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监管空白盲区论文

在目前中国的监管体系中，除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依法履行对金融业的监管职责外，人民银行、财政部、审计署也被赋予了相应的监管职责。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参与金融监管，这是我国金融監管的一大特色，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必要对各部门间的职能进行梳理和并分析，并就相互间的合作提出建议。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保险监管空白盲区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保险监管空白盲区论文 篇1：

银保监合一：金融监管体制迎来重大变革

本次两会的重头戏是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出台，其中的亮点之一就是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金融监管部门改革方案为：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保监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3月21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原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出任首任中国银保监党委书记、主席。
破解混业监管难题

机构改革之后，监管体制由传统的“一行三会”架构变为“一委一行两会”的金融监管框架，包括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金稳委）、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银保监会。现阶段，庞大、复杂的混业经营局面已成，重回分业经营时代几无可能。因此，分业监管并不完全适应金融业务综合经营的现实，合并银行、保险的分业监管体系有助于适应综合经营趋势。在分业监管框架中，无论哪个部门都无法独立解决跨行业、跨市场的传染性问题，资金链横跨银行、保险、证券等多个市场，从各自的角度来看，似乎都是合规的、可控的，但全局来看却又风险重重。现实倒逼下，防控金融风险，消除监管盲点，防止监管套利，避免风险的交叉感染，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才是金融监管改革的现实逻辑。

银保监的统一监管，可以充分化解混业监管难题，解决监管标准不统一、监管套利、监管缺乏穿透性以及“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等问题。

解决监管盲区

之前我国银行及金融市场监管体系始终是以行业进行监管划分，这种形式下将会出现若银行涉及保险类业务，两个部门需要同时参与监管，这时，需要两个部门就充分协调对接，其中的对接成本会很高，周期也会很长；另外，随着金融市场的迭代升级，一些新的金融形态，将会出现没有机构监管的情况，如果两个监管主体出现监管协调不当，很容易产生监管盲区。“一委一行两会”将最大限度地解决金融市场监管盲区问题。

统一监管标准

目前银行、保险等机构出现合业经营的趋势，金融市场也出现了新的市场变化，监管机构面临着交叉监管的难题。例如：保险公司可以入股银行，将自己的保险产品通过银行渠道进行销售，而且合业经营的业务形态会越来越普遍，因此国家把银保监管系统合并成“一委一行两会”，将在监管交叉业务方面有新的规范，统一银行与保险行业的监管标准。

统一监管之后，中国银保监会的主要职责是，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银行业和保险业，维护银行业和保险业合法、稳健运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金融稳定。
央行统筹职能得以增强

在此之前，我国金融监管框架与美国类似，设立有多个金融监管部门，“一行三会”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分别监管。根据美国的经验，我国也尝试了备忘录制度，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联合公布了《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并建立了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共同参加的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和经常联系机制。美国监管配套的协调机制有备忘录制度、伞形监管、非正式接触和根据需要合作等。但由于这种监管协调机制对监管各方没有直接的管辖权，不具有强制力和决策性质的制度安排，其决策效力远未达到当初的设想。所以美国的非正式协调机制并不适合我国国情，在我国很难发挥有效作用。

考察当前国际金融监管框架之后，我国强调了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相配合，央行在金融监管中的地位有所上升，更加强调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例如英国，在其“双峰”监管框架下，英格兰银行总体负责维护系统性安全和进行监管协调，包括负责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而金融行为局（FCA）则独立于英国央行，负责消费者保护、市场正常运转和金融机构行为监管。我国在目前政府机构职能整合中，正在尝试逐步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中央银行地位有所提升，更加强调宏观审慎监管，填补了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的空白。但是，当前机构整合与传统意义上的“双峰”监管仍具有较大的不同，没有将金融消费者保护和行为监管职能进行整合，这与我国金融结构上间接融资占主导有很大关系。未来，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综合化、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将变得更加重要。

本次机构改革，将原银监会、保监会的政策制定权调整到中国人民银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分离金融监管和金融发展职能的作用，也有利于加强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能，防范系统性风险。对于金融控股机构、系统重要性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也将具有一定的监管权。未来，中国人民银行会更多在统筹规划、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综合统计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特别是在中国人民银行发挥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职能的功能下。
从严监管政策仍将持续强化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设立说明了从分业监管到功能监管的变化。功能监管是按照经营业务的性质来划分监管对象的金融监管模式。一方面功能监管能够消除金融创新带来的“监管真空”；另一方面又能减少监管标准不统一导致的“监管套利”，进一步加强监管部门之間的沟通协调，推动同一类业务不同行业资本监管标准的协调一致，促进市场公平竞争，防范监管套利，主要是消除规避监管指标套利和规避监管政策违规套利两类。

具体到银行和保险行业的影响，对银行业而言，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中规模、影响力均较大。预计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后，针对银行的从严监管政策将得以持续强化。随着监管政策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银行业金融机构同业业务、表外业务等监管套利高发领域将面临继续调整。

此次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组建方案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开端，是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确立的新的组织架构，向统一金融监管框架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预计新的监管架构将围绕统一宏观审慎监管和强化行为监管持续优化，将主要金融业务纳入统一监管体系，进一步增强金融监管的统一性，提升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

作者：韩复龄

保险监管空白盲区论文 篇2：

金融监管分工、竞争与协作

在目前中国的监管体系中，除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依法履行对金融业的监管职责外，人民银行、财政部、审计署也被赋予了相应的监管职责。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参与金融监管，这是我国金融監管的一大特色，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必要对各部门间的职能进行梳理和并分析，并就相互间的合作提出建议。

金融监管分工与竞争

国务院金融监管部门：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构成。分别依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监督管理法》和《保险监督管理法》界定监管对象，授权监管。国务院金融监管部门行使的是公共金融监管职能，监管职责的核心是维护公众利益，这也是监管立法主旨。

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业整体稳定,人民银行行使的是公共金融监管职能，由《中国人民银行法》授权界定。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其间接手段和目标，其更注重维护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

财政部及驻各省专员办：行使金融监管的职责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会计体系包括金融会计体系，金融财务政策的制定者，由《会计法》授权行使公共金融监管职能；二是现阶段金融风险最终的承担人，虽无法律授权，但事实为整个金融业提供国家担保，上述两项职责是公共金融监管职责；三是授权行使国有金融机构直接出资人的权利，该监管权属非公共金融监管职能。

审计署及驻各省特派办：行使金融监管的职责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依据《宪法》和《审计法》的授权，行使国家审计职能，对国务院金融监管部门（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人民银行，财政部的监管行为、监管绩效有再监督的职责，行使公共金融监管职能；二是授权行使国有金融机构出资人的再监督职能，对国有金融机构履行外部审计职能，该监管权利属非公共金融监管职能。

上述部门虽分工不同但目标一致，难免竞争。首先是微观监管领域的竞争，主要体现在现场检查的方法尤其是会计检查，以及非现场监管的分析技术和分析能力上。目前，监管的竞争态势已展开，例如随着审计署“金审工程”的启动，审计部门着手进行联网审计，依托商业银行的数据集中和电子化，逐步将商业银行的电子数据实时传输到审计署计算中心，各特派办通过网络对各自管辖的商业银行进行实时监控和检查，以弥补非现场监管手段的缺乏和监管人员的不足，并切实提高监管的效率，达到适时、动态防范和控制风险的目的。目前，银行监管部门也已启动“1104”工程，非现场监管的手段和分析方法将有质的飞跃。

其次是宏观监管理念的比较。财政、审计的监管理念正从传统的账项基础检查、制度基础管理全面转向风险审计。在财政、审计的监督中，越来越广泛的运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确立的国际监管标准，并结合国际先进的财政、审计理念和手段，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提高财政、审计的监管质量，并从财政政策和对监管者权力制约的角度来提高宏观监管的成效。

再次是问责与再监督的压力。对于金融机构的重大问题，如果由财政、审计部门来发现问题，则说明监管部门的存在失职：例如2004年财政、审计部门在查处交通银行锦州分行的伪造法律文件进行呆账核销案件，中行开平支行联行资金被盗4.8亿美元等重大案件中，审计部门都间接指出没有见到当地银行监管机构及时的监管举措。今后，财政、审计部门将强化履行银行监管的再监督职责，即银行监管绩效审计，独立评估银行、证券、保险和人民银行的监管工作。审计上述部门是否依照有关法规进行监管，是否有效地防范了金融体系中的漏洞，履行监管职责的合规性以及履行职责的效果等。

特点和问题

财政审计监管的微观性。

各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各有特长。相比较而言财政、审计在监管方面的特点和优势，主要体现在微观领域。

监督审计的独立性。由于过去“大一统”形成的金融格局，国务院金融监管部门与监管对象关系过于密切，尤其体现在派出机构上，极大地妨碍了监管的独立性。财政部、审计署及其派出机构与金融行业尤其是银行业之间没有历史性的体制联系，相比较而言，其工作人员能够更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近年来，财政监督和金融审计实践也证明，其在揭露并惩处金融机构各类违法违纪事件、约束其依法经营、加强管理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会计专业性。首先，与国务院金融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相比，财政、审计工作人员在会计知识和技能方面有着工作优势，对会计政策、也包括各项金融会计政策都比较熟悉。其次，财政、审计人员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的首要目标是审核金融机构财务会计资料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而国务院金融监管部门脱胎于政府的金融行政管理，客观地讲长期形成的是金融管制的思路，要树立科学的监管理念并深入开展监管实践尚存在着一个时间过程。目前监管部门对金融监管的理念和模式都已有共识，即由注重对违规行为处罚处分的合规性监管转为风险性监管，引导金融机构树立防范风险的意识，促进其采取积极稳妥的风险处置措施，加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但是，要建立完善的风险监管机制，不从会计环节入手是难以到位的。从监管实践来看，国务院金融监管部门主要是对金融机构的日常业务进行检查，往往不够注重、也没有足够力量和手段对金融机构财务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和合规性进行审核，从而难以发现金融机构利用会计科目人为调整数据，增减资产、负债和损益及联行等相关会计科目背后的问题。

延伸检查权。法律授权财政、审计不仅可以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督、审计，还可对相关单位和企业进行审计，对外部引发金融风险的一些外部因素进行稽核、控制，这是国务院金融监管部门所不具备的。银行的业务涉及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财务活动也随着业务活动连续性而展开。由于《会计法》、《审计法》授予财政、审计部门较强的检查、取证权力，能够深入检查和了解有关企业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全面了解资金的使用情况，就监督、审计所涉及的问题对有关单位进行跟踪调查，能够有效弥补国务院金融监管部门的局限性。

其他方面的优点还表现在处罚力度大、综合性强、手段先进等等。

其他部门监管的宏观性

比较而言，国务院金融监管部门的特点和优势主要体现在宏观领域。

对风险把握全面。国务院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包括市场准入，营运监管和市场退出的全过程监管。有效的金融监管必须是保持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动态、预警、连续地监管，保持整个金融体系的相对稳定;不仅评估金融机构运作的数量指标，也对金融机构的内控机制、法人治理结构等方面的缺陷进行评估并提出督促改进措施。从这一点考虑，与财政、审计比较，国务院金融监管部门是全过程、连续的监管，从监管的实践和理念来看，国务院金融监管部门正从金融管制向金融监管转变，监管在由重市场准入退出的审批管制型全面向 “管法人，管内控，管风险”的风险监管型转变，在目前的监管实践中，对股权（资本）结构的合理性、法人治理结构规范性、内控的严密性、资本充足率等方面的监管重于市场准入、退出的监管。与此相比较，财政、审计的监管尚未完全涉及上述监管内容。

宏观金融分析能力强。由于国务院金融监管部门有统计并汇总相关金融数据的职责，并且具有日常性、连续性的非现场监管手段，在数据掌握，日常情况的了解上远甚于财政、审计部门。也因此，国务院金融监管部门在历次宏观调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家宏观调控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决策信息。

业务优势。由于监管的专业化和日常化，从新业务的发展来看，国务院金融监管部门在监管金融创新工具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一是贷款类金融创新工具，如可调整利率的抵押贷款、浮动利率贷款、背靠背贷款、可转让贷款合同等；二是债券类金融创新工具，如次级债券、浮动利率债券、零息债券、可转换债券等，三是银行与证券、保险等行业的衍生或兼容业务，以及金融期货、期权等；四是一些资产管理类创新工具，如资产证券化等精通程度上高于财政、审计部门。

毋庸置疑，上述六家政府监管部门在各自领域独立行使金融监管职责，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从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来看，目前这种监管体制日益暴露出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群龙治水、重复监管”。国务院金融监管部门、财政、审计监督部门由于缺乏相互间权责的明确界定和职能的严格定位，使得这些部门常常使用各自享有的行政监督权各行其是，进行短期应景式的检查，施以运动式的监管措施。这必然造成“群龙治水”的现象，表现为 “重复监管”或局部“监管过度”，造成监管理念的扭曲、监管效率的低下和监管资源的浪费。二是 “越俎代庖、监管越位”。国务院金融监管部门、财政、审计监督部门在行使公共监督职能和非公共监督职能时，缺乏明确界定，公共监督职能和非公共监督职能相互越界，有悖于市场规则并阻碍统一、规范、透明的监管原则的建立。三是“避重就轻、监管盲区”。目前，国务院金融监管部门、财政、审计监督部门监管重点还是集中于常规型业务，尽管各政府金融监管部门都提出了风险监管的理念，但是，对金融创新尤其是高风险的金融衍生业务存在监管空白。

有效协作路径

分工有利于监管的专业化的提高，协作有利于监管成本的降低，无论是监管专业化还是监管成本的降低，都是监管效率的提升，但是二者之间是有矛盾的，选择一个可接受的平衡点，是政府监管部门的实践选择。巴塞尔协议中《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指出“在一个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下，参与银行组织监管的每个机构要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另外，还要建立监管者之间分享信息及为信息保密的各项安排。”对此，监管部门可探索以监管信息合作为切入点，从提高金融监管效率，深化监管合作方面考虑：一是构建银行、证券、保险的监管合作框架；二是银行、证券、保险监管部门与人民银行的监管协作；三是银行、证券、保险的监管部门分别与财政、审计部门的合作；四是合作方式的选择与深化。

从国际经验来看，国际监管当局的合作已有成功合作路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与其他金融市场监管者达成《银行业与证券业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交流》（1990年10月）、《巴塞尔委员会和证监会国际组织在里昂高峰会议上的联合申明》（1996年5月）、《金融混业集团联合论坛》（1998年9月）等文本，为国内政府金融部门的合作提供的可咨借鉴的内容。银行、证券、保险监管部门和人民银行可考虑在此框架内，不断拓展和深化监管协作的内容和广度。

监管部门间监管协作的平台选择及深化可首先考虑建立文字型信息沟通、披露机制及高层会晤机制，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磋商;其次建立业务协作机制，分享现场检查结果;再次逐步建立金融监管数据库，提高监管的电子化水平，实现金融监管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建立监管信息系统和计算机支持系统，并进行系统联结，实现动态监管共享。今后，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可在计划、执行和结果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信息交流和共享，形成联合监管，真正形成决策、执行和监督的全过程的监督，从而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以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

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日益向大监管的方向转变。金融大監管强调金融监管当局、金融监管对象、社会监管力量的综合监管和相互治衡。根据目前金融监管的现状，完善的、高效的监管体系应由政府监管为主导、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为依托、行业自律为辅助和社会监督为补充、国家财政、审计为再监督的五位一体的立体监管层次组成。只有让每一个层次都能有效发挥作用，才能保障金融监管的绩效，才能有效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实现金融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陕西省银监局）

作者：刘　霆　姜　建

保险监管空白盲区论文 篇3：

我国金融控股集团的风险监管研究

摘要:对我国金融控股集团监管的思路是,设立专门的监管部门——金融控股集团监管委员会,建立健全行业监管机制,从三个层次对金融控股集团进行监管｡在此基础上,要加强对金融控股集团特有风险(主要是财务风险､内部交易和风险集中)的监管,加强对金融控股集团进入退出的监管｡

关键词:金融控股集团;金融风险;金融监管

[收稿日期]2006-06

[作者简介]余海丰(1974-),男,河南信阳人,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与中国人保联合培养博士后,主要从事金融保险理论研究;曲迎波(1965-),男,河南新密人,副教授,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宏观经济､金融市场研究｡

随着金融综合经营趋势的不断深化,金融控股集团正日益成为我国金融组织的重要形式之一｡在此背景下,尽快明晰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定位,加强对金融控股集团的风险监管研究,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一､我国金融控股集团的最新发展及其特点

近年来,金融机构从事多元化金融业务､大型国企进军金融业､民营资本参股金融业等现象比比皆是｡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未被正式承认､未直接注册､未称谓金融控股公司或金融集团,但实际上已按照金融控股模式运作的公司至少有200至300个｡当然,涉足两个以上金融行业的企业集团不一定就是金融控股集团｡判断金融控股集团的重要标准,是母公司对涉足金融企业是否控股,以及集团能否对各金融企业实现战略协同｡实际上,我国严格意义上的金融控股集团很少,有的只是初步在金融领域布局并形成金融控股雏形,有的只能算上参股金融业或产融结合,只是它们的发展方向都是金融控股模式,可以统称为准金融控股集团｡

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准)金融控股集团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金融机构为主体组建的金融控股集团｡我国严格意义上的金融控股集团均在此列,在分业经营的大背景下,政府对其多元化业务发展一直严格控制,但是不少金融机构还是利用各种机缘曲线实现多元化经营,同时政府的默许(甚至鼓励)也是它们发展的重要原因｡具体看,该类金融控股集团主要有:以国有信托公司为主体组建的金融控股集团,最典型的是中信集团;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形成的金融控股集团,如光大集团､交银集团;以国有保险公司为主体建立的金融控股集团,如平安集团､中国人保控股集团;以证券公司为主体建立的金融控股集团,如中国银河金融控股集团｡第二类是以大型国企为主体组建的准金融控股集团｡该类金融控股集团往往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主体而形成｡近年来,由于政府对投资参股金融业限制放松,大型国有企业纷纷进军金融领域,开展多元化经营,如山东鲁能集团､海尔集团､宝钢集团､招商局集团､华能集团等｡但是,目前这类企业集团尽管已投资多家金融机构,但仅仅停留在投资入股阶段,我们称之为“参股金融业”(准金融控股集团)｡第三类是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组建的准金融控股集团｡近年来,一些大型民营企业也大举进军金融业,有些已经形成了金融控股集团的雏形｡如四川新希望集团､泛海集团､万象集团､东方集团等｡当然,由于政策方面的限制,加之民营资本的规模有限,民营企业集团往往以“参股金融业”方式进入金融业,只能称之为准金融控股集团｡

总的来讲,现阶段我国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第一,企业的金融多元化偏好和政府顺应潮流对混业经营的默许,引致大批(准)金融控股集团迅速崛起｡通过前面分析可知,无论是金融企业还是工业企业,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都在图谋多元化金融布局,大批新兴金融控股集团正在崛起｡(准)金融控股集团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企业高额利润的追逐｡一方面,由于我国金融业的进入门槛较高,金融业存在较高的利润空间;另一方面,发展金融控股集团能获得较为明显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二是政府顺应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混业经营潮流,对我国企业发展多元化金融业务采取默许和试点的政策,使一大批金融控股集团得以成长起来｡

第二,重扩张､轻整合､综合优势不突出,是金融控股集团发展的通病｡我国金融控股集团虽然发展很快,但缺乏有效的整合,集团多元化综合优势不突出,到目前为止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控股集团很少｡原因是,当前企业(包括金融企业)以金融控股的组织形式经营,无非是希望借助这一架构的优势跑马圈地,或利用集团旗下金融机构的筹资功能实现规模的迅速扩张｡同时,我国较为严格的分业经营制度也制约了(准)金融控股集团的内部整合｡从集团内部协同性以及与控股股东的关系看,目前仍然是相当松散和表面化的结合,大都还只是简单的投资入股,即使是形成了金融控股集团的架构,也未能对所控股的金融机构实现一体化的经营和管理,很难形成协同效应与整体优势｡总之,金融控股集团在品牌､战略规划､资金运用､营销网络及信息资源共享等诸多方面的协同优势远未得到发挥｡

第三,金融风险凸现,金融控股集团迫切需要专门法律规范和强势风险金融监管｡由于我国金融控股集团处在监管盲区,其投资方向没有明确的规定,投资领域特别宽泛｡因此,有的金融控股集团既投资金融业又投资实业,包括房地产､上市公司等｡这不但与我国金融管理体制相冲突,而且随着其规模的扩大,很容易出现金融子公司与实业子公司相互拖累,容易导致系统性风险｡德隆集团的轰然倒下,给我国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与监管敲响了警钟｡同时,在分业管理体制下,我国不同的金融机构有不同的监管部门,但目前金融控股公司尚没有对应的监管部门｡经验表明,在监管的空白地带往往是违规现象严重､金融风险集中的领域,我国金融控股集团运营的不规范性和盲目性已经表现出来｡

二､我国金融控股集团风险监管的主要思路

对金融控股集团加以监督管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由谁来履行监管职能｡由于金融控股集团这一监管客体所从事的是综合性金融业务,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之划归到某个金融监督机构的职责范围内,而必须建立起由专门监管部门来牵头,银行､证券､保险等领域监管机构广泛参与的监管体系｡

(一)设立专门的监管部门——金融控股集团监管委员会

目前我国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是在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的模式下实行的三方定期联席会议制,这种协同监管方式对金融控股集团监管有一定意义,但存在许多问题:如缺乏对金融控股集团监管的日常机构,监管活动不能经常化､系统化;对金融控股集团金融风险的监管,缺乏一个负主要责任的机构,各个监管机构易互相推诿;涉及到金融控股集团的整体运营风险监管时,无人负责;很难建立有效的风险监管机制等｡

巴塞尔委员会指出必须确定一个主要的监管部门,来负责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并提出了三种选择主要监管部门的方式,即按照整个集团的资产､收益或资本金,找出占集团资产负债､收益或资本金主体的核心机构｡有人提出主要监管部门应当被赋予以下职责:审批跨行业的金融控股集团的设立;根据并表原则,对整个金融控股集团的风险进行监管,包括资本充足率要求,流动性要求,监督大额内部交易等｡

我们认为,在分业监管体制框架下,对金融控股集团可实施伞式监管,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个相对独立的监管部门之外,再组建一个金融控股集团监管委员会,负责金融控股集团的审批､跨行业监管和总体协调｡其职责主要有三:第一,负责金融控股集团的筹建审批和退出;第二,负责金融控股集团发展的相关政策制定;第三,对金融控股集团发展的特有风险进行监管,包括集团的资本充足率､偿债能力､财务风险､风险集中､内部交易及相关交易等进行全面监管,同时要负责对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的日常监管;第四,有权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监管机构获取金融控股集团相关子公司的各种运营信息和监管信息,并协调对各个子公司的监管｡这种监管模式既能够在保持现行分业监管体制下,保证对其各子公司实施有效的分业监管,又能够确保对金融控股公司总部的监管,对总部的合并报表以及各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和资金流动状况实施重点监督｡

(二)建立金融控股集团的行业监管机制

金融控股集团的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子公司,应受到各自行业监管当局的有效监管,这是对整个金融控股集团监管的基础｡若一个监管当局无能力或不认真履行其职责,则监管当局之间无法有效地进行合作,更谈不上对整个金融控股集团有效监管｡同时,对金融控股集团的风险管理不应该各自为战,而应该相互配合,如金融控股集团监管委员会可要求金融控股集团进行详细的信息披露,起草风险管理指引;同时监管部门与金融集团之间,不同监管部门之间也应该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定期不定期的沟通､协调机制｡

(三)我国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模式

图1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框架

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模式应至少包括以下四个部分(参见图1):(1)金融控股集团监管委员会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2)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对金融控股集团子公司的分业监管;(3)金融控股集团监管委员会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协调｡金融控股集团监管委员会应该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就监管中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磋商,交流彼此的监管信息,实现信息共享,以协调各自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措施,弥补行业监管部门各自为政的弊病,堵塞监管漏洞,避免重复监管｡我国的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已经建立了不定期联席会议制度,但工作刚刚展开,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相互沟通的机制､方式和内容等问题;(4)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协调｡

(四)对金融控股集团监管的三个层次

我们认为,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应该从三个层次进行,分别是对子公司的监管､对母公司的监管和对整个集团的监管｡

1.对集团子公司的监管｡对子公司的监管,就是对金融控股公司旗下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监管,其职能应该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来履行(参见图1)｡对子公司的监管是金融控股集团风险监管的基础和主体,它直接决定着金融控股集团发展的成败｡

2.对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的监管｡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是金融控股集团风险监管的重要内容,其职能由金融控股集团监管委员会来履行｡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主要包括进入退出监管(详见下文)､资本充足性监管､经营战略监管､资本经营监管(包括资本控制链､关联交易､内部市场运作等)､金融风险内部控制监管等｡

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关键,是规定监管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责任｡根据“揭穿公司面纱”原则,在控股集团框架下,因控股公司的操纵从属子公司在经营上部分或全部地丧失自主性,它们的经营往往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是为了控股公司和整个集团的利益｡因此,当子公司的经营出现困难或无法清偿债务时,母公司应该给予援助和负责｡在金融控股集团框架下,由于集团内部的风险传递性强,金融控股公司更应该对旗下子公司负有援助和负责,金融控股集团监管委员会应该对此进行监管｡

3.对整个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对整个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是金融控股集团监管的关键环节,也是金融控股集团监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它直接决定着对金融控股集团监管的成败｡这个层面的监管主要包括管理层的任职审查､资本充足性､风险集中､风险传递､内部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监管,同时还要建立起集团风险的预警机制等｡

三､对金融控股集团特有风险的监管

风险监管是金融控股集团监管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它关系着金融控股集团监管的成败,尤其是对财务风险､关联交易和风险集中的监管更为重要｡

(一)对金融控股集团财务风险的监管

财务风险是金融控股集团面临的最大风险｡因为在金融控股集团框架下,集团成员之间相互投资融资关系密切,内部交易､资金往来比较频繁,相互间以资本为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旦某一环节或某一成员出现财务危机,便会迅速传递到其他成员,产生严重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在市场预期的推波助澜下,势必引起整个集团的财务恐慌｡

影响金融控股集团财务风险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集团的资本充足率｡各国金融监督机构都将资本充足率作为金融监督的核心指标之一,因为资本是保护金融机构债权人免受金融机构经营失败和偿付能力风险的缓冲器,同时也是金融机构盈利能力的象征｡由于资本重复计算､债务转为资本的现象,易引起金融控股集团的资产“虚胖”,使得金融集团实际资本充足率下降,财务风险加大｡

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集团整体的资本充足情况监管机制｡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测量金融控股集团资本充足性的几种方法,并认为该机制应达到以下目的:能够识别出重复计算资本金的情况;能够识别出母公司通过举债向下属企业进行权益投资,而导致过高的财务杠杆的情况;查明不受监管的中间控股公司所造成的重复或多次计算资本金的情况,这种中间控股公司持有经营金融业务的子公司或隶属企业的股份;查明和指出金融集团内部不受监管的实体所面临的风险,确定其资本金要求｡对我国金融监管当局来说,须参照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测量方法,严格监控金融控股集团资本充足率｡金融控股集团监管委员会应该在这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该机构应根据金融控股集团本身和各子公司的情况,建立一种能正确衡量整个金融控股集团资本充足程度的机制｡

(二)对金融控股集团内部交易的监管:防火墙制度

金融控股集团的内部交易是指集团成员之间发生的资产和负债｡可以说,存在金融控股集团就存在内部交易,因为成立金融控股集团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要利用其子公司间合作带来的协同效应,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但是,除了有正面效益的内部交易外,金融控股集团也存在着许多不良的内部交易,可能会给集团经营带来很大风险,诸如内部利益冲突与外部利益冲突等｡

从国际范围看,对金融控股集团内部交易监管主要通过设立“防火墙”来实现｡设计“防火墙”的最主要目的在于对银行子公司和证券子公司进行控制,避免通过内部交易增加银行风险,尽量限制资金由银行向非银行分支机构流动｡如美国1999年颁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中关于“防火墙”的主要内容包括:(1)在金融控股集团内部,银行对所有非银行附属机构(包括金融控股公司本身)的贷款合计不超过银行资本的20%,对每个非银行分支机构的贷款不超过银行资本的10%,而且非银行附属机构要提供以政府债券或现金为主的抵押或担保;(2)银行对内部非银行附属机构的贷款与对外部非银行机构贷款以同样的利率进行;(3)对银行购买内部非银行附属机构的资产进行比例限制,银行拥有的比例不能超过非银行附属机构资产的10%;(4)银行不能对内部非银行附属机构的证券发行提供担保;(5)限制银行购买内部非银行附属机构发行的证券;(6)限制银行通过第三方对内部非银行附属机构提供资金支持等｡

我国现实中存在的模式各异的金融控股集团也存在着大量内部交易风险隐患,主要表现在一些控股公司下属子公司间的相互投资并没有得到相关监管机构的核查,一些集团母公司以负债形式筹资入股子公司,以子公司为载体从银行融通大量的资金,或通过各种手段通过金融性和非金融性公司炒作股票等｡而且多数控股公司并没有按照国际经验在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之间以及金融与实业之间建立有效的“防火墙”等内控制度｡我国前几年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支付危机曾导致整个光大集团的支付问题就是一例｡为了有效地防范金融控股集团内部交易风险问题,金融当局应该学习美日等国的经验,通过“防火墙”等措施有效控制内部交易风险:(1)法人防火墙建设｡即只允许采取控股公司形式,不允许采取事业部制,同时金融机构之间的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2)银证､银保防火墙｡要使金融子公司间的业务往来受到严格限制,严格限制银行向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其他机构援以贷款,证券公司等机构向银行､保险公司出售有价证券,银行不得为集团整体流动性等提供隐形担保,在有银行参与的业务中银行要声明不对该业务之外的风险承担责任等,从而有效地消除银行与证券､保险业务融合可能带来的利益冲突;(3)资讯防火墙｡在存在利益冲突的子公司或部门间建立信息防火墙,人员､经营场所等不得交叉;(4)制度防火墙｡坚持透明度原则,通过会计准则和税法的有关规定,要求金融控股集团披露重大的内部交易,特别应监管那些将对集团财务带来不利影响的内部交易｡这方面可借鉴欧盟要求金融企业集团定期地向监管者报告其相关的内部交易及风险集中的报告制度,促使金融企业集团认真地实施其内部的风险管理制度｡

(三)对金融控股集团风险集中的监管

风险集中也是金融控股集团风险监管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欧盟委员会一直致力于开发对集团内部交易与风险集中进行管制与监管的统一方法｡欧盟《大额风险暴露指令》(the Large Exposures Directive)对源于金融集团内部交易的风险集中(暴露)规定了一个总的量上的限制,其目的在于监控并限制单个机构及集团对单个的客户或一组存在关联的客户的风险暴露｡《大额风险暴露指令》指出,大额风险指等同于或超过机构自有资金10%的风险;单个的大额风险不得超过自有资金的25%;所有大额风险的总和不得超过自有资金的800%｡欧盟委员会对规制集团内部交易与风险集中的充分而有效方法较有兴趣｡其认为对内部交易与风险集中的规制应基于以下三大支柱(three Pillars):第一要具有有效内控机制及管理体系的内部管理制度;第二要有向监管者报告的报告制度;第三要具备有效的实施监管的权力｡

怎样对我国金融企业集团的风险集中进行监管?我们以为,应借鉴欧盟的经验,在实践中应采取以下的做法:首先,确立内控优先､内控法制化的理念｡重他律､轻自律是我国金融监管的一大症结,然而内部交易毕竟是集团的一个内在问题,这就使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因此,借鉴欧盟的经验,应将内控制度作为对金融企业集团的内部交易与风险集中监管的基石,以监管者的硬性权力为保障｡其次,允许适度的内部交易与风险集中的存在｡金融企业集团本身既蕴含着集团内部交易与风险集中的存在,这也是协同效应与规模经营的必然要求,所以在金融监管中应承认适度内部交易与风险集中的合法性,以防止扼杀适度内部交易的积极效应｡再次,采取列举的形式明确规定重大的､应向有关监管机关披露的内部交易｡最后,对源于金融集团内部交易的风险集中(暴露)规定了一个总的量上的限制,其目的在于监控并限制单个机构及集团对单个的客户或一组存在关联的客户的风险暴露｡

四､对金融控股集团的进入退出监管

(一)金融控股集团的市场准入

几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监管当局都参与金融机构的审批过程,金融控股集团的成立更应如此｡从金融监管的角度来看,对市场准入的控制是保证金融业安全稳定的有效的预防性措施｡同样,金融控股集团的市场准入也是金融监管的第一道防线｡金融控股公司市场准入条件的设立应该符合国家金融发展规划和市场的需求,并且与监管当局的能力相适应｡

对金融控股集团的市场准入进行监管,首先要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条件和业务范围｡原则上只要实质控制两个以上金融机构就应该成立金融控股集团,使其置于监管视野之内｡金融控股集团监管委员会应制定一系列的量化准入指标如资本总额､资本充足率､资本流动性等｡金融机构必须达到上述标准,才能向金融控股集团监管委员会提出设立申请｡金融控股集团监管委员会在收到申请后,还要重点检查拟设立的金融控股公司以及各子公司是否具有健全的内部自律机制和完善的内部风险控制,因为只有当金融机构形成了严格的内部控制,外部监督才可发挥效用｡

其次,监管当局还应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组建有一个总体上的数量限制,并根据时间的发展适时做出调整｡特别是在金融控股集团发展的初期,更应该严格限制其数量｡

(二)金融控股集团的退出管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监管当局的监管在督促金融机构稳健经营以及维护金融体系安全运行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市场规律的作用,即使是最有效的金融监管,也无法保证金融机构的经营不出现问题｡因此,监管当局必须制定好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的退出机制｡当金融控股公司或其分支机构出现危机或面临倒闭时,事先要有制度上的安排,以免到时引起混乱,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同时,金融控股集团及其成员的退出,应该有一个整体安排,对于母公司的救助行为应该有所限制,特别是集团内有银行机构时,更要防止银行承担失败成本｡尤其是关于金融控股集团子公司的财务危机处理问题,必须对母公司给予子公司的援救行为做出一定的限制,必要时对子公司进行破产处理,防止由于对分支机构的援助而导致的母公司倒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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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余海丰.银证融合:金融控股公司组建模式的创新[J].探索,2002,(6):69-72.

[6]余海丰.从金融业内生关系看我国分业经营体制的演变[J].金融论坛,2003,(4):18-13.

(责任编辑:贾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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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海丰　曲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