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社会转型期我国现阶段的突出矛盾

浅析社会转型期我国现阶段的突出矛盾（精选6篇）

篇1：浅析社会转型期我国现阶段的突出矛盾

浅析社会转型期我国现阶段的突出矛盾

一、现阶段我国社会突出矛盾的历史背景及其分析

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状况充分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除了存在着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还存在着社会突出矛盾。近期我国严重存在的部分官员经济腐败与人们反腐败的尖锐斗争,及现阶段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就是明显的事例。随着当代社会主义实际生活的发展,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进了新的时期,这是一个十分全面和极为深刻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全方位地深人展开,由于人和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深人展开,社会矛盾也就必然地比以往显露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广泛深人。其中还相继地出现了一些过去没有的社会突出矛盾问题,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变化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比如前几年出现的群众金融风险损失等经济纠纷,近几年的大学生就业难、部分公民道德缺失、部分官员贪污腐败,以及恐怖主义分子的**活动等,都可以说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突出矛盾。我们可以概括地说,这些在一定时间和一定条件下出现的具有激性表征和全局性影响的矛盾,就是社会突出矛盾。

社会各阶层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相互交织, 形成了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 即: 人们对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社会公平的要求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以及社会差距扩大之间的矛盾。

（一）当前中国社会突出矛盾的症结在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

这些年我国经济一直处于快速发展时期, 经济发展的最大成就就是基本上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于物质文化的需求,全国普遍迈上了构建小康社会的征程。无论城市还是农村, 不在有钱花不出去、买不到自己需要的商品的情况, 而问题恰恰是人们不敢放心地消费, 不敢轻易地把自己辛苦挣来的钱大大方方地买回自己可心的商品。他们有太多的后顾之忧,这些是因为社会事业没有和经济同步发展。大胆预测, 在未来一个时期内, 即使经济再飞速发展, 物质财富再急剧膨胀,只要没有一个健全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事业的发展不能和经济建设同步,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能统筹进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只会加剧,不会消除。

（二）当前中国社会突出矛盾的根源在于分配制度的缺陷。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强调的是, 初次分配讲效率, 再分配讲公平。问题是, 初次分配提高了效率, 再次分配是否真正实现了公平。当前国家税收收入增长高于居民收入, 国库充实了, 理应主要用于解决民生问题,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增加对农村落后地区的公共设施投资, 使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恰恰这些方面做得还很不到位。

（三）当前中国社会突出矛盾的表现在于阶层之间的隔阂与冲突。

矛盾无处不在, 存在矛盾是正常的, 存在矛盾而不能有效地化解矛盾就不正常了。利益主体之间存在利益上的矛盾也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 但是这种利益矛盾必须得到及时有效的化解, 否则就会使矛盾激化, 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原有社会阶层认为新的社会阶层利用政策的空缺或不正常的手段攫取了本该属于社会大众的公共资源;草根层觉得只有精英层的利益诉求而缺少属于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新的社会阶层有种经济上的巨人而政治上的矮子的不平衡心理, 等等。

二、正确处理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

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社会主义社会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方法论, 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 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重视发展的协调性。

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 要重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问题。同时要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 克服那种片面发展观。一个时期以来, 党中央高度重视民生问题, 不断加大对社会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 增加对教育的投入, 并且把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及中西部地区, 积极探索医疗制度改革,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把经济的发展同社会事业的进步综合考虑, 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 一条腿短的问题。今后, 应继续在这些方面作出努力。

（二）弥补体制或制度的缺陷。

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因利益而起,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仅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难以满足公众对社会利益的需求, 难以实现公平、公正的社会价值, 再加上我们并没有完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利益均衡机制, 共建与共享脱节,优势阶层获利多, 弱势阶层获利少, 甚至比较利益下降。因此, 在利益格局和利益结构调整的过程中, 要发挥制度的保障作用。无论制度的重建还是制度的完善, 都牵扯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不可避免地会触及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形成改革的阻力, 这也体现了制度创新的艰巨性。

（三）创造解决矛盾的软环境。

科学发展观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但是由于路径依赖和制度惯性, 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需要有一个缓冲的过程, 在这个缓冲时期, 要创造有利于突出矛盾解决的软环境, 矛盾虽不能立即解决, 但绝不能使矛盾激化,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为此, 一要教育党员干部廉洁自律, 勤政为民;二要强化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新的社会阶层的社会责任, 扶危济困, 关注贫困地区, 关爱弱势群体;三要营造良好的温馨的社会氛围, 消除阶层间心理隔阂, 保持社会的稳定。

篇2：浅析社会转型期我国现阶段的突出矛盾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仍然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比如“三农”问题，东西部经济差距问题，城乡差距拉大、住房困难、征地拆迁、劳动就业等问题。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且总是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的过程。下面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说明如何正确对待我国现阶段存在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问题。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身就是差异状态的和谐，有差异就有矛盾。正确处理矛盾，首先要敢于正视矛盾。《矛盾论》指出，矛盾具有普遍性，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学会矛盾分析的方法，正视矛盾，不回避不掩盖矛盾，在矛盾斗争中发展完善，这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

1、正确处理和对待不同层次的矛盾。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面对三个层次的矛盾，即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的具体矛盾。社会的基本矛盾必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将社会矛盾区分为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同时必须认识到，无论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还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都是抽象的，需要通过具体的社会矛盾来体现。针对不同层次的矛盾，我们要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即坚持用改革的方法，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存在的不适应；用发展的方法，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通过改革促进发展，发展又有利于具体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在社会具体矛盾解决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全面解决。

2、坚持改革开放解决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我们改革开放到今天，依然面临着经济增长与自然和谐的矛盾以及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这也是长期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从总体上来讲，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使得农村与城市发展的巨大差别。比如，就贵阳市目前的情况来看，相对于其他地、州、市来说，农民收入的增速比较快，但是相对于总体的国民收入增长而言，他们的增长率仍然相对偏低，且受物价尤其是CPI波动影响较大。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市经济更好、更稳、更快地发展，首先要处理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在坚持政府引导、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总体要求下，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积极推动跨越发展，加快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步伐，让我们在改革开放当中发展，在发展当中改革开放。

3、坚持科学发展化解社会主要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集中体现在就业问题、群体性事件问题、环境问题以及城乡间、地区间差距过大问题上。近些年群体性事件数量增加，追究其根源大多是经济利益驱使，除干部官僚主义作风外，影响问题解决的主要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同时也带来环境问题。人与自然的和谐被打破，未来的发展受影响，解决问题的出路就是科学发展，就是在于建立一个循环经济、节约型社会。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还要面临贫困问题、三农问题和地区差异问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五个统筹”，能够有效抑制和克服差异过大问题。所以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关系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就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妥善解决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4、逐步建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和谐社会是人际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人际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又可以归结为社会政治关系的和谐，因而和谐社会的本质在于人的政治生活和谐。人的政治生活和谐，首先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持《矛盾论》的基本观点，正确处里人民内部矛盾，一定要抓好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形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工作机制。确立人民内部主要矛盾，科学认识和着力解决这个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毛泽东也特别指出“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形成争取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也成为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重点。

篇3：转型期社会矛盾浅析

1、经济领域

第一, 贫富分化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世界各国所关心的问题, 对于贫富差距较大的中国而言, 更是突出的社会问题。在我国, 贫富分化问题具体可表现为城乡差距问题、行业部门差距问题、地区差距问题, 而这些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变得更加突出。对于城乡差距问题主要反映在收入差距上面, 由于自然地理因素及相关政策因素, 使得这个差距一直存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城乡居民收入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 也使差距逐渐拉大。另外, 对于行业部门差距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也变得突显起来。最后, 对于地区差距问题, 此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重要问题。

第二, 就业问题。在就业问题上矛盾主要存在于劳动者充分就业的需求与劳动力总量过大、素质不相适应之间的矛盾。由于我国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增长较快, 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量和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交织在一起, 使得就业问题日渐突出。其次, 由于近年来城镇失业人数不断上升,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难度加大, 但实际情况是每年仍然有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向城镇, 这样就使本身人口已接近饱和的城镇负担更加沉重了, 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就多了, 就业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另外, 每年有上百万的各类高校毕业生需要就业, 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机构改革与分流人员需要就业, 加上我国存在大规模的“隐性失业”现象,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使得我国当前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2、政治领域

在政治领域, 社会矛盾主要体现为干群矛盾。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和稳定, 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 是我党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但是近年来, 干群矛盾逐渐上升, 此问题也成为一个较为突出的社会矛盾问题。干群矛盾问题的焦点主要是在腐败问题上。特别是我国现在正处在转型期, 腐败现象更加容易滋生, 腐败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它蕴藏着将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巨大风险。另外, 干群矛盾还体现在官僚主义作风与人民群众要求勤政之间的矛盾。因为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影响了群众对于正当利益的追求, 并且随着人民群众民主意识逐渐增强, 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日趋强烈, 与官僚主义作风之间的矛盾也日渐尖锐起来。另外, 由于干部队伍中特权的存在, 使得一些干部违法乱纪追求自身的利益, 严重扼杀了公平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 加深了干部与人民群众的矛盾。

3、文化领域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存在着两种类型的价值观一个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由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了全国人民的整体利益, 反映了我国人民在价值生活上的一致性。另外一个是, 多元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指的是人们在价值取向上的多元化。这两种类型的价值观既有相一致的一面, 也有相冲突的一面。两者冲突性表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在基本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和统一性, 并引导其他多元价值观, 而多元价值观则反对价值观上的集中统一, 在价值取向上要求多样性和差异性。而两者的一致性则表现在两者间的统一且有现实可能性。因此要辩证地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 辩证地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

二、“凸显期”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

第一, 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是社会矛盾产生的社会根源。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 这种社会的急速转型和经济的迅速转轨加速了社会阶层及利益格局的分化, 也使得价值观念多元化, 社会同质性逐渐消解, 异质性不断增强, 并且让传统的社会控制机制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第二, 政府行为的不规范是社会矛盾产生的政府治理根源。不规范的政府行为已经成为引发我国社会矛盾的主要因素。政府立法行为不规范、履行行政职能行为不规范、决策行为不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不规范、公务员能力素质不高都将会是造成人民群众对政府行为不满的主要原因。

第三, 法制建设滞后和司法不公是社会矛盾产生的法制根源。目前由于一些矛盾本来应该并且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或方式解决的但却因为法制建设滞后或司法不公而没能得到解决。法律制度建设不尽完善主要表现在一是制度建设落后,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 一些新问题出现后找不到相关部门和机构解决, 从而各行政部门之间相互推诿, 导致问题积聚, 最终爆发冲突。而法制建设的滞后造成了很多矛盾和问题无法找到法律依据。二是司法腐败、执法难。司法腐败、执法难使人们对法律的公正性产生了怀疑, 对用法律解决矛盾的信心不足。

三、化解社会矛盾的对策

第一, 制定科学的政策来保障群众利益。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与产生的矛盾问题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社会管理、应急处理等方面, 使各项工作有法可依。对于那些群众反映强烈问题比较集中无法用现行行政条款予以解决的问题, 要在事后对现行的政策条款进行分析梳理并修改完善。另外, 政府要在制定各项政策、做出各种决策和采取各种措施时, 充分听取群众意见, 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从而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愿望。

第二, 经常进行舆情调查, 使社会矛盾的预防和控制机制不断完善。政府应当定期地组织相关部门人员进行社会舆情的调查, 及时了解群众的诉求, 将社会矛盾化解于萌芽之中。另外, 对反映较为集中的社情民意, 应定期进行综合性分析和研究, 及时准确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想法。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同时应加大对信访信息的综合开发利用, 把握社会矛盾的发展规律, 从而抓住关键方面化解矛盾。

第三, 建立健全民意表达机制, 使民意表达渠道更加畅通。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以及落实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对于各个利益群体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此, 应对畅通民意的渠道进行梳理, 总结经验, 将有效的方式制度化。并且向人民群众公开相关职能机关的通信地址、联系方式、工作程序和标准等以方便群众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诉求。以此来促进相关部门改进工作作风, 同时也能有助于舒缓公众的紧张情绪, 营造宽松、活泼、民主、和谐的社会氛围。

第四, 完善法律解决机制来化解社会矛盾。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我们应该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来解决矛盾问题从而维护自身权益。群众在遇到问题时, 首先应该想到依法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一味地依靠政府, 使用行政手段来解决。政府应该把矛盾和冲突引入到正常的司法程序之中, 由司法机关以法律手段加以处理。政府在解决社会矛盾的时候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政复议、行政裁决、仲裁、诉讼等诸多法律途径的作用, 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矛盾和问题。

摘要：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的加速转型使各类社会矛盾不断产生, 各种利益冲突不断凸显。本文分析这些矛盾和冲突发生的深层次原因, 找出矛盾产生的内在规律并采取相应的有实效性的对策来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

关键词：社会矛盾,转型期,成因,应对策略

参考文献

[1]付娆.当前社会矛盾的基本成因、主要影响及应对策略[J].农村经济, 2011 (7) .

篇4：浅析社会转型期我国现阶段的突出矛盾

关键词：社会转型；行政法治；建设

一、社会转型和行政法治的基本内涵

1.社会转型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转型这一词开始出现在我国的学术体系中，用来表述社会变迁的整体性和根本性，社会转型作为社会制度的创新，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制度变迁过程。社会转型，就是构成社会的诸要素如政治、经济、文化、价值体系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之间的发生的质变或同一社会形态内部发生的部分质变或量变过程。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正是社会主义内部各个构成要素不断发生部分质变或量变，向现代化不断迈进的过程。[1]社会转型是一个价值更替、秩序重构和文明再生的进程。

我国目前的法治建设，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起。它深刻地诠释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观念突变和民主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等社会现象的发展，也是决定我国法治建设中必然面对的一系列冲突和难题的根本原因。

对我国这样的国家来说，社会转型的过程将是一个长期的、深刻的社会分化过程。我国当前已发生的社会变革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经济方面，实现从前市场经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政治方面，实现从崇尚权威和实行人治向崇尚民主和实行法治转变。第三，文化方面，实现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变。换言之，中国正在向“法治国家，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演进。

2.行政法治

行政法治是指法律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权限、手段、方式和违法的后果，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并积极保证法律的实施。它是行政组织结构法治、行政职权法治和行政行为法治的总称。实现行政法治是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法治的有效实施能有效降低社会转型的成本，促进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行政法治主要包括：一是依法行政，即要求行政活动的合法性，不得违宪，是合法性的最高要求和核心，依法行政首先是对政府执法行为的要求，同时也是对立法的要求，只有有法可依才谈得上依法行政；二是职权法定，指政府、行政机关的职权，必须由法律规定。它要求禁止行政主体越权，如果越权，行政行为将不具有法律效力；三是控制自由裁量权，“每个被授予权力的人都易于滥用权力，并且易于将他的权力用到极限”[3]，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违背了法律授权的目的和意图，是对法治秩序的干扰和破坏，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因此，对自由裁量权必须加以控制；四是权责一致，违法行政必须依法追究，承担法律责任。也就是说，行政权必须严格置于法律的制约之下，这也是依法行政的本质。

二、行政法治对社会转型的作用

首先，行政法治主导着社会转型的方向。社会转型朝哪个方向转？这是不能含糊且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我国目前的社会转型是在我国已经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经过前三十年的巩固政权、探索前进之后再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条件下，所要实现和希望实现的社会转型。这是我们要明确的地方，需要探索社会转型的方向。在这个明确的方向面前，行政法治相比起其他方面的法治，起着最直接的、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这也是行政法治在整个法治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

其次，行政法治主导着社会转型的历程。社会转型涉及的面非常广，是一个十分巨大、宏伟的系统工程。它有许多关系和问题需要调整、协调、维护和创新，才能达到目的。所有这一切都比任何其他问题都要复杂得多，需要把控；因为这是社会的整体转型！这需要明确社会转型的方向后，不仅要解决转型初期的切入点问题，更要把握速度，控制问题的进程。这个问题只有行政法治才能够做到的事情。或者说其他方面的法治决不能当此大任。这是由不同法治的形式和特点所决定的。

再次，行政法治主导着社会转型的整体构架。社会转型在时间和表现形式上有“突变”和“渐变”之分，在具体内容上有体制、结构、形态之别，或在习惯分类上有传统向现代、由封闭向开放、从乡村向城镇化、以及由落后农业向发达工业的转变，等等。但不管如何划分，都离不开社会转型的整体架构。除了民、商法治，经济法治、刑事法治等实体法治及诉讼、非诉讼程序法治等调整解决某一方面的专门要求之外，这整体架构主要靠行政法治指导调整、主导实现。其它方面的法治难以达到行政法治所能达到的要求，无法企及行政法治所能起到的作用。如：结构转变、机制转轨、观念转变、利益调整等等，都需要行政法治的引领、主导，架设和构建。

三、社會转型时期的行政法治建设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应该坚持正确的行政法治建设和行政法学研究方向：首先应继续坚持宪法所确立的治国方略，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而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其次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坚持依法行政、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再次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推动社会的全面和谐可持续地发展；最后要坚持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宪法法律至上。

1.行政法治为适应社会转型的新要求，应当发挥自身优势

从广义上说，除立法、司法等职能之外，其余均属于行政职能范畴，这是一种独特的资源优势和活动空间。行政法治可以纵横驰骋，大有作为。面对社会转型，行政法也应承担起责任，这是行政法治的优势。因此，只要不干涉立法、司法的活动，都属行政法治的本职。过去的“权大过法”现象应该说虽然不广泛，但也深刻，应吸取教训。

2.行政法治在做好本部门法治的同时，应处理好与其他部门法法治的关系

行政法治首先应建设好本部门法的法治，然后才是其他部门法的法治。也就是说在七个法律部门中，行政法与宪法及其相关法关系是最为密切的，与社会法、经济法也很密切，其他稍次之。

3.应当加强行政法治的监督和约束

首先要牢固树立宪法至上、依法行政的观念。因为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宪法处于最高地位，其他下位法律规范都要以宪法为根据，行政法治也不能例外。其次是要防止行政权力扩张和滥用的倾向，时刻谨记权力的界限。过去一些地方行政长官干预司法机关办案，土地开发和强制拆迁等等，都超出了行政机关的权限，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损害了政府及其行政形象。再次是要加强行政责任监督，防止和克服权力腐败的不断发生和蔓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应当自觉接受人大、新闻媒体、群众等外部监督，以及上级、监察、审计等内部监督，明确自身的法律责任、政治责任甚至道义上的（下转第203页）（上接第200页）责任，防止和克服权力腐败损害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

[1]王永进，邬泽天.我国当前社会转型的主要特征[J].社会科学家，2004（6）.

[2]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读本[Z].党建读物出版社，1998年：295.

篇5：浅析社会转型期我国现阶段的突出矛盾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引起了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第一大国，经济发展迅速，矛 盾也日益突出。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影响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因素不 断出现。正确把握矛盾发展的规律，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使我们现阶段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转型期社会矛盾的突出表现

经济领域的贫富分化问题。目前，全世界都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贫富分化问题，这个问题与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我国的贫富 差距也很突出，主要有城乡差距、行业部门差距、地区差距这三个。城乡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在我国，城市与农村的收入都在不断增加，但是城市 居民的收入远远大于农村居民的收入，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逐渐增大的局面。行业部门的差距主要是受改革开放的影响，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 大。地区差距主要是由我国的自然原因与政策原因引起的，我国面积广阔，人口多，地势西高东低，东西部发展很不平衡，东部发展远远快于西部。

经济领域的就业问题。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众多，就业问题突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的就业矛盾日益突 出，中国将长期处于就业严峻的形势。当前我国的就业矛盾主要表现在劳动力总量大，尤其是农村有很多剩余劳动力；劳动力的素质落后且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缺 乏高素质人才；失业人口就业很困难等等。转型期的失业与就业矛盾更加突出，主要是因为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变快、城乡就业问题并存，还有经济全球化的 影响以及各大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政治领域的干群矛盾。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始终都涉及到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处于领导地位，广大人民群众作 为被领导者，处于被领导地位，所以干部与群众的交流比较多，容易产生摩擦出现问题。当前，干部与群众的矛盾焦点主要集中在干部腐败上。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存 在不同程度的干部腐败问题，尤其在社会转型时期，腐败问题尤为突出。而且当前的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愿望更加强烈，对于干部的作风问题尤其关注，干群矛盾已 经上升为社会转型期的主要社会矛盾。

社会领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经济发展速度太快，社会事业发展落后，于是出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局面。社会事业发展不足严重损害了社会的 公正与团结，威胁了社会安全与秩序，加剧了社会焦虑与紧张，恶化了社会环境，不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社会事业只有得到充分发展，才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政治的稳定，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当前社会矛盾的特点

转型社会就是一种过渡性社会，就是向上承接传统社会，向下承接现代社会，所以在过度社会产生的问题也不同于常态社会，主要表现在：

社会问题的交叉性。转型社会不仅面临着发展时与发展后的问题，还要面临着公众的经济诉求与政治诉求问题。由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具有不平衡性，会使得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问题同时聚集，交叉在一起，使问题的解决难度增大了许多。

社会问题的关联性。转型社会中，社会问题都不可能以个体单独存在，每个问题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期刊征文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尽量全面，否则一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连带其他问题。牵连的问题越多，越不可收拾。

社会问题的突发性。转型社会中诱发社会问题的因素有很多，如社会结构与社会机制的变化，人们价值观的变化等等。另外，政府管理体制转型落后，远远跟不上经济转型的速度与社会转型的速度，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政府都采用传统的办法解决，面对突发性状况解决能力低下。

三、化解社会矛盾的对策

制定科学的政策。为了保障群众的利益，政府应当根据矛盾问题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让各项工作与各阶层人员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政府在制定规章 制度时，要时时刻刻做到以人为本，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这样不仅可以使政策条款更加完善，还可以体现出人民群众是国家真正的主人。

经常进行舆情调查。政府部门应当定期组织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舆情调查，在第一时间了解群众的想法，预防社会矛盾的发生。另外，对于收集到的反映较多的民意，应该进行综合分析，及时给群众一个答复。解决社会矛盾一定要快，抓重点，抓关键。

建立健全民意表达机制。民意表达机制的建立和健全，可以扩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以及监督权，从而让人民群众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和 愿望。为了方便传达民意的渠道能够更通畅，可以向人民群众公开相关部门的地址、联系方式以及工作程序。这样可以有效舒缓公众的紧张情绪，促进公众与国家和 谐的沟通与交流。

完善法律解决机制。在现在这个法治社会中，法律作为化解矛盾的武器，要好好地运用。群众一旦遇到问题，不要想着考暴力手段解决，或者一味的依靠政府，应该依靠法律来解决问题。政府在解决矛盾时，应该把矛盾引到法律上来，由司法机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矛盾和问题。

四、结语

篇6：浅析社会转型期我国现阶段的突出矛盾

当前，我国正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封闭半封闭型的传统社会向开放型的现代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这样一个利益格局剧烈碰撞、调整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人民内部矛盾会明显增多，有的还会日益突出起来，这是新时期的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正确解决的重要政治课题。”[1]本文分析了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产生根源，提出当前及今后应有及可有对策。

一、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

(一)利益相关性凸显。利益是一个价值范畴，指与人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东西。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人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就有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在计划经济时期，分配上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色彩，个人利益的实现主要由集体和国家直接调控，收入差距也不大；加之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和集中精力搞阶级斗争，使得人民内部矛盾多集中在政治思想领域，淡化了物质利益矛盾，或者说，物质

利益矛盾处于隐性状态，不普遍、突出。2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已经使人们逐渐接受了差异性、个性化的社会，群众的生活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受市场作用的驱使，经济利益、物质利益成为生产、生活的主要驱动力，人们更重视和追求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实际利益，功利主义价值取向逐渐凸显，从而使经济利益矛盾和物质利益冲突成为引发矛盾纠纷的核心内容。诸如失业、下岗、协保、医保、动/拆迁、物业管理等等，都是由经济利益或物质利益引发的矛盾纠纷，而且相当多的矛盾纠纷的发生都具有其合理性，极易引起社会的同情。

(二)群体性矛盾增多。社会转型期不少利益矛盾都是存在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因此，一旦出现利益矛盾，就不单单是个体性利益矛盾，而是群体性利益矛盾，这种群体性利益矛盾，往往造成群体性事件的增多。特别是很多矛盾都是由于政策性因素所引起，涉及的对象也往往是一个群体，他们住在同一地区或在同一单位，有相同的利益受损的背景，只要有人挑头，马上就群起响应。比如，企业倒闭破产、职工下岗待岗、拖欠职工工资、打白条、农民负担过重、土地承包、征地拆迁安臵、医保改革等，这些问题往往带有普遍性，涉及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极易在一些人的组织串联或煽动下，酿成群体性事件。

(三)矛盾对抗性增强。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来说不具有对抗性。但新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使得人民内部的经济差距急剧扩大。这首先引起了矛盾主体强烈的心理失衡，为矛盾对抗程度的加大提供了主观条件。而在客观上，利益差距的扩大确实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处于不同的境地。当人们在物质利益发生冲突而又得不到妥当处理时，容易向对抗性的方面转化，造成公开的冲突。如上述群体矛盾就极易以停工、罢课、集体上访、也可能因财产纠纷、资产分配、土地使用等问题，爆发激烈的纠纷和暴力冲突。而在一些“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农村，素质极低的村官常常横行乡里，激起民愤，酿成恶性对抗事件。概言之，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的对抗性较过去更为激烈。

(四)党群、干群矛盾突出。领导干部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手中所掌握的相当权力，使他们经常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成为各种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干部是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担负着动员、组织和领导人民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职责。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有些干部出现了不适应和不胜任的情况，领导人民群众致富无术，却喜欢弄虚作假、浮夸虚报，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完全脱离人民群众，忽略人民群众利益，漠视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更有个别干部完全丧失党性原则、做人准则。在经济领域乱收费乱罚款，索贿受贿，贪赃舞弊，直接侵犯群众利益；在政治领域卖官鬻爵，钱权交易，执法枉法，肆意践踏人民群众的权利，压制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在思想文化领域金钱至上、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对有害的思想观念放任不管，推波助澜；在社会领域，生活侈奢靡乱，放纵黄赌毒，甚至与社会黑恶势力沆瀣一气，充当他们的“保护伞”，欺压人民群众，影响极为恶劣。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党群、干群矛盾尖锐、突出。

(五)处理的难度增大。群众要求解决的一些问题，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有的缺乏政策、法律依据，处理起来比较棘手。有些人民内部矛盾跨地区、跨部门，协调难度大。一些群体性事件，往往是较多人的过激行为或一般违法行为，与少数人的严重违法行为及敌对势力、敌对分子的捣乱破坏活动纠缠在一起，更是增加了处臵的难度。

二、社会转型期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根源

引发社会转型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可以归纳为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心理四个方面：

(一)经济根源。正如一切生物体的生长、发育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一样，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同样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命令是利益分配的主要手段，利益分配也相对比较平均，所以，各地区、行业、职业、单位、个人之间直接的利益矛盾并不突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各利益群体不断分化。再加上利益分配机制还很不健全，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成员在生产要素的占有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而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等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格局。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意味着利益实现方式的多样化、复杂化。这就使得利益主体的实际收入差距突显出来，引发了人民内部富裕者与贫困者、先富者与后富者、合法致富者与非法致富者之间的矛盾。再加上存在人为的分配不公，进一步导致人民之间经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从而触动了“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3]，加剧了这一矛盾。

不仅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会引发矛盾冲突，在同一阶层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利益矛盾。比如，在工人阶级这一利益群体中，又出现了国有企业工人群体、乡镇集体企业工人群体、混合所有制企业工人群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工人群

体等，这些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存在着矛盾。由于人民内部利益群体呈现多元化格局，使得群体之间的利益界限分明，群体利益要求明确，群体利益矛盾明朗化。

(二)政治根源。主要表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部分官员的贪污腐败以及干群关系紧张。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谈到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时，明确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先进的制度，也应该建设最先进的政治文明。其中应包括规范、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与之相配套的政治运行机制、监督机制，以及确保这种制度和机制理性运转的规范程序。从观念层面来说，先进的政治文明还包括进步的政治思想、政治道德、政治理念(如民主、平等、自由、人权)以及公平、公正、公开的办事原则；与之相对立的，则是不文明的甚至是野蛮、蒙昧的政治观念，如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以及人治观念等。此外，民主、高效、廉洁的行政观念也应该是先进的政治文明题中应有之意；与之相对立的则是地方保护、司法腐败等。

先进的政治文明是我们的追求和建设目标，但现实中，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不但与先进的政治文明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而且与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的要求

也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其一，我们的民主政治制度、政治运行机制、监督机制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各项政治制度之间的权力关系，特别是党的领导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政治体制中的民主机制不充分，还不能保证政治权力产生和运行的民主性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直接民主制度不完善，上下沟通的渠道不畅。其二，有些人的政治思想、政治道德、思维方式还有许多落后陈旧的东西，少数干部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以及人治观念等还相当严重。以上制度、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以及政治思想观念的陈旧落后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导致诸多消极后果。首先，“权力过分集中”。“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接受监督和制约的观念非常淡薄，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4]正是由于这一弊端，使得家长式人物绵绵不绝，滥用权力的现象相当普遍，也导致不少位高权重的领导人的违法乱纪、贪污腐败、腐化堕落行为不能及早发现查处，引起群众不满。其次，由于“官本位”思想的存在，在一些单位和部门，还存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有的干部把“官位”看作谋权生财之道，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大慷国家之慨编织关系网，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虚报浮夸、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政绩工程，而对普通群众的困难和疾苦漠不关

心。最后，导致被管理者参与管理的渠道不多不畅，参与意识普遍较弱，参与管理的程度十分有限。

这一切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干群关系的紧张，有的本来属于市场主体之间的矛盾也往往转化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甚至引发激烈冲突，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了政治稳定，而官僚主义的存在以及上下沟通不畅又为解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增加了难度，造成了矛盾激化的可能性。

(三)思想文化根源。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思想根源，可以从思想发展即主体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来探讨，而矛盾产生的文化根源，则可以从文化结构的层面加以考察。转型时期我国的文化结构，已由改革开放之前的二元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结构演变成三元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结构，三种文化的异质同构，必然引发相互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社会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导致人民内部的思想文化型矛盾。改革开放既大大促进了人民思想的解放，增强了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民主法制精神和创新精神；同时又由于受市场经济利益驱动机制的消极影响，使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落后思潮沉渣泛起。加之西方一些敌对势力故意在思想文

化上制造混乱，使矛盾更为突出，因为在纷至沓来的各种思潮面前，有些人感到眼花缭乱，是非莫辨，容易产生偏颇、盲从、赶时髦等不良倾向。具体表现为人民内部的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矛盾，价值观中的“义”、“利”冲突，改革意识与思想僵化的矛盾。此外还存在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矛盾碰撞等等。

(四)心理根源。心理失衡是导致转型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社会心理根源。社会转型也是必然伴随新旧思想文化和体制的交汇、碰撞。在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下，社会利益多元化格局日益明显，社会个体的价值追求出现了多元化态势。因此社会上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导价值观与社会个体多元的价值需要之间、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也成为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思想根源。尤其是利益结构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部分群体心理的失衡，引发矛盾冲突。一是“利益相对受损”心理[5]。改革使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事实不容臵疑，每个社会个体都希望能够在此过程中获得更高的收益，然而由于社会成员在知识素质、地位和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人们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迅速分化。特别是在目前我国许多方面体制还不健全，漏洞很多的情况下，一些人通过投机倒把、权钱交易等各种不正当的途径迅速积聚大量财富甚至“暴富”时，必然也是

对“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观的一种挑战，很容易打破人们的心理平衡，激化人民内部的矛盾。二是保守与创新的矛盾心理。几千年来我国社会长期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已普遍内化为人的思想观念。可以说在转型时期，古今中外各种思潮、文化观念，都并存于当代中国社会中。落后与先进、守旧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等都导致了极其复杂激烈的矛盾冲突，也使社会个体在心理预期与社会现实失衡时，感到价值选择的困难，精神寄托上的无助，行为上的无所适从，进而导致各种人民内部的矛盾。

当然，转型时期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还有一些其它因素的影响，如一些方针、政策上的失误和偏颇，在国际分工和政治格局中的不利的地位，以及西方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推行和平演变的图谋等。因此，对我国转型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既要抓住矛盾的本质根源，又要把握其现实特征，分析人民内部矛盾的各方面关系，立足与现实条件，找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可有对策。

三、社会转型期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应有及可有对策

在有关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中，几乎都提到的几点

是：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反腐败斗争；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加大宣传力度，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等等。这些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预防、化解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既由于篇幅所限，又因为对此已有诸多论述，故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谈社会转型期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应有及可有对策。

(一)坚持改革、推进发展，夯实消解人民内部矛盾的经济基础。目前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出现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现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人民内部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之所以存在着大量的有些甚至还很突出的矛盾，最根本的就是因为我国经济比较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不能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多方面的需要。因此，通过改革，改变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财富“蛋糕”做大，是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途径。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现阶段，在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中，不仅那些物质利益上的矛盾直接根源于国家的相对贫穷，就是许多思想上的矛盾也或多或少地同社会物质财富不够充裕相联系。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正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反映，它

在整体上始终影响和制约着后者，是我国社会所有矛盾的总根源。因此，我们只有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千方百计解决好社会这一主要矛盾，才能使纷繁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得以解决。

但改革本身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又必然引起一定的震荡，诱发新的矛盾。在这种两难选择面前，要把握这样一个基本原则：既不能因为容易产生或者是害怕引发矛盾使改革止步不前；也不能只顾推进改革，不顾矛盾可能激化的现象。只要改革总体利大于弊，就可以考虑推行，但关键要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可以按照市场运作的，由改革的获利者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不能按市场规律运作的，则应由政府进行补偿。要把加快改革步伐的紧迫感同科学求实精神很好结合起来，把推行改革与防止矛盾、化解矛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改革的推进既积极又稳妥。

(二)提高政府汲取能力，加大公平优先的二次分配力度。通过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把社会财富“蛋糕”做大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要条件，因为社会经济总量增长本身虽然重要，但不能自动解决包括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企业职工下岗失业在内的一系列紧迫的、容易诱发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问题。如果说可以用

“博弈论”来形容自1979以来人们从改革中的所得与所失的话，那么，可以说，从1979——1993年这段时间，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是一个“双赢博弈”(win-wingame)，因为几乎所有群体都从改革中获益，其差别仅在于得利的多少不同；但自1994年以来的改革，则在一定程度上说具有“零和博弈”(zero-sumgame)的性质：一些社会群体获益颇多，另有一些群体则第一次成为实际上的“输家”，因为他们的福利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这里面至少可以包括下岗职工、农民以及国有企业职工)。[6]1979年以来，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四个[1][2]下一页

字：“放权让利”，其结果，一方面，调动了地方政府及各市场主体的积极性，社会财富总量迅速增加，在初次分配中充分体现了“效率优先”的指导思想；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两个下降”(政府财政收入收占GDP的比重以及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严重限制了政府各方面的能力，包括再分配能力，使二次分配领域的“公平优先”大打折扣。在上述改革的第一阶段，由于是一种“双赢搏弈”，政府面临的再分配的压力还不很明显，但改革的第二阶段，由于相当一批“弱势群体”的出现，要求政府加大二次分配的力度的压力明显增强。但由于政府财政汲取力严重下降，导致“公平优先”的二次分配很难有大的作为，这一

阶段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根据官方及学者估计[7]，在中国入世的10-20年时间里，虽然有利于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这为政府提高汲取能力提供了可能)，但如果仅凭市场力量起作用，中国还将面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压力(提出了政府提高汲取能力的必要)。党的“十六大”也提出，今后20年，我国要进入新的社会变革期，结构变动将会更加剧烈，各种矛盾也可能更加突出，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甚至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二次分配注重公平，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提高政府汲取能力和转移支付能力，也加大税收征管力度。这不但可以调节过高收入，而且，可以通过加大对弱势群体、弱势行业、弱势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2002年1月起，中国对“所得税分享”进行了改革。改革后的中央将把所得税增长中多分享的收入，全部用于增加对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这说明二次分配的公平原则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六大报告也重申：“再分配要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8]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关注弱势群体实际困难。早在

1930年代，英国的贝弗里奇爵士就在其扛鼎之作《自由社会中的充分就业》中明确提出：“保护国民免于大规模的失业„„这必须确定无疑地是国家的职能，就像现在国家保护国民免于来自国外的威胁和来自内部的强盗和暴力的威胁一样。”[9]在当代，由于市场的缺失和社会的无力，国家利用手中的权力保护国民免于社会风险更是已经成为国家观念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为政权合法性和政府权威的依据之一。对资本主义国家是这样，对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并且更应该如此。

我国在有关社会保障政策、法规的贯彻落实方面已取得明显成效，扶贫帮困工作也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作体系，并制订了统一标准，但要真正转变“弱势群体”的困难局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不断强化和完善。如有的困难户上不了帮困线，有的困难对象实际并不困难，却能接到发放的救助“绿卡”；对于确实困难的家庭，帮困的钱往往又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一些社会“弱势群体”要饭吃、要工作的呼声强烈，信访不断。未来几年，应进一步健全、统一社会保障体系，规范、细化救助标准，确保社会救助对象生活安定，建设好社会稳定的“托底工程”，避免困难群众因生活无着造成新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

弱势群体虽然在市场竞争中、政治表达上、法律保护上是弱者，但同时又是道义上的优先者、选举中的多数者、变革时的热心者，是重要的社会力量和资源。这就要求在政策设计时，要避免弱势群体因缺乏保护所造成的重大消极影响，尽最大可能地创造适合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居住、生活、医疗条件，给予他们人文关怀。这不仅关涉社会公平、公正的目标和社会稳定的大局，也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问题。

(四)建立不良情绪的宣泄机制以及人民内部矛盾的预警防范机制。要对人民内部矛盾发生规律、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研究、量化分析，建立起预防、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动态、长效管理机制。对社会各方面反映出来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容易引发矛盾纠纷的热点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对可能引发的矛盾纠纷所涉及的内容、范围、程度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将有助于确保人民内部矛盾“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的落实，减少工作中的随意性、被动性、滞后性，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习惯做法。

建立不良情绪的宣泄机制不但可以直接减少因心理因素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对其他因素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应充分发挥司法、信访部门、基层党组织以及群

众团体、人民调解等各种组织的积极作用，使他们成为沟通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一座重要桥梁。这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公民参政议政的心理欲求，同时又能适时地宣泄掉积累在民间的不满情绪和心理困惑，从而避免脆弱及病态心理伤害社会公众和破坏社会秩序，降低社会管理的成本，改善政府形象，增强公民的社会认同感，促进社会的稳定。上海市杨浦区已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区妇联在2001年3月8日挂牌成立了“复旦杨浦女性发展咨询中心”，一年多来，该咨询中心已举办培训班、专题讲座8期(次)，受益人已达6千余人次，有效地缓解了大量社会矛盾。

(五)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依法治官”。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并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可靠保障。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然而，我们政治体制领域的改革却明显地滞后，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并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民内部矛盾。为此，坚持以改革、发展作为一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式，必然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同时，体制、制度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对人们的行为起直接的约束和调节作用，因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妥善解决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与改革旧的政治体制在内容上

是密切相联的。因为，在这一问题中，人民群众与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如果不坚决、及时地进行改革，势必难以在体制、制度层面上有效地防止和避免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蜕变为人民的统治者。这样，存在于群众中的怨愤与严重不满最终会导致潜在性社会“地震”的总爆发，从而阻碍社会进步。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在具体方式上搞“人治”不行，单纯依靠群众运动的“群治”也收效甚微，最后还必须通过“法治”来实现。同时，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给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沉重历史包袱依然存在，“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势在必行。“法治”作用的主体对象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治官”。即：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运用宪法和法律来监督公仆，防止其滥用权力。因为，不受限制的权力从来就是腐化堕落的温床。通过“依法治官”来克服官僚主义，端正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实现干群关系的和谐发展，有利于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的法治化轨道上得到有效预防及合理解决。

【参考文献】

[1]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页。

[3]《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3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1页。

[5]社会学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敌视和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利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敌视和仇恨也可能扩散。

[6]王绍光：《开放性、分配性冲突和社会保障——中国加入WTO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原载《视界》2001年第3辑看，引自王绍光：《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213-214页。

[7]《不能回避的国情制约》，载《了望》(新闻周刊)，2002年11月11日(第45期)，第24-33页。

[8]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