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文化环境研究论文

摘要：熊晓辉教授的《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研究》是一部将研究对象确定為“苗族祭祀仪式音乐”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专著。基于民族音乐学中“文化研究”的学理框架，遵循从“构建的角度来理解音乐文化”这一理念，对全书的绪论、本论及参考文献、附录和后记这五部分进行了贯通式结构描述与侧重性内容解读。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音乐文化环境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音乐文化环境研究论文 篇1：

人对音乐文化环境的需求与民族声乐艺术

摘要：文化是随着人类的生产与生活而发展变化的，音乐文化环境也处于不停的变化中。人都是处于一个物质实体的包围之中，不可避免的要同音乐文化环境发生关联，对音乐文化环境产生需求。民族声乐艺术也在音乐文化环境自变化中既面临挑战，又互利互生。

关键词：音乐文化环境；民族声乐艺术；文化需求

一、音乐文化环境

（一）文化环境

文化环境从广义上来说是对人类生活和活动产生各种各样影响的外部条件的总和，是由若干自然因素和人工因素有机构成，并与生存其间的人类相互作用的精神空间。

文化环境有众多的因素，而且从不同的角度与侧面去理解与认识也会使文化环境有着不同的分类及其名称，如“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精神环境”等。总的来说，文化环境中包含了几大因素，即人们常说的自然因素、人工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等几个方面。

围绕着文化环境派生出许多边缘学科，比如社会学、人类学、语学等。每一门学科都侧重探讨文化环境与本学科相关的部分内容。例如环境心理学是研究人类在客观环境的物理刺激作用下所产生的心理反应的科学，通过相同民族或不同的人对同一环境或不同环境心理反应的研究，来找出规律，以便在文化环境中找到其他因素综合平衡，筛出最佳方案，尽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二）人对文化环境的需求

对于个人来说，文化作为环境，存在于自己之外，同时，也是自己的意识。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受文化熏陶，从最初的文化是异己的、外在的，变成文化的遵守者与执行者，变成一定文化环境铸就的、与该文化环境相适应的并具有该文化特征的人。文化是人类的基本特征，是人类在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并具有随着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特征。比如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等。

（三）文化环境的全球化

全球化一直是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一个前沿课题，也是文化环境无法回避的事实。作为文化现象的民族声乐艺术也不能躲避世界文化环境的干扰，无论在声乐学科的建立、声乐演唱的方法、民族声乐歌曲的创作，甚至是民族声乐文化的传播，都受到来自世界文化和文化环境全球化的影响。

以被誉为“神曲”的《忐忑》为例，笔者认为其就是世界文化语境下的产物，其演唱、创作、表演、填词都深刻地表现出对传统民族声乐审美的颠覆。听过《忐忑》的人，对于龚琳娜演唱的思路就会有了解，那就是除了那些约定俗成的唱法以外，还可以自成一家，而且不专属于某个民族。龚琳娜与刘索拉所探索的都是声乐，是人的一种行为艺术，不要歌词，也不必带有明确的主题，只要表现出一定的情绪及声音本身就行。她们都是行为艺术，表现的是人的声音本身，给听众炫技是其必然的选择。龚琳娜与刘索拉所处的时代不同，其文化环境与文化发展意识也不匹配。随着物质生活的空前提高，人们精神世界、审美意识与情趣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有意思的是，刘索拉的音乐会观众普遍接受不了，大概有一半观众听不下去中途退场了；而十年之后风格类似的《忐忑》， 在互联网强大的传播力推动之下，人们关注的已经不是歌曲本身，而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公众话题，并折射出某种社会心理和情绪。过去的荒唐，现在可以理解了；过去的排斥，现在可以接受了，很多事物也都见怪不怪了。所以龚琳娜一夜之间红遍大街小巷，而刘索拉只作为文化意识的探路者，给大众留下了风景。由于文化环境的不同，必然造就了她们不同的结果。

对于文化上出现的全球化现象，首先，它确实已经发生；其次，它并不可怕，因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全球化不可能不受到另一种势力——文化本土化的抵制。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作用，或者是向“全球本土化”的趋势发展。

二、民族声乐艺术与音乐文化环境

（一）民族声乐艺术文化面临的挑战

实际上，目前民族声乐艺术文化的概念与文化环境的概念越来越密不可分了，音乐工作者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创作者已不仅仅是“闭门造车”的个人创作问题了。创作者必须把他们的精力转移到文化环境上来。这是人类的需要，并与重要的物质、社会和经济情况相适应。音乐工作者必须扩大他们的工作范围，解决他们过去没有遇到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参与到音乐文化环境的构建与创造中去。可以说，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是在风风雨雨中伴随着民族文化走过了自己的千年历史。这其中既有政治风云的变幻，也不乏经济杠杆的作用，此外还有其他媒体的挤压因素。直到目前的全球化时代，它仍然顽强地存活下来，并在人们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生活中，发挥着其他媒体无法替代的作用。

今天民族声乐艺术文化所面临的挑战，一是商业大潮的冲击，使得一批有实力的创作者不惜为取悦商界，而丢弃艺术家的良知；二是文化观念的影响，使得人文情怀淡化，是非标准模糊；三是大众传媒业的强劲发展，使得全球化时代网络化的影响加剧。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的新问题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民族声乐艺术将发挥何种功能？能够在网络覆盖和文化更新的双重压力下，求得再度辉煌吗？“神曲”《忐忑》， 是不是一种信号？为什么听众对它的出现会如此关注？

（二）音乐文化环境与民族声乐艺术文化的共生

对于音乐文化的环境而言，它的创作和传播层次可分为城市、农村、个人。三个层次中，城市主要指音乐学院的教育模式；农村主要指原生态民歌的传承与发展；个人主要指大众对音乐文化的审美培养。他们与人、自然、社会密切相关，没有明显的边界，却有自己的区域。它有具体可视的自然环境来限定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方向，加上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因素和人的心理、行为等因素共同创造产生。尽管没有明确的边界，人们仍然能清楚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另外相对于每一个具体的感受者的位置与行为特征而言，近层次对人的影响较大。每一层次的文化环境都有与之相对应的群体。以民歌为例，其成长的环境与传承的形式与当地的文化生活息息相关，历代歌唱理论家在歌唱风格方面进行艰苦的实践和探索，他们的歌声因为地域的不同或嘹亮高亢、或婉轉动听，因为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民族风格，是相对的，不能生硬地划分。可以说，注重个性风格是中国民族声乐鲜明的优良传统。

文化是人类群体之间的认知差异，只要人类分群，不同的人类群体之间就必然形成一定的交流与同化障碍，文化差异就必然产生。文化发展是有路径依赖的，是与文化发展的过程、时间有关的。由于历史是不可模仿的，不同群体的文化由于有历史依赖性，所以，也难模仿。与民族声乐艺术特定文化相关的竞争优势有文化的依赖性，与文化共生。所以，我认为民族声乐艺术的开发与文化特征相联系具有竞争优势，难模仿性，唯一性、传承性是稀缺的，具有可持续性，意义重大。

对于文化的关心，实际上表达了各种深刻的需要和忧虑；对于文化的研究不能离开对人的研究，特别是人与文化的关系方面。人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在于，如何抵制“文化入侵”？我们有过自己民族声乐艺术发展的辉煌时期，如今面临着西方媒体的冲击。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化上的全球趋同化现象，它使得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地渗入进来，它模糊了原有的民族文化的身份和特征，使我们的民族文化受到严峻的挑战，民族声乐文化当然也不例外。

如今，跨国资本所涉及的范围早已超越了金融领域，进入了我国文化界。其中包括音乐艺术和文化价值观念。目前之娱乐现象、流行音乐的普及可以说都与强势文化的冲击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考察今天我国声乐文化的态势，以及它与文化事业发展的关系，显然是必要的。我们现在讨论的文化研究，其指向是当代大众文化和非精英意识的文化，它包括传媒研究、审美研究、演唱形式的研究等诸多方面，同时也致力于对声乐艺术的文化性考察。考察民族声乐，无疑是文化研究者的任务，文化研究不排斥对精英文化的考察，而民族声乐艺术则正是精英文化的结晶。声乐艺术与文化所使用的媒介尽管不同，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难解难分。优秀的民族声乐作品，如《白毛女》《伤逝》《原野》等，它们的创作动机、旋律音调、演唱方法、表演范式都取材于文学作品，表达人们的思想，反映人们的生活。因此研究民族声乐艺术与文化的关系，是文化研究，也是从事跨学科研究必不可少的研究方向。

三、人对音乐文化环境的需求与民族声乐艺术

声乐作品的经典并不是一成不变，其范围在不断扩大，其内涵也受到质疑、重构并逐步趋于完善。此外，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传播媒介的飞速发展。一部成功的歌剧、歌曲，经常会使得久已被遗忘的文学名著获得新生，使我们留恋的生活得以在记忆中释怀。那些歌唱家令人难忘的表演与唱段，总能让人的心灵在忙碌的生活中得到片刻的整理与休憩。

动物要以洞穴来遮风避雨，有安全与归属的要求，但它们少有更高的要求，而人类除了生理要求之外还有更高的要求，即心理需求。同时，前者易得到满足，而后者则是无止境的，它是在物质需求的基础上产生与发展的，是高级的、精神方面的需求。民族声乐艺术是为了创造能满足人们生理、心理诸方面需求的文化之一。中国人讲圆满，讲善始善终；讲从终点回到起点……讲的就是“为道”的方法，讲的就是生命的轨迹。人类自从进入有声世界，发展到今天，我们能够听到《忐忑》的创作，想到的自然也会是《忐忑》表达了什么意思。杨禹分析说：“现代人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而《忐忑》在表达内容上的模糊性，恰恰契合了这种不确定性，它什么都没说，其实又什么都说了。”而只有声音，就是夸张变形地展现一种生命的活力。难道这种声音还不足以让你释怀？难道这种表达还不足以让你对当前的生活状态、文化环境有所警惕？有所调整？

人是生物实体，有生理性、动物性的自然属性，这也是广义的人性的一部分，而且与人的生活有直接关联。但是当人具有文化属性时，便具有其他动物所没有的特殊性，即人又是文化实体、道德实体和精神实体。人们能在能力范围内力图去改变环境，使之适应自己，而不是消极地适应环境。有了这种能力，人类才能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中获得优势，而且还在不断地寻找更为合理的方式，去创造与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这种积极地创造环境的能动性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增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自古而来对人的最高赞美。

无论是最原始、最简陋的民歌形态，还是当代精致的主流音乐形式，人都是处于一个物质实体的包围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同音乐文化环境发生关联。也许应该说，人的生命的特征就在于他是活生生的，有交往沟通与对话欲望的文化实体。在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中，既要进行人与人、人群与人群、集团与集团之间的交往，更要与自我进行深入的交流。

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上世纪40年代就曾提出“需求层次说”， 这一学说对科学动机论、对行为学及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是有较大影响的。马斯洛认为，人有生理、安全、交往、尊重及自我实现等需求。不同情况下，人的需求不同，这种需求是会发展变化的。一般说来，生理需求是基础、起码的要求，他认为，当下一级需求未得到满足时，不得不放弃上一级的需要。对民族声乐艺术而言，首先表现的是一种情绪，然后是有可能的环境条件，然后进一步才是心理方面的需求。在交往的过程中，它不仅沟通音乐家与听众之间的精神情感交流，又使人和人之间在生命存在的本源状态中产生一种对话与交流，达到一种共同认可的心灵感应与谐和。民族声乐艺术的确是深刻的，它的特点在于，它讲述了我们，讲述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灵、我们的选择和感情，也完善了自我的实现和尊重。

民族声乐艺术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平淡而繁琐，不管你如何辉煌、如何成功，那只是一种结果，然而平凡的过程才是我们的本分，是我们生存的意义。

当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民族声乐其艺术样式和服务形式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其演唱分类越来越细化，越来越复杂。这种细化的分类与发展变化，其实也正是社会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发展、变化和進步的需要。歌曲《忐忑》的问世，可以说是我们精神生活的更高需求。毫无疑问，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会有人的文化；只要拥有生活，就会有生生不息的歌唱。

作者：卿泽

音乐文化环境研究论文 篇2：

苗族祭祀仪式音乐的理论素描

摘 要： 熊晓辉教授的《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研究》是一部将研究对象确定為“苗族祭祀仪式音乐”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专著。基于民族音乐学中“文化研究”的学理框架，遵循从“构建的角度来理解音乐文化”这一理念，对全书的绪论、本论及参考文献、附录和后记这五部分进行了贯通式结构描述与侧重性内容解读。文章对《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研究》一书的写体范式与学术价值予以肯定评价，认为这是一本迄今为止突显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实践性极强的苗族祭祀仪式音乐专著。

关键词：祭祀仪式音乐；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研究；多维性；民族音乐学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0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学术湖南”精品培育项目“宋代朱辅《溪蛮丛笑》译注与礼俗用乐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ZDAJ006）。

自1980年石远鳌的《湘西苗族鼓舞》一文发表至今，学者们对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的研究已历经40余年，但这些研究成果多止于对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的介绍、描述、解释以及“碎片式”汇总层面，缺乏对其整体性、全面性、综合性地系统描述。再者，很少有作者以跨媒介性的视角，充分解决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研究中“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矛盾现状。[1]18熊晓辉教授以他独特的思维和眼光敏锐地察觉到这一问题，写作并出版了《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研究》一书，它是国内首次专题研究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的学术专论。

全书由绪论、本论（含十二章）及参考文献、附录和后记这五部分组成。笔者基于“文化研究”的学理框架，遵循从“构建的角度来理解音乐文化”这一学术理念，将该书的主体（本论）大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苗族巴岱仪式音乐何以产生，熊教授从“艺术体系构建”出发论及苗族巴岱信仰与其文化传统，进而宏观构建了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类系，建立了原型巴岱仪式音乐叙事结构；第二部分描述苗族巴岱仪式音乐何以发展，熊教授既将目光投向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本体的静态与活态传承，又积极用音乐“文化整体观”来叙述苗族巴岱仪式音乐多元、多义的模糊性表征状态；第三部分阐述苗族巴岱仪式音乐何以演变，熊教授深入探究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的隐喻性层面，创新性地结合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内涵，将苗族巴岱仪式音乐进行跨地域比较并就其后续保护与传承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举措。加上绪论对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研究的回顾与分析，以及后记中对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与艺术思维及艺术审美理念的阐述，熊教授综合书写了一部论述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的“完整-全方位”论著。

一、苗族祭祀仪式音乐的理论范式：以往理论的历史嬗变与思维方式的历时性研究

《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研究》一书的绪论将1988年至2017年约30年来对苗族巴岱仪式与苗族巴岱信仰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性、系统性、发散性地梳理，其中涵盖了研究论文、专著与集成、科研项目与课题以及网络与报刊四个方面。既全面梳理总结了以往我国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研究的主要特点，还简明扼要地指出目前腊尔山苗族巴岱祭祀仪式音乐文化研究存在的短板与断层。除此之外，他还详细记录了其在方法论、切入点以及民族音乐学语境等层面运用的跨学科理念，并深入探讨了研究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的学理意义与研究方法等。

熊教授在书中将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视为一种湘西苗族本土文化、地方巫觋文化，认为其属于地方音乐文化（区域音乐文化），并始终强调“区域调查”“族群记忆”“族群认同意识”“文化趋同心理”等语境词，使得笔者能迅速链接到民族音乐学区域音乐研究的板块。杨红教授曾表明：“区域音乐研究基于田野，强调在 ‘当场’进行实践研究以及观察比较其中的细微差异。田野工作与一定区域的自然和社会场景密不可分，田野工作是深入性的、主观性的、互动性的。”[2]103赵书峰教授揭示：“这种区域音乐的形成与构建是某一族群传统音乐文化在其长期政治、社会、历史发展语境中的多族群文化之间的濡化与涵化的当代结局，而且区域音乐文化形成的前提就是建立在多族群之间的传统音乐文化彼此相互认同的基础之上，一旦形成强烈的区域认同，就会为区域音乐的形成与建构营造良好的社会与文化氛围。”[3]21在此书中熊教授以清晰的逻辑思维，将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以萌发、发展、没落、复苏四个阶段呈现给读者们。值得学习的是，其在梳理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研究现状时，以历史发展性的全局观及“纵-横”向发展的双向视角，对有关苗族巴岱仪式大量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定性分析及动态考察。其在绪论第一节第二点“苗族巴岱祭祀仪式及祭祀仪式音乐研究的成就与特点”中，归纳总结到专家学者在过去对苗族巴岱仪式文化研究的70年里，多聚焦于苗族巴岱祭祀仪式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源流与考究、艺术形态、文化的传承与变迁、文化的发展与进程、口述史以及文化传承与旅游经济的发展这七个方面。可将其划分为音乐本体、音乐文化、综合研究三类中，就能发现现有研究成果中的一些问题与不足。于是，熊教授在第一节第三点“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中，提出了七点不足之处：其一，缺乏对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整体性的关注；其二，缺乏对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实践经过描写与传承人口述历史的变异考察；其三，缺乏对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变迁路径与口述传播方式及传播规律的研究；其四，缺乏对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的综合研究；其五，缺乏对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在当下社会转型背景下如何发展及与其他学科的创新研究；其六，缺乏对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的母语研究；其七，忽视了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与人文学科的联系。熊教授在梳理、总结、评价这些研究成果的前提下认为：“我们研究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就是研究音乐文化中与艺术思维及其审美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的状态，同时又是研究人的生存状态，研究人的历史、现在和未来。”[4]29

二、苗族祭祀仪式音乐的理论框架：基于文化研究的“文本”分析与“表演”研究

受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影响，当下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关注焦点在于音乐文本的动态化生產过程，即“从关注于‘律、调、谱、器’的研究走向特定表演场域中音乐表演文本生成过程的关注”[5]20。《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研究》一书中对这一新的思潮以及研究领域的深入探索，是将研究事象（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的文本置于特定的表演语境中进行跨学科范式的多元审视。其可视为书中基础性的学术理念，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文化与音乐的联结。在书中熊教授将物理的、具体的地方转变为概念性的“景观”，并将其建立在“人地”和“区域”的互动关系之上，运用“研究文化环境中的音乐”这一方法论探究腊尔山地区的音乐研究与文化认同。熊教授曾论述道：“音乐文化如果从广义上阐释，其指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与音乐相关产品的总和。狭义的音乐文化专指音乐及其在内一切意识形态的精神产品。”[6]39“各地区、各国家的民间音乐与民族音乐作为互相联系的音乐文化表达形式，都是地域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域文化的代表，两者不可分割。”[7]98所以，在研究苗族祭祀仪式音乐时，万不可脱离地方文化与族群关系。为了便于理论体系的构建，我们宏观上将“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视为一个“构建”的音乐文化体系（景观）。它包括腊尔山台地的所有“原生态”音乐和“动态性”音乐，即仪式歌、器乐、歌舞、戏曲、说唱五类。这些音乐形式和腊尔山地区人民构建的苗族祭祀仪式结合在一起，将其置身于特定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以及文化环境中加以审视，进一步阐释对地方音乐的发展和应用前景，揭示并论述苗族祭祀仪式音乐文化认同这一学术理念。书中充分诠释了在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层面上，文化与音乐的联结性与通感性。

第二，理论与田野的实践。熊教授在许多相关研究成果中均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而“实践”离不开深入、切实的田野调查。在书中，熊教授从音乐文化的介绍与汇总、基本特征与演绎过程、传承价值与传承模式、保护方法及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等多个层面去观察、描述并解释腊尔山地区的苗族祭祀仪式音乐这一研究事象，建立了一种基于研究者（访谈者）与被研究者（受访者）的双向口述史研究模式，并采用了较为完整的“全息式”民族志信息采集记录方式。不仅如此，“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在概念、行为以及声音（梅里亚姆（Merriam）提出的三重认知模式）均凸显了神秘的音乐色彩和典型的地域特点。即其是由“巴岱”（主持人、巫师或苗医等角色）主持祭祀活动时，表演的一种集歌、舞、乐、说等演绎形式为一体并带有巫性专属“道场”文化圈属的综合性艺术。由此可见，对于腊尔山苗族祭祀仪式音乐的调查，依据“质”“量”分类理念，这一调查既符合专题论证，又与相关人文学科串联，将调查者的所见所闻所感，进行了全面、系统客观地论述。

第三，共时与历时的融合。2003年2月，赖斯（Rice）提出了音乐体验中的三维空间，即一种指涉时间、场域、隐喻三个维度的理论研究方法：“其中涉及了形态学——音乐符号线索分析、语义学——隐喻与象征研究和语用学——时空条件或文化语境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8]109熊教授受该西方新思潮的影响，进一步提出：“时空坐标是指从历时（即按照年代顺序的或历时的）和共时[当今现象的（phenomenological）]理论（theory）和体验的（experiential）双重视角来进行跨时空的思维研究，时间是历史的变迁过程，空间则更多是确定地域范围。两者时常需要互动和转换思考。”[4]427根据形态学、语义学和人类学三个学科的互动关系可知，《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研究》一书在注重音乐民族志考察与音乐形态等方面，兼顾了对音乐事象之整体（社会性范畴与文化内涵）的考察。熊教授在书中描述“巴岱仪式音乐传承的场域”时，专门提出了“场域-惯习”的理论指导，从传承场域、传承惯习、资本构成以及资本转换四个方面以具象隐喻抽象。

第四，微观与宏观的视野。随着西方音乐民族志的两次转型，定点音乐民族志发展至多点音乐民族志的过程，预示着由“微观”向“微观、宏观的结合”。这里提到的所谓“微观”与“宏观”，“既是对象的内涵，也有视角的意义”。[9]128前面读者提到，可从宏观上将研究的音乐事象视为一个“构建”的音乐文化体系（景观），这不仅仅只局限于对音乐事象（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的研究，还可将宏观的视角运用于章节里与微观描述相结合。譬如，熊教授在阐述法事活动与仪式音乐时，将巴岱仪式音乐的音乐特征从音阶与调式、基本节奏、旋律手法、曲式结构、和声观念五个方面进行了宏观归纳与总结，进而又在“巴岱仪式音乐精段分析”中对七种主要祭祀仪式进行了详细的微观分析。其中值得学习的是，书中以清晰的逻辑思维，将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划为萌发、发展、没落、复苏四个阶段。熊教授在梳理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研究现状时，其以历史发展性的全局观及“纵-横”向发展的双向视角，宏观上将苗族巴岱仪式大量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定性分析及动态考察。

第五，静态与活态的呈现。自苗族古舞、苗族鼓乐等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简称“非遗”）项目于2006年6月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后，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视野来研究苗族音乐的学者络绎不绝，但此类研究成果多趋向于“静态”保护或“静态”展览，缺乏由“静态”转为“活态”传承与“动态”演示的整体研究（即多维视角）意识。在此书中，熊教授将“静态”与“活态”进行了较好的有机结合，并始终强调对苗族祭祀仪式音乐文化的活态资源整合。其概述性地总结道：“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反映一个民族生产生活的特殊方式，是一个民族特质、民族审美取向的‘活’的显现。” [4]22书中有着文本附加图像及谱例的“博物馆式”收集形式并加以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文本分析，揭示了巴岱仪式文化“中心表现形态”的分径与混融现状——呈现出“层累递进”的复合化趋势。对于这一现状，熊教授针对性地指出湘西文化产业发展没有“链条化”的问题，以此提出应坚持“本土化”“民族文化资源的传承”“产业优势聚焦”的三维准则，倡导活态保护模式。

三、苗族祭祀仪式音乐的理论内涵：民族民间音乐文化身份构建与认同的多维研究

音乐文化身份构建与认同的多维研究始终是国内外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热点话题。围绕这一学术热点，熊教授全面系统地对“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进行了理论认知并将其作为“苗族祭祀仪式音乐”的实例来进行描述，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融入新理念、新视角、新思路，以此进行系统性的成果阐释。

（一）研究理念的跨媒介性与统一性

“艺术的多样性首先呈现为艺术媒介的丰富性，考察不同艺术间的交互关系必涉及跨媒介性。”[10]18我们可以“透过跨媒介性视角审视各门艺术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达致各门艺术多样性和差异性上的统一性或共通性”[10]19。熊教授在书中也提到：“巴岱祭祖歌词以及祭祀的巫术符号是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媒介。”[4]98可见，对苗族祭祀仪式音乐这类综合艺术形式的文化研究，须考察到仪式歌曲、歌舞、戏曲、说唱以及仪式中所用乐器等艺术媒介之间的交互关系。其中，跨媒介性方法论中涉及到的重要概念就是“综合艺术品”这一理念，德国学者福诺夫（Fornoff）曾总结道：“首先，它是一种与世界和社会全景相关的不同艺术跨媒介或多媒介的统一；其次，它是各门艺术理想或隐或显融合的某种理论；再次，它是某种将社会乌托邦的或历史哲学的或形而上-宗教的整体性形象结合起来的封闭的世界观；最后，它是一种审美-社会的或审美-宗教的乌托邦投射，意在寻找艺术的力量来加以表现，并把艺术作为一种改变社会的手段。”[11]15熊教授以此理念为基进行了全书的整体构思与写作，再次回观此书，其中不乏涉有较多的艺术理念以及开拓的艺术思维，如：后现代思维（音乐与文化、音乐与认同）与西方新思潮和方法论、地方民族志与西方民族志、文化趋同心理与族群认同意识、艺术审美及审美价值、传统音乐学与口述史研究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等等。

（二）研究视角的多维性与透析性

熊教授的特殊身份背景，使其能充分运用“自我民族志”的学术理念，将研究重点放在“聚焦个体、自我表述和多维叙事”[12]68上，深度体现了整体人类学的研究思维。其在撰写此书时，充分运用了民族音乐学语境下的多视角研究，读者将其用例举法概括为以下四种：其一，微观-宏观结合的纵横视角。曹本冶曾针对仪式音乐研究提出：“‘信仰体系’是一个由‘信仰’‘仪式’‘仪式中的音声’组成的三合一整体。”[13]10熊教授不仅仅在宏观上构建了属于“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的“信仰体系”，还分章节进行了微观叙述。他在第一章就详细介绍并深刻剖析了苗族巴岱信仰及其文化传统，进而描述苗族巴岱儀式音乐形式与音声表述，深入探寻仪式音声在信仰体系中的文化内涵与文化价值。其二，主客互视的建设论视角。杨民康谈及当代音乐民族志的语境研究时阐释道：“学者在分析中，自然不能仅持有‘怀疑论’的视角，而应当也从‘局内人’认同的角度进行考虑，进行‘主客互视’，要做到这一点，采取‘建设论’的观点是比较合适的。”[14]19其三，同类比较的研究视角。书中总结巴岱仪式音乐的形式与特点后，将巴岱仪式音乐文化进行了跨地域比较，并提出巴岱仪式音乐是“融入外来宗教音乐文化而形成儒、道、释、巫互相混融的多元一体的苗族民间宗教音乐体系。”[4]428其四，别出心裁的创新论视角。熊教授总结族群认同、文化认同时，多次以“原生论”与“场景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论述。譬如谈及苗族“巫文化”时，熊教授对“心理-行为”两个方面进行了综合性地解释，发散性地关注到苗族祭祀乐歌 《九歌》，并将其作为经典例证。综上所述，对于少数民族仪式音乐的研究离不开“‘传承’以局内人为主，‘构建’与‘创新’需要创作者、表演者、评论者、研究者与官方共同努力，关注少数民族主体、地方政府与国家之间的多层面互动关系。”[15]17的学术理念。

（三）研究对象的互文性与在地化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仪式音乐的文化研究均离不开“互文性”[16]19与“在地化”[17]94的理论运用。即通过对研究对象（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人-神”互动的仪式）文本的“纵横”（纵向传播与横向传播，即文化研究的濡化与涵化）两维关照与审视，并依托于夯实且丰富的实地田野调查，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语境（湘西民间仪式音声信仰文化）中，对其文本结构特征进行解构性阐释与解读（苗族巴岱仪式音乐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汉族、土家族等民族音乐文化的影响，融入外来宗教音乐文化而形成的多元一体的音乐体系，其具有跨地域、跨民族的原始宗教文化现象，有一定的人为音乐文化特征与性质）。这既包括书中“生产的文本”[16]20（乐谱、图像以及仪式程式等用图文记录的各种文本“踪迹”），又包含“意识的文本”（巴岱仪式音乐的巫性特征、文化特征、人文精神及文化价值等意识形态文本）。可见，文本的“互文性”与“在地化”，深刻体现了共时的历时性与历时的共时性。由此得出，任何一种基于民间信仰而形成的仪式音乐文本都源于原始和当下社会、文化，以及观众、信众的信仰与审美趋向的多维互动。我们应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描述音乐事象的原生民族性与舞台审美性，并探究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文化价值。

（四）研究内容的广泛性与独特性

本论著值得关注与学习的方面是，熊教授在研究论述各种方法时，引用了大量的谱例及图示、清晰明了的分类图表与思维结构导图。这些使得书中涵盖的内容广泛又生动，既体现了该课题研究的实践性与综合性，又为我们民族音乐学研究方向的学生提供了清晰的、可借鉴的研究理念与创新思路。据读者对熊教授的了解与认识，其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湘西凤凰人，其特殊的身份背景，使其能充分地运用“主位”及“局内”的学术视野向大众介绍湘西文化。再者，其孜孜不倦地长期扎根于田野实地调查与系统理论研究中，使其成为学术界中专题研究音乐人类学、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及高等艺术管理等相关研究的学术楷模之一。关于民族音乐的研究，其曾揭示：“从二元对立走向多元共存的认知演变，是构建或重构民族音乐共存的重要基础。”[18]81这一理念在书中均有体现。譬如，绪论部分从1988年至2017年这约30年来对苗族巴岱仪式与苗族巴岱信仰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性、系统性、发散性地梳理，其中涵盖了研究论文、专著与集成、科研项目与课题以及网络与报刊四个方面。熊教授在梳理、总结、评价这些研究成果的前提下认为：“我们研究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就是研究音乐文化中与艺术思维及其审美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的状态，同时又是研究人的生存状态，研究人的历史、现在和未来。”[4]19既全面梳理总结了以往我国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研究的主要特点，还简明扼要的指出目前苗族巴岱祭祀仪式音乐文化研究存在的短板与断层。除此之外，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进行文化研究实属国内首次，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价值；二是许多的图文记录均为一手或原始资料，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反映了流传地域的审美情趣、风俗习惯和传统观念，具有较高的艺术和民俗文化研究价值，有利于丰富湘西地区的音乐个案研究。

四、结语

学术著作的价值取决于它本身蕴含的学术价值以及出版后所产生的影响，即对艺术理论的研究与应用方面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笔者认为熊晓辉教授的《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研究》一书具有这样的影响力，它是一本迄今为止突显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实践性极强的苗族祭祀仪式音乐专著。笔者不仅仅是作为熊教授民族音乐学专业的一名弟子，带着对老师的敬重之情，更是对他长期扎根田野的毅力与孜孜不倦的“钉子”学术魄力有着一种钦佩之情，因而斗胆为此书作评。笔者抱着谦虚的学习态度读完了这一榜样著作，在丰富理论知识的同时，也关注到一些学术问题以及新的研究视角：一是笔者在查询相关文献时，发现缺乏研究苗族（某个民族）音乐研究的综合性研究成果综述（阶段性、论著）；二是在学术内涵的拓展上，如何就弗洛伊德（Floyd）提出的“本我”“自我”和“超我”学说这一学术层面来探究民族民间音乐个案研究；三是对于“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研究视角的填充，其中包括苗族母语研究，可细化到苗族地方语调的微观研究；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的符号学研究及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活态发展模式这三个方面。由此可见，对于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还有许多未尽的课题，推动这一专题研究的深入拓展仍需要音乐界同仁们的一致努力。

参考文献：

[1]周宪.艺术跨媒介性与艺术统一性——艺术理论学科知识建构的方法论[J].文艺研究，2019（12）.

[2]杨红.民族音乐学视野中的区域音乐研究[J].北方音乐，2014（12）.

[3]趙书峰.跨界·区域·历史·认同——当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四个关键词[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7（4）.

[4]熊晓辉.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研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8.

[5]赵书峰.2020年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热点现象述评[J].民族艺术研究，2021（2）.

[6]熊晓辉.挑战与延伸：民族艺术的后现代表达——评《传承与传播：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研究》[J].民族音乐，2019（5）.

[7]熊晓辉著.音乐人类学论纲[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

[8]杨民康.由音乐符号线索追踪到“隐喻—象征”文化阐释——兼论音乐民族志书写中的“共时—历时”视角转换[J].中国音乐，2017（4）.

[9]蔡际洲.乐种研究的重要收获——伍国栋《江南丝竹：乐种文化与乐种形态的综合研究》读后[J].中国音乐学，2012（4）.

[10]周宪.艺术跨媒介性与艺术统一性——艺术理论学科知识建构的方法论[J].文艺研究，2019（12）.

[11]Roger Fornoff. Die Sehnsucht nach dem Gesamtkunstwerk ： Studien zu einer asthetischen Konzeption der Moderne[M].Hildesheim： Olms，2004.

[12]徐新建.自我民族志：整体人类学的路径反思[J].民族研究，2018（5）.

[13]曹本冶.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北·西南·华东增补合卷）[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

[14]杨民康.由反本质主义到臧否表象：民族音乐学后现代转型之路——兼论当代音乐民族志的语境研究观[J].音乐探索，2014（1）.

[15]杨民康.少数民族当代节庆仪式音乐与民族文化身份构建——以西南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实践为例[J].中国音乐，2020（1）.

[16]赵书峰.仪式音乐文本的互文性与符号学阐释[J].音乐研究，2013（2）.

[17]赵书峰.湘中民间仪式音声的“在地化”与互文性研究[J].民族艺术研究，2019（5）.

[18]熊晓辉.民族音乐“口述史”实存分析——基于土家族土司音乐研究[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4（1）.

（责任编辑：林步艳）

作者：刘哂吸

音乐文化环境研究论文 篇3：

学科盛会 史海探索

2014年11月14—17日，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第八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颁奖大会在宁波大学艺术学院举行。此次年会由中国音乐史学会、宁波大学艺术学院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多名从事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宣读论文达百余篇。会议开始前的12—14日，中国音乐史学会在宁波大学进行了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比终评阶段的评审，该项评选由中国音乐史学会、文化部教育科技司、《音乐研究》编辑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等单位共同主办，评委会成员由戴嘉枋、王子初、修海林、郑祖襄、洛秦、陈荃有、郑锦扬、冯长春、明言、喻辉和王清雷组成；评委分古代史和近现代史两个组，对进入终评阶段的参赛论文按博士、硕士和学士三个组别共评选出47篇获奖篇目。

11月15日上午举行的本次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音乐史学会秘书长修海林教授主持，宁波大学副校长邵千钧、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戴嘉枋和宁波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喻辉等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词。特约代表刘再生教授和蒲方教授在开幕式上分别做了主题发言：刘再生教授在题为《时代与学术》的发言中，针对五四时期和抗战时期中国的教育体制以及学者的精神追求内外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述了大师辈出的时代成因，认为以“过去一现在一未来”之探讨与研究为使命的历史学，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深化的时代背景下，或许在21世纪下半叶会再次出现大师辈出的盛景；期望在座的青年学者对中国音乐文化的“复兴”与“创新”承担起责任，成为时代的精英、希望和曙光。在题为《对汪毓和2012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认识及思考》的主题发言中，蒲方教授结合这本体现了汗毓和先生数十年史学研究的最后成果，提出了自己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如何与中国近现代史紧密“接触”和“融合”，如何把握20世纪中国音乐“迅猛变化”的历史现象，以及音乐史教学的实质等三个问题的思考。随后，学会公布了第八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获奖名单并进行了颁奖仪式；学会副会长郑祖襄和冯长春分别对此次获奖的学生论文按古代史组和近现代史组两部分进行了点评。

在随后的两天时间里，与会代表在古代音乐史和近现代音乐史两个分会场宣读交流自己的论文。这些论文同前几届年会提交的论文相比，在研究内容和方法方面都有新的拓展，集中体现了近年来中国音乐史研究以及教学方面的新成果。

在音乐考古学方面，王子初在《音乐考古学中的类型学研究》一文中提出了要重视音乐考古学研究的类型学方法论的问题，认为目前一些音乐考古研究者往往只关注类型学作为一种考古学方法论的手段，并没有重视其要实现的目标，类型学方法论的应用在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中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王清雷的《古埙简史述论》从考古实物的角度出发，结合音乐文献，从形制纹饰、音乐性能、演奏方式等方面对七千年来古埙的发展简史做了初步探讨，对个别埙的真伪问题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音乐考古的实物和对象往往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和限制，此次会议上陈秉义的《铣琴、渤海琴之寻踪》、孔义龙的《关于中国古代青铜钟一钟单音及双音的设置与应用问题》、别志安的《测音数据映证羊角钮钟非双音钟》、李清的《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出土乐器的音乐学研究》，以及王秀萍的《甲骨文音乐史料初步整理与研究》等文章分别利用作者的地域优势，对作者单位所在地区的音乐考古对象进行整理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在考古对象与音乐实际的联系方面，吴修文的《瑟之调弦与柱位》结合考古出土瑟柱及其他相关文献，对文献中瑟调弦、瑟柱进行了论述。操知箴、王清雷的《唐代乐俑述论》则提出通过唐代乐俑了解唐代音乐生活的新思路。

“中国音乐史料研究”是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此次会议宣读论文数量最多的一个领域。这部分的论文基本可分为四方面：第一是对中国古代音乐史料的研究。杨善武《从郑译乐议等三段文献的内在联系看史料的系统解读》试图以郑译乐议的解读为突破口，找到古代史籍所载郑译乐议、笛上三调与蔡元定燕乐调三段涉及两种音阶观念文献的内在联系，认为从这三段文献的内在联系可以看到我国音乐史上两种音阶观念的普遍存在。康瑞军《“全宋诗”中的音乐资料与相关理论问题探讨》以72册《全宋诗》中的音乐资料为素材，分析其类别、比例及其对宋代音乐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提出可以对其中音乐文献进行“写实”、“言事”、“写意”的初步划分。黄艺鸥《中国音乐编年史的理论思考——北宋音乐编年史研究的个案》认为，编年史的叙事方式与史学视角作用于音乐史学研究的意义并非仅仅是史料的挖掘与整理，而是对音乐史的叙事与重构。石林昆《〈乐律表微〉的理论律学初探》对《乐律表微》（度律、审音）进行了校勘，并对其内容进行解读。陈伊笛《〈列子〉音乐言说论释》通过列子《冲虚经》中大量言说研究了列子的音乐观点。罗冬芹《乐府歌诗题名初考》对《乐府诗集》中乐府歌诗题名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究，并从乐府歌诗题名的概况、乐府歌诗题名研究的变迁，以及乐府歌诗题名释义三个不同视角，对“歌、行、曲、乐、谣、舞、操、引、章、调、弄”等十一个题名进行了论述。陈怡静《初识晚明才女叶小纨及其〈鸳鸯梦〉的音乐学价值》，对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最早有杂剧剧本流传于世的女性剧作家叶小纨及其创作的杂剧《鸳鸯梦》进行了研究。荆建华《“和”、“穆”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整理了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学者们围绕《淮南子·天文训》中“和、穆”而起的各种观点。丁同俊的《“葭灰占律”只是迷信吗？》通过古人运用候气之法来获得求律的标准这一现象，提出我国古代有没有标准律高的问题。尹蕾《换个角度看“黄钟”和“大吕”——〈周礼〉中两段文献的非乐学解读》研究了十二律使用顺序中明显的“阴阳”对应关系。

“中国音乐史料研究”的第二个方面是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料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是中国音乐史料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数量不多，仅有潘林紫《少数民族音乐史料的特点及应用》和刘宇统《浅论少数民族音乐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两篇。

第三个方面是对近现代音乐史料的研究。此次会议在这方面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重要成果：骆支丽《音乐传播的历史印迹——20世纪30年代音乐期刊出版及其特征》，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杂志出版史上出现的“杂志年”，认为这一时期音乐刊物的出版引人注目，在整个音乐刊物出版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袁耀龙《近代北京六份老报纸中的新音乐史料研究》以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阅览室辑藏的六份近代（1905—1949）北京（北平）的老报纸《顺天时报》、《京报》、《晨报》、《世界日报》、《华北日报》、《益世报》为研究对象，对其记载的相关“新音乐史料”进行挖掘、整理、归纳分析，试图“还原”近代北京真正的大众音乐文化生活。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音乐活动，一直是中国近现代专业音乐发展史研究的关注热点，此次会议中有三篇论文对这一时期的史料进行了挖掘整理：刘红梅《20世纪20、30年代旅沪西方音乐家的演出活动及其历史意义研究》一文通过梳理及分析此期旅沪音乐家演出活动的史料，论述了二三十年代旅沪西方音乐家演出活动的历史意义，并进一步阐释了西方影响下的近代和当下中国音乐文化的生态面貌及相应对策。陈晶《上海沪江大学器乐音乐社团研究》介绍了美国浸会创办的沪江大学器乐音乐社团对中西乐器以及器乐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其对中西音乐文化交流所产生的积极意义。王艳莉《上海“孤岛”时期的音乐生活——以（北华捷报）、（字林西报>中的“读者之声”为史料》通过对这两份外文报刊的翻译、整理，将其中的“读者之声”专栏进一步分类，为研究特殊战争时期上海城市娱乐文化，梳理战争、政治、革命和音乐的关系提供了独特的史料。这两篇文章视野独特，展现了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未能充分发掘的新视野。

第四个方面是对音乐图像史料的研究这部分的研究被很多学者称为音乐图像学，也是近年来中国音乐史学研究较为引起关注的一个方面，此次年会上宣读的论文中有五篇直接涉及该领域的研究。贺志凌《辽宁地区的音乐图像遗存研究》认为，辽宁地区遗存的近百件音乐图像体现了该地区音乐脉络与历史脉络的一致性，显示了辽宁地区作为中原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相互连结的纽带作用。王雅婕《从隋代虞弘墓出土音乐图像看丝绸之路上的粟特音乐遗迹》一文围绕1999年考古发现的隋代虞弘墓音乐图像展开论述，试图解释鱼国的地理位置、虞弘为何人、祆教的乐队纰合形式及其音响特征，以及祆教音乐的祭祆礼仪及出行、宴飨等使用场合的情况毕乙鑫《听见“宪宗元宵行乐国”——图像中的明朝音乐声响重建》一文对《宪宗元宵行乐图》所呈现的明朝元宵节真实的声响面貌进行构想。王金璇《丝绸之路考察中发现的问题——古代竖笛出现年代新论》通过丝绸之路上的竖笛图像，对中国古代竖笛的历史出处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董营雪《钲歌，即铙歌也——短箫饶歌乐器考》一文则以宋代之前的音乐义献为基础，以汉代出土的乐俑和画像砖为辅证资料，结合陈旸《乐书》所记载的乐器图像对短箫铙歌的乐器进行了辨析。

古琴音乐作为中国高文化音乐的代表品种，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一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此次会议在古琴音乐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论述。章华英在《宋朱长文及其“琴史”研究》一文中对朱长文的家世、生平、《琴史》的成书时间及编纂体例、《琴史》版本考、《琴史》史料探源以及《琴史》的古琴美学思想与文献价值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杨雅瑾《琴曲（梅花三弄）之早期谱本探赜》对早期流行的《梅花三弄》各结构型谱本的源谱本及其支系谱本作了曲体分析。张倩《黄景星与（悟雪山房琴谱）若干问题探讨》探讨了黄景星的生平、家族、师承关系和琴友等四个方面相关内容，总结了黄景星在《悟雪山房琴谱》中所提出的主要琴学观点及其对岭南琴派的影响。王乒乒《“以仕为轴”之宋元明清永嘉琴人现象考辨》一文以所考证的171位琴人史料为据，从社会学角度对永嘉地区琴人的兴起、社会身份、地域分布展开了梳理。王德埙《古琴指法的义项》一文列举了作者所称的古琴指法义项，即同样的古琴指谱存在着不同的意义的情况。戴微《“洗凡”音清雅歌韵远——一个美国古琴社团的个案研究》以活动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的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古琴社团作为研究对象，从琴社成员的社会身份、习琴经历、擅长曲目、审美倾向、对古琴的认识和理解、琴社内部成员间的互动模式、琴社的对外交流模式等不同层面对该琴社进行了深入考查。

历史上的礼乐问题在此次会议上有三篇文章同时涉及。杨赛《汉代礼乐的复兴》研究了叔孙、鲁申公、高堂伯和刘德、刘向等学者对礼乐学传承做出的贡献。李妍静《论“礼乐”历史与现实的差异性》对礼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历史上客观存在的“礼乐”与现实中今人所想的“礼乐”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杨成秀《礼乐相须为用：北宋吉礼用乐变迁中的礼乐观念》论述了北宋时期宋仁宗皇祜改乐对雅乐改制的影响问题。

音乐形态是中国古代音乐的实际存在，而关注音乐形态是史学研究确立自己学科特点的重要体现。李玫《七言句式与音乐结构的对应关系》一文认为七言歌辞句式所具有的隐形两单元来源于汉魏谣谚，这种两单元结构对旋律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两个相同乐节构成一个乐句的“双生结构”和双乐节形式正是七言句式二分框架在旋律结构上的折射。赵玉卿《姜白石俗字谱歌曲译谱之节奏研究》梳理了姜白石俗字谱歌曲节奏方面的各种研究观点，提出“一音一拍”、“均拍”的观点。于韵菲在《为“官拍”进一解》一文中认为“官拍”乃“均等节拍”之意，南宋俗字谱《愿成双令》为“官拍”曲谱，要打四句均匀节拍，且每句皆为三拍。赵义山《宋大曲的“裁用”对北曲杂剧和南戏曲体结构的影响》认为，宋代大曲多是对唐代大曲的剪裁使用，正是因为这种“裁用”，使大曲的曲式结构，在遵守其固有程序性前提下，具有了相当的灵活性，可以自如地运用于杂剧和南戏的搬演。

在古代宫廷音乐和雅乐研究方面，此次会议的成果较为突出。王洪军《作为音乐机构的西汉乐府相关问题探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作为音乐机构的西汉乐府的新观点，认为秦时已经有了音乐机构乐府，西汉乐府所进行的制礼作乐工作与民歌关系非常密切。许源元《康乾盛世时期宫廷祭祀乐初探》论述了康乾盛世时期祭祀乐的创制和种类，总结了祭祀乐的特点，并将祭祀乐置于其形成和发展的社会背景之中，探讨其政治文化功能。杨丽琴《唐代雅乐新观念探索》认为唐代雅乐的延续使得我国古代礼乐文明得以传承，通过民族音乐文化的融合，促进了雅乐的发展与完善。冯敏《“胡俗入雅，几度兴废”——北魏宫廷雅乐的沿革初探》一文以《魏书·乐志》中的相关史料为中心，结合其他文献及前人的研究成果，梳理了整个北魏时期雅乐的沿革。易霜泉《北宋刘几雅乐改制考》聚焦于宋神宗时期刘几改乐的具象历史探究，论述刘几改乐的背景和内容，以及刘几改乐的特殊性及其特殊的文化背景。薛冬艳《十部乐钩沉及与二部乐之渊源》一文对唐代宫廷乐舞中十部乐和贞观时期二部乐建制关系中“讌乐”的作用进行了论述。徐蕊《中声与钟声——北宋雅乐的中声音乐观与钟声实践》以中声与钟声两个概念及其关系为线索对北宋雅乐改制进行解读，试图寻找北宋雅乐改制与政治文化之间的逻辑关联。

传统民间音乐是中国音乐历史发展的主要源流，也是中国音乐史研究主要对象，此次会议出现了一批对传统民间音乐历史进行研究的论文。陈宗花《河南省首届戏曲观摩会演与50年代河南戏曲的发展》一文通过对河南省首届戏曲观摩会演（1956.12.18—1957.1.15）情况的研究，归纳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河南地方戏曲发展的主要成就。张淼《唐代“曲子”与“民歌”子属关系的浅层探究》一文认为，唐代曲子是民歌的一个下属音乐形式，产生于民歌之中。齐易《河北弋阳腔昆山腔之历史与今存》介绍了河北廊坊市王疙瘩、炊庄村目前存在的业余昆弋剧团的情况。陈洁《包头五当召“嘛呢法会”乐器考察记》、金婧婷《内敛与哀怨——朝鲜族民谣<阿里郎）艺术特征探究》和段文《论原始佛教音乐观的二重属性》等文章，探讨了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和宗教音乐的历史与发展。张平《20世纪初至改革开放时期的竹笛音乐创作回顾》和石一冰《在扬长补短间的选择——当代专业唢呐改革回朔》，则把中国传统器乐放到了中国音乐史发展的视角中进行考察。吴志武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老图书馆发现（老八板）更早的原型谱》一文中，介绍了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发现一份刊刻于公元1770年的民间器乐谱《弦笛琵琶谱》，其中出现的目前所知《老八板》最早原型的情况。廖松清《传承的涟漪——鼓亭锣鼓工尺谱相关问题研究》以流行于浙江富阳地区的细乐锣鼓——鼓亭锣鼓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四份鼓亭锣鼓谱本进行分析，梳理了该乐种在当地的流行状况。

“中国音乐史学史研究”也是此次年会的预设主题之一，其研究成果集中反映了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历程，标显学科走向成熟。李方元《中国音乐史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谈谈当今三种中国音乐史学》对中国音乐史学的历史与现状、当代中国音乐史学的学科特点和当下转型，以及如何理解作为文化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与中国音乐史学发展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学术思考。郑锦扬在《回望百年：中国音乐史学的转型与繁荣》一文提出一百年来（1912—2012），中国音乐史学转型（尤其在前期）与繁荣（尤其在后期）是两个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清末民初出现了古代音乐史学向现代音乐史学的转型，并贯穿民同的音乐史学发展之势；繁荣则出现在共和国，并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达到高潮。修海林《传统音乐的历史溯源——童斐（中乐寻源）述评》论述了《中乐寻源》一书将传统戏乐歌曲以及相关音乐形态的分类框架与古代音乐的历史知识在内容上进行相互结合，呈现“律”、“调”、“器”、“谱”和“韵”、“歌”六种分类的特点，认为这种特点反映了作者对“中乐”研究内容的独特思考和把握。李淑琴《从研究的政治化走向学术化——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论述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立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的从政治实用化到学术化和从大一统的写作模式向着多样化转变的演变过程。陈永《论中国音乐史学史研究的学科任务、学术基础和准备工作》和吕鹏《现代中国音乐史著述研究》试图从更宏观的角度对中国音乐史学史的有关问题进行把握。高兴《〈中国音乐科技史〉研究体会》则将研究视野延伸到中国音乐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领域，展示了学科探索的新空间。

此外，有五篇论文涉及到中国音乐教育史方面的研究。马东风、杨超群《口述史与中国音乐教育史研究》认为流传在民间的音乐史超越了传统的历史文献与研究范畴，匡正了不少“正史”所不能“证史”的错误。杨和平《乐教复兴何以成为可能？——由乐教现代复兴引发的几点思考》提出了乐教复兴问题的新思考。程征《“世界音乐”视域下高师中国音乐史课程教学的反思》一文借助世界音乐“他者”的文化视角和横向共时性的研究方法来重新审视中国音乐史课程的教学。褚灏《中国近代音乐教育思想述评》、孙焱《萧友梅教育思想在广州音专的延续——陆仲任音乐教育思想考察研究》和丁卫萍《陆华柏在音乐教育方面的贡献》则将音乐史人物研究与音乐教育史研究做了有机的结合。

“汪毓和先生研究”是本次年会预设的一个人物研究专题，除了作为开幕式主题发言的文章之外，还有两篇文章涉及汪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生平。程兴旺《汪毓和音乐评论学术成果的认识与反思》分析了汪毓和先生在音乐评论方面的重要贡献和历史局限，认为汪先生的音乐评论有注重音乐形态分析、注重音乐社会实践、注重内心长期以来积淀的情感三个特点。田飞《汪毓和先生生平之补遗以及青年时期在苏州的音乐活动》通过查阅文献和采访，补充了汪毓和先生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

在近现代音乐研究方面，陈艳秋《中国现代音乐史中的歌曲分类现状探析》认为中国现代音乐史教材编写中歌曲分类普遍存在着标准不统一、类别命名不科学的问题，建议尽快在同一部教材中实现分类标准统一。方立平《刘天华再研究》对刘天华当年改革中国民族音乐的历史功绩做新的诠释，并对其现当代意义做了分析。汪海元《民国时期的二胡音乐作品研究》对该时期王君仅、黄锦培、阿伦·阿甫夏洛穆夫三位人们不十分熟识的曲作者的二胡作品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们的作品不仅数量上可观，其协奏曲、套曲的体裁形式也是那个时期重要的填补。此外，肖阳的《江定仙与国立音专》、李胜伶《黎锦光的音乐人生》、毛贞磊《巫一舟早期音乐活动史料的发现与整理》、计晓华《情系东北黑土地的作曲家朱广庆》、梅胧文《浅谈杨荫浏的国乐观及其影响》等文章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人物进行了研究和探讨。葛兆远在《“春蜂乐会”音乐家研究述评及其历史反思》一文中介绍了20世纪初在杭州成立的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进步社会组织“春蜂乐会”以及其音乐家创作的作品，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音乐教育和音乐文化发展所具的重要贡献。

音乐史研究所关注的音乐纵向发展规律往往需要通过横向的地域音乐活动来实现。音乐史的研究也需要通过对区域音乐的研究来进行补充和丰满。此次会议上，李莉的《区域音乐史料的发掘与整理——以广西音乐史研究为例》、李俊《对区域音乐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和崔保亚《“新音乐运动”中的黔西北音乐家及其作品探微》三篇论文的视角，体现了区域音乐史研究在整个中国音乐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此外，在拓展中国音乐史研究新方法和新视野方面，洛秦《论音乐的历史田野工作及其历史音乐民族志书》讨论了历史学与人类学“整合”关系中的“音乐田野”，音乐的历史田野的空间、对象及其工作方法，音乐的历史田野工作的学术定位，以及“叙事”与“阐释”的历史音乐民族志等问题。喻辉《朱载堉同西蒙·史蒂芬十二平均律理论的文化观念比较》通过文本比较和分析，认为中西方在十二平均律理论的发现上各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和思维背景，认为客观比较和研究十二平均律理论发现前后中西方音乐实际和理论探索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从横向的全球文化环境和纵向的历史发展轨迹来准确理解中西音乐文化的差异性和共性。张娟《知青歌曲变体现象及其成因》一文对知青歌曲流播中的变体现象及其成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为知青歌曲的流传变异既是一个传播现象，也是一个社会文化现象，将知青歌曲这一特殊的历史音乐现象纳入到中同音乐史研究的论域中。

在16日下午的闭幕式上，修海林副会长对此次会议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总结发言，认为从此次会议宣读的论文可以看出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比往届有了新进展，期望着在此基础上的新拓展；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徐元勇院长代表下届会议的承办方从宁波大学艺术学院喻辉院长手上接受了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十四届年会的会议委托函。戴嘉枋会长在最后发言中对此次会议的学术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学界的青年学子们寄予了高度期望。16日晚，宁波大学艺术学院特别为会议安排了一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戏曲曲艺演出，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会议代表们展示了宁波地区的四明南词、宁波走书、甬剧等当地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风采。

作者：喻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