模糊，京津对河北的辐射带动作用不足。由于京津冀各自的整体优势在区域内不太明显，还难以形成“龙头带动区域”的基本格局。第四，针对当前相对于地方政府间自发合作机制迅速发展而言，中央政府的相关改革明显滞后，未能在立宪层次上积极进行市场化导向的制度创新，打破区域合作的体制障碍，为区域政府间合作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二、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困境的成因分析

关于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困境的分析，在理论上既是“典型的集体行动难题”，也存在“囚徒博弈的困境”。在实践中则表现为各地方政府都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没有真正从区域长期协调发展的高度出发，认真研究各方利益的共同点，探寻合作的可能与途径，而往往都从自身短期的、局部的利益和需要出发，致使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合作很难深入和富有成效。笔者试图从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的理论视角去剖析区域经济合作困境的成因。

1．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利益是一切政治行为、经济行为的动力。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困境的的根本原因也源自于利益。第一，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困境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各地方政府之间共同利益与地方利益的矛盾。就区域经济合作来说，促进共同的利益是推动地方政府走向经济合作的根本原因。在实践中如何整合不同地方政府的现实要求来谋求彼此之间的合作进而达到满足彼此需求之目的，是合作中地方政府难以理性权衡的问题。一方面，区域公共问题如水资源分配与管理问题、交通问题、能源问题、环境保护与公共卫生问题等，推动了区域内地方政府自觉地走向合作。另一方面，作为地方利益代表的地方政府，具有追求自身管辖行政范围内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强烈动机。在各地方政府都同时拥有可利用行政权力来为本地谋利而又没有有效约束或协调机制的情况下，任何放弃使用这种权力的地方政府都会处在一种相对不利的境遇之中，各地方政府竞相利用行政权力来试图使本地利益最大化。这使得区域内公共利益与地方利益产生矛盾，致使区域经济合作难以深入。第二，由利益而引申出来的地方政府政绩评估指标体系的局限性是导致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困境的重要原因。因为能否获得本地利益的最大化，是政绩考核的最主要的指标。这一导向使得京津冀各地方政府忽视区域的共同利益而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唯地方经济增长的考核体系难以产生区域经济合作的真正动力。在这种政绩考核体制下，上级组织为了完成经济赶超任务和各项指标，利用行政权力通过层层分解和量化的方式，给下级组织下达任务和指标，并以完成任务和指标的实际状况作为政府绩效、官员政绩评价和奖惩的直接依据。这就使得大量官员心目中都将追求高速增长作为自己工作的目标和动力，由此导致地方政府官员注重改善当地经济条件，提高当地生活水平，得到当地百姓认同和爱戴的为官之道，也强化了地方干部谋求地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动机。

2．从行政管理的视角分析，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困境还在于行政区划的障碍与中央政府的制度滞后。第一，行政区划上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区划与行政区划的不一致；二是行政边界与市政公共设施服务空间的不一致。就前者而言，经济区更多地是着眼于产业布局划界，较少考虑不同行政区的特殊利益和区际间的利益矛盾，但经济区发展政策又恰恰是由具体的行政区来落实执行的。这要求对经济区内部省级区际关系进行高层次协调。就后者而言，城市政府具有生产与提供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理想的城市政府行政边界，应当大体上与公共设施的自然边界相符。第二，缺乏超越于区域政府之上的中央政府的制度支持，致使当前区域政府合作的协调机制和组织形式都处于一种非制度化的状态。当前区域政府合作组织主要采用跨区域联席会、沟通会或者区域领导人高层会议的形式，更多带有象征性的宣示意义。这种较为松散的非功能性的组织机构，由于缺乏跨区域的行政权威，很难实现区域内跨越行政区界限或功能区界限的更大范围的公共服务合作。协调结果的实施效果也难以保证。但若为保证组织的权威性而设置一个跨行政区的正式区域政府合作组织，又会牵涉到更多的问题，如一个层级政府的设置问题、与上下层级政府关系问题、行政成本问题等等。而且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也找不到依归，因而组建跨区域的政府实体组织不具备现实可行性。而在区域政府合作中，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与区域合作相关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在制约地方保护主义和打破区域市场分割方面，缺乏法律法规的强有力的制度支持。而且在地方政府之间如何发展对等关系、各地方政府在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区域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等方面也找不到相关的法律依据。这就不能给区域内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提供一个科学有效的框架，不能为打破地方分割实现各地方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和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三、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路径探索

1．构建以利益共同点为基础的协调机制，实现双赢与共进。区域利益结构共同点是区域经济合作的根本动力。利益关系是政府间关系中最根本、最实质的关系。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强调的是不同地方之间的合作能够创造额外的价值。这个价值的分配要体现不同参与者各自的利益，才能建立信任关系，才能使今后的合作创造出更多价值。如果在利益分配时不考虑对方的因素，就会失去合作的互信基础，从而长期失去创造共同价值的可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由于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以追求地方利益为目标，往往只具备个体理性而忽视集体理性。并且由于相关制度供给不足，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地方政府间在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时的矛盾与冲突，从而导致利益主体之间合作的失败。构建以利益共同点为基础的协调机制、创新区域财税体制、区域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利于在平等、互利、协作的前提下实现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转移，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这样，行政区划就不会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障碍。“显而易见的利益”不会因为“显而易见的吃亏”而变成“不容易办到的事情”，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变得更加稳固。

2．实施科学的政绩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增强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动性与自觉性。在现有政绩评价体系下，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状况往往直接决定该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晋升和经济收益。如果官员政绩评价体系中区域经济发展的权重比较低，在官员晋升和经济激励上缺乏应有的保障，就会出现地方官员为了自己所属地区利益最大化而忽视全局利益，从而导致地方政府间的不良竞争和利益矛盾，重复建设、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市场分割盛行。为此，必须实施科学的地方官员评价体系，并以此为引导，推动各地方政府实现区域经济合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这就需要做到以下两点。第一，建立科学的政绩评价指标。这个指标应该包含所属区域的发展指标和区域共同发展指标，应包括具体的如经济数量、增长速度、社会效益和环境保护等具体可量化的指标，并设定合适的权重。第二，在目前以行政区为被考核单位考核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增加由中央政府为考核主体、以经济圈为被考核单位的考核制度。这样才能使各地方政府不是仅仅着眼于本区的发展，而是更加注重通过区域的优势互补来共同促进本区域的发展。

3．加强区域合作机制的制度化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稳定性与长期性。建立有效的区域合作载体和完善的区域合作规则是实现区域经济合作稳定性的保障。对于京津冀区域来讲，需要中央政府创立权威性的机构“京津冀区域协调管理委员会”，统一处理京津冀区域关于政策、规划、区域划分和协调各地区利益主体的关系。还需要在区域内部建立跨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构，主要负责组织协调实施跨行政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战略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以及统一区域规划本区域的长远经济发展规划等区域公共事务。还有就是要鼓励建立跨行政区的民间组织，如京津冀三省市政协经济委员会也联手搭建起“区域经济发展论坛”和其他形式的委员会，成为京津冀区域政府决策的咨询参谋机构。另外，区域经济内必须要制定一个各地共同遵守的合作规则或区域公约。它既可以为合作行为提供足够的激励，又可以对不遵守者予以充分的惩罚，从而在区域内以正规的形式发挥作用并被强制执行，以强化地方政府调控政策的规范化和法制化，为京津冀区域合作的稳定性和长期性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陈剩勇,马斌.区域间政府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J].政治学研究,2004,(1):24-34.

[2]郭茜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政府行为分析[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3,(6):61-65.

[3]王育春.区域政府经济合作的背景分析与相关理论研究[J].集团经济研究,2006,(12上):18-19.

[4]李娟.政府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作用[J].科技与管理,2007,(4):26-28.

[5]蔡岚.区域政府合作中的难题及其求解[J].前沿,2006,(10):137-139.

[6]杨连云,石亚碧.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思考[J].河北学刊,2006,(4):74-80.

[责任编辑：袁春艳]

作者：王海稳

区域经济合作途径论文 篇3：

我国多边外向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摘 要] 对区域经济合作效益的追求，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寻求加入多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扩展区域合作空间。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扩展不是越快越好，而应该是一个适度控制下的分阶段逐步推进的过程。中国在参与多边外向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应逐步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适时选择合作对象、分阶段逐步推进空间扩展。

[关键词] 区域经济合作 多边外向空间扩展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通过经济合作寻求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已成为多数国家和地区一项重要的政策选择。为了获得更多的区域合作效益，当前区域经济合作在朝纵向内涵深化的同时，也朝横向空间扩展。在欧洲由最初的区域合作走向一体化并成功实现空间扩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区域经济合作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欧盟区域合作成功实现空间扩展的实践表明，科学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扩展，优化区域合作空间才能获得最大化的合作效益。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多边外向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格局中，如何确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合作对象的选择、合作空间的扩展，都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合作效益的获得，进而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一、区域经济合作空间扩展的作用

区域合作空间的扩展由以下过程推动。首先，市场驱动的作用下，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本能地驱动市场扩张，推动企业内的纵向合作和企业间的横向合作，使区域经济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展。其次，随着区域经济合作领域的扩大，合作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客观上要求建立一个有效的组织机制来协调相互之间的利益，此时在制度驱动产生的政治作用机制下，必然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最后，在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内，基于市场扩张效应，原有区域空间越来越不能满足要素扩张的需要，原有合作主体需要寻求更多的国家或地区签订合作协议，扩大合作空间；同时，基于区域合作的示范效应也吸引合作组织外的国家和地区加入这个合作组织，使得区域经济合作的纵向内涵、合作领域、合作方式和合作机制不断深化，横向规模、合作成员、合作空间不断扩展。

二、区域经济合作的作用基础

第一，区域合作效益的吸引示范效应。区域合作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取得的合作效益将显示出巨大的吸引力和良好的示范效应，已经实现一体化的功能性领域或部门所取得的合作效益会对其他领域产生吸引和示范效应，使其也想通过合作来获得更大利益，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倾向于加入这个合作组织。随着新成员的加入，区域经济合作的地理空间不断得到扩展。

第二，国家主权和职能的部分让度。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的每一次跨越都需要合作成员国向合作组织转让部分主权和国家职能。先是各成员国将某些经济方面的主权和职能让度给超国家性质的合作机构来行使，随着合作领域的深化，则需要各成员国将一部分政治方面的主权和职能让度给合作机构来行使。合作组织拥有或需要拥有高于既存政府的在某些经济、政治方面的管理权才能有效地协调合作成员之间的利益。

第三，合作成员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共同的历史观、价值观和文化认同作为强大的内在动力，可以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进程，合作成员缺乏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将很难促使民族国家的效忠转移。

第四，合作成员国家利益的相互依赖性。国家利益是现代国家制定区域经济合作政策的最高原则和基本出发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发展使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加深，通过加入区域合作组织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各国（合作成员国和希望加入区域合作组织的国家）积极加入区域合作组织的原动力。

第五，政府的有效控制。这为进一步的合作提供了条件与压力。在这种条件与压力下，横向和纵向的进一步合作成为各成员国政府主要考虑并着手的事情。

三、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格局

区域合作的吸引——示范效应、合作成员的效忠转移、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合作成员国家利益的相互依赖性和政府的有效控制等，都是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空间扩展的限制因素，此外还受到国内省、区之间事实上的市场分割和区域壁垒、地缘政治关系、国外合作成员之间差距太大、民族主义、主导权的确定、外来力量的干预和压力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因而，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扩展必然是一个有步骤、有选择、阶段性侧重的适度控制并逐步优化的过程。自1990年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区域合作谈判，2002年11月14日，《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正式启动。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将逐步形成多元方向、多元重心、多元时空尺度的多边外向区域经济合作空间格局。

1.中国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空间的优化

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自身即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但是，地方分权和市场经济不健全造成国内省、区之间事实下的市场分割和区域壁垒，在相当程度上引致中国国内区域经济合作功能严重不足。据相关数据显示，中国省际贸易障碍的等价关税在1987年、1992年和1997年分别为37%、41%和51%，1990年中国省际贸易往来的等价关税约为40%。但此时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对国内市场产生了极大压力，中国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国外，出现了先参与外向区域经济合作、追求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后实现国内经济一体化的悖论。因此，中国急需在国内增强内生发展能力，扩展区域经济合作空间。当前，泛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都市圈、东北经济区等国内经济合作组织相继成立，内地也已与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协定，其目的之一是为了整合和优化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增强面向国外的区域经济合作空间扩展的基础和动力。“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是中国的三大经济增长引擎，以三大经济增长引擎为中心建立的泛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都市圈的区域合作空间优化与整合，是实现国内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空间优化的前提和基础。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于2004年6月正式启动，急需建立和完善区域合作机制，空间合作、产业合作和政策工具是实现区域合作优化的重要途径。“长三角”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天然的经济联系。当前，在国内外经济竞争压力、企业跨地区发展、政府间经济合作、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等动力机制的作用下整合区域优势，同时，顺应现代城市的发展潮流建设沿江城市带，加速沿江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实现区域经济的联动发展是整个长江流域优化区域合作的重要途径之一。京津冀都市圈是中国沿海地区的核心经济区域之一，完善京津冀都市圈合作机制，用合理的政策促进地区间企业合作，促进其内部的合作及其优化不仅对各组成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统筹全国区域发展和推动中国社会经济整体发展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在实现各经济圈内部合作优化与整合的同时，推进各经济圈之间的合作与优化，最终实现国内的一体化，优化国内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空间。

2.多边外向区域经济合作空间扩展逐步推进

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扩展应该是一个适度控制下的分阶段逐步推移的过程。现阶段首先应该实现国内经济的一体化和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完成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一阶段空间扩展。这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增强吸引—示范效应，吸引更多的合作组织外国家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下一阶段的空间扩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可以尽快结束东亚乃至亚洲合作的主导权之争，确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将来的主导权。

第二阶段是把合作空间扩展到“10+2”(东盟+中韩)合作和上海合作组织，完成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二阶段空间扩展。韩国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员之间的合作基础甚于限制因素；而上海合作组织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合作机制，已具备相当的合作基础，因而“10+2”合作和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二轮空间扩展的理想选择。同时，合作的成功可以更加强化在未来亚洲合作中的主导权。

第三阶段是把合作空间扩展到“10+3”和亚太经合组织，完成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三阶段空间扩展。由于中、日两国在历史、政治和安全等方面存在矛盾，在短期内建立中、日经济合作组织的可能性较小，但把日本纳入“10+3”合作组织内更容易操作，加之“10+3”和亚太经合组织已有一定的基础，因而第三阶段的空间扩展以“10+3”和亚太经合组织为宜。

第四阶段是把合作空间扩展到孟、中、印、缅区域合作，完成区域经济合作的第四阶段空间扩展。虽然孟、中、印、缅区域合作有着吸引—示范效应和国家利益的相互依赖性等合作基础，但中、印之间存在地缘政治关系、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效忠转移、政府的有效控制、外来力量的干预和压力、民族主义、主导权的争夺等诸多障碍，尤其是中、印之间的领土争端在一段时期内难以圆满解决，中国“龙文化”和印度“象文化”之间文化主体地位的碰撞,以及亚洲主导权的争夺在短期内很难得到迅速融合。但是在完成了前3个阶段的区域经济合作空间扩展后，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缓和。在完成第四阶段的区域经济合作空间扩展后，中国对外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更为坚实，条件更为成熟，此时中国可进行洲际间的经济合作，把合作空间扩展到欧洲、南美及非洲，实现经济合作的全球空间扩展。

参考文献:

[1]张可云:《京津冀都市圈合作思路与政府作用重点研究》.《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4年第20期

[2]殷为华:《新时期长江三角洲区域联动发展的战略性思考》.《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4年第20期

作者：黎红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