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经济学论文

摘要：2007年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一场席卷全球的全球经济危机。于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掀起了一股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的浪潮。目前来看，反思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当前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现实是否脱节、是否过度使用了数学模型以及理性假设是否有效等问题上。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经济危机经济学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经济危机经济学论文 篇1：

浅析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危机与安倍经济学

摘要：二战后日本经济腾飞，但随着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加上其他种种因素，日本经济鼓起的泡沫破裂，金融危机爆发并造成股市和楼市的崩盘，给日本造成了不可磨灭的打击。面对日本经济现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了安倍经济学。

关键词：经济危机;安倍经济学;通货紧缩

一、经济复苏

二战后日本经济崩溃，冷战格局下，美国对日本实施扶植。日本背靠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变化以及日本经济制度和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存在缺陷、主导产业选择失误等一系列原因，日本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二、泡沫助长

（1）《广场协议》签订，促进了资产泡沫化。日本经济快速发展使美国出口遭受打击，美国召集四国签订《广场协议》。协议签订后，日元升值，给日本出口造成极大冲击，再加上金融市场自由化政策，国际资本大量涌入最为繁荣的楼市和股市，吹起了一个巨大的泡沫。

（2）日本央行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政府税制改革进一步鼓吹泡沫。为了持续刺激经济和应对出口下滑，日本央行做大信贷规模，下调基准利率，日本政府也推行了税制改革，过剩的流动性鼓吹起了越来越大的泡沫。

三、危机爆发

1989年，日本意识到经济过热带来的威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贴现率拉回了6%，快速的加息使市场上流动性瞬间降低，泡沫破裂。

率先是日本股市的崩盘，几乎所有证券公司都巨额亏损。并且由于银行的许多贷款收不回来，出现了大量坏账。同时企业破产，大量不动产涌入市场，失业率激增;每个日本人都被动变成空头，恐慌抛售股票，政府收紧房贷、推行地价税政策，房价急转直下，资本市场崩溃。

四、危机影响

（1）GDP增速骤然冷却，失业率激增，通货紧缩显现，日本陷入了“低欲望社会”的深渊，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

经济危机后，日本经济低迷，各个市场相继崩盘并陷入了恶性循环，实体经济崩盘。企业受了严重挫折，为了存活大量裁员，失业率激增;遭受失业潮的人们不再消费，市场流动性枯竭，显现出了通货紧缩的现象;日本陷入了“低欲望社会”，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发展潜力大幅缩水。

（2）银行信贷萎缩加剧，金融机构不良债务增加

经济危机爆发后，企业贷款需求降低，许多企业开始不符合贷款的信用条件，银行放不出贷款，信贷需求萎缩。同时金融机构盈利能力逐年下滑，不良债务率直线上升。

五、金融危机爆发原因

（1）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催化剂

冷战格局下，美国对日本采取了冷战扶植政策，使日本经济迅速恢复，然而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由两极逐渐转变为多极，日美贸易出现摩擦。美国召集四国签订了《广场协议》，日元升值，助长泡沫。

（2）政府错误地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直接原因

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并不是日元升值本身，而是政府采取了错误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放弃自由经济策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流动性，泡沫迅速膨胀;然后又在短时间内将基准利率提高，使市场上的流动性迅速降低，最终刺破泡沫。

（3）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的局限——根本原因

高度的国家干预对战后初期资金短缺的日本非常有用，但随着社会复杂度极大提高，官僚体系无法掌控复杂的经济体系，金融机构间缺乏竞争力，金融监管机构贪污腐败盛行。这时政府应减少直接控制而强化监管和服务功能，让个人和企业成为市场主体，但政府并未做出及时有效的改革。

六、日本经济改革与“安倍经济学”

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经济改革迫在眉睫。安倍上台后，针对日本经济现状提出了安倍经济学，其既定目标就是使通胀率达到2%，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他在初期提出的旧“三支箭”。

（1）货币政策

在货币政策下，安倍又细分出三点，其一是大力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其二是为鼓励投资实行负利率政策;其三是为了推动产品出口而实行的日元贬值政策。但由于政策实行期间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货币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2）实施灵活的财政刺激政策

其措施是制定大额政府预算，创造就业岗位用以解决失业率过高的问题，使GDP增长率达到2%。，这一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CPI由負转正，通货紧缩有了一定改善，但GDP增长率未达到2%的既定目标。

（3）结构性改革

这一政策旨在解决经济危机暴露出的社会问题来振兴经济，为日本可持续增长创造条件。如鼓励妇女和外国人在日本参与工作;进行企业所得税改革使企业拥有更多资金等。

七、安倍经济学效果

（1）正面效应

自安倍上台以来，日本经济大体持续了80个月的增长，同时日本失业率下降到了较低水平，鼓励外国人在日本就业也取得一定成效，弥补了日本的劳动力缺口。此外，其对企业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也使企业利润明显增加。

（2）负面效应

安倍经济学虽在短时间内取得一定效果，但从长期看，负面效应也十分明显。央行大规模购买国债、股票，使日本国债市场僵化，股价扭曲;日本政府债台高筑也导致日本本土市场萎缩，加剧通货紧缩，若此时全球经济环境出现一定波动，就会让日本陷入更困难的境地。同时，国民对经济增长“无实感”。国民工资并未出现显著提高，且临时工岗位较多，普遍工资较低、稳定性较差，人们担心失业。因此，虽然日本的失业率降低了，但消费动力依然不足。

总体而言，安倍经济学在短期内缓解了日本通货紧缩，但并未达到既定目标，即2%通胀率，日本仍无法逃出经济危机笼罩的阴影。值得肯定的是，安倍意识到了日本深层社会问题对经济的影响，应当为可持续增长创造环境，经济改革不能单靠大量发放货币和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还应该更注重那些会潜移默化影响经济的因素。同时安倍还应意识到，日本政府的巨额债务始终是个定时炸弹，日本需要避免政府债务过高而带来的金融危机。

参考文献：

[1]徐梅.“安倍经济学”有得有失[J].世界知识，2019

（18）：14-16.

作者简介：冯原（2000.10-），女，汉族，海南海口，本科在读，武汉理工大学，研究方向：经济学。

作者：冯原

经济危机经济学论文 篇2：

全球经济危机与对西方经济学伪整体论的反思

摘   要：2007年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一场席卷全球的全球经济危机。于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掀起了一股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的浪潮。目前来看，反思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当前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现实是否脱节、是否过度使用了数学模型以及理性假设是否有效等问题上。本文认为，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确实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存在的整体论错误，并且深刻的表明现有西方经济学伪整体论的错误指导下，全球和各国经济还将继续被误导，从而可能陷入更深层次的危机之中。与此同时，本文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论特征进行了简单评述，并指出了其整体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优越性以及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指导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整体论

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的影响，西方国家普遍陷入了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诸多发展中国家也因为国际贸易需求锐减、资本流入减少以及金融和商品市场大幅波动等因素的冲击而遭受严重的经济困难，金融危机事实上已经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这一事态的发展几乎完全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意料之外，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掀起了一股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的浪潮。目前来看，这场仍在持续而且其影响也还有待评估的运动有可能是西方经济学创新的重要契机。同时，对我国来说，一方面对西方经济学反思的深入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带来诸多启发。

一、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反思的基本脉络

对于当前西方经济学反思的主要脉络，陈平（2009）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评述[1]，以下将首先对反思和争论的基本脉络进行回顾。2008年11月，英国女王曾向伦敦学院的经济学家提出为什么没有人觉察到危机的发生。针对英国女王的问题，2009年7月英国皇家学院给英国女王的正式回复承认没能预测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经济学界不了解系统风险，二是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社会各界对市场存在过度乐观的心理。英国皇家学院的回复事实上肯定了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体系，认为问题只在于其发展还不够完善，从而没有实现对危机的预测。2009年8月，Hodgson等10名英国与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给英女王的信中则持于英国皇家学院不同的观点，该回复认为危机的发生与主流经济学滥用与现实无关的数学模型有关，从而要求改革经济学的教育体系。

2009年7月以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Krugman和Lucas相继加入使得争论进一步升级。2009年7月，Krugman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讲演中宣称过去三十年的宏观经济学“至多是无用的，，最坏是害的。”[2]这一观点是对作为当代西方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严厉批评。8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代表人物Lucas同样发表在《经济学家》杂志上的文章，则对此前该杂志刊登的一组评述予以回击，并对新古典学派进行了辩护，其辩护集中在两点[3]：一是金融市场的有效市场假设。他认为与批评有效市场假设不切实际的意见相反，有效市场假设是经受了实际金融市场考验的理论。按照有效市场假设，如果有人可以预测到危机，那么只会使危机提前到来，而且试图避免危机和危机带来的衰退的政策是无效的。二是宏观经济模型的预测能力。他认为宏观经济模型的预测是有条件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模型是错误的。2009年9月，Krugman在《纽约时报》发表的长篇文章系统的对美国主流经济学进行了批评，其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主流经济学对数理模型的过分推崇、对市场缺陷的忽视以及对市场主体理性的假设等[4]。随后，Cochrane（2009）则直指Krugman的观点已经脱离了经济学学术讨论的范畴。陈平（2009）则对Krugman的观点表示赞同，并且进一步指出“制造均衡幻想的数学模型，不仅是脱离现实的，而且本身就是错误的模型。”

从上述争论可以看出，当前西方经济学的反思还只是局限在其理论与现实是否脱节、是否过度使用了数学模型以及理性假设是否有效等问题上，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之内的讨论。尽管像Krugman这样的一些经济学家批评的观点非常尖锐，但总归摆脱不了上述框架的束缚，因此总是有隔靴搔痒的之嫌，难以触及问题的根本。笔者以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根本缺失在于其错误的整体论或者说是“伪整体论”。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伪整体论”批判

根据段伟文和徐兰（2009）的介绍，“整体论的思想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关于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箴言……但整体论一词直到1926年才由斯马茨（J.C.Smuts） 在《整体论与进化》一书中提出。”在理论研究中，通常比较注重作为方法论的整体论，这是因为一般而言，寻求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对科学研究有着最为突出的意义。从方法论而言，整体论与还原论相对。在区分整体论和还原论时，段伟文还认为，“方法论的整体论主张，对于某个复杂系统的最佳理解应该致力于寻求在整体层面决定系统行为的原则，而不应停留结构层面或只关注组成部分的行为。……还原论者对既有的还原论的研究路径充满信心，而不加反思地认为，整个世界在存在论层面是一个等级化的有序世界，可以用分析还原方法自下而上地加以认识，进而构建起日益完善的金字塔式的知识体系。”[6]

尽管还原论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同时也已经成为自然科学和一些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基础的方法，但是其局限性在于“对构成性的实体的探究并不能替代对世界复杂过程的理解，对部分与层次的理解也不可完全拼接为对整体性的把握，强还原论则不仅没有改变这些事实，反而促使人们为克服其必然困境而寻求旨在理解整体性的整体论的认识论。”[7]因此，方法论上从还原论向整体论的转向成为科学向更加深入和更加复杂的领域发展的一种必要。不过，方法论上的整体论与还原论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对这一点，刘劲杨（2007）认为，科学研究中的整体归根结底还是具有局域性，某个整体必然是更大整体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体论与还原论的区别也是相对的。因此，他主张“整体论方法对还原论方法的超越不是抛弃与决裂，而是扬弃与综合。”[8]正因为如此，赵光武（2003）指出，到目前为止，科学研究经历了一个超越还原论、发展整体论、实现还原论与整体论辩证统一的演化过程[9]。由此可见，从方法论上将整体论与还原论相结合对各个领域的科学研究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与自然科学类似，整体论方法在社会科学方面也有着广泛的应用。美国学者D.C.菲立普在其经典著作《社会科学中的整体论思想》（1988）中对整体论在哲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进行了广泛的探讨[10]。尤为值得注意的是，D.C.菲立普将社会科学中的整体论原则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类型的整体论采纳了有机论中的五个论点;第二种类型的整体论认为，一个整体，甚至在人们对其进行研究之后也不能依据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来解释这个整体;第三种类型的整体论认为，使用与整体及其功能相关的术语是必要的。其中，第一种类型的整体论所采用的有机论的五个论点分别是：（1）那种以生物化学为典型代表的分析方法，在应用于某些情况时证明是不适用的，例如生物机体、社会、甚至整个现实世界;（2）整体大于它的各个部分之和;（3）整体规定着它的各个部分的性质;（4）如果认为部分是与整体相分离的，那么部分也就无从理解;（5）各部分是呈动态地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他的划分方法常常用来判定一个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是否是整体论。通常比较常见的是第一种和第二种类型的整体论，其中尤以第一种类型的整体论最为常用，而还原论则从方法上不承认整体论的全部或者部分观点。

在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与其他社会科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社会经济系统由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经济主体与资源和产品的关系以及各种关系之间的相互联系而结成。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既有个体的行为和利益需要关注，也有整体的特点和全局利益需要把握，整体论与还原论在经济学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空间，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情况却并不是这样。首先，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微观经济研究与宏观经济研究相分离的现象非常突出。一般而言，微观经济学研究个体行为，如个人消费决策、厂商生产决策、市场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等;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体行为，如物价、失业、增长和国际收支等现象。宏观与微观结合不够，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而微观经济学又没有完备的宏观支持是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存在的重要问题。一个经济系统却是用两套联系并不紧密的方法进行分析，这使得“整体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大打折扣。

另外，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整体问题的理论与现实脱节严重。比如，即使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最为核心的分析工具之一的一般均衡分析也与其应该承载的整体论要求相去甚远。一般均衡分析认为，消费者和厂商通过各个市场形成紧密的联系，市场价格的变动成为消费和厂商赖以做出经济决策的主要信息。这样的分析框架是与第一种类型的整体论相吻合的。但是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由于设立了各种假定（如信息完全、完全竞争假设等），实际上得到的结论与实际经济体系的运行结果相去甚远。尽管像Lucas（2009）所辩论的那样，这些分析在假设条件下显然是正确的，但是其与现实相脱节的程度实际上使得其分析没有多少价值，其整体论的名头也只是名存实亡而已。当然，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可以还有发展和完善空间来继续进行辩护，并且描摹出一个巨大的能够容纳所有经济信息的数学结构，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整体论缺失还远远不止于此。

在笔者看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整体论上最致命的缺失还在于它从根本上对个体主义的体认和对集体主义的排斥。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皇家学院（2009）所检讨的经济学家不了解系统风险还只是表象，其实质是西方国家的主流经济学从体系上对整体论的容纳就是虚假的，也就是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方法论上是“伪整体论”的，是为西方社会、政治和经济实践服务的。简单而言，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的根本作用在于回答西方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中提出来的各种问题，而正是这些问题决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框架。西方式的民主架构是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基石。西方国家是典型的投票社会，投票社会的治理由个体的分散决策来决定。即便是经济生活，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一种与投票机制相类似的机制。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和厂商通过分散决策来共同决定社会资源的配置，而国家被宪法赋予或多或少的干预经济的权力，但这种权力要么只是事务性的，要么仍然受制于投票机制。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往往只能被动的接受市场产生的结果，而不论这个结果是好的，还是坏的。以Lucas为首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甚至宣扬政策无效论，认为政府的干预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从而根本上否认了政府干预市场结果的必要性。此次危机中，美国金融市场崩塌不能不说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对金融市场监管的影响有关。在这里，方法论上的整体论除了表现为被动的接受市场结果外，并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比如，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核心概念之一的帕累托最优，其实质也只是对个体利益的严格保护，而不是真正整体论意义上的社会最优。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问题并不是不了解系统风险和整体利益，而是其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决定了其并不关心整体问题，从而产生了只知个体诉求，不知整体诉求的经济学怪胎。在这样的经济学体系中，其整体论是虚置的，是“伪整体论”。

然而，缺失了整体论的经济学体系根本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需求。为此，对经济学的创新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经济学的创新分为改良和变革两种趋向。改良方面，因果关系整体论是其中之一。陈荣虎和盛昭瀚（2006）认为因果关系整体论在完全肯定和否定当代经济学的两种方法论之间作了折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11]。变革的方面，创新经济学应该是最为突出的代表。李涛、王敏锋和李敏（2007）认为，创新经济学在其很短的发展时间里已经发展出互动学习理论、进化理论和制度理论等深刻体现整体论的理论体系，并且积极使用系统方法[12]。创新经济学的发展也可能成为引领西方经济学体系变革的重要范式。对于我国来说，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伪整体论”的批判对我们增强对整体论在经济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工作中的指导地位有重要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论特征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西方学者较早的就开始了对马克思整体论思想的分析。蒂莫西·希尔（1989）发现“那些把马克思看作是整体论者的人们要特别注意，或认真对待马克思的方法论，由此得出马克思是整体论者的印象;而那些把马克思看作是个体论者的人们特别要注意、或认真对待有关本体论的（相当有限的）著述，由此视马克思为个体论者。”经过细致的讨论，他认为马克思是方法论上的整体论者，但在本体论却是个体论者[13]。由此可见，蒂莫西·希尔的研究明确的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的整体论特征，该结论也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特征的主要结论。

罗锦芬（2001）进一步指出，整体论方法是马克思社会历史分析的重要方法，而且马克思社会历史分析中的整体论方法以唯物史观为前提，并且以《资本论》为典型。她认为，马克思的整体方法论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马克思首先确立了整体研究一定的社会形态的方法 ，即前面分析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的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一定的意识形态之间静态、动态结构。第二，马克思在整体性分析资产阶级社会时，找到了整体分析的钥匙——商品关系结构。从而为研究‘该社会的客观形式及跟这些客观形式相适应的主观形式’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14]考虑到《资本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载体，不难看出，罗锦芬上述研究实际上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整体论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也将其整体论作为重要特征加以继承。比如，程恩富（2008）认为，应该“用一种新‘经济人’假说和理论来教育干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基本假设和理论基础。”而在他的设想里，新的理论在方法论上应该是“整体主义、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15]。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整体论特征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大优势。集体主义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而集体主义价值观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种特征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探讨整体问题时有着非常便利的理论框架。比如，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只能获得生存工资，而资本家则可以获得大量剩余价值，长此以往造成工人的有限需求与企业无限供给之间的矛盾，而正是这种矛盾造成了资本主义历史上反复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此前，在近二十年来未发生重大危机的情况下，西方一些主流经济学开始对经济学的作用报以非常乐观的态度。2003年，在其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演讲上，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Lucas宣称“阻止衰退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16]。2004年，当时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美联储前主席Bernanke（2004）将二十年来美国经济出现的“大缓和”（the Great Moderation）归功于经济政策的改善[17]。但是，在这种乐观情绪尚未消退之时，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在暴露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解决整体问题的失败的同时，再次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理论分析的有效性和前瞻性。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在简单回顾现有反思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确实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存在的整体论错误，并且深刻的表明现有西方经济学伪整体论的错误指导下，全球和各国经济还将继续被误导，从而可能陷入更深层次的危机之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论特征的简单评述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论特征是其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重要优越性，并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指导意义。

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有益的成分。必须承认，西方经济学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西方经济学作为与西方国家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紧密联系的一种理论体系，有着严重的“伪整体论”缺陷。正是这种缺陷造成了资本主义历史上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也正是这种缺陷带来了此次大萧条以来规模的最大的全球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有两点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第一，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和西方经济学本身的反思提醒我们，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应该尤其警惕西方经济学的“伪整体论”缺失，抵制对西方经济学的体系不加区别加以应用的危险倾向。第二，应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心。本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整体论特征的分析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坚持整体论的经济学理论典范，是值得信赖的经济学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指导地位，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且要强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工作实践的指导作用。■

（责任编辑：于明）

参考文献：

[1]陈平.陈平对克鲁格曼反思的观察与评论[EB/OL].[2009-09-15]，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New-

sID=10462.

[2]Krugman，P. Paul Krugman’s London Lecture： Dismal Science[J].The Economist， 2009：392（8635）.

[3]Lucas， R.E. In defense of the dismal science[J].The Economist，2009：392（8643）.

[4]Krugman，P. How Did Economists Get It So Wrong？[N]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2009.

[5]Cochrane，J.H.How did Paul Krugman get it so Wrong？[EB/OL]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Sep-tember10，2009.http：//faculty.chicagobooth.edu/johcochrane/research/Papers/krugman_response.doc，2009-09-10/2009-09-21.

[6]段伟文，徐兰.当代哲学视野中的整体论[A].谢地坤.中国哲学年鉴[C].哲学研究杂志社，2009：124-133.

[7]段伟文.走向整体论的认识论[N].光明日报，2007-08-03.

[8]刘劲杨.整体论误区及其局限[N].光明日报，2007-08-03.

[9]赵光武.用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结合的方法探索复杂性[J].系统辩证学学报，2003（1）：1-6.

[10]D.C.菲立普.社会科学中的整体论思想[M].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11]陈荣虎，盛昭瀚.因果关系整体论——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视角与争鸣[J].江苏社会科学，2006（2）：83-88.

[12]李涛，王敏锋，李敏.整体论取代还原论——创新经济学的范式变革[J].生产力研究，2007（21）：10-11.

[13]蒂莫西·希尔.论马克思的整体论[J].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9（9）：23-28.

[14]罗锦芬.试论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的整体论方法[J]. 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7）：31-35.

[15]程恩富.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8（4）：15-28.

[16]Lucas， R.E. Macroeconomic Priorit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93（1）.

[17]Bernanke，B.S.The Great Moderation[EB/OL].speech delivered at the meetings of the Ea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Washington， D.C.，February 20，2004.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BOARDDOCS/SPEECHES/2004/20040220/，2004-02-20/2009-09-21.

作者：陈玉博 唐军

经济危机经济学论文 篇3：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经济危机理论的比较研究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危机都有论述。本文对这两大学派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从研究背景、研究方法、研究结论及解决危机的对策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尤其针对危机产生的根源问题，结合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进行了剖析。比较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全面、透彻地认识经济危机，尽力避免危机带来的危害。

关键词：危机理论；比较研究；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经济危机问题，内容包括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本质、过程、危害及影响等方面。此次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而后波及全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说也属于经济危机。现在重温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并将其与西方经济学对两次经济危机的观点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透彻地认识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避免今后类似的灾难给我国经济带来更大的冲击和破坏。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并没有在其著作的独立章节中全面、系统地论述经济危机理论，其经济危机思想一般只是在注释或插入部分有所论及。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三大手稿中都谈到了经济危机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论述是片断性的，内容分散在《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等著作和手稿中。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其中的主要观点和思想进行了综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一)经济危机的本质和根源

马克思在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即生产的发展极大地超过了市场容量，使一部分商品不能以实际价值得以实现。所谓的生产过剩并不是社会生产能力及物质财富的绝对过剩，而是生产的相对过剩，即生产资本无限膨胀的趋势相对于增值实现的可能、社会所生产的物质财富无限扩大相对于劳动人民购买能力有限而言的过剩。同时，马克思从不同层面论述了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他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必然表现，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直接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是由这个基本矛盾决定和引申的两个具体矛盾：第一，个别企业生产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无政府状态之问的矛盾。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

(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爆发的。从一次危机的爆发到下一次危机的爆发，其中所经历的时间就是一个再生产周期。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一般包括危机、复苏、高涨和萧条四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是上一阶段发展的结果，同时又为下一个阶段的到来创造前提条件。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物质基础是固定资本的更新。原因在于：第一，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为暂时摆脱危机、加速经济复苏和高涨阶段的到来准备了物质条件。第二，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又为下一次危机阶段的来临创造着物质前提。

(三)经济危机与信用的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尝试从信用角度阐释经济危机。他在研究了信用在资本关系中的作用后得出结论：信用本身不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但它对经济危机的发展起着促进和强化的作用，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信用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另一方面，借助于商品买卖中商品与货币相互转换的时间差异，信用能使同一笔货币多次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造成一种虚假的需求，从而掩盖了生产过剩的事实，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大和投机活动，最终必然导致生产过剩。这时一旦出现债务偿付危机，信用必然开始紧缩，信用危机将转化为货币危机，经济危机也将因此进入全面爆发阶段。

(四)经济危机生成的可能性

马克思指出，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以前各种经济形态下生产的基本区别。商品生产的目的是获得商品价值的增值而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其追求的是货币或财富的增加，其经济运动过程也与以往不同。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形态下，商品生产是由物到货币再到物的过程，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商品生产以产业资本的方式运动，从起点到终点都发生了变化。其起点是货币资本，中间经过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并在实现价值增值后又回到货币资本形态。这一循环过程可用公式表示为：G－W…P…w’－G’，其中，G－W是资本运动的第一阶段即购买阶段；W…P…w’是第二阶段即生产阶段；W’－G’是第三阶段即销售阶段。产业资本要顺利实现周而复始的循环，必须要保证三大职能资本在时间上进行连续转换，并在空间上按比例分配于以上三个阶段。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商品和货币在价值形态上的对立及其必须相互转换的关系，才使资本运动过程本身潜伏着经济危机和货币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五)经济危机生成的现实性

经济危机生成的可能性并不等于其爆发的现实性。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一书中指出：“现实的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涌动、竞争和引用中引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商品为载体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盲目扩大生产的趋向。这一趋向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现实运动的起点和驱动力，也是商品和货币走向绝对对立并最终引发经济危机的基本线索。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生成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信用制度的发展。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可能变成现实。

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理论

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及以前的历次经济危机，无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还是非主流学派，都对危机的根源、演进、机制、影响及应对策略等方面阐述了各自的观点。本文集中分析西方经济学对1929年的大萧条及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根源问题的探讨。

(一)1929—1933年大萧条产生的原因

对1929年大萧条产生的原因，西方经济学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英国经济学家庇古认为，大萧条产生的原因在于工人不接受削减工资而失去工作，但供求的“魔力”将解决所有问题。美国著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欧文·费雪给出了一种货币主义的解释。他认为，货币供给太少导致价格下降、债务过重甚至破产。而最近有货币主义经济学家更是将大萧条的责任归于央行行长的行为，他们认为，如果1930年和1931年美联储采取行动阻止货币供给减少，那么大萧条也许不会如此严重。而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把这场经济灾难归结为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本杰明·斯特朗于1928年10月去世这一

事件。相反，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却认为，1920年代早期过度扩张的信贷导致投资结构严重失衡，结果只能通过大萧条进行自我纠正，而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只能使情况变得更糟。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将大萧条的原因归结于“一战”后世界经济的混乱或金本位体制。凯恩斯及其追随者阿尔文·汉森和保罗·萨缪尔森认为，过度储蓄导致相对于经济产出的有效需求的不足，这是导致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凯恩斯认为，总需求不足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而导致总需求不足的原因则来自于人们心理上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所导致的自发消费不足及人们对未来的悲观预期所导致的投资需求不足。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则将1923—1933年的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归结为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变化，即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是由于美国20世纪30年代初期货币供给不足所引起的。伯南克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1929—1933年的金融危机进行了解释。他认为，总需求不足是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而对于需求不足的原因，伯南克从货币因素和非货币因素两个方面给出了解释：一方面，“一战”后重新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先天不足，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使古典金本位制时期稳定的汇率基础不复存在，各国竞相采用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来增加本国的就业和经济实力，这一状况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通货紧缩，从而引起了总需求的下降。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的银行业恐慌和企业不景气等问题的存在缩减了信贷业务，加剧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二)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起因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而有关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问题，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名誉主席、有“金融期货之父”之称的梅拉梅德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次级房贷债券在发行过程中信息不够透明和政府监管缺位及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针对社会对其过分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指责辩解认为，危机就像太阳黑子的活动一样无法避免，是“政治经济周期”的必然产物。美国前财长约翰·斯诺和美国投资大师巴菲特都认为，冒着巨大风险进行抵押借贷的各个大小银行才是次贷危机爆发的“元凶”。而对美国次贷危机之所以演变为波及全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这点连西方一些笃信新自由主义的学者和实践家也没有否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当前美国的经济危机是近30年来整个世界经济危机的一种延续，而发生的这一系列经济危机都是推行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和美国著名金融家索罗斯也持有类似观点。美国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认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虽不意味着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结束，但它显示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失败，显示了缺乏严格监管或解除监管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失败，显示了缺乏由政府提供适当公共物品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失败。但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韩国著名左翼学者罗伯特·布伦纳则认为，生产能力过剩才是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总之，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产生根源的认识可归纳为：新自由主义的盛行，美国的赤字政策、流动性泛滥、金融监管和治理工具的缺失，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节，美国人的消费模式，金融机构的过度贪欲，金融产品过度创新等。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经济危机理论的差异及对我国的启示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研究有一些共同点，但更多地表现为不同。由于两者研究的时代背景不同、研究假设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导致其对经济危机根源的解释不同、研究结论不同，提出的经济危机的解决办法也不同。比较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危机理论的差异，从中可得出对我国发展的有益启示。

(一)研究背景、假设、结论及研究方法的差异

马克思经济学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时代背景是资本主义的初期发展阶段，其研究假设是资本主义制度先天存在重大缺陷，研究结论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并将由社会主义所替代，研究方法是描述、演绎、归纳与推理等方法。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研究更多地出现在大萧条时期之后，其研究的时代背景已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研究假设是理性人假设，研究结论是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好的制度之一，政府能通过干预“看不见的手”来完善资本主义制度，减少或避免经济危机的爆发。西方经济学依靠理性人和“看不见的手”的机制来调节市场，这是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共同遵守的原则。但一系列的经济危机却证明理性人假设是有问题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人往往是感性的，有时甚至是疯狂的——正是华尔街“精英们”不可节制的贪欲与疯狂导致新世纪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证明了马克思危机理论的精辟和重大价值，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正确地认识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马克思经济学没有像某些人说的已经过时。

(二)对经济危机根源解释的差异

人们一般认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重点关注的是生产过程，正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蕴含的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爆发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但于泽认为，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误解。实际上，马克思是在流通和生产构成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这一方法论下构建他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模式以商品生产为前提，是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所以分析经济危机过程需要实现生产和流通的统一。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正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危机发生的根源，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不协调一起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而信用危机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西方主流经济学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归结为金融监管缺位、货币政策失灵、金融产品过度创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等方面，并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自由”是此次危机的“罪魁”。总之，西方经济学将危机的根源归为外生的，而不是内生的。这是对危机的浅层次根源的认识，而不是深层次根源的认识。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不足”已几乎接近了马克思的经济危机根源理论，但他在最关键问题上仍没有超越庸俗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即把“有效需求不足”只归结为投资和消费者的心理因素。尽管西方经济学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但这些解释只遍及表面问题，没有深层次的探究；有些解释至多也只是提出一些应急的、救市的措施，而没有从制度上、体制上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但这些解释在引起人们不满的同时，却也引发了人们较为深入的探讨，试图为资本主义寻找出路。王伟光认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认识国际金融危机的本质和原因。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遍及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全球性危机、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危机。总之，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反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它帮助我们从根本上认识了这场危机的成因和本质，有助于我们建立规避、防范、克服危机的保障制度和长效机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三)经济危机解决方法的差异

纵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百年历史，我们发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面前，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古典经济学对此束手无策，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了危机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解决的办法是政府干预。之后，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继承者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取代了凯恩斯主义跃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开始主导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然而，正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自由”主张酝酿了新世纪的美国次贷危机。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化而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是美国IT革命后技术创新难以为继、资本深化速度超过技术进步导致的结果。因此，西方国家目前单纯利用财政和货币手段刺激经济的办法是治标不治本的。西方国家要想彻底走出这次危机，需要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只有通过新的技术变革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企业利润率，才能促进经济的重新增长。对我国而言，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小，但在制定短期经济刺激政策时，必须注意配套长期的创新激励政策，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技术水平，为未来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乔 磊 白少君 安立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