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监管模式管理论文

2022-04-18

摘要:人身险、医疗健康险领域的市场业务“堵点”、“难点”集中体现在哪里?相关业务领域的“老大难”问题长期无药可解的原因体现在何处?是否能够通过对于市场现状的分析,另辟蹊径,探寻一套可能的解决方案?这套解决方案的大致可行性依据是什么?文章拟结合人身险、医疗健康险市场现状,对上述问题进行简单的试述,并提出全新的解决方案,以供参考。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保险监管模式管理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保险监管模式管理论文 篇1:

论我国保险监管制度原则与目标

摘要:保险监管是指一个国家对本国保险业的监督管理。一个国家的保险监管制度通常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国家通过制定保险法律法规,对本国保险业进行宏观指导与管理;二是国家专门的保险监管职能机构依据法律或行政授权对保险业进行行政管理,以保证保险法规的贯彻执行。

关键词:保险;监管;制度

文献标识码:A

1 我国保险监管的基本原则

1.1 法制原则

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就是政府对市场活动的干预由以行政手段为主转向市场和法律手段为主。我国保险监管作为政府活动的重要内容,就必须按照相应法律法规的要求,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杜绝超越法律规定的监管行为。在一定范围内,行政性手段仍然是重要的监管手段,但也必须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根据一定的准则进行。

1.2 市场化和效率原则

我国保险监管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保险市场的市场化不断深入,因此,保险监管就要强化市场对保险经营活动的约束,有利于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首先,监管部门要推进市场竞争,为保险行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只有实现充分竞争,才能保证市场的高效率。其次,监管部门要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杜绝对保险企业进行不必要的干预,为保险企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最后,监管过程本身要讲效率,要努力降低监管成本和费用。

1.3 适度监管原则

适度监管原则是指监管措施不能影响和抑制保险业务的正常发展以及创新活动的进行,也就是政府在监管活动中要逐步放权和还权,为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创造良好的条件,鼓励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积极参与保险业管理事务;在监管手段上,弱化行政强制色彩,用怀柔手段解决行业发展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1.4 公众利益原则

保险是一种信托关系,消费者购买保险就以牺牲当前利益来换取对未来的保障,也就是说,公众将未来的福利和保障托付给了保险企业,一旦保险企业破产,丧失偿付能力,就会使客户未来利益全部受到损失,导致社会福利也就是公众利益的损失。因此,政府必须通过保险监管来保证保险市场的稳定和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以保证公众利益不受损失。

2 我国保险监管的基本目标

2.1 保护被保险人利益

这与国际通行的保险监管目标是一致的。相对而言,我国保险消费者的专业知识、利益保护的途径和方式以及保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和能动性都较发达国家差,这就更加要求保险监管将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放到特别突出的位置,采取更大的力度和措施,切实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以推动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快速地发展。

2.2 保证保险企业偿付能力

这是保险监管的核心,没有充足的偿付能力就不能从根本上保证保险公司的发展,最终保证被保险人的利益。尤其是在放松管制的大趋势下,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就成为监管部门最后的“堡垒”。我国保险监管必须将保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作为监管的重要目标,多方面、多维度地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进行监管,对偿付能力严重不足的公司依法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更大的风险。

2.3 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我国保险市场由于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受保险公司发展模式同质化的影响,市场竞争行为的不规范性相当突出,要求保险监管将制定公平、透明的竞争规则,保证保险公司在同等条件下公平竞争,以规范保险公司市场行为,维护保险市场秩序作为重要的监管目标和任务,既要防止出现市场垄断,又要防止出现过度竞争。维护保险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促进保险业健康和谐发展。

2.4 保险监管的最终目的作为严格监管方式的实体方式,也称为许可监管方式,是指政府具有完善的保险监督管理规则,主管机构根据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力,对保险市场尤其是保险公司进行全面的监督管理的一种方式。实体监管方式的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保险业设立时的监管,保险主管机关依照法令规定核准其营业登记并发给营业执照,包括新公司、合资公司、分公司的设立及其增设分支机构等所需建立的最低资本金、保证金等;第二阶段为保险业经营期间的监管,此阶段监管过程为实体监管的重心,采用实体监管的国家大都通过保险法、保险业管理法、外国保险业许可管理法等对保险经营过程予以规范,并对保险业作实体监督和检查;第三阶段为保险业破产的监管,即在保险公司经营失败时,对其破产和清算进行监管。

一般而言,实行实体方式的监管有利于保证保险公司的财政稳健和保险业的声誉,有利于规范和控制保险市场,建立有序的竞争秩序,但由于保险活动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保险市场发展缓慢,而实行松散监管则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加快保险市场的发展,它是成熟的保险市场所采用的监管方式。但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扶持本国保险市场的快速发展,也采用了松散监管的方式,放松对保险机构诸多方面的限制,同时注意抓住偿付能力这一关键环节,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参考文献

[1]刘玉焕. 保险会计教学浅议[J].上海保险,2009,(7).

[2]朱玲. 我国保险业信用缺失及信用体系的建设[J].环渤海经济瞭望,2005,(11).

作者:王丽平

保险监管模式管理论文 篇2:

强化专业监管 整合经纪职能加强政策-市场综合引导

摘要:人身险、医疗健康险领域的市场业务“堵点”、“难点”集中体现在哪里?相关业务领域的“老大难”问题长期无药可解的原因体现在何处?是否能够通过对于市场现状的分析,另辟蹊径,探寻一套可能的解决方案?这套解决方案的大致可行性依据是什么?文章拟结合人身险、医疗健康险市场现状,对上述问题进行简单的试述,并提出全新的解决方案,以供参考。

关键词:人身险;医疗健康险;保险监管;保险经纪;医疗服务;健康管理

对于中国保险市场而言,医疗健康、人身险领域在保险公司、中介机构和被保险人的共同作用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某种颇为尴尬的存在。雇主、公眾、团体意外……这些被行业所普遍公认的“高危”险种,保险人能躲则躲、经纪机构能推就推、被保险人望眼欲穿……近年来,这似乎成为了一个难解的“死局”。

对于人身险、医疗健康保险领域,银保监部门不断强化过程监管、行为监管,然而终究无法从根本上系统约束人身险、医疗健康险市场的诸种乱象。保险公司为了完成数据考核或追求业务增量、增速,做出了一个个“收单方案”投放市场;经纪、代理渠道在业务不好的情况下,也渴望着雇主、团体意外保险、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等相关险种业务作为维持现金流的依托。因此,不论是监管还是业务层面,很多人对于人身险、医疗健康保险领域的险种,大多报以失望和无奈的态度。失望在于治理多年,无药可解,以被保险人诚信风险为主要“出险原因”的安全生产责任风险甚至更不可控的人身意外、医疗事故风险层出不穷,尤其是道德风险不断花样翻新;无奈在于,人身险、医疗健康险是保险行业无法避开的业务增长点,也是缺业务时的“刚需”利润点。明知相关领域“猫腻”较多、超赔风险较大、监管难度相对较高,然而为了必要的业绩、利润及监管“人性化”,不论是业务层面还是监管层面,必要时,大家都不得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涉险开展一些相关业务,以弥补业绩增速及业务增量。

监管机构可以监管市场,但并不能取代市场,这是监管机构作为监督管理职能的执行者所无法逾越的“盲区”;因此,银保监管层的很多决策,大多需要考虑市场的现状。然而在医疗健康险、人身险领域,正是因为市场的“现状”束缚了监管的思维,从而使得监管政策往往顾及市场的固有秩序;因此,出现了相关领域监管政策始终无法直击要害,最终往往需要借助经侦力量及相关手段以弥补监管短板的怪诞局面。

监管过度充分考虑市场规律,市场想要保证灵活度和并不良性的产能均衡;在这样的思维“合力”之下,医疗健康险、人身险领域,才出现了监管难度大、市场乱象多、业务质态相对较低的局部系统风险多发状况。

其实,对于人身险、医疗健康险领域内相关险种的正规化,保险经纪应当发挥的作用,始终未被监管重视,也未被市场所正视。归根结底,保险经纪的职能是维护客户的保险利益,同时保证基于保险人视野而言之客户质态的相对稳定。这个职能定位,本身便给保险经纪提供了行业“清道夫”的职能便利。医疗健康险、人身险的乱象应当如何治理?其实一个很简单的办法,便是由保险监管职能推进保险经纪机构牵头,对客户进行全流程的质态维护。

譬如最容易“赔穿”的团体意外、雇主责任险种,银保监最新的保险经纪录单系统,要求非车险类经纪业务机构如同车险中介系统那般严格录单;那么,监管完全可以再进一步,对于雇主责任、团体意外、安全生产责任一类的相关险种,要求客户名单内职工《体检报告》一一对应,否则录单时系统无法录入,或对无《体检报告》的职工进行系统自动标记或排除。同时,监管可以效法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成例”,责成经纪机构,要求经纪机构在医健、人身险种展业过程中,强制职工或单位签署类似《职工健康状况知情承诺书》一类的责任界定文件;类似文件约定,若出现因隐瞒保险责任范围内之重大疾病既往病史而造成的出险状况,保险公司可根据《承诺书》视同该出险状况为骗保行为并予以拒赔。如此,则保险经纪机构一方面可与医疗体检机构形成合作机制,促进双方的产业发展;同时,也可帮助被保险人了解职工的整体健康状况,从而由保险经纪机构对接医疗专家或医疗-健管机构,为投保单位提供基于保险经纪基础上的医疗建管咨询甚至专业的整体医疗健管服务(对此,国内有些保险经纪公司早已“走在前面”,其自身便有成熟的基础医师团队);再者,保险经纪机构配合监管亦可形成“合力”,对长期存在于相关领域的道德风险“顽疾”,进行常态化的有效防控。

另外,对于骗保风险高发的船厂、钢结构、电梯作业等人身险、医疗健康险领域的“高危行业”,银保监应当针对性的出台具有较强专业执行能力的监管办法。

以船厂、钢构行业雇主责任、团体意外险业务为例,有些保险公司在其雇主责任险方案里,对钢丝绳厂工人承保十级伤残,并约定了十级伤残的赔付数额,因此而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满额甚至超额赔付情况。对于类似情形,其实一个简单的方法,便可以控制住钢丝绳厂的大量赔付行为。与其在构成要件上纠结,不如在犯罪动因上做文章。监管可以针对雇主、团体意外保险,设立“被保险人失信黑名单”系统。监管责成保险公司核赔将雇主、团意范围内的工人身份证号统一录入该监管系统,如果发现某个身份证号每年甚至每三五个月都有出险情况发生,则该身份证号将被自动计入“异常风险提示”黑名单。保险人若对该身份证号出险有疑问,可在先行拒赔的基础上,以监管系统提示为依据报送经侦核查;若发现该工人出险的原因的确为“自残骗保”,则监管可联合公安机关的经侦部门针对类似行为进行联合打击;若发现经纪机构协助骗保,则有关监管可直接“倒追”经纪机构责任。如此,虽不能说可完全杜绝相关骗保行为的发生;至少在源头上可以“封堵”部分存在于医疗健康险、人身险领域的主要骗保行为。

如今的保险经纪机构,在医疗健康险、人身险领域,存在着一个“怪现象”。国营或具有国资背景的经纪机构,大多着力于政府统保、国企招标、安全生产政策需要的医责险、安责险范畴;而民营及市场化的保险经纪机构,则更多的将目光放在对于雇主、团体意外、安责、公众责的市场化展业运作上。前者酿成的一个恶性结果在于,在大多保险公司的“两核”视野之中,医责险的赔付率已经无法统计,甚至其险种名称也早已声名狼藉;而后者则早已被业内公认为人身险、医疗健康险市场上的一颗“毒瘤”,雇主责、公众责、安责尤其是团体意外,单个方案只要涉及六类职业、高空作业、十级伤残……其赔付率,往往都是按超赔200%起算。国营保险经纪机构由于具备严格的审计机制,因此没有财务便利代行代理职能;而很多没有国资背景的民间经纪机构,在人身险、健康险领域,早已超越了保险经纪的定义界限,转变为保险公司的“收单小队”,干起了代理公司的营生。

保险经纪在人身险、医疗健康险领域出现的上述问题,简言之,两个原因。一是监管缺乏针对相关领域的专业化引导,二是保险经纪机构没有跳出现有思维禁锢,更没有针对现实瓶颈重新规划相关利益系统。两项叠加,才导致了保险经纪领域上述业务偏好的“怪现象”。

譬如监管,在人身险、医疗健康险领域,面对市场公认的“老大难”问题,监管的思路,应当不仅局限于“监督”、“管理”,更多的应当体现“放”和“服”的成分。对于市场的道德风险因素,监管应当有针对性地封堵漏洞、强化流程管控,从而尽最大可能遏制道德风险的产生土壤。同时,监管应当加强对保险经纪机构与医疗机构、健管机构的合作引导,促进保险经纪机构在人身险、医疗健康险领域形成系统性、长效性的与医疗、健管机构相协同的展业模式。例如保险经纪机构的雇主、团体意外……医疗、健管机构没有保险经纪资质,固然不能为客户提供保险经纪服务;保险经纪机构在没有医疗、健管机构具体医疗-健管检验依据的情况下,也不能针对人身险、医疗健康险任意录单;适度放开保险经纪机构与医疗、健管甚至养老机构的票据结算限制,譬如二者之间可以互相开咨询费或专家费等。这个机制若能推开,则被相对打扫干净的保险经纪市场,更多的人便敢于无后顾之忧的开展人身险、医疗健康险的良性业务;保险经纪能够因此而“守住”相关领域道德风险的“节操底线”,则保险人也会对经纪渠道反馈的相关业务“青眼相加”。总之,大家再也不用过那种“缺业务,就用雇主责赌一把”的日子;对于实体制造、加工類企业的生产秩序稳定,这样的措施推进,也会大有裨益。

另外,保险经纪机构亦可与监管“合力”,构建人身险、医疗健康险领域的企业、个人诚信系统。譬如某个企业出现过骗保行为,则在监管系统上,便会反应该企业的骗保记录;譬如某些制造企业或某个实体加工领域属于极易出险的特种高危行业,则该系统可以要求对出险事由进行经纪机构层面的报备,同时政策性的要求经纪机构对被服务客户所存在的突出、共性问题进行督促排查。如此,则经纪、公估和医疗风管三方亦可形成常态化的联动机制。对客户而言,经纪机构可以籍此,从而帮助客户排除医疗、健管之于安全生产层面的隐患。如果监管层愿意更进一步,则可以在上述政策逐步推行、落实的基础上,依托保险经纪机构,配套客户健管、医疗质态年检机制;对于客户质态评级非常差的客户,保险经纪机构在与监管进行联合复查后,可由监管或保险经纪机构出面,向保险公司定期更新《高风险客户风险提示名录》;相关费用,可由监管联合保险公司向保险经纪机构提供。如此,则监管可以借此打造良好的保险营商环境,保险人亦可籍此获得业务质态的评级参考,保险经纪机构也可增加一个业务领域。

医疗健康险、人身险市场的诚信体系建设,需要监管、经纪机构、公估机构和保险人的合力共建。只有正视市场现实问题与漏洞,创新思维,找到解决问题的短期方法和长效机制,从而形成系统性的解决方案;相关保险市场,才能朝着良性发展的方向,迈出坚实的步伐;医疗健康险、人身险行业才能在社会经济生活视野之中重塑自身的良好形象,并展现出自身应有的魅力。对于医疗健康险、人身险市场而言,诚信体系的系统化建设,不仅是根本之基,更是当务之急。

(作者单位:恒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作者:宋儒孝南

保险监管模式管理论文 篇3:

论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

摘要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的逐步加快,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的业务划分日益模糊,这些都对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混业监管模式业成为一种趋势。反观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现阶段以分业监管为重点,只能在短期内适应我国分业经营为主的现状,因此,改革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构建高效运作的金融监管体制是我国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函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金融监管模式 分业监管模式 混业监管模式 立法建议

1 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是分业监管模式。但我国的金融监管制度明显落后于当今时代的发展,从整体上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9年改革开放之前,那个时候我国其实无所谓金融监管。当时由于经济落后,金融产业也不发达,证券业、保险业等都还未正式成型。所以当时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一家独大,对我国的金融主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监管。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至1995年以前。在这一时期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适应经济发展和世界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趋势,对我国金融监管模式进行了探索。在这期间,在我国银行业成立四大国有银行,并先后组建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同时四大国有银行陆续开始经营证券业务,并向房地产、保险等业务领域渗透。这个阶段金融监管模式主要还是大一统的监管模式,但逐渐出现了分业监管的一些征兆。

第三阶段,1995年至今。这一时期正式确立了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原则。20世纪90年代,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增加,以及资本市场和保险业的迅速发展,我国开始设立各种专业监管机构对金融业进行分类监管。1992年10月26日设立了中国证监会,对证券业进行监管;1998年11月18日,中国保监会成立,将保险业从银行业分离监管;2003年初银监会的成立,从此银行业也有了专门的机构监管;而中国人民银行职能变得非常纯粹,仅仅执行货币政策职能。由此我国的“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形成了。

2 我国金融监管模式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监管模式随着我国加入WTO和金融业的不断发展,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

第一,分业监管模式加重了金融监管的成本。金融监管要注重效率和成本,但我国的“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模式中,“三会”彼此地位平等,没有从属关系,各监管者可能对本部门的市场情况考虑的较多,而对相关市场则不太关心,相互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协同监管仍比较有限,缺乏必要的信息共享和行动一致性,从而加重了我国金融监管的成本,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效率。

第二,混业经营的大量存在,削弱了分业监管的基础。近年来,金融控股公司的大力兴起,其控制下的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业之间的业务往来,还是形成了事实上的混业经营。如光大、中信、平安等集团控股了多个金融机构,对分业监管提出了挑战。同时由于经济发展,金融创新日益增多,然而我国的分业监管,各个监管机构实行直接监管,对市场风险监管过于谨慎,可能阻碍金融创新。

第三,分业监管极易导致监管冲突和监管漏洞,同时也难以协调各个监管部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家金融机构自成系统,只关注各自特定的金融机构,对于跨行业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的监管,由于缺乏明确的权责,极易导致监管重复和漏洞,同时三大监管机构信息共享程度低,协调难度大。

第四,这是我国适应世界金融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融入全球化必然要面对的挑战。随着金融机构的对外开放,我国金融市场准入力度加大,越来越多的外资金融机构涌入,其中多数都采取了金融混业经营的模式,这对我国的分业监管模式提出了挑战。

3 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现实选择

当前,在混业经营成为当今世界金融的主流趋势下,面对着经济的日益发展,金融创新的不断出现,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也势在必行。然而在现阶段如何创新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是我国当前加强金融监督的最重要的目标。一个合理的制度,既要关注我国传统模式,同时又要注意未来发展趋势,因此,对于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从目前我国的金融业形势来看,虽然金融业有了巨大发展,各种金融衍生产品也逐渐出现,但相对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而言,我国还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刚确立不久的分业监管模式还能基本适应其发展。暂时还不宜立即将我国的分业监管机构合并成一个综合监管机构,实行统一监管,这也不符合我国国情。而应坚持分业监管模式,同时随着金融业不断发展,不断改革,逐步实行金融统一监管。

第二,从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金融业发展的趋势看,金融控股公司将日益发展,银行、证券、保险业等行业的混业经营趋势将会进一步加强,这个形势下如果依然适用分业监管模式,将导致金融监管重复,并可能提高监管协调成本。所以从未来世界的金融业的总的发展趋势来看,统一监管模式将是我国未来金融业的必然趋势。

第三,一个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模式应该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既要考虑未来我国金融业发展的趋势和变化,同时也要满足当前我国金融监管的需要,能使监管当局以最低成本实现既定的监管目标。因此在当前阶段,我国适宜选择一种过渡性、折衷性的监管模式。从今后我国的发展趋势来看,当前我国宜采取一种“一局三会”的综合监管模式,即建立一个统一的监管当局,下设银行、证券和保险三个监管部门,实行一种混业监管和分业监管的综合监管模式。

具体对我国来说,就是根据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在国务院下设立专门的金融监管机构——国家金融监管局,直接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统筹监管并从宏观统一监管;在其下保留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个专门监管机构,作为金融业分业监管基础。其中,银监会负责对我国银行业的监管;保监会负责对保险业进行监管;证监会负责对证券业的监管。中国人民银行只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从宏观上把握我国的经济金融形势,确保我国各项经济金融目标的实现。另外,各行业的自律性的约束和管理也是必不可少的。这种金融监管模式,发挥了分业监管和统一监管模式的优点,又避免了监管部门各自为政,效率低下的不足,很好地协调了央行和“三会”之间的工作关系,将有效地改变我国目前金融监管中存在的各种弊端,从而明显地提高我国金融业的监管水平和实力,增强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国家金融监管负责三个监管委员会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负责召集联席会议和经常联系会议,并与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相关部委进行沟通和联系。

4 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路径选择

随着混业经营的不断发展,我国融入世界的速度不断加快,为适应我国金融现状,我国必须建立从分混结合的综合监管过渡到统一监管,但考虑到当前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现状,统一监管的路途遥远,其最终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根据国内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程度分三个阶段来实现。

第一步,建立国家金融监管局。在现阶段,主体依然保持我国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不变,设立由国务院直属的国家金融监管局,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管理体制不变。国家金融监管局独立于中国人民银行,并且有自身独立的组织体系与行政设置,功能在于一方面负责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统筹监管;另一方面,由国家金融监管局不断完善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联席会议和经常会议制度,并不断加强与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的联系,协调央行与“三会”之间的关系。

第二步,完善国家金融监管局的综合监管能力。随着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的不断完善和金融体系自我约束能力的提高,顺应金融控股公司的不断壮大,不断加强国家金融监管局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实施整体综合监管,不断加强国家金融监管局对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等分业监管机构的职责和争议予以界定和仲裁,加强国家金融监管局对“三会”的综合监管。中国人民银行只负责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调控。通过此种安排,建立双层的金融监管模式,一方面可以确保现行分业监管体制下对金融控股公司各子公司实施有效的分业监管,另一方面明确了金融控股公司的主要监管职能部门后,不仅能使银行、证券、保险三个监管部门在协调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上形成制度化,而且有利于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总部的监管,同时也能够最佳地协调中国人民银行同“三会”的关系。经过上述组织设计,可有效解决我国在向混业经营转变过程中混业和分业经营行为并存而引发的监管难题。

第三步,把国家金融监管局改善成为我国金融监管的统一监管机构。如果混业经营趋势蔓延到中小金融机构,也就是说金融控股公司成为我国金融监管机构主要组织形式时,管理层就可以对上述监管组织机构进行精简合并。具体而言,就是取消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专业监管机构的独立地位,将之转变为我国金融监管监管局的内部分支部门。同时,加强我国金融监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协调机制,设立协调委员会,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样金融机构的设置成本和协调成本将大大降低,同时能够提高其对金融业的监管效率。

在我国现阶段,依据“三步走”的设想,通过从“分业监管” ——“混业监管”——“统一监管”的步骤,对我国金融监管模式进行改革。既可针对我国金融业目前混业经营程度还较为有限的现实,在保护金融监管有效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维持监管组织结构的稳定,保留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个专业监管机构;又能顺应我国金融经营体制转变的这一渐进过程,在“三会”之上设立一个直属于国务院并独立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国家金融监管局”,同时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只负责货币政策。通过对金融监管组织结构的逐步改革,始终保持金融监管体制与经营体制的一致性,使监管体制为经营体制的转变提供必要的监管保障。上述构想与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现实相适应,能够在提高我国金融监管效率的同时,促进我国金融业在面对外来的激烈竞争的形式下保持稳定、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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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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