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经济危机论文范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我国正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市场经济体制，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并且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逐步融入世界经济的发展体系，特别是经历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说明我国也不可能避免经济危机的影响，就应对当前金融危机，并进而“化危为机”，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
第一篇：经济危机论文范文
经济危机与世界经济不平衡
摘要:世界经济不平衡包括不平等的国际货币秩序、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集中于少数国家的巨额赤字与盈余并存的经济形势。2007—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根源于实体经济的矛盾,是世界经济长期不平衡运行矛盾的爆发。
关键词:世界经济;经济危机;次贷危机
2009年6月,OECD整体领先指标连续第四个月上升,从94.5上升到95.7。中国、印度该月数值仅比上年同期低3.7和3.4。世界经济止衰复苏,但争论仍在继续,危机爆发的根源仍无定论。危机既非源自政府不恰当的政策和规制,也非源自各市场参与主体的道德风险,而是世界经济长期不平衡运行矛盾总爆发。
一、2007—200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
2007—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源于美国次贷危机。次贷危机发生在去监管化和特定的政策环境条件下。20世纪80年代起,金融机构去监管化日益盛行。1980年货币控制法案的签署废除了州法律对贷款人收取贷款利息率最高限额的限制。1982年可选择同等按揭交易法案则授权对州法律的使用和先占权,对象是对拥有可变利率、过度膨胀的支付额以及负摊销的贷款进行限制的州法律。银行准备金要求降低和1994年特别流动账户的诞生给予银行更大的流動性,该账户将商业银行账户和投行账户联结起来,银行便有能力提供更多的信用。20世纪90年代末美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议会阻止了对金融衍生品包括信用违约掉期的监管。2004年,证券交易委员会免除了经纪公司信用限制,使投行能够从事更多的次级贷款业务。在监管日益放松的同时,政府鉴于扩大房屋私人所有权向相关金融机构施加一定的压力。两家政府支持公司房地美和房利美放松直接从贷款机构购买贷款的申请标准,购买了巨额次级按揭证券。监管的放松和政府要求扩大房屋私人所有权的压力鼓励了房贷市场的繁荣。次级抵押贷款放贷额增长迅速,从1994年的350亿美元(占总抵押贷款5%)增长到2006年的6 000亿美元(占总抵押贷款20%),其中证券化比例为75%。
次级贷款以收取高费用和高利息率为特征。高利息、不断膨胀的支付额以及不断攀升的房价对金融机构意味着丰厚利润和机会。为了获利,房贷机构杠杆化比率平均达1∶14。诱惑利率、 零首付,甚至“放贷人资助首付计划(DPA)”都成为次级房贷促销方案。2004—2006年间发起ARMs的1/3,诱惑利率低于4%,超过65万购房者通过DPA得到首付,贷款违约率和房产没收率大大升高。大部分情况下,贷款发放只是为了从现存房产中抽取资金,以购房为目的的比例不到一半。贷款人为申请到便宜贷款瞒报收入,一些购房者利用房产升值进行再融资用于日常消费。评级机构由于“利益冲突”,倾向于给出高的评级结果。贷款建立以后继续被分割、与其他资产组合形成新的资产,即证券化。这些贷款支持证券最终被出售给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人如政府养老金等。次级房贷市场风险巨大,2005—2006年间发行的次级贷款有近1/5将面临失败,购房者则面临房产被收回的风险。
20世纪初,美联储为应对网络泡沫,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降至1.24%,并长期维持在低位。但2004—2006年,美联储连续17次提高利率,使之迅速从1%提至5.25%。利率提高增加了可调利率次级贷款支付额,违约率迅速上升。2007年4月,房产贷款市场蕴藏的风险突然爆发,超过25个次级贷款放款机构宣布破产。2008年8月雷曼倒闭后,华尔街大型投行接连受到重创,金融危机爆发。2008年10月,通用汽车危机表明金融危机通过信用渠道传递到实体经济。次贷危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演变为全球性经济危机。
二、世界经济长期不平衡运行是危机爆发的根源
关于危机的原因观点各异。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是导致危机爆发的主导因素。去监管化一系列法案的签署导致对金融机构尤其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的放松,不恰当的利率政策催生了房地产泡沫又不恰当的刺破了这一泡沫直接引致次贷危机的爆发。对金融机构高杠杆化及道德风险行为视而不见,以及旨在扩大房屋私人所有权的行政命令,这些管制和政策扭曲了市场机制,导致了市场失败。政府及其行为才是导致危机的根源。第二种观点恰恰相反,认为虽然政府政策对危机爆发负一部分责任,但市场失败应该承担主要责任。Gregory Curtis(2008)认为,金融业集体性道德败坏使得房贷市场积累过多的风险从而导致危机的爆发。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政府和市场机制在危机中犯的错误不相上下,其行为都成为导致危机爆发的原因。不过大多数观点赞同金融经济危机爆发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使然。
造成危机的因素复杂多样,但危机的根源既不是不恰当的政府政策或监管,也不是市场主体的道德风险,更不是复杂的金融产品及其交易,或者其他诸如监管制度不完善、会计规则等因素。2007—2009年经济危机起源于实体经济,是世界经济长期不平衡运行矛盾的爆发。
世界经济不平衡主要指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和以外需拉动的新兴国家的巨额贸易顺差。它包括不平等的国际货币秩序、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集中于少数国家的巨额赤字盈余并存的经济形势。前两者既是经济不平衡的原因,也是重要内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仍然是最核心的世界货币,在世界贸易、投资等领域最广泛地发挥着储备货币、计价工具和流通手段的功能。2003年美元结算占欧盟主要国家进出口贸易的29.1% 和37.3%,占日本进出口贸易的68.7% 和48%,韩国、泰国以及澳大利亚的相关数据分别是79.6%和83.2%(2004)、76%和84.4%、50.5%和69%(2004)。美元还是国际市场计价单位,石油、铜、小麦等国际大宗商品多以美元计价。2005年,占世界GDP不到30%的美元在世界储备货币中比重从1997年的56%上升到65%,全球外汇交易中的比重从54%增至62%,在全球贸易结算中比重也从58%上升到65%。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的公司债务和国家债务大都以美元计价,所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都以美元发行和清偿。美国借此获取巨额的铸币税收益和相关好处,但并不承担与黄金挂钩的兑换义务。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不再承担兑换义务的现实和金融危机的教训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积累大量外汇储备以自保。美元的核心地位则决定美元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最重要的外汇储备币种。为了规避风险、维持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许多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形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Ⅱ。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国际货币秩序,具有内在不稳定的本质。“特里芬难题”仍然存在,只是以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形式表现罢了。
20世纪末,全球经济一体化继续深化,各国开放市场、引进外资,世界市场尤其是国际金融市场得到繁荣发展。为刺激经济增长,后发国家纷纷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面向国外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大力推动出口。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以及历史文化等因素,后发国家私人储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消费则长期被维持在较低比例。长期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客观上也抑制了国内消费和对国内市场的开发,各国逐步形成了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的经济增长模式。为应对经济增长外部依赖性可能带来的风险,大量外汇储备建立起来,并且以美元为主要组成币种。这也是由不平等的国际货币秩序决定的,结果是大量资金通过发达的国际金融体系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市场,为美国提供了廉价的资金。
与后发国家外部依赖性相反,美国则形成了过度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美国25年来消费占GDP比重约为71%,美国家庭债务收入比在2007年达130%。过度消费意味着超支,收入不足的部分则由借贷来弥补,信贷替代消费的部分越来越大,表现为不断增长的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2006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超过了GDP的6%,净外债为2.7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25%,进口对出口的比例则达178.9%。财政赤字(2004年)高达4 127亿美元的创纪录水平。就这样,新兴市场国家以出口为美国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同时这些出口所得被美国人借入以支付后续交易。世界经济出现了集中于美国、中国等少数国家的巨额双赤字和双盈余的格局,且数额持续增加。
从本质上说,以布雷顿森林体系Ⅱ和畸形的经济增长模式为基础,世界经济不平衡运行的格局是极其脆弱的。这一矛盾集中体现在美国次级房贷市场。在次级房贷市场,购房者收入增长最终无法覆盖房贷需求确定无疑,房屋需求由信用代替,整个市场繁荣建立在信用膨胀的基础上。但是信用膨胀只是缓解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借款终须还。另外信用维持十分脆弱,随着美国赤字越来越大,美国还款的意愿和能力越来越小。信用维持还极易受到客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冲击。当美联储提高利率时,信用链断裂,危机瞬间爆发。次级贷款市场上存在的供需矛盾及信用替代需求的现象是美国经济需求过度扩张的结果,更是这一经济模式与其他国家过度依赖出口模式长期运行所积累矛盾的总爆发。次贷危机爆发后,损失迅速通过全球金融体系蔓延到世界各国的金融、非金融领域,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经济危机。2007—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是世界经济长期不平衡运行的总爆发。
三、启示与结论
2009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开始出现复苏迹象,各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政策已经开始取得成效。但这只说明危机得到缓解。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改变世界经济不平衡的格局,包括改变不平等的国际货币秩序和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改革不平等的国际货币秩序非朝夕可实现。但是要想真正避免类似危机的再次发生,就必须下工夫解决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问题。
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改变过度依赖国外市场的经济增长方式,包括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提高工薪阶层收入,提高消费在GDP中比例,加强开发国内市场,是改变经济不平衡也是避免此类经济危机的根本解决途径。另外,改变不平等的国际货币秩序是要改变世界经济不平衡格局的必要条件。各国必须致力于改变当前不平等的国际货币秩序,从根本上避免“特里芬难题”,才有助于避免经济危机的爆发。
参考文献:
[1]Allan H. Meltzer, “Reflections on the Financial Crisis”, Cato Journal, Vol 29, No 1, 2009.
[2]Gregory Curtis,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Collapse of Ethical behavior”, Grecourt White Paper No. 44.
[3]Joshua Aizenman,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Paradox of Under- and Over- Regul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15018, May 2009.
[4]Stephen Figlewski, “A View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from 20000 Feet Up”, Oct 2008. http://pages.stern.nyu.edu/~sfiglews/Docs/FinancialCrisis_OCT6.pdf.
[5]V. V. Chari. Lawrence Christiano, and Patrick J. Kehoe, “Facts and Myths about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 Federal Reserve Bankof Minneapolis Working Paper 666, Oct 2008.
[6]陳宝森.美国的债务经济和全球经济失衡[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3).
[7]刘钻石.从历史角度看世界经济失衡:文献综述[J].亚太纵横,2007,(6).[责任编辑 吴高君]
作者：曹玉娜
第二篇：应对经济危机的经济法思考
摘 要：我国正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市场经济体制，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并且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逐步融入世界经济的发展体系，特别是经历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说明我国也不可能避免经济危机的影响，就应对当前金融危机，并进而“化危为机”，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
关键词：经济法;市场经济;宏观调控
一、经济法应对经济危机的特殊功能
1.经济法是调整市场失灵的良药
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市场功能有限和成本较高这两个部分。市场功能有限主要表现在：①市场对垄断束手无策。市场竞争必然会产生垄断，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可以明显看到，他们的经济发展都出现了由个人资本经济到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现象。②市场无法解决外部不经济问题。经济主体在其发展过程为了追逐利益往往忽视对于社会经济活动的不利行为，甚至是对资源环境的破坏行为，这种不利行为被称为“外部不经济”的行为，它通过市场自身是无法解决的，它只能通过相应的经济法来纠正。③市场自身的竞争机制决定存在收入不公平。社会成员的收入因知识水平，身体健康、智力、年龄以及运气等情况的不同而千差万别。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贫富分化严重，这种情况是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的，必须通过经济法的宏观调控完成。
经济法调整市场失灵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公权介入的调整，公权介入的调整是指国家以公权者的身份，依法对各种经济关系进行调整的措施或手段的总和，又包括指令性调整和指导性调整，指令性调整“刚性干预”对相对人有强制性，随着市场体制的成熟，指令性计划可能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消失，但目前仍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一个手段。指导性调整是“柔性干预”，是国家机关为引导公民和法人的经济活动符合某种既定的经济干预目标而实施的非强制性调整方法。私权介入的调整是指国家使用非权力、私法的手段直接地介入经济生活的一种干预方式。由于国家的特殊地位，以私权介入经济生活领域会形成一种预警性作用，引导大众投资。
2.经济法是调整政府失灵的重要手段
政府行为由于没有法律的监督和指引，往往存在随机性、主观性和易变性。这些特性无疑会扭曲政府手中的权力，随意利用政策去“统治”他人，违背了政府服务人民的基本职能，这就要求法律对其进行制约，因为只有在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中，政府才能作为一方当事人，在法律的规制范围内行使职权，使得政府宏观调控机构和职权受到法律的调整与监督，规制权力的范围，宏观调整政策的调控程序和差错状况按照法律的规定处理和救济，以保证政府的权力受到规制，在经济法对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则和方式进行明确规定下，灵活的运转政策，真正实现政府对市场经济对症“下药”，适度“下药”，让经济朝着健康有秩的方向发展，真正实现市场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的重要功能。
通过法律约束政府机关的行为，每种权力的行使都有法可依，每种责任都落实到个人，每一位政治人都在这种严密的制度中行使自己的权利，培养政治人信仰、依赖法律、认真遵守法律，不敢也不愿为了一已私欲而隨意践踏法律。只有让政府这只“看能见的手”对经济进行调控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出台的政策既要在法律的规制下，又能有法律的强制力作为保障，整个国家干预才能够有条不紊的进行。
二、次贷危机中经济法干预正当性分析
美国经济危机中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案，采取了得当的改革措施应对经济危机，事实证明美国的一揽子法案和改革带动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市场重归正常轨道运行，人民恢复信心，经济逐渐增长。美国的成功表明，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前提和根据，市场失灵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内生性问题，而政府干预要是没有法律的强力支持也会造成干预效率降低，影响面减小等问题。
1.导致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折射出经济法干预的正当性
经济法的产生即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一种方式。因为经济法作为规范政府干预经济的法律，对于帮助市场平稳发展有着别的政府干预措施不能替代的作用。經济法的这种作用在此次危机中得到了突出反映，只不过是一种反面折射。上述的种种导致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经济法都能通过制定具体的规则予以限制。首先政府为了控制金融领域的风险，不仅持续监控本国金融企业的经营运作，而且还制定一定的金融法律法规，为金融企业划定经营运作方面的底线。
2.从次贷危机中经济法干预的成效看经济法干预的正当性
次贷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都对本国的经济运行模式进行过反思，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能保证经济长期健康平稳发展，而是需要一定的政府干预，怎样才能在经济不出现大动荡的情况下实现市场和政府干预的均衡?经济法干预措施则是一剂良药，利用经济法律不仅可以扩大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利，也可以为市场经济的自由运行划定一定范围，规定市场经济基础地位的同时，也赋予政府一定的干预经济的权力。总之，无论是专注于长远发展的经济法还是力图减小损失的经济法，在帮助各国走出危机阴影的过程中都起到了一定作用。各国经济开始回暖，提前复苏的迹象的出现，就是这些经济法干预措施有效性的最有力的证明。
三、结语
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正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市场经济体制，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并且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逐步融入世界经济的发展体系，特别是经历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说明我国也不可能避免经济危机的影响，就应对当前金融危机，并进而“化危为机”，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当前我国的经济法任务繁重，其体系中的“三构成”—市场规制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和宏观引导调控法，都需要加强。仅在金融法方面，就要考虑应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汇率、外汇储备使用等方面的法律问题，尤其要注重加强金融监管法制。
参考文献：
[1]李倩倩.应对经济危机的经济法思考[D].重庆大学，2012.
[2]邱本.金融危机对经济法的启示[J].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9(2).
[3]王珏.金融危机与经济法的干预工具——重庆实践的启示[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7(7)：67-71.
作者简介：
刘恒宇，男，1996年9月2日生，广东深圳人，专业：经济法。
作者：刘恒宇
第三篇：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经济危机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本文对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我国经济实体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经济危机作了深刻的经济学分析。论文认为实体经济是真正创造社会财富的经济基础，金融创新应当服从和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从中国幅员辽阔的基表国情和效率原则出发，内需应当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自然状态。而不应当是一时的政策举措；在经济政策的取向上，要始终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宁肯选择有轻度价格上扬的充分就业和经济发展，也不选择物价指数低、经济紧缩和严重失业；在遵循经济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地把握调控的方向和力度；过度刺激会把原本该在经济周期中解决的问题包下来，这些问题再一次爆发时会产生更大的危机。
[关键词]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 启动内需 经济规律
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我国实体经济的下滑。本文通过细致的经济学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未来的经济走势，科学地制定经济政策。
一、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基础。金融创新应当服从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在马克思经济学看来，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基础。是真正创造社会财富的经济形态。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马克思这里所讲的使用价值是作为物质产品的商品的使用价值。由这样的前提出发，马克思认为，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其它的劳动都是非生产性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性劳动不仅要生产物质产品，而且是要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马克思经济学中社会总产品的概念是与实体经济相关联的概念。具体指一个生产周期内两大部类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总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国民收入被严格地限制在物质生产部门。即在总产品的价值中，扣除掉一年内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后余下的那部分价值，亦即当年创造的新价值，可分为V+M两个部分。其中作为V的部分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为自己的消费创造的价值。作为M的部分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为社会创造的价值，是要在社会所需要的非生产部门重新分配的。马克思所研究的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都是对实体经济运行的探讨。
马克思把现实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即纸制复本叫做虚拟资本。虚拟资本的运行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济。纸制复本一旦作为相对独立的形态，就有了相对独立的运行。马克思指出：“作为纸制复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尽管它们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因而可以作为资本价值来流通。”
马克思观察到，作为虚拟资本的运行并非像实体经济那样清晰和简单，而是因为“虚拟”而带有赌博的性质。他说：“由这种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动而造成的盈亏，以及这种证书在铁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赌博已经代替劳动，并且也代替了直接的暴力，而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原始方法。”虚拟资本构成了银行和私人资本的相当部分。
市场经济离不开信用，信用为综合利用社会资源提供了有力的杠杆。然而，信用的膨胀会使信用的功能适得其反。信用的膨胀使得信用失去了扎实的实体经济的基础，并且把想象中的实体经济不断放大。最终在某一个环节突然断裂，危机随之爆发。
那么，虚拟资本是如何借助于信用迅速膨胀的呢?信用是在以为有“信用”，即“信用”的基础是在扎实的基础上膨胀的，在反复的存贷中膨胀的。马克思以一张500磅的银行券为例生动地描述了这个过程：“A今天在兑付汇票时把这张银行券交给B；B在同一天把它存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在同一天用它来为C的汇票贴现；C把它支付给他的银行，这个银行再把它贷给汇票经纪人等等。”然而，在这无数的既存又贷的链条上，一个支付行为是以另外一个支付行为的确实无疑的进行为前提的，只要其中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支付行为就会中断，就会产生经济危机。
如果仅仅是虚拟资本相对独立地运行，在这个领域的损益及运行情况，一般不代表资本市场的损益及运行情况。马克思说：“只要这种证券的贬值或增值同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无关，一国的财富在这种贬值或增值以后，和在此以前是一样的。”他强调：“只要这种贬值不表示生产以及铁路和运河运输的实行停滞，不表示已开始经营的企业的停闭，不表示资本在毫无价值的企业上的白白浪费，一个国家就决不会因为名义货币资本这种肥皂泡的破裂而减少分文。”但是，如果支付环节断裂那就必然影响到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循环，从商品到货币阶段就不能完成。
当前的经济危机就是由美国过度的“金融创新”脱离实体经济、天马行空而产生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告诉我们：1、一定要扎实地抓好实体经济，只要实体经济结构合理、健康发展，就会增加国家的社会财富，就会在任何条件下都有了抗衡危机的基础。2、金融创新或金融衍生产品一定要从服务于实体经济出发，一定不能脱离实体经济，一定要在可控范围之内。
二、内需应当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自然状态。而不仅仅是情急之下的启动
从一定意义上讲。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我国经济的下滑是内需不足使然。我国的经济发展曾经严重依赖外需。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资本缺乏，必须通过对外贸易解决最初的资本积累。虽然资本积累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却随之产生：1、经济发展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甚大。例如2004-2007年，世界经济处于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对我国产品有着较大的需求，中国经济也就会同样处于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一旦世界经济萧条，减少了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中国经济也就会萧条，这就是我国当前的情况。2、在严重依赖外需的情况下，由于原材料在外和产品销售在外，上游产品特别是原材料价格上涨会导致国内产品价格的上扬，形成输入性经济波动。这就是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的状况。3、在国际贸易中处于逆差的国家会要求保持顺差的国家货币升值，以缓解本国的经济压力。比如美国会一方面使美元贬值，另一方面则要求人民币升值，进一步加大了我国产品出口的难度。这些分析说明，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的、曾经对我国经济发展起过积极作用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变化了的态势下遇到了挑战。
经济学的研究证明，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应当不同于小国的。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特别写道：“中国幅员辽阔，居民那么多，气候是多种多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的国内市场，就能支持巨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假如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霍利斯·钱纳里在其著名的《结构变化与发展政策》中进行了大国发展模式与小国的发展模式的比较。钱纳里根据大量的实证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大国发展型式的主要的特征是较低的国际贸易水平。国家越大，且政策的内向性越强，它的经济就越趋于封闭经济的情形。在整个转变时期，典型的大国型式具有占国民生产总值12％的出口
额，假想的半开放国家的出口额占6％。”小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于大国。“那些在大国中导致有限贸易和平衡增长的因素在小国中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后者具有较少多样性的资源和较小的市场，这就使对外贸易的利益增加了，对大多数小国而言，外资也更容易得到”。斯密和钱纳里的这些论述，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大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我国幅员辽阔、国内市场广大，忽视内需、过分依赖于外需拉动经济，不仅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且外需一旦出现问题，我国的经济发展立刻就遇到了麻烦。这就是我国当前经济下滑的原因。如果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因为资本的缺乏。应当更多地依赖对外贸易。那么，在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资本积累，且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应当不失时机地转换经济增长模式。注重内需的拉动。
以内需拉动经济应当是战略性的调整，应当是一种自然状态。笔者这里所讲的自然状态指的是经济发展的常态，是本来应当如此的意思，是相对于启动内需而言的。启动内需是在经济发展出现下滑时借助于行政力量发动的，以提升国内需求阻止经济下滑，带动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通常带有应急的性质。在我国特定的行政从属关系下，中央政府期望的措施和目标被认为是衡量干部的标准而放大，于是会产生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而内需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自然状态，背后的力量是市场、是消费者，产品完成了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全过程，最终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这样的经济增长是有质量的。
以上的论述都丝毫不否定在目前情况下启动内需的积极意义，只是说从长远来看、从战略层面来看，内需应当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自然状态。启动内需就像汽车重新发动一样耗油巨大。
内需成为拉动经济的主导力量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重视内需在拉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必须提高人民收入。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曾经指出，这个社会一方面在提高剩余价值率的同时。生产了很多的产品，另一方面拼命地压低工人的工资，由于工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压低工资收入的结果是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于是发生了生产过剩的危机。马克思这里揭示的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对理解当前的经济下滑具有启发意义。目前内需拉动所以有限，是因为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低。有关数据显示，截止2008年8月末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大约为20亿万元，但按全国13.2亿人口平均，每人仅1.5美元。扣除收入不均等因素，这些钱也不足以支付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另一组数据则说明，一个时期以来，分配一直向国家税收转移。2008年上半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065元，同比增长14.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为6.3％，上半年农民人均收入2528元，同比增长1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这样的分配格局显然不利于以内需拉动经济的发展。
国民收入分配适当向劳动转移，不仅是启动内需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使然。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通常资本比较稀缺，收入分配会向资本倾斜。但经济发展意味着资本的积累，资本的不断充裕会使资本的价格下降，相比之下，劳动会相对短缺，其价格自然会上升。此外，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劳动力价值所包含的生活资料的范围会扩展，这也会促使劳动力价格上扬，这说明国民收入向劳动的转移是有其必然性的。
把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自然状态，分配不仅应当向劳动转移，更应当适当向收入低的人群转移。凯恩斯认为，能不能把收入转化为消费，关键在于边际消费倾向的高低。所谓边际消费倾向是指最末一个收入单位中用来消费的比例。他指出，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通常低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应当通过向低收入群体倾斜的重新分配，提高总体的消费倾向，使得一个较小的投资量就可以维持一个较高的就业率，具体可以采取税收和转移支付。庇古在其著名的《福利经济学》中也认为，财富的分配适当向穷人转移，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指数。他说：“一个人越是富有，他可能消费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就会越少。如果假设他的总收入是某个穷人总收入的二十倍，则其消费的收入可能是穷人的五倍。无论如何，非常明显的是，收入从相对富有者向相对贫困者的任何转移，是以牺牲较不急迫的愿望为代价的，使得比较急迫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因此，他一定会使满意感的总和有所增加。”收入分配适当地向低收入群体转移。不仅是一个再分配问题，而且在初次分配中也应当给劳动者的权利以充分的保护。
基于我国特殊的国情。要使内需成为一种拉动经济发展的自然状态，必须重视农民收入的提高，重视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就人口比例来说。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0％，应当有广阔的需求。然而，经济学上所讲的需求能力不是看人口的多少，而是看货币购买力。从现实来看，虽然我国经济在长足发展，由于各种生产要素都流向回报高的地区，特别是流向回报高的产业(这样的产业显然不是农业)，农民增收十分有限。政府的政策一直把农民增收作为重点，特别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三农问题的一系列决策。恰恰说明农民增收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农民增收除了政府补贴，还应当让农产品价格真正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应当明确，在供求规律驱使下的农产品价格上涨，是解决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因农产品价格上扬而产生的对城市收入群体的生活影响的问题，应当通过另外的途径，诸如补贴的途径去解决。此外，还应当一视同仁地解决好农民的医保、社保问题，使农民敢于消费。不仅收入分配要向农民倾斜，而且国家投资也应当如此。庇古认为，只有各领域的投资边际效率相等。资本的效益和社会福利才会最大化。
三、在经济政策的取向上，要始终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宁肯选择有轻度通胀的充分就业和经济发展，也不选择经济紧缩和严重失业
菲利普斯曲线揭示了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替代关系。具体而言，即经济发展通常伴随着物价上升(可以理解为通货膨胀或者轻度通货膨胀)、充分就业相伴。而与经济紧缩相伴的则是物价指数下降和失业增加。凯恩斯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政策主张就是以二者的可以互相替代为前提的。
基本的经济学分析证明，只要经济在高速发展，就难以避免物价上涨。这是因为在经济发展时，因为对生产要素的需求多，各种生产要素都相对稀缺并被充分地利用，供求关系会自动拉动价格上扬。但此时因为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产品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源源不断地供给产品，又会反制价格上扬。这是一种积极的价格上扬，从本质上区别于由于经济不景气、供给短缺所形成的消极的价格上扬。另一方面，在这种状态下，工资水平也在上涨，只要工资水平与价格指数同步上涨，或者比物价指数上涨得更快，就不用担心物价上涨。弗里德曼证明，人们并不是担心物价上涨，而是担心在政府干预下不可预期的忽高忽低。
另外一种状况是经济紧缩。经济紧缩期间各种生产要素都存在着不同状态的指数下降，失业增加。此时虽然物价指数下降了，但由于失业严重，这种物价指数的下降是没有意义的。此时人们收入更低，或者预期收入更低而不敢消费，过低价格的商品反倒没有经济快速发展时较高价格的商品易于销售，这
就是我们目前的状况。
保罗·克鲁格曼曾经以一个互助性质的保姆公司的运行说明了萧条状态下的尴尬和应当采取的政策举措。这个保姆公司通过印制票券来解决运行问题：每做一个小时的保姆工作(即照顾别人孩子)可以得到一个单位的票券。这套制度设计得很科学，它可以自动保证每对夫妇照顾别人孩子的时间与别人照顾自己的孩子的时间刚好相等。然而在运行中人们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没有外出计划的夫妇总是想多替别人照看孩子，多积蓄票券，以便较长时间的外出计划时用。这样的现象发展到一定时期，流通中的票券就不够用了，少到无法应对日常运行，保姆公司的活动进入了衰退(可以类比于社会经济的衰退)。唯一的出路是更多地印制票券。于是保姆公司的运行又回到了正常运行和发展的轨道。这个案例起码说明，第一，保姆公司高效地运行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票券投入。第二，只是简单地印制钞票就可以治理衰退。
事实上，一个国家如果长期实行紧缩政策，一旦遇到经济萧条将会极大地增加启动的难度，这是因为过度地紧缩政策可能破坏了曾经有的、正常的经济运行，企业经营、人员组成等实体经济的内在联系，例如紧缩到连订单都没有了、紧缩到人员走散了、紧缩到机器由于没有使用而锈损了，再一次恢复起来将会很难。一个国家选择紧缩政策一定要慎之又慎。
总结以上的分析，我们应当区别和把握三点。1、积极的价格上扬和消极的价格上扬。积极的价格上扬是因为经济发展，各种生产要素多被充分利用时上扬。消极的价格上扬是因为经济不景气、产品短缺而产生的价格上扬。积极的价格上扬是经济发展的常态。2、由于经济发展时工资同时上涨，人们更易于接受经济发展时的价格上扬，而不是经济紧缩时的价格下降。3、一国积极政策设计宁肯选择经济发展、充分就业、轻度价格上扬，而不是价格下降，经济紧缩和严重失业。政策的惯性要求我们在选择紧缩政策时要慎之又慎。
四、在遵循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刺激经济
市场经济有它内在的发展规律和特有的调节机制。经济周期就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现象。这就如同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一样。经济萧条，甚或经济危机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内在调节机制：借助萧条，可以强制性地挤出快速发展时的经济泡沫，萧条期间的强制性淘汰，可以激励创新和调整产品、产业结构。试想，如果没有这种强制性地淘汰，会有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吗?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迫使企业设备提前按照更大的社会规模实行更新的，主要是灾祸、危机。”换言之，固定资本的更新，即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是一国经济走出萧条和危机的契机。
既然经济萧条、或者经济危机有如此的积极作用，那么，过度的刺激只能是适得其反。以美国为例，美国这次金融危机与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不无关系。当时泡沫破灭美国经济就会陷入衰退，但那次衰退的时间却很短，实际上只有一个季度的衰退，因为美联储用降息来刺激房地产经济。房地产市场被刺激起来，很成功地避免了经济衰退，但代价是房地产泡沫是更大的泡沫，这就是次贷危机。事实上，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建议执行到后来，也产生了如同上述的效果：滞胀。原因在于：第一，人们会通过理性预期保护自己的利益；第二，市场确实存在着失灵，但政府同样存在着失灵。政府的决策受其组织者知识结构、信息来源和信息质量、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的影响。如果政府不把政府的功能限制在具有比较优势的范围内，政府失灵造成的后果比市场失灵造成的后果更严重。
熊彼特以他的长期观察和敏锐的洞察力对于如何治理萧条说过一段十分有意义的话。他说：“只有让它自己治愈自己才是可取的，任何人为刺激带来的复苏，都会令那些在萧条中未能完成调整的剩余问题更加严重，从中又会产生出新问题，再造成另一次更严重的商业危机的威胁。”
当然，所有这些论述并不是说我们不应当刺激经济，而是说我们在刺激经济时必须遵循经济规律，把刺激经济和调整经济结构、产业升级和科学发展结合起来。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面对萧条，我们还要不要相信市场经济。答案是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相信市场经济。人类历史已经证明市场经济在动力源泉、信息传达、知识利用、资源配置方面都优于其它经济体制。对于我们来说首先还是通过改革，建设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让其真正地、充分地发挥功能。其次才是在此基础上的宏观调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王亚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3][美]霍利斯·钱纳里，结构变化与发展政策[M]，朱东海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
[4](英]庇古，福利经济学[M]，金镝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5][美]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黄振荣
作者：李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