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法律论文范文

2022-05-10

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保险法律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文章对责任保险法律关系和利益平衡的理论脉络进行基本梳理，通过对责任保险主体、客体和内容的分析找出责任保险在利益平衡理论研究下的必要性和局限性。进而从责任保险的立法、责任保险司法以及责任保险监管上考察利益平衡的途径。

第一篇：保险法律论文范文

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研究

作者简介：王安琪，（1989.4-），山東人，河北经贸大学经济法学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财税法。

摘要：自古以来，传统的农业都占据着国家经济十分重要的位置，农业发展是否能够健康发展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命脉。故而，完善农业保险相关的法律机制对于落实“三农政策”是起着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稳定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不断完善我国农业保险法律的相关制度，为我国农业发展中的农业保险提供相应法律保障，可以提高我国农民的农业收入和农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也带动了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故而，建立我国健全完善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势在必行。

关键词：法律制度；现存问题；规划设想

我国的农业保险处在的地位可以说十分特殊，其发展曾长期处进退两难的境地，也即长期停滞不前甚至负增长，许多的商业保险公司在实务中开展其农业保险业务十分困难，广大农民也将农业保险视为一种负担而长期排斥。所以，在此背景下我们应该经济法学角度，通过分析农业保险的独特性、公益性和准公共物品性等特征，并从法理学角度阐述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必要性和正当性。

一、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基本理论

目前，学术界对农业保险的定义主要存在两种认知，即狭义定义和广义定义。在我国，狭义的概念是得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充分认可的。广义的农业保险在学术界也被称为“农村保险”。狭义的农业保险，指在种植业和畜牧业这两类领域中的农业工作者，在受到自然伤害以及意外事件的情况下，保险人对投保人受到的实际经济损失给予规范化补偿的一种保险机制，这种机制在理论上属于财产保险。本文中论述的农业保险指的就是狭义上的农业保险。

所谓农业保险法律制度，是指一个国家或某个区域为了保护其区域内农业生产者在农业生产经营中产生的经济利益及相关附属价值，也为了维护整个国家经济的健康稳定，从而设立的专门性的农业保险机构，为农业生产者从事农业劳作中进行风险担保的社会性保险机构制度。

二、中国农业保险法律发展历程

我国近代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历经从建国到新时期近80年的发展过程。建国初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及其各地方的分支机构逐步成立，其中农业保险的经营是其十分重要的业务。50年代初期农业保险短暂的兴起，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国农业经济得到快速的恢复和发展。到了1958年，“大跃进”的深入和人民公社的广泛建立，国家对于农业保险的认识逐渐偏离正轨，此后的20多年中，我国农业保险业务一直处于中断的状态。

为了稳定农业生产，国务院于1982年恢复了农业保险业务。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工作上来，对农业保险关系的调整开始转变为重视运用法律来进行规范。1985年国务院颁布了《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其中部分内容第一次提出建立农业保险法律制度。不过，由于当时的社会情况以及学术界对于农业保险法律的认知存在局限性，使得农业保险法律的构建没有成功。

1993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并于2002年对其中部分条文进行了较为大幅度的修改。

1995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出台，该法的第149条以及150条的规定，对我国农业保险等内容做出了比较细化的规定，这也为我国建立完善的农业保险法律提供了良好的法律基础。

1996年8月，国务院制定的《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对农业保险合作社提出政策扶持，在法律制度上，为我国建立农业保险公司创造了条件，内容明确指出，农业保险合作社将提供分保和再保险业务。

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对农业保险制度给予了极大的重视。2005年至2010年这六年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对切实发展农业保险提出了细化的要求，中央的这些重大举动表明，我国农业保险领域的发展进入全新阶段。

2007年1月，《国务院2007年立法工作计划》纳入了农业保险条例制定的内容，这意味着我国农业保险已经进入法制化正规轨道。同时，各地政府机关相继制定以及修改相关的农业保险法律规定或者政策。这些内容都表明，我国农业保险已经进入正式轨道，势必在今后的国民经济运行中，为农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三、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现阶段的弊病

（一）农业保险定位不够准确，政策性不够突出。农业保险具有双重正外部性的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它与社会公共利益紧密的连接着。国家必须运用法律手段妥善协调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而现行的商业农业保险模式，仅仅片面地调动市场机制的作用，在立法宗旨和法域定性上存在明显的不足，没有正确把握农业保险的经济法本质性质。

（二）农业保险立法存在缺陷。农业保险直接被视为商业保险，政府的在立法的构建中，将其定义为商业性保险而加以管控。运用《保险法》直接进行规范，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商业化的经营模式完全不足以改变农业保险自身所固有的政策特征。另外，《农业法》的许多规定具有局限性，不利于农业保险的发展。

（三）现行的政策法律规定在实际操作等方面存在局限性。现行政策规定多是些有关解决“三农问题”而做出的原则性、纲领性文件，在实务中几乎不存在可实际操作的可能；不仅如此，我国的一些规定商业保险的法律法规也比较抽象，在实务中很难直接运用，这也成为系统构建的一个短板之处。

（四）政府的主导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农业保险具有一定程度的政策性，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参与并在农业保险的运行，并且政府起着主导作用。这就需要发挥经济法律法规在规范政府行为方面的控权限权功能，明确政府在农业保险市场中的权力与责任。不过，由于我国农业保险相关法律存在的空白，增加了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不稳定性因素，这一系列限制因素直接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四、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落实农业保险各主体在权利、义务、责任三方面的具体细节。在农业保险法律的制定以及修改中，对于保险人、投保人、权利受益人的权利义务责任等方面应在符合具体国情的情况之下，充分调研，经切实讨论之后，在制度的构建上应当将各主体的权利、义务以及责任三方面做最切实可行的规定

（二）明确我国农业保险立法的宗旨。实行农业政策性保险是我国进行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农业保险方面的立法在不违背国家整体经济布局的前提之下，同时也需要从实际国家经济状况以及区域经济协调的基础出发。出于这些考虑，我们可以得出在立法制定上，不仅要保证可以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要保证稳步增加农民收入。

（三）保证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科学合理。我国农业生产具有一些特点，主要是区域间生产经营的农产品不尽相同，同时各区域的政府扶持力度以及投入资金也大不相同。总结以往经验教训，各地方政府应坚持以下准则：确立以政府主导，保证市场化经营的多种类，多层级的总括型经营类型。这种类型将会使得中央以及各地方政府逐步建立专业型的具有特殊地域性的农业保险公司，主要负责一系列的政策性职能，提供政策上的相关优惠以及财政支持。

（四）明确并细化农业保险监管部门的职能。在我国监管部门具有特殊性，其经营模式应是以政府为主导，引入市场等多因素形成的多层次的运行模式，所以在农业保险的立法中，关于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专门性保险机构的监管职权上做可行的规定，同时也要做合理合规的总体安排和制度设计。（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作者：王安琪

第二篇：责任保险法律分析

摘要：文章对责任保险法律关系和利益平衡的理论脉络进行基本梳理，通过对责任保险主体、客体和内容的分析找出责任保险在利益平衡理论研究下的必要性和局限性。进而从责任保险的立法、责任保险司法以及责任保险监管上考察利益平衡的途径。

关键词：责任保险　立法　法律关系

一、责任保险法律关系概述

法律关系是由法律规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责任保险法律关系包含三个要素;即责任保险法律关系的内容、责任保险法律关系的主体和责任保险法律关系的客体。

1、责任保险法律关系的内容。责任保险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在责任保险主体之间具有的联系方式。这种联系是以平衡责任为追求，所以，其作为贯彻责任保险法律关系的内容，本质是调整各自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也就是责任保险法律关系的内容。

2、责任保险法律关系的主体。责任保险法律关系主体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人”是指责任保险法律关系的具体承受者和参加者，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在责任保险法律关系中，保险人、被保险人(投保人)相互享有权利并负担义务。只是第三人享有权利，如果在此时第三人承担义务责任保险就会存在道德风险。传统责任保险的目的在于保护被保险人，填补被保险人因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所受到的损失，因被保险人的行为而受害的第三人，对保险人投有直接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并且，在被保险人向受害之第三人赔偿损害之前，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没有即时给付保险赔偿金的义务;惟有被保险人已经实际向受害之第三人赔偿的，保险人才承担填补损害的义务。在这种理念之下，“若被保险人不幸失去偿付能力，并经判决认定，其依照保险单，不得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赔偿金。”

3、责任保险法律关系的客体。责任保险法律关系的客体，是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台湾学者桂裕先生是这样进行评述的，“民事关系之责任，有由于契约而生者，有由于侵权行为而生者，有由于物之占有而生者，更有由于法律之规定而生而不问过失之有无者。但无论原因为何，其得为责任保险标的之责任，必为赔偿或给付金钱之责任。”责任保险的标的，须是具有财产性质的民事赔偿责任，而不包括其应负的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非财产性质的民事责任。

二、责任保险立法分析

责任保险立法是指立法机关通过制定保险法律法规来对保险活动进行规范和制约。立法活动具有不连续性的特点，例如保险法的制定和修改对立法机关来说都是阶段性和非连续性的。但是，保险立法监管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是制度性、方向性和根本性的，是其他任何力量都无法比拟的。例如，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公司的经营范围和资金运用的渠道都有明确规定，这对保险市场的影响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1、我国责任保险的立法之现状。首先，从享有国家立法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后发布的法律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类：(1)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2003年10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2)船舶污染强制责任保险。1999年12月通过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66条规定：国家完善并实施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赔偿制度;按照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责任由船东和货主共同承担风险的原则，建立船舶污染保险、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3)建筑企业意外伤害保险。1997年11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48条规定：建筑施工企业必须为从事危险作业的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支付保险费。其次，行政法规有关强制保险的规定主要包括：(1)强制船舶污染损害责任和沉船打捞责任保险。2002年8月开始实施的《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67条规定：船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取得船舶污染损害责任、沉船打捞责任的保险文书或者财务保证书。(2)旅行社职业责任保险。1996年lO月国务院颁发的《旅行社管理条例》第21条规定：旅行社组织旅游，应当为旅行者办理旅游意外保险，并保证提供的服务符合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最后，是一些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大致包括三大类：一是对执行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强制责任保险所做出的具体规定，包括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旅行社责任保险，这在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中都有集中的表现;二是个别地区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并未涉及的强制责任保险，如云南、西藏等地方性人大根据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公众责任保险作出的强制保险规定，又如一些部门规章对会计师、律师强制责任保险的规定等;三是规范性文件对一些强制责任保险进行了规定，这些大多都是針对近年来一些新兴的职业责任保险的补充，包括律师责任保险、建筑工程设计责任保险与建筑责任保险等。

2、我国责任保险的立法之不足。从我国目前责任保险的立法状况来看，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具有多层次责任保险的立法体系，但是这一体系仍有一些缺陷。

首先，责任保险规则制定比较粗糙，相比其他保险规则责任保险覆盖范围有限。现行法律只有四部法律规定具体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行政法规基本上是对上述规则的补充，立法文件对于雇主责任保险、医疗职业责任保险等责任保险很少涉及。与此同时，责任保险规则的可操作性差。以雇主责任保险为例，尽管《煤炭法》和《建筑法》中均规定了企业为其员工人身安全负有强制投保的义务，但上述条款不仅没有“责任保险”的表述，而且如何投保以及监管等问题均缺乏可操作性的法律条款。此外，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雇主责任保险法》出台，对于雇佣关系的调整还存在重大的缺失。

其次，立法的效力存在严重的缺陷。现代法律反映出不同部门利益，为理顺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往往需要有相关的政策在技术层面上进行补充，从这一角度来看，“强制责任保险”或类似的概念出现在法律、行政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中，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依照保险法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以外，保险公司和其他单位不得强制他人订立保险合同。这一规定，造成现行大多数强制责任保险规则丧失了法律依据。其直接后果是部分地方法规和政府规章越权规定强制责任保险，这在客观上造成强制责任保险规则在客观需求以及法律实施的两难处境。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在某些特殊行业实施强制责任保险，另一方面，这些强制责任保险规则在法律上缺乏明确的立法依据。

最后，责任保险立法术语的使用不够严谨。在现有的强制责任保险规则中，立法语言上的瑕疵是显而易见的。例如立法对“责任保险”与“人身伤害保险”概念认识不清。从学理上看，雇主责任保险与人身伤害保险承保的虽然都是人的身体和生命，但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雇主责任保险所承担的是雇主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是一种无形的利益标的，属于

责任保险的范畴，而人身伤害意外伤害保险所承担的是被保险人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是一种有形的实体标的，属于人身保险的范畴，认识中的模糊造成了现行的强制责任保险规则充斥了大量的“意外伤害保险”的概念。这种立法上的不严谨反映了立法者对某一危险责任是否应该进行强制保险缺乏清晰的立法定位。

3、我国责任保险的立法之完善。正是因为责任保险发展中的不平衡，所以完善责任保险之立法对责任保险的发展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务之急是立法明确责任保险中的责任，应在《民法通则》的基础上厘定责任保险中的“责任”，制定《责任保险法》，将责任保险合同中的责任上升为法律责任，调整各种责任保险法律关系，尤其是明确保险人的义务。此项法律的制定具有事前指引和事后调整的作用。即责任保险的投保人在未发生意外事故之前，能较为准确估计自己可能发生的损失成本，将此项成本和预防责任投入相比较，有利于事前防范。同样，保险公司通过预估赔偿风险，能制定更为合理和精确的费率。当第三人在发生意外事故后，投保人和第三人以及保险人根据法律规定可以迅速准确地协商赔偿事宜，避免了不必要的纠纷和矛盾。在实际操作上可结合国外的作法，对过失责任严格设定，只承保过失责任，而不承保绝对责任，避免在保险责任上造成重复。

三、责任保险司法分析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责任保险的司法是指司法审判机关通过法定程序，按照法律法规规定，负责协调解决责任保险市场参与者之间产生的各种争议。并通过司法建议书影响保险的行政监管和保险立法的进程。责任保险司法的特点是通过保险当事人的要求，被动地介入保险纠纷调处的，作出对规范市场有很强的示范意义的司法裁判。责任保险司法平衡是指司法审判机关通过法定程序，按照法律法规规定，负责协调解决责任保险参与人之间产生的各种争议，合理解决争议的过程。现代社会的诉讼制度设计根据社会冲突的性质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用以解决社会平等主体之间冲突的民事诉讼制度，它以“恢复权利”为目标指向;用以解决国家与个人之间基于个人严重破坏现行统治秩序行为而发生冲突的刑事诉讼制度，它以“惩罚”为主要目标指向：用以解决因行政行为的不良实施而发生在行政机关和公民之间的冲突的行政诉讼制度。可见，诉讼制度好比一条通道，人们的各种法律上的要求都可以进入这条通道获得救济，各种冲突也可以融入其中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在诉讼过程中，以审判公开、辩护、陪审等要求程序公正的制度运作，司法过程就将社会各个利益主体都纳入具体的法律场景之中，从而在司法过程与社会之间形成法律信息上的互动，最终有利于利益冲突的有效解决。严格说来，“司法权只有一个利益，就是在公众利益和公民权利间保持公正的平衡，无论其地位高低也无论他有权有势还是平民百姓。”在司法过程中，要求有相互对立的利益主张者对必要的事实进行相关的举证，法官再针对相互冲突的利益做出取舍、评价和裁决，最后经过特定的程序把法律法规施于冲突的各种利益。弗里德曼就认为，“法律判决本质上是经济性的和分配性的”。庞德也认为司法活动实质上就是各种利益的实现和保障机制，即一方面它必须实现和保障“通过各种冲突严格分析，然后确立的最普遍的社会利益”;另一方面还必须“通过权利和法庭裁决对形形色色的个人要求进行鉴别，确立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个人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相对于立法和行政相比，更是一个“平衡器”，利益平衡与司法活动相伴相生。从以上法律平衡利益的必然趋势和实现途径中我们得知，法律作为一种科学的纠纷解决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种利益的分配、协调和实现的过程。法律不仅对社会生活中多元的利益要求给予表达，而且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在于“调整及调和上述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无论是个人的利益还是社会的利益”。法治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提供了相互博弈的平台，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交流、竞争与合作提供科学的法律依据，从而使整个社会的利益冲突通过一种理性、民主的方式得到解决，避免了暴力冲突，从而使和谐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问题的关键是，在立法和司法过程中，立法者和司法者究竟应当如何恰当的选择、取舍和平衡各种利益及其关系，以利益杠杆调动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缓和其对现存社会秩序和利益关系安排的不满或抗拒。

四、责任保险的监管平衡

责任保险监管平衡是政府对责任保险市场的一种干预行为，是对责任保险各方主体进行监督的一种行政行为。保险行政监管是指保险行政监管部门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原则和程序，检查处理违反保险管理规定的行为;根据保险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对违反保险管理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追究行政法律责任，进行行政处罚的行为。保险行政监管的特点是日常性的、连续性的和主动性的。行政監管与保险市场最为接近，是保险市场监管能否成功有效的关键。

1、责任保险监管的必要性。对责任保险实施监管是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通常做法。由于责任保险市场的垄断行为以及信息不完全对称等经济现象，所以，政府就应当对市场进行适当的干预，以确保市场的活力和效率。正是由于保险业的这些特性，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因此，一般国家政府都对保险业实施比较严格的监管措施。

2、责任保险监管的具体表现。责任保险的监管表现在多个方面：第一、国家建立多级监管体系保险监管机构，实施对保险业的监管。世界上各个国家一般都建立多层次的监管体系，保证对保险经营机构的严格监管的实现。在宏观上，强调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为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把监督管理的重点放在对保险市场准人和退出的监管上，严格保险机构设立的资格审查、保险机构变更及终止的管理。第二、通过保险行业组织专门负责对保险业的监管，并且制定很多具体的技术性规定与强制性规定。国家鼓励保险中介组织和保险行业协会等行业自律组织的成立，通过建立行业业务执行规范进行行业自律。保险行业自律组织对保险市场的管理能够发挥国家宏观管理机构所不具备的平行横向协调作用。由于保险行业协会的成员大部分由保险行业内部具有专业技术和行业管理经验的业内人士组成，与保险市场的各个行为主体之间有着广泛的联系，因此能够及时了解市场的动向，发现行业内部存在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从而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保证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第三、保险监管严格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对保险企业的财务进行严格监管，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严格监管，对保险条款和费率的管理和保险基金运用方面的限制进行严格监管。建立一套完整的保险企业素质评价体系，提高保险公司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这是保险企业作为保险商品供给主体实行自我管理的一种手段，不仅可据此衡量企业的总体素质，企业也可根据指标体系涉及的方面对自己的业务行为进行有意识的规范。最后、通过社会监督进行对保险的监管。社会监督广泛存

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各个方丽如舆论监督，公众监督，如果有效利用，可以作为保险监管的一个重要补充力最。例如，保险监管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保险申诉部门以受理消费者的申诉，申诉部门调解保险纠纷，既可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维护整个保险业的信誉，又可通过研究保护投诉情况从而发现有用的监管信息。

3、完善我国责任保险监管体制。加强保险业的监管是为了有效防范和化解保险业风险和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完善我国保险监管体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1、加快完善保险监管组织体系。派出机构的权利运作应坚持统一集中，授权运作的原则并与市场要求相适应。在确保监管政策权威的基础上，应考虑到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应根据各地保险业的特殊情况来确定监管机构设置向基层延伸的数量和层次。2、强化行业自律，完善行业协会的组织制度。我国的行业自律组织的成员多为保险公司，确切地说，保险行业协会就是保险公司的协会。而保险经纪人、保险代理人作为保险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却没有专门的行业协会对其监管，使得我国许多的案件都出于保险代理人的职业道德犯罪，所以应该建立中国保险代理人协会，中国保险经纪人协会。同时为了充分发挥自律机构的监管作用，应在法律中予以承认自律规范对其成员的约束力。3、形成多方位的保险监管体系。合理分工，划清行政监管和行业协会自监督的界限，使国家监管和行业自律有机结合。目前行政监管的内容极其庞杂。任务很多，而监管力量不足使得监管工作无法得到真正深入进行。并且由于没有落实行业协会具体的自律管理权限，使得行业协会成了一个虚设组织，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因此，监管者应站在宏观管理的层面，把保险法规的制定和宏观政策作为自己的重点，而对于保险条款、费率、市场竞争方面的监督职能，就交由行业协会去承担。但同时要有法律承认自律协会对其成员的约束力，从而提高自律规范的严肃性。

参考文献：

1.桂裕.保险法.台湾三民书局.

2.郭峰，胡晓珂.强制责任保险研究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2007年会参会论文集.

3.[美]约翰·M·赞恩，刘昕，胡凝译.法律的故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4.[美]弗里德曼，李琼英等译.法律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5.[英]科特威爾，潘大松等译，法律社会学导论，华夏出版社，1989.

6.[美]博登海默，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7.樊钢.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8.中曙光.保险监管的严格性.社会科学家，1999(3).

作者：王京

第三篇：重大疫情下保险公司赠送保险法律问题研究

摘要：赠送保险已成为重大疫情下保险公司常见的赠送形式，然而目前面临诸多法理与适法困境：是否遵循对价平衡原则，赠送标的为保险费抑或保险金额，是否违背保险利益原则等。通过深入分析赠送保险相关基础理论，明确了赠送保险实际未违背对价平衡原则，赠送保险之赠送标的实为保险金额。从道德风险的视角出发提出废除保险利益原则的建议，以提高紧急情况下赠送保险的承保效率，更好地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

关键词：赠送保险;对价平衡原则;赠送标的;保险利益原则

中圖分类号：F8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20/j.cnki.jrjy.2021.01.006

一、引言

古往今来，乐善好施与扶危济困的优良传统源远流长，民间慈善活动经久不衰。改革开放以来，慈善已发展成为专门事业，在重大灾难发生时发挥着雪中送炭的作用。在重大疫情之际，诸多保险公司响应号召，为医护人员、基层干部、公安干警等赠送保险。然而，每一项赠送保险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以及当保险事故发生时是否一定能落实到位仍是未知数。

2020年3月，李某针对疫情中赠送保险的若干问题向中国银保监会申请信息公开，后以原告身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针对本案主要存在如下争议：首先，保险捐赠金额是否真实，因为无任何法定机构对保险人的捐赠明细进行登记公示，涉嫌骗捐行为;其次，保险公司捐赠标的是保险费抑或保险金额;最后，赠送保险的保险利益以及投保人主体资格是否合规。针对上述争议，一时间引发激烈讨论。以上问题需一一厘清，否则势必会直接影响保险合同的有效性。一旦保险合同认定无效，不仅会使赠送保险停留在口号上，而且其极易成为保险公司违法操作牟利和不正当竞争的手段。

二、相关文献综述

对于我国赠送保险目前存在的法律问题，现有文献主要从赠送保险涉嫌违背保险法理、涉嫌利益输送、与《保险法》缺乏衔接等方面展开讨论。

首先，关于赠送保险涉嫌违背保险法理的问题。学者主要针对保险公司免除保费这一法律行为的后果进行探讨，通常认为该行为将会破坏保险运作基本原理，损害其他主体的利益，是不正当的。李娟（2009）从保险费约定的性质、保险运作基本原理方面分析了保险单赠与行为的非正当性[1]。李玉泉等（2020）则认为，如果从员工募捐、慈善基金中抽取资金作为保费是真正的赠送保险，应该提倡[2]15;而吴兆如等（2011）认为赠送保险免除保费无不利后果，赠送保险不会影响保险合同的双务有偿性[3]。

其次，关于赠送保险涉嫌利益输送问题的争议。保险公司赠送保险，主要是看重其获客功能，更愿意把保单赠送给那些从没购买过保险的潜在客户，以开发新客户[2]17。由于前述案例中银保监会公布的赠送保险相关数据无处可查，引发了公众对于赠送保险涉嫌骗捐的质疑。许崇苗等（2020）认为保险公司应披露相关承保、理赔整体情况，及时回应社会关切[2]19。针对众保险公司以及银保监会以“保险保障金额”对外宣传这一行为，陈秉正（2020）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保险公司捐赠的实际上是保险费，并建议未来保险机构在对外发布有关捐赠保险信息时，不要仅使用保险金额这一概念[4]2。

最后，关于赠送保险与《保险法》缺乏衔接的问题。周波（2020）等提出，目前以用人单位以外的其他相关主体作为投保人进行的赠送，可能在保险利益上引发合法性问题①。曹顺明等（2020）提出，在赠送保险中，受制于时间紧迫、被保险人人数众多等因素不宜被打扰，不适合也难以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与认可[2]16。陈秉正（2020）等提出应对之策，认为在公益性保险捐赠中，应明确投保人对被保险人自然拥有保险利益[4]2。周波（2020）针对这一问题，提出应采取总括保险的形式确保合规性②。梁鹏等（2020）从理论上论证保险公司作为投保人的妥当性和可行性[2]21。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了赠送保险中当事人如实告知说明义务的履行较为困难等与《保险法》的适用缺乏衔接的问题。

综上，目前学界针对赠送保险中的法律问题主要围绕法理、立法、现实三方面展开讨论。总的来说，赠送保险作为新业务虽存在众多争议，但其价值应肯定，应当加强公益赠送保险制度顶层设计，释放改革制度红利[2]16。以上文献观点对于赠送保险的研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但也存在研究探讨理论性不强，问题解决不够彻底等问题。本文结合当前案例，从众多争议中选取最具代表性和探讨价值的三个问题，即赠送保险是否违背对价平衡原则，赠送保险赠送的是保险费还是保险金额，赠送保险中保险利益原则的适用问题展开深入论述。主要针对投保人欠缺保险利益的问题，从道德风险的角度出发，阐述保险利益原则在团体人身保险中适用的非必要性，并可同时解决人寿赠送保险中的同意与认可等问题。

三、赠送保险与对价平衡原则：坚守抑或违背？

“保险契约之成立以约定交付保险费为要件，若无此代价之约定，该契约不生效力。”[5]33“此有偿契约，即为当事人须互为对价关系之给付契约也”[6]28，该原则体现的是个体意义上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给付与对待给付的均衡，给付均衡即为对价平衡[9]148。投保人给付保险费后，其对价关系乃为保险人对于保险事故发生与否之危险负担，此为对价平衡原则之重要体现。免除保费引发的争议自赠送保险诞生便一直存在，学界早期主要针对保险机构与新闻宣传所称的“免费保险”进行专门讨论，一般认为真正的免费保险有悖于权利义务对等要求，可能给保险经营本身造成困难[7]。而法院在审理赠送保险的纠纷案件中，通常不会对无偿保单的效力进行审查[8]③。疫情爆发以来，赠送保险具备的无偿性再次引发了其是否存在对价的争议，进一步面临来自对价平衡原则的质疑。

（一）对价平衡原则之重要地位

“保险法中公平价值的实现，体现为对于对价平衡原则的贯彻[9]。”对价平衡原则在日本学说上根源于保险学理论[10]5。目前，此原则并非是保险法承认的一项基本原则，但该项原则的重要地位得到了众多学者的默认，已有学者提出，给付均衡原则可被体系化地解读为保险合同法的三个核心原则之一[11]。亦有学者将对价平衡原则置于保险契约法原则之首位[10]5。对价平衡原则并非是公平原则在保险法中的简单体现，其体现了保险法的特殊之处，主要表现为：一是保险法中的对价是客观严密、可计算的。二是收支相等原则与对价平衡原则密不可分，涉及整个保险业的收支问题[12]，因而进一步影响投保人、保险人和其他利益共同体等多方主体利益的平衡。

在普通的民事合同当中，一般只涉及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且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均由双方当事人进行承担。而保险合同中保险责任看似是由保险人承担，实际上代表保险责任的保险金是危险共同体共同利益之体现。若个别投保主体未承担与其风险相适应的保险费缴纳义务，则意味着需要侵夺其他危险共同体的利益作为代价。因而对价平衡原则的遵循也是其他危险共同体利益实现的重要保障，应作为保险法的法理基础和核心原则予以遵循。

（二）观点争议

保险费与保险责任承担之间的对价平衡是社会化风险管理机制有效运作的重要前提[13]34。“个别被保险人如欲加入危险团体时，所收取之对价应与其危险相当”[10]5。简言之，没有对价，就没有保险。

一方面，有学者认为，重大疫情下的赠送保险中大多数做法有违法律规定和立法原理，其中主要包括对对价平衡原则的违反[6]15。该学者的理由是，赠送保险合同都是等价有偿合同，不交付保费而承担保险责任的行为，是违反《保险法》规定以及侵犯其他投保人交付保费所积累的保险基金的行为，也是对其他被保险人合法权益的损害。有学者亦认为赠送保险是无对价的交易行为，其理由则是保险公司没有取得收入却承担了债务，一旦发生事故，这对股东、现有保户和公司的财产基础都构成一种损害[2]18。

另一方面，有学者持反对观点，认为“只要保险公司解决赠送的成本问题，赠送保险在保险法理上就是可行的”[13]34。其主要理由在于，赠送保险并非是真正的“免费保险”，赠送的无偿只是免除了保险相对人的支付义务，保险产品的风险成本仍然存在，若由保险人一方自行承担且做好财务安排，例如，该成本从保险机构的利润或其他合理渠道列支等，保险合同便不会受到实质性影响。

本文赞成第二种观点，即一定条件下的赠送保险并非是对对价平衡原则的违背，理由如下：其一，因赠送保险本质上只是免除了支付保费一方的支付义务，而实际上保费并非不存在，而是需保险人一方支付，若保费来源正当合法，则与保险公司的风险负担互为对价;其二，若保费来源正当合法，则不会累及合同双方、其他利益共同体、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与一般保险契约无甚差别。若非如此，则是对对价平衡原则的违反。目前，赠送保险保费的来源与具体适用仍缺乏有效的法律规范，不能确保对对价平衡原则的完全遵循，直接影响赠送保险合同的效力，使第三人之利益得不到保障。

（三）赠送保险对对价平衡原则之坚守路径

赠送保险是由赠送人代缴保险费，并不会直接违背对价平衡原则，但若保险费来源不当，挪用了其他危险共同体的风险成本，或者未经过公司内部决策从而损害公司、股东等的利益，则是对该原则的变相违背。因此，若要落实对价平衡原则，需要对赠送行为以及保险费的来源进行严格管控。

首先，根据赠送保险的实践经验，保险费的来源应严格限定在员工募集、公司慈善基金、利润等合法范围内，赠送保险与正常销售的保险产品无异，应按照中国银保监会相关监管规定进行管理①。其次，保险人赠送保险的行为是该公司的整体行为，保险费的来源也应经过公司统一决议。若决议不当或未经决议将会对公司、股东、客户等他人利益造成侵害，因此需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对赠送行为做出决议，确保保险费的来源正当，不侵犯他人利益。最后，需要对保险人的赠送资格进行制度设定。并非所有的保险人均有能力在事故发生时负担巨额赔付，若保险人盲目赠送，又加之公司规模较小、资本薄弱，就可能造成该公司超负荷运转，或无法做到完全赔付以致威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在公司内部做出同意赠送的决议后，需要满足一定的资本条件并报总公司批准后方能进行赠送。总之，只有从源头与程序上确保保险费的合法性才能落实对价平衡原则。

四、赠送保险之赠送标的：保险费抑或保险金额？

中國银保监会将保险机构所赠送之标的称为“保险保障金额”。显然，“保险保障金额”即为法律层面的“保险金额”。但对于赠送标的应该如何理解，观点分歧，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保险保额”即为法律层面的“保险金额”。文首案件争议一方认为保险公司捐赠的实际应该是保险费，保险金额是保险人将来可能承担的最高限额，将“可能性”进行捐赠，涉嫌虚假捐赠或骗捐①。该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我国目前缺乏对赠送保险的程序保障，对赠送保险的认知较为落后，且没有厘清赠送保险的本质。那么，针对保险人的捐赠标的究竟是保险费还是保险金额的问题，以下将从保险合同之双务性②、射幸性③以及通用表达习惯三个方面厘清此问题，使赠送保险制度免受质疑。

（一）保险合同之双务性

若要明确赠送保险的标的究竟为何，只有明确双务合同的具体内涵，才能明晰赠送保险人承担的具体义务。其一，在双务合同中，本应由投保人一方给付保费，然在赠送保险中，保费的交付义务移转至赠送保险人，此为赠送保险人一方的义务之一;其二，保险人本应所负义务为何，存在金钱给付说与危险承担说的争议。前者认为，“保险人所负之义务以“保险事故发生”为要件，负附停止条件之保险金给付义务”[5]32。后者认为保险人之义务并非仅于保险事故发生时始负保险金给付义务，该义务存在于整个保险期间，是一种危险承担义务。由于前者无法解释保险事故未发生时，保险人无须将保险费返还的问题，因此危险承担说作为保险人之给付内容较为适当[10]16。由此可见，赠送保险人于整个保险期间的危险负担义务乃为其义务之二。

疫情中的赠送保险，保险人代投保人交付保费后并同时负有整个保险期间的危险负担义务，具体表现为为被保险人心理和经济上提供安抚与慰藉，使之免于忧患，也表现为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金额之给付义务。显然，保险人捐赠的仅为保险费之观点实为欠妥，其选择性忽视了保险人所负之实际义务。

（二）保险合同之射幸性

保险合同为射幸合同，该合同所载明的某种危险在将来是否发生为偶然，然保险事故一旦发生即可获得相应赔付这一结果实为必然，此为保险合同的本质特征，亦符合保险法的规范意旨。因而，与普通保险合同无异，赠送保险人所捐赠的标的并非是一种“可能性”，而是被保险人于整个保险期间的危险负担义务以及出险时赔付保险金额的确定性。假设在极端情况下，赠送保险中全部的保险事故均已发生，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亦将毫无疑问、确定地得到赔付。

保险人实际所赔付的保险金只占保险金额很小的比例，保险人的给付乃基于偶然事件之发生与否，此为保险合同是为射幸合同所决定。不能因此忽视赠送保险人为被保险人所提供的经济与精神上的支持，也不能否认赠送保险所发挥的作用。需明确，保险费所代表的实际上是一种对被保险人确定、实在的人身利益保障，表现为一旦发生保险事故所给付之保险金额，而非虚无缥缈的“可能性”，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涉嫌虚假捐赠或骗捐等问题。

（三）通用表达习惯：“保险金额”

关于以“保险金额”而非“保险费”对外公布捐赠结果这一表述并不存在问题。“保险契约之目的在于使保险人于特定不可预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发生时，对被保险人履行赔偿或给付之义务”[1]36。首先，根据保险契约的规范意旨，保险人负有“履行赔偿或给付之义务”，即负有赔偿或给付保险金之义务并以保险金额为限。可见“保险金额”成为被保险人可获利益保障之重要依据与参照，意义重大。其次，从语言表达习惯上看，在一般保险合同中通常表述为“购买了保险金额为多少的保险”，而并非表述为“购买了保险费为多少的保险”，此种表述毫无意义，其所承载的信息十分有限且不符合通用表达习惯。因此，保险公司以“保险金额”进行宣传有其合理性，不能认为保险业公开宣传的巨额数字是故意玩弄“数字游戏”的结果。

综上，赠送保险中保险人赠送的是以保险金额为表现形式的确定的危险负担与保险保障，而不是仅为保险费本身或一种可能性。但不可忽视，赠送保险的进一步落实仍缺乏制度保障，虚假捐赠或骗捐等行为仍可能存在，银保监会所公布的保险金额数据的真实性受到公众质疑，且面对公民的信息公开申请也未提供有效信息，赠送保险人的具体赠送明细更是无从查询、验证。可见，即使肯定赠送保险的捐赠标的为保险金额，但也不能否认确有涉嫌欺骗，误导国家、社会与公众之嫌。

（四）赠送保险之赠送标的：保险金额

保险业以“保险金额”而非“保险费”对外宣传公布的方式并无不当，但银保监会所公布的巨额数据缺乏查证途径从而引起社会的造假质疑，使赠送保险沦为保险公司摆噱头、赚名声拉拢客户的工具。因此，需要从制度上确保赠送保险中所有信息的真实性与可查性，形成完善的信息披露与公开体系。首先，应确保相关保险信息可供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查证。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公司应查明被保险人的人数与具体信息，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出具纸质或电子保险凭证，确保投保一方的知情权。其次，对于每一份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与理赔金额都应该被登记记载可供相关公众查询，确保捐赠信息的真实性，以免在保险业产生欺骗与误导之风。对于慈善事业本应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相关信息的公开应当真实、完整、及时。

五、赠送保险中的保险利益：保留抑或废除？

保险公司赠送保险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个体型赠送保险，二是团体型赠送保险。早期的赠送保险主要为保险公司向个人赠送的具有营销和附带性质的保险，由于个体型赠送保险中的被保险人即为投保人，对投保主体的资格并无争议，因此学界早期并无对该问题的讨论。重大疫情中，因受灾区域广、涉及人员众多，各保险公司主要以团体保险的形式进行赠送，医院、慈善机构等受赠团体能否作为投保人成为缔结保险合同的适格当事人，往往因其对被保险人缺乏保险利益以及无法取得被保险人的事先同意等问题，面临较大的主体合规性争议。因此，本部分讨论的赠送保险将局限于团体型赠送保险的相关问题。

（一）团体型赠送保险中保险利益原则的适用困境

我国保险法在人身保险利益之立法例上是采“利益主义”加“同意主义”①，因此“团体保险在法适用上面临着最核心的问题——欠缺保险利益，即团体保险合同可能欠缺保险利益而无效”[14]。赠送保险中的投保团体即面临着欠缺保险利益的困境，保险合同存在被判定无效的风险。

1.“同意主义”适用之局限性

除与投保人具有劳动关系的人之间存在保险利益，其他投保人仍然不能逃脫违反保险利益原则的质疑，只可通过“同意主义”推定保险利益。“同意主义”是否可以有效解决赠送保险中保险利益原则的适用问题需进一步明确。

虽然《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①规定了同意推定保险利益原则，但该规定在重大疫情赠送保险中作用十分有限。其一，疫情当下，时间紧迫。某个团体所涉成员来源分散且人员数量成千甚至上万是常态，征得每个被保险人同意并提供证明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人力，操作程序繁琐会延误最佳投保时期，况且部分被保险人由于工作特殊不宜被打扰。其二，无法达到团体保险的承保条件。虽然相关司法解释对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金额的形式和时间做出了灵活规定②，但《团体保险通知》第三条对团体保险的承保条件规定更加严格，保险人要求投保人提供被保险人同意为其投保的有效证明和被保险人名单。而由于疫情下的特殊性，一线人员随时面临重大人身风险，可能来不及事后同意已经发生保险事故，此时被保险人的利益可能无法确保实现。其三，无法适用总括保险之规定。根据现实情况来看，各保险合同订立时要求被保险人具体人数确定下来，可见该合同也不属于《团体保险通知》第三条③规定的总括保险的范畴，因而不属于除外情况，需自订立保险合同时即需提供被保险人同意承保的证明与名单。

此外，即使部分被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有劳动关系，由于赠送保险中往往包含以死亡为保险金给付条件的合同，其订立需要被保险人的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因此，也需专门征得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被保险人的同意。对劳动关系的判断也并非易事，以医院为例，需区分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人事关系与普通劳动关系，医护人员跨省奔赴一线带来的流动性更加剧了劳动关系判断的复杂性。可见，关于与投保人之间具有劳动关系即具有保险利益的规定，在赠送保险中实施起来困难重重。

综上所述，在遵循保险利益原则下，赠送保险合同的订立需征得被保险人同意，而考虑到对“同意推定保险利益”与“劳动关系”的鉴定实施困难，且事后追认并非是有利于被保险人利益的选择，因此，需谋求其他方式对该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解决，从而保障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2.“代理模式”适用之局限性

有学者为化解投保人所面临的缺乏保险利益的问题，提出了“要保代理人说”，以要保代理人取代要保单位，重新构建契约当事人[15]。

赠送保险法律关系中包含三方主体，即赠送人、受赠人、受益人，由受赠人作为投保人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受益人即为被保险人。要保代理人说则是将被保险人自身视为投保人，原投保团体仅为被保险人授予代理权的投保代理人，保险合同的订立双方始终为被保险人与保险人。这一将投保人、被保险人身份合一的做法，避免了投保人可能出现欠缺民事权利能力以及违反保险利益原则的问题，保险合同不会因而无效。此外，该学说使得被保险人可自行指定受益人，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道德危险发生的概率。

此学说看似解决了当前制度所面临的困境，但其中存在不可化解的矛盾。首先，就代理关系本身来说，是由被代理人主动发起，选择代理人代理其与第三人为一定的法律行为。而赠送保险法律关系并非由被保险人主动发起，而为被动接受，是对代理制度一般原理的违背。其次，团体保险发展自“员工福利”，以照顾与维护团体成员的利益为目的[16]。赠送保险中的投保单位或团体同样是从维护团体成员人身利益的角度出发，符合一般团体保险的宗旨，要保代理说却未体现团体“为被保险人增进福祉”而订立保险合同这一要旨。再次，团体保险合同最明显的特征即可用一份合同为所有团体成员投保，而在代理说中，需由每个被保险人委托代理人与保险人订立合同，实际上为众多单个人合同的集合而已，与团体保险的实质相背离。最后，虽然该观点化解了违背保险利益原则的问题，但代理人代理权之行使，仍需经过被代理人即每一位被保险人的主动发起与同意授权，否则代理关系即无法成立，难以提高承保效率。

（二）道德风险视阈下保险利益原则的存废

有关学者基于团体保险构建了代理模式，试图逃避保险利益原则的牵绊，但却囿于不可消解的矛盾不能实现其目的。因此需要进一步思考与深入了解绊住赠送保险脚步的保险利益原则在给付性保险中发挥的作用，对比该原则在团体保险中，尤其是在疫情下的团体赠送保险中扮演着何种角色。

1.给付性保险中保险利益原则的存废

保险利益原则最初设立是为了杜绝赌博与投机行为，并防范道德危险。但随着保险制度的发展，这一原则的弊端开始显现，有学者认为该原则正在逐渐侵蚀其本身所欲实现的目标且这一原则的实施弊大于利[17]，因此是否应放弃这一原则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广泛讨论。

疫情下的赠送保险大多属于死亡给付保险，与一般给付型保险合同相比条件更加严格。但根据该标准不难发现，实际上仅取得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金额即可成为投保人，而二者之间是否具有保险利益这一问题似乎被忽略了。有学者就这一问题认为基于死亡给付保险的特殊性，应将标准明确设置为“利益主义”加“同意主义”才足以防范道德危险[18]。然而，另一种观点是，投保人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完全可由被保险人自行判断，不应由立法者代替被保险人划分何种关系人有无道德危险，且保险利益原则在防范道德危险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将其使用到人身保险的领域并无积极且实质的效用[19]。

通过对保险利益原则在给付性保险中存废问题争论的了解，不难发现，无论持哪种观点都是为了选择一种最佳模式来解决防范道德危险这一难题。反观赠送保险所面临的保险利益问题，若单纯废除保险利益原则而采用被保险人同意原则的替代方案，仍避免不了需征得各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问题，无法适应疫情下的特殊性，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2. 团体赠送保险中保险利益原则与同意原则的废除

目前我国为了防范给付性保险中的道德危险，除了保险利益原则的适用外，被保险人的自我风险判断能力也需要被并用或作为重要补充，二者共同服务于一种危险的防范，即道德危险。虽然疫情下的赠送保险也为给付性保险，但若在某些情况下道德危险不可能存在，保险利益原则与被保险人同意就没有发挥应有功能的机会，众多防范道德危险的措施将失去意义，成为了制度发展的绊脚石。马宁（2015）认为，在一些不太可能出现道德危险的情形中，完全可以取消保险利益原则，例如团体保险[20]。

与普通的团体保险相比，疫情下的赠送保险几乎不可能产生道德危险。首先，以疫情中的赠送保险为例进行分析，因保险合同所约定的保险事故的发生并不可控，而保险金的获取需以感染病毒或重型、危重型责任为前提。其次，从团体保险本身来看，团体保险中的团体保险人基于一份保险合同承保人身团体保险，并不会去具体考察团体中每个被保险人的身体状况等其他有可能增加承保风险的因素。因此团体保险事实上具有一定的危险过滤与危险综合的效果。再次，公益事业赠送保险不受纯风险保费的数额限制①，可见在公益性的赠送保险中，道德危險的问题也未被考虑在内。最后，赠送人身保险的保险期间不得超过一年②，而疫情中赠送保险的期间多数尚不足六个月，从期间的设置上降低了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

3.明确受益人的范围

受益人的选择对于保险中道德危险的防范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保障被保险人的人格权益，防范道德危险，应明确受益人范围使赠送保险制度足够完善和稳妥。

在死亡给付保险中，通常有受益人的存在，受益人是最终能获得死亡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因此对道德危险防范的关键在于对受益人资格的确认。我国保险法赋予投保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之间享有保险利益，为避免投保人的道德危险，受益人需指定为被保险人或其近亲属。基于此，疫情下的赠送保险，为避免可能的道德危险，在设立受益人时可参考《保险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③的规定，将受益人的资格范围限制在被保险人本人及其近亲属之内。且由于赠送保险适用情境具有紧迫性、特殊性，被保险人通常处于被隔离的特殊工作环境当中，受益人往往没有接触被保险人的可能性，因此道德危险于类似捐赠的保险中几乎不可能存在，无保险利益原则与被保险人同意原则适用的余地。至于受益人（仅包括被保险人或其近亲属）需被保险人认可的规定，也属为防范道德危险而设置，因几乎无道德危险的存在，该规定也无强制存在的必要性。

综上，由于道德危险在公益性赠送保险中几乎不可能存在，明确受益人的范围更能进一步杜绝道德危险的发生，因此，废除保险利益原则与同意原则确有必要。赠送保险由保险人发起，为众多被保险人提供经济上与精神上的支持，最终受益的是整个社会，这一具有公益保障型的赠送保险，本应得到制度上的特别优化。

六、结语

赠送保险在重大疫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使被保险人经济上与精神上免于忧患，为解决目前赠送保险面临的众多适法困境，本文认为，赠送保险实际上并未违背对价平衡原则，但需要对保险费的来源进行制度规范。赠送保险人赠送的为保险金额而不是保险费，但“保险金额”的数额要确保真实并可供查询、检验。考虑到赠送保险的特殊性，几乎无道德危险发生之可能性，可废除保险利益原则与同意原则的适用。以上问题的解决对于赠送保险目前面临之困境，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赠送保险制度还会在地震、火灾等突发情况下，为被保险人及其家人提供紧急保障，完善相关立法与配套制度是当务之急，利于增进社会福祉、促进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娟.谈保险单赠与行为的非正当性[J].浙江金融，2009（5）：52-53.

[2]李玉泉，曹顺明，张坤，等.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保险法律问题[J].保险理论与实践，2020（3）：15-26.

[3]吴兆如，易文祯.无偿赠与保险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1（9）：279-280.

[4]陈秉正.捐赠保险值得肯定更需规范发展[N].中国银行保险报，2020-05-07（2）.

[5]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6]陈猷龙.保险法论[M].台北：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0.

[7]冯宝哲.对于“免费”保险的异议[J].陕西金融，1994（3）：62.

[8]潘红艳，于晓萍.免费获赠的保单效力如何[J].金融世界，2019（4）：22-23.

[9]武亦文，杨勇.保险法对价平衡论[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2）：146-158.

[10]汪信君，廖世昌.保险法理论与实务[M].台北：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6.

[11]马宁.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批判[J].法学研究，2015（3）：102-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