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生活意识文化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史料整理的相对完成、跨学科研究的介入以及域外理论的引进，近年的出版文化研究借鉴现代性理论，对近现代出版物的内容及其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包含的现代性特征进行考察。这种研究视角深化了近现代出版文化研究的视野与深度，但也存在简单挪用西方学术话语、泛化、先入为主、夸大、定量化研究不足等缺点。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现代生活意识文化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现代生活意识文化研究论文 篇1：

文化传媒化场域中的意识形态

【摘要】约翰·B.汤普森在其著作《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中以传播学为视角研究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指出现代文化的传媒化趋向，并在借鉴布尔迪厄文化资本、文化场域理论的基础上，探讨现代文化传播过程所涉及的权力关系，分析了大众传播时代的意识形态，使意识形态研究在文化传媒化场域中展开。

【关键词】大众传播；场域；现代文化；意识形态

【作者单位】薛颖，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刘永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是英国著名传媒研究专家和社会学家约翰·B.汤普森（John B. Thompson ，1940— ）的代表性著作。汤普森以大众传播为中介对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进行研究和探讨，并在借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大众传播的发展重新思考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使意识形态理论在文化传媒化场域中得到延伸和拓展。

一、文化传媒化场域中的意识形态

汤普森在借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与场域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大众传播对现代文化的影响及大众传播过程隐含的权力关系研究，将大众传播解释为文化场域和意识形态场域。随着现代信息社会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的发展，文化传媒化趋势逐渐增强，文化资本作为一种权力已经随着大众传播渗透到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领域

1.文化资本和场域理论

布尔迪厄认为当代西方社会文化的作用日益凸显，文化已经成为一种资本。和他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三大类。“场域”是布尔迪厄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他认为“一个场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一个实力场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在此空间起作用的恒定、持久的不平等关系，这个空间同时也是一个为改变或保存这一实力场而进行斗争的战场”[1]。在布尔迪厄看来，场域并不是一个实体，而是指具有一定结构性关系的社会空间，空间中充满了权力和资本的斗争。对应经济、社会、文化三大资本，布尔迪厄将社会划分为经济、社会与文化三大场域。布尔迪厄专注于文化资本与文化场域的研究，他认为教育领域是现实中的文化再生产领域，所以他研究的现实落点在学校。与布尔迪厄不同，汤普森关注的是大众传播领域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他将大众传播置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认为大众传播作为现代文化的主要传输方式，已经将文化资本和权力渗透到与大众传播过程息息相关的社会大众日常生活。

2.大众传播——文化传媒化场域

汤普森认为文化在现代社会呈现传媒化特征，即指现代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广泛地依赖媒介技术、传媒产业体制和机构。汤普森发现，理解现代社会必须重视大众传播的发展和影响，从15世纪、16世纪的印刷业到今天的电子传媒，是现代社会崛起的关键一环。传媒的发展与社会变迁紧密联系，从文字产生前以语言为媒介的口口相传，到文字出现后以文本为信息载体，以及印刷术发明后以书籍为信息的物化载体，再到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依赖高科技的电子传媒，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文化传播方式的变迁。信息社会离不开传媒产业的发展，现代传媒与信息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汤普森认为，“现代文化从更大范围来看是一种电子媒体的文化，在其中口头与书面的传输方式已得到以电子媒体为基础的传输方式的补充，并在某种程度上被取代”[2]。现代文化离不开大众传播，大众传播作为现代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核心力量的作用。作为现代信息的生产、传输与接收方式，大众传播能够使人们的经历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空的限制。汤普森关注并探讨现代电子媒体的发展改变社会互动的方式，以及产生行动与互动的新背景和自我展示与感知他人的方式。现代电子传媒改变了媒介交流的方式，大众传播的单向性造成信息生产与接收之间的基本断裂，形成了传媒的准互动方式。现代信息传媒技术改变了信息的生产和传输模式，改变了人际互动模式，也改变了文化信息接收者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

汤普森认为大众传播已经成为现代信息社会的一个新的权力斗争场域。大众传播带来媒体新视界，改变了公私生活的界限。通过大众传播，人们的私人生活可以成为公众事件；而人们也无须在公共场所获悉公众事件，可以在私人场合经历。汤普森认为现代信息媒介使得本来在私下交流的行动和言词可能会意外地被扩散到公众视域之中，即所谓的“新的可见性”。大众传播营造的媒体新视界引起了新的政治脆弱性，它作为一把双刃剑在为政治家带来空前政治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政治挑战。“在这个媒体视界的新时代，各种行为和事件的曝光不仅仅是交流系统和信息流动日益难以操控而导致的结果，同时，有人深知，媒体视界能够成为其日常生活斗争的一个武器，对于他们而言，将隐身之事公之于世显然也是一种斗争策略”[2]。

3.大众传播时代的意识形态

汤普森注意到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大众传播作为现代社会发展中一种形成因素的作用。尽管如此，当曾经作为理性批判辩论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被文化产业塑造为一个文化消费领域后，哈贝马斯同样犯了将信息接收者作为被动消费者的错误，因为他过分强调意识形态是传媒产品所固有的特征，只要其能够成功复制并被接收，就能作为一种社会凝合剂，成功地把人们整合进一种可能被复制的社会秩序。而且，哈贝马斯将日常生活领域排除在意识形态运作领域之外，认为“生命世界的理性化已经从日常交往活动中清除了传统世界观中固有的综合和总体倾向，从而消灭了意识形态形成的基础”[3]。总之，哈贝马斯认为社会与文化的理性化过程使日常生活交往变得非常透明，不能为意识形态运行和调控提供场域。

汤普森认为现实恰恰相反，文化产业机构的发展和大众传播领域的扩张从根本上改变了兴起中的公共领域，现代信息社会的日常交往结构非常复杂并隐含着权力关系，而大众日常生活离不开大众传播，因此大众传播过程成为现代社会意识形态运行的场域。信息全球化时代，关于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已经过时，意识形态几乎不能以独立的形态存在，通过大众传播直接灌输意识形态的方式也不可取，但这些并不能表明意识形态已经终结。汤普森将大众传播视为现代社会一种新的社会控制机制。他认为意识形态非但没有消失，而且仿佛幽灵般地附着在大众传播场域中，通过大众传媒生产的大众文化商品在日常生活的生产、传输和接收过程中进行隐形渗透。因此，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分析应在文化传媒化场域中展开。“我们把意识形态的研究重新集中于安置象征形式的领域，集中于象征形式用于建立和支撑权力关系的方式，就是在研究社会生活中十分真实的方面。因为在某种程度来说，社会生活就是一个角逐场，通过文字与象征以及通过使用强力来进行斗争。”[4]

汤普森提出大众传播时代的意识形态分析应遵循以下几点。第一，现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分析必须把大众传播的性质与影响放在核心位置，虽然大众传播不是意识形态运作的唯一场所。第二，大众传播的发展大大扩大了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运作的范围，因为它能使象征形式传输到时间与空间上分散的、广大的潜在受众。第三，我们不能仅通过分析传媒机构的组织特征或传媒信息的特点来分析大众传播的意识形态性质，还必须联系接收它们的人取用时的具体背景和过程加以分析。第四，大众传播的各种媒体，以及它们造成和支持的准互动的性质，界定了这些媒体所传输的信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广泛参数，但它们并不是构成这些信息的意识形态[3]。

二、对《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的评价

在全球化信息社会，无论研究意识形态还是研究现代文化，抑或研究二者关系，都不能脱离对大众传播的研究。大众传播作为现代文化传输的主要方式和意识形态运作的主要场域，成为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沟通的桥梁。汤普森以大众传播为中介对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首先，这项研究开辟了依据文化社会学研究意识形态理论的新视角。汤普森作为传媒研究专家，看到了大众传播对现代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双重影响，将大众传播的发展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发展历程，将文化传媒化视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文化转型，并看到现代文化传媒化对全球化发展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他将大众传播这一社会传媒领域的问题与文化意识形态研究相结合，强调传媒文化形式的社会运用，揭示了大众传播过程中文化资本隐性运行所包含的结构性社会关系，回击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捍卫了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价值。

其次，运用解释学方法对大众传播因传输现代文化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进行解析，使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在文化传媒化场域中得到延伸和拓展。汤普森对大众传播意识形态性的解析不同于以往简单地将大众传播视为意识形态传播工具的认识。他反对将意识形态视为社会胶合剂的同时，将大众传播视为涂抹胶合剂的有效机制。《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对大众传播与意识形态关系做出不同于以往观点的新解释。新解释的关键在于大众传播所传输的现代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权力资本，而现代文化的传媒化趋势使得“媒介即文化”成为现实。所以，大众传播作为现代信息社会的文化传输方式和日常生活方式已经被权力资本渗透，成为新的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场域。大众传播的迅速崛起使人类面临媒介化生存的现实，现代传媒也是促进全球化的重要力量，汤普森的理论对我国当前的意识形态建设和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汤普森基于传媒化视域中的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研究的不足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汤普森以大众传播为中介对现代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的研究具有“泛文化”和“泛技术”倾向，容易造成文化意识形态性质与意识形态功能的混淆，以及技术意识形态性质与意识形态功能的混淆。汤普森敏锐地看到了大众传播对现代文化和意识形态解析的重要作用，并以此为突破口，研究象征形式的生产、传输和接收全过程对文化权力关系的复制和理解。汤普森的意识形态解释凸显了文化和媒介技术的作用，却掩盖和抹杀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大众传播意识形态功能的实现依赖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传媒技术的运用，也容易造成媒介（技术）即文化、媒介（技术）即意识形态的误解。虽然汤普森反对意识形态终结论，但他实际上把意识形态消解在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之中，其研究容易导致意识形态在文化和技术中终结。

第二，汤普森主张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意识形态解释很难付诸实践。汤普森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一定社会背景下象征形式用于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的方式，意味着意识形态决定于象征形式与统治关系的确证，且依赖于社会背景化象征形式运用的解释，同时又与接收象征形式的文化消费者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这些都会导致现实中意识形态解析的偶然性、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等，造成意识形态解释在实践中的无力感。虽然汤普森强调象征形式的意识形态分析需要深度解释，但他也承认“根据意义服务于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的方式来界定意识形态原则上都是很好的，但是你如何在实践中说明特定的象征形式是否服务于支撑或瓦解、建立或破坏统治关系？你如何知道这些象征形式对具体的人意味着什么？这些人是处在统治地位还是从属地位，以及这些象征形式的意义与这些人的社会地位之间有什么关系？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是困难的”[3]。

第三，汤普森基于现代文化传媒化理论所界定的意识形态概念具有时代局限性。他本想设定一个没有时代局限性的意识形态概念，“没有必要把意识形态概念按仅在某个历史阶段的某些社会中所特有的政治学说、信仰体系或象征体系来加以界定……在我看来，完全有可能阐明一个无可非议的意识形态概念，它不局限于现时代的某一特定学说。”[3]汤普森的意识形态概念依据是现代文化的传媒化，而大众传播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那么汤普森建立在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上的文化意识形态概念又如何能摆脱时代局限性？他的意识形态概念仅能在大众传播时代适用，虽然紧扣时代脉搏但是并没有抓住意识形态的实质，是用意识形态的时代形式特征代替意识形态实质内容的定义。形式和内容虽然不能严格二分，但不等于可以将二者等同不分，而且遇到关键问题必须分清。汤普森意识形态定义的缺陷正好证明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科学性。因为从根本而言，正是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决定了大众传播的形成和发展，大众传播只是意识形态在当代社会的一个表征。汤普森的意识形态是一个紧扣时代脉搏的流行概念，这是其优点也是其劣势，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的经典概念紧扣意识形态的本质相去甚远。

尽管大众传播对现代信息社会的文化传输至关重要，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需要依赖大众传播进行文化渗透，大众传播所承载的文化也具备一定的意识形态功能，但是大众传播和技术均不具备意识形态性。大众传播本质上是一种信息传播方式，它作为文化的显性传播方式和意识形态的隐性渗透方式终究不能代替文化和意识形态本身。文化和意识形态都属于上层建筑，它们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在文化全球化的信息社会，意识形态仿佛幽灵一般，并没有真正消失，只是有时候“显”有时候“隐”。“显”代表凸显，而“隐”并不是消失，文化和意识形态可以互相弥补但不能互相取代，最终它们都要由经济基础决定。

参考文献

[1][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关于电视[M]. 吉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2][英]约翰·B. 汤普森. 媒体新视界[J]. 徐方赋，译，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9（1）.

[3][英]约翰·B. 汤普森.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高铦，等，译，南昌：译林出版社，2012.

作者：薛颖 刘永强

现代生活意识文化研究论文 篇2：

现代性视野中的近现代出版文化研究

[摘 要] 随着史料整理的相对完成、跨学科研究的介入以及域外理论的引进，近年的出版文化研究借鉴现代性理论，对近现代出版物的内容及其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包含的现代性特征进行考察。这种研究视角深化了近现代出版文化研究的视野与深度，但也存在简单挪用西方学术话语、泛化、先入为主、夸大、定量化研究不足等缺点。

[关键词] 近现代出版文化研究 现代性 反思

The Study of Modern Publishing Culture in the View of Modernity

Zhang Guogong

（School of Humanities，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330031）

[Key words] Modern publishing culture study Modernity Reflection

1 近现代出版史研究的转型与跨学科理论的影响

大约自21世纪初开始 ，随着《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叶再生著，华文出版社，2002，四卷本）、《中国出版通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九卷本）、《中国出版史料》（宋原放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2004，十卷本）、《民国出版史》（吴永贵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等以史料梳理为目标的多种大型出版史著作、史料集的完成，以及其他诸多断代出版史、专题出版史著作的出版[1]，中国出版史研究大体发生由史料整理到史观透视、由梳理史料到学术阐释的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最明显的变化趋势，是近现代文学、新闻传播学、文化史、文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思想史等多学科研究队伍大量介入出版史研究，域外诸多与出版文化相关的著作与理论不断引进。这种跨学科、多角度、综合性的努力，推动出版史研究学术视野得到极大的拓展，理论观照得到深化。

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一个包容性极大的文化范畴，“现代性”理论以其巨大的阐释能力成为覆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统摄性研究视野与理论方法、共识性话题，为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种全方面的渗透，也影响了相对冷僻的出版史研究。按刘小枫的说法，现代可以分为“现代化题域—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主义的题域—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现代性题域—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变化”[2]三个题域。学界的研究普遍认同，“现代性”既指时间取向上的“当下”“现时”，还指价值取向上的现在价值判断、对传统的反思等复杂内容。如汪民安认为现代性指16世纪以来首先出现在欧洲的社会事实与观念事实，包括政治、经济、技术、观念和社会组织层面上的逐步现代化。成熟的现代性，就是疆域固定的民族国家、自由民主政制、机器化的工业主义、市场化的资本主义、主体—中心的理性哲学、权力和理性巧妙配制的社会组织，以及所有这些之间的功能联系。等等。同时，它展示出进步主义、发展主义等多种观念[3]。概而言之，作为一个“复数”与“家族相似”的概念，“现代性”通常意指科技层面包括坚船利炮、经济现代化等，制度层面包括市场经济兴起、大面积科层化、工业化、民族国家建设等，文化价值层面包括世俗化、个人主义兴起等一组新式特征与内涵。在追索中国的现代性起源时，学界往往从器物、制度与文化心态三个层面入手。而在剖析器物层面时，现代性物质承载中的印刷文化与出版媒介，往往成为探索现代性建构的重点关注对象。尤其是晚清民国，正是中国印刷革命、现代出版与现代文学等在相互影响、促进的共生状态中同步兴起与建立，即现代性全面展开与构建的时期，因此“现代性”往往成为研究此一时段出版文化的重要理论视角。

从学科关联性影响的角度来看，借鉴现代性理论研究出版文化这种研究路径，深受近现代文学史研究，尤其是海外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启示。陈平原在“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2001）上发现，1990年代欧美汉学界先后受德国哈贝马斯“公共空间”假设与法国皮埃尔·布迪厄“文学场”学说的启示，广泛关注晚清以降报刊的文化传播功能与文学生产意义[4]。最早用现代性理论来考察中国近现代文学的，来自美籍华裔学者李欧梵。早在参与撰写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时，李氏就注意到晚清文学报刊的发展等现代性特征，并用“现代性的追求”来定义1895—1927年的中国文学状况[5]。此后他通过对包括流行出版在内的现代都市文化分析来考察中国现代性的方法[6]，尤其是其代表作《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以其都市警察式的敏感与症候式分析，发掘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新都市文化中的现代性因素。这种研究视角，在当代学术界影响深远。李欧梵所谓的新都市文化，除上海城市建筑、电影等，该书主要剖析了以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生产以及《东方杂志》《良友》《现代杂志》等杂志为代表的现代印刷（出版）文化。李氏试图通过对上述都市文化元素的分析，努力阐释“是什么使得上海现代的？是什么赋予她中西文化共享有的现代质素？”[7]此外，美籍华裔学人王德威认为，“晚清最后十年里，一百七十余家出版机构此起彼落；照顾的阅读人口，在二百万到四百万之间。而晚清最重要的文类──小说──的发行，多经由四种媒介：报纸、游戏、刊物、杂志与成书。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小说即为报纸这一新兴出版媒介的特色之一”[8]。这一出版文化背景，孕育了晚清文学丰富的现代性。自从他有感于此而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话语后，从晚清文学中寻找“被压抑的现代性”，成为流行的文学研究范式。受海外学术新潮影响，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界，从出版文化现代性或曰印刷资本主义的角度考察现代文学的发生，成为一种自觉的方法论。如栾梅健认为中国的交通、邮政、印刷等在鸦片战争后出现转型，影响着文学的现代性转型[9]。王一川认为文学的现代性应从文学活动的时空布局、文化语境压力、体验模式、传播媒介、语言、形象等考察，晚清的现代传播与消费群体等相互作用，形成了现代性的文学场[10]。

总之，出版文化研究中引入现代性理论，既是近现代出版史研究自身范式的转型，也是以文学、文化研究为代表的跨学科理论影响与推动的结果。

2 近现代出版文化研究的现代性考察

借鉴现代性理论研究近现代出版文化，其主要研究思路，就是考察、追索晚清以来的报刊、图书等出版物与出版实践中的现代性。文化的现代性体现在实体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实体层面表现为种种文化事业机构，如中西式学校、出版机构、翻译机构、文艺机构、报纸杂志等[11]。这一方向之下，又大体可划分为两种深入的途径：一是文本内的现代性，即探讨报刊、图书等出版物内容（图文）所展示、推行的世俗化、民族国家、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科层化、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卫生观念、时间观念、法治意识、权利意识、进化观等现代性价值观念；二是文本外的现代性，即研究出版物的形态、出版运作方式、商业化模式、编辑方式、审稿环节、发行方式、印刷方式等出版传播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出的商业化、机械化、复制化等现代性特征。前一途径，如大量的论著通过对近现代出版物内容主题、杂志封面图像、报刊所刊广告、月份牌符码等对象作出内容分析，论述出版物如何给都市社会中初现的“新民”传播与普及新知识、出版业在建构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如杜建华通过对近代名刊《点石斋画报》所呈现的、关涉西方的交通类、时间类器物的考察入手，揭示杂志创作群体是如何在对现代性的渴望与想象中，通过文字与图像形塑西方的诸种“图腾性”器物的[12]。李忠萍通过对《申报》所刊牛乳广告的文字，剖析它所反映和投射的当时社会精英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政府的卫生现代化实践、市民的现代健康生活观念等丰富的社会文化意蕴，多面相地呈现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性[13]。后一类研究途径，如王燕不仅指出了晚清“出版”语义中含有言论自由、宣扬民主等现代性特点，还指出晚清出版包括对出版管理的现代性法制构建、对出版现代技术的移植与应用等现代性因素[14]。路英勇在考察五四新文学出版时，以产业化、现代印刷、期刊大众化等概括新图书出版业的现代性特征[15]。董丽敏和徐志伟《想像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通过引入出版机构、编辑群体、刊物改版等因素，去分析‘现代性’所带来的乌托邦式的未来憧憬与现实客观条件（特别是商业因素）之间的相互妥协、弥合以及可能的危机”[16]。再如雷启立将中国现代文学放置于现代印刷术、资本、新的读者群等构成的印刷现代性文化生产情境中，追索文学新的特质如何发生并且“现代”的。晚清民初语境中的“印刷现代性”，意指因为印刷技术的巨大变革而带来的，在新的民族—国家想象、新文化/文学想象，以及随之而来出现在当时从日常工作、生活到社会文化、生产、组织诸方面的现代转型。“以印刷技术变革为核心的文化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的变革，直接导致了新知识阶层的知识脉络的建立、社会关怀的养成，导致了新的社会形态及其组织结构的形成，对于想象、改造中国社会文化状况及其未来可能的知识、思想群体而言，有着直接的影响和作用。清末民初的社会文化变革不只是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上因波澜壮阔的宣传、革命、运动而产生和展开，更通过新技术的运用，新文化和社会空间的拓展，新的社会基础力量的培养和新组织的逐渐形成来完成”[17]。而更多的考察方法，则是上述两种路径的混融与综合，即总体考察现代出版文本内外的现代性。如肖爱云通过对晚清文学杂志《新小说》图像的分析，指出杂志所刊图画与文本共同建构丰富的杂志风貌具有的多重媒介意义：第一，杂志使用西方先进照相技术及其现代成果——新式照片组成的图像世界从来源和本质上都表现出“新”的意义。第二，照片以西方图景为主，将西方的人物、风景、社会风貌等以新的形式展现到读者面前，就是西方现代形象在晚清中国的推进。第三，照片与小说文本共同建构起一个想象的空间，其中既有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又有对西方世界的想象；既有对历史与现实的视觉感受，又有对未来与科学的精神幻想。第四，图画通过现代机械化复制，借助杂志这种现代大众媒介完成了视觉文本最广泛的传播与接受，这种先图后文版式的广泛应用，是现代文艺报刊图像化的重要起源[18]。其中，包括出版物内容，以及编辑出版、印刷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现代性的考察。

在近现代出版文化研究的现代性考察中，热门的话题之一是探索晚清的出版是否建构起了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哈氏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通过包括出版物在内的载体得以理性形成公共意见。由于印刷的现代展开，报纸和期刊广泛卷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沙龙、酒吧、咖啡馆一起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公共空间。在此理论观照下，晚清以来众多报刊等出版物，被视为构建社会舆论、社会意见交换场、推动公共领域形成的重要力量。如洪九来通过对《东方杂志》分析，表明杂志出版者、编辑者与撰稿者从传统士大夫文人转型为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过程，正是他们努力营造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共同活动的空间的过程。由于缺乏现代西方发育成熟的市民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的支持，知识群体全赖教育、办报等现代职业方式，搭建起公共空间，艰难培育各种公共领域的话语系统[19]。哈贝马斯曾特别指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范畴，不能把它和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的独特发展历史隔离开来，使之成为一种理想类型，随意应用到具有相似形态的历史语境当中。”[20]尽管关于近代中国是否存在充分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存在巨大争议，但学界通常认为，从宽泛意义上、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来使用“公共领域”，仍具有其有效性。如李欧梵说：“我不认为中国有公共领域或公民社会。不过，读者‘群’还是开创了‘公共空间’这个概念，以及‘都市空间’——它可能在都市社会的框架里构筑一个‘半公共领域’。”[21]中国学界改写、泛化了本原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概念，即认为即使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由咖啡馆、沙龙等构成的典型公共交往环境，以及发达的社团、公共交往场所和大众传播媒介，但如民国北京大学、《新青年》、《新潮》、新青年社等由校、刊、社团三位一体，即具有准公共领域或曰有限的、软性的公共空间的性质与功能。这种“格义”式的改造性理解，是对西方学术理论进行语境化、本土化处理的典型方式。

“现代性”话语谱系中，另一热门话题是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理论。民族主义形成的过程，就是现代性的过程。或者说，民族是现代性的构成部分。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理论，在民族成为一个政治概念前，首先是经历群体认同即“想象的共同体”阶段。共同体形成的前提性条件，是神圣的语言与书写文字媒介。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看，两种出版媒介在促成“想象的共同体”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即18、19世纪在欧洲兴起的报纸与小说。由垂直—纵向式的宗教共同体、王朝的衰落，到横向—水平式的民族主义的形成，印刷资本主义起了决定性作用[22]。“具体地说，资本主义，按照逐利的市场本能，竭尽全力地创造了一种可供交流和传播的印刷语言，这种印刷语言是一种非拉丁文式的方言，但又是对不同方言口语的抽象——正是这种抽象，才使得通过方言口语难以交流的人们变得可以交流。在各自对这同一种印刷方言的消费中，人们能够感觉到和想象到尽管不相识的但还是一个庞大数目的‘阅读同胞’和他一起存在着，这些隐匿的未知的‘阅读同胞’和他一起分享受这些印刷物，一起从属于这种印刷语言的领域，并有一种心理上的关联和理解。这就是民族想象共同体的胚胎”[23]。借用这一理论来观照中国出版史，研究者大多认为，报刊、教科书等新兴的近现代出版物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国家、国民提供知识资源而支持了现代民族建构。晚清民国失去传统儒家士大夫“学而优则仕”正途、从中心退至边缘的知识分子，多借助办出版等来传播社会变革思想，塑造民族国家认同感。如张宝明对《新青年》思想谱系中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梳理[24]。再如海阔研究了晚清维新派报刊对新民族—国家的初步想象、革命派报刊对新国家形象的雏形建构、《新青年》同人对新社会的整体构想等[25]，其基本的理论资源都是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理论。

现代性这一理论视角，超越了出版文化研究，多关注原始报刊史料梳理、出版与文化转型的简单对应等出版史研究层次，而有力地“深描”出了出版物、出版实践活动等背后的社会历史内容与发展、生成逻辑。以相对集中的现代文学期刊、出版物研究来说，此前文学研究界往往把它们当作文学发展的背景资料与史料库；而在现代性视野中，它们被当作直接影响、制约文学发展的媒介。学界深刻意识到，现代文学不是现代思想观念、审美意识的自然呈现，而是现代传播方式促发的异质形态的产物。正是现代传播方式巨大的传媒作用，才塑造了文学现代性的特征。从总体上讲，关于对近现代出版文化中的现代性特征的考察与理解，尽管仍然存在诸多争论，有待于进一步深化，但不可否认，这种研究角度与思路，在与民族国家建构、现代文化与学术建设等更为广泛的视阈中来理解近现代出版，突破了纯粹出版及其研究范围，打通了更大的社会历史语境的关联，扩展了出版文化研究对其他学科的贡献与影响。

3 方法的反思：无处不现代性？

任何学术的研究，都必须建立在既注重人类文化活动的普遍关联和学科的相互渗透，又坚持学科本位的基础上。本世纪以来出版史研究的广泛镜鉴与努力拓展，改变了学科此前的封闭性与就史料论史料的不足，获致更为坚实的学术品格与更为宽广的文化视野。但任何一种学术方法与范式的选择，都面临着与研究范围、对象的调适与磨合这一问题。

就现代性理论来说，学界对“公共领域”和“想象的共同体”两个热门话题可能存在的简单挪用西方学术话语多有警醒与反思，如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在哈氏那里，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的公众开放，而中国近现代社会中能够读书看报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民众只是沉默的羔羊”，“既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结合，又可以自由地表达公开他们的意见，这在现代中国是难以想象的”[26]。现代出版物与启蒙、公共空间的建构等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之间的复杂关系，未必可以简单地以概念来涵盖。由于当代高等教育扩张导致的大学知识生产的批量化，学术研究早已出现僧多粥少、内卷化的窘境，从现代性角度研究出版文化所进行的个案式考察如今几乎覆盖晚清民国所有大小报刊、出版机构等，像商务、中华等出版机构，《新青年》《良友》《小说月报》等杂志，皆呈现研究密集化、同质化的现象。以至于有学者以“开疆拓土”的现代小报副刊研究为例，批评当下的文学史料研究出现了为追求所谓的学术增长点，而出现“邻猫生子”式的史料“伪发掘”现象[27]。香港学者李金铨在中国新闻史学会年会（2014·北京）上，曾批评中外学者皆有不分青红皂白套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新闻史的现象。针对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家研究早期的《申报》《点石斋画报》以及上海很多小报，并认为早期上海报刊带领中国“加入全球公共体”的结论，李氏批评说：如果从很简单的材料可以跳到“公共领域”，且“公共领域”界定如此宽松，“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属于公共领域的，就是理论先行，逻辑跳跃，削足适履。文本分析琐细，却脱离历史语境”。与其套用“公共领域”宏大理论，不如降低调门采取莫顿“中距离”的分析路径考察报刊业与早期资本主义关系等具体问题[28]。再如，张生在借用马泰·卡林内斯库“审美现代性”这一概念对《现代》杂志进行现代性考察时意识到，审美现代性“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公开拒斥，以及它强烈的否定激情”，只是对源自欧洲现代性经历的一种描述与概括；如果生搬硬套，将其作为一种固定不变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学的审美现代性，就未免失之迂腐。因此，他提出可借用“审美现代性”来观察《现代》，而不以之为绝对标准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而作了宽泛性理解[29]。但是，尽管如此，在他宽泛的理解中，“现代性”仍既包括编辑施蛰存编辑方针中对“现代”的想象，也包括以戴望舒为代表的诗人对现代生活的焦虑与矛盾，以穆时英为代表的都市小说家“刻意的先锋与无意的媚俗”，以王鲁彦等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家的“危疑扰乱、焦躁、讽刺与寓言”、翻译作品建构起的通往“世界”的桥梁以及由编后记、书评、随笔以及论文等相关栏目组成的一个公共空间，甚至还包括以李长之、杜衡等代表的批评家对艺术自律性的追求。真如书名所言，《现代》成为时代的一面万花镜，或者说，一个“鸡尾酒的时代”，所有的新质都可以以“现代性”来概括！现代性固然无处不在，构成了我们言说近现代中国无法逃遁的文化语境，但这种“无处不现代性”的泛化、包容性倾向，就晚清民国出版史研究来说，确实有值得警醒的地方。当一种理论工具不考虑对象、淡化问题意识而被无节制地挪用时，它的有效性与阐释力往往容易被夸大、被稀释。

此外，对近现代出版文化进行现代性考察还有其他几个问题值得省思。其中较突出者是先入为主的偏见。如李欧梵带着现代性有色眼镜绘就的上海文化地图，明显只聚焦于新都市文化以及从这一土壤上孕育出的以新感觉派、张爱玲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所关注的出版文化因素主要是大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中层刊物”《东方杂志》《良友》画报、《现代杂志》、月份牌等现代都市现代性，而对上海市民文化、左翼文化以及由此而孕育的鸳鸯蝴蝶派通俗文学、左翼革命文学等明显有着“屏蔽”——其先入为主的判断前提是，后两者都不具有趋新的现代性。而刘震通过对创造社出版部、光华书局、泰东图书局等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商务、中华等大书局垄断格局中突围出的以出版新文艺和社会科学类新书为主的“新书业”中小型书店的分析得出结论：恰恰是20年代中后期勃兴的新书业，为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提供了直接的物质基础与历史契机。以中小书局为代表的新书业这种带有资产阶级现代性的书业生产方式，正是左翼文学的现代性。对这种出版与左翼文学之间复杂关系的厘清，才能提供一张清晰的上海都市文化地图[30]。作为学术新秀的刘震，对作为名家的李欧梵的现代性谱系绘制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与补充，令人深思。从现代性角度对近现代出版文化的考察，既是历史原型的勾勒，又是文化重构；既是客观描述，又是文化想象，避免先入为主的偏见，是一个随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现代性研究的另一种误区，是把萌芽当作新质，夸大近现代出版中现代性特质。如对在现代文学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小说月报》，谢晓霞通过对1910年至1920年间《小说月报》的分析，指出这一阶段的《小说月报》尽管出现了现代性的萌芽，但与作为理性的、自主的选择与追求的现代性相距甚远，并没有构成现代意义上的新文学的因素，而是一种“未完成的现代性”，其主要体现在：1910—1920年杂志所刊创作与翻译大多仍是表达传统的旧伦理与旧思想；文体上主要是传统的文言文；杂志与世界现代文学思潮脱节落伍。对于1910—1920年间新旧交替、文白共存的《小说月报》来说，因为现代性“未完成”，所以1921年的杂志革命式的改革以及五四新文学革命不可避免[31]。应该说，这一结论提醒我们动辄以“现代性”概括近现代出版新质可能存在的误区。

现代性考察从方法上讲基本上是内容分析为主的定性研究。尽管也有个别定量方法的使用，如张晨阳通过对《申报》中广告内容的分类、广告中女性的年龄结构、广告中女性所处场景、明星广告数量等定量统计，得出《申报》女性广告文化参与了当时上海都会文化和城市气质等现代性的构建[32]。再如邓集田的《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平台（1902—1949）》（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对中国现代文学出版物令人叹服的精细统计与分析，附录有数千种出版物、300余面表格统计。但就当下学界来说，总体上讲定量研究方法使用不足，而普遍单一地使用定性研究与内容分析。以相对密集的《良友》杂志研究为例，诸多论著大都“殊途同归”地揭示出现代都市文化、女性角色、阴性色彩、消费主义等之间的暖昧关系：封面女性身体图像参与了摩登时尚的上海都市文化、现代性生活空间的建构[33]；其以摄影图片为主的视觉传播，向消闲阶层灌输了一种与都市大众的生活质态相融合的审美现代性，具体表现为感性（身体优位性）、个体、时间论（瞬间与变幻）[34]；《良友》女性图像的现代性想象表现为对图像的模拟凝视，女性图像显现出的时尚和健康形象以及生活方式也被作为现代性消费模式所消费，女性图像以一种碎片化的形式编织现代性的故事[35]；《良友》呈现了上海时尚现代性的都市生活图景，同时建构了上海阴性妩媚的城市文化记忆特征，并成为都市现代性消费主义文化的表征[36]。可以看出，就一代图像志《良友画报》研究的思路、所得出的结论及其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色彩，有着明显的趋同性。这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近现代出版文化研究中现代性考察的多维性与复杂性。

注 释

[1]如肖占鹏、李广欣著《唐代编辑出版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周宝荣著《宋代出版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田建平著《元代出版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缪咏禾著《明代出版史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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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11-11）

作者：张国功

现代生活意识文化研究论文 篇3：

意识形态研究的文化哲学视角

[摘要]作为一种哲学研究范式的文化哲学是以人之生存方式为基础的总体性、历史性的研究，从文化哲学研究的总体性来看，任何意识形态都是建立在现实的人的生活基础之上的，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结构的观念表达　我们要以文化哲学研究的总体性去关照现实的意识形态问题，以文化批判的基本态度对待一切意识形态问题，从而超越任何具体的“意识形态”立场，为解决意识形态问题探索一条全新的路径。

[关键词]意识形态　文化哲学　总体性　历史性

一、文化哲学研究的总体性

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哲学研究范式，是通过对人类文化本质精神的理解和把握，阐明现实人类社会的生存状况，进而解答由资本的全球扩张造成的人类普遍的生存危机问题。因此，文化哲学的研究既不限于某种确定的文化类型，也不限于对一定时段或一定地域的文化研究，而是力图深入到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的一种总体性研究。文化哲学研究的总体性是根源于其内在的、以人之生存方式为根本的理论品质和深切的现实关怀。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文化哲学对人类文化精神理解的总体性。在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的研究中。“人们很少国文化指称人之具体的、有形的、可感的、不断处于生生灭灭之中的造物，而是用来指称文明成果中那些历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稳定的、深层的、无形的东西。具体说来，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地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并不简单地是思想观念和意识方法问题，它像血脉一样，熔铸在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中，以及人的内在规定性之中。白发地左右着人的各种生存活动。”正是由于文化精神的这种历史熔铸性，使以文化精神为基础；的文化哲学研究对人的生存的理解和把握表现出总体性、历史性的特征。一方面，作为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文化是人在以自然为对象的实践活动之中现实地生成的。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通过自身的对象性实践活动使自己从自然的必然性链条中脱离出来，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属人的生活世界、在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是通过白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也就是说，正是在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之中创造了现实的、总体性的人，因而作为人之形象的文化必然表现为一种总体性的存在。另一方面，人的实践活动也是历史性的，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完成的。从现实的人类活动的前提来看，现实的人类实践活动得以展开的前提——物质的和精神的前提——都是人类历史性活动的结果。不但每一个人类个体、每一个时代的文化的形成都根源于人类历史性的实践活动，根源于现实的利：会生活，而且每一个人类个体、每一代人借以开展自己的实践活动、创造属于自己的社会生活的现实条件也都是人类历史性实践活动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人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正是在创造自己的现实生活的过程中，人类的实践活动才得以生成。因此，文化必然是历史性，只有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才能实现对人类文化的总体理解和把握。

也正是基于对人类文化的这种总体性、历史性的理解，使当代中国文化哲学不仅关注现代人类的生存状况，而且力图深入到历史的维度之中去阐明现实的人类生存之何以可能。

其次，文化哲学对人类文化精神的历史的理解和把握，使其探究的目光不仅限于当代的人类文化，而且必将在对当代人类的生存状况的分析之中。深入到当代人之生存得以形成的历史进程里，力图通过对现代人类文化形成的历史进程的分析，揭示出现代人类文明产生的内在机制。进而阐明现代人类生存危机内在的历史根源。但是，文化哲学对人类历史的理解和把握并不同于传统的意识哲学：传统的意识哲学总是力图置身于历史进程之外，在纯粹的思维领域去推演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并试图以其去规约人类的历史进程。文化哲学则是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视阈去具体地把握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一方面，文化哲学将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与人自身的发展结合起来，通过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来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则通过对现实的历史进程的分析去具体地把握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的现实历程，从而形成对人类历史的总体理解和把握。不但如此，文化哲学还力图通过对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日常生活现代转型的分析，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层面去把握人类文化精神的整体变迁过程，从而使文化哲学对人类生活世界的理解不但呈现出历史的维度，而且呈现出现实的维度，以实现对人之生存的总体关怀

最后，文化哲学对文化模式的研究形成了对人之生存历史性的总体把握。一方面，当代中国文化哲学提出的原始的文化模式、传统的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的划分方式，特别是对传统的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向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演进的历程的分析，阐明了人类文化模式演进的历史进程，其根本就是人之生存方式变迁的历史。这样，就在历时态上揭示了人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不断地自我创造、自我生成的过程，也就是人类文化演进的过程。另一方面，文化哲学通过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的比较研究，在充分地展示了人类生存方式的多种可能性的同时，通过对全球化时代现代两方文明与非西方的本土文明冲突的分析，阐明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多种可能的现代性选择。以此为基础，当代中国文化哲学坚守一种文化批判的立场，通过对现代西方文化危机的批判性分析，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提供理论的支撑。可以说，正是在文化模式研究和文化批判之中，现代文化哲学构建了当代人类文化发展的总体图景，从而使文化哲学研究的总体性和当代性有机地统一起来

文化哲学研究的总体性为意识形态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因为意识形态问题无论多么复杂，其终究是植根于现实的人类文化之中的，是人类文化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只要能够真正把握意识形态问题产生的现实生活基础，就可以用文化哲学的总体性研究范式去具体地分析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得以产生的文化背景及其在整体性文化之中的地位，从而借助不同的文化精神的分析为意识形念问题的研究提供多种可能的途径。

二、意识形态的生活基础

无论意识形态概念具有多么复杂的内涵，被赋予了多么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是所有理解共同认可的，那就是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性的存在，是对人的现实生活的表达，尽管其内容既可能是虚假的也可

能是真实的，其表现形式既可能是包含着欲望、情感、表现等等的知识体系，也可能是巫术、宗教、神话、传说等等。作为观念性存在的意识形态并不是脱离人的现实生活的纯粹的意识，而是现实的社会生活在理论上的表达。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因此，任何人类社会生活的变化都必然表现为思想体系的变化，而任何思想体系的产生都必然有其现实生活的基础。

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产生及其演变的历程来看，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可以概述为两条路径。

第一。作为知识体系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在其创造者安东尼·德斯图德·特拉西那里，主要是建立在启蒙时代理性主义观念基础之上的、作为所有其他科学基础的一种新的观念科学。“不过他们乐观的理性主义在盎格鲁一撒克逊世界被浓厚的经验主义加以修正了。这条路径以启蒙运动为开端，经过迪尔凯姆到近来结构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修订，它强调社会意见的一致本性，对真理作玄想式的阐释：真理与现实相对应，观察和理性应能使所有拥有善良意志的人，通过运用与自然科学中所确立的方法并非截然不同的社会科学方法，认识这现实。”这种理解是建立在对现实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和人类理性的一致性基础之上的，即认为在人类理性的基础之上可以形成关于人类社会的客观的知识。对意识形态的这种理解正是以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乐观主义的理性信念为基础的，既表现了正在形成过程之巾的理性主义文化的基本精神，同时也使意识形态成为对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是，这种乐观的理性主义很快就被社会分裂为对立的两大阶级以及两大阶级之间的殊死斗争打破，从而开启了理解意识形态概念的另一条路径。

第二，作为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将意识形态阐释为思想体系，主要是由马克思及其后继者完成的，早在德法年鉴时期，在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等人对宗教问题的理解时，马克思就指出，宗教并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其表现，其深刻的根源就在于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　“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必然地转向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也就是要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去寻找宗教得以存在的根据，，正足遵循这样的逻辑，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明确指出，思想体系对现实生活的描述实际上是遵循着两种不同的思路展开的。　“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任何意识形态都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脱离了人们的现实生活，任何意识形态也就失去其“独立的外观”，“没有历史”、“没有发展”。正是由于马克思揭示了意识形态存在的现实生活的基础，从而赋予了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一种总体性的特征，即必须将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纳入到现实的社会一历史进程的整体之中去理解，才能真正阐明各种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现实生活基础，进而在现实社会历史分析之中阐明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反之，通过对各种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分析，同样可以折射出现实的社会一历史进程，其二。是区分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唯心主义由于颠倒了意识与生活的关系，从而形成了对现实的社会生活的虚假的反映。换一种说法就是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不过是颠倒了现实生活的另一种表达式，只要我们真正看清楚其本质，就可通过对意识形态的分析揭示出现实的社会生活本身的不合理、现实的社会本身的分裂和对立。因为“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卡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由此。也就形成了对意识形态的两种不同的念度，即肯定的意识形态与否定的意识形态。

在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后来的一系列发展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尤不是遵循着知识体系或思想体系两条不同的路径而展开的。从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在这两条不同的路径之中形成的各种不同的有关意识形态的理论，都是现代文化的现实的构成部分，是现代文化中不同的文化精神的体现，前者体现的是理性的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而后者则更注重其人文关怀但共同的特征表现为一种总体性的研究，即不再将意识形态问题局限于纯粹的思维领域，而是力图通过揭示意识形态问题与现实的社会生活的联系展示意识形态问题研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无论是作为知识体系还是作为思想体系，意识形态始终是以现实的社会生活为基础的，脱离了现实的社会生活，意识形态问题也就失去了其得以存在的现实根基。也正是对意识形态的现实生活基础的揭示，使我们可以从文化哲学研究的总体性视角出发去关照意识形态问题，从而揭示出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总体性。

三、意识形态的总体性研究

从当代中同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植根于人们现实生活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并不是独立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之外的东西，而是人们的社会生活本身的直接的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须以文化哲学研究的总体性去关照意识形态问题。从而揭示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总体性。

首先，从总体性的视角来看，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问题无不根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只有通过对现实的社会生活作细致深入的分析，才能阐明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及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就是要“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问的相

互作用)。……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也就是说，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必须放弃传统的意识哲学的研究路径，必须回归于现实的生活世界之中，以阐明各种意识形态得以产生的现实基础，，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所具有的历史的与现实的维度，为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总体性的研究方法。一方面，以文化精神的历时态的分析阐明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其在整体人类文化中的位置；另一方面，则是要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性分析，阐明各种意识形态得以产生的潜在的、无意识的根源；并将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与文化精神的形成和演进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对意识形态的总体的、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其次，各种意识形态的划分实际上是根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结构及其所具有的文化观念，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结构的观念表现形式，因而对意识形态的层次结构的分析也是认识社会生活结构的重要途径但是，这种分析与文化哲学对文化精神的分析有所不同，文化哲学通过文化精神的分析实现了是对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不同的文化类型所蕴含的文化精神的把握，进而通过对不同的文化精神相互关系的分析揭示人的生存结构。由于意识形态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并不是直接的反映，而且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制造者总是有意或无意地隐藏自己的目的，以赋予其意识形态一种普遍性特征；因此，必须具体地分析每种意识形态的所有者的日常生活观念，以透视其意识形态之后隐含着的基本的意识结构，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每一种意识形态在整体的文化观念之中的地位，进而揭示同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结构，从而通过意识形态形成对现实的社会生活结构的理解和把握。

其次，意识形态的冲突不仅仅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的物质利益的冲突，其更深层次中包含着不同的文化观念的对立和冲突。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无论是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在当前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活之中，无论是对于人类的整体还是对于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乃至于个人而言，人类所面临的可供选择的生存方式都不是唯一的，皆因其历史文化传统、现实的生活条件的不同而具有多种不同的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多种不同的可能性之间又是不可比较的，都具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全球化时代。现代西方文明由于其强大的扩张性，已经渗透到全球的一切国家的社会生活之中，从而必然带来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激烈的对立与冲突。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实现经济利益总是试图赋予其自身的文化精神以一种“普世价值”，从而使现代西方文明本身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则为了保存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独特性，在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之下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去寻求解决现代西方文化危机的可能的途径，以对抗现代西方文明，从而同样表现出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局限。因此，必须以文化哲学研究的总体性去分析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在整体的文化之中的位置。以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之中为意识形态问题的解决提供现实的可能性。

最后，任何的意识形态都具有历史性，既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意识形态，又具有历史传承性，从人类文化的发展历史来看，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因而任何思想观念都是直接与确定的历史时代相对应的，是其所处的时代在观念上的表达，无论这种表达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总是有其现实的生活基础。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作为现实的社会生活的观念表达，不仅仅直接根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结构，而且是历史上形成的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的延续。因此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分析既要考查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拥有者在整体社会生活结构中的位置，同时还要去具体地分析每一种意识形态的理论渊源，通过对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观念在思想史的演化与其现实生活基础的变迁的一致性的揭示，展示出意识形态发展的总体历史图景。

基于对意识形态问题的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意识形态问题是总体性的，只有在现实的利：会生活的总体性的分析之中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意识形态问题；其二，意识形态问题是具有历史传承性的。是其所属的那个社会阶层或集团的文化观念的现实表达，意识形态可以被视为受社会环境所制约的、是人们(包括参与意识形态分析的人们)所共有的思想与经验模式的交织体系。因此，必须以文化哲学研究的总体性去关照现实的意识形态问题，以文化批判的基本态度对待一切意识形态问题，超越任何具体的“意识形态”立场，从而为真正解决意识形态问题探索一条全新的路径。

责任编辑：罗苹

作者：郭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