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认识极端民族主义论文

[摘要]发轫于20世纪末的网络民族主义在国内政治领域风起云涌，喧嚣一时。对网络民族主义的多种解读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究其实质，网络民族主义应是新时期国际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与民族精神、民族感情、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密切相关。民族精神是支撑网络民族主义的思想内核；网络民族主义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如何引导网络舆论导向。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概括认识极端民族主义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概括认识极端民族主义论文 篇1：

当代社会思潮与多民族地区大学生教育

摘要：社会思潮因其现实批判性、极强的鼓动性和煽动性，对大学生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在准确把握社会思潮的传播条件、路径和影响的基础上，加强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路径研究、组织专家学者举办学术讲座，对当前社会思潮进行客观辩证的解读等是抵制和消解其负面影响的良策。

关键词：社会思潮；多民族地区；大学生；影响；路径和方法

由于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社会状况的复杂化、思想多样化、发展不均衡化等，极易为当代社会思潮所利用，通过多渠道、多方式进行广泛传播，对该地区大学生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积极探讨化解其负面作用的路径和方法对边疆多民族地区大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具有积极意义。

一、当前对多民族地区大学生影响较大的几种社会思潮

关于社会思潮，有的学者认为，指以一定时代的思想精神状况和有广泛影响的学说为主导和依据的，反映一定阶级或阶层群众利益的思想倾向。有的学者认为，社会思潮是经过思想家倡导而在大众中持久流行、与时代和社会重大问题相关的较系统、较集中的那些思想观点的运动。当前对多民族地区大学生影响较大的社会思潮如下：

（一）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发达资本主义向外输出的意识形态，其形成标志就是“华盛顿共识”。主张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在经济上，主张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反对国家和政府干预社会经济活动，认为国家干预只能造成经济效率的低下。在政治上，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认为公有制会使经济变得更糟糕；极力推行全球资本主义化。在国际关系上，鼓吹以美国等超级大国主导世界的话语权，极力地阻挠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在意识形态上，主张多元化的指导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思想。在国家与个人关系上，主张个人主义，追求个人利益至上，反对集体主义。

（二）民主社会主义

在当前，民主社会主义在指导思想上，主张多元论的世界观和多元化的指导思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地位；在政治上，强调民主，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模式”，比科学社会主义更先进、更优越，主张把共产党改名和改造为社会民主党，反对共产党一党执政，主张多党制，实行轮流执政；在经济上，反对公有制，认为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二者没有必然联系。

（三）历史虚无主义

它是一种抹杀、消除客观存在的历史，按照自己的主观臆想解读历史、虚构历史的思想潮流，主要表现为否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不承认历史及文化传统的继承性与连续性。在20世纪70年代，历史虚无主义再次泛起，一些人在“重新评价”、“重写历史”的名义下，歪曲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历史，随意丑化革命领袖和先贤英烈，美化反动统治者、侵略者；一些人通过刻意渲染中国人的落后性，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追求所谓的“价值中立”和“纯客观”，而不去挖掘事实的性质；等等。

（四）极端民族主义

冷战后，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西方国家不愿意放弃建立一极世界的格局或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政治新格局的企图，于是就抛出了“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等极端民族主义言论，提出“一族一国、民族自决”。针对中国，利用并为疆独、藏独、台独等分裂分子提供一切可能的条件，达到遏制中国、分裂中国的目的。在文化上则试图将西方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建立西方资本主义在文化上的一统天下。在对外关系上，伺机进行军事扩张，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五）普世价值观

西方国家鼓吹它所宣扬的“普世价值观”，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强调自由、公正、民主与和谐是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应该奉行的“普世价值”；提出无论是思想解放还是理论创新，都必须以普世价值为尺度，要跟西方的民主、宪政等主流观念接轨。实质上是西方价值观包括其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文化等向全球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输入。

二、当代社会思潮对多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影响

（一）当代社会思潮对多民族地区大学生的积极影响

1.提高大学生的社会关注度，增强其社会责任意识。当代社会思潮主要是对社会重大问题，如民生问题、社会问题、道德问题、生态问题等的反映。它能够把大学生的关注点从书本知识转移到活生生的现实社会，了解社会，培养他们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研究兴趣，并积极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路径。

2.拓宽了大学生视野，有利于发散思维。社会思潮的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其理论观点往往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与合理性，能够拓宽大学生视野，发散思维，能使其积极进行理论研究和思考。

（二）当代社会思潮对多民族地区大学生的消极影响

1.弱化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削弱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作为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党和政府一直把高校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阵地，但实事求是地讲，马克思主义在多民族地区高校的传播及其效果与党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在调研中发现，大学生对学校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认识不一：有的大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最好改为选修课，可以视自己的情况或需要自选；有的大学生认为这些相关课程知识在中学时期都已学过，没必要再学一遍，浪费时间；有的大学生认为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可以获得一些知识，对今后的深造有用；有的大学生认为可帮助提高自身修养。在课堂上学生各行其是，也就谈不上入耳、入脑、入心了。部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无兴趣可言，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用处不大，不少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些常识性知识缺乏应有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缺乏应有的认知，更不要说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去认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但同时他们极具现实“批判性”，不明真相，忙下结论、妄下定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等论调在他们中间很流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对社会思潮缺乏应有的分析与批判，使不少大学生在认识上出现偏差，比如民主社会主义，有的学生单从字面上判断，误以为是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完美结合，而没有深入思考看到其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更不会意识到它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一种手段。在走访调查中，发现约10%的学生认为支持当前中国改走资本主义，约26%的大学生认为只要发展得好，什么社会制度不重要。这些现象表明，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认同都大幅降低了。

2.国家意识淡薄，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抬头。我国一贯重视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及正确的价值导向，经过多年的教育，在校大学生基本确立了正确的国家观、政治观，较准确地把握中国国情，比较认同社会主义制度以及改革开放对中国的意义与价值，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但近年来在中国边疆多民族地区种族主义抬头、膨胀，如藏独、疆独等，他们过分强调本民族的利益，破坏民族团结，危及社会稳定。他们借用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或暂时遇到的困难大做文章，通过对贫富差距、发展差距等现实问题的热切关注吸引大学生的注意力，引起某些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共鸣。这在一定程度上能煽动大学生情绪，并能引起大学生非理性的群体行为。同时“三股势力”文武并用，利用某些大学生朴素的宗教感情进行教化、思想渗透，使得一些大学生的国家意识淡化、族群意识增强；一些大学生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和意义，崇尚西式政治民主制度和抽象的普世价值观等。受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边疆多民族地区少数大学生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抬头，被敌对分子利用，企图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如2009年有大学生参与的乌鲁木齐“7·5”事件等，这些都充分说明，极端民族主义导致人的非理性行为，最终酿成祸端，严重干扰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尤其使一些青年学生的国家意识淡薄，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凸显。

3.动摇了大学生的政治信仰，政治认同弱化。尽管社会思潮中的某些观点对我国目前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总体看，多数社会流派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从不同侧面反对或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冲击和消解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民主社会主义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普世价值观”鼓吹抽象的、超阶级的价值观，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主张人类社会存在普遍适用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共同价值。显然，这是把某些国家、民族的价值或某些国家、某些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价值当作人类普遍永恒的价值追求，是一种以抽象人性论为依据、以绝对的普遍性为方法的历史唯心主义命题。历史虚无主义否定我党九十多年的奋斗史和新中国六十多年的建国史，利用我国在改革开放中遇到的问题和出现的失误，否定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史。由于对社会思潮缺乏必要的认知，使成长于改革开放时期的大学生对政治淡化，部分大学生在中学时期所形成的政治信念和政治自觉受到冲击，部分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怀疑，更有甚者，认为共产主义是子虚乌有。

4.动摇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有的社会思潮冠上“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名称来迷惑人们，如民主社会主义。由于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没有达到完全的理性与成熟，对西方社会思潮所宣扬的思想理念缺乏辨别力，不能辩证地看待我国在改革开放中遇到的问题和出现的失误，更认识不到在生产力发展低下和利益对抗的状态下，根本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列宁也曾指出，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许多大学生由于缺乏及时的引导，对我国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质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诸多不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忧心忡忡甚至怀疑，对社会主义信念产生动摇，甚至有一部分大学生认为资本主义更有利于当代中国的发展。这必然会扭曲和侵蚀大学生原有的主流价值观，解构原有的政治观，社会责任感降低。在调查中发现，约26%的学生认为“只要发展得好，什么社会制度不重要”，甚至约10%的大学生支持当今中国改走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能给当代中国带来更好的发展。显然，这些观点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基本原则，动摇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是我们必须要警惕的。

5.影响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我国历史和人民的共同选择，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西方的社会思潮绝大多数是出于维护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阶级利益的需要，或明或暗地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质疑，以所谓“人权、民主”为借口，向中国施压。特别是民主社会主义提出的指导思想多元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是比科学社会主义更先进、更优越的社会主义“民主模式”，并主张要把共产党改名和改造为社会民主党；反对共产党一党执政，主张多党制，实行轮流执政。这些主张对正处于“三观”形成时期的大学生，影响尤为恶劣，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丧失信心，进而威胁党的执政地位。在调研中发现，目前多民族地区约40%的大学生都不同程度地赞成多党制。

综上所述，各种社会思潮，一是干扰了多民族地区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和认同。由于大学生对各种思潮缺乏一定的辨别力，大多采取“拿来主义”和“实用主义”，并形成了一种西式思维，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使人类走向“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但他们对这些词汇的认知通常停留在西方人所解说的混沌状态。这种盲目信奉追随态度使部分大学生不再执着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而是倾向于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对西方国家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十分认可，对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的发展产生怀疑，甚至认为资本主义能给中国带来更好的发展；极少数大学生用“人权”代替“主权”，用“狭隘民族主义”代替“爱国主义”，重视“本民族利益”无视“国家利益”。二是弱化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政治观，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受到腐蚀。由于大学生的社会化程度较低，政治思维和政治智慧不足，政治判断能力低，一些人开始用“普世价值”观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基本观点；用西方流行的观点和言论来谈论中国；他们在观察和看待问题时不是以中国的国情为依据，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出发，而是用当今西方社会的运作模式作为衡量中国社会制度、政策路线等成败得失的标准。部分大学生模糊了“人权与主权”、“民主与集中”、“改革、发展与和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等之间的辩证关系，而盲目追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政治民主制度和政党制度；相信“普世价值”所宣扬的抽象的、超阶级的价值观；甚至有的大学生讲“经济”不讲“政治”，讲“本民族利益”不讲“国家利益”，对党和政府产生了抵触情绪，分辨不清国家利益真正之所在。

三、抵制和化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

（一）准确把握社会思潮的传播条件、路径和影响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是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在政治层面的折射，其中的确有一些反映了现代科学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内容，包含一些合理因素，但“庞杂的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起了消极作用……当然，西方社会思潮对我国的影响，会受到我国政治经济状况的过滤作用。任何一种外来思想在我国的影响，都可以从我们自身找到原因。不能反映我国某历史阶段政治经济要求的外来思潮是不会在我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社会思潮对我国产生社会影响的性质不单方面取决于理论学说本身；同一种学说往往会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不同性质的社会影响。因此，有必要把思潮本身与其社会影响加以区分，准确地把握思潮的社会影响”。对此，一方面，必须加强我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情况的研究，梳理各种关系、摸清各种问题，找出各种社会思潮借以生长的土壤，并帮助学生全面了解。同时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方针，随时掌握动态和倾向，对于错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及时引导，防患未然。另一方面，大学生思想活跃，对当代社会思潮的某些观点比较认可，如果教师对社会思潮不甚了解，知其一不知其二，不加辨析，一律否定，只能引起学生的反感，甚至产生对立情绪。教师对待社会思潮，一是要有正确的态度，二是要有深入研究各种社会思潮的兴趣，对当代西方思潮产生的思想渊源、现实基础、精神实质、合理成分、消极影响、发展趋势、传播规律等进行研究。对其精华给予积极的肯定，对其糟粕给予深刻的批驳，通过批判和借鉴促使学生有科学的认识、适当的取舍。

（二）加强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路径研究

加强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路径研究，总结、概括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基本规律，积极探索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解释力和说服力的方式方法，这对当前提高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尤为重要。在思想政治理论的传统教育中，我们对大学生的教育只关注课堂教学，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多维度、多渠道的教育传播途径，所以今后我们应该在重视课堂教学的同时，把校园各种社团组织、校报、学术讲座、社会实践等渠道充分利用起来，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此外，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一元思想的指导地位与多元的社会思潮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各种社会思潮我们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不失时机地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坚持“一元主导、包容多样”和“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方针，不断地探索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社会思潮的价值整合机制，不断提高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度。增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自觉与自信。

（三）组织专家学者举办专题讲座，对当前社会思潮进行正确解读和客观评价

在调查中了解到，教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多数教师虽然能够根据课程内容、学生接受能力及喜好，结合社会现实找到介绍社会思潮的切入点。但由于授课内容和授课时间限制，在课堂上介绍当前社会思潮时，有的教师无法系统地讲解，只能涉及某个思潮的某位代表人物、某一方面的观点内容，缺乏辩证的分析；有的教师只能把社会思潮的内容“精简”，导致学生学习之后依然似懂非懂，对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基本主张和价值理念等很难被准确地把握和全面地了解；有的教师在介绍社会思潮时，没有掌握其基本立场和观点，而只是针对其中的个别结论来剪裁社会现实，不能引导学生客观地看待社会问题，反倒使学生思想困惑甚至无所适从；有的教师讲解的重点是对学派林立的社会思潮中的代表人物及主要观点的罗列，弄得学生一头雾水，顿时感觉索然无味。总之，在教学实践中，一些教师对西方社会思潮的讲解所表现出来随意性、简化性和乏味性的特点，反倒使多数学生对其知之不多、看之不清、悟之不透，往往只看到其现实性和合理性，引起思想共鸣，转而追捧，甚至盲从。要消除这种不良影响，最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专家学者举办学术讲座，对大学生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进行逐一讲解，帮助大学生全面了解当前社会思潮的理论体系、思想主张、合理因素、精神实质，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辩证地、客观地评价各种社会思潮，吸取精华，弃去糟粕。使学生对影响他们的主要社会思潮有清醒的认识：“精华”部分有哪些，对于“精华”，我们是全盘吸收还是借鉴，如何根据国情适时地做出调整；“糟粕”部分有哪些，其不合理性体现在哪里等，让学生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对西方社会思潮的作用，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批判与借鉴是化解社会思潮负面影响的良策。

参考文献：

[1][3][4][5][7][8]张雷声，李玉峰.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75，76，78，78，78，83.

[2]陈立思.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

[6]徐大同.当代西方政治思潮[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177.

[9]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0.

[10]邢贲思，江涛.当代西方思潮评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0（1）：73-82.

作者：王丽敏

概括认识极端民族主义论文 篇2：

网络民族主义的民族学解读

[摘要]发轫于20世纪末的网络民族主义在国内政治领域风起云涌，喧嚣一时。对网络民族主义的多种解读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究其实质，网络民族主义应是新时期国际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与民族精神、民族感情、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密切相关。民族精神是支撑网络民族主义的思想内核；网络民族主义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如何引导网络舆论导向。防止网络舆论滑向极端民族主义的深渊是个值得思考的课题。

[关键词]民族主义；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爱国主义

[作者]罗坤瑾，传播学硕士，贵州财经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贵阳，550004

一、风起云涌的网络民族主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国内都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件。首先，东欧剧变、德国分裂、苏联解体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后殖民主义的成功典范，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彷徨茫然，不知何去何从。其次，国内“八九风波”的余温未散，民族分裂分子蠢蠢欲动，伺机而为。受西化教育的80后青年群体高扬民主、自由旗帜，以爱国主义激情振臂高呼政治改革。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也使得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逐渐升温，尤其是90年代末互联网进入高校，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网民更是以互联网为传播渠道，积极参与政治事务，为国家、民族利益奔走呐喊。一时间，国内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弥漫于网络空间。

中国标志性的网络民族主义事件自1998年屠杀印尼华人事件始，爱国人士即通过互联网为无辜华人奔走呼号；紧接着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更是激起了爱国学生的反美热潮，网上网下一起互动，学生们还将网上的反美情绪诉诸行动，以罢课、游行、示威等方式在国内掀起了一股爱国主义热潮；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美国的寻衅滋事再次激化民族情绪，国内民族主义思潮持续升温；2000年日本右翼凭吊“靖国神社”再次刺激了中国民众的敏感神经，侵华日军的往昔罪恶在中国民众心中留下的创伤还未平复，而日本右翼分子此举无疑宣告其对曾经的罪恶毫无忏悔之心。于是，网络舆论掀起一场反日高潮；2003年钓鱼岛事件、“京沪高速铁路”事件、侵华日军遗留毒气弹事件、日本旅游团赴珠海集体买春事件；西北大学日本留学生丑化中国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将中国民众反日情绪推向极致。2008年西藏“3·14”暴乱、奥运火炬手被袭引发了一场反法运动——抵制“家乐福”事件、2010年“中日渔船事件”再掀网络民族主义波澜。这一系列反对一切侵犯中华民族尊严和利益的网络舆论事件，标志着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已全面爆发，尤其以青年群体的爱国激情为主导。

二、对网络民族主义的多种解读

刘军宁在《民族主义四面观》一文中指出：民族主义“强调特定民族的具体文化传统的特别性，强调民族利益至上，保护和传承其民族的固有文化传统和疆界的完整。”他根据民族主义在现实中的体现，更明确地指出：民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学说、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一种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情绪化的意识形态，是影响过当今所有重要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

网络民族主义(Nationalism on the intemet)是网络技术的伴生物，是民族主义在网络时代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它随着网络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网络的发展而发展。它涵盖了网络上民族主义的话语、思潮和行动。网络民族主义经过较短时间的激荡、分化和整合，逐渐褪去原初的草根性色彩，已由媒体话语向学术或官方话语转换。作为新形态的社会思潮，网络民族主义呈现出与以往其它社会思潮的不同特质，如在行为方式、话语表达和意识感上特点鲜明，具有多样性和层次性。

对网络民族主义，学者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解读，有持“官方工具论”视角，认为“中国网络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实质上是官方的工具，这是因为一方面是网民主要由倾向于成为特权的男性大学生组成，他们接近政治权力，他们拥护现存权威政权，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另一方面，政府的审查手段确保了与官方路线不一致的信息被删除，从而导致网络上出现大量拥护政府的民族主义信息。”有持“身份不定”与“事件刺激”视角，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导致中国的国际身份并不确定，并导致中国与外国产生诸多摩擦。不确定身份和诸多事件引起网民对民族和国家认同、国家发展道路、他国观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郑永年甚至将中国的崛起等同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也有持“中国问题”与“政治正确”视角，认为：“民族主义是理解与解释中国问题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把钥匙，而网络民族主义是现实生活中中国民族主义在网络上的反映。郑永年在阐释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时指出，理解它需要从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问题’人手，其表现与特征是中央权力下降，国家认同弱化，现实与想象的外部威胁。”最后一种说法主张认同回归的视角。主张“将中国民族主义纳入全球框架来考察国家和民族认同的回归以及文化复兴。随着过去20多年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和全球化加速推进，工具理性也在不断扩张。作为一种回应，认同和文化论战也成为社会运动中的核心内容。世界范围内的集体认同运动涌现，这代表人们力图控制自己的文化和生活的努力，用以挑战全球化和世界主义。”

以上四种视角主要关注网络民族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功能，而忽略了网络民族主义背后折射出的民族精神、民族感情以及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意识，这是笔者分析网络民族主义话语流行的原因，本文将从民族学角度解读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

三、网络民族主义的民族学解读

1、民族精神与网络民族主义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秉性、精神纽带和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标识，也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的根本所在。它与地域文化息息相关，农耕地域的民族个性温顺、务实、勤劳、淳朴，是崇尚伦理道德、宗法血缘的民族。海洋环境的民族个性勇敢、好战、强悍、喜欢掠夺和征服，是崇尚武力、智慧和信念的民族。民族精神也与国家历史沿革相关。一个国家从诞生到中兴、鼎盛，如果发展自然平缓，没有经历大的战争或自然灾害，那么，这个国家的民族必然温和、顺从，习惯接受命运的安排，一切顺其自然。反之，一个饱经战乱之苦，饱受欺凌、蹂躏的国家，其民族必然坚韧、自强不息。

任何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广泛渗透于一个民族的生产生活、政治文化、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乃至物质性的机械技术之中。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整体利益受到威胁和挑战时，也是民族精神被激发之时。尽管经济文化一体化浪潮席卷全球，人们的生活空间日益扩大，但人类个体始终是生存于一个有限的地域环境中，个人思想总要承载这一地域环境的特定民族文化。因此，人们总是深深地烙上一定民族精神的印记。维护民族利益、发扬民族精神始终不会改变，人们依然固守自己的精神家园。

民族精神反映在思想学说上就是民族主义，民族精神是内核，民族主义是外在表现形式。民族主义是对本民族的认同、归宿、忠诚的强烈思想意识和实践活动，是思想、学说、运动的统一。“民族主义是民族群体对自我归属的体认，是民族存在信念和民族国家理念的结合，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待其他民族群体的态度和原则。简而言之，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认同和捍卫。”解读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风起云涌的网络民族主义，不难发现，民族精神是支撑其发展、壮大的内核，无论是民间以“反日反法”为主要特征的强烈民族情绪，还是政府组织的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均体现出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激荡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尽管有学者批判中国互联网上的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将爱国主义推向极端的民族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网络运动将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唤醒，政治觉悟提高，尤其是80后、90后青年群体，他们的民族意识浓厚，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体悟强大的民族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使其成为网络民族主义运动的急先锋和主力军。笔者认为，网络空间中适度的情绪发泄，有助于提升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爱国主义热情。

2、民族感情与网络民族主义

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华民族是崇尚礼仪、道德、伦理、宗法的民族。“温、良、恭、俭、让”是中华民族信守的美德。“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是中华民族恪守的礼仪准则，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也是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农耕型社会培养了中华民族温顺、服从的国民气质，从古至今，除元朝成吉思汗、忽必烈大举西扩之外，中国历朝历代并无掠夺、征讨他国的历史。相反，中华民族总是乐善好施，以仁义治天下。日本则因岛国资源奇缺而穷兵黩武，对周边领国不断骚扰滋事，这也是海洋型岛国的环境所致。日本从明朝起就掠夺我海边渔民，而后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恶，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日本侵华战争留下的伤害影响几代人，中国民众对那段伤痛的记忆刻骨铭心。战后，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却始终不够明朗，日本右翼一直参拜“靖国神社”，一再伤害中华民族感情。即使日本旅游团来华“集体买春”这样的事件，在中国民众看来都是对我中华民族的羞辱和伤害。因此，民族感情的不可侵犯是网络民族主义中反日倾向的一个主要根源。

3、国家认同与网络民族主义

90年代以来中国在国际地位中的全面提升，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心急如焚，西方主流媒体热衷于散播中国“大国威胁论”，而国内民族分裂分子蠢蠢欲动，伺机而动。中国大国形象的崛起也使得我们处于尴尬境地，一方面，大国的国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让国民憧憬未来；另一方面，内忧外患又使得我们更加小心翼翼，生怕陷入四面受敌的绝境。因此，中国政府对印尼排华、中美矛盾、中日争端、中法冲突等国际争端都以谨小慎微的外交态度来处理，官方的温和态度一定程度上激起了民间的一些不满情绪，而民众无法借助传统媒体表达，只能通过网络发泄。

加之，我国由于近代历史上长期落后挨打，国民自尊得不到满足。尽管现在国力已有所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尤其是2008年以来，国际争端事件频发，涉外的挫折感迅速转为国民的忧患意识。这些事件往往引发中国网民大量的评论、声讨和内部争论，从而造就了一个个言语表态和情感表达凸显民族主义情结的高峰。在这种国际竞争的语境下，在个体与国家构成利益共同体的现实下，根植于个体心中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最先被激活。因此，个体更需要加强国家认同来凝聚民族精神，振奋民族自豪感，激发民族自信心。因此，网络民族主义所涉及的议题均为当下现实问题以及政治现状的体现和反映，如中央权力下降，国家认同弱化，现实与想象的外部威胁等。网络民族主义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民众的煽情泄愤；而实际则是民众借网络发泄表达对国外排华势力的不满，从而达到团结一切华人认同中国的民族意识目的。因此，网络舆论中民族主义的情绪略显过激也在情理。强烈的国家认同弥漫于网络虚拟空间，却真实地填充于现实生活中的每个普通民众心中，爱国的激情升华为高度一致的国家认同意识。网民以激烈的言论展示了中国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表达和塑造着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感。

4、民族认同与网络民族主义

一个民族在其生产和生活中具有的行为方式和处世风格无疑是该民族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就中华民族成员的行为方式和处世风格来说，我们可以用自强不息来概括。自强不息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拼搏精神以及不向恶劣环境和势力屈服的顽强意志。自强不息，就是坚持民族独立型，绝不向外力屈服，对外来侵略一定抵抗到底，保持民族的主权和独立。中国人民对内有反抗暴政、反抗压迫的传统。自从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以来，强烈的民族主义一直是中国人民共有的情绪。这是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民族精神，是代代传承的民族精神纽带，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情系一处的民族认同。尤其是中华民族为复兴大业，更应团结一致，紧密地围绕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抵御外族的诋毁言论和分裂行径。不论是对西方媒体颠倒黑白的“破”还是对自身文化符号的“立”，都紧紧围绕民族认同这个核心。

民族分裂分子企图借西藏“3·14”暴乱破坏中华民族内部团结，分裂祖国，将西藏独立出去。西方媒体对事件真相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歪曲，将尼泊尔和印度警察说成中国公安，将急救车说成囚车。西方媒体颠倒黑白的言论不仅没有鼓动起中国民众的内乱，中华民族在危急关头反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抵国外反华势力。中国网民从北京到旧金山，从伦敦到巴黎，全世界华人华侨在第一时间内整合资源，不仅突破了西方主流媒体的语言封锁，还成功发动了大规模反击，戳穿了西方媒体的谎言，态度惊人的一致。今年9月初，日本在钓鱼岛海域非法抓扣中国15名渔民和渔船，并将船长扣押至9月24日。对这一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中国公民人权的行径，不仅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中国网民在网络上发表了大量抗议言论，掀起新一轮的网络民族主义高潮。在面对外敌侵犯时，中华民族团结一心的民族精神再次显示出强大的舆论力量。而舆论中透露出的民族认同是凝聚民众团结一心的纽带。

四、警惕极端民族主义

1、爱国主义与网络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爱国主义则更多地偏向正面地拥护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爱国主义有着独特的一些特点：一是群众的广泛性：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的成员，都怀有一分爱国主义热情，在爱国主义的号召下能进行最广泛的联合。二是社会的进步性：真正的爱国主义，应该符合社会进步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三是阶段和历史性：不同历史时期的爱国主义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同，不同时期的爱国主义有不同的时代主题。网络民族主义者言语行为或表演行为实际上是基于内在的理念，根据特定事件和场景有感而发，即使存在偏激、幼稚甚至语言暴力，但大多是使命感和责任感使然，在内忧外患的当下，网络民族主义是基于

爱国主义所进发的激情，是无可厚非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的高扬。

2、极端民族主义与网络民族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亦称大民族主义或沙文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在本质上，极端民族主义仍然是民族主义，但它是民族主义与政治扩张野心相结合的变种。极端民族主义以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排他意识为特征，鼓吹民族歧视，煽动民族仇恨。极端民族主义的实质是把本民族的利益置于其它民族的利益之上，以各种方式侵犯其它民族的利益。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化、政权化，也必然表现为极权主义，沙文主义，军国主义，扩张主义和种族主义等基本政治倾向。”极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认为除了自己本国家本民族以外的东西，都是不好或者不值得学习的，从而可能导致盲目的排外等问题。同时，极端民族主义也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由于国家的阶级性及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不平等，极端民族主义会引发内部民族反对国家的社会运动或分裂活动，加剧国际、国内矛盾。此外，极端民族主义是引发局部战争的主要原因，国家间的摩擦，如领土边界纠纷、民族矛盾、利益冲突以及邻国关系中的敏感因素等在国际政治体制的转变过程中频繁发生，在极端民族主义理念下，如果想借助国家形式来实现民族认同，这种摩擦就很难以让步和妥协的方式解决，有可能演变成激烈对抗。

在中国，“民族主义兴起后，开始出现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言论，随着网络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和言论开始在网络中大量传播，使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开始具有极端民族主义的因素。”极端民族主义表现为诸多的政治冲动和不成熟。诸如言论失之于幼稚偏激，大量伪民族主义言论也充斥于网络言论平台。情感的抒发和宣泄，无法促使言论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加上在目前媒体的政治生态环境下，也无法获得更多舆论的参与讨论。因此，它给外界造成的印象并不是理性的思考，而是带有若干失控形式的鲁莽情绪。正如学者杨锦麟所言，“各个主要的网络论坛，充满了对‘对日新思维’的言辞批判，这些批判言辞在上纲上线方面，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诸如马立诚、时殷泓等人一时间几乎成了‘汉奸’的代名词。以至于在日本人集体买春事件中，一些试图进行更为理性和冷静思考的网民，在表达自己意见之前，也不得不事先声明自己和所谓的‘亲日言论’毫无关系的立场。”在网络民族主义的浩大声势下，理性的声音往往被掩埋在民族主义高调的呼声中。

3、警惕网络极端民族主义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否定网络民族主义，网络民族主义存在种种问题是与其终极关怀对象——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吻合的。正如中国社科院叶海林研究员所言，“正处于战略机遇期的中国需要以百年来从未有过的视角重新认识世界，中国对自身的定位、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都处于不断调整与磨合过程中，中国在世界确立自己的新坐标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历史变革面前，网络民族主义，以及任何一种社会思潮，其完成扬弃、发育成熟都同样不可能一蹴而就。”

网络民族主义的散播者，究其本质而言，是宣扬和维护民族利益，表达民族情感并扩大其影响，并希望以此来影响政府政治决策，进而推动中国民主进程。这一代人是经历过中国改革开放浪潮洗涤、80年代末期政治风雨洗礼以及90年代初期风云变化考验之后，逐渐成长和成熟起来的一代新人。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还处于温饱和奔向小康阶段，政治民主化起步充满艰辛，任重而道远。警惕网络极端民族主义的出现，就是要杜绝消极排外的思想弥散于网络空间，引导青年群体不是粗暴肤浅的理解政治斗争、国际外交；引导青年群体理解国际政治环境下的话语传播，“汉奸”、“国贼”的骂语无助于国际争端的处理。只有理性的发言才能获得更多民众的理解和拥戴。

在民族分裂分子大搞民族争端，煽动民族分裂情绪的当下，尤其是2009年新疆“7·5”事件后，民族问题再次成为国内敏感话题，民族团结与否维系着国家、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民族内部不团结势必威胁着整个社会主义发展大计，我们不能重蹈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覆辙。防止网络舆论滑向极端民族主义的深渊是值得思考的课题。

作者：罗坤瑾

概括认识极端民族主义论文 篇3：

冷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合流及反响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日本右翼势力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但集中于二战前的传统右翼与战后新右翼的联系和区别，还有右翼团体的暴力行为，以及美化侵略战争和为战犯翻案等问题。笔者以为，对二战后的60多年，可以进一步作时期划分，即以上世纪80年代末为界。探讨自冷战结束后2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发展变化的新情势，即日本政界、学界、新闻舆论界和财界的所谓隐性右翼大量现身，并与显性的右翼团体合流，不断掀起极端民族主义浪潮。

一、日本显性右翼势力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冷战造成的两极格局不复存在。而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之后，其在世界各地推行的霸权主义仍然受到拉丁美洲左翼运动和多种民族主义及所谓恐怖势力的挑战。美国在维护“民主”和“人权”，打击恐怖主义的旗帜下，肢解了南联盟，推翻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出兵阿富汗。而在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中始终把“北约”和日本绑上战车，让其出人出钱，因此美国在东亚战略中加深了对日本的依赖。

在东亚地区，最大的变化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日益强大，经济实力迅速增长；而日本经济的增长在80年代后期陷于停滞，此后十余年一直没有大的起色，这难免使得自命为亚洲“领头雁”的日本惴惴不安。加上从90年代初起台独势力不断利用日本右翼的“殖民情结”拉拢日本，还有朝鲜半岛的局势始终紧张，使得日本统治集团的保守主义倾向愈益明显。在日本国内，自60-70年代左、右翼合流的反对日美“安保条约”运动和昙花一现的极左翼运动过去之后，日本社会党逐步右倾，日共和左翼工会的影响日趋式微，抗衡右翼势力的重任，落到一些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坚持走和平、民主道路的市民团体身上，但是他们缺乏统一而强大的组织。

上述状态给日本右翼势力提供了机遇。80年代中期曾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在90年代初出版了《冷战之后》一书，号召日本国民“大胆触动过去悬而未决的问题”，诸如“纠正战后40年的弊端”，“消除战败遗迹”，改变日本“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形象等。后来成为民主党领袖的小泽一郎也表示，“现在冷战结束了”。日本却“不能适应世界的要求，因此必须尽快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建立能够独立思考、独立行动并能承担责任的新政治体制”。可见，首先是日本的保守主义政客敏锐地抓住了冷战后国际形势变化的机会，以“消除战败遗迹”、“适应世界要求”和“承担责任”为名，要逐步摆脱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制订的“否定战争的和平宪法”的约束，把成为军事大国并在海外行使武力作为努力目标。日本的右翼势力受到极大鼓舞，也对斗争策略加以调整。显性右翼势力主要表现在：

其一，在国际上，显性右翼团体相对淡化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同时收敛反美姿态，在依旧强调反对“YP体制”（即由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公告》所确定的日本战败国的身份和地位）的同时，突出反对朝鲜和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鼓噪“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报复论”。思想上更明显地向二战前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回归。

其二，在国内，显性右翼团体淡化了反对现行政治、经济体制的色彩，与本来就右倾保守的政党、财界合流。上世纪70年代产生的“新右翼”，认为日本几乎是因为战败而成为“半殖民地”，尤其反感美国的控制和约束，提出拥护天皇制政体，由日本拟定“独立宪法”，废除日美“安保条约”：经济上“新右翼”提出“不能为战后的经济繁荣所迷惑”，“日本不能亡，不有因营利至上主义而忘掉祖国”。带有强烈的反现行体制色彩。而在90年代，自民党一再公开声称“强化日美同盟关系”。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执政之后，在“改革”和“反对恐怖活动”的旗号下，在国会连续通过《恐怖活动对策支援法》、《有事法制三法案》、《援助伊拉克法》等，并派出舰队赴印度洋，派出陆上自卫队到伊拉克，全面支持美国政府的政策。这些法律和行动部分实现了右翼团体渴望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企图，所以他们不仅没有反对，反而为之欢欣鼓舞。

其三，自70年代以来，被称为“行动型”的显性右翼团体带有强烈的反社会色彩，他们动辄出动大队的“街宣车”，打出团体的旗帜标语，架上高音喇叭，播放二战时的军歌，狂呼各种口号。因为影响交通，产生噪音，影响市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招致多数市民的反感，被视为“可怕、令人讨厌的人”，“无法理解的怪人”，甚至“等于流氓（YAKUZA）”。日本各地治安当局自90年代以来制定了《暴处法》、《道路交通法》、《静稳保持法》、《防止公害条例》等法规，对触犯法规的右翼团体和个人施以逮捕、阻止或劝告。“街宣车”的活动情形发生了微妙变化，逐渐遵照治安警察的要求，游行时控制车速和噪音音量，尽量避免影响城市的正常秩序和人们的生活。而且媒体在对参加行动的右翼团体成员进行调查时，发现有31.4%的人并不因为“自己是右翼分子而自豪”，80%左右的人表示“不希望自己的子女也成为右翼”，或者同意让孩子“自由选择”人生道路。一些具有黑社会性质、偏重暴力行动的右翼团体被迫改头换面，以政治团体自居，表面上从事合法活动，加入自民党或者投入竞选，争取融入主流社会甚至跻身现行体制之中。

日本警视厅1990年统计，当时全国有右翼团体约840余个，成员12万多人。这与右翼理论家荒原朴水稍早的估计相近，但荒原曾说，若包括“穿西装的右翼分子”即各界的隐性右翼分子在内，则全日本共有353万人。而2005年一份出自警视厅的统计，称当时全日本的右翼团体约900多个，成员仅1万多人。与1990年的统计相比较，虽然应该考虑到所谓“暴力团系统右翼”是否等于“行动型”右翼团体，还有右翼团体成员流动不居、聚散无常的特点等因素，但仍然可以肯定的是。右翼团体虽然略有增加，但经常参加行动的个人却在减少，团体的规模也越变越小。当然，参加街头行动的显性右翼人数减少，即意味着“穿西装的右翼”队伍人数增多。

二、日本隐性右翼势力及与其它右翼势力的合流

日本社会习惯所说的“隐性右翼”或“潜在右翼”，只是鉴于这种人没有公然组成团体，或者没有参加街头行动而已。其实他们在学界、新闻界、财界和政界从来就没有“隐”没有“潜”，而是一直在顽强地显示其存在和力量。冷战结束以后，由于大批二战后成长和出生者以生力军的形式加入。右翼势力整体上在扩大。

学界右翼势力的活动，集中体现为争夺历史解释的话语权。在战后日本。对于近代史上日本的“战争责任”及历史教科书问题，争论一直没有停止。上世纪5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前期，史学界和教育界的隐性右翼发动过两次篡改历史的攻势，但右翼观点的影响并不太大。

在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学界的隐性右翼发动了第三次攻势。

1995年1月，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任会长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成立，马上便否定南京大屠杀，翌年7月又号召从中学教科书中删除“慰安妇”的内容。同年12月，“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一般简称“新编会”）宣告成立，电气通讯大学教授西尾干二任会长，藤冈信胜为副。该组织有理事、会员、执笔人、监修人等数十人，均为大中学校教师（包括一名漫画家，“新编会”被著名史学家田中正俊称为“乌合之众”）。

“新编会”大量篡改历史。如2001年春季，由“日本书籍”、“东京书籍”和“大阪书籍”等出版社出版的7种历史教科书，对“慰安妇”问题都有记叙；而“新编会”的3种教科书全都删除了这一问题。关于南京大屠杀，前面所说的7种教科书的表述是“据说有20多万人”，“中国方面强调说超出了30万人”，本来就有所保留；而“新编会”的3种教科书全部删除了这一问题。而“新编会”的3种教科书还嫌这种表述有损日军形象，只采用了“大量”、“多数”的模糊表述，其中有1种还加上了“没有定论”的注释。

新闻、出版界的隐性右翼也加紧推波助澜，以富士电视台为大股东的“产经系”属下的《产经新闻》社和扶桑（出版）社的行动最恶劣。因为“新编会”的教科书由扶桑社出版发行，故在1999年10月，《产经新闻》就连载《教科书通信簿》，在吹捧新教科书的同时，对现用的7种教科书妄加改击。2001年2月22日，该报刊登大野敏明的文章。论证“大东亚战争”的“正当性”。还刊登古森义久的文章，说中国对新教科书的批评，“事实上相当于干涉内政”。该报刊文攻击对新教科书持有异议的《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恐吓拒不选用新教科书的一些县教育委员会。

右翼文人极力将有关历史定论及不同的学术结论妖魔化。佐治芳彦集中攻击所谓“东京审判史观”，在电台、互联网上为日本开拓罪责。另一媒体撰稿人安田隆之，则蔑称持有所谓“自虐史观”的日本知识分子为“向左方外侧拧派”，攻击进步人士吃里扒外。安田隆之点到多人的名字，“声讨”他们的“罪行”，如说“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的事务局长俵义文是“走遍亚洲各地进行反日宣传的行者，对扶桑社进行了有力的业务妨碍活动”；攻击日本放送协会（NHK）制片人长井晓“制作带倾向性的节目”；还有说过“祖父母和双亲犯下的罪行，必须由我们所有的人来承担”的著名作家渡边淳一，都受到了安田隆之的猛烈攻讦。

政界右翼是学界、新闻出版界右翼的支持者和指导者。1995年8月，自民党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出版了《大东亚战争总结》一书，声称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是为解放亚洲民族，否认存在南京大屠杀，号召“为新教科书而战”。1996年6月。国会众参两院116名自民党议员组成“‘光明日本，国会议员联盟”，“战前史观”的代表人物、原法务大臣奥野诚亮担任会长。1997年2月，“历史，研究委员会”成员中川昭一、安倍晋三等人，又成立了“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年轻议员之会”，成员有众参两院自民党少壮议员107人，该会与“新编会”的关系最为密切。2001年5月，自民党本部“政策调查会”以会长麻生太郎的名义，向都道府县的自民党本部发出通知，诬指市民要求不选用新编教科书的活动是“不正当的政治干预”，各本部必须注意“监视”。

文部省（2001年初与科学技术厅合并为文科省）对教科书出版社直接施压，地方议会乘机配合，到2000年11月末，已有35%的地方政府和议会通过了“新编会”提出的“请愿”，即排除学校和教师的教科书选用权，由各地的教育委员会决定选用何种教材，以便强行把新编教科书推进教室。

财界和企业的隐性右翼与其他右翼的合流，主要包括三种情形。一是工商界头面人物公然出任右翼组织的领导。如1997年，两个已活动20多年的右翼团体“保卫日本国民会议”和“保卫日本会议”合并为“日本会议”并组成全国网络，而日本产业界、商业界最大的全国性组织之一的“日本商工会议所”的会长稻叶兴作出任“日本会议”会长。二是右翼团体的头目或骨干投入企业界，以直接运作资金。《读卖新闻》曾经报道，右翼团体“全日本爱国者团体会议”的头目志贺三郎及其亲属经营的“酒井开发集团”，在7年时间内通过取得维修工程、清扫和零售商店等业务，从著名电影制片厂“东映”、东方乐园、常陆道路服务公司、日本道路公司等大型企业获得总额不下100亿日元的资金，又用来资助右翼团体。三是大企业大财团公然向右翼组织提供资金。诸如鹿岛建设、三菱重工、住友银行、横滨银行、日野自动车、昭和飞机工业等几十家企业和财团，均担任了“新编会”的赞助会员。从本质上看，这些大企业大财团不仅是日本右翼的社会基础，其头目和骨干本身就是隐性右翼。而且鹿岛建设和三菱重工等企业，在二战前和二战中就是靠发战争财而崛起，90年代以来又因“强制劳工”问题遭到多国受害者要求赔偿的起诉。故无论是为了避免经济损失，还是挽回颜面，他们支持篡改历史就毫不出人意外。

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政界的隐性右翼一直在与“遗族会”等右翼团体相互呼应。1985年8月15日，时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率领当天在东京的全体阁员首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国会中“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的成员纷纷前往。此后是否参拜靖国神社，成了右翼对首相、阁僚和议员加以衡量的一个标志。1 996年时任首相的桥本龙太郎，为避免国内不同意见的批评，提前日期至7月29日但仍以公职身份参拜，8月15日当天则有8名阁员和200名国会议员参加神社大祭拜。2001年小泉纯一郎担任首相后，当年就参拜了靖国神社。此后尽管司法部门多次做出首相和大臣参拜神社属于“违宪”的裁决，但小泉一意孤行，在其担任首相的5年半中每年都去参拜。其中200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中日双方商定举行一系列庆祝纪念活动，但当年小泉和88名议员以及90多名议员所派的“代表”仍然举行了参拜，丝毫不顾及中国人民的情感，导致了中日两国关系长期“经热政冷”局面。

右翼政客的著名代表石原慎太郎，在主张“修宪”、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等等问题上无一不与，而且他曾公然为行动型右翼的暴力行为辩护。2003年9月10日，一个名为“建国义勇军国贼讨伐队”的右翼团体成员，潜入外务省审议官田中均私宅安放定时炸弹，还书面谴责田中均实行“软弱外交”并且“通敌”。事情暴露后，身为东京都知事的石原居然平淡地说，“任何时代都有牵涉到政治的恐怖活动”，并攻击田中均“卖国，罪该万死”，“被人安放炸弹是理所当然”。作家吉田司称石原为“语言上明知故犯的思想犯”，认为石原“容忍恐怖行为”，无异是对日本重走“血腥道路火上浇油”。但石原居然能两次选上东京都知事，这一事实应该引人深思。

右翼势力的合流还初步体现在军界。2001年成立的“确立新世纪安保体制青年议员会”，由150多名少壮派国会议员组成。他们又和军队、防卫系统中的“新战略派”人士设立了“日本战略研究论坛”。他们共同要求修改和平宪法，推动军事立法，扩张军备，鼓吹“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军界也有人发表歪曲历史的言论。如2008年10月31日，防卫省航空幕僚长田母神俊雄发表《日本曾是侵略国家吗？》的文章，宣称“认为我国是侵略国家，这真是冤枉”。他说日本“合并”朝鲜和在中国东北、华北驻军，“是按照条约进行的”；日本“是被蒋介石拖入日中战争的受害者”，偷袭珍珠港“是掉进了罗斯福设下的圈套”。不仅否认日本的侵略历史，还进而鼓吹日本要“摆脱东京审判的精神控制”，“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攻击性武器”，“建立（依靠）自身力量的防卫体系”。虽然以前日本也有老退伍军人和由文职出任防卫省（厅）官员的人有过类似言论，但由军中出身并担任现职高层将领的人公然作此发言，很难说没有某种指标性含义。

三、右翼势力合流的反响

右翼势力的合流加剧了日本坚持和平、民主道路的有识之士的担忧。《东京新闻》的一篇社论曾经概括日本整体右倾的表现说，“近几年针对中国和北朝鲜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更值得人们加以警惕。任意裁剪历史和传统，高声宣扬情绪化排外主义的政治家赢得民众的人气，不同意见却日益难以表达。自卫队携带武器派往海外，大多数国民没有更多的反感就接受了这样的事实”。作者把右翼势力的所作所为称为“和善面孔下的法西斯主义”，号召国民警觉并与之斗争。目前的客观情况是，日本的“专守防卫”军事原则已被突破，军事实力已全面提升，“无核三原则”也可能松动。由于美国在亚洲及其它地区的霸权地位需要日本支持，故对日本右翼势力的高涨，美国依旧会容忍甚至默许：日本在军事上仍然需要美国保护，所以日美“安保条约”不会废弃，但右翼无疑会继续推动修改宪法。日本在和韩国、中国的海域争执中持强硬态度，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行动，可能会得到多数日本国民的支持。

在历史认识上，右翼观点的影响还在扩大，接受所谓“中立”、“客观”的“脱自虐论史观”的民众不断增加。2003年末，读者众多的电子杂志《亚洲街巷信息》开辟了笔名为gosaku的专栏“解除自虐史观的桎梏”。2004年2月，该专栏对读者的意见作了投票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东京审判缺乏正义与公平的有28人，占投票总数的65%：不赞成或否定东京审判的有8人，占19%；表示不好回答或不清楚的有7人，占16%。对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持否认观点的有48人，占总数的83%：承认其存在的有4人，占7%；表示不好回答或不清楚的有6人，占10%。极端者甚至说：“世上最痛苦的，无过于冤罪；人死了还要鞭尸三百，正是中国和韩国的文化。”不仅为刽子手叫屈，还对受害者恶毒反诬。

2005年8月15日，即二战结束60周年之际，《每日新闻》社围绕战争评价问题举行全国舆论民意调查。结果是，43%的人认为当年日本与中、美进行战争是“错误的”，29%的人认为是“不得已的”，26%的人回答“不知道”。这一结果显示，今天日本社会有相当一部分人虽然没有放弃和平理念，但对战争责任的认识却缺乏是非曲直的思考。“反战但不愿认错”的态度，既影响着日本国内政局的走向，也影响到世界各国对日本的态度。

90年代以来，鉴于日本右翼势力始终否认战争责任的顽固态度，中国、韩国、部分东南亚国家、澳大利亚、荷兰、英国、美国等国的战争受害者或受害者遗族，纷纷在日本和有关国家的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或相关企业（如鹿岛建设、三井物产、三菱重工、新日铁、川崎重工等）向受害者道歉和赔偿。这些广泛的民间抗议得到了联合国人权组织和一些政府的支持。面对多达数十起的索赔诉讼，日本法院对于起诉日本政府的一律不予受理；对于起诉日本相关企业的，绝大部分以“时效已过”或“被诉主体变更”为由驳回：只有极少数诉讼被判为“事实存在”但仍然不予赔偿或只给很少赔偿。但是这些受害者的斗争，无疑对日本右翼增加了压力，使得日本靠金钱铺路，争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努力失分。

对于日本当今思想界的泥沙俱下和可能的政治走向，比较客观的舆论表现为既有焦虑但仍然乐观。《读卖新闻》的一篇社论说，“日本回归战前的军国主义是不可能的。日本是通商国家，国家的存亡建立在国际社会的和平这一前提上。议会制民主主义体制已经扎下根基，‘军部的独断专行’，也是无法想像的事情，国民的意识也已经成熟，不会允许这种现象出现。”二战后60多年来的日本政治、经济体制，虽然一直受到右翼团体和极右翼人士的挑战和否定，但无论是执政党、在野党，以及作为财界大本营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即“经团联”），在今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将不愿意也不可能加以根本改变，回归战前那种天皇统治下。右翼、军部、政府三位一体的情形微乎其微。

更重要的是，日本大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信仰和平、正义的市民始终在坚持斗争。人民群众抵制极端民族主义，反对右翼势力恶化日本与各国关系的行为，构成了强大的潜在力量。这股力量使得右翼势力在教育界、舆论界的进攻一再受挫。2001年，

“新编会”的教科书首次登场，虽有规模巨大的宣传造势和执政党与政府的强力支持，但新教科书在日本全国的选用率只有0.039%。右翼势力为振作士气，提出到2005年8月第二次选用时要达到10%的目标，并为之作了多种努力，结果到时选用率仍然只有0.4%。对此，“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团体在2005年9月15日发表《共同声明》，宣称“新编会的教科书再次没有获得国民的支持，这是市民的良识和民主主义的胜利”。

日本右翼势力的喉舌《产经新闻》，多次辱骂进步文化人为“丧家之犬”，攻击《朝日新闻》“战后跟半个市民团体名义下的左翼意识形态相互配合”，“依然跟中国的主张同步，凡事及时向中国汇报”，企图通过给别人扣上“亲中”的帽子来争取一般读者。但不久前发布的《世界大报发行量排行榜》上，排名第一的是《读卖新闻》（1016万份），第二是《朝日新闻》（826万份），前14位中的日本报纸有6家之多，就是没有《产经新闻》。可见该报在国内外之不得人心。

今天的日本，无疑已是实际上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其他国家对日本的政治走向和各种舆论的态度，虽会引起日本的关注，但难以发挥很大的直接影响。关键还是在于日本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邻国和世界，如何给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定位。而曾经遭受日本侵略战争之害的国家和人民坚持抗议和申诉的意义，重要之处不在是否得到日本的“谢罪”和“赔偿”，而在支持与配合日本的进步力量。共同阻止右翼势力把日本重新推上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道路。

作者：袁咏红　王俏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