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性保险监管论文

摘要：目前，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国策30多年以后，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和医疗问题已开始逐步显现。同时，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也面临着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城乡人口总和生育率失常、性别比失衡、计生家庭风险难以分散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和行政手段推动之间矛盾重重。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政策性保险监管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政策性保险监管论文 篇1：

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方式选择

政策性保险不是单一的经济补偿制度，而是以服务于国家某一特定的社会、经济方针政策为目的的经济保障制度，它本身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不以盈利为目的。

农业保险标的的特殊性

与一般商业保险的规律不同，农业保险标的大多是农作物及饲养的家禽家畜，其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面临自然力和人力的作用，面临的风险远远高于其他产业。农业生产在土地空间上的分散，决定了农业保险标的和被保险人的分散性。一方面，对单个种养家庭来说，除了专业户，每户的实际损失额并不大，损失分散。另一方面，由于农业自然灾害发生的广泛性，一个地区的农民生产损失具有共发性，农业总体损失巨大，经常发生巨灾风险，导致保险人的财务经营极不稳定，保险供给有限。再加之，农业灾害发生机会多，超出小概率事件的范围，期望损失与标的价值比例大。标的广泛分散，赔付次数多加大了管理费用，因而农业保险费率极高。

由这种高风险损失率和高管理费用率而决定的保险价格必然居高不下，农业保险的费率通常在普通财产险费率的10倍、甚至几十倍以上。如果按全部农险成本支付保险费用，农民难以接受。潜在需求不旺，现实有效需求更难形成，这便是世界各国大规模发展农业保险所面临的普遍困境，也是我国发展农业保险的客观障碍。

农业保险基本经营模式

谨慎选择的商业性保险经营模式。即保险人选择农业中那些不需要补贴或只需少量补贴的险种，按商业性原则经营农业保险。西欧国家的雹灾保险是典型代表，少数发展中国家对高价值的经济作物也采用这种经营模式，如毛里求斯的甘蔗等糖类作物保险，牙买加的香蕉保险等。这种保险通常是由私营保险公司经营。但是对于所有的农作物和牲畜普遍采用商业性原则来经营则是无法适应的。

大规模开展的政策性保险经营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国家或地方政府通过立法，将该国（地区）种植（养殖）范围广、在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农作物（牲畜）确定为保险对象，同时对农业保险的管理费用及纯保费给予大量财政补贴，被保险人只需交部分保险费用，由政府直接或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对农业经营者遭受的所有主要灾害损失提供经济补偿的制度。一般地，在该制度下，农民从农业保险中所得到的赔款收入远大于他们所交付的费用支出，即从农险中得到了政府的净收入转移。因而，这种经营模式实质上是一种市场化的农业救济或农业保护手段。在该经营模式下，农民对保险的有效需求迅速扩张，农业保险得以在广阔地区普遍开展。

这种模式多由政府机构主导经营或直接经营，发达的北美国家和日本是这种政策性保险的典型代表。如美国和加拿大都是由官方的农作物保险公司（隶属农业部）来主导和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日本则是根据“农业灾害补偿法”对稻、麦等粮食作物，养蚕、养猪等实行强制保险，具体经营方式是采用政府支持下的农业相互会社形式；希腊根据“农民社会保险法”，把农作物的保险与养老金、健康保险放在一起实行强制保险以保障农民的收入。

在经济支持方面，美国政府在2000年对农作物保险纯保费的补贴额平均达到53%，还向承办政府农作物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业务费用（包括定损费），承担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全部管理费用。从1980～1999年，联邦政府给农作物保险的补贴总额累积达到150亿美元。加拿大联邦政府对农作物保险的捐助额大约占保险费总收入的50%。日本政府对保费的补贴则更巨大，1947～1977年，保险管理费用总支出为4953.83亿日元，而政府提供了其中的3205.59亿日元，占65%。农业保险成为他们增强农业生产投资和稳定农民收入的重要政策工具。

我国民政部门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办的农村救灾保险，当时也是按照政策性保险的构想进行试点的。但在后来的具体实践中，由于主客观原因没有能贯彻政策性保险的原则和方法。2004年成立的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由上海市农委与人保公司等部门联合筹建的，也应当属于政策性保险性质。虽然股份公司都会要求盈利，但该公司承诺农业保险业务不低于保费总收入的60%，上海市、县（区）地方政府在农户参加农业保险时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同时，财政对种植业、养殖业保险和农村建房保险免征一切税赋。

政策性保险与完全市场化的商业保险是有区别的，它具有一定的救灾福利性质，但又不同于传统救灾救济制度。与救灾制度相比，农业保险在农业灾害补偿方面更公平、透明和有效率，同时还可以发挥农户之间的风险共济作用，调剂更多的农业风险基金，提高农村救灾效能。政策性农业保险不同于传统救灾制度，也不同于纯粹商业保险制度，它更类似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中的社会保险。

政策性农业保险特征

政策性保险不是单一的经济补偿制度，而是以服务于国家某一特定的社会、经济方针政策为目的的经济保障制度，它本身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不以盈利为目的。因此，许多国家将其归为社会保险或法定保险的范畴，认为政策性保险同样具有社会保险的投保普遍性、实施强制性和财政支撑性等特征。政策性保险险种的选择、保险责任的确定、保险基金的提取以及损失赔偿，均以提供保证社会成员基本生活福利和社会安定的各种物质帮助措施为其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政策意图不同，目的要求不同，实施的形式和所设置的险种也是不同的。

国家为了稳定农业经济发展，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和简单再生产的需要，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强制要求农民参加农作物保险或牲畜保险等。我国政府要真正重视“三农”问题，确实有效地保护农民的利益，就要敢于为农业的发展保驾护航，农业保险的开展就应该采取政策性保险的经营模式。

实际上，尽管世界上农业保险发展有商业性和政策性两种选择，但是，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认识到了农业保险的社会保障属性，对于农业保险给予了大量的财政补贴，将其作为政府发展农业的重大政策措施加以扶持。即使是在西欧，他们实行的是商业性农业保险经营模式，有些国家（如法国）也对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私营保险公司进行了少量财政补贴和其他方面的支持。

我国的方式选择

影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方式的合理选择，既要保证实现农业保险的社会目标，即促进农民收入稳定和农业发展，同时，又要能满足维持农业保险本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以此为出发点，影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方式选择的因素，主要包括我国农业发展水平、农业生产风险和农业保险各参与主体的行为因素等，其中各参与主体行为因素的影响最重要。开展农业保险的参与主体主要包括政府、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农民等。

政府是发展农业保险的主导者、组织协调者和资助者。政府可以利用其对社会资源的强制配置作用，为农业保险参与者提供必要的财政和政策支持，组织农业保险研究，调动各方面力量(行政、财政、金融等)参与农业保险，减少运行障碍和成本。但目前我国政府在开展农业保险方面也面临一些挑战，如实践经验缺乏、经营管理机构不完善和协同监管能力不足、政府财力有限且使用效率低下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各省份都强行采用政府主导下的官办官营制度模式，必然面临巨大的挑战，甚至招致失败。但若采用政府支持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则政府的角色相对灵活。

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包括公共部门、商业保险公司、保险合作社等。公共部门不以盈利为目的，易于保证社会目标的实现，组织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时易与政府沟通以及与其他机构进行合作。但是公共部门也易产生效率低下、滥用资源、农民难以得到良好的服务和保障等问题。商业保险公司则有较高的效率和良好的服务，但它要追求盈利，如果不能带来利润就会放弃业务。一些高价值的商业性农产品可以成为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对象，粮棉等普通农作物的保险必须有政府的较高补贴，它才可能经营这些业务。保险合作社属于区域性互助合作组织，由投保人自行组织管理，经营成本低、效率高，但它不能应付较大的风险，且要求投保人具有一定的经营素质。

农民是农业保险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与农产品的分类相对应，我国农民也分为一般农民和经营性农民。一般农民进行农业生产主要为了保障生活，尤其是贫困山区的农民，巨大的农业灾害会对其基本生活带来严重影响。他们分布面广，生活生产环境变化多样，农业生产产出低，保费支付能力低，但他们对农业保险需求最为强烈。对于一般农民，农业保险的福利性更强，通常需要政府更多投入。而经营性农民主要在一些农业发达地区进行高价值的商业性农业生产，如大棚种植、网箱渔业，他们需要的农业保险是保障其经营收益，通常可以采用商业性农业保险经营方式，或只需要较少的财政补贴和政策支持。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方式选择的政策建议。

鉴于我国地区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税制的现实，笔者建议，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建立的时机以及选择哪种制度模式的权力应该采取各省份分散决策的方式。但当务之急，是中央政府应尽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国家管理机构（如农业部或财政部下设农业保险管理司），尽早出台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指导纲要。具体而言，国家农业保险管理机构为促进各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和发展，首先要尽快制订农业保险政策，确定政策性保险的作物种类、保险责任，制订主要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的标准条款和参考费率；其次，要确定中央政府对各省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开展进行财政支持的额度和方式，包括确定保险费和经营管理费用的补贴方式，以及提供再保险的方式；第三，为保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规范发展，要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的设立和运作加强监管。

关于各省份到底应选择哪种制度模式来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就目前大部分省份的实际情况来看，政府支持下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制度模式是现实选择。该模式的制度建立成本较低、风险较小，而且，政府在政策性农业保险中的责任也比较灵活，在财政能力有限时可选择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小一些，即政策性保险的农作物种类少一些、以综合性风险保险为主；在财政支付能力提高时增加政策性保险作物的种类和牲畜的种类、以承保一切险为主，从而逐步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使更多的农民得到保障，并不断提高保障利益。

当然，在农民合作组织比较健全、具有互助合作传统的地区，也可以选择保险合作社模式；在农垦公司辖区、国有农场、规模农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或集体经济仍然比较健全的地区，也可以借助比较强的农业组织的力量，尝试建立农业保险相互公司或国有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模式。总之，应该根据各地区的实际，灵活选择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模式，不能搞“一刀切”，也不能通过行政力量强制建立，要考虑农民的接受程度、组织模式的经济可行性和开展业务的便利性等。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财经学院）

作者：丁少群　王　信

政策性保险监管论文 篇2：

中国计生家庭生活保障制度的现状与城乡统筹

摘 要：目前，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国策30多年以后，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和医疗问题已开始逐步显现。同时，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也面临着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城乡人口总和生育率失常、性别比失衡、计生家庭风险难以分散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和行政手段推动之间矛盾重重。因此，有必要建立城乡统筹的计生家庭生活保障制度来化解这些计生家庭所面临的难题并促进计划生育政策的转型。城乡计生家庭生活保障制度可以从三个层次展开，即社保层面的基本保障、政策性保险层面的附加保障和商业保险层面的补充保障。

关键词：计生家庭；风险；生活保障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初，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国家开始在全国城乡全面推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国策实行30多年来，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如城乡总和生育率失常背景下的人口逆淘汰、性别比严重失衡、计生家庭的风险难以分散、养老负担日趋沉重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和行政手段推动之间矛盾重重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中，伴随着中国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伴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步入老年，计生家庭的生活保障问题已经逐步显现并呈现日益凸显的态势。

其一是计生家庭风险问题。独生子女为人口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高风险的社会。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远远大于多子女家庭，老年、医疗、失业、残疾、夭折等人类生命周期中的常见风险，都会对此类家庭造成致命的冲击。

其二是计生家庭的养老负担问题。这体现在个人、家庭的负担和政府、社会的负担两个方面。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的资料显示，中国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已经达到12.71%，农村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已经达到13.65％。这说明在中国“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计生家庭的养老问题愈加严峻。

而2005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也显示，中国0—30岁独生子女数占同龄人口比重为29.30%。这意味着近1/3的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家庭，4∶2∶1的倒金字塔型的家庭结构正在成为社会的主流。显而易见，计生家庭的养老问题完全依靠家庭内部解决是不现实的，这需要寻找新的出路。

可以说，独生子女家庭的高风险状态和养老负担的日趋沉重，使中国计生家庭的养老及生活保障成为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这不仅将有可能给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制约，而且也将增加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影响政策的稳定性和行政手段推动的效率。尽管国家计划生育和人口政策依照科学发展观进行了调整，国家的计划生育工作思路也已在利益导向机制上出现“由罚到奖”的关键性转变，但要想解决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难题，解决计生家庭的风险和生活保障问题，需要分析中国计生家庭生活保障制度的现状和问题，积极探讨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对策。

二、城乡计生家庭生活保障制度的现状与问题

（一）计生家庭生活保障制度的现状

目前，中国针对计生家庭的生活保障主要包括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少生快富”工程和“关爱女孩行动”。

1.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

2004年初，中国政府决定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①。几年来，通过国家和地方财政投入，这项制度覆盖了一部分农村计生家庭。2004年，该制度的奖扶对象是29.72万人；2005年奖扶对象为94.12万人，各地区自行试点的奖扶对象有约41万人；2006年奖扶对象为134.66万人，东部自行开展地区奖扶对象是51.94万人。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在试点地区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它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促进计生部门工作思路和方法的转变以及育龄群众生育观念的转变②；探索了管理运行机制和奖扶资金的发放机制；推动了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和财政支农制度的创新。

2.“少生快富”工程

自2000年开始，针对西部地区的一些农村深陷在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的状态，为缓解人口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宁夏、青海、甘肃等地陆续开始尝试实施“少生快富”工程。到2004年，国家将“少生快富”工程的试点范围扩大到政策允许生育三孩的所有地区，包括内蒙古、海南、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具体而言，

“少生快富”工程实施的范围是普遍允许生育三个孩子的少数民族地区。目标人群是可以生育三个孩子而自愿少生一个孩子，并采取了长效节育措施的家庭。奖励的措施是每对夫妇一次性奖励不少于3000元，并引导他们把奖励资金用于发展生产，勤劳致富。

“少生快富”工程的效果也十分明显。青海是西北地区唯一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工程“双试点”地区。据青海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2004年全省有9762户农牧民家庭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比上年增长了92%；1034户主动放弃三胎生育指标，比上年增长了9.65%；近20年来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控制在10‰以内。

3.“关爱女孩行动”

2003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启动“关爱女孩行动”，在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较高的24个县开展试点工作以缓解性别比失衡问题。试点地区做法不一，一般做法是计生家庭的女孩可享受一定年龄内免缴农村合作医疗费，义务教育阶段减免部分或全部书杂费；或者在职业培训、推荐就业、法律援助、养老服务等方面享有特定的扶持和优惠。

除了上述三项规模较大的计划生育家庭生活保障制度外，还有少数地区对“伤残、夭折特殊计划生育困难家庭补助制度”和“计划生育家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行了试点。

以上制度试点工作的开展，标志着中国人口控制方式实现了重大转变，即从“处罚多生”为主转向“奖罚并举”，为解决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面临的难点问题提供了思路。

城市计生家庭能享受到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各地的奖励标准不尽相同，最多不超过30元。比如，就北京市而言，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每月10元，自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之月起发放至其独生子女满18周岁止；独生子女父母，女方年满55周岁，男方年满60周岁的，每人可享受不少于1000元的一次性奖励。

（二）计生家庭生活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1.覆盖面过窄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推算，2000年中国农村5—30岁的独生子女已经超过4400万，独生子女父母人数已经接近9000万，其中40岁以上只有一个孩子的父母人数已经超过1500万。农村双女户有1000多万。而就计生家庭生活保障制度的现状而言，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覆盖人口的比例不到6%，“少生快富”工程本身的覆盖范围也非常有限。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在应调查的家庭成员中，享有养老保障的比例为18.6%，计划生育家庭成员享有保障的比例为23.6%，而农村地区享有养老保障的比例仅为6.0%，保障形式以农村集体养老保险为主。

这些抽样结果表明，中国城乡计生家庭生活保障制度的覆盖面非常狭窄，很多计生家庭面临着严重的现实困境和后顾之忧。少数独女户和双女户的农村家庭甚至陷入脱贫无人力、生产无资金、生病无护理、老年无人养的惨境。③

2.保障水平过低

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只针对农村只有一个子女和两个女孩的计划生育家庭，夫妻年满60周岁后才可以领取，发放标准是每年不低于600元，平均每月50元，这样的标准尚不足以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即使未来国家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但随着保障人群范围的扩大，均摊在每一个奖扶对象上的资金仍然十分有限。而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对城乡计生家庭来说，因其数目极少，仅具象征意义。

3.政府的财政负担在时间跨度上畸轻畸重

如果说计生家庭生活保障制度在目前的试点地区财政负担尚可以承受的话，那么，随着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工程等政策的全面施行，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负担将加重，而且此负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日俱增。以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为例，如果按现在最低的奖扶标准，不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到2021年左右奖励扶助对象接近峰值，总人数约为2540万人时，所需的奖励扶助资金就需要至少152.4亿元，再加上其他类似政策如伤残夭折特殊困难计划生育困难家庭补助制度④、农村生育保险制度、计划生育家庭老年医疗保障制度、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口长期护理制度等的推行，可以预计，几十年后国家投入的资金将非常庞大。而那时中国人口红利期结束，经济增长步伐趋缓，财政可能难以承受如此庞大的资金负担，计生家庭生活保障制度的持续性可能难以保证。

4.制度的稳定性和统一性较差

目前针对计生家庭的所有保障措施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⑤

无论是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少生快富”工程，还是“关爱女孩”行动，仅就试点地区这几年的情况看，很多地方都有波动，各地各自为政、差别悬殊的情况比较普遍。可以说，制度的稳定性和统一性较差。特别是“关爱女孩行动”，在少数地区颇有“搞运动”的态势，未能作为一项长期的保障措施连续执行。

作为一项针对特定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计生家庭生活保障制度的稳定性和统一性是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因此，如果规范化、法制化、长期化的要求不能从法律、法规层面得到根本解决，制度的稳定性和统一性将难以保证。

总而言之，现行的保障方式无法体现国家对计生家庭贡献所应负的补偿责任，我们急需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系统并与现行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相宜的城乡计生家庭生活保障制度。

三、中国城乡计生家庭生活保障制度的统筹规划

鉴于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诸多难题，降低性别比失衡的比例、扭转人口逆淘汰的趋势、降低计生家庭的风险、推动计划生育政策的转变，需要全局性的战略思路，需要建立起完善的、城乡统筹的计生家庭生活保障制度。

如化解性别比失衡问题，最根本的是要从社会保障着手，因势利导，逐渐放弃“堵”的思路，拓宽“疏”的思路，消除计生家庭的后顾之忧，建立一整套城乡计生家庭生活保障制度；

解决城乡总和生育率失衡导致的人口逆淘汰问题，应从城市和乡村统筹的角度考虑，利用社会保障、保险和其他的收入转移机制来逐步解决，具体思路是建立城乡计生家庭的联合教育保险制度；

而分散计生家庭的风险问题，特别是养老问题更适合用保险机制加以解决；

在化解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和行政手段推动之间的矛盾方面，也必须转变当前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建立起完善的、城乡统筹的计生家庭生活保障制度。

本文所设计的城乡统筹的计生家庭生活保障制度分为基本保障、附加保障和补充保障三个层次。

（一）基本保障：与城乡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相整合的社保层次

第一，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方面，虽然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数字，中国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口的参合率较高（91.05％），但是

目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没有体现出对计生家庭的特殊照顾。如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补贴按一个统一的比例向计生家庭倾斜，将会取得非常好的政策效果。

第二，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方面，目前北京、上海、山东等地区仍在运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大概涵盖5300多万人，这些制度在地方财政补贴的范围内也宜向计生家庭倾斜。

第三，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方面，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经涵盖的全部城市和很大一部分农村，应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列明对计生家庭照顾的特殊条款。

第四，在城市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城市生育保险制度是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社会保险制度。除了对计生家庭的特殊照顾外，城市生育保险制度还应延展到农村所有的计生家庭，农村计生家庭的生育保险费应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

（二）附加保障：针对城乡计生家庭的政策性保险

保险有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之别，在商业保险中又有普通商业保险和政策性保险之分。无论哪种保险制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把众多不确定的个人风险集合起来，通过收取少量保险费形成保险基金，当其中的少部分人发生约定损失的时候，由基金对这些受到损失的人进行补偿，形成所谓“千家万户保一家”的互助机制。⑥

从经济学的角度，商业保险是保险公司为追逐利润而设计、销售的险种；政策性保险是指政府通过政策推动、利用保险机制以达到某种政策目标的险种。商业保险和政策性保险有着很多区别（见表1）。

对政策性保险而言，当保险公司独立经营时，其收益会小于成本。由于政策性保险一般具有相当明显的正的外部性、社会总收益大于社会总成本，因此，为获得该险种带来的经济福利，政府必须以补贴或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推动保险公司经营或由政府直接经营。最典型的政策性保险有农业保险、出口信用保险等。总的来说，

政策性保险可以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其一是将现有的计生家庭生活保障制度转换为计生家庭政策性保险进行运作；其二是开展更多、针对性更强的政策性保险项目。

1.采用政策性保险的方式实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项目

由于政策性保险可以实现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目标——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而且更有效率，更稳定，并可实现政府跨年度财政负担的均衡化，同时奖励扶助制度在形式上是一种覆盖特定目标群体的社会救助制度，而在实质上是一种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的现收现付制（Pay as you go）的、受益基准制的（On benefit）生存年金，它已经具备保险的基本特征，如果能通过政策性保险的方式运作，则可以将保险机制的几个优势发挥出来，达到更好的政策效果。因此，有必要采用政策性保险的方式实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项目。

以政策性保险形式运作的优势至少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政策性保险采用保险精算技术。原来扶助金是按固定数额发放的，既很少考虑地区和家庭之间的差别以及计生家庭的实际需要，也完全受制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当年的财政支付能力，现实中很不稳定；而政策性保险则是根据未来若干年内的生活水平、死亡概率等因素，进行综合测算，考虑到地区差异，得出必要的财政支持额度，在时间跨度上实现财政支出的均衡化。⑦同时，将奖扶资金计入每个计生家庭的家庭账户，当年龄条件或其他条件（如残疾）具备时，由年金账户开始按期支付养老年金。

第二，政策性保险可以实现纵向的资金积累和横向的区际互助，并形成制度统一、标准有别的全国性制度，既能在更广阔的空间和时间跨度上分散风险，也可防止这一制度的碎片化所带来的阻碍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形成和人力资源合理流动的后果。

第三，政策性保险具有更好的示范效应。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目的是希望更多的家庭因保障的存在而不超标生育，但在目前的奖励扶助制度下只有老年农民才能拿到扶助金，受益面窄，示范效应差。而政策性保险则可以使每一个家庭都通过手中的保险单切身感受到保障的存在，从而达到更好的政策效果。

第四，政策性保险可以调动更多的资源。目前的奖励扶助制度只有政府的投入，没有调动社会资源，资金来源十分有限，保障能力较差。而政策性保险则可以调动集体、家庭、企业和社会的各种资源⑧，通过财政补贴资金带动更多的参与主体参与进来，从而大幅提高保障水平。⑨

第五，政策性保险可以使奖励扶助制度纳入严格的监管程序。目前，奖励扶助制度仍然处于试点状态，作为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监管和法律上的支持较弱，计生户缺乏受益凭证，社会监督难以落到实处。而政策性保险制度则可以将这一制度纳入现有的比较完善的保险监管体系之下，使监督更有效率。

以政策性保险的方式运作的具体操作办法是：国家建立政策性的计划生育保险公司或委托市场上的商业寿险公司，采用政策性保险的方式实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项目。保险公司利用精算技术和计划生育部门积累的数据，计算出未来的扶助金的总额，然后在若干年内将政府的财政负担均衡化，使政府每一年的财政支出大致相当。负担轻的年份结余的资金积累下来按照社会保障基金的方式运作以保值增值，为负担重的年份提供充足的资金。资金在全国的空间范围内彼此互助，在几十年的时间跨度上互相调剂，以发挥最大的社会效应。

2.采用政策性保险的方式实施“少生快富”工程和“关爱女孩行动”

“少生快富”工程相当于政府为计生家庭提供创业和致富资金，以购买其生育指标。若“少生快富”工程采用政策性保险的方式实施，则可起到锦上添花的功效。其具体的做法是：由政策性保险机构为参加“少生快富”工程的家庭提供创业投资基金和种植业、养殖业的农业保险保障，为这些家庭提供必要的风险保障，使这些家庭在遭遇大灾时免于陷入创业资本毁于一旦的窘况。保险公司这块业务的资金来源有二，一是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少生快富”工程中的财政投入中切出一小块，二是计生户家庭自己缴纳的数量不多的配套的保险费。

政策性保险制度可以彻底改变目前“关爱女孩行动”的不规范性、不稳定性和非统一性。中央和地方财政应抛弃“撒胡椒面”式的做法，集中专项基金，为计生家庭的女孩提供从幼儿园到大学学习阶段的教育保险金，并在各个学习阶段，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使计生家庭的女孩从保险账户中获取必要的学杂费和生活费用，以保证女孩的教育机会，全面提高农村女孩的教育水平。⑩

3.逐步建立其他政策性保险制度

除了采用政策性保险机制优化目前的计生家庭生活保障制度外，还可以考虑逐步建立如下有价值的政策性保险制度。

第一，建立独生子女死亡、意外伤残、重大疾病政策性保险。目前，独生子女死亡、意外伤残、重大疾病已成为带有一定规律性和普遍性的社会问题。(11)独生子女家庭一旦遭遇子女死亡、严重伤残和重大疾病丧失劳动能力而母亲已不能再生育的境况，这些家庭不仅承受着巨大的精神打击，而且极大地弱化甚至可能丧失家庭的经济收益和养老保障能力。虽然这一人群为数不多，但其境遇对社会影响较大，也是影响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实行计划生育的主要因素。(12)因此，这一人群的保障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死亡、意外伤残、重大疾病属于小概率事件，从保险的角度来讲，极少量的保险费就可以获得巨大的保险金额，互济型最强，保障水平也很高。如果设立“独生子女死亡、意外伤残和重大疾病保险”的政策性保险，并且对领取独生子女证的独生子女全部投保，则可以用极为低廉的保费投入，保证在独生子女死亡、意外伤残和重大疾病等惨剧发生时，这些家庭的生活能够继续下去。

第二，建立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政策性保险。节育手术客观上都存在并发症的风险，特别是在农村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这类风险更易发生。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给实施计划生育的家庭和个人带来了经济上、精神上的痛苦，甚至使有的家庭陷入了极度贫困的状况。这给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计划生育部门的工作也带来了沉重的压力。设立“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保险”险种，并对实施手术的妇女全部投保，可以大大降低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给这类家庭和个人带来的经济压力，使家庭正常的生活不会受到大的影响。

第三，建立计生家庭的老年医疗和长期护理政策性保险。

老年人的医疗费用较高，出险概率较大。因此，计划生育家庭的老年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是最能体现政策性保险性质的业务之一。但是由于老年人长期护理的成本巨大，保险的赔付率也非常高，所以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计生家庭的“老年医疗和长期护理政策性保险”只能进行小范围试点，在经济得到一定发展、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进一步扩大范围。

（三）补充保障：针对城乡计生家庭开发的商业性保险

在社保层面的基本保障、政策性保险层面的附加保障之外，城乡计生家庭还需要一些商业保险层面的补充保障，以弥补基本保障和政策性保险的不足。

1.推行计生家庭系列商业保险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地方的计划生育部门联合保险公司、民政部门和银行开始试办一些计划生育保险项目，这些做法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并深受计划生育家庭的欢迎。(13)但随着国有保险公司的改革、重组和分拆，这些计划生育保险项目因险种老化、保险公司服务不到位等因素，没有得到健康发展，各地的计划生育系列保险相继停办，只有极少数地方的计生保险延续了下来。到2000年之后，一些地方才又开始重新试办计划生育系列保险。(14)

根据各地经验，目前可以开发的商业保险主要有：计划生育手术平安保险、独生子女平安险、母女安康险、独生子女婚嫁保险（包括子女备用金保险）、计划生育夫妇养老保险、计划生育专干养老保险、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意外伤害保险等。具体分工可以由商业保险公司主办，负责经营、管理、宣传及收费；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协会的基层机构和人员负责代办，做好宣传、组织投保、筹集资金等工作。保费主要来自于地方财政收入、村办企业收入、村级公益金、计划生育统筹费、超生子女费、独生子女保健费、早生早育罚款以及个人和家庭的少量投入。

2.设立城乡家庭计生互助教育保险

这种保险的设计是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相配合的。目前在一些地方，国家政策允许城市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但生育第二个孩子是有条件的，即这类城市家庭必须一次性拿出一定额度的城乡家庭计生互助教育保险费，如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城市家庭一次性拿出5万元作为城乡家庭计生互助教育保险费，或一次性将20万元存入银行专户，若干年内的利息作为城乡家庭计生互助教育保险费。这些钱将被转移支付给西部“少生快富”工程计划中的贫困计生家庭，作为城乡两个家庭孩子的教育保险金，为两个家庭最后一个孩子的各个教育阶段提供资金，两个孩子的教育保险保单彼此关联，两个家庭也通过保险建立一定的互助联系。这不失为一个一举多得的良策。

注释

①奖励扶助制度是在各地现行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基础上，针对农村只有一个子女和两个女孩的计划生育家庭，夫妻年满60周岁后，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专项资金进行奖励扶助的一种制度安排。奖励扶助标准是，按人年均不低于600元的标准发放奖励扶助金，直到亡故为止。已超过60周岁的，以该制度在当地开始执行时的实际年龄为起点发放。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视各地财力情况，由中央和地方财政确定负担比例，安排专项资金并分别纳入当年财政预算。地方负担的资金，以省级财政为主。西部试点地区的奖励扶助金按基本标准中央财政负担80%，地方财政负担20%；中部试点地区的奖励扶助金按基本标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别负担50%；鼓励东部地区自行安排资金进行试点。

②试点地区普遍出现了“三多一少”的现象，即自愿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家庭多了，主动放弃二孩的人多了，落实长效节育措施的人多了，违反计划生育的人少了。

③潘锦棠：《中国生育保险制度的历史与现状》，《人口研究》2003年第2期。

④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有在全国推行这一制度的规划。其初步设想是对城乡独生子女死亡或伤残丧失劳动能力、未再生育的家庭，自母亲49岁后，在享受已有奖扶政策的基础上，给予每人每月100—200元的优抚金。其中独生子女死亡的，优抚金由中央解决；独生子女伤残的，优抚金由省里解决。

⑤谭湘渝：《我国生育社会保险制度实施现状分析与关键理论问题探讨》，《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⑥孙祁祥、郑伟、王国军等：《经济社会发展视角下的中国保险业——评价、问题与前景》，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59页。

⑦类似于商业年金的均衡保费（综合考虑了若干年的死亡率、费用率、利息率等因素，使每期缴费额相同）。在这里，政府每年支出的财政补贴也与均衡保费类似，各年相等或差距很小，这样就可以化解财政负担逐年增大而目前畸轻、将来畸重的问题。

⑧类似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府的财政资金主要起撬动作用。

⑨保险公司要求年轻的、有一定收入的计生户夫妇在获得年金保单的时候，也要配套缴纳少量的保险费，农民手里获得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受益凭证——保险单，制度的稳定性将大大加强，同时也提高了保险金额和保障水平，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可谓多赢。

⑩女孩的文化素质直接关系到当代和下一代的综合素质，在国际上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投资。

(11)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资料显示：2006年全国城乡独生子女死亡累积约16.69万户，涉及30万人；独生子女伤残累积7.51万户，涉及13.5万人。

(12)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专项调查报告结果分析，到2003年全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中因子女夭折、伤病残而导致特别困难的家庭已累积30万户，平均每年新增1万户。对于遭遇意外风险导致贫困的这部分家庭，目前一些地区的扶助政策是一次性发放困难补助金5000元左右，其中年满60岁以上的农村独生子女和两女家庭，已享受奖励扶助金的，一次性发放困难补助金2000元左右。但这一扶助政策的覆盖面很低，资金支付也带有较大的随机性。

(13)截至1996年底，投保人（份）为5000万人（份），收取保险费33亿元，山东、河北、辽宁、四川、浙江和江苏的保险费收入皆在3亿元以上。

(14)目前影响比较大的计生保险主要有：江西省新余市延续下来的农村“二女户养老保险”和农村“0—6周岁独生子女爱心保险”；2001年深圳市计划生育协会联合太平洋保险公司推出的“母子定期寿险及附加健康险”以及“独生子女少儿乐综合保险”；2004年哈尔滨市计划生育协会联合中国人寿哈尔滨市分公司在全市开展的计划生育家庭保险保障计划等。

责任编辑：海 玉

作者：王国军

政策性保险监管论文 篇3：

宁夏蔬菜价格政策性保险的探索之路

宁夏属典型大陆性气候，光照充足、热量丰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昼夜温差大，自然环境优越，具有发展设施农业和特色露地蔬菜生产的有利条件。蔬菜产业是自治区党委、政府确定的“1+4”主导产业之一，也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载体和农民稳定增收的支柱产业之一。蔬菜价格一头牵着“市民的菜篮子”，影响市民生活质量，一头牵着“农民的钱袋子”，关系农民脱贫致富。2011年以来，受极端天气和季节性变化等因素影响，宁夏蔬菜种植“大小年”交叠现象明显，“菜贱伤农、菜贵伤民”问题突出，成为困扰价格调控工作的难题。为构建稳价安民的长效机制，自治区物价局自2012年开始，着力探索运用价格调控资金支持农副产品平价商店、平价农贸市场建设，对减轻市民“菜篮子”负担做了有益尝试。同时，也充分认识到保持市场价格稳定需要充足市场供应支撑，而维护持久的市场供应，需要农民有种植的意愿和动力。为此，针对2014年全区露地蔬菜市场波动较大，农民收益损失严重的状况，自治区物价局遵循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原则，从稳定生产、保障供应入手，积极运用经济手段调控农产品价格，以保障菜农生产成本为目标探索开展了蔬菜价格政策性保险，有效增强农民抵御价格波动风险的能力，有利于农民恢复再生产，保证市场供应，从而从生产、销售等环节构建全链条的价格调控体系，实现精准调控，稳定市场运行。

一、坚持问题导向，科学设计价格政策性保险试点机制

2014年，在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的指导下和人保财险宁夏分公司的支持下，自治区物价局联合农牧、财政部门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宁夏蔬菜价格政策性保险试点工作机制，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制定了宁夏基本蔬菜价格政策性保险试点实施方案。一是明确“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投保自愿、协同推进、积极稳妥”的试点原则。通过政府价格调控资金补贴保费等政策性手段，调动菜农积极性，促进农户自愿投保；物价、财政、农牧、保监等有关部门积极协调配合推动全区蔬菜价格政策性保险试点工作。二是明确了蔬菜价格政策性保险试点具体内容。确定银川市三区、永宁县、贺兰县等具备价格监测能力的12个重点市、县（区）作为试点区域，并逐步向全区推广；确定宁夏主摘的辣椒、西红柿、芹菜等10种基本蔬菜作为保险试点品种，并逐步向其他设施蔬菜品种和露地蔬菜推广。三是明确保险赔付机制。在保险期间内，由于市场价格波动原因，造成被保蔬菜月平均地头价低于约定的合同成本价时，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按照约定的保险责任向投保人给付赔偿金；明确保险费率为8%—10%，保费按照保险费率与保险金额乘积计算，自治区价格调控资金承担80%保费，投保人承担20%。

经过三年来的摸索与实践，在不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巩固托住农民再生产能力的底线，自治区物价局联合农牧厅花大力气对蔬菜种植成本进行调研，多次征求有关部门和农户意见，进一步完善了宁夏蔬菜价格政策性保险机制。一是将蔬菜价格保险承办公司由人保财险宁夏分公司一家增加至平安产险宁夏分公司、太平洋产险宁夏分公司三家，增强了全区蔬菜价格政策性保险经办服务能力和市场化水平；二是规范了各保险公司使用的保险费率、目标价格触发机制和理赔方式，形成了较为成熟稳定的保险经办模式；三是重新测算各品种蔬菜种植成本，保险金额的确定更加科学合理，惠农政策辐射区域更广；四是明确将建立财政支持、公司参与的宁夏蔬菜价格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纳入2017年工作计划。

二、坚持政府引导，确保价格保险机制畅通高效运行

农民脱贫致富是各级政府的“头等大事”，菜价直接关系到农民的收入，直接影响农民生活水平。一直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价格政策性保险工作，无论在组织领导方面，还是资金支持方面，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肯定。自治区物价局联合相关部门下功夫、铆足劲做好政策设计、观念引导、适时监督等方面工作，确保了宁夏价格政策性保险机制高效有序运行，保障了农民种植收益。

（一）强化组织领导，坚持部门联动

2014年试点实施期间，时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屈冬玉同志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蔬菜价格政策性保险工作，肯定宁夏试点成绩的同时指出“物价局带头做了一件创新性‘功德无量’的好事”。各部门将蔬菜价格政策性保险作为为民办实事的“强力剂”，相互支持、配合，形成齐抓共管合力。自治区物价局积极协调农牧、财政、保监等部门建立工作机制、明确责任分工，建立完善数据统计、情况通报、资金拨付、监督检查等工作制度，为价格保险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可靠保证。

（二）夯实政策支持，政策导向明确

试点期间，为达到稳定价格、保障菜农种植成本、促进蔬菜生产的预期目标，引导农民积极参保和保险公司积极承保，自治区物价局运用自治区价格调控资金补贴80%蔬菜价格政策性保险保费。2014—2016年自治区价格调控资金补贴保费总金额为3525万元，2017年计划运用近4000万元资金补贴蔬菜价格政策性保险保费。预计四年累计运用7500多万元财政资金撬动的蔬菜价格风险保障金额规模约9.4亿元，充分发挥了价格调控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三）力足精心设计，注重动态调整

一是精心確定保险区域和保险品种。确定全区蔬菜生产重点市、县（区）的特色优势产业集中连片种植区作为保险区域，覆盖了全区大部分蔬菜种植面积，便于集中有序投保。确定全区主要摘种、群众消费量大、市场价格波动频繁的蔬菜品种参保，兼顾设施蔬菜和对南部山区农民脱贫增收有重要影响的露地冷凉蔬菜。二是科学确定保险期间、保险合同成本价和保险金额。将蔬菜保险期间设定为采摘期，直接与价格对应；保险合同成本价由物价部门会同农牧部门根据被保蔬菜的平均每亩生产成本和每亩产量确定，确保准确有效。保险金额按照保险前三年宁夏价格成本调查监审局成本调查公布的保险品种生产成本平均值确定，且根据成本变化动态调整，保证了数据科学、依据充分详实。

（四）加强观念引导，增强投保积极性

自治区物价局在蔬菜价格政策性保险试点和推广过程中，广泛宣传发动，营造试点良好氛围。物价部门会同保险经办机构，贴近农民生产经营实际，利用各类媒体深入解读、广泛宣传蔬菜价格政策性保险的相关知识和扶持政策，使农民不断增强市场意识和保险意识，让这项惠农措施真正深入人心。

（五）强化适时监管，维护公正公平投保环境

自治区物价局不断加大对宁夏蔬菜价格政策性保险的督促指导力度，定期组织核查，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要求保险地区落实参保公示制度，保障参保户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坚决杜绝以“替保”、“虚保”等手段骗取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的不法行為。指导保险经办机构加强内部管理，主动接受监督，认真履行承保责任。

三、坚持效率优先，充分发挥价格保险“兜底”利农作用

（一）保险规模不断扩大，惠农政策辐射范围日益增加

2016年全区蔬菜参保面积为5.3万亩、保险金额达3.9亿元，分别比2014年试点初期增加5.23万亩、3.89亿元；保险区域由1个县扩展到15个市（县、区），基本覆盖了全区特色优势产业集中连片种植区；保险品种由1个增加到12个，2017年宁夏蔬菜价格政策性保险这项惠农惠民政策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保险面积预计将超过10万亩、保险总金额预计达到5亿元。

（二）保险赔偿兑付快速，弥补菜农成本及时

2014—2016年自治区物价局总计运用3525万元保费补贴资金撬动了1.13亿元保险赔偿金，其中：2014年赔付38万元、2015年赔付287万元、2016年赔付1.1亿元。三年综合赔付率为257%，年度赔付率为：2014年800%，2015年56%，2016年283%。且保险公司按月兑付农民赔付，快速弥补了农民的经济损失，保障了农民种植的后续生产力，发挥了蔬菜价格政策性保险这项惠农政策稳价惠农的作用。

（三）投保意识不断增强，农民认可度高涨

通过几年的试点，菜农的投保积极性不断提高、风险意识和保险意愿不断增强，让保险经办机构看到宁夏蔬菜价格政策性保险的广阔前景，让农民得到具体实惠。2014年投保农户仅为16户；2015年投保农户增加至551户，是2014年的34倍；2016年投保农户增加至3335户，是2015年的6倍，是2014年的208倍；三年累计受益农户达3902户次。

四、坚持支农惠农利民宗旨，不断完善政策保障

下一步，自治区物价局还将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提请自治区政府建立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的同时，积极争取构建大灾风险准备金和再保险机制，提高保险机构应对巨灾风险的能力。同时，自治区物价局还将探索建立以全区五大市的主要批发市场蔬菜每月平均批发价为基础的完整蔬菜价格体系，蔬菜价格指数以天为周期，每天发布一次，克服以往采用一个批发市场价格造成的代表性差的问题，更加科学、合理，符合实际情况。同时探索完善宁夏蔬菜产地批发价格监测制度，确保价格保险投保依据科学准确有效。

作者：郭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