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机构论文范文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保险机构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国内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对我国保险行业运行效率的研究分析，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对这些成果进行回顾和总结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历程、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可以为以后的研究指明方向，因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一篇：保险机构论文范文

中国保险机构反洗钱博弈分析

摘 要：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反洗钱实践已经证明，随着洗钱领域从传统的银行部门逐渐向保险部门延伸，建立保险业反洗钱控制体系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防范和打击保险业洗钱就成为目前金融业反洗钱的重要任务，从博弈分析的角度能获得一定程度的理论指导，不断地完善保险业反洗钱体系建设。运用博弈分析以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试图研究保险机构、洗钱者在均衡状态下的最优策略，对如何健全保险业反洗钱机制进行理论性探讨。

关键词：反洗钱;保险机构;博弈

1 保险业反洗钱机制与措施

保险业本身的行业特征，以及其保险产品特性，使保险业暗藏洗钱通道，寿险领域尤其严重。在团体寿险中，当事人通过长险短做，趸交即领，团险个做等不正常的投保、退保方式，化为个人私款或逃避纳税的目的。首先，保险合同的关系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可以不是同一个人，这样洗钱者便可直接达到模糊监管者视线，掌握“黑钱”流向的目的。如甲为自己投保三年储蓄返还性保险，但受益人是乙，乙通过保险公司过一下手就可拿到甲的钱。其次，保险合同遵循“投保自愿，退保自由”原则，保险公司无法阻止退保，因为投保人有退保的权利，何况保险当事人各方有时出于利益关系而保持相当的默契，因而隐蔽性较强，查处难度更大。再次，洗钱者也经常在保险期限上做文章，如长险短做，利用长期保险合同做幌子，私下和保险公司约定在一定保险期限届满时退保后再重新投保，这笔交易并不记入公司的账上，这样就完成了秘密的洗钱交易。

保险业反洗钱的主要困境是无约束机制和利益问题，因而要有效地遏制保险业反洗钱，就必须加强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对金融保险领域进行全方位的监控，全面围剿保险洗钱。

1.1 建立保险业反洗钱监管体系

首先要从法律层面完善保险业反洗钱监管的法律制度，有法可依是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的前提。2007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反洗钱法》，正式建立了我国预防、监控洗钱活动的基本法律制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制裁、打击洗钱犯罪的法律条款共同构成了我国全面预防、控制和打击洗钱犯罪活动的基本法律框架，形成了一道全面预防监控洗钱活动的反洗钱“法网”。中国保监会也于2008年2月公布了《保险公司合规管理指导意见(草案)》，并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明确将反洗钱列入保险公司合规管理部门的主要任务之一;其次建立交易申报制度和嫌疑交易报告制度，要求保险机构从事超过一定数额的现金交易须向保监会报告，发现涉嫌洗钱的交易应主动向保监会或司法部门报告;再次在反洗钱立体监管网络体系中保监会应充分发挥其执行和监管职能，做好对保险机构报送的大额和可疑交易的甄别、筛选、分析和检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

1.2 加强保险业反洗钱的制度建设

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央监测系统，适时监控境内所有保险公司的出单系统，通过监控系统掌握退保受益人与投保人的全部信息，对于没有血源和姻缘关系的受益人要进行密切监控;加强制度约束，对提前退保的团体险，尤其是国企和国企控股的公司，保险公司有义务上报有关部门，追踪钱的来源和去向，并且不准国有企业把年金交给外资保险公司，对身居要职的公务员和国企高管层，不准在外资保险公司投保;出台相应规定，要求保险公司对大额(10万以上)付款金建立档案制度，保留线索。

1.3 建立保险业反洗钱利益补偿和利益激励机制

根据科斯定理，只有当交易费用为零时，市场才不会失灵，但在现实中交易费用均为正，所以解决外部性问题只能靠制度建设，所以有效反洗钱要建立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逐渐改变以单一的保费规模评估保险公司效益的制度，应逐步加入资金运营状况、偿付能力等各项指标;建立完善的奖惩制度，出台一系列政策重奖提供保险洗钱重要线索的人员，同时对合伙造假进行洗钱的保险公司和保险业务员要实行严惩;实行收缴黑钱利益部分返还制度，对国内而言，将收缴的黑钱作为国有资产的一部分向参与反洗钱的保险公司投保，使反洗钱外部效应内在化，对国外而言，双方可签定“黑钱分割协议”，以增强国际反洗钱合作的积极性。

1.4 完善保险产品的设计，提高保险业的声誉

要查与研相结合，即提高保险从业人员的反洗钱意识，改进保险业反洗钱的技术手段，完善保险产品的设计，对现有保险产品存在的可能被洗钱者利用的漏洞进行监督、预防，制定严密的防范洗钱的处理程序;完善保单条款，如对退保理由进行核查，并设立不同等级的解约防范措施，杜绝黑钱从保险系统流过。积极研发出更优质的，且能有效预防成为洗钱工具的新型保险产品，增强本国保险产品的竞争力，提高保险业声誉，积极有效的遏制“地下保单”的盛行。

2 保险业洗钱者与保险机构的博弈分析

2.1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首先把博弈分为无中央银行介入和有中央银行介入两种情况。

(1)无中央银行介入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在这种博弈模式下，洗钱者与保险机构双方都了解对方的战略及支付函数。根据上文的成本收益分析，假设洗钱者洗钱成功的收益即所洗得黑钱为R1，支付手续费等固定成本为F(很明显，F

对于保险机构，其反洗钱的成本和收益分别为C2和R2，如果采取不反洗钱的策略，来自洗钱者洗钱过程中的手续费F。假设金融机构与洗钱者都是理性的，而且金融机构设定的反洗钱机制是有效的，即只要金融机构认真履行反洗钱职责，洗钱活动就会被发现。则可以得到如下的博弈组合：

对该策略组合进行分析：对于洗钱者来说，由上表可以看出，其策略选择完全取决于保险机构的策略。如果保险机构采取反洗钱措施，那么洗钱者洗钱的收益将是负值，而不洗钱则收益为0，因此洗钱者的策略将是不洗钱;如果保险机构的策略是纵容洗钱，那么洗钱者洗钱的收益是“R1-F”为正值，大于不洗钱的收益，洗钱者将选择洗钱。

对保险机构而言，其策略选择的关键在于“R2-C2”的大小。因为无论洗钱者的策略如何，如果“R2-C2”的值是大于0的，则对于保险机构来说反洗钱都将是其最优的策略组合。如果“R2-C2”的值小于0，那么保险机构的策略将始终是纵容洗钱。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要想有效遏制洗钱活动，保险机构必须采取反洗钱措施，如果反洗钱的成本是一定的，那我们就应该设法增加其反洗钱的收益，或使其纵容洗钱产生一定的成本，这就要引入反洗钱的监管机构：中央银行。

(2)引入中央银行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在这个模式下，中央银行主要是针对保险机构的反洗钱成果进行奖励或惩罚，因此只会对保险机构的收益函数产生影响。

设保险机构采取反洗钱措施后中央银行会给与专项补贴S，查处洗钱活动后中央银行会给与奖励E，而纵容洗钱则会受到处罚P,且取消补贴S。则表3-2将转化为：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在引入中央银行的奖惩措施后，在洗钱者收益函数不变的情况下，保险机构的收益函数发生的改变：其反洗钱的收益增加，而纵容洗钱的收益减少(成本增加)，这无疑是有利于保险机构积极的采取反洗钱措施，对打击洗钱活动有明显的效果。至于具体中央银行的处罚或奖励力度我们将放在后文保险机构与中央银行博弈分析的章节中进行介绍。

2.2 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在这个模型中，双方不知道对方的策略选择。假设保险机构进行反洗钱的概率为θ，洗钱者进行洗钱的概率为λ。)是保险机构选择策略的临界点。当保险机构认为洗钱者洗钱的概率大于(C2-S-R2)/(E+P)时，其最优选择是反洗钱;当保险机构认为洗钱者洗钱的概率小于(C2-S-R2)/(E+P)时，其最优选择是纵容洗钱。

因此，在中央银行介入的保险机构与洗钱者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中，其均衡解是：θ*(R1-F)/(2R1+C1)，λ*(C2-S-R2)/(E+P)。由此可知，在均衡状态下，有(C2-S-R2)/(E+P)比例的洗钱者挺而走险进行洗钱活动，而保险机构以(R1-F)/(2R1+C1)的概率对可疑交易进行抽查。

3 结语

针对中国现有保险业反洗钱法规和制度的不足，结合博弈分析对完善我国反洗钱机制提出以下看法：

(1)加快保险业反洗钱基本法的制定，从法律法规层面和金融规章制度层面全面构建我国的反洗钱法律体系，使各级机构在查处洗钱行为时有法可依。

(2)在金融体系中需要尽快健全监管机制，从控制现金流动、建立对一线反洗钱机构的考评奖惩机制以及规范金融市场秩序等方面遏制洗钱犯罪活动。

(3)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反洗钱合作和交流，在全球反洗钱行动中担负起应有的责任与义务。

参考文献

[1]李若谷.反洗钱知识读本[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2]孟建华.洗钱与银行业机构反洗钱[M].北京：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3]李德，张红地.金融运行中的洗钱与反洗钱[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严立安

第二篇：我国保险机构效率研究综述

摘  要：国内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对我国保险行业运行效率的研究分析，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对这些成果进行回顾和总结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历程、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可以为以后的研究指明方向，因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将保险机构效率的研究分为效率评价和影响因素分析两大部分，并对两部分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并对下一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

关键词：中国保险业;运行效率;文献研究

一、引言

保险业具有资金融通、风险补偿和社会保障等功能，在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刚刚落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保险业改革提出了要求，为保险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加强监管、信息披露、放开利率等一系列改革举措的提出，使我们对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寄予了更多期望。保险业改革的核心思想是，促进保险业的效率提升和健康发展，效率提升对于保险业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那么我国保险业的运行效率如何？在提升效率中又遇到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内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总结、梳理和分析，不但能帮助我们把握我国保险业运行效率研究的脉络，同时也能使我们更加系统地了解我国保险业效率的变化过程，发现效率提升中存在的问题，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国内还没有进行过这方面专门的、系统的分析。胡颖等（2007）从样本选择、研究方法等方面重点分析了国外关于保险市场效率理论研究的情况;段胜、王伊琳（2010）重点研究了美国在保险市场的风险管理、经营、监管等方面的理论进展，但是都没有对我国的保险业研究情况进行过总结和梳理，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研究中，本文采用了表格化的方式清晰直观地展示了保险效率研究的历程，在文献述评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归纳起来，国内关于保险公司效率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采用各种方法对保险业和保险机构的效率进行评价和比较分析;二是对保险业和保险机构运行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文将分别对这两部分进行梳理和总结。

二、效率评价研究

国内关于保险公司效率评价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类：单纯效率评价分析、所有制效率对比分析、中资外资效率对比分析和地区效率对比分析。

（一）单纯效率评价分析

国内很多学者对我国保险机构和保险行业的运行效率进行了评价，在关于我国保险机构经营效率水平方面存在争议，归纳起来，早期的研究倾向于效率不高的观点。如李心丹、恽敏（2003）利用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方法分析了1999年9家保险公司的运行效率，研究发现我国保险业的效率普遍不高。侯晋、朱磊（2004）利用DEA方法分析了我国产险公司2000—2002年的经营效率，研究发现我国的产险公司存在经营上的低效率，规模效应尚未显现。李克成（2005）利用DEA方法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国内13家寿险公司1999—2002年的效率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保险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增长态势，但是规模效应不明显。曹乾（2006）利用DEA方法对国内12家保险公司1999—2003年的运行效率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我国保险公司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保险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处于上升趋势，但是技术效率则出现小幅下降的趋势。赵桂芹（2009）利用DEA方法对我国2002—2007年产险业的经营效率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产险公司存在人员和资本过度投入现象，整体运行效率有待提高。李洪娟、张领伟（2011）利用非径向SE—BCC模型研究了我国25家寿险公司2008年的经营效率，研究发现在25家寿险公司中有6家是极端有效率（效率值大于1），2家是有效率（效率值为1），17家为无效率（效率值小于1），金融资本、营业费用和固定资本的投入都存在较大投入冗余。还有学者认为我国的保险机构经营效率较高，如韩松、王德令（2009）运用DEA方法对我国13家保险公司2003—2007年的效率进行了评价，研究表明我国保险公司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较高，除2004年外，我国保险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保持上升趋势。张维（2009）利用DEA方法对江苏保险市场20家保险公司2006—2008年的运行效率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江苏保险市场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产险公司的运行效率高于寿险公司。

（二）所有制效率差异

很多学者研究发现，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保险公司在运行效率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如赵旭（2003）利用DEA方法，对我国13家保险公司1997—2001年的运行效率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大部分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率在不断上升，股份公司的经营效率明显高于国有保险公司，市场份额、资产规模与经营效率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孙树垒、路晓伟（2010）利用两阶段DEA方法对我国22家中资财产保险公司2007年的运行效率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中资产险公司整体效率较低，并且经营状况出现明显的分化，国有保险公司在整体效率评价中持平，股份制保险公司表现差异较为明显。梁平、梁彭勇（2011）运用SFA（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方法，对2001—2006年我国29家保险公司进行了效率分析，研究表明我国保险公司的利润效率低于成本效率，国有公司低于其他类型公司，人寿公司的成本效率低于产险公司，而利润效率则相反。刘铮、张春海（2013）运用SFA方法对2007 —2010 年我国16家中资产险公司进行了效率评价，研究表明国有产险公司在成本效率上更加具有优势，上市公司、高市场份额公司在收益效率上更有优势。

（三）中资与外资效率差异

关于中资和外资公司经营效率的评价比较分析主要分为三种观点：

1. 外资公司经营效率高于中资公司。如何静、李村璞（2005）在国内第一次运用SFA方法对境内31家保险公司2002—2004年的技术效率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外资保险公司的技术效率高于中资保险公司。李陈华、张伟（2005）利用DEA方法分析了境内28家保险公司2001—2003年的规模效率，研究表明中资保险公司无论在产险业务还是寿险业务上规模效率均低于外资保险公司，我国保险公司的规模不经济情况普遍存在。吴诣民等（2005）利用DEA方法对我国境内的31家保险公司2001—2003年的运行效率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资公司运行效率低于外资公司。张俊岭（2007）运用DEA方法对境内14家财产保险公司2003—2005年的规模效率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外资产险公司的规模效率整体上高于中资产险公司，但是两者的差距在逐渐缩小。施岚、李秀芳（2007）利用DEA方法分析了1999—2004年样本保险公司的运行效率，研究发现外资公司技术效率高于中资公司，但是两者差距呈下降趋势，外资保险公司大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而中资保险公司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现象。吕忠伟（2007）利用DEA方法分析了30家保险公司2005年的运行效率，研究发现外资保险公司和产险公司经营效率分别明显高于中资保险公司和产险公司，中资保险公司的规模收益不明显。

2. 中资公司的经营效率高于外资公司。如吕秀萍（2007）利用DEA方法对境内24家保险公司1999—2004年的经营效率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寿险公司、股份公司和中资公司经营效率分别高于产险公司、国有公司和外资公司。张春海（2011）运用三阶段DEA方法分析了境内46家产险公司2009年的运行效率，研究发现中资公司效率高于外资公司，我国大部分产险公司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周文杰（2012）利用DEA方法研究了境内的产险、寿险保险公司2005—2010年的行业效率、经营效率和成本效率，研究发现保险业的行业效率是逐年提升的，寿险公司行业效率高于产险公司，中资公司高于外资公司，产险公司交易效率高于寿险公司，寿险公司的经营效率高于产险公司。国有保险公司在三种效率方面均高于非国有公司。

3. 中资外资保险公司在经营效率方面各有优势。如姚树洁等（2005）利用DEA方法分析了我国22家保险公司1999—2002年的运行效率，研究发现产险公司的经营效率略高于寿险公司，中资保险公司效率与外资保险公司效率并没有显著的差异。胡颖、叶羽钢（2007）利用DEA方法对25家中外资保险公司的运行效率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外资产险公司效率高于中资产险公司，而寿险公司的表现正好相反。通过动态的Malmquist指数模型分析发现，我国的保险公司整体运行效率呈下降趋势。程大友、冯英浚（2008）采用两阶段DEA方法分析了境内21家产险公司2004—2005年的运行效率，研究发现中资公司相对外资公司，在营销方面有效率优势，而在盈利能力方面较差。徐敏、姜勇（2014）利用网络SBM（方向距离函数）模型对我国109家保险公司2011年的资本运作系统经营效率和承保系统经营效率进行了评价，研究表明在资本运作系统方面外资及合资企业高于国有保险机构，但是在承保系统经营效率方面低于国有保险机构。

（四）地区效率差异

很多学者研究发现，我国保险机构运行效率的不平衡现象非常明显，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别，如艾翅翔（2010）利用DEA方法，对境内15家开办责任险的保险公司2006—2008年的数据和全国31个省级单位2009年的运行效率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沿海地区的效率水平明显高于内陆地区，外资保险公司高于中资保险公司。艾翅翔（2011）利用DEA方法对我国15家产险公司2007—2009年责任保险的经营效率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我国责任保险技术效率较低，并且地区间责任险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比较突出。袁庆禄（2013）利用SE-SBM模型分析了2007—2010 年河南省各地区保险业技术效率水平，研究发现河南省保险整体效率水平不佳，并且发展不平衡现象非常普遍，但是效率一直处于上升阶段。

三、效率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对保险行业和保险机构的评价，可以发现不同所有制、不同资金来源、不同地区的保险机构运行效率有所差异，那么影响运行效率的因素有哪些呢？很多学者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了研究，总体上形成了以下三类观点：一是运行效率主要受内部因素影响，二是运行效率主要受外部因素影响，三是效率受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

（一）内部因素

胡颖、叶羽钢（2008）利用DEA方法对2002—2005年境内25家保险公司进行了效率分析，研究表明在寿险上中资公司强于外资公司，而在产险上正好相反，同时研究发现公司规模、公司治理结构、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是影响保险公司效率的关键因素。总结学者们对于内部因素的分析，影响保险行业和机构运行效率的内部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 企业管理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如陈璐（2005）利用DEA方法中的Malmquist指数模型，分析了1999—2003年间23家保险公司运行的动态效率，研究表明我国保险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逐年增长，这主要来源于企业竞争带来的技术创新和技术变革。邓庆彪等（2006）运用DEA方法对我国2000—2003年保险企业运行效率进行分析后发现，我国保险业的规模经济比较显著，这得益于保险业自身管理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淦其伟、胡三明（2007）利用DEA方法和TOBIT模型研究了我国寿险公司2004—2005年的经营效率，研究表明产品经营集中度、个险业务占比、权益报酬率等是影响寿险公司效率的关键因素。魏华林、杨霞（2007）运用两阶段DEA方法研究了2000—2004年境内产险公司的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产险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保持了持续上升趋势，技术变动是关键因素，同时发现资本报酬率、再保险率和赔付率等因素与产险公司的经营效率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叶成徽、陈晓安（2012）利用SFA方法，选取我国上市的3家保险公司人寿、平安和太保公司2004—2010年的数据，分析了经理薪酬对中国上市保险公司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经理薪酬与公司成本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与利润效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2. 人力资本和资产规模。如邓庆彪、刘革（2006）利用复合DEA方法对2003年我国36个省市的保险业经营效率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在保险业经营效率方面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资产规模和人力资本是影响保险业运行效率的关键因素。刘志迎等（2007）利用SFA方法对境内16家主要产险公司1999—2004年的成本效率进行了评价，并对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外资产险公司成本效率高于中资产险公司，并且有逐渐扩大的趋势，成立早的公司成本效率高于新成立公司。公司规模与成本效率呈负相关关系，而与车险业务份额则呈正相关关系。陈璐（2007）应用DEA方法分析了1999—2003年境内15家保险公司的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资产规模、人均保费等对保险公司的技术效率有较大影响，而营业费用、员工受教育程度对保险公司的效率影响不显著。钟晨（2012）运用SFA方法分析了2007—2010年境内22家保险公司的成本效率与利润效率，研究表明在成本效率方面，中资保险公司优于外资保险公司，产险公司高于寿险公司;在利润效率方面，中资外资保险公司差别不大，寿险公司高于产险公司，企业规模和人力资本是影响保险公司效率的重要因素。任燕燕、马捷（2013）利用门限回归模型探讨了公司规模与规模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规模对规模效率的拉动作用呈现下降趋势。

3. 经营模式和经营范围。如黄薇（2007）利用DEA方法对我国27家保险机构1999— 2005 年的技术效率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集团化的经营模式较单一股权结构的保险公司有更高的运行效率，资产规模和市场结构对保险机构的效率影响不显著。解强等（2009）利用DEA方法研究了综合经营对保险公司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以保险为主营业务的综合经营模式可以发挥范围经济的作用，可以提升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率，从经营效率横向比较来看，经营效率从高至低依次为日本、中国台湾、欧洲和美国。许莉（2011）运用DEA方法和Malmquist指数方法分析了国内8家保险集团公司实行集团化经营后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集团化经营模式导致的规模效应使技术效率获得一定的提升，但是由于集团化后技术创新水平下降，全要素生产率普遍下降。许栩、郝成（2013）利用SFA方法分析了保险公司集团化运行效率的问题，研究发现，经营范围使得不同的保险集团公司在运营效率方面有不同的表现，混业经营保险集团公司和集团化产险公司经营效率明显提高，而集团化寿险公司经营效率表现一般，仅位于产险公司的平均水平。

（二）外部因素

在分析影响保险运行效率的外部因素时，学者们重点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影响，如黄薇（2006）利用SFA对境内28家保险公司1999—2004年的运行效率进行了分析，寿险公司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高于产险公司，中资公司在成本效率上低于外资公司，但是在利润效率上高于外资公司，并认为是业务垄断权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发生。甘小丰（2008）利用SFA方法对境内20家保险公司1996—2005年的成本效率、利润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利润效率上中资公司和外资公司基本差别不大，成本效率上中资公司高于外资公司，规模效率上正好相反，同时研究发现经济货币化、金融监管、收入不平等和市场过度竞争都与保险效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吴洪、赵桂芹（2010）利用SBM方法与四阶段DEA模型相结合，研究了我国及14个经合组织（OECD）国家产险公司2000—2006年的经营效率，研究表明国民收入、金融深化、社会保障水平等外部环境变量影响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率。魏华林、张胜（2011）运用DEA方法分析了41家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率，研究发现，中资公司在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方面均明显高于外资公司，产险公司高于寿险公司。通过动态的Malmquist 模型研究发现，我国保险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有较大幅度上升，但是受金融危机影响，外资和中资企业都出现了技术效率下降的趋势，并且金融危机对外资保险公司影响更大。黄静（2012）利用DEA方法对境内28家上市保险公司2001—2010年的效率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中资保险公司在寿险经营领域优于外资保险公司，但是在产险上正好相反，中资寿险公司的规模效率在入世后出现了下降，而中资产险公司在入世后规模效率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

（三）综合因素

关于保险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中，还有一种观点，即认为保险效率并非受单一内部因素和单一外部因素的影响，而是受内外部因素共同影响，如孙峰（2005）运用DEA方法对12家中资保险公司1996—2002年经营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宏观经济、外部监管和保险业结构等外生因素，经营战略和管理水平等内生因素都是影响保险业运行的关键因素。王家庭、赵亮（2010）利用三阶段DEA方法对境内39家产险公司的运行效率进行了评价分析，研究发现中资产险公司整体经营效率较低，在排除外部环境因素后，运行效率有较大提升，说明外部环境和企业规模是影响产险公司运行效率的重要因素。吕秀萍（2010）分析了1999—2006年我国保险业运行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宏观经济、市场结构等外部因素，员工专业素质、经营能力、管理费用等内部因素是影响保险业运行效率的重要因素。阎波、完颜瑞云（2011）运用DEA方法对境内160家保险公司2005—2009年的经营效率进行了评价研究，研究发现外资企业经营效率明显高于中资企业，保险公司经营效率受外部经济冲击及企业规模的影响较大，金融危机明显影响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率，同时资产规模大的保险公司经营效率高于中小规模企业。沈悦松（2012）采用三阶段DEA模型，研究了我国27家主要寿险公司2005—2010年的效率情况，研究发现我国寿险公司整体运行效率不高，金融危机、新保险法等外部因素对寿险企业有负面的冲击，而经营年份和企业规模则与寿险企业的规模效率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朱铭来、李新平（2012）利用DEA方法和面板计量模型研究了2000—2010年218个外资寿险公司和138个外资产险公司的经营效率，研究表明整体经济形势、对外开放政策等外部因素与公司规模和财务状况等内部因素均是影响外资保险公司经营效率的重要因素。

四、评价方法与指标选取

本文系统地梳理了国内有代表性的文献，将保险效率评价研究中采用的评价方法、样本区间、选取指标总结见表1。

五、结语

通过对保险效率研究文献的梳理和总结，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一）我国保险业发展成绩斐然

总体而言，保险业的效率有了明显提升。在市场经济建立之初，我国的保险业运行效率整体偏低，相较于外资公司不论是在技术效率还是在规模效率方面都有明显差距，这在早期的文献研究中均得到了证实（何静等，2005）。但是随着近年来我国保险行业的快速发展，我国保险机构的运行效率已经有了明显的提升，在运行效率上逐渐接近甚至超过了外资公司，这在近几年的效率评价和对比分析中也已经得到了证实（周文杰，2012）。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为保险业下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保险业发展仍存在很多问题

通过对文献的总结，我们发现我国保险业在整体效率提升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比较明显。这种不平衡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所有制的保险公司经营效率存在差异，国有保险公司经营效率比较稳定，但是股份制的保险公司经营效率出现明显差异。二是保险业运行效率的地区不平衡问题，这种不平衡不但体现在中西部地区之间（艾翅翔，2010），甚至在同一个省份的不同城市都有着较大差异（袁庆禄，2013），这一点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推进保险业发展中应该有重点、有倾斜，不能一刀切，在市场化改革中也应因地制宜，区别对待，改革应该分步推行，不能一步到位。

（三）研究总结和展望

根据不同研究的类别，本文对下一阶段的研究提出了如下建议：

一是在保险公司效率评价研究中，对产险公司和混合经营公司的效率评价较多，但是对于寿险公司的单独评价较少，可以作为下一步效率评价的重点。

二是在因素分析中有很多对于内部因素的分析，从企业规模到各种投入因素，从技术创新到企业管理，应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对于外部因素的分析还有待深化，可以作为下一步因素分析的重点。

三是在评价方法上，国内学者广泛使用了数据包络、两阶段数据包络、三阶段数据包络、动态数据包络Malmquist指数模型以及随机前沿的分析方法，研究方法非常丰富，在此基础上应该借鉴国外更新的研究方法（如厚前沿法、SBM方法等），以提高研究的稳健性和研究结果的可信度。

参考文献：

[1]胡颖，李万军，郭金龙. 保险市场效率理论研究综述[J]. 保险研究，2007，（5）.

[2]段胜，王伊琳.美国保险理论研究综述：历史与现状[J]. 保险研究，2010，（9）.

[3]李心丹，恽敏.基于DEA方法的保险公司效率分析[J]. 现代管理科学，2003，（1）.

[4]侯晋，朱磊.我国保险公司经营效率的非寿险实证分析[J]. 南开经济研究，2004，（4）.

[5]李克成.国内寿险公司经营效率实证分析[J].保险研究，2005，（2）.

[6]曹乾.我国保险业运营效率问题研究[J].产业经济研究，2006，（5）.

[7]赵桂芹.我国产险业资本投入效率及对经营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9，（12）.

[8]李洪娟，张领伟.中国寿险公司超效率之非径向SE-BCC模型分析[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11，（3）.

[9]韩松，王德令.中国保险业效率分析：基于2003年—2007年数据[J].保险研究，2009，（6）.

[10]赵旭.关于中国保险公司市场行为与市场绩效的实证分析[J].经济评论，2003，（4）.

[11]梁平，梁彭勇. 基于SFA的中国保险业X-效率研究[J].数理统计与管理，2011，（1）.

[12]刘铮，张春海.我国保险公司X效率的实证研究——以中资财险公司为例[J].保险研究，2013，（1）.

[13]何静，李村璞.基于SFA方法的中国保险公司技术效率实证分析[J].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4）.

[14]李陈华，张伟.企业规模VS效率：对中国保险企业的DEA经验研究[J].系统工程，2005，（9）.

[15]吴诣民，李村璞，何静.基于 DEA 方法的中国保险公司效率评价[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5，20（5）.

[16]张俊岭.中国财产保险公司的规模效率DEA实证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 2007，（6）.

[17]赖周静.保险公司操作风险计量研究[J].西南金融，2012，（4）.

[18]施岚，李秀芳.基于DEA方法的我国财产保险公司技术效率分析[J].保险研究，2007，（4）.

[19]吕秀萍.1999—2004年中国保险业宏观效率实证研究：基于DEA方法[J].统计研究，2007，（1）.

[20]张春海.基于DEA三阶段的我国财产保险公司经营效率测度研究[J].保险研究，2011，（10）.

[21]周文杰.中国保险市场效率实证研究：基于交易成本角度[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2，（7）.

[22]姚树洁，冯根福，韩钟伟.中国保险业效率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5，（7）.

[23]程大友，冯英浚.基于两阶段关联DEA模型的企业效率研究——以财产保险公司为例[J].预测，2008，（3）.

[24]艾翅翔.我国责任保险的发展现状及效率分析[J]. 西部论坛， 2010，（6）.

[25]艾翅翔.基于DEA模型的我国责任保险效率分析[J].当代经济管理，2011，（2）.

[26]胡颖，叶羽钢.我国保险公司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27]陈璐.中国保险业效率动态变化的Malmquist指数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05，（5）.

[28]邓庆彪，赵学原，邵月琴.基于DEA模型的中国保险业规模经济效益评估[J].金融经济，2006，（10）.

[29]淦其伟，胡三明.我国寿险业经营效率与银行保险的贡献分析[J].财经科学，2007，（9）.

[30]魏华林，杨霞.中国财产保险公司效率及生产率实证分析[J].保险研究，2007，（5）.

[31]叶成徽，陈晓安. 经理报酬对中国上市保险公司效率的影响——基于随机前沿（SFA）方法的实证研究[J].保险研究，2012，（8）.

[32]邓庆彪，刘革.中国大陆保险业经营效率的复合DEA实证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6，（5）.

[33]刘志迎，孙文平，李静.中国财产保险业成本效率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7，（4）.

[34]陈璐. 我国保险公司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7，（3）.

[35]钟晨.中国保险机构成本效率与利润效率研究[D].南京大学，2012.

[36]任燕燕，马捷.中国人身保险公司规模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J].数理统计与管理，2013，（4）.

[37]黄薇.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中国保险机构效率的实证研究[J].经济评论，2007，（4）.

[38]解强，陈月，江生忠. 综合经营对保险业经营效率影响的比较分析——来自欧、美、日、中国台湾的经验[J].财经论丛，2009，（1）.

[39]许莉.集团化提高了我国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率吗[J].中国经济问题， 2011，（3）.

[40]许栩，郝成.保险公司集团化成本效率实证研究[J].调研世界， 2013，（2）.

[41]黄薇.基于SFA方法对中国保险机构效率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 2006，（5）.

[42]甘小丰.中国保险业效率结构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7）.

[43]吴洪， 赵桂芹.国际产险业SBM效率研究——基于OECD国家和中国的比较[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0，（8）.

[44]魏华林， 张胜.2006—2009：我国中资与外（合）资保险公司经营效率的比较研究[J].保险研究， 2011，（5）.

[45]黄静.中国入世后中外资保险公司经营效率比较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2.

[46]孙峰.影响保险企业效率的若干因素[J].中国保险， 2005，（7）.

[47]王家庭， 赵亮. 我国财产保险业的经营效率测度及提升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3）.

[48]吕秀萍.中国保险业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J].保险研究， 2010，（5）.

[49]阎波，完颜瑞云.中国保险企业经营效率实证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1，（10）.

[50]沈悦松.我国人寿保险公司效率实证分析[D].复旦大学，2012.

[51]朱铭来，李新平.外资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率研究——基于公司层面非平衡数据的入世效应分析[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2，（1）.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Study on the Efficiency of China’s Insurance Institutions

Bu Zhenxing1   Wang Yanpei2

（1.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of School of Economics in 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

2. Price Monitoring Center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Beijing   100832）

作者：卜振兴 王延培

第三篇：银行保险业机构与第三方机构合作现状、问题及建议

近年来，银行保险机构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不断加强与第三方机构的业务合作，以促进其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为深入了解和把握相关情况，湖北襄阳银保监分局近期组织开展了对辖区内银行保险业机构与第三方机构合作情况的专题调研。

银行保险与第三方机构合作现状

调查结果表明，当前银行保险机构普遍不同程度地存在与第三方机构的业务合作，且涉及的业务服务面广、机构数量庞杂、方式类型多样、管控参差不一。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12月末，襄阳市辖区内84家银行和保险机构，涉及的第三方合作机构共计达到2481家。其中，31家银行机构涉及的第三方合作机构达到1304家，53家保险机构（其中寿险29家、财险24家）涉及的第三方合作机构达到1177家。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与第三方合作机构的机构性质、行业类型、展业资质和具体合作业务，以及可能给银行保险机构带来的风险大小程度，我们将上述2481家银行保险的第三方合作机构归纳为三大类型：一是政府性机构类，指政府职能部门及其管理的或具有政府性背景的机构;二是金融同业类，主要指“一行两会”批准的正规持牌机构和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监管的地方类金融组织;三是非金融性企业公司类，包括各类从事实体经济服务的机构，如后勤保障、业务发展、专业中介等企业公司类，也包括各类投资私募、财富管理及科技金融、网络借贷公司等。

与银行机构开展的第三方合作

在与辖区内31家银行机构开展合作的1304家第三方机构中，政府性机构类有16家，主要为融资担保公司、公积金管理中心等。金融同业类机构259家，主要为金融同业机构（银证保、信托、资管及基金公司等正规持牌机构）。其他非金融性企业公司类1029家，其中，按照合作内容和服务功能划分，业务服务保障类机构有327家（主要为安保服务类公司、物业及后勤类公司、人力资源外包公司、科技类外包服务公司、档案管理外包公司、单据运输外包公司、招投标服务公司等）;业务服务发展类机构有702家（主要为实物贵金属销售公司、房地产经纪公司、律师事务所及会计师事务所、评估评级审计咨询类公司、汽车销售类公司、催收及收单业务外包公司、金融产品销售推广公司、非政府背景担保公司等）。

从银行与第三方合作的机构数量上看，辖内平安银行、邮储银行、中国银行、民生银行、工商银行、浦发银行、建设银行合作的机构数量较多，均为50家以上。其中，辖内某股份制银行襄阳分行有合作关系的第三方机构数量最多，达199家，合作内容、合作方式也最具代表性。据不完全统计，该行涉及的第三方合作业务主要包括委外清收、担保评估、代销保险、证券及基金产品、第三方客户推荐和营销、后勤保障类服务等。其中，仅汽车贷款业务板块涉及的第三方合作机构就达124家，占比62.3%;主要模式为通过与第三方机构合作打通汽车贷款业务中的获客引流环节，同时开展保险兼业代理业务。

在与辖内银行机构合作开展业务的1304家第三方机构中，有175家第三方机构存在与2家以上银行同时合作关系，有63家第三方机构存在与4家以上银行同时合作关系。这些同时与多家银行存在第三方合作关系的机构，主要集中在政府类机构、金融同业机构中的保险公司、安保服务类公司、审计咨询评估评级类中介机构。比如，襄阳某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向辖内15家银行提供现金及贵金属押运、自助设备清机加钞维保、网点110联网报警等安保类服务;襄阳某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向辖内12家银行提供房地产、土地等不动产押品评估、线上小企业普惠型金融产品助贷（核心业務外包）等服务。

与保险机构开展的第三方合作

在与辖内53家保险机构开展合作的1154家第三方机构中，政府性机构类23家，主要为医保局、法院、医院、公安交警、学校、邮政等。金融同业类机构102家，主要为金融同业机构（银行保险等持牌机构）。其他非金融性企业公司类机构1029家，其中，业务服务保障类机构327家，业务服务发展类机构702家。

从保险机构与第三方合作机构数量上看，保险机构第三方合作机构数量均在50家以内。以第三方合作数量最多的某国有财险公司为例，其第三方合作机构的合作范围主要集中在业务咨询、中介业务、车商业务、助贷险等业务服务方面。其中，人保财险与14家律师事务所签订有合作协议，主要为公司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及理赔案件代理。在中介业务发展上，目前与人保财险开展合作的中介机构有24家，主要是各大保险中介机构及有代理业务的车商4S店，累计合作金额24436万元，中介费用3240万元。为方便客户汽车维修，人保财险与全市422家汽车修理厂（公司）开展有直赔合作。截至2021年8月底，直接赔付金额达36501万元。自2016年起，该财险公司先后与光大银行、农业银行等合作开展助贷险业务，合计助贷金额3865.4万元（2020年，受因疫情影响及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该业务已停办）。

此外，与辖内保险机构合作的个人代理商共计127人，在保险的第三方合作机构中，有195家第三方机构同时与2家以上保险单位合作，有27家第三方机构同时与4家以上的保险单位合作。

银行保险与第三方机构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从监管角度看，银行保险与第三方机构的业务服务合作对提升经营管理、促进业务发展、改善客户和消费者服务具有积极作用。但由于理念上的偏差或管理上不规范，也给银行保险的行业形象、客户和机构自身带来了不利影响，有的甚至引发风险事件。

与政府类第三方机构合作中的问题

假借合作方的政府性背景而在合作中出现排他性条款。排他性条款可能造成同业间不公平竞争和增加客户义务。例如，某些银行在与某政府性部门的合作协议中约定，“凡在某部门领取办理慈善慰问金或发放相关政策性补助资金的，必须提供指定合作银行的账户或借记卡”等。

合作方没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认可的特殊资质。由于没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认可的特殊资质，很容易泄露银行保险机构和客户的信息。例如，部分银行保险机构在与第三方合作机构提供档案整理及财务凭证管理外包服务中，没有或缺少保密服务资质及现场管理要求，有的甚至出现第三方把档案和财务资料带离机构办公现场的现象。

与金融同业类第三方机构合作中的问题

代销同业金融创新产品存在交叉风险传染可能。截至2021年9月末，襄阳辖内银行机构代理代销信托计划达8.53亿元，其中部分信托产品实质是伪创新的融资类信托产品。例如，辖内部分银行机构代销的房地产股权信托产品，2021年9月末规模达到1.43亿元。某股份制银行襄阳分行2021年以来代销了6家信托公司的房地产股权信托产品，金额超亿元。经穿透其信托产品的底层资产，大多数为宜昌等中西部地区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项目，存在不确定性高、交叉风险传染性强、投资群体覆盖面广等特点。代销此类产品产生的法律及声誉风险极易通过第三方合作机构向银行传染。

违背监管导向易引发声誉和法律风险。某股份制银行襄阳分行代销11家信托公司的房地产股权信托产品，向消费者以类似于债权收益分配的方式，采取“预分红”方式进行期间收益分配，同时以股权质押为对赌条款实现担保。这在一定程度上具备“明股实债”特征。而此类业务创新缺乏法律依据，也涉嫌变相抽逃项目资本、损害债权人和资本保全者利益等一系列法律风险，一旦“爆雷”其风险很有可能外溢至银行机构。若不严加管控规范，可能导致过去一度压缩的大资管等影子银行风险“死灰复燃”，影响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效率和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成果的持续巩固。

与非金融企业公司类第三方合作中的问题

第三方助贷业务存在异化发展风险。近年来，第三方助贷服务机构呈快速发展态势，助贷业务创新形式多样。但由于监管约束和行业自律不到位，助贷业务在合作主体、业务外包、信息收集使用、贷后催收管理等方面出现异化走样，问题风险不断暴露，社会影响日渐恶劣。具体表现在：一是非持牌机构非法放贷。按监管政策规定，银行只能与有放贷资质的助贷机构开展第三方联合信贷。但不少无资质的助贷机构借助贷之名行放贷之实，形成事实上的无特许经营许可、非法经营放贷业务。二是假借银行名义乱收费。不少助贷机构在开展助贷活动中存在乱收费甚至商业欺诈行为，且忽悠客户是“替银行收取或银行要求的服务费”，使银行“背锅”而增加融资成本和消费者负担。三是线上联合信贷产品核心业务外包。调研显示，辖区内大部分银行机构的总行普遍与第三方科技金融公司存在线上联合信贷业务合作，如著名的蚂蚁花呗、借呗、京东白条等。在实践中，第三方助贷机构负责营销客户，银行将放贷资金批量划付至助贷机构账户，形成资金池再转至客户。本质上是银行将信贷核心业务流程外包，自己仅作为资金提供方。这种异化发展模糊了资金供给和贷款发放一一对应的关系，违背了联合放贷、共同出资、共同授信、共担风险的实质。四是助贷合作衍生的操作风险不容忽视。突出表现在不规范收集使用客户个人信息，以及贷后非法暴力催收。有的助贷机构不注重客户数据和隐私保护，客户数据泄露、恶意爬虫甚至贩卖客户数据;在催收过程中不择手段，利用骚扰、恐吓、暴力甚至委托黑恶势力等方式进行非法催收。这些不仅违反了监管政策，甚至可能演变成刑事犯罪。

保险第三方合作机构中存在违规经营和非法集资风险。保险公司的最大合作第三方是保险中介机构，其次是保险中介机构之外的其他企业公司和个人。一是保险中介作为保险机构第三方合作的最大板块群体，违法违规经营问题依然严重。例如，虚假宣传、有意误导等不当销售顽疾仍普遍存在;虚增业务及费用、虚假理赔等非法套取资金现象仍时有发生;违规返利及捆绑销售导致为他人牟取不正当利益或引发客户纠纷与消费者投诉等。二是部分合作的第三方企业公司或个人代理商，尤其是涉及有投资私募、财富管理或科技金融、网络借贷等业务的，可能存在涉众型非法集资风险。这主要是因为部分保险机构只顾业务发展，而在与第三方合作机构的准入把关和资质审查、合作管理上忽视不到位所致。辖区内少数保险机构第三方合作出现的非法集资风险已初现端倪，极有可能外溢到保险机构。

以上不同类型的第三方合作机构给银行保险带来的风险虽然程度不同，但是都助长了市场乱象，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中，与政府类第三方机构合作对银行保险的风险影响最小，其主要承担银行保险机构展业过程中的增信、供应资金、提供数据、事故勘察等服务，风险外溢至银行保险机构的可能性极小。与金融同业类第三方机构合作，其合作代销金融产品或与同业第三方机构互为通道，极易将风险外溢传递至银行保险机构自身，但由于其总体处于有效的监管框架内，监管部门始终能够把控。与非金融企业公司类第三方合作的风险最大，负面影响也最显著，其中助贷、催收及收单、互联网金融、保险中介、代销非金融企业发行的各类财富、资管计划等非正规金融产品、伪创新甚至非法金融业务产品等非法集资风险隐患多发，侵害金融投资者和消费者权益乱象时有发生。

加強银行保险与第三方机构合作管理的建议

高度重视银行保险与第三方合作业务的风险与监管，加强顶层设计。当前，银行保险机构与第三方机构的业务服务合作普遍存在，且涉及的业务服务面广、机构数量众多、方式类型多样、管控参差不一;同时，新的业务服务模式层出不穷，基层在监管实践中缺乏统一的指导性规制参照。为此，建议银保监会从审慎监管角度，充分调研出台《银行保险与第三方业务服务合作管理指引》，引导规范银行保险机构加强与第三方机构业务服务合作的合规管理。具体可参考借鉴《资管新规》制度办法架构体系，进行分类施策、分类监管，或只研究提出共性管理的规范性监管政策要求。

强化商业性第三方合作机构的资质审查与准入监管，实行名单制管理。要求银行保险机构严把第三方合作“入口关”，加强资质审核及准入管理，对现有合作机构如助贷、催收及收单、互联网金融、投资理财、财富管理中介等非正规金融企业的第三方机构开展全面清理整顿，对消费者投诉多、风险隐患大、随意乱收费、内控管理不健全等不合规经营的第三方机构，及时予以取缔或终止合作。要用事先的而不是事后的、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整体的而不是零散的方法，去矫正银保机构与第三方合作展业市场的各种乱象，规范行业发展和市场秩序。

建立同质同类第三方合作机构考核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要求各银行保险机构总部出台相关内部制度，明确“依法审慎规范开展第三方业务服务合作”这一总体要求，运用科技赋能，探索建立同质同类型第三方合作机构的考核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建立与第三方合作机构的外部风险隔离“防火墙”。要以依法、审慎、规范、透明、可回溯的原则，逐步规范产品营销推介和信息披露，强调客户信息安全保护，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营造健康和谐的金融消费环境。

加强行业自律和外部监管检查，从严从重查处第三方的违法违规行为。相关行业协会要加强与银行保险机构第三方合作的行业自律性约束惩戒。监管部门要加强对银行保险机构第三方合作业务服务的监督检查，重点加强对代销资管类业务伪创新、中介转包、非法催收、非法金融、非法助贷等违法违规问题监管，深入推进互联网金融乱象整治。对不当创新、过度创新、屡查屡犯的银行保险及第三方合作机构加大惩处力度，努力解决非法收入高而违法成本低的不对称问题。

强化金融投资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将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纳入金融纠纷调解范畴。督导银行保险机构不得违规推介、销售非金融企业产品。通过合作机构开展金融营销宣传，编制禁止性行为清单，加强对第三方合作机构的行为监管，防止合作机构以银行保险名义虚假宣传、夸大宣传、误导销售、违规展业等。严格落实自主风控原则，规范开展金融营销宣传合作，建立风险事件应对机制，依托现有“金融消费保护与纠纷调解中心”，探索推广将银保机构与第三方机构合作产生的消保投诉，纳入金融纠纷多元化解范畴，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建立多部门联合、多维度监管协作机制，发挥监管合力。银行保险机构与第三方合作机构合作涉及面广、业务服务类型繁杂，与不同的行业和领域发生联系，日常监管和风险防范及处置客观上需要各部门统筹协调，共同发挥监管合力。建议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及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建立多维度监管协作，统一监管协调机制，消除监管空白和套利，在发展中边清理、边规范、边解决问题。

（作者单位：湖北襄阳市银保监分局）

责任编辑：刘 彪

作者：叶启斌 晋松 刘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