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论文

摘要：大众文化具有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中国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建设发展要把握一元引领与多元发展、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同时要处理好自主发展与学习借鉴、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民族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论文 篇1：

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对抗与妥协

【摘 要】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电视节目的改版似乎已经成为惯例。一档节目在显示商业价值的同时，主动呼应行政力量的诉求，该节目的生命力会得到显著提升。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样的“合作关系”并不稳定，电视节目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在获得市场关注后总试图摆脱行政干预，而行政力量在节目流于同质和庸俗时总会插手叫停，节目更替现象由此诞生。

【关键词】电视栏目 大众文化 意识形态

电视节目以年度为单位进行改版或者调整，在国内已经成为一种不成文的“惯例”，一方面因为部分节目不适应受众需求，另一方面，众多节目的“短命”也反映了“快餐文化”对媒体的影响。在节目的调整过程中，从业人员经常陷入两难：传播内容需要达到审美趣味的泛化，以获得更高的收视率，同时，受到从业者自身定位和政策需求的影响，传播内容又必须承担一定的提升品位的教化功能，反映在具体节目上，就是“夺眼球”与“夺品位”的对抗。在这一基础上，两种运营方式产生：一是既不放弃大众，又照顾到小众，从业者期望获得“两者兼顾”的制作模式，但显然，这样一种理想化的平衡，在电视媒体这一平台上很难被定义；二是根据不同的平台，对两者做明显的偏重。即大众播出平台和小众播出平台的分离，但这种做法显然也存在弊端：大众平台容易陷入哗众取宠的制作模式，从而受到业界和政策环境的制约；小众平台缺乏盈利的空间，从而限制了其发展的可能。

以2011年上海电视节目调整为例，10档被淘汰的节目虽然处于收视率的下降通道中，但并非是收视率最低和下降幅度最大的节目。如果观察节目内容的走向，以及播出平台的定位，不难发现被淘汰节目与播出平台的品牌文化产生了冲突，或者无法在高端与低端之间找到自身的生存空间。

一、大众文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传达主流意识

在现实生活中，大众文化经常面临两种声音。以电视节目为例，一方面，几乎每一个吸引大量受众的新节目都会受到所谓专家学者的非议、批判，这一点在选秀类节目展开后几乎达到了顶点；另一方面，在大众中的市场与认同，使节目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样的生命力缘于对大众文化的呼应。大众文化借助商品经济和现代传媒生成、壮大，通过市场和价值规律运作。利润、市场、效率永远是大众文化的风向标和动力杠杆。说到底，是商品价值规律和商业文化决定着大众文化及其价值取向。

以此为基础产生的节目必然具备大众文化的普遍特征。里查德·汉密尔顿曾进一步把大众文化的特征系统的归纳为：普及的、短暂的、易忘的、低廉的、大量生产的、为年轻人的、浮化的、性感的、欺骗性的、有魅力的、大企业式的。西方著名社会学家洛文塔尔称大众文化“是一种取悦消费者的商品”。①基于汉密尔顿的观点，我们可以为电视栏目的“走马灯式更换”找到依据，即追求开播时的高收视率，在新鲜感消失时果断撤离。这样一种特征在市场经济中显得尤为明显，新名词、新场景、新主持频频出现，在吸引大众眼球的同时，掩盖了节目创造力的缺乏，这种缺乏一旦引发大众的审美疲劳，便又推出新名词、新场景、新主持，形成最省力的更替手段。《智力大冲浪》变成《新智力大冲浪》，便是一个范例。

不可否认，如果电视媒体放任大众需求，就会如赫胥黎担忧的那样，其内容很快就会变成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波兹曼则认为，电视之所以成为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借助电视，人们看的以及想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画面稍纵即逝但是斑斓夺目。电视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这样在电视这一平台上，大众文化的消费功能正一步步蚕食着主导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和教化功能，主导文化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地不受侵犯，必须与大众文化进行抗衡或者妥协。

1957年，美国学者麦克唐纳在《大众文化的一种理论》中，从很多方面展开了对大众文化的猛烈批评。他提出，大众文化破坏了高雅文化的生命力，它是一种寄生文化，从高雅文化中汲取营养，却没有任何回报。②电视节目显然不愿意承认这个观点，他们并不认为短暂、功利是新节目上马的主要原因。必须承认，看似玩闹，形似简单的感观愉悦节目，其实也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表达着某些价值观和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看法，以《中国达人秀》为例，尽管目的不同（意识形态希望树立弱者自强的意识，媒体希望获得关注度），但由于在形式上达成了某种一致，这一类型的节目为业界所力推。如果其无法传达主流意识，不具备教化功能，仅仅是博眼球，则容易暴露在批评的炮火中。这些批评可能会对大众产生影响，使其认为收看这些节目是降低品位的表现，导致节目收视率的走低，从而影响其生命力。

正因为电视媒体有这样的考量，人们很容易对电视传递的大众文化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一个观点是，大众文化在策反戏谑精英文化的同时，也从精英文化身上吸收自身所需的营养，增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去精英化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加强了自身的精英化。尽管波兹曼担忧电视会在娱乐中至死，但显然，现阶段“至死”的可能性被大大削弱了。

二、主流意识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大众文化

在2011年节目调整方案出炉后，我们听到了这样一种声音：如果说收视率下降是重要的考核标准，那《当代军人》、《时代先锋》一类的节目为什么依然屹立不倒？显然，这与主导文化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有关，即便节目的收视群体极为小众，它也必须占领发言平台。这种占领是不允许任何形式解构的，但这种占领对电视产业本身形成了制约——它无法吸引受众，产生经济收益。因此，在娱乐至死的可能性受到牵制的同时，电视媒体又必须关注“严肃至死”的可能性。于是，一些原本定位较为小众的节目开始往大众上靠，以迎合更多的口味。而这种转变的“度”极难把握，很容易导致节目的同质化，并模糊节目的定位。

以被停的东方卫视的新闻评论节目《深度105》为例，起初节目以新闻体验为主，重在对新闻事件的分析和解读，例如第一期是对藏羚羊生存的关注，这样的制作方式有别于其他的新闻专题，但制作难度大，受众需要慢慢品味，无法达到快餐式的传播效果。为了迅速获得受众，节目进行多次改版，到最后一年，基本上成了国内各大重要案件的详细介绍。尽管这些内容看似吸引眼球，但实际上与其他新闻专题类节目严重同质化，例如《案件聚焦》、《七分之一》等，这样的变革非但没有迅速获得受众，反而使得原有的高端群体流失。

我们发现，新闻的题材和内容越来越软化，播报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一些法制栏目，为了充分调动受众观看的兴趣，大量使用文学化和电影化的讲述方式，设置悬念，将一个侦探题材的新闻讲述成一个恐怖片或者侦探片。比较典型的案例是中央电视台的《走进科学》，原本应当更具专业化的节目，因承载普及的重任，把普通的事件刻意笼罩上神秘的色彩，而这种神秘又必须在节目中揭去。这直接导致观众在一起一落中产生心理落差，反而消解了节目的严肃性。可见，以主导文化作为电视栏目开创的根基，如果没有政治力量或者意识形态的强力支持，在市场的冲击下，节目很容易被大众文化掳去，尽管这可能导致节目的同质化，无法提高收视率，但节目制作者还是会以此为方向，以适应市场的需求。

在这一点上，波兹曼和英尼斯有过类似的预言：波兹曼说，知识分子们不断地用批判手法促使电视成为重要的文化载体，企图将电视从庸俗提升到崇高，但对电视而言，这是它们负担不起的使命；英尼斯说，如果强行用电视表达诸如新闻、政治、宗教、教育等严肃主题，人类就会在娱乐中走向灭亡。当然，人们希望从电视中获得新闻、政治、宗教、教育等严肃主题，但这种主题是建立在人们审美需要的基础上的。为了获得更多的受众，这些原本属于精英的主题不得不降低层次，以达到一种最大程度的审美泛化。而这种降低可能扭曲了其要表达的本来意义。于是，行政力量预留了对扭曲的容忍限度，一旦这种传播偏离了节目设置的初衷，便通过栏目的调整进行改变。在内地，大众传媒受行政、商业双重力量制约，在大多数情况下，行政力量是制约大众传媒最为关键的因素。

三、行政力量和商业力量的“合谋”

一旦大众文化和政治主导的意识形态达成了某种一致，表面上看起来实现了“寓教于乐”，相关的电视栏目披上全民盛宴的外衣，学界、民间很容易在媒体的鼓动下好评如潮。一方面，大众觉得自己是传媒的主体，是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具有对抗精英权威的能力；另一方面，社会精英觉得成功实现了对大众的引导，同样实现了对文化的理性诉求。

确实，将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人为地划一道鸿沟，让受众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显然是武断的。在当今的电视节目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两者的融汇和相互妥协。一旦一档节目在显示商业价值的同时，主动呼应行政力量的诉求，在表面上有实现提升大众素质的作用，那这档节目就会成为典范，各种工具都会被利用起来，引诱大众参与，使这档节目的文化成为主流。但这样的“合作关系”并不稳定，电视节目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在获得市场关注时总试图摆脱行政干预，而行政力量在节目流于同质和庸俗时总会插手叫停。于是，节目在发展过程中，要么因市场价值过低被抛弃，要么因过于低俗被抛弃，这也在客观上导致了节目频繁的更替。

参考文献

①约翰·斯道雷 著，杨竹山 译：《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②周宪：《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新闻传播学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实习编辑：李紫薇

作者：魏雪雯

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论文 篇2：

中国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思考

摘要：大众文化具有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中国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建设发展要把握一元引领与多元发展、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同时要处理好自主发展与学习借鉴、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民族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关键词：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建设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众文化已成为我国人民文化消费的主要内容，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党的十八大提出“必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1]同时又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1]因此，中国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

大众文化作为现代社会普通大众的一种精神消费，成为当代社会文化体系的重要内容，同时在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表现出不同的意识形态功能。

（一）大众文化产品传播中的意识形态控制

意识形态控制是现代国家进行政治统治的重要方式，意识形态控制的关键就是采用哪种方式和渠道进行，大众文化对于大众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提供了最佳形式。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控制是在大众不知不觉的状态下进行，不会激起强烈的反应，大众文化寓教于乐的形式易于大众接受。大众文化的发展与政治的关系密切，政治关注的是人的解放，价值追求本身就是政治的一个内在维度，而文化实际上是属人的文化，政治与文化的共同主体是普通人，因此政治本身也具有文化性的，政治的发展离不开人类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政治要起作用，必须依赖于大众文化。利用大众传媒引导、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而政治是大众传媒重要的消息来源和报道内容，通过大众文化价值观的推销和舆论的引导，可以将社会大众纳入政治体系所期望的轨道，成为政治控制的加速器。

（二）大众文化商品消费中意识形态渗透

在消费文化盛行的社会里，商家为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处心积虑制造消费意象，不仅提供商品，还要制造出商品所表达的符号价值，进而塑造消费者的商品意识形态、人生意识形态。渗透某种意识形态成了商人做生意累积资本不可或缺的手段。大众传媒像一张大网笼罩着整个社会，大众文化产品所蕴含对现实生活的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众把握社会发展的脉动。大众文化制作商通过对真实的大规模专业化视觉符号的制作，想象性满足大众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梦想和欲望，为大众提供一种与现实生活中决然不同的体验和感受。例如，广告是大众文化消费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渠道，对大众消费意识形态的渗透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它的影响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成为推动消费的催化剂。

（三）大众文化生活模式中的意识形态逃离

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逃离是指大众通过沉溺于可创造新的大众文化生活模式，而主动逃离社会主流行意识形态的控制。今天人们的生活被各种各样的媒体所包围，人们对生活的体验也多是来自媒介，大众媒介势力所及范围的信息世界，左右着大众的社会生活。大众作为具有自主意识的“能动性”的主体，由于自身先在的认知模式和文化心理的固有结构，使他们在接受大众文化作用的时候，很有可能用已有的文化价值观念来抵制和解构文化权力的企图，尤其是当他们意识到文化权力控制的时候，会加倍运用自身的反省能力来逃离这种控制，维护既有价值观念，从而消解外在文化权力的压力。大众文化极少关注主导文化的宏大叙事，也不去思考终极价值和理想，而是注重市民的日常情趣，它们浅显通俗、不需要费脑筋也不需思考，大众让自己沉沦于娱乐带来的狂欢中，满足于娱乐带来的放松和愉悦，放弃了对于本真存在的思考，其实对于真实世界就是一种逃避。

二、中国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建设的思考

为了推动中国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建设的健康有序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以现实为基点，着眼于未来发展，从宏观上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进行科学规划。

（一）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导原则

1.坚持一元引领与多元发展的引导原则。现阶段中国社会文化蕴涵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传统文化等多种形态，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会带来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与融合。在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元引领，多元发展的引导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所在，它凝聚着党和国家在民族价值追求上所持的社会核心理念，集中地反映出国家的意识形态的理想追求。从精神生产的特有属性和内在规律来看，文化都是包含的精神价值与承载的物质载体之间的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文化的灵魂。而作为承载这些精神价值的物质载体就包括文化产业体系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2.坚持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原则。为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健康发展，坚持大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原则是十分重要的。大众文化作为现代社会里对大众的价值观念影响极大的文化形态，它本身的发展就是一个文化生态的重新组合的问题。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态中都不可能只有商业文化、大众文化，也还需要精英文化和主导文化。只有当整个社会都处于生態平衡过程中，这个社会才能保持可持续地发展的势头，人民才能真正地享有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幸福。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有赖于一种好的文化生态的安排。关注的是人性生态，关注的是文化生态，关注整个社会生态，重视具体的文化情境中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为大众文化提高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3]

3.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诉求，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以人为本就要树立一切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根本的价值取向，真正做到以人为中心就要“坚持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鞭策人，又要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4]努力为人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不断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具体来说，根据中国大众的群体特点，不断创新大众文化形式来创作满足大众需要的文化作品，要充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要从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群体的大众关注的现实生活中贴近大众的价值诉求，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同时发挥大众群体在大众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坚持大众文化发展为了大众、大众文化发展依靠大众、大众文化发展成果由大众共享，促进大众自身的全面发展，从而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实到实处。

（二）发挥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功能需要处理好的几种关系

1.自主发展和学习借鉴的关系。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广泛存在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更为有效的途径，主流意识形态借助大众文化商品把自身教化的内容融入到大众文化的娱乐活动中，增强了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和影响力，而且也使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大众文化的发展起到引导和控制作用。因此，中国大众文化发展必须要以中国的基本国情为参照，坚持自主发展，自主创新的原则，在大众文化发展的理论本土化和实践特色化上多做探索，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的发展模式。同时要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和管理制度。不能忽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作为舶来品的特征。中国的大众文化发展研究也是从借鉴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开始的，学习借鉴对于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

2.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党在十八大报告里明确提出，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1]因此摆正大众文化在我国文化建设中的位置，尊重大众文化商业性特点，搞好市场运作。既要符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关注大众文化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同时也要关注大众文化的文化价值，提升人们的精神文化境界，对大众的教化是大众文化承担的社会责任。大众文化的商业性促使它的文化价值的实现，必须要通过市场交换后形成的经济价值，这样就产生了经济效益比社会效益更为重要的误解，所以经济效益成了人们竞相追求的目标，而社会效益就成为无关紧要的，实际上大众文化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的。

3.处理好民族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种客观现实和历史发展趋势，文化全球化是全球化浪潮的重要部分。全球化的语境使大众文化的民族性与国际性的关系问题凸显出来，从国际化的角度来讲，大众文化作品必须要具有国际化的形式，才能走向国际化的舞台。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广泛及时地吸收和借鉴国外的有益文化成果，用来丰富本国的文化内容及创新文化产品的表现形式。而从民族化的角度来说，大众文化更要保持民族的文化形式，适应本民族的文化心理特点，才能更好为本民族的大众群体接受和喜爱。中国有着丰富的民间文化和通俗文化的资源，大众文化中当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本土文化资源的支持，大众文化应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反映民族文化思想，体现民族文化风格、展示民族文化精华，这才是确立中国大众文化在国际文化地位的基本要求。

综上，中国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建设根植于中国的大众文化发展过程中，中国大众文化现有的发展规模和运作模式都处于一个量的积累过程，要想达到一个质的飞跃，还需要对其进行科学规划，摸索出适应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路径方式。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 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 2012-11-18.

[2]2012年内地票房168亿.人民网.2013-1-3，http：//

finance.people.com.cn/BIG5/n/2013/0103/

c70846-20073990.html.

[3]崔建霞.和谐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理论内涵 与实践方向[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2）.

[4]李小满.坚持以人为本——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立 足点[N].人民日报，2004-11-26.

[责任编辑：褚永慧]

作者：王迎新

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论文 篇3：

技术理性与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化

摘 要：法兰克福学派是当代西方的一种社会哲学流派，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霍克海默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和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者，他可以算是批判西方工业文明技术的第一人。我们在读他的《启蒙辩证法》的时候可以深刻感受到他的批判和核心之所在——文化进步走向其对立面的各种趋势，从而通过对启蒙理性转变成为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盛行，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技术的异化和人性的丧失进行深刻的批判。为了拯救文化的进步走向其对立面，找到人类生存的价值基础，霍克海默怀着救赎的激情，开始了他的技术批判理论的旅程，让我们反思现代的文化进步，并对我们所生存的世界进行重新审视。

关键词：启蒙;技术理性;大众文化;批判

从霍克海默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前几代人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出，批判理论并不是从他开始而产生的。在这期间，法西斯独裁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及众多国家、残暴的反犹主义开始等等一系列行为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和痛苦。正因如此，霍克海默以自己独到的看法对启蒙、技术理性和大众文化展开了批判。本文将通过对启蒙辩证法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的分析，对其整体的批判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探究。另一方面，通过梳理一系列原著中的理论困境，我们寻求适应现代价值，试图从全面辩证的角度看待启蒙辩证法，挖掘书中深刻的思想内涵，在新时期发挥积极作用，促进社会进步。《启蒙辩证法》对法兰克福学派和现代中国都具有深远的意义，由此我们应该看到批判背后的社会现状，对工具理性所带来的问题进行反思。从工具理性的大局出发，统一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一、对启蒙的批判——启蒙倒退成神话

启蒙运动的初衷是使人摆脱束缚，解放人类，追求自由。文明的启蒙之门打开了，给人们带来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幸福。然而，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发现启蒙运动从某种程度来说已经取代了传统的神话，又成了另一个新的神话。此时此刻，反思启蒙运动是我们现代人的必然选择，换一个角度来看，站在启蒙运动对立面来重新审视，这是对新时期启蒙思想的价值和局限性进行重新审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在摒弃了消极心态的同时也正确认识了启蒙思想的意义和作用。

从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从而使人成为社会的主人和自然的主人。但是，启蒙并没有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换句话说，人类在启蒙的带领下并没有过上人们之前所向往的生活，也没有进入完全理性的状态，反而进入野蛮的状态而一发不可收拾，这也就是霍克海默为什么对其进行批判的根本原因之所在。霍克海默指出，18世纪的启蒙精神和思想本身的进步都是势不可挡的。然而，启蒙控制了精神，精神变成了非理性的俘虏，变成了控制人本身的控制工具，导致了人从内而外的堕落，“被启蒙摧毁的神话，确是启蒙自身的产物”。因为如同神话已经实现了启蒙一样，启蒙也一步步深深地卷入神话。“在美国，音乐文化同消遣娱乐、广告宣传混杂在一起，不仅一个人为了欣赏音乐，就必须同时收听广告，而且音乐连同它的悠扬庄严的属性也一起被用于商业广告”。

在笔者看来，霍克海默之所以对启蒙运动进行反思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对于统治一切事物的上帝（通常称为救世主）实则是想要成为自然的主人。其二，启蒙精神推翻所谓的神话的实质实际上就是神话本身。统治一切事物的理性精神，如造物主上帝，想要成为自然的主人。在人的支配下，自然又面临着一个思维主体，这个主体除了自我和自我概念之外什么都没有。一切由理性作为主体的胜利所表现出来的，以及一切从属于逻辑公式的，都直接由理性的服从中所表现出来。“每一种特殊的理论观点都不时地受到毁灭性的批判，而理论观点本身也就仅仅是一种信仰，最终，精神的概念、真理的观念，乃至启蒙概念自身都变成了唯灵论的巫术”。

因此，原本被认为启蒙能够唤醒世界，驱散神话，根除万物有灵论，现在却已经变成万物有灵论。在万物有灵论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距离是抽象的前提，它是以占有者与其通过占有物而获得的事物之间的距离为基础的”。作为启蒙工具的抽象物，它是一种我们必须去拒绝的观念，从而形成一种被洗涤了的抽象对象。正是在这种统治下，自由人最终成了机械的产物，这一切实则都归因于啟蒙运动。

二、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成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

启蒙运动的自我毁灭和理性的消亡是启蒙运动的结果，科学技术发展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绝对权利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有问题的根源。

首先，霍克海默指出，人类广泛使用的科学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来看是真正的启迪，但事实上，他们把崇尚技术作为过去的深化。在当时那个年代，霍克海默只对科技的各种衍生产品所造成的灾难和影响感到震惊。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这些问题真正的根源，因此，他把这一问题根源归因于当时盛行的科学技术。于是他开始了科学技术的反思，进一步批判了启蒙精神的膨胀和科学技术对人类生存的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文化上，人们把更多的精神支持和意识形态归结到科学技术，即启蒙辩证法中的“大众文化”。在这个时候，人们有限的社会责任感逐渐被抹去，人们处于思想的同化状态，在暗之自若的社会状态中生活的安逸自若。从公众的角度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把人们放在固定的位置来运转，这个时候人们只是在毫无意志地奔跑。人们在这种无意识的消遣中恢复了自己的力量，摆脱了忧虑和社会矛盾，可以继续不受关注地装备。

其次，霍克海默在批判科学技术本质后，揭示了科学技术的思想功能。他写道：“不仅形而上学，而且它所批判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他认为科学技术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原因在于科学技术如已知的道德和宗教意识形态，在阻止人们发现社会问题的真正原因的同时，还在掩盖社会本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人们对娱乐非常麻木，以至于他们不再追求价值和意义，与此同时，他们也忘记了他们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望。在这种思想中，人们很难找到真正的利益和社会的不人道。因此，“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正在形成。霍克海默批评技术的根本目的是解决人类在技术发展中的即将面对的未来问题。他的理论在深刻的批判了技术理性片面化发展的同时也指出了技术理性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对于这种由科技发展形成的技术官僚，是作为一种传统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是一种治理合法性成长的基础。

最后，霍克海默的科学技术观引导我们正确看待科学技术。在科学技术发展问题上，既不应盲目，也不应退缩。在霍克海默其技术批判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积极作用之所在，过分强调科学技术的消极作用，批判指向了在科学技术上，最后的科学技术思想不仅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而且导致了人际关系的异化，更甚者可能导致了人类自身的异化。总体而言，霍克海默对技术的社会功能持乐观和积极的态度。通过对其技术批判理论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有更多机会为人类寻找更美好的未来，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理性，引导人类在创造未来世界的同时发展人文精神。

三、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文化领域的退化

霍克海默在阐释了启蒙如何倒退为神话和技术沦为意识形态之后，将批判的重点又落在了文化领域。他承认，科学技术在抑制人们思想方面发挥了思想作用，主要是通过文化产业。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面临着物质短缺和现实文化领域的退化等问题。因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大众文化进行了批判。

“在文化工业中，个性就是一种幻象，这不仅是因为生产方式已经被标准化。个性只有与普遍性完全达成一致，他才能得到容忍，才是没有问题的”。从文化创造的角度来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文艺创作开始机械化，自动化大规模的生产和再生产。霍克海默认资本主义社会所体现的矛盾和冲突不仅暴露在经济领域，而且还以更深刻，更隐蔽的方式渗透到社会和文化生活中。通过意识形态高潮时期大众文化的兴起，进一步从另一方面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尽管文化产业表面上符合社会的需要，但实际上它仍然被货币所控制，这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力量。因此，文化产业已经失去了艺术的超越性和批判精神。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社会批评综合批判理论的一系列负面影响。

伴随着科学技术发展，资本家们将目光投向文化领域，一切大众传播文化包括电视、电影、广告、广播等等文化作品都成为猎物被贪婪的资本家大肆攫取。这些领域被贴上资本主义的价格标签，如同物品明码标价被售卖，而一旦被标价之后，其本身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也不复存在，所谓特殊的文化商品在大规模生产的流水线下也不再特殊。资本经济披着文化的外衣，手拿电视、音乐的艺术品欺骗大众，艺术变得虚伪，文化领域散发着铜臭味。当我们关注社会文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不同外观的产品有着相似的本质。打开电视，你会看到同样的情节发生在不同的节目中，打开收音机，同样的话被唱在不同的歌曲中，人们不仅看同一台电视。人们不仅看到和听到的都一样，而且他们的衣服也一样，表达自己的话也机械地重复着。统治者在生产这些文化流水线产品时没有考虑公众的想法。他们拥有話语权和决策权，使无知的消费者被迫选择消费。正是由于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平等，消费者的权利被无限削弱。因此，在文化领域，与其他生产领域一样，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资本家的终极目标，文化所应承担的满足群众精神需要的功能已不复存在。

随着人类探索自然的步伐，理性越来越成为人们用来统治和利用自然的工具。人们在探索解放和实现人民自由的同时，理性显现出不可估量的功利韵味，在这个时候，理性已成为工具理性。启蒙辩证法的特点是对大众文化领域的独特批判。大众文化越是在意识形态的高潮中的向前跃进，就能更近进一步显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在此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短缺和文化领域退化的问题是人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因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批评大众文化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反映的矛盾和冲突。

参考文献：

[1][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欧力同，张伟.法兰克福学派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3]王凤才.批判与重建——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作者：罗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