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形象的西方文化论文

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在20世纪文学作品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些形象跟随时代环境的改变和作家审美的不同而不断变化着，有理想型、批判型等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父亲形象的西方文化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父亲形象的西方文化论文 篇1：

外国文学作品中英雄形象的嬗变分析

摘要 外国文学中对于英雄形象的描写，从完美、大写的古典英雄到注重个人价值体现的个人主义英雄，再到“反英雄”式的英雄，经历了一条英雄形象的嬗变之路，反映了作者对英雄的崇拜、消解、还原的心路历程。本文通过对英雄形象的嬗变分析，对西方文学作品中折射出来的人文思想做了简要的探讨。

关键词：外国文学 英雄形象 嬗变 理想

一 外国文学中英雄形象概论

1 外国文学作品中的英雄形象

在以西方文学为代表的外国文学中，塑造英雄的形象是人物描写的传统，整个西方文学史可以说是英雄形象的历史。从古希腊史诗中首个英雄形象的诞生开始，英雄形象在西方文学中就一直有着支配和主导的地位。无论是中世纪的骑士形象，还是文艺复兴时代文学中那些高贵的巨人，或是浪漫主义文学中独来独往、行事天马行空的超人，或者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为了个人命运改变而不懈斗争的奋斗者，都被认为是英雄在不同时期的形象映射。

西方人文学家将人类社会分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三个部分，而英雄的形象主要出现于神的时代和英雄的时代。在神的时代中，英雄具有着明显的神性和宗教色彩，是先民心中超自然力量的代表者。他们由神所选择，作为人群的统治者而出现。在英雄的时代，人类超越自我之外世界的心理得以体现，因此英雄身上的神性逐渐地褪去，不再是超自然力量而是人的代表。在人类对自身力量的渴求和崇拜之中，英雄作为独立的个人出现，代表了人类的理想和激情。

2 英雄形象出现的原因

西方文学中描述英雄形象的传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人文主义和自由意识的推动。这种人文主义对人的主体性予以充分的肯定，对人的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进行充分的评价。因此英雄的文学可以看做是人类自信心和自豪感的表现，是人类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肯定。在英雄文学中，总会有一种对立的关系存在，比如人和社会、自然的对立、自由和个人命运、自我与非我、英雄和懦夫的对立等等，其中英雄的形象永远占支配的地位，无论英雄的结局是喜剧还是悲剧，都一定是事件的推动者和正面价值的实现者。

二 古典英雄形象

1 古典英雄形象的形成

古典英雄指的是有宏大的救世理想或者道德理想的英雄形象，这些英雄形象身上体现了人类最初对正义的向往和赞美。希腊古典神话和史诗是西方文学的起源，希腊古典神话的英雄们无一例外有着超人的力量，如赫拉克拉斯、阿基琉斯、西绪福斯等。在古代史诗之中，英雄大部分是神和人结合的后代，其身上有着一定的神性，他们是人类的保护者，为了人类的利益而斗争。随着时间的变迁，英雄们身上的神性渐渐的消失，英雄不再是人类之外的力量，而是作为普通平凡的人，存在于世界之上。

2 古代史诗中的古典英雄形象

在希腊史诗《伊利亚特》中，充满了对战斗英雄的歌颂和赞美。以希腊英雄阿基琉斯的两次愤怒为主线剧情，体现了西方文化起源中强烈的个人自由意识。阿基琉斯为了个人的尊严和荣誉，不顾整个联军的利益，致使联军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后来又因为好友的仇恨而毅然决然地奔赴战场，其思想核心是为了自我生命价值的实现，而非集体和民族的利益，这样的形象正是西方文学中自由主义精神的体现。而另一个英雄形象赫克托耳则是集体主义精神的体现，其形象带有悲剧性的色彩。《奥德赛》中英雄奥德修斯的遭遇，则采用了隐喻的方式，表现了古希腊人对自然的抗争。每一个时代都有很多作品来对奥德修斯十年漂泊的意义做阐述，古典作品侧重于对英雄本身遭遇的关注，而近现代文学则更加重视其漂泊的象征意义。

3 文艺复兴时代的古典英雄形象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外国文学作品中，有两位英雄形象较为突出：唐·吉诃德和哈姆雷特。唐·吉诃德是一个嫉恶如仇、维护正义、锄强扶弱、见义勇为的骑士形象，随时准备着为了理想而献身。他生活在孤独的環境中，其主持正义的行为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反而被所有人嘲笑。唐·吉诃德的悲剧是内在人性的悲剧，他的英雄形象反映了在理想和现实相冲突的环境之中，人类的道义和理想接受这个世界考验的过程。

哈姆雷特由一个幸福的王子经历了父亲被害、母亲改嫁、情人和朋友的背叛等一连串的打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肩负了为父报仇和扭转乾坤的责任。然而由于他所面对的邪恶势力太过强大，因此他只能在伪装疯狂的过程中思考“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迷茫、焦虑、不安的情绪充斥在哈姆雷特的复仇过程中，让他感觉到了人的渺小和不完美。哈姆雷特这一文学形象，象征着西方文艺复兴时代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矛盾心理。哈姆雷特作为一个高贵、纯洁、有道德的人，却被既不能放下又无法承担的责任所毁灭。这样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表现了当时人们对新的社会和道德理想的呼唤。

三 个人主义英雄形象

1 个人主义英雄的形成

相对于古典英雄形象注重对“道德理想”和“社会责任”的表述，个人主义英雄更加偏向于对个人理想和自由精神的表述，注重对个人情感、个人体验、个人意志和自身价值的追求表达。这一时期的英雄形象大多有着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和对社会的反抗精神，如拜伦所塑造的一系列性格叛逆的人物形象：康拉德、曼弗雷德、恰尔德等等，这些人物大都出身高贵，然而有着忧郁、傲慢、孤独、玩世不恭的性格和情绪，在对社会的反抗中总是以失败而告终。这些“拜伦式”的英雄形象折射出了带有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色彩的英雄主义，体现了人对自身尊严和价值的追求和维护。既有人道主义的因素，又有着对个人主义的追求，这才是个人主义英雄形象的含义。

2 个人主义英雄的代表形象

司汤达在《红与黑》中塑造的于连·索黑尔的形象，正是资产阶级个人奋斗欲望的典型表述。于连有着成为上层社会人士的理想，渴望以个人奋斗来实现自己社会地位的改变，他不同于只求温饱、毫无上进心的普通青年，又不甘愿和腐朽的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在其野心之外更有着高贵之处。作者对他同障碍物所斗争的过程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着重表述了他的奋斗过程而非其小人得志的快乐。于连冒犯的是整个上流社会，因此他的死亡成为了必然，这是个人在等级秩序中所付出的必然代价，而死亡也为于连这个奋斗的形象披上了崇高的色彩。这种孤军奋斗的悲剧英雄形象，正是对个人与不平等社会抗争中不幸命运的表述。

《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和美国文学作品中许多其他人物一样，是一个不幸的失败英雄，海明威在这部作品里阐述了人物对待不幸时应有的态度。桑提亚哥在连续84天没有收获的情况之下仍然要出海，他藐视困难甚至死亡，在危险面前毫不畏惧，经过艰苦奋战终于捕到大鱼，返航时遇到鲨鱼，明知会失败，仍然竭尽全力和鲨鱼搏斗。作为海明威作品中最后的英雄形象，桑提亚哥遇到了比死亡更加不幸的问题：失败，然而桑提亚哥给出了“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就是打不垮他”的回答。桑提亚哥的形象是崇高人格和非凡意志的显现，是作者对解决自身矛盾方法的思考和个人意志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桑提亚哥这一形象所代表的个人英雄主义，始终伴随着绝望、孤独等情感，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努力之后的失败，这使《老人与海》有了一定的消极基调，也是个人主义英雄形象所特有的特点。

四 反英雄的英雄形象

1 反英雄形象的出现

20世纪以来，人类的文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甚至遭到了完全的颠覆。新的思想对人类的传统价值观发出了挑战，在这种环境下，20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蕴含了非理性的人本意识，英雄形象不再像传统文学那样蕴含着崇高的美感，反而逐渐沦为“反英雄”或者“非英雄”。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出现了很多作为个体而存在的英雄形象，他们不再是理想的符号和群体意志的升华，而是带有自身主体性和个体性的人。他们通常都是在道德或者身体上有着瑕疵的人物，不再是某种制度的代言人，却依然向社会制度发起了挑战，他们的反抗总是无效的，最终将被社会制度所吞噬。

随着20世纪西方工业文明物质化在精神领域造成的信仰危机，人们逐渐失去了对崇高信念的追求，文学作品中也不再描写对古代英雄的崇拜，转而去表述卑微的现代人，以求感受生命的存在。

2 反英雄形象出现和发展的意义

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使得人们不断对普通人和英雄之间的关联做出新的诠释和探索，于是“反英雄”的英雄形象就此出现。这种“反英雄”形象的发展过程正是人类社会中崇高理想的衰微和转变的过程。人类失去了英雄的魄力之后，活动空间和伸缩能力变得越来越小，对社会的满足程度也在逐渐的下降，人类的生存状态正随着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发生着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很多作家觉察到了时代发生变迁之后，人类社会中价值观的差异，于是通过“反英雄”对命运的抗争和失败结果，来暗示社会价值观念的沦丧和贬值，通过“反英雄”形象，来表达人类对理想的追求和渴望。

3 外国文学中“反英雄”的代表形象

在作品《尤利西斯》中，乔伊斯描述了一幅庸俗、平凡、肮脏、乏味的都市生活的景象，而传统的英雄形象也被平庸、精神畸形的小人物所取代。布鲁姆作为一个普通的广告推销员，虽然也会流露出对合理社会的向往之情，但其身上的无能和庸俗却更加的突出。面对他人的侮辱和暴力袭击只能够选择忍气吞声，明知妻子出轨但只有委屈求全。发生在他身上的偷窥女人内衣、在抽屉里面偷藏黄色照片等行为，是卑微、渺小而平庸的现代西方人的映射。

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海勒描绘了一个为了灵魂和自由而生存的角色：尤索林。尤索林这一人物形象和周围的人物相比属于难得的反叛者、清醒者和逃避者。他清醒地意识到了所谓第二十二条军规，只是权力的拥有者用来控制和压制人的手段，尤索林不愿意参与其中为战争的受益者们卖命，因此选择了反抗，最终得以逃离。在作品中，尤索林是唯一敢于反抗的士兵，虽然势单力薄，却依然选择站在心中的正义一方，表现了其起码的正义感和良知。在小说最后，尤索林作为一个逃兵脱离了战争和荒诞的军营，飞往自由国度瑞典。然而直到最后他也无法战胜“第二十二条军规”所代表的荒诞悖论。尤索林对现实的逃避这一行为，本质上也是一种悲剧，在充满了希望的结局背后，却隐藏着无尽的绝望。

五 结语

纵观外国文学中英雄形象演变的过程，不难发现，人类对理想的渴望从未改变。古典英雄坚持的救世理想和社会理想，表达了人类对公理、正义的向往和赞美。个人主义英雄们追求的是自身情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表达了人类对个体生命的重视。而“反英雄”的英雄形象看似是对英雄内涵的消解，但却并不意味着人类对理想的放弃，作家通过“反英雄”的方式来表达了人类对理想和前路的思考，揭示了人类对理想的渴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英雄，还是“反英雄”，都会永远在文学作品中存在下去。

参考文献：

[1] 许明：《荷马史诗中英雄形象的人本主义解读》，《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2] 程春兰：《〈吉尔伽美什〉英雄形象解读》，《衡水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3] 杜小明：《对英雄的崇拜与消解——兼论外国文学对提高国民素质的积极作用》，《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2期。

[4] 尹虹霓：《〈巴黎的忧郁〉中的浪荡子形象》，《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5] 孙秀昌：《反形式·反英雄·反传统——略论西方荒诞派艺术的审美趣向》，《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6] 桑杰措：《〈吉尔伽美什〉与〈格萨尔王传〉之比较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7] 倪方：《重压下的优雅——论海明威小说中的“硬汉”形象》，《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8] 陈建：《〈老人与海〉人物形象塑造及其象征意义》，《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作者简介：刘家玲，女，1962—，重慶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及素质教育，工作单位：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作者：刘家玲

父亲形象的西方文化论文 篇2：

《寒夜》和《围城》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分析

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在20世纪文学作品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些形象跟随时代环境的改变和作家审美的不同而不断变化着，有理想型、批判型等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

不同的文学创作环境产生了不同的文学作品和知识分子形象，例如，巴金的《寒夜》和钱钟书的《围城》，他们二人的作品基本写于同一时间，都在《文艺复兴》发表，他们所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都带有典型性，反映了知识分子在特殊时期的心理和形象的变化，描述了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本文从巴金的《寒夜》和钱钟书的《围城》两部作品的知识分子形象出发，探究作品中知识分子形象塑造成因，分析《寒夜》《围城》中知识分子形象的生存困境。

一、《寒夜》和《围城》中的各类知识分子形象

（一）《寒夜》和《围城》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剖析

20世纪40年代，由于外部环境的原因，知识分子本就艰难的理想更加难以实现，知识分子在坚守良心与社会责任时，生存就显得尤为困难。《寒夜》中的知识分子大都是为生活所迫、忙忙碌碌、只为寻求一方生存之地的形象。小说中的主人公汪文宣和妻子曾树生在战争前，希望兴办教育，实现自己的理想，可所有的理想都被现实打破，他们一家四口只能蜗居在一个经常停电的小居室。汪文宣与妻子的结合，洋溢着当下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激情，他们二人也曾像涓生、子君一样，想做新时代出走的娜拉，但随着曾树生与家庭脱离联系，二人的理想逐渐走向破灭，曾树生成为汪文宣最后的寄托。汪文宣、曾树生、老钟等人，将所有希望寄托在抗战的胜利上，他们渴望胜利，认为只要不再打仗，生活就能恢复如初，但老钟死在胜利前，汪文宣也在胜利的当天夜晚去世，生活暂时还未发生他们预期的改变。曾树生虽然在胜利后赶回了家中，可那个经常断电的昏暗小屋已经失去了家人的存在，当曾树生最终下定决心离开她与汪文宣的婚姻围城时，就已经出了城再也回不到原来的围城中。

虽然巴金没有过多地描写年轻时怀揣办学育人梦的汪文宣，但从之后他对读书的冷漠便可知汪文宣曾经的憧憬。汪文宣在生病时，给自己下过定义，“这个年头……尤其是我们这些良心没有丧尽的读书人，我自然是里面最不中用的。”[1]小说中，汪文宣只能通过老乡的介绍，到一家小公司以校对翻译为生，妻子则进了银行工作，忙于交际。柏青、汪文宣和魏连殳、吕纬甫一样，真正击倒柏青的不仅是妻子的去世，还有自己曾经挣扎后的彻底失败，真正打败汪文宣的也不仅是妻子的离去和病魔的纠缠，而是努力过后的无路可走。当柏青和汪文宣心怀理想走入社会时，他们遇见了残酷的外部环境，只能为生计奔波，在放棄理想后，汪文宣、柏青发现自己连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都做不到，更何况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围城》中的主人公方鸿渐家境优渥，父亲是家乡小县城的绅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可以送他出国留学。方鸿渐在欧洲留学，辗转三个大学和多门专业，从土木工程系到社会哲学系再到中国文学系，方鸿渐千里迢迢远赴国外学习的，不是其他国家先进之学科，而是自己国家的语言文学。苏文纨和方鸿渐一样，在留学时期攻读的是法国文学，但是，却以《中国十八家白话诗人》获得学位。在《围城》中的部分知识分子眼中，留学就如同为自己履历增光添彩的一件事情，因此，家境好的青年学生争相外出留学，求学却不是最终目的，是为了回国时能找个好工作。在剑桥攻读文学的新诗人曹元朗在回国后，常将自己在剑桥留学的经历挂在嘴边，带着自己不通顺的诗到处结交朋友，并获得了好名声。方鸿渐在围城中进进出出，从国外的围城中留学归来，便去了三闾大学工作，可是当方鸿渐被辞退后，看着来送别的学生，产生了虽厌恶这地方却又心生留恋的心理变化，方鸿渐常常自我安慰，却又不能真正与现实和解，找到自己的出路。相比于褚慎明、曹元朗这类自欺欺人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方鸿渐并非全无才华，他在面对苏小姐和曹元朗作的诗时，能一针见血地指出苏小姐的诗有哪些问题，但是，方鸿渐骨子里很懒，喜欢得过且过，虽然不满现状却拿不出勇气改变，是一个外表新、骨子里传统的知识分子形象。方鸿渐渴望改变，可从小环境熏陶出的性格已经难以有根本上的改变，虽然他学习外语、哲学，又精通中国文化，但却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找不到属于自己的道路。

（二）《寒夜》与《围城》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对比

《寒夜》中的汪文宣曾说过，只有自己这种没有良心丧尽的读书人活得最为痛苦，他的朋友柏青也有类似感叹，其实，方鸿渐与汪文宣、柏青二人相同，仍旧保有初心却没有能力改变一切，而像褚慎明、刘东方、韩学愈这样的知识分子，可以在当时的时代生活得很好。汪文宣在图书公司做不到左右逢源，方鸿渐也不能很好地在三闾大学生存下去，可董斜川却可以凭借几首不通的同光体诗歌赢得尊重，高松年可以运行一个学校，韩学愈可以堂而皇之地教书。

相对于《围城》，《寒夜》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他们是被现实打败的。汪文宣、曾树生之间的矛盾除了婆婆的影响外，金钱是避不开的现实问题，“生存”在汪文宣的小家里成为一个大问题。为了谋生，汪文宣不得不做校注工作，理想与爱情都排在生存之后，汪文宣已多年未进入咖啡店，舍不得给妻子买一块奶油蛋糕，而方鸿渐却可以思考是否买一件皮衣作为自己的行头。巴金从汪文宣的生存困境来探究他精神上的茫然无助，从一对小夫妻的家庭生活探究战争背景下的现实，而现实最终盖过最初的理想，与鲁迅小说《伤逝》中的涓生、子君等知识分子形象有相似之处。

汪文宣在胜利前失去了生命，他在上海曾经拥有过的激情已经消失了。巴金在《寒夜》中所描写的，是对国家、民族抱有希望的知识分子在战争背景下的生存状况，体现的是对经历现实无路可退的知识分子的关注，《寒夜》以对现实逼真的刻画来传递当时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围城》中，钱钟书则借助方鸿渐的思想变化、心理活动来传递他自己对当时知识分子整体生存境遇的深刻反思。钱钟书在塑造知识分子形象时，更多是对大环境下知识分子放弃自己操守、理想的思考，用看似幽默化的写作技巧书写了“围城”内外的故事，在一场看似喜剧的演出中揭示了人性的悲剧，体现了对喜剧背后更深层次的思考。在这里，不仅包含知识分子的命运，还有关于人类生存境遇的思考。

二、《寒夜》和《围城》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成因

（一）时代语境的影响

近现代以来出现的知识分子，他们受外部环境与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影响，产生了与西方知识分子不同的特质，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语境中，承接古代士的社会责任、良心，“他们所关怀的不但是如何‘解释世界’，而且更是如何‘改变世界’。”[2]西方知识分子更看重个人的价值，而近代知识分子则更看重社会的价值，即自身的价值并不仅仅通过学术层面来体现，还通过社会价值来表现。这样的知识分子形象也一直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例如，鲁迅笔下的夏瑜、魏连殳、吕纬甫等知识分子形象，他们都受到革命的感召而投身于革命，追求自由、平等，以期求得民族解放。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战争打破了以往较为和平的环境，救亡的需求压倒了启蒙，不少知识分子陷入迷茫与自我怀疑的境地，同时，战争打破了他们的计划和生活，让他们陷入困顿的局面，本就艰难的理想更加难以实现。

《围城》中的方鸿渐，迷茫到找不到自己的人生道路，一方面是因为时代环境，一方面是因为性格使然。方鸿渐出生在一个传统家庭，从小接受传统的中式教育，并且依赖父亲，留学时期接触的新式思想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这就造就了他的矛盾心理，即性格上犹豫不决、怯懦无能，整个人既新又旧。另一方面，方鸿渐处于一个特殊时期，他身边的许多人并不是依靠自己的真才实学成功的，而是依靠投机取巧等方式来获取金钱与地位的，例如，曹元朗以交流自己不通的诗文来获得关注等。钱钟书塑造方鸿渐，“不只是以揭露‘新儒林’的弱点，或探求知识者的道路，而是企图以写‘新儒林’來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3]钱钟书通过描写方鸿渐在围城中的不断进出，来表现他自己对现实人生的思考。

《寒夜》中影响汪文宣悲惨命运的，有外部环境的影响因素，他无力去抗争现实，但是，却又不能放弃自己的良心与理想和其他谋求利益的人一起追逐名利。他只能带着自己的良心、初心在困境中挣扎着，最终淹没于时代的洪流，汪文宣曾经也反抗过，却因为妥协与怯懦被现实打败，放弃坚守的理想。他的妻子曾树生想要脱离这样的困境，却又犹豫不决，离去了又归来，也是困于良心、初心的挣扎。汪文宣与妻子曾树生受到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冲破一切束缚走出家门，追求自由的爱情，但是，当激情褪去，种种冲突便表现了出来。值得关注的是，出走后的现实生活是否如想象中的幸福，青年男女是否真的反抗成功等问题，青年男女在获得了自己期望中的自由平等后，才发现，实则是进入了新的围城，且进进出出，始终寻不到正确的道路。

（二）作家主体创作意识的影响

知识分子这一形象在二十世纪的文学作品中，所占比例是很大的，且在不断变化。作家一边书写作品里的知识分子形象，一边借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来反映自己的心路历程、书写自我。巴金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过，如果自己不在法国从事小说创作，汪文宣就是自己，汪文宣的结局也很可能在自己身上上演。巴金与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汪文宣有着类似的经历，都得过肺病，在重庆生活过一段时间。在20世纪40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并不是很理想，他们只能在艰难的环境中勉强度日，巴金写汪文宣、柏青等各种知识分子形象，也正是为了反映现实以及知识分子所遭受的种种经历。

《寒夜》写于1944年的秋冬，完结于1946年，最初在《文艺复兴》连载，巴金在谈到自己的创作主旨时曾经说过，写《寒夜》，写汪文宣、曾树生、汪母并非是为了鞭挞，其中更多的是同情和理解。《寒夜》的主角汪文宣是一个在贫困线上挣扎，不幸因肺病去世的知识分子形象。汪文宣所患的肺病不仅巴金得过，巴金现实中的几个朋友也得过，所以，在汪文宣身上凝聚的，不仅是某个个体的悲惨境遇，还是一部分群体在当时所经历的生存困境，汪文宣每天所经历的，也正是巴金所熟悉的生活，“他写的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倾吐的是他们的悲伤和希望。”[4]巴金在评价《寒夜》时说过，“《寒夜》是一本悲观、绝望的小说。”[5]但巴金在自白时，也曾说过，这是一部充满希望的小说，绝望过后，迎来希望。汪文宣在胜利的那个夜晚死去，并不是预示着希望的彻底离去，而是黑暗中的光明即将到来。

《寒夜》与《围城》的写作时间大体相同，都在《文艺复兴》连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初，充当的是启蒙者的角色，但是，随着革命失败，前方道路的愈加困难，部分知识分子失去了社会责任感和良心。钱钟书指出了人性的弱点，却没有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钱钟书的《围城》写了两年，1944年开始写，1946年完成，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写成的。钱钟书写这部小说时，从自己熟悉的阶层取材，借助方鸿渐的思想变化、心理活动来传递他自己对当时知识分子整体生存境遇的深刻反思。知识分子需要重新定义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在批判讽刺背后所表现出来的，是对前行之路的隐忧。钱钟书在小说中整体表现出的批判意识，实则也是对文化的一种反思意识，钱钟书所塑造的“围城”，不仅体现在婚姻爱情上一座又一座的围城，还体现在人生上。

三、结语

巴金书写了汪文宣、柏青这样良心还未灭绝的知识分子形象以及他们的悲惨命运，想要表达的是对现实的反思以及对自我的救赎。钱钟书的《围城》，塑造的是方鸿渐、赵辛楣这样兜兜转转找不到人生道路的失路型知识分子形象，以及那一群失去了社会良心与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形象。巴金与钱钟书虽然描写的对象、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不相同，但是，都体现了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20世纪40年代不同命运的关注，探究了他们的心路历程与人生选择，试图追寻造成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的真正原因。

参考文献：

[1]巴金.寒夜[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91.

[2]祝勇.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9.

[3]陆文虎.钱钟书研究采辑（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256.

[4]谭兴国.巴金的生平和创作[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207.

[5]巴金.探索与回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265.

（作者简介：张萌，女，硕士研究生在读，宁夏大学人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 杜宪）

作者：张萌

父亲形象的西方文化论文 篇3：

当代华裔女作家笔下的父亲形象分析

【摘 要】当下华裔女作家笔下总不乏对于父亲形象的描述，在她们笔下有很多种类型的父亲形象，她们的父亲是千万个华裔男性的形象，他们或者传统，或开放，或兼容并包，其背后所蕴含的是历史与文化内涵，表现在他们的生存状态之中，本文就来阐释当代华裔女作家笔下的父亲形象。

【关键词】华裔女作家；父亲；华裔男性；文化

华裔女作家由于特殊而不同的生活环境，使得他们受到不同文化的滋养与熏陶，所以他们的文学作品中的父亲形象是多面的。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父亲形象的描述有着不同的特点，但是她们所描述的父亲与国内传统女性作家所描绘的父亲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不同文化视域下的“父亲”形象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

一、传统保守的父亲形象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父亲形象，是一个家庭或者家族中的顶梁柱的形象，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宣扬三纲五常，以“父为子纲”为核心的家庭伦理观一直延续至今，“父为子纲”强调的是宗族血脉的延续，所以父亲是家中的权威。家中的儿子、妻子要对父亲的绝对的服从，父亲承担着家族的长兴与发展，其他人都要为了家族的发展而听从于家族中“父亲”形象的人。这样的家庭，父亲为子女设计了一条他认为最合适不过的发展之路。但是随着时代的不断演变与发展，绝对的“父为子纲”已经几乎很少存在了，时代的高速转化，使得人们的思想空前解放，尽管有一些家庭比较传统保守，坚持传统“父为子纲”的底线，但是绝大多数的家庭是已经没有十分严苛的遵守，人们都变得更加的理性。在华裔家庭中，仍然存在一些十分坚守传统的家庭，因为他们过早的去国外生活，没有深切的感受国内社会的变幻，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化的繁荣，使得男女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人们都显得越来越理性，中国传统的家庭人伦理想越来越淡薄。但是最早一批去往国外的华裔们，他们对此却没有深刻的体会，他们依然对自己的孩子有着严格的要求。

这就使得一部分华裔作家作品中的父亲形象，就像中国传统家庭中的父亲的形象一样，那是一种严苛的父亲形象，他维持着家族的生计，对子女有着严格的要求，子女不能违背与反抗。华裔女作家他们从小或者遇到的是这样的父亲，这样的父亲是最为常见的一个中国父亲，但是她们也会片面的认为所有的中国父亲都是如此，却忽视了时代的发展所带来的流变，现在中国的父亲形象已经不再是一种传统保守的形象了。

二、失语沉默的父亲形象

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上个世纪很多出国的中国人给予国外人的形象都是仆人、工人等的形象出现，他们尽管生活在国外，却是社会的最底层，饱受当地人的嘲讽，为求生存保持沉默，他们怯懦怕事，想要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生存，也没有大的理想与抱负，只求在一个城市的边缘有一口喘息的空隙。他们的形象是一种懦弱、无能、卑微的形象，这样一类父亲的形象也存在于华裔女作家的笔下，她们深受国外文化的影响，长期生活在国外对于中国男人的形象认知狭隘，加之作为“外国人”的文化灌输与身份认同使得她们也像真正的外国人一样来审视中国男人，审视从小被灌输的一种对于父亲形象的认知。

这一类父亲的形象也是存在于当前华裔女作家笔下的。实际上她们对于中国文化有着片面而肤浅的认识，使得她们心中以及作品中的父亲形象不够饱满，都是单薄的以一个懦弱者的形象存在。特殊的历史背景、社会变化使得这一批父亲形象在他国受到了压抑，让人产生某种层面上的误解，这样的误解也反映出一种社会现状，一个国家倘若不足够强大，就不能成为在异国他乡之人的依靠，在国际上没有地位，那么这个国家的人在自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歧视。这是中西方文化汇聚的原因，这一批中国父亲的形象被弱化，饱受社会与现实的压力，艰难生存着。

三、兼容并蓄的父亲形象

在华裔女作家笔下，还有一类父亲的形象，可以算是一种理想父亲的形象。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华裔之中会有这样一群既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又对他国文化有着深刻的认知的一群人。他们能够很好的接纳不同的文化，吸取不同文化的养分，通过自己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在他国拥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他们彻底的像他国人，也不彻底的像中国人在两者之间兼容，他们的形象是一种理想的父亲形象，他们可能是有实力的知识分子，对子女有着良好的教育。教育他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精神，也同样教育他们所生活的国度的精神。

这一类父亲形象也是华裔女作家所热衷的，他们的笔触之下，希望有着这样的父亲，他们可能是自己的偶像以及人生的导师。华裔女作家作为不同文化滋养下的知识分子，她们对于这样父亲的认知也是偏向于理想化的，这样的父亲形象毕竟只是少数，不能代表绝大多数的华裔父亲形象。

四、结语

当代华裔女作家对于父亲形象的描述历来受到文坛的关注。她们处于不同文化交织的生存环境之中，对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父亲有着不同的认知，表现在她们作品中的父亲有传统保守型，有失语沉默型，也有兼容并包型，不管是哪一种父亲的形象都是对不同时期华裔的生存状态的描绘，有不同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付明端.当代华裔女作家笔下的父亲形象[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05）.

[2]文晶.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一个尚待拓展的领域[D].黑龙江大学，2001.

作者：李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