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汽车文化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上篇传统文化是城市文化发展的源泉传统文化是一个流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开放体系。虽然，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快速发展、不断更新的21世纪，但是处于城市中的人们，仍然在既定的历史传统、民族习俗、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中生活，并在这些因素的交互影响下成长。
第一篇：汽车文化论文范文
从孝文化到照护文化、敬老文化
摘 要：养老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养老服务和老年人的人身密切相关，是一种人身服务。这种服务由家庭成员、社会成员等不同的服务者提供，相应形成了孝文化、照护文化。我国现有的养老服务体系是以西方经验为参照建立起来的，具有追赶型的特征。探寻人口和老年人口大国的养老之路，需着力综合应对，着眼现代化发展，从文化建设的高度，形塑社会、行业发展环境，以照护文化的职业精神改进孝文化，用孝文化的核心“敬”形塑照护文化，创新发展新型敬老文化，积极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为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之路提供文化支撑。
关键词：养老服务;非正式照料;孝文化;照护文化;敬老文化
文化植根于民族心灵深处，是最深沉的力量。提升养老服务品质，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形成家庭、社会、政府协同参与的老龄社会治理机制和社会氛围，文化是隐藏其后的关键因素。“未富先老”及快速老龄化国情使我国老龄化的应对之路具有追赶型特点。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均提出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着力从文化层面对人口老龄化进行综合应对。与养老服务密切相关的文化形态有孝文化、照护文化和敬老文化等，三个概念各有侧重，又传承互通。着眼现代化、老龄化新时代，通过返本开新，构建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之路的文化支撑体系在当前急迫且有意义。
一、我国追赶型养老服务模式忽略了
其内在的文化因素
1.经济社会发展独特性决定我国养老服务模式
当前，我国推行的养老服务模式源于西方老龄化先发国家，具有追赶型特征。这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独特性决定的。
一是人口老龄化发展的独特性。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比较迟。但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老龄化发展速度快，用了不到18年的时间完成了人口结构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发达国家的这种转变则用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如瑞士用时40年，英国用时80年。①这意味着我们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西方社会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构筑起来的包括基本生活、基本服务在内的老年保障制度。
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性。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和服务体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是同步的。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进程。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对原来较为稳定的家庭照料方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特的农村留守老人群体。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2013年的统计，当年这一群体的人数接近5000万人之多。②2019年，南方都市报、北京耿耿丹心教育公益基金会等发布的《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研究报告》称，农村有留守老人1600万人。③同时，改革也直接冲击了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以村集体为主支付费用的五保老人集中供养方式;在城市，“单位制”解体，“单位人”变成了“社区人”和“社会人”;传统照护保障体系受到冲击，社会照料服务需求凸显。为此，民政部进行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明确要求原有兜底型、救济型的福利院实行改革，开展自费寄养，优先接收国有企业的退休老职工④，同时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运营、建设和投资养老服务设施。
在这两个独特性的双重压力下，我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予以应对，形成了特有的“事件—反应”机制和追赶型的养老服务发展模式。其参照物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养老服务模式。特别是看得见、可统计的养老机构床位成为主要的追赶目标。当时最为人所熟知的说法就是发达国家每百名老人有养老床位6—7张，而我国则不到1张。民政部的有关表述是“发达国家每千位老人占有至少50张养老床位的国际经验”⑤。因此，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意见的通知》明确要求，各类社会福利机构的数量和集中收养人员的数量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尤其是老年人社会福利服务机构的数量有较大增长。这些要求已被列入各级民政部门的考核指标。养老服务的另一种方式——居家养老也以西方社区照顾模式为借鉴，和养老机构一起组合成一个最符合老年人意愿、最切实可行且有效率、最有助于社会发展的养老模式⑥。2006年，第二次全国老龄工作会议将居家养老服务和养老机构放在一起，提出了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2013年后，基于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医养结合也被作为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经过20年的不断努力，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到2019年年底，我国有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7603万人，养老服务床位761.4万张⑦，百位老人拥有床位数为4.33张;城乡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实现了基本覆盖。可以说，这些看得见的硬件指标已接近发达国家。
2.追赶型养老服务模式缺乏相应的文化支持
我国目前推行的追赶型养老服务模式始终存在服务质量方面的问题，社会各界对养老服务的满意度并不是很高。为此，政府和社会各方采取了诸多措施，其中包括2017年开始的养老机构质量建設专项行动等。经过养老机构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硬件改造、标准化建设和消防安全等有了较大改观。但是，服务品质及与其紧密联系的服务队伍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养老服务品质的差距暴露出养老服务队伍的建设问题。目前，养老服务队伍的主力是“4050”人员，她们学历低、年龄大，从事的养老服务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低，这给养老服务人员的稳定性和服务质量带来了困扰。这种表面可见的问题背后是观念及职业社会认可度低的问题。社会上对这一职业存在歧视，一些人认为为老人端屎端尿，低人一等，即使工资最高，也不愿干。最先意识到文化重要性的是养老机构，一些机构的负责人在为老年人服务过程中想到了中国的传统孝文化，希望用孝文化教育护理人员，传递养老机构的使命和价值。在这些养老机构的墙上，常见的企业(机构)文化口号是“替天下儿女尽孝”。而从现实情况看，处于繁重的照护压力中的护理员很难视入住老人为父母。显然，传统孝文化并不能为现代养老服务模式提供精神支持。那么，西方现代养老服务模式背后所体现的文化形态是什么?我国应构建怎样的新文化体系以支持养老服务模式的发展?这些问题亟待探讨，以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老年人口大国国情的养老服务发展道路，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保障体系。
二、养老是一种文化现象：孝文化和
照护文化的适用性
文化在养老服务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和养老服务的特质密切相关。养老服务的核心是照护，是指老年人失去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后必须通过他人提供协助和帮助，才能有基本的生活尊严。所以，这种服务与年龄是否达到60岁或65岁没有必然联系，而是与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呈正相关。老年人照护是一种近身的人身服务，是对老人私密生活空间的介入，比如协助起床、晨晚个人洗漱、洗浴、清理大小便等。古今中外，提供服务的一方不外乎子女、伴侣等亲属和非亲属两类人员;按规范化程度，这种照料分为非正式照料和正式照料，后者在一般语境下被视为养老服务。由于涉及身体接触和私密生活空间，照料服务双方对这一行业的认知大多伴有感情因素，稍不注意就会产生负面情绪及负面心理，久而久之形成的社会文化观念对服务方式的选择和形成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影响服务的效果。从一定意义上说，养老服务方式的选择和形成就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养老服务均起始于家庭，但走势和在相当长时间里呈现的方式不完全相同。正如英国思想家罗素所说：“孝道并不是中国人独有，它是某个文化阶段全世界共有的现象。奇怪的是，中国文化已到了极高的程度，而这个旧习惯依然保存。”⑧之所以会如此，其原因需要从家庭养老及支持家庭养老的孝文化社会基础中去探究。简单地说，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把家庭保障功能外化为社会责任，从而实现了从家庭保障到社会保障的转型，形成了与现代养老服务业相适应的照护文化。我国由于工业化进程起步晚，发展相对迟缓，家庭功能保留相对完整，因而孝文化的嬗变时间比较长。改革开放后，这一进程虽已大大加快，但社会保障体系建成的时间并不长，家庭的保障功能仍在发挥作用。同时，政府在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过程中，强调福利多元供给协同保障，引导发挥家庭保障的基础性作用，孝文化得以继续倡导。
1.孝文化的适用性及局限
孝文化是传统中国“家国天下”的重要支撑，含义丰富且复杂。从照料老人的角度解读，它缘起于代际关系维系，支持非正式的照料方式。
孝文化有两个最基本的前提：一是农业社会结构。在这一社会形态下，以血缘为纽带的大家庭居住在一起，就近组织生产，社会流动性弱，子女照料年迈父母可及可得。二是血亲关系及相应的人力资源。⑨《说文解字》说“孝”，即“善事父母者”，讲的就是子女有抚养、照料年迈父母的义务，既包括物质给予、照料提供，也包括精神慰藉，对子女有“昏定晨省”的要求。这一传统自古有之。《诗经》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小雅·蓼莪》)“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大雅·既醉》)。费孝通认为，中国的家庭模式是“反馈模式”，不同于西方的“接力模式”，当父母老去时，子女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⑩其精神内核是“敬”。对此，孔子在几千年前就有所阐述。《论语·为政》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可见，孝文化支持家庭开展综合性的养老保障，涉及物质、精神和照料等各个方面。孝文化具有血亲性、宜农性和综合性等特征，支持的是家庭子女非正式照料行为。所以，以孝文化要求护理服务人员与一个没有血亲关系的老人建立“孝”的纽带非常困难。反过来，老人也很难将护理人员当作自己的子女去要求或包容。
随着时代发展的进程，传统文化遭遇当代现代化的历史情境和疑难问题，致使其在面对文化变局和解决疑难问题时表现得无能为力。孝文化同样如此。在面对现代化冲击的背景下，孝文化也显示出对家庭养老保障的无能为力，具体表现在：一是血亲关系的子女无法提供可及的照料服务。现代化条件下，社会流动性加剧，我国每年数以亿计的青壮年劳动力处于流动之中。加之职业化的工作和“八小时”工作制，年迈父母很难时时从子女那里得到所需的照料服务。二是即使子女提供照料服务，这种状态也难以持续。计划生育政策形成的独生子女一代以及居住方式从过去的大家庭合居变成父母子女的各自分居，直接影响了照料服务的人力资源供给和服务的可及性。所以，孝文化发挥作用的效果不彰，与现代化条件下孝文化基本前提发生变化密切相关。三是非血亲关系的“保姆”照料，职业精神缺失。目前，因分身乏術，富裕家庭雇人照料的情况越来越多，还有一些老人进入养老机构接受护理人员的照顾。这些被雇佣照料老人的人被称呼为“保姆”“阿姨”或“护工”。对于这一行业，国家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试图通过孝文化进行行业规范和引导，但效果不佳。近年来保姆虐待老人的恶性事件时有报道，使这一行业充满负面评价。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职业规范缺失。一直以来，人们对“保姆”“阿姨”或“护工”往往不以职业视之，即使1995年家政服务员被正式确定为职业，这种状况也没有大的改善。另一方面是文化观念制约。社会上把这个行业看作是伺候人的工作，表现出对从业人员的社会歧视。而“保姆”“阿姨”“护工”一方存在职业矮化心理，认为自己在人格上矮人一等。这种自卑的心理反应在护理态度和行为上，很容易造成一些护理服务人员对老年人的不尊重，甚至出现虐待行为。这与现代化内在的价值观平等是完全相悖的，加剧了社会对这一行业的不信任感。
2.照护文化的形成及特点
社会照护作为一种职业，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它是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伴随着现代养老服务业的形成而出现的。与之相对应，照护文化应运而生。
西方工业革命后，由于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现代意义的养老机构大量出现，基于社区的照顾模式开始形成。由工业革命引发的现代化大生产将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集聚在工厂企业，致使他们很难有时间和精力照顾父母。核心家庭模式的历史起源是工业化进程不断向前发展和市民家庭形式的广泛普及、经济的蓬勃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欧洲首先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将本由个人及家庭承担的基本生活保障责任交给国家，从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代际关系，这也就是接力模式。其中，照料老人的任务外移到社会，由专门人员提供，社会化的照护服务由此产生。“现代社会强行促成了一种狭隘的角色专门化。一度曾以家庭为中心的广阔的生活范围(也就是工作、娱乐、教育、福利、健康)，日益被一些专门机构(企业、学校、工会、社交、俱乐部、国家)分别占领了。角度的限定变得更加明确，在关键的工作领域，任务与角色业已高度专门化。”这些专门机构既包括集中居住的养老院，也包括到社区提供居家服务的专业机构。当机构的数量不断增多并形成一定规模时，一个行业就发展起来，产生了一批在养老服务机构从事照料服务的职业护理人员。
这种专门化、职業化的服务被称为长期照护。其背后是支持其发展的特有职业文化——照护文化。从照护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来看，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对其产生重要影响，塑造了护理服务的价值观：一是基督教精神。西方国家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价值观、职业精神等深受爱己及人、博爱、奉献的基督教精神影响。基督教提倡社会承担关注弱者的责任，并带头付诸行动，建立了大量的孤儿院、养老院、医院，最初在这些机构中从事护理服务工作的大多是其信徒。二是现代商业文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平等经济。亚当·斯密认为，这种社会即使没有爱与恩，仍可通过权衡利益，依靠功利主义的互惠互利的交易而延续。物物交换的背后是双方平等的人格。服务业作为一种职业，人格平等权深入其中。德国思想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立足于理性的经济伦理，诸如诚实、信任、责任心、勤奋、忠诚、敬业等。三是医疗护理现代经验。医疗护理和医疗工作相伴而生，历史悠久，但直到19世纪50年代南丁格尔将其提高到“专门职业”的地位后，护理工作才作为一种“技术”广为人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护理文化支撑并促进了这一行业的不断发展。由于对失能老人的照护需要医疗护理技术，医疗性护理文化对社会性照护文化的影响更为直接。瑞典、英国等许多国家都明确表示，要按一定的床位配比护士，由护士和护理员共同组成护理服务队伍，为入住的老年人提供综合性、专业化的照护服务。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隐藏其间的文化形态得以构建，具有现代职业特点的照护文化得以形成。
可见，照护文化适应现代养老服务业，支持正式照料人员的照护行为，有其明显的专业化特点：一是社会性。它从医疗护理中分离出来，在性质上属于社会服务。二是职业性。它是建立在职业分工基础上的，属于职业行为，有着专业化、规范化的要求。三是平等性。服务双方以人格平等为基础，开展服务活动。由于过于强调专业、规范，服务者有时难免缺乏人性的温度。
三、着眼全人全程服务：创新发展孝文化和照护文化
事实上，对于各个国家来说，并不存在单一的养老服务方式，许多国家大多数时候都采取混合型的服务模式。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庞大，需求多样化，更需要家庭、社会、政府等多元主体共同提供多元化的服务。要着眼老年人的全生命周期，把非正式照料和正式照料服务纳入统一的养老服务体系中，实现孝文化和照护文化的有机融合。
分析老年群体的照料服务需求，有几个基本的判断：一是享有非正式照料的老人人数远多于需要正式照料的人数。根据2017年统计，我国在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只有219.8万人，只占当年老年人总数的0.95%。国外根据不同照料人员人数的判断亦是如此。“非正式照料者是正式护理人员的2倍，在某些国家甚至在10倍以上，如加拿大、新西兰、美国与荷兰。”二是需要正式照料的老年人数将不断增多。这主要包括失能失智老人和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预计今后这两类老人每年将以百万人数增长。三是大多数老人处于非正式照料和正式照料的混合和转接状态中。不论是否有子女照料，当不能自我照料时，多数老年人会同时使用正式照料和非正式照料两种方式。老年人居住在家庭，当子女等家属无力承担照料任务时，他们便会寻求社会支持。一种可能是老人白天在社区照料中心接受照料，晚上由子女接回家进行照料;另一种可能是在家庭提供照料的基础上，由专业人员上门提供正式照料服务支持。此外，老年人会因身体状况的变动不断在居家、社区、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等流动转换。这些情况决定了其文化支持将因照料服务地点的转换、养老服务方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需要兼顾孝亲和专业精神，实现创造性转化。
1.要创设政策培植适应新时代的孝文化
传统孝文化要求子女在父母年老时给予基本的生活照顾。当居家养老成为老年人首选的策略时，重塑孝文化显得十分必要。这种重塑要针对孝文化的局限性进行文化和政策的创新。首先，要摒弃其内含的不平等观念。这是“五四”时期先贤们一直主张的。吴虞在《说孝》中强调：“以为父子母子不必有尊卑的观念，却当有互相扶助的责任。”“要承认子女自有人格，大家都向‘人’的路上走。从前讲孝的说法，应该改正。”子女和父母作为照料的实施者和接受者有着平等的尊严和地位，做到父慈子孝，才有可能解决“久病床前无孝子”的问题。其次，要敦促子女履行照料年迈父母的法律责任。这是我国《宪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文规定的。在现代社会，尽管政府为应对风险全面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但家庭仍担负着基础性的保障职责。中国传统孝文化之所以能持久发挥作用，与历朝历代以法律惩处不孝行为有很大关系。再次，要创设家庭养老支持政策。现代社会是公民社会，家庭和子女在照料服务方面并不负无限责任，政府应创设家庭养老支持政策，引导和规制子女履行责任。要为子女尽孝创造条件，通过子女带薪护理假、父母子女购买同一小区住房减税、喘息服务等支持引导性政策，解决好子女的时间和精力问题，实现照料服务的可及性。要实施免费照护技能培训政策，帮助子女提高照料的技术含量。总之，要恢复孝道弘扬人性之美、伦理道德的本质，注重保护个人自决的权利，用现代人格平等观念诠释孝文化，用现代照护技术提高非正式照料的技术含量，依法落实赡养照料责任，实现孝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2.要用照护文化改进非亲属非正式照料服务
对有着庞大老年群体的中国来说，非亲属非正式照料方式将长期存在，这是解决中国养老服务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式。要用照护文化改造照料者和接受者双方的认知，强化人格平等，规范服务行为。一方面，强化职业伦理，提高组织化程度。要倡导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或专业组织培训家庭服务人员，引导家庭尽可能从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或专业组织雇用照料人员。要由所在社区对保姆等从业人员进行管理，逐步纳入社区照顾模式。要实行轮训制度，通过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定期组织培训，对从业者进行轮训。如果直接从输出地聘用的，也应由输出地社区通过居家养老服务机构进行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强化职业伦理精神。另一方面，加强老人及其家庭的现代职业意识教育，确立人格平等理念，尊重照料者的人格尊严，增强包容性。
3.要用孝文化优秀内核铸造照护文化
孝文化的核心是“敬”，其形塑了不同于西方的代际互惠模式。正式照护由于过多强调职业化、专业化，并形成标准化服务模式，不可避免地少了些人性、人情的成分，亦即缺乏中国文化语境中“敬”的成分。养老服务是老龄社会的一个重要职业，毫无疑问需要有职业文化的支持。但养老服务机构从业人员如果仅用职业精神要求自己，工作就事论事，没有从内心树立敬重老人的理念，照护工作很难有温度和弹性。因此，在强调现代人格平等观念的同时，还要使“敬”成为职业性照护文化的“魂”。要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教育从业人员发自内心地理解老人、敬重老人，从而实现照护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杜绝各类虐待行为的发生。
四、返本开新：构建适应新时代的敬老文化
敬老文化是指全社会尊敬长辈、尊重长者的意识和观念，是基础性的文化形态。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敬老文化“都是伴随着家庭的产生而开始出现的”，最后的落脚点是社会。如果说孝文化针对的是血亲家庭，照护文化针对照护行业和从业人员，那么敬老文化则涉及全体社会成员。相较于西方，我国有着较为完整的传承清晰的敬老文化传统，包括尊老养老理念、孝老礼制、国家制度等。在新时代，这一文化形态也面临诸多问题。只有返本开新，才能发挥其对孝文化和照护文化的促进作用。
1.返本开新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和传统孝文化一样，我国传统敬老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在新时代，这一文化形态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现代化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老年人和子女的基本生活主要靠社会保障及个人储蓄积累来解决，人们获取知识、掌握技能主要通过现代教育和书本、网络等渠道来实现。这就意味着形成敬老意识和行为的“前喻文化”整体上不复存在，过去老年人象征着经验与智慧的形象被颠覆。而基本生活交由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来解决，又终结了老年人因掌握财产分配权而获得尊重的可能，中断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纽带。这些是当下社会上发生的种种对老年人不敬事件的主因。二是长寿时代的到来。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视角看，新时代也是长寿时代。2018年，国家卫健委公布，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7岁。在可预计的将来，这一数字还将继续上升。“人生七十古来稀”将彻底成为历史。现代社会进入长寿时代，意味着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史无前例的全方位变化，也对老年保障、老年服务、老年优待等提出诸多挑战。返本是接续传统，承继文脉;开新是与时俱进，输入内容，创新载体。唯有如此，才能有适应时代需要的敬老文化。
2.在加强载体建设中开新
载体是文化的承载物。传统敬老文化有宴请、免徭役、赐杖等载体。《礼记·王制》记载：“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汉代规定对高年龄的人赐杖，凡年七十以上者持鸠杖，可自由出入官府，行走驰道，经商不征市税等。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受生产力发展制约和封建王朝更替、战争等影响，这些载体覆盖面和受益者总体有限。在新时代，需要运用、创新各种有效载体，不断形塑覆盖全体老年人的新型敬老文化。
一是推动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共建共享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长寿时代必然是老年友好型社会。这种友好是理念型的，是基于“并喻文化”取得的，是全社会对老年人的尊重。在信息社会，借助各种现代技术，老年人和其他人群一样，也能同时获得知识和技能。这种友好是制度性的，完善的老年社会保障、社会参与、社会服务、社会优待等制度，能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这种友好是实体性的，种类丰富、多样的老年文化活动设施、各类适老化设施、养老服务机构、老年食堂等为老年人的社会生活提供有效的支持。
二是推动老年宜居社区建设。老年宜居社区涉及老年人生活的小环境，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获得感，也是最能培育敬老文化的场所。这里面有最温馨的邻里资源，能以便捷的方式解决老年人的不时之需。因此，要通过各种活动、搭建各类平台创建老年宜居社区。同时，要关注老年人的出行，通过设计涉老设施、建立垂直交通，让老人在社区生活得更加便捷，有幸福感和安全感。
三是推动家庭适老化改造。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居家养老是最好的选择，前提是能够在家持续生活下去，这就需要完善的适老化设施予以支持。因此，要聚焦老年人安全、健康等功能性需求，在科学评估基础上，选择适配性产品，组成不同场景居家环境的产品服务包，对老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增强老年人居家生活的安全性和便捷性。同时，政府对低保、低收入老人要给予改造资金的补贴支持。
四是全面落实老年优待项目。衣食住行，看病休闲，这些对老年人来说的“关键小事”在国家老年优待政策中均有规定，但具体落实情况并不尽如人意，需要加强督查。要通过创建各类载体如创建“敬老文明号”“敬老文明岗”，在公交车上设置“敬老卡”“专座”，在医院、车站、码头等社会服务部门设置“敬老窗口”等，落实对老年人的优待项目。
3.从观念和制度着手推进
新时代敬老文化的培植需要观念来引導，并通过政策来规制。这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宝贵经验。
一是在全社会广泛开展老龄化国情教育。要着眼于积极老龄化，通过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自媒体的宣传以及影视作品制作等手段，使全体社会成员充分认识老龄社会的基本特征、机遇和挑战、发展趋势及国家应对，引导全社会科学认识老年阶段、老龄社会、长寿时代，推动老龄化理念在城乡规划、工程设计、公共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中的融入。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老年是人的生命的重要阶段，是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尊重老年人的思维方式和自主选择，扭转对老年人、老龄社会的负面看法，创造条件使老年人树立新的社会价值自信、家庭价值自信。
二是进一步健全完善老年友好型社会政策。这些政策包括老年基本生活、基本医疗、住房、养老服务和社会参与等方面。要通过制度化建设，让社会成员有一个安全的预期。
三是加快构建应对老龄化的体制机制。要抓住未来10年人口高龄化发展的窗口期，抓紧研究综合应对老龄化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老龄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实现由“未备先老”到“边备边老”的转化。
总之，文化问题事关养老服务的根本。由于身体机能衰退程度的不同，老年人会从家庭、社区到医院、养老院、护理院进行不同地点的转换，这意味着需要正式、非正式的照料人员轮番上场，提供相应照料，形成持续性的照料方式。我们要以老年人为中心，把传统的孝文化和职业性的医疗护理文化、照护文化结合起来，形成整合支持、持续照料的文化体系;整合好孝文化、照护文化，创新发展新型敬老文化，为现代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和价值支持，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之路，让养老服务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得到滋润营养，为解决世界性照料难题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注释
①穆光宗：《银发中国：从全面二孩到成功老龄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第35页。②吴玉韶主编：《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页。③《〈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研究报告〉发布 留守老人是公益领域的边缘性议题》，公益中国网，http：//gongyi.china.com.cn/2018-12/11/content_40609915.htm，2018年12月11日。④陈良瑾主编：《中国社会工作百科全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第423頁。⑤王振耀主编：《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第38页。⑥张文范：《坚持和完善家庭养老 积极创造居家养老的新环境》，《中国老年学杂志》1998年第3期。⑦《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20年2月29日。⑧[英]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30页。⑨董红亚：《中国养老进入服务新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327页。⑩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董红亚：《构建与老龄化社会相适应的照护文化》，《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丁立群：《文化自信的哲学省思》，《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德]亚历山德拉·茹科夫斯基：《家庭中世代间的照顾：关于过去和将来的老人》，董璐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9页。[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41页。[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周文译，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年，第74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17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第317页。王杰秀、安超：《全球老龄化：事实、影响与政策因应》，《社会保障评论》2018年第4期。吴虞：《吴虞集》，中华书局，2013年，第17页。黄振萍：《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历史演变》，《中州学刊》2014年第5期。王建云：《敬老文化的东西方对比及对我国的启示》，《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景天魁：《传统孝文化的古今贯通》，《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3期。《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http：//www.nhc.gov.cn/guihuaxxs/s10748/201905/9b8d52727cf346049de8acce25ffcbd0.shtml，2019年5月22日。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63页。刘奉光：《汉简所记敬老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习近平：《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28/c_1118948763.html，2016年5月28日。
责任编辑：海 玉
Key words：pension service; Informal care; filial piety culture; care culture; respect for the elderly culture
作者：董红亚
第二篇：城市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和文化多样性
上篇
传统文化是城市文化发展的源泉
传统文化是一个流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开放体系。虽然，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快速发展、不断更新的21世纪，但是处于城市中的人们，仍然在既定的历史传统、民族习俗、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中生活，并在这些因素的交互影响下成长。尽管人们有时想摆脱旧的传统、抹去旧的烙印，创造新的生活和形成新的经验，但是，却不能完全克服传统对自身的影响。因此，如何正确地对待传统文化，即如何革除传统中的消极内容，保护传统中的积极方面，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城市文化时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
一、中华文明的若干特点
人类的起源、农业的起源、文明的起源是人类历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三个变革，对这三个变革的研究被称为人类历史研究的三大课题。中华文明是世界几大古老文明之一，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古老文明是如何起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一问题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问题。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不能不重视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经过长时间的探讨，学术界在对中华文明的一些基本问题逐渐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近年来，中华文明特点的问题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成为讨论的热点之一。
(一)中华文明的原生性
中华文明是在欧亚大陆东部产生的一支原生文明。近代以来，历史学者通过对考古学、古人类学、古文字学、民族学等文献资料的综合研究，逐渐揭示出中华远古历史在中国大地上发展的基本脉络。从目前的材料来看，至少在100万年前人类已经在中国广大的区域内活动。比如重庆巫山人距今200万年前，云南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陕西蓝田公主岭和湖南郧县学堂梁子发现的人类头骨化石也都距今接近或早于100万年。“而河北阳原泥河湾发现的一些早更新世地点，虽然没有人类化石出土，但是测定的年龄十分古老。比如小长梁遗址大约距今160万年，近几年发现的沟底遗址更早，有可能接近200万年”。由上述的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湖南郧县人等“猿人”;到广东韶关马坝人、山西襄汾丁村人等“古人”;再到广西柳江人、北京山顶洞人等“新人”，三个阶段构成原始人类时期。
根据考古成果研究，我国稻作农业文化可推进到一万年前。“从人类结束漂泊的生涯在大地上定居下来，开始从事农业活动算起，到现在仅仅大约500代人的时间。500代对所有生命形态而言，只是演化历程中微不足道的一瞬间，即使最精细的生物学家也难以发现物种特征的变化。对人类自己创造的世界而言，则完全不是这样。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已经难以想象1万年前祖先的生活方式”。经过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发展，中华文明经历了从起源到逐步形成的过程，社会的复杂程度更加明显，夏、商、周时期逐渐进入高度发达的阶级社会，再经过秦、汉及其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发展和衰落，中华文明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夏鼐先生和苏秉琦先生都提出过十分重要的见解。夏鼐先生认为，文明的起源应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苏秉琦先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应该有不同的模式，有原生型，还有次生型和续生型，最后才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他们这些论述的正确性不断被新的考古发现和学科研究成果所证明。
特别是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公元前3500年前后，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北方地区，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和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代表红山文化最高层次中心聚落的大型祭祀建筑群、积石冢及以玉雕龙为主的随葬玉器群。南方地区，长江下游的杭嘉湖地区发现了面积达30多平方公里的浙江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群，遗址群中心有莫角山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其周围数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有反山、瑶山、汇观山等良渚文化大墓、祭坛以及随葬的琮、钺、璧等精美玉礼器。这些发现进一步证明了考古学前辈的科学论断，也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进一步说明了中华文明扎根于中华大地的原生性特征。
(二)中华文明的可信性
我国古代文献中，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国历史的肇始期，把夏代作为第一个王朝。中华文明被认为具有五千年的历史。作为历史依据，见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正史，即二十四史。二十四史的第一部是司马迁的《史记》，而《史记》的第一篇是《五帝本纪》，五帝的第一个就是黄帝。在《史记》里面关于黄帝的记载带有一些神话色彩，可是也有很多看起来符合历史事实的内容。今天，海内外的华人都将黄帝和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人文初祖”。但是，文献中对黄帝和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述都属古史传说的范畴，对夏代历史的记载也极其简略，且均为后代的文献，很难据此全面地研究当时的历史，更无法判断当时的社会形态。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学术界有人怀疑中国是否真正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部分国外学者甚至怀疑夏朝是否真正存在过。要解决这一问题，消除学术界存在的种种疑虑，仅仅依靠古代文献是远远不够的。近三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批重要的考古发现为我们研究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以大量的考古资料为证据，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科学地论证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对于消除对中华文明的种种怀疑，以及确立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80年代，夏鼐先生在名著《中国文明的起源》中提出了考古学研究我国文明起源这一学术课题，需要着重探索三种标志性遗存，即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活动中心的城市、文字记载、冶炼金属，被称为“文明三要素”。一是关于城市。我国已经发现不少古代城址，其中较大规模的城址至少在仰韶文化的晚期已经出现。如河南郑州西山古城遗址、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遗址，都始建距今已超过6000年。而更多的古代城址，出现于龙山文化、或相当于稍晚的龙山时代，地点包括今天的内蒙古、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一带。二是关于文字记载。我国古代文字的起源虽然存在争议，但是诸如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出现的一些符号，普遍认为与文字有关。大汶口文化有符号的陶器，时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良渚文化陶器上和玉器上的文字，则大约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300年。三是关于冶炼金属。在我国出现很早，如在陕西姜寨遗址发现的半圆形黄铜铜片，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铜器;在甘肃林家遗址发现的小铜刀，属于马家窑文化，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
从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首次发现甲骨刻辞，到1928年我国学术机构首次组织对殷墟的发掘，再到1999年考古学家又在殷墟保护范围的东北部发现洹北商城，考古发现和科学研究成果，使河南殷墟遗址具有了“文明三要素”的典型特征。在城市方面，殷墟作为晚商都邑遗址，它的文化遗存可与文献中的商王朝相联系，进一步证实了文献中只有零星记载的商王朝的存在，更使《史记·殷本纪》等文献所载内容成为信史。在文字记载方面，甲骨文是世界古老的
文字体系之一。殷墟出土的15余万片甲骨不仅证明古老的汉字是独立起源的，还提供了我国古代独立的文字造字法则。对3000年以来的我国文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至今仍为世界上1/4的人口所使用。在冶炼金属方面，殷墟是出土商代铜器最多的遗址，总数约6000件，其所展示的高度发达的创造文明成果的技术手段是独有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块范法青铜器铸造技术，正是这种技术铸造了包括重达832.84千克的司母戊鼎在内的巨型青铜器。
这些古代文明因素的发现，虽然说还不够完整、不够系统。但是通过对这些文明因素的综合研究，可以断定我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时间相当早，不晚于古史传说的年代。也正是由于前述大量文明因素的存在，才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可信性，并为最终形成更为完整、系统的结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中华文明的整体性
中华文明的形成既是多元的，也是一体的，即所谓“多元一体化”。秦汉以后形成了中华民族，它既是指生活在中国的各民族共同建造的国家，又是在中国领域内56个民族的总称。“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首先是多元文明的融合，是互相整合，而不是互相灭绝。“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方言隔阻，如果不是靠文化思想和文字为连系纽带，中国不知道将要分裂成多少个独立小朝廷”。各个地区的文化通过相互竞争、碰撞、融合，最终形成了完整的中华文明。无论各个地区的文明发展当初多么辉煌，其文化成就多么显赫，最后都以百川归海的态势，纳入到中华文明的轨道之中。
探讨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原因，一是中华文明本身的规模因素，即地域的广阔和整体规模的巨大，形成了一种难以征服与分割的力量。中华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相互关联的文化整体。曾经对中华文明构成威胁的其他文明最终都被这一规模巨大的文化整体所吸收和同化。二是中华文明本身的文化因素，以血缘为纽带的关系，发挥着巨大的维系文明的作用。如对中华民族共同始祖炎、黄二帝的崇拜，影响深远，使中华文明在多元发展的同时，一以贯之地保持了完整性。
戴逸先生分析了对我国文化影响较大的诸项因素，包括经济条件、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地理环境，这些都对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有所影响。首先，我国是农业社会，至少6000年以前，我国就种植农作物，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不发达。在这样的一个农业社会里，民族性格既有勤劳朴实的一面，也造成了稳定保守的一面。其次，我国几千年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是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从秦代算起已有2000多年历史。专制主义、官僚结构对我国的传统文化打下了很深的烙印。第三，我国是个宗法、家族制度普遍盛行的国家。过去人们从小到老，生活在一个宗法结构中间。宗法意识、家族意识非常强烈，传统文化普遍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形成。第四，地理环境也对我国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在亚洲东部的大陆，东面是海洋，西北是高山、沙漠，将近10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与其他文化发达地区相隔较远，交流较少。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了中华文明独立而完整的，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文化系统⑦。
铸成我国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和横亘千古的再生力的条件，是中华文明本身所具备的内聚力和感召力。祖先崇拜的底蕴是强烈的本根意识，就是对自身本源之探究、认同、尊重与返归。《老子》十六章：“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淮南子·原道》：“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归根、守根与现在常说的寻根，都体现了同一种本根意识，成为维系中华文明使之延绵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与祖先崇拜相关，以家庭和宗族为基本单位的社会模式，家庭、宗族与国家的同构性，以及宗族作为国与家的中介，都发挥着协调关系、维系国家、延续历史的作用，也使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相比具有更加鲜明的整体性特征。
(四)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人类四大古老的文明，都是沿着江河发祥的。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500年间，世界各地先后出现了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之间的巴比伦文明，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之后还有地中海东部的爱琴海文明、迈锡尼文明和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然而，除中华文明之外，几乎所有这些古老的文明都曾在其文化发展史上出现过中断现象。在历史上，古代埃及是文明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但是古代埃及和现代埃及之间的关系非常曲折和遥远，无论在人种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有很大的距离。古代的两河流域，包括苏美尔、阿卡德、亚述、巴比伦等几个古国，和今天的伊拉克的关系也很少，它们的文明在很早以前，可以说在希腊、罗马时代就被断绝。即使希腊、罗马这样文明兴起比较晚的古代国家，它们的文化到中世纪也已经中断，所以后来才有所谓的文艺复兴。英国历史学家A.汤因比(A.Toynbee)在著作《历史研究》中分析了各种文明的循环发展和衰落规律后指出，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有20多种文明已经消逝，而今天存在于世界上的几种古老文明，都是在历史长河中经过筛选、淘洗而传衍下来的。纵观世界，俯仰古今，数千年来，世界不少文明古国，都曾有兴盛一时的文明，但终因丧失了传统文化，文明也就走到了尽头。
如果与其它三大古代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的起源不算最早，但是中华文明却是唯一从未中断过的文明。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历经磨难，饱受风霜，然而其文化传统却始终一以贯之，未曾中绝。中华文明同根同种同文完整地保留下来，延绵不绝，传至今天，这在整个世界人类历史上是很独特的现象。对此袁行霈教授认为：“我们可以从地理环境中找到一些答案，前三种文明都是在相对集中的一个较小范围内展开的，回旋的余地不大，一旦遭到强悍的外族入侵和战争的破坏或自然灾害，就难以延续和恢复。而中华文明则是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开展的，回旋的余地很大，便于将不同民族的势力和文化加以吸纳与整合，也不致因地区性的自然灾害而全体毁灭，所以能够传承数千年而绵亘不绝”。
自从文明的曙光初照神州，中华各民族的祖先就在这片古老而辽阔的土地上生存、繁育。我们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就是那创造古老文明的先民之后裔，在这片土地上是同一种文明按照自身的逻辑演进、发展，并一直延续下来。同时，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显示了巨大的凝聚力，不仅没有中断，也没有分裂;只有新的文明因素不断增加进来。苏秉琦先生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像中国如此之大的国家有始自百万年前至今不衰不断的文化发展大系”。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举世罕见的，它不仅表现在语言文字方面的承传不辍，也表现在我国古代的学术传统和文化精神，只有一以贯之的发展，而绝无中绝或转向。一般认为其连续发展是从夏商周三代开始的。孔子曾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这就是说，周代沿袭了夏、
商的文化，并又进一步加以发展。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专门整理了周代典籍，修订了鲁史《春秋》，创立了儒家学说。到汉代，董仲舒继承《春秋》，研究经学，司马迁也继承了《春秋》，但专治史学。从此，经学与史学作为中国古代传统学术的主要支柱，一直没有中断。即使在中国社会处于南北分割，传统也未曾中绝。“例如在西晋以后的公元4～6世纪期间，北方经学仍然遵循汉儒传统，其繁荣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南方。就以北方最乱的十六国时期来看，其史学不仅未断，而且还相当繁盛，这在古代世界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五)中华文明的先进性
技术发明是一切人类活动的共同基础，它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经济发展和文化价值取向。帝国兴衰、王朝更迭、战争胜负，虽然各有其复杂的原因和背景，但是无一例外都与人类的技术发明活动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渊源关系。“中国为人类贡献了不可缺少的许多重大发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发明家引领着技术创新的潮流。从春秋时期到宋代，1800年间中国发明家走在世界前列”。
中华民族经过五千多年的迁徒、演化和融合，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创造了独具特色、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的诸子学说，浩如烟海的历史古籍，气象万千的诗词歌赋，匠心独运的书画雕塑，泽被后世的四大发明等等，这些都令世人推崇备至，令世界惊叹不已。“正如黑格尔所说，当黄河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泰晤士、莱茵河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还在黑暗的原始森林中徘徊”。我国古代四大发明对欧洲文明进程具有深远影响，无论是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还是走出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我国的古代发明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公元前600年，我国发明了液态生铁冶炼技术，使铁矿石源源不断地变成铁，并且直接铸造成型。这项发明解决了困扰人类千年之久的难题，促进了世界范围金属工具和兵器的更新，使人类迅速进入铁器时代。“公元前300年，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深井钻探技术，使人类能够获取深藏在地下的财富。古代中国人发明的瓷器取代了陶器，为人类抹去了石器时代留下的最后一道痕迹，成为我们这个星球上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用品”。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文明要有成效得多。盛唐时代，中国就已是世界各国取经、朝拜和交流的主要目标国。1700年时，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东方大国的经济收入各占当时世界总收入的23%，与整个欧洲相当。
近二三十年来，我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哲学已经为许多西方学者所重视。1988年，许多国家的几十位诺贝尔奖得主聚集法国巴黎并发表宣言，指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多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就是说，西方学者在对自身文化进行反思的同时，开始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孔子和老子早已是历代欧洲哲学家们心中伟大的思想家。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德国的莱布尼茨等也都非常推崇中国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与西方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样，中国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和墨子。今天人们看到，在联合国大厅里，赫然写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格言，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六)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中华文化虽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成长，但它也有过与外来文化的广泛接触。其中大规模的接触、交流有过三次。第一次是佛教的传入。从东汉起，历经几百年，经过长期的消化，文化的整合，到唐代，发展到高峰，产生了中国化的佛学——禅宗。到宋代，产生了在佛学影响下的儒学。佛教的传人经过了几百年的过程，这是中国与印度文化的一次大交流，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极大。第二次中外文化交流是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从利玛窦到汤若望、南怀仁，从明末到康熙年间，100多年期间，到中国来的传教士数以百计，带来了西方的宗教，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包括天文、历法、数学、武器、地图、建筑、绘画和其他自然科学。第三次文化交流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的枪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中国被动地吸收西方文化，形成中西方文化冲突与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吸收、交流、冲突，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当然，现在封闭的局面已打破了，不可能再回到历史上那样的闭关状态。中国已进入世界历史的潮流中，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将在批判地吸收传统文化的同时，随着全人类文化一起前进”。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澳门历史城区，保存着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欧洲人聚居地和亚洲早期贸易港的完整面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葡两国居民在这片城区内，合力营造了不同风格和特色的生活社区。在这里供奉中国海神的妈阁庙与葡萄牙人航海主保的圣老愣佐教堂前后呼应;在这里中国商人聚会交流的关帝庙与葡萄牙人的慈善机构仁慈堂面对统一广场;在这里中国富商大宅卢家大屋则与天主教主教座堂垂直相对;在这里与巍峨的大三巴牌坊并立的是精致小巧的哪吒庙。在当今因经济利益或者价值信仰而纷争不断、暴力不断的世界，澳门提供了一个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信仰，和平共处、多元发展、共同进步的典范。澳门历史城区不但具有中西文化多元共存的独特景观，而且是集合不同种族、思想、信仰、文化和居民生活习惯的文化空间。不但展示了中、西式建筑艺术特色，更展示了中葡两国不同宗教、文化以至生活习惯的交融与尊重。这片历史城区，见证了中华文化永不衰败的生命力及其开放性和包容性。
事实上，传统不是一个凝固的概念，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不同种族、年龄、区域的人们共同创造、交流、融合的结果，从未有一种传统文化可以完全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纯之又纯”的本土文化，基本不存在。中华文明就是由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的文化，经过不断冲突和融合，形成和发展而成的。中华民族对外来文化从来不采取盲目排斥，而是有选择地吸收，改造，使之为我所用。“数千年来，中华文化还吸收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各种外来文化因素，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其中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是中国文化吸纳、消融外来文化的显例，是华夏文明的伟大处。它的特点是充实主体、融化客体、思想再生、铸造新文明”。中华文明具有海纳百川，地承万物的气魄，历来以博大的胸襟面向世界，因兼容并蓄而丰富多彩，因推陈出新而永葆活力，因特色鲜明而远播四方，成为世界四大古文明的仅存硕果。中华民族以自己非凡的智慧和创造力，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二、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定、保护与弘扬
我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民族特色鲜明，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精神追求，蕴藏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这个延绵数千年的文化呈现出独特的智慧和特色，可以为今天人们探索和解决诸多城市发展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文化方式和思维选择。因此，应该注重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定，保护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弘扬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这样对于今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注重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定
什么是传统?这是一个有着各种不同看法和争议的问题。罗国杰教授认为：“传统就是已经过去了的事物，是长期以来积淀在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心理中，并在今天的现实中仍然发挥着影响和作用的一种现象”。传统不是陈旧的、落后的东西，传统是指一个民族中具有生命力的、一直在起作用的因素。虽然有些民族的传统会被一些陈旧的、落后的形式所包裹，但它并不是内容本身。传统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而且一直起着作用，主宰着民族的精神，就在于它具有容纳新的文化因素的功能。传统与文化密不可分，其表现形式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但是，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什么是文化传统?一般来说，是指同精神、思想、文化道德有关的传统，是对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精神现象的总称，其内容主要包括从一定价值导向出发的哲学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艺术的、宗教的等等，各种思想观念的总和。文化传统不具有物质的实体，看不到、摸不着，但是却无所不在，即留存于传统文化之内，又表现于现实文化之中。文化传统的核心，是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高尚道德品质的向往。文化是构成一个民族的基本因素，而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在整个人类的各种传统中，文化传统对社会发展、社会进步和社会安定，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什么是传统文化?顾名思义就是指传统社会形成的文化，往往对应于当代文化或外来文化等。传统文化不仅包括历史上存在，并延续至今的种种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例如民族服饰、地方戏曲、古典诗歌、生活习俗等，还包括价值观念和文化意识。刘梦溪教授认为：“广义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传统文化产生于历史过程，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传统文化形成于民族传承，带有独特的民族色彩;传统文化成长于当地环境，带有浓郁的地域特征，因此，传统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表现得最为鲜明。
今天之所以要继承和弘扬文化传统，就是因为其中包含着值得人们借鉴、吸收和弘扬的因素和内容。张岱年先生指出：“在现今时代，做一个中国人，最重要的是具有爱国意识。而爱国意识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必须感到祖国的可爱，才可能具有爱国意识。而要感到祖国的可爱，又必须对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有正确的理解”。他认为，我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的主要内涵是四项基本观念，即：一是天人合一;二是以人为本;三是刚健自强;四是以和为贵。这些为中华民族在共同生活中所孕育、所崇尚、所提倡的文化传统，不断得到鼓励和推崇，规范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制约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影响着人们的审美情趣，而且相互影响、互相激荡，形成巨大的精神动力和物质力量。代代相传的传统文化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天然纽带，是全社会共同的文化遗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始终保持着连续性。
传统文化既是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文化进步的智慧源泉。因此，有必要对传统文化加以系统的、科学的挖掘和研究，以充分体现其积极的价值。虽然近年来陆续出版众多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文章，丰富的学术思想散见于各种学术论文、学术专著、文学作品、各类志书中，但是总体来看研究成果依然十分薄弱。宋健先生在2002年4月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指出：“研究和借鉴历史，不仅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也是科学界、知识界的责任。历史上写着中国人的灵魂，指示着中国将来的命运。现在世界上有人不喜欢中国人研究自己的历史，这是没有道理的。清人龚自珍曾注意到：‘绝人之才，灭人之国，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我们和后人都应小心，不能上当”。这一忠告发人深省。
(二)保护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进入21世纪以来，更多的西方学者把目光转向了东方，转向了中国。更有一些国外的研究机构开始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的、全面的研究，希望我国传统文化能对该国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特别是当今世界，虽然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但是环境的破坏、战争的灾害、贫富的差距等，对世界文明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这一情势也彰显出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时代意义。
我国传统文化是维系几千年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撑。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储蕴了丰富的内涵，对社会发展的进程产生过重要作用。即使在今天乃至未来，其积极的内涵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传统文化中积极因素的长期熏染、代代相承，使整个中华民族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渐趋认同，形成了中华民族卓越的品格和精神，并逐步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美国耶鲁大学的讲演中对文化有一段至为深刻的论述，他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往往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中华文明中强烈的爱国精神、高尚的民族气节，使中华儿女在国家和民族的危难关头，能够迸发出巨大的力量，维护国家民族的生存，并延续自己的文化。
传统文化是文化国力的源泉，而民族精神是文化国力的支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维系。秦汉以后，中华民族不断融合，二千年来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思想、共同的民族意识，这是十分珍贵的精神遗产。中华民族有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才能融入亿万民众的血脉，孕育出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由此可见，我国传统文化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具有鲜明的特点。罗国杰教授对我国传统文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考察。
一是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伦理思想贯穿其始终。追求崇高的思想品质、向往理想的道德人格、涵养美好的精神情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在人和人的相处中，一个人既要有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创造精神，又要有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和爱人如己的博大胸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古代名著《易经》上的这两句话，鲜明而又生动地表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生态度、立身精神和理想境界。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厚德载物的精神则表明一切万物都是人类的朋友，人类不仅要爱护自身，而且还要保护人类生活其中的生态环境。
二是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注重对于真理的追求和辩证的思考，有着浓厚的思辨传统。在我国先秦的儒、墨、道、法几个最著名的学派，都十分强调理智和智慧的重要，强调人们对真理的认识的重要意义。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看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并力求从整体的相互对立和相互联系上来观察和分析这些现象。因此，人们在了解、观察、分析和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时，就一定要从一个统一体的视角来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三是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独特的审美意识和人文精神，在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创造了辉煌的成就，是全人类文化中最重要、最灿烂的瑰宝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
用诗歌来表达人们的思想情感、人生理想、价值观念和生活情操的空前繁荣的时期。在文学艺术上，仅仅流传下来的唐诗，就有五万多首，其中著名的有一万多首。继“唐诗”之后，又出现了“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等几个文学艺术的发展高潮，创造了绚丽多彩、辉煌灿烂、具有永久魅力的文学艺术传统。而且形成高潮迭起的文学艺术的高峰，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识和人文精神，熏陶和孕育着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素质和民族意识。
(三)弘扬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
传统文化并非一成不变。一方面时代在前进，世代在交替，另一方面经验在积累，知识在更新，传统文化必然要接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以调整自己的内容。传统文化是人们共同生活的产物，也会随着共同生活的变化而更新，其中某些成分会逐渐被淡化，新的成分会逐渐加入。特别是在信息化时代，不同民族的不同传统文化只要存在，就不可避免地有所接触;只要相互接触，就不可避免地进行交流;只要相互交流，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影响;只要相互影响，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但是，传统文化的变化往往是缓慢的、渐进的，不同传统文化，相互接触、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同时，通过接触所取、交流所得、影响所获的内容，都必然要经过消化、吸纳和整合的过程，才会在传统文化中加入新的成分，带来文化传统的变化，“不会发生一蹴而就的奇迹”。
我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宏富的整体，是人们长期实际生活经验的概括，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追求，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民族精神的形成，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几千年生存发展、没有中断，而在今天又能重新为世界所重视的重要原因。“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情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情怀，是我国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厚重的精神动力。“从典美博奥、汪洋捭阖的秦汉文章，到情致飘渺、新制迭出的盛唐气象;从清深瘦劲、鞭辟入里的宋代风骨，到张扬俗趣、市井勾栏的明清景观……”。“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有发扬本民族文化传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重任。一个民族的文化，既有历史的延续，又是由各个地方文化共同融合、汇集而成的，它是经纬交织，继往开来，富有生命活力的”。中华民族这清晰的文化脉络，经过了漫长岁月的变迁，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的宝贵财富。
2004年10月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开幕的“走向盛唐”展览，展现了从公元3世纪到8世纪这一重大历史阶段，我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历程。这是中美合作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展品内容既重视艺术价值，又考虑历史内涵，每件作品不仅是艺术精品，而且要在不同程度上反映该历史时期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社会习俗以及其他非视觉艺术的变革。展览开幕反应热烈，盛况空前。从2004年10月到2005年1月的三个多月里，来自美国本土和世界各地的观众达到几十万人，最多时每天有五、六千人。很多观众表示通过展览更多地了解到中国古代的文化和艺术，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古代自由开放的活力，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外文化交流。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今天，回顾一千年前盛唐时代的繁华，人们或许会感到有所启迪，强盛的国家要有开阔的胸怀，包容多元的文化。
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不仅表现为经济竞争力的增强，还有文化影响力的提高。抓住我国和平发展的机遇，将汉语语言与我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是增强我国文化国力的重要举措。如今，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学习和使用汉语的风气。例如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使用汉语的人口增长最快，成为使用人口最多的第二种语言;在美国，中文被列为关键外语，并且位居第二;在英国，政府批准资助英国人学习汉语，许多公立和私立学校都积极安排教授汉语课程;在法国，现今有近300所学校开设了中文课程。汉语热的出现，既有我国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又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截至2006年9月，我国已在4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08所孔子学院和12所孔子课堂。自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成立至今，孔子学院已成为传播我国传统文化、推广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载体。汉语在世界的影响愈来愈大，使更多的人能通过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继而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
三、城市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特殊产物
在我国，历史性城市遍及各地，数量众多，特色丰富。这些城市不但拥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各具特色的历史建筑，而且它们的存在体现着中华民族灿烂的传统文化。因此可以说，城市本身就是我国文化遗产中最宝贵的一部分，城市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特殊产物。今天，如何历史地、科学地评价城市传统文化?现代化要不要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怎样将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今天研究城市文化有责任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一)城市传统文化的现实困境
自古以来，人们重视物质利益，为生存而奋斗。“路人问渔夫：你打这么多鱼干什么?渔夫答：赚钱买船。买了船干什么?打更多的鱼。打更多的鱼又干什么?买更大的船，打更多更多的鱼……”。人类从动物界脱颖而出。但是，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依然受食物短缺之困。生计问题一直束缚着人们的手脚和灵魂，思维沿着惯性滑行：劳作，不停地劳作。今天人们的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绝大部分地区早已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在以经济发展为主导范式的社会价值追求中，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经济发展的指标又成了唯一的评价标准。“路人问老板：你盖这么多房子干什么?老板答：赚钱买地。买了地干什么?盖更多的房子。盖更多的房子又干什么?买更多的地，盖更多更多的房子……”。“发展”问题又一次束缚住人们的手脚和灵魂，思维继续沿着惯性滑行：建设，不停地建设。这种片面的社会追求和评价标准，严重地冲刷和遮蔽了人类的精神世界。
在今日世界，城市处在严重的文化矛盾和冲突之中。这是一个对经济发展乐观展望和对文化发展悲观期待并行的时代，是一个物质的满足与精神的焦虑并行的时代。2003年的8月3日，法国《费加罗杂志》刊载G.杜铭那克(G.Domenach)的一篇文章，其中写道：中国传统文化令人迷惑。对于一个经常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来说，这种文化有时会给人以垂死的印象，有时又会让人感觉到他的活力。这种矛盾现象产生的原因何在?现在是什么使得中国与自身脱离?G.杜铭那克文章中提出的问题带有现实普遍意义。原因主要在于，多年来我们自己在对待传统文化中出现的一些偏差，例如批判多于继承，否定多于肯定，导致一些人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无知，缺少自尊与自信，未能使传统文化在城市发展中得到应有地弘扬。“尽管情况错综复杂，其共同点则可以归结为对传统建筑文化价值的近乎无知与糟蹋，以及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盲目崇拜，而实质上是‘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是所谓全球化与地域文化激烈碰撞的反映”。
目前我们一些城市还没有形成健康合理、积极向上、特色鲜明的文化理念，在单一的经济价值观念下，它们片面强调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忽视了自身传统文化的消失，忽视了文化资源与文化生产力的创造价值。在城市中，一方面是城市风貌的日新月异，呈现出物质财富的增长和
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则是传统文化的黯然失色，呈现出文化财富的锐减和文化生活的浮躁。人们在失去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广阔的文化空间的同时，失去了形成文化共识的基础，也失去了文化创造的能力。人们常说中华文明是绵延不绝，没有断裂的、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可是在现实中却对传统文化视而不见，没有自信，缺乏应有的认知。面对当前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延续受到的种种威胁，2006年6月冯骥才先生在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上大声疾呼：“我们的后代将找不到城市的根脉，找不到可以自豪的个性化的文化凭借。当他们知道这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是我们亲手把一个个沉甸甸的城市生命，变成亮闪闪的失忆者，一定会斥骂我们这一代人的无知”。现在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传统文化的沦丧和为捍卫传统文化而进行的抗争。
影响传统文化传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一些人将传统文化与封建文化相提并论。于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置身于城市化加速进程之中，很多人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存在着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为中华民族拥有的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而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又感到传统文化似乎是今天前进道路上的羁绊，成为一种沉重的历史包袱。毋庸讳言，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在数千年的发展中，也逐渐积淀了某些不良因素。传统文化中也有消极的、同现代生活不相适应的内容，应当剔除或逐步改造。但是，事实上我们传统文化的主流，不但不是封建文化的产物，而且是先进文化的代表，是现代城市建设与发展的资源、财富和动力。
(二)城市传统文化的时代责任
“神州大地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衍生栖息的地方，5000多年来，尽管自然灾害、战乱频仍，但经过世代经营，我们的祖先建设了无数的城市、村镇和建筑，也留下了中国非凡的环境理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古代城市大多是按规划建造的。据科学考古和史料证实，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明、清时代，无论是古代的都城或地区统治中心，还是重要的边防城镇，都是事先经过周密的规划，按照一定的建设程序和规律进行营造，同时在营造理念中体现了非凡的环境观念和朴素的人文精神。在环境观念方面，我国古代文献中记载了基于山水文化理念的环境设计观，各赋特色的环境意境的创造及其所表现的城市文明，这是我国传统城市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城市史上也占有光辉的一页。在人文精神方面，我国古代城市规划基本上遵循了儒家传统思想，因而一脉相承，独具特色。特别是，我国的历史性城市都曾具有重要的文化职能，遗存至今的文化遗产，仍然传承着传统人文精神。
今天在我们的面前存在着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一是如何重新认识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二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前者比较好理解和接受，要继承传统文化，就必须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通过认识深化使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后者可能不被人理解和接受，难道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也需要认同吗?然而今天这一问题不但确实存在，而且矛盾日趋尖锐。当前确有一股潮流，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一切唯西方文化是举，并且在某些领域愈发严重。居住在历史性城市中的每一位市民，最重要的是具有热爱城市传统文化的意识。而树立这一意识必须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必须感到自己城市的可爱。要感到城市的可爱，又必须对于优秀的城市传统文化有正确的理解。
城市是完整的生命体系，它有内涵，有个性，而其中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城市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人们对城市传统文化的认知，与城市的文化空间和生态环境密切相联。例如江苏自古以来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其文化底蕴极为丰厚，人杰地灵。据史料载，二十四史中有传者2万多人，其中6000余人为江苏籍，约占1/3。清代114名状元中有49人为江苏籍，占40%以上。由此可见，江苏的传统文化对江苏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又如苏州的传统文化主要体现在拥有2500年文化积淀，具有突出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历史城区，使其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也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2500年前吴越之争的“卧薪尝胆”中得到新的启迪;从1000年前宋代苏州知府范仲淹抒写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汲取新的营养。近年来，江苏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苏州的城市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在全国领先，这些均与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即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密切相关。因此保护城市传统文化，就是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就是保护城市的生命之根，对每一座历史性城市来说都是一份重要的责任。
城市文化承载着人们的家乡情结。通过了解城市文化，可以提高市民对所在城市的认同感、满意度，逐渐转化为城市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最终形成人们热爱城市、建设家乡的热情。例如日本在战后，一些城市纷纷制定《市民宪章》。各个城市的宪章名称和内容虽然不尽相同，但是总的目的都是号召市民热爱故乡、热爱城市的传统文化，把自己的城市建设成舒适、幸福，并具有文化特色的魅力城市。这一运动使众多日本城市走出了那一段最困难的年代。在经济发展以后，很多日本城市仍然沿袭这一传统做法。如东京在1979年发起“我的东京城”(My Town Tokyo)运动，引导市民更加热爱自己的城市。这一运动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并为国际社会所关注。在意大利也有“我们的意大利”学会(ITALIA NOSTRA)这是一个保护意大利文化遗产的社会团体，有众多的会员加入，热心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三)城市传统文化的永续传承
千百年来，人们长于斯、居于斯，创造了独特的城市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华文明特有的人文景观，更出现了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北京等辉煌的城市，体现了一脉相承的城市文化传统。我们不应该在走向现代化的路途中丢失自己的传统文化之根。但是，要真正传承和弘扬曾经辉煌的传统文化，第一个要战胜的困难就是我们自己。谢辰生先生指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曾经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观点，我是很赞成的。他在《唐代政治史论稿》这部书里讲道，在南北朝的时候，存在一种现象，即判断一个人的族别，不是看他的血统，而是看他的文化。那时的北魏、北齐、北周，有汉化了的胡人，也有胡化了的汉人。汉化的胡人忘记自己是胡人，胡化的汉人也只知道自己是胡人，而非汉人。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就是一个人的文化要是变了以后，他对自己过去的历史什么都不知道了。这充分说明了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历史上在一些国家或民族曾经出现过所谓的文化危机、精神危机、信仰危机的时代，究其根源，都是因为文化传统发生了问题。危机的消除也都是由于文化传统重新得到了重视。当今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使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无论哪个国家希望在世界舞台上保留住自己的位置，都需要面对国际形势不断重新认识自己传统文化的价值，强化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认同，都需要捍卫传统文化的根基。刘梦溪教授曾形象地比喻说：“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是民族文化血脉的沟通，如同给心脏病患者做搭桥手术，那是要慎之又慎的。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不是只把传统视作时髦的‘怀旧情绪’，而是当作‘生存的必要’，传统就能够活在我们中间，使
我们每个人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它的优秀者必成为涵蕴传统意味的现代人”。今天一些国家比以往更加注意捍卫自己的传统文化。如法国禁止其国内的商店使用英文标识，甚至禁止其互联网站上出现“只使用英语”的网页。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积极制定政策，加倍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
E.希尔斯(E.Hilles)曾指出：“传统无所不在”，“现代永远跳不出传统的如来佛手心”。从发展的阶段性来看，我国传统文化又是一个不断发展、丰富并自我更新的过程，既有古代传统文化，也有近代传统文化。就我国古代传统文化而言，刚健有为、贵和尚忠、任民爱物、义以为上、天人合一等，都反映了当时的文化精神;就中国近代传统文化而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科学精神、民主精神、自由精神等，反映了新的时代的文化精神。传统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增添新的内容、新的典范，而且需要对异质文化的吸收和融合。继承文化传统决不能无视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新形势、新局面，更不能作茧自缚，排斥一切外来的新成果、新经验。对于文化孤立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危害，我们曾深有体会。正是闭关锁国和盲目拒斥，造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阻滞，影响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振兴和发展。对不同质的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融合，可以使固有传统文化因注入新的血液而勃发生机，并变得更加健康、更有免疫力。也只有在新的时代不断为既存的传统文化增添新的内容，传统文化才会更加充实、更有价值，才有可能融入今天的社会生活，成为活着的传统文化。
每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总有其自身的文化特质，它保留在人们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中，世世代代地延续、凝固成一些规范、标准和模式，并通过城市与建筑等形式，最广泛、最直观和最可体验地表现出来。城市发展的步伐固然能够把一些陈规陋习抛到历史年轮之后，经济与社会发展也能使一些城市更充满活力，但是，只有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科学人文精神，才永远是城市的灵魂。一个社会的变迁绝不应该把业已存在的传统文化彻底根除，而应该找到使传统文化与当代新的因素融会贯通的契合点，丰富传统的内涵并赋予它新的形式，形成新的文化体系。因此，城市是一个民族发展的有形“史书”，任何传统的继承与现代的创新都会在城市这个载体上留下刻痕。城市中对历史要素的保护与继承不是为了陶醉与迷恋在过去的辉煌之中，也不是为了因循守旧而自缚手脚。
城市是流动的空间，时间是流动的记忆，任何人类积极的发展要素都应该在城市中找到应该属于它的位置，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延续。一个有信心、有意识去传承自己历史的城市，也完全应该有自信心去接受创新、接受现代化。当然，这种意识上的融合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城市文化空间上的叠加与城市文化形象上的冲突，城市文化保护与延续的先进理念已经为我们找到了可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在历史与现代，发展与继承的交叉路口，传统文化是个充满魅力而又让人感到沉重的话题。如何在进行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传承传统文化，如何既无愧于祖先又对得起子孙，值得每一个城市和她的人民去思考和探索。正因为城市文化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这一基本关系时刻影响着城市文化的走向，也就使城市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研究具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更加广阔的天地和更加现实的意义。
中篇
地域文化是城市文化发展的基础
地域文化集中体现城市发展脉络，而城市在一定时期形成的文化特色往往又会积淀、留存下来，成为城市文化的表征，并进一步强化城市地域文化的特性。一座城市的传统文化能够延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域文化的延续，特别是在城市物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的同时，地域文化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和生命力。因此，一座城市的发展应从地域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去寻找根脉，探索规律，获得启发。
一、中华文明形成的地域文化特征
我国各地的地理条件、自然环境、历史变迁、经济形态、文化传统各不相同。因此，各个地区的文化发展和迈向文明的过程也往往具有不同的特点。地域文化有着多种内涵和表现形式。要研究一座城市文化发展的特点，必须探讨其所在地域文化的特点，进而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背景与原因及其在城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一)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
我国历史久远，民族众多，地理和人文环境差别很大。但是，由于历史资料的局限和受古代史学家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我国不少学者都把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看作是中原地区一枝独秀，傲视群雄，即“中原中心论”，同时，将夏商时期的王朝国家看作是大一统的疆域国家，将周围地区视为文化相对落后的蛮夷之地。但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民族史学者林惠祥先生在讨论中华民族的起源时就曾指出“中国文化盖以上古时华夏系之文化为基本要素，此种文化依次与其他文化接触而吸收之，吸收以后经一番错综混合而归于融化”。这些为华夏系吸收的其他文化，林氏列举有黎苗文化、东夷文化、荆蛮文化、百越文化、山狄文化、氐羌文化等。
近30年来，大量的考古发现犹如点点繁星镶嵌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不只是黄河流域，还包括长江流域。正是黄河和长江这两条横贯中华大地的河流，哺育了古老的中华文明。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还证明，除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这两个主要的发源地之外，还有许多文明的遗存散布在各地。中华文明的组成，既包括定居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较早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华夏文明，也包括若干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少数民族文明，揭示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合而不同、相互依存、长期发展的文化根源。即中华文明起源不似一枝蜡烛，而像“满天星斗”。应该说，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核心地位是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但是，中原文化也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广泛吸收周围地区先进文化因素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在我国的东、西、南、北、中都有早期文明的生长点，呈“多元一体”状态，使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多元性，在国内学术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共识。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学界便开始了对所谓“区系类型”这个概念的探索。在1981年第5期的《文物》上，苏秉琦教授和殷玮璋先生建议把全国考古学文化进行区、系、类型的详细划分。认为：“从全国范围来看，我们可以将现今人口分布密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它们分别是：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并且指出“这六个地区都曾起到民族文化大熔炉的作用”，“很多地点考古文化面貌上反映的我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渊源的连续性”，这也就是说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
虽然至今有关争论仍在继续，如有的学者提出，夏代及其之前，是以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汇聚为主;商周时期，则是中原王朝的以礼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和包括青铜冶铸技
术在内的文化因素向周围地区辐射为主。“汇聚与辐射”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重要模式之一，等等。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不同地区都有自己向文明社会迈进的过程。“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草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三大源头，共同铸造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我们要把研究视野放得宽一些，角度要更新一些，深入进行比较研究”。“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从区域的发展来看，从来就有文化上的分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哺育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共同组合出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空间的万花筒式图景。除列入保护名册的历史名城与历史地段外，拥有文化传统的城市和地段几乎所在皆是，‘落花流水皆文章’，可以涌现出无穷的想象力，以生花之笔勾画出情理兼融的大块文章”。
(二)传统文化的地域性特征
正如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地域文化一样，同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由于各个地区的历史沿革、民族构成、地理环境、功能作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而形成千差万别的地域文化特征。而就地域文化特征的内涵来说又大致可以分为：地域历史性特征、地域民族性特征、地域空间性特征和地域功能性特征等。
1.地域历史性特征
我国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人们生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世代生息繁衍，耕耘创造，形成了不同的历史文化区域，共同创造了极其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愈来愈多的考古发掘成果证明，历史久远的中华文化实际上是不同时代历史文化区域的镶嵌。文化是有时代刻度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这个过程往往可以用时间来进行记录。例如通常根据“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划分，把文化分成“传统文化”、“当代文化”和“未来文化”。如果进一步细分，还可以用时间区分出各个时期的文化，如商周文化、秦汉文化、隋唐文化、辽金文化、明清文化等等。这些文化概念很明显的把时代文化特征和地理文化概念联系起来，以探索不同的地域历史性特征。
2.地域民族性特征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五十六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色，彼此交融，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形成文化的普遍性和特异性，一致性和多样性。“中华民族从一开始就是多元的，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汉族不断与周围的民族相融合，形成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在这过程中，只有加入进来的，没有分裂出去的。因此，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从一个侧面看来就是民族融合的历史，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的创造”。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各民族间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尽管民族之间文化交流通过各种方式，但是主要是通过人口大量流动和民族大迁徒来进行的，因此，文化的新发展往往与民族大融合重叠在一起。在每次民族大融合之后，往往会出现一次文化大发展，然后由统一的国家再把文化大发展推向新的更高阶段。
3.地域空间性特征
我国地域辽阔，幅员广大，山地占全国总面积三分之二。东低西高的山地环境，自东向西的三大阶梯缔造了主要江河西水东流的基本态势，汹涌澎湃的江河之水把中华民族紧紧相联。这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中华文化，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性格与伦理体系，造就了“天人合一”的历史环境观和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我国从青藏高原到东海之滨、从大兴安岭到天涯海角的各个地区，沿海与内地，南方与北方，东部与西部，无论是地理条件、经济水平，还是城市化的程度，社会、文化开放性的差别均很大，城市与乡村之间更是如此。公元前300年左右，先秦时期的《尚书·禹贡》根据地理环境各要素的内在联系与差异，将全国分为‘九州’，以华夏为中心的地域空间视野，表达了古代的区域观念。
4.地域功能性特征
早在“西汉时，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根据地区的山川、物产、风俗民情等将天下分为4大经济区，进而细分为12个小区，从中分析19个中心城市的经济特征”。我国城市在数千年封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在数量上和种类上都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如曾经作为都城的西安、洛阳、开封、南京等;如作为商埠中心城市的扬州、临清、九江、淮阴等;如曾经作为手工业中心城市的苏州、杭州、景德镇、佛山等;如曾经作为海外贸易城市的广州、宁波、泉州、扬州等;如曾经作为地区性中心城市的成都、太原、武昌、昆明等;如曾经作为军事重镇的大同、宣化、榆林、山海关等，各类城市都有各自独特的地域功能和文化特征。
(三)城市文化地域与“文化时空”
城市生长于特定的地理环境，也处于不同的城市文化地域之中。城市文化地域用于阐释文化在地理上的分布状况，是指一种文化传统所占有或影响的地理空间。同时，文化是运动着的、变化着的、发展着的，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动态性概念，而时间在这里作为文化的一个属性，反映出文化的过程性、连续性和变化性。因此，特定的城市文化地域具有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空间相统一的特征，也称为特定的“文化时空”。一般来说，城市文化地域往往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村镇为依托所形成的城市地区，再由若干城市地区构成的文化地域。城市文化地域包括影响文化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历史传统等要素，即每一个城市文化地域都有自己独特的地理环境、人口构成和特殊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因而形成了特定的地域文化。
“文化时空”是变化中的时间与空间的综合构成，文化本身纵横交织在纵向性与横向性之间，纵向性即指历史性的时间领域，横向性即指地域性的空间领域，共同构成动态的文化体系。人们已经注意到，人类的居住环境是包括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的整体。任何事物的空间和时间都具有相关性，城市文化也是如此。将时间性与空间性分割开来谈城市文化，只能是抽象的、片面的文化概念。而只有“将源远流长的文化，融入时间的积淀与空间开发的变革之中，显现智慧与文明的继承与创新姿态，创造着异常灿烂的民俗与人文的景观，实现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话”。关于“文化时空”的讨论目前还在继续，并启发着我们对地域文化的进一步理解。
首先，城市文化地域是一个时间上的文化概念。它体现着时间延续的文化历程和积累。人们从时间的维度对地域文化加以考察，就会发现不存在一种永远凝固不变的文化形态，地域文化往往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被重新组合建构，所以，一种地域文化应该只是某一时期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渐形成的文化。例如无锡，从商代周太王长子泰伯奔吴，带来了中原文明，使之与本地文明相结合而凝结为吴文化;东晋时期北方人群大量南迁，又为无锡带来中原的文化和技术，中原文明再度与吴文化融和而奠定了“江南文化”的总体格调;上海开埠以来无锡受其辐射和影响，使无锡的地域文化中又逐步增加了一种开放吸纳、包容谦和、审时度势、把握机遇的文化性格，有力地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
其次，城市文化地域是一个空间上的文化概念。它代表着空间关系的文化分类。当我们探讨某类文化区域时，一定是指那些特定区域空间范围内具有某些文化特质的地域文化。如北京
和天津、上海与南京、广州和香港等。同样在一个省域内，东西南北不同地域也可以分为不同的地域文化，以江苏为例，大致就有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吴文化;以徐州为中心的汉文化;以扬州为中心的淮扬文化;以南通为中心的江海文化等。再如北方的地域生活造就了北方城市开敞明朗的空间布局，江南的生活方式则衍生出江南的深弄幽巷的地域文化空间。这些地域文化空间形成的原因往往十分复杂，时间往往较为久远，但是对于今天城市文化的演进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
第三，城市文化地域是时间与空间组合的文化概念。“在考古学中也经常使用‘文化’这个词，它的内涵同一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所使用的‘文化’不尽相同，作为考古学的特别术语，某‘文化’是指某个时期、某一分布地域而具有明显特征的一群遗迹和遗物共同体的总称”。如考古学上按地域分布的考古文化有：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等等，这种种不同的地域文化是原始部族文化的产物，是对应于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时间段的空间布局。同样，以方国辖区命名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是相对于从夏商周至秦汉这一历史时期的方国文化的空间布局。同样，以行政辖区命名的地域文化，如陕北文化、胶东文化、晋南文化、闽南文化等等，则主要是从汉唐到明清两千年中逐渐形成的地域文化的空间布局。
综上所述，城市文化地域和“文化时空”是城市文化和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应重视城市文化地域的时间性与空间性，充分考虑某个特定时空范围之内的地域文化演变、发展的过程。同时，时间与空间密不可分，地域文化的研究与考察，必须充分考虑时间性与空间性双重因素。通过建立时间与空间坐标体系，可以把握城市文化在时间发展上的流动性和多样性，在空间发展上的层次性和差异性，对地域文化发展有一个更为具体的、综合的认识。
二、城市文化是地域文化的集中体现
地域文化是城市生存、生长的土壤，不同的地域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文化差异。应该看到地域文化差异是永远存在的，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城市既要有意识地吸取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又要注重基于地域的不同的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经济社会条件，探索科学的地域文化发展道路，自觉地对城市特色和地区特色加以保护、继承和创新，形成具有民族传统、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城市文化。
(一)地域文化体现城市发展脉络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城市里留下了大量历史街区、传统建筑、园林风景，以及民间风俗，所有这些，构成了一座城市独特的地域文化，是城市特色的具体体现和宝贵资源。在挖掘城市的特色时，不但要研究城市风貌、建筑特征以及文物古迹等给人们直观感受的文化，更要透过这些物质层面的文化遗存来研究城市地域文化的特质和精神，并融会贯通地在相互结合上下功夫，综合分析城市自身优势，实现城市中的文化遗产与人文精神的紧密结合。
城市具有动态的特征。只要人们在城市中生活，随着人们思想、情感、认识、观念等的不断变化，人们多种多样的生活要求就会不断产生，城市变化就不会停止，促使城市面貌也随之变化。“城市不但是成千上万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人们在共同感知(或是享受)的事物，而且也是众多建造者由于各种原因不断建设改造的产物”。不同民族、地区、经济水平、文化程度以及不同群体的人们对于城市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城市作为人们多种多样文化活动的载体，必然也要适应多种多样的发展变化的需求。城市在不断发展，其经济、文化、政治的历史也在不断地交错变化，正是如此，造就了一个城市的鲜明文化特色。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变化的存在，如果加以正确引导，将使城市文化具有一种动态的美，并可以在后期的发展中通过逐步改善缺点而更加完美。但是也由于这种变化的存在，一个经过历代营造所形成的良好环境，也有受到破坏的危险。因此就要求加强对城市文化类型、文化特质和文化个性的综合研究，对城市发展和建设进行正确的控制和引导。
(二)地域文化体现城市设计理念
我国的历史性城市，在一代又一代市民的智慧创造中展现出丰富的文化传承，如街巷、溪流、建筑，空间变化有致;木构、砖墙、石地，色调朴素淡雅;木雕、石雕、砖雕，装饰丰富精美，所有这些都来源于当地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文化感悟，他们结合各自的生活经验与感性认识，酝酿艺术空间形象，创造出不同的环境意境，从不同的角度和内容反映了五千年文化传承不断丰富的内涵。城市不同于一件艺术作品，在一般情况下不存在特定的创作周期。尽管在一个时期内，一些建筑物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一些局部地区处于缓慢变化的过程。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城市永远处于设计建造的动态之中，而人是其中最活跃的因素。客观地讲，每一片地域，无论大小，都会由于自然、地理、历史、社会等原因，形成自身独有的地域文化特色，由于地域文化特色的载体是富有活力的人，也就使这种地域文化特色具有了人格化的性格。
我国的历史性城市从规划理念到城市形态都有着自身独特的文化特征，同时集锦建筑艺术、古典园林以及工艺美术、书法艺术等各种艺术精华，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深厚的技术、文化内涵，堪称绝妙的城市设计创造，在世界城市文化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城市如同建筑，是一种空间的结构，只是尺度更巨大，需要用更长的时间过程去感知。城市设计可以说是一种时间的艺术，然而它与别的时间艺术，比如已掌握的音乐规律完全不同”。良好的城市环境艺术在于其既有内在的有机秩序，又有综合和谐的整体精神。通过城市设计，在较大尺度的空间范围内，在漫长的时间过程中，汇聚千百种各具表现力的艺术要素，形成整体协调的城市环境艺术。这种整体效果的实现需要城市中每一艺术要素的配合。正是由于城市中不同地点、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地域文化要素相互契合，构成有序的系统组合，在整体上取得和谐统一效果，才能给人以整体协调的城市文化特征。
(三)地域文化体现城市文化底蕴
每一座具有世界影响的城市，都必然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与艺术流派。如提起维也纳人们就会想起音乐，提起巴黎人们就会想起绘画，提起洛杉矶人们就会想起电影，提起北京人们就会想起京剧。“美好的城市总闪烁一种特色之美”。建设特色城市要体现地域文化，而传统地域文化又深刻影响着今天人们对城市发展的思考。不少历史性城市自古以来留下的诗词书画等艺术作品，向人们长久地表达着该城市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给人们以新的启发。例如南京作为六朝古都，人们熟知的“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历朝历代都在虎踞龙盘之地留下城市文化的深厚积淀。又如绍兴是有着2500年建城史的悠久古城，它那“三山万户巷盘曲，百桥十街水纵横”的格局构成典型的江南水城特色，水网纵横、山清水秀、风光秀丽，被称为一座“漂在水上的城市”。再如《清明上河图》则记载了当时开封的情景;店铺商肆、酒店茶馆、行人车马、熙熙攘攘，一幅太平盛世的景象。
在文化类型方面，一些城市聚集着区域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精华。如华北古城的凝
重，江南水乡的灵秀，徽赣民居的厚朴，客家土楼的奇特，这些渗透在名城古镇中的环境文化信息，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如丽江地处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及川西谷地交接地带，位居喜马拉雅横断山和三江并流民族走廊腹地，是汉、藏、印、缅文化交融地带，是汉、藏、白、纳西、彝、傈僳、普米等多种民族、多元文化交汇地区，也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与彝族等民族原始宗教相互影响、渗透、并存的多元宗教文化生态区。同时由于丽江地处边界，山高谷深，过去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现代潮流冲击干扰较少，使得丽江的民族文化珍贵资源得以较完整地保留和存活，体现出较纯正的城市文化底蕴。
(四)地域文化体现城市环境意境
我国古代城市多临水靠山，与地理环境浑然一体。各赋特色的环境意境的创造及其所表现的城市文化，在城市建设中形成了具有独特山水文化审美特征的众多城市。这些城市不论是在城市人居建设，还是在城市文化等方面，讲求顺应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与城市的协调发展，创造了富于传统特色、符合地理环境、人文景观优美、文化氛围浓厚的城市人居环境，并形成了良好的人居建设传统。这些传统城市空间的特点，集中体现了诗性文化的理念。例如“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片叶沉浮巴子图，两江襟带浮图关”的重庆;“群峰倒影山浮水，无山无水不入神”的桂林;“借得西湖水一圜，更移阳朔七堆山”的肇庆等等，都是很好的例证。
同时，“天圆地方”和天人感应学说;五行、阴阳思想和易学说;相土、形胜思想和风水学说等文化观念，均对我国传统城市选址，空间结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江南自然条件优越，“山水形胜”，众多江南古城的城市布局和设计巧妙地利用了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在人居环境建设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模式、城市形态等方面，则更趋于人性的、自然的原则，如江南地区“据龙蟠虎踞之雄，依负山带江之胜”的南京城;“万家前后皆临水，四槛高低尽见山”的苏州城;“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扬州城;“水光潋艳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杭州城;“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的常熟城，“花有繁红识京口，树成嘉阴出城头”的镇江城等等。
上述这些城市显现出人文与自然的融合性。水中建城，城中有山，山、水、城和谐相处，形成一座座山水城市。人们把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这两大优势叠加起来，使城内山、水、路、园林、古迹、民居等融为一体，使自然环境融入城市中的家家户户，融入到城市的人居环境之中，得到“不出城廓而获山水之怡，身居闹市而有林泉之致”的意境。“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古人通过体味自然和生活中美的情趣，享受自然环境对性格的滋养和精神的安顿，净化和提升自己的心灵，协调自己的情感，调剂自己的生活，取得人格理想的平衡。同时从大量褒赞这些城市“山水形胜”的诗句来看，在古代文人心目中，作为一个优美的、适宜人居的城市而言，除了良好的自然与人工环境外，还需要历史与文化，两者缺一不可，即所谓“江山虽好，亦赖文章相助”，使城市进一步彰显出“人文、生态、宜居”的特色。
(五)地域文化体现城市建筑特色
在城市中，往往建筑物数量最多，比重最大，作为单体建筑需要具有本身的完整性，而构成建筑群体时，每幢建筑的形态又作为群体组合的一部分而存在，需要进一步考虑建筑与群体的完整性。拥有众多建筑群体的完整性才能构成城市和谐统一的建筑环境。因此，任何单体建筑或建筑群体都不应完全脱离城市整体环境而独立存在。例如2005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澳门历史城区，包括妈阁庙、港务局大楼、郑家大屋、大三巴牌坊、圣安多尼教堂、东方基金会会址、东望洋炮台等20多处历史建筑，以及之间相邻的广场和街道，从上述建筑的名称及功能不难看出，在我国的历史城区中，这是极具地域文化特色的建筑组合。澳门历史建筑群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它有着大量中国最古老的西式建筑群和独具特色的民间建筑，表现出在空间结构概念、建筑风格、美学观念、建造技术等方面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刻影响。整个澳门历史建筑群中西兼容，相互尊重、互相渗透、相映成趣，构成完整和谐的建筑环境。再如西藏地区的藏式传统建筑是青藏高原地域文化的集中表现，其中优秀的文化理念值得借鉴。例如人、建筑与自然有机融合，“自然融入建筑，建筑归于自然”，形成共生整体，无论是传统建筑的选址，还是建筑材料的选用，都较好地适应雪域高原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正是由于长期以来、勤劳智慧的西藏各族人民对自然巧为利用，又赋予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使西藏建筑的生态与文态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传统的建筑形象受自然条件，特别是气候条件影响较大。我国北方寒冷，建筑物敦厚稳重、色彩浓艳;南方湿热，建筑物轻盈通透、色彩淡雅。尽管现代建筑有趋同的倾向，但地域差异仍将存在。在建筑形式方面，有黄土高原的窑洞、皖南的民居、开平的碉楼、闽西的围屋、侗族的鼓楼、西双版纳的竹楼、川东的吊脚楼、北京的四合院以及上海的石库门等等。在建筑构造方面，各地传统建筑中都有许多精神空间和艺术语言，诸如内院、天井、影壁、拱廊、骑楼、花池、壁龛、斗拱、柱础、窗格等等，构成不可多得的地域建筑艺术。例如晋东南地区是我国早期木结构建筑的宝库，据不完全统计，在该区域5万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元代以前早期建筑165处，不少于全国早期建筑总量的三分之一，包含其中的建筑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以及宗教信仰，民间信奉等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已经被公认为我国独特的文化遗产。
三、重视地域文化的研究与保护
一个城市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反映出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结构，具有超越时代的内容。地域文化的多样性，直接导致了城市文化的特色性。城市特色是一个城市地域文化的外在体现，更是城市发展的根基。不同的城市，由于历史沿革、文化积淀和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城市特色，成为这个城市的生命体现，成为城市的灵魂。
(一)地域文化保护面临的问题
千百年来，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地理环境的制约，城市之间处于相对隔离状态，各自具有较强的地域文化特色，成为今天城市文化的资源。但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物资、交通、电信等条件的改善，人流、物流、信息流大大加强，地域文化特色随之逐渐削弱。为了使城市面目“日新月异”，不少城市都在进行着大规模的建设与改造，遗憾的是，由于一些城市决策者缺乏对城市历史的全面认识，缺乏对本土文化的应有感情，在大规模建设之前又很少能够深入调查和思考城市自身原有的地域文化基础，挖掘和体会城市历史文化精髓和特色。在开发建设中缺少对地域文化的继承，反而淡化地域文化特色，将高楼大厦视为现代化的代表，将西方文化看作现代化的标志，由此相互攀比，流弊甚深，引发了诸多问题。特别是一些历史性城市的原有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地域文化特色面临灾难性破坏，甚至使一些文化品位极高的历史文化名城也向毫无特色的城市行列滑去。更为严重的是，不仅在城市建设中割断了地域文化的连续
性，同时以这种概念建造的城市，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尊重，造成了目前地域文化保护面临的困境。
毫无特色的“千城一面”的开发模式，是当前我国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不仅是沿海城市，而且在内陆城市，甚至少数民族地区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例如近年来，西藏拉萨的城市建设，无论其建设规模还是速度，都进入了史无前例的高潮。尽管各方面成绩很大，原有城市的特色却在逐渐消失。“现在，拉萨市区的建筑与内地城市区别不大，众多的援藏项目，未能按保持西藏地方特色的要求去设计，只是简单地把沿海平原的房子式样搬到拉萨”。“对拉萨城市建设出现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如果拉萨继续这样建设下去的话，布达拉宫没有几年时间就会被包围在一堆没有任何特色的现代建筑中间，这样一来布达拉宫风貌的整体性就会遭到彻底破坏”。同时，“银川市市长就认为他现在最大的烦恼，就是作为回族自治区首府的城市里找不到代表伊斯兰风格的建筑，现在到处是高楼大厦”。上述情况，一方面，说明这些地区城市建设正在加快展开，另一方面，也说明城市地域文化特色正在慢慢消退，原本特色鲜明的城市正在退化成为“失去记忆的城市”。
杨东平先生在《城市季风》中指出：“当工业文明以其不可阻挡之势改变着世界的面貌时，由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历史形成的文化特色和独特的文化遗产正在迅速消灭。在全球化的文明演进中，城市的面貌和生活方式从没像今天那么雷同和千篇一律。因而，保存和营建城市独特的文化魅力，不仅是一种属于历史的、地域的、民间的文化的自我拯救，也是城市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严肃课题，一个重大的挑战。”。目前，抄袭和模仿似乎成为我国城市规划建设的主要方式。哪里的建筑群有名气就去哪里“考察”过来，什么样的建筑形式新颖时尚就去“学习”过来，国内没有可参照的对象，就到国外去搬来“新、奇、怪”的方案加以仿制。全然不顾及项目所在地域的气候特征、地形地貌、城市文脉以及生活习惯。许江先生有些不解地问，“早年间不少城市没有什么规划，但是很有特色。可惜的是，现在很多城市都在改造中越来越趋同，规划是有了，但是特色没了。”。新加坡规划师刘太格先生则感慨地说：“你们中国是千篇一律的城市风貌，基本上走过一个城市，其它城市就不必再看了。城市规划设计最重要的是尊重城市的身份，就像老人、小孩、主妇等各有各的身份一样，小孩固然活泼可爱，但老人脸上的皱纹也同样很有个性”。
(二)重视地域文化的差异与特色
城市文化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但历史并未割断，历史在城市建设的空间上不断被物态化和凝固化的同时，地域文化方面仍在延续，如不同城市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以及民间风俗等，体现着城市文化的生命力和传承性。特别是有着悠久历史、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城市更加如此。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了许多城市体现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不同地域的文化和不同民族的文化的相互交融。如前所述，经过800多年都城历史冼炼而成的北京“京味文化”和由中外文化融汇而成的上海“海派文化”，都是城市文化的宝贵资源。地域文化的差异是文化多元的重要因素，重视地域文化差异就是重视文化多元的保护。
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城市文化往往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具有不同城市文化背景的市民在思维、行为、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也必然存在各种差异，构成不同的文化模式。这些都需要我们从多学科领域对城市文化的发展模式及其地域文化的变异状况作出科学的研究。今天我们对于地域文化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虽然长期以来人们在历史研究、考古学研究、古代建筑史研究、城市规划史研究等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但是，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则相对不足，甚至有经缺纬。地域文化内涵十分广泛，仅就地域建筑文化而言，就包括从建筑到城市，从人工建筑文化到山水文化，从文化生态到自然生态的综合内容。因此，地域文化有待我们发掘、学习、光大。“凡此可见，世界文化真是源远流长，或涓涓细流，或大江大河，时而交汇，时而分流，文脉相承，洋洋洒洒，最终百川归海，每一文化有它赖以成长的肥沃土壤，有缔造它的伟大人民，还有杰出的代表人物，当然也必然有其杰出的城市建筑与园林作品，有这些杰作的背后，更蕴有智慧、哲理，反映着民俗、风情……。所有这些，真是天外有天，看不懂，也学不完。但自觉认识到这点与不认识它很不一样，了解了这些，进一步认识了世界文化渊源及对中国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思想可更开阔，对何去何从可以有一个轮廓概念”。
对我国当前城市文化发展来说，必须研究各个地域、各个城市的特殊性，探索各自的城市文化特点和规律，我国城市目前所普遍存在的“特色危机”正是由于对地域文化的忽视和简单化所导致。由于城市发展的背景千差万别，具有不同地理、历史、经济、社会、人文环境，以及沿海、山地、丘陵各有不同的规划条件，与此同时城市还有不同功能和历史条件。因此，城市发展的途径也应当是千差万别的，应该把对地域文化特殊性的认识作为城市发展的起点。面临全球化进程，在学习借鉴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理念，创造当代城市文化的同时，对地域文化的挖掘、继承和创新更需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
(三)实现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传媒的进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从积极的意义来说，其经济方面可以促进文化交流，给地域文化发展以新的内容、新的启示、新的机遇，地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沟通，也可以对世界文化发展有所贡献。但是，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必然带来文化的趋同，需要重视城市文化的历史渊源。《北京宪章》认为：过分钟情于全球性的科技文明，并不符合世界各种民族文明应多元共存的可持续发展新的生态伦理，这种共存的重要性就是人类文化的“生物多样性”的体现。区域文化的差异是文化多元的重要因素。重视区域文化差异就是重视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季羡林先生认为：“探讨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只局限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几十年、近百年，也不能局限于我们居住于其中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我们必须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目光远大，胸襟开阔，才能更清楚地看到问题的全貌，而不至于陷入井蛙的地步，不能自拔。总之，我们要从历史上和地理上扩大我们的视野，才能探骊得珠”。
任何城市的诞生和发展都有特定的自然条件，都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自然环境的影响愈是多样化，城市的整体特性就愈复杂、愈有个性，深层次的文化差异就愈明显，因此需要对地域文化各具特色的个性进行提炼和概括。特别是对于一些具有特殊文化背景的历史性城市，如西安、洛阳、拉萨、丽江、曲阜等，这些城市的城市化发展更不应该追求统一的形象和风格，必须研究它们的特殊性，突出它们的特色与个性。对于这些城市而言，城市化进程必须遵循其地域文化脉络和自然格局，千方百计地保护和传承其精华，同时城市建设要格外慎重，避免造成对地域文化不可挽回的破坏。同时，各个地区、各个城市都应该探索各自的规律，拟定各种不同发展模式。
地域文化本身是不断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不能简单理解为纯之又纯，随着时代的发展，地域文化也要发展变化。“在城市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建筑面临的任务已不仅是盖房子，简直就是‘盖城市’、‘设计城市’，而在当今城市中之所以出现许许多多重大的问题，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没有把它当作内容广博的人居环境建设”。吴良镛教授强调：“现代城市设计是将人居环境及其相关部分进行四维的设计，‘将人工构造物与自然环境相结合服务于现代生活的艺术’”。只有正确驾驭今日城市发展面临的城市功能与城市文化、现代观念与传统理念、科学技术与营造艺术等之间的关系，在功能性的城市建设中注重历史文脉对于城市的价值，才能做到在城市的规划设计和建设中坚持对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记得1986年，东京大学建筑系教授、日本著名建筑师大谷幸夫先生来我国进行学术交流，分别在北京、天津、上海和西安等地作了题为“关于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学术报告，笔者受中国建筑学会委派全程担任翻译，因此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几场报告中他始终强调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问题。他认为今天建筑师们并不需要挖空心思去“寻找”特色，更不应不及余力地“发明”个性，而只要尊重本地域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遵循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创作，那么设计作品中的每一笔线条、每一个构思都一定不会是别国、别地的文化表现，建筑创作的成果就一定是对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下篇
文化多样性是城市文化发展的动力
21世纪是人类文明获得发展的世纪，但是也将是人类文明冲突加剧的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快，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交通信息的日益便利，综合国力竞争的日趋激烈，各种文明的互动也在不断加强。在此背景下，城市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同时，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也成为今天城市与城市之间相互联系的桥梁，各具特色的文化在交流和传播的过程中相互影响，呈现出既相互对照，又相互融合的发展态势。
一、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与文化危机
在全球化进程中，一方面强势文化以经济优势和政治实力为支撑，企图形成对弱势文化的控制与统治，形成文化霸权。另一方面现代信息传媒的发展、网络科技的普及，使人们过多地注视荧屏，而西方文化中的一些腐朽、消极的内容，也借助这些现代传播手段在全球到处泛滥。这一情势，使人们的文化生活与本土的优秀传统和鲜活的民间艺术渐行渐远，造成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基因逐渐萎缩，直至消亡。
(一)文化信息传播的加速
经济全球化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各国的商品流通，而商品往往带有自身的文化属性，例如流行世界的牛仔裤、可口可乐和麦当劳，都被视为美国文化的代表。同时，经济全球化导致人口更大规模的流动。大量的移民将其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带至移居国，加速了不同背景文化的互动。例如伦敦是一个人口结构极其多样化的城市。目前几乎1/3的伦敦人属于少数民族，而这一数字在今后5年内将增加到伦敦人口的50%。经济全球化也促进了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加快了全球的信息流动。仅2002年，全球由纸张、胶片及磁、光存储介质所记录的信息生产总量就达5万亿兆字节，足以填满50万座美国国会图书馆。
经济上的强势和政治上的强权，衍生出文化霸权主义。跨国娱乐服务行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向世界每个角落推广全球文化一体化，传播占经济统治地位的最富有社会所特有的知识、技能、文化趣味，以及价值标准等。如今，一款时尚服装、一首流行音乐、一部首映电影，甚至一个新颖的建筑设计方案等，都会迅速地向四方传播，在极短的时间内为人们所欣赏和模仿。这一趋势直至扩大到文化和思想领域，扩大到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方式。在快速融合的世界文化潮流中，传统文化、地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随着资本运动的全球化及跨国公司的发展扩大，西方经济强国借助对商品输出的主导权，实际上支配了全球以信息或影视为载体的文化产品的输出。美国的电影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0%以上，电视占70%以上。1985年，其影视和音像产品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排行第11位，1994年跃居第6位，成为仅次于飞机出口的第二大出口产品，2000年前后则又超过航天航空业，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当今世界的全球信息流量中，90%以上的新闻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在文化产品中，欧美国家在世界上的占有量达到86%以上。这种严重的不对称性，导致全球文化产品的单一化。
文化遗产保护也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况，每一天，就可能有一首民歌、一种技艺、一种语言永远地从地域文化中消失。例如语言，20世纪70年代全世界通用的语言有8000多种，可是30年以后的今天已有2000余种消失，互联网的普及使语言的灭亡以加速度飙升。“据专家预测，如果按目前的消失速度，在未来100年间，世界上现存的6700多种语言将有一半消失，另有2000多种语言的生存也将面临极其严重的威胁”19世纪中期，雅克布·格林曾经呼吁建立语言的法则，因为“构成民族界限的，不是河流，也不是山脉，而只能是跨越河流和山脉的语言”。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语言的灭亡意味着民族文化样式的消逝，在语言丢失的同时，以这种语言为载体的文化也可能丧失。那些丢失文化家园的民族，不得不为了生存，加入到全球化的潮流中”。“我们不难想象，一个只存有一种语言的地球，一个只流行一种文化的地球该是何等的枯燥和贫瘠。”
(二)强势文化侵蚀的加剧
文化霸权主义以自我文化价值为尺度，以世界文化主宰自居，压制、否定并试图改变其他文化，以便在事实上控制、削弱和消灭其他文化和价值观念。文化霸权主义拒绝对话，要求所有“弱势”文明附属于其所谓的主导文明。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在军事、经济、技术和文化等四个方面的力量居于全球首屈一指的地位，而“美国的民族文化绝无仅有地适宜于经济的增长”。美国学者S.P.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坦称：西方的普世主义信念断定全世界人民都应当信奉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因为它们包含了人类最高级、最进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现代和最文明的思想。这一理论的潜在逻辑是，世界文化和文化多样性所需要的和平共存的土壤根本不存在，弱势文化和文明只能接受被淘汰的命运。他还提出一个颇具影响的观点：前苏联解体后，伊斯兰和儒家文明正成为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这种将其他文明看作潜在威胁的观点，实际上也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
当今世界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蚀正在逐步加剧。经济强国的文化产品在所谓自由贸易的旗帜下，伴随资本在全球流动和扩张，波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它造成的后果是文化产品的标准化和单一化，致使一些国家的文化基因流失。目前，强势文化正在逐渐包围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领域，“原因是它企图促进所有符合它的东西，而破坏所有抵制它的东西。它对某些思路获得的知识给与优惠，而损害其他形式的知识;它使某些价值占优势，无论它们是属于美
学范畴，还是伦理范畴;它激起某些领域的活动的飞跃，鼓励某些才华和感情的发展，而无视其他一切。这样，整个的创造性领域遭受压制，社会的个性和独特形态遭到破坏”。当然，人类历史不会完全按照他们的逻辑和愿望发展，但是不能回避的是，世界文化交流的不平等现象确实严重存在。
由于我国的文化遗产价值观在近代以来曾经发生过多次断裂，一个时期以来曾把中华传统文化看成是封建、落后、愚昧的东西，一度还以政治运动否定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载体在急遽消失，特别是十分丰富然而又十分脆弱的文化遗产消失得更快。对于任何民族来说，特别是对于那些弱势民族来说，失去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特性，就等于失去了自己民族的文化根脉，失去了自己民族的精神家园。如果文化的多样性受损，世代积累的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无疑将因此受到威胁。
近年来社会上流行的单纯的物质消费观念又导致了对城市文化传统的放弃，许多城市都用“现代化”这个单一体系取代中国文化在数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和文化多样性。另一方面，由于西方文化的渗入，不可避免地使我国的传统观念和行为习惯发生动摇，尤其传统文化和它所赖以生存的环境面临新的危机。“大街上随处能闻到肯德基、麦当劳、比萨饼的油酥香味，而小巷里“桂花糖粥、酒酿圆子”的吆喝声却随风殆尽”。
(三)城市文化趋同的加快
目前，城市文化在其物质层面上，由于各国之间的经贸合作、社会交流的普遍开展，已经达成了不少共识，但是城市文化在精神层面上，由于各个城市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差别，以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更由于旧的国际文化秩序的存在，话语权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使得现实的文化交流具有极大的不平衡和不对等性。人们普遍担心全球文化一体化推广的结果，使社会的“非地方化”日益增强，使各个城市的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失去其自主性，甚至被外来文化所同化。
事实上这种担心正在成为现实，不同文明、文化之间互动的加速过程，对不同文明和文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文化多样性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全球文化一体化的发展与所在地域文化日趋脱节。面临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处于弱势的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内在的活力，缺乏明确的发展方向和自强意识，不自觉地保护与发展，就有可能丧失自我的创造力与竞争力，淹没在全球文化一体化的大潮中。对于这种潮流可以称之为世界范围内城市文化的“趋同现象”。
虽然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和文化范式，并非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实现社会发展的唯一道路和文化发展的唯一模式，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也绝非唯一的价值判断标准。但是，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在西方文化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取得对方的认同与对话资格，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自己的文化理想和价值体系，转而以西方文化为楷模，努力在文化理念与实践等诸多方面进行所谓“重新整合”，其结果，是本国传统文化个性和地域文化特色的丧失，人类文化多样性遭到破坏，这已成为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严重问题。
保护文化多样性不仅仅是对文化本身的保护，而且要注意对文化的原生态环境进行保护。时有古今，地有南北，每一种文化现象都会因时间的不同和空间的差别而发生质或量、内容或结构的变化。俗话说“橘逾淮则变枳”，自然界物种的变异是这样，人类地域文化的变异也同样如此。这些年全国地方戏剧种退化萎缩的速度非常之快，根据目前的调查，20世纪60年代还有360多个剧种，现在已锐减到267个。体现黄河文化、中原文化的河南地方戏曲原有40种，现在仅有豫剧、曲剧、越调等六七个剧种还存活在舞台上，其余大部分都已经萎缩或者消亡。
二、文化多样性的国家战略与国际共识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安全问题不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政治问题，已经涉及到文化、经济、金融、科技等诸多领域，文化安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经济全球化不等于文化全球化，经济的强势不意味着文化上的霸权，尊重和承认文化多样性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普遍接受的国际关系准则。
(一)文化多样性维护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首先就国家而言，主要是指国家的文化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选择权必须得到尊重，包括国家文化立法权、文化管理权、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选择权、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独立自主权等”。由两极对抗的意识形态战略转变为“文明的冲突”的世界，不以国家制度为标准发展国家关系，成为许多国家的现实选择。于是，文化安全就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存在方式。同时，“文化软实力”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被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更使文化获得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战略身份和地位，成为国家战略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经济全球化，各国相互依存性日益加深，而互补性源于文化多样性。相互依存性存在于文化多样性之中，并通过文化多样性表现出来。没有文化多样性，就没有相互依存性，所以坚持世界的相互依存性就必须承认和尊重文化多样性。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站在自己文化的背景上对异己文化指手画脚，或自恃实力强大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和民族，都很容易趋向文化殖民主义。同样如果片面强调世界的相互依存性、统一性，无视或忽视文化多样性和特殊性，或因弱小而自卑自弃，放弃自主自立而依附于别的国家，都将使其自身的文化利益受到损害。而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源就在于世界上存在着不平等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的同时，存在着不平等的文化秩序。我们必须看到，在当今世界，以国际垄断资本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绝非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它同时又是一个通过经济扩张而推行文化扩张的过程。经济上的单边主义，也是文化上的单边主义。因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在国际社会已被提升到抗衡强权、抵制霸权，以及人类多元文化生死存亡的高度。人们在经过无数深刻教训后意识到：世界文化的发展决不能像世界经济一体化那样实现全球文化一体化，而以西方所谓的“先进”文化取代、统一全球不同民族的文化，无疑是人类的灾难。
目前，在多边贸易谈判中，越来越多的国家提出并坚持“文化例外论”，反对无限制开放本国文化市场，从经济全球化大潮中提出“文化例外论”到形成成熟的“文化多样性”理念，国际文化领域始终存在着剧烈的冲突。法国J.希拉克(J.chirac)总统曾经指出：21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但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单一文化的威胁，很多民族文化和语言正处于边缘化的危险。可知文化多样性是多数国家的共同愿望，而文化霸权主义所带来的全球文化一体化的危险，也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例如同为移民国家的加拿大竭力保持自己国家区别美国的独立的文化形象，韩国也在努力营造着在亚洲的新形象。
人类文化本来就是由多样性的文化所组成。文化多样化是对每个国家和民族文化选择权
利的尊重，同时也赋予了他们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选择的责任。因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的福祉，也是人类文化生生不息的生机所在，要像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尊重文化多样性。“今天，一方面，是世界文化的一体化趋势日益加深，另一方面是世界文化多元化趋势更加突出，而后者正是对前者的有利反击。人类文明本来便是由不同文明共同组成的，但在西方强大的文化工业和现代传媒帝国挤压下，在‘西方文明中心论’面前，其他文明都面临着边缘化的危险，甚至面临着被覆盖吞噬、彻底丧失文化个性的危险。这是当今中华文化所面临的国际文化背景，也是我们在进行国内文化建设和对外文化交流时必须保持清醒的现实”。
中华民族悠悠五千年的文化和文明波澜壮阔，也曾跌宕起伏，甚至几度危难当头，但始终得以传承并正在展现出新的风姿，这也是我们为世界文化多样性作出的独特贡献。我们必须认识到，当目前我们这个地球上的许多地区充满着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信仰、不同文化间的敌视、仇恨乃至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时候，维护文化多样性、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与文化选择，便不仅仅是文化的问题，它实际上关系着人类的前途。必须从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高度，从维护民族传统、维护国家文化主权的高度，辩证地、历史地看待文化多样性，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护住我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血脉、民族的根。
(二)文化多样性维护文化生态
1879年德国植物病理学家安东·豆·培里最早提出“生物共生”的思想，他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把“不同生物一起生活”称之为“共生”，“多样共生”即是生物之间的一种互利关系，也是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共存关系。人类仿佛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是各种生物共享的自然界，另一个是人类缔造的文明世界。我们享受的一切文明成果，都是人类创造发明的结晶。今天，世界的差别，主要是后者的差别。一个物种从基因的多样性中汲取力量，生态系统从生物的多样性中汲取力量，人类则从文化的多样性中汲取力量。如同生物多样性维持着生物的平衡和生命的延续，文化多样性维系着人类的文明赓续绵延。
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多样性、差异性是人文环境的主要特征。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的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构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姿多彩、互相依存、互相竞争、互相协同、互补发展。美国人类学家博克说：“多样性的价值不仅在于丰富了我们的社会生活，而且在于为社会的更新和适应性变化提供了资源。”一种文化如同一种基因，多基因的世界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反之，如同物种基因单一化造成物种的退化，文化单一化将使人类的创造力衰竭，使文化的发展道路变得狭窄。事实上，文化多样性是当今世界的最大和最基本的现实。目前国际社会有近200多个国家实体，它们之间不仅在地理区位、领土面积大小、人口多少等方面各不相同，同时，他们的历史、民族、文化、语言、宗教也存在极大的差异;另外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更是差别显著。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充分体现了文化多样性，也正是这种文化多样性，构成了我们今天丰富多彩的世界，对此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不应提出异议。因此，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构筑了文化的多样性;正是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存在，构成了人类文化生态。尊重文化多样性，就是尊重文化的差异性，而保护文化多样性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同样重要。
在全球化日益向纵深发展的今天，不同文明间是固守文明冲突论;还是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这不仅是文化选择问题，而且关系人类未来的命运。文化的差异是最根本的差异，拥有不同文化的人群，如何实现交往，如何相互对话，如何在同一个“地球村”里和睦相处，是新世纪人们最关注的话题。事实上，目前我国众多少数民族地区，虽然在经济上是欠发达的，但是她们在文化上却是极其富有的。同时，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不是56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加在一起的总称，而是各民族、各地区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逐步交融、整合而形成的有机的文化整体。这一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各民族、各地区在长期的文化互动、交流中形成一体化现象，并逐步整合成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模式。保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要保护汉民族的传统文化，更要保护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保护各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工艺技术等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
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文化多样性的理念被普遍地接受，从而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增进了不同国度、不同族群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尊重与平等交流。以健康的文化心态，认同与尊重不同文化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法国高度重视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不遗余力地捍卫自己的文化特征，并不断以此加强文化合作;被称为“睡在祖先遗产上”的意大利，通过不懈的努力使全世界都对其所拥有的每一处文化遗产深怀敬意。几个月前笔者与意大利总理普罗迪先生会谈时，他不无骄傲地表示，意大利的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具有世界最先进水平，在中意文化合作中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把文化遗产问题提升到全球化背景，事关国家意识的重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民族文化的复兴。文化多样性也为各国开展文化遗产保护相互借鉴，加强合作与协调，实现共赢提供了基本的依据。
(三)文化多样性维护文化传统
文化就其本质来说，是同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传统紧密相连的，其中包括各民族、各地区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思维方式、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心理素质等。文化多样性是客观存在，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是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它涉及以下基本认同，即每种文明和文化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特定的人群中产生和发展的，它不仅包括上述所列文化范畴，还包括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宗教信仰、工艺技能、传统习俗等极其丰富的内容。文化多样性是文化发展和文化创新的策源地。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解释世界和处理与世界关系的独特方式，这些文化共同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宝库。
今天，在国际层面，中华文化应有的地位与其在世界文化多样性格局中实际应该发挥的作用，仍然存在较大的反差。这与中国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居住在海外的华侨华人超过三千万的全球人口格局很不相称，与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和亚洲经济强国，经济总量已排在世界前列的国际地位也不相适应。文化是综合国力中的软实力。文化安全是国家稳定发展的精神前提。在世界文化格局中，中华文化从来就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这既是维护民族文化独立性和国家文化安全的需要，也是和平发展的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应该承担的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历史责任。
“着眼于全球的思考，立足于地区的行动”。也许正是中国的文化多样性保护了自己的传统文化，成为世界古代文明的仅存硕果。在这样一种世界大格局下，我国如何更加珍爱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抢救、整理、发展最具民族特征的文化遗产，并将其溶入现代社会生活之中，使其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显得异常重要。人们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
的。意义就在于，只有每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得到充分发展和展示，整个世界才会更加丰富多彩，才会形成相互影响、相互映衬的世界文化的和谐局面。“钱穆先生言要对中国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今日崇文，亦饶有意义。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文化自新的努力，面对强势文化的挑战，像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对文化多样性进行必要的保护、发掘、提炼、继承和弘扬”。
如何建构多元化的全球文化，保护多样化的文化生态，抵制文化霸权和文化单一化等问题，其核心是一个文化自觉问题。因为无论政治、经济、科学、技术都是以人为本，而人又离不开一定的文化。没有文化自觉，就谈不上不同文化的多元共生。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的生和死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它有它自己的基因，也就是它的种子……种子就是生命的基础，没有了这种延续下去的种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文化也是一样，如果要是脱离了基础，脱离了历史和传统，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因此，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主动自觉地维护中华文化的历史和传统，使之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这就是文化自觉。
我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民族血脉绵延至今从未间断，其中文化遗产的承续传载功不可没。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标志，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创造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中华民族在全面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固然要积极吸纳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但捍卫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及其文化主权，维护人类精神文化的多样性，同样不容置疑。因此，保护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对文化遗产实施坚强有力地全面保护，不仅符合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自身利益，也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历史走向，符合当前世界潮流。
三、城市文化与文化多样性
1981年国际建协华沙宣言指出：“当今世界丰富多彩。人们的生活水准和生活状况各不相同，他们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地理环境中，气候、社会经济体制、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都不一致。因此，他们进一步发展的方式也理应不同。人居环境规划必须充分尊重地方文化和社会需要，寻求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文化城市理所当然应该具有多姿多彩的文化，成为具有个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地方。
(一)城市需要文化继承性
今天，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与交融之中，捍卫自己城市的文化，发挥自己城市文化特色的呼声日益增高。世界上任何城市的文化传统和特性，都积淀在这些城市民众的骨髓里，奔腾在这些城市民众的血液中。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总是要发展变化的，但一个城市的文化精神则绵绵生息，成为这个城市最本原的活态文化基因。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看，人类既要保护好城市的自然生态环境，也要保护好文化生态环境，保护好文化的多样性。如此，城市中的人们才有一种归属感、自豪感。因此，对于任何城市而言，保护文化多样性都是正确的发展方向，这意味着城市文化不仅要有国际的、现代的和世界的一面，也要有民族的、传统的和地域的一面。
今天应慎重选择自己城市文化的构建和发展模式，保护文化多样性不仅仅是口号，更要在城市文化中实施，而文化多样性恰恰是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基础。“它导致人们对区域特性、地方特性、民族文化的追求，越来越有目的地、自觉地去发展地区文化，包括保留城市内部的“亚文化群”，历史城市及城市中的历史地段的保护，地区建筑特色的追求等。”过分钟情于全球化的科技成果，并不符合国际社会普遍倡导的可持续发展和文化多样性的生态伦理。只有当城市文化能与民众的生活需求、生活习惯，以及当地自然和人文环境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对城市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与存在既与相关的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关，也与这种文化产生的土壤和背景，包括民族、地域的独特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文化心理、审美原则、风俗习惯有关。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及其物质生活的富裕程度来判断某种文化现象的“先进”与“落后”，更不能以自己的审美原则和审美习惯，来衡量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产生的文化现象。不能仅仅用“先进”或者“落后”的二元论来审视我们有着几千年历史和五十六个民族的无比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在所谓的“先进”与“落后”之间，还存在着大量共存共生共荣的文化，存在着大量的在一个文化体系里被视为“落后”，而在另一个文化体系里被认为是“先进”的文化。更重要的是，人类的认识总是在不断地进步和更新，人们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其不同特点是由于各自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生活状况的差异程度和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定。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之间虽然可以进行比较，但是不存在绝对的判断标准。更不存在所谓超越民族、超越历史、超越地域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传统。因为各自的文化传统都是各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形成的，是本民族专属的，都具有民族性格，都具有历史特征、都具有地域特点，对于自己的民族来说必然最为合理。尽管一些国家或代表人物将自己的传统称为世界上最高级、最进步和最文明的文化传统，甚至鼓吹是全人类的代表，强迫或诱导别的民族接受，这是没有根据的，也是不可能奏效的，只能证明他们自己的无知与狂妄。
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并存的格局将长期的存在，恰如罗兰·罗伯逊所说，全球化和本土化相互作用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所谓“全球本土化”现象的出现：全球化不可能全然取代本土化，本土化也不可能阻挡住全球化的浪潮，这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可调节和妥协、可伸缩和谈判”的张力。从历史上看，任何一种想把人们统一在单一生活方式下的想法，最后的结果都是人类的一场灾难。马克思曾经问道：“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相信只有自然成长的才是最有生命力的，是最美好的。
(二)城市需要文化包容性
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包容性一样，都是人类生存、发展、繁荣的宝贵资源。文化多样性体现了人类群体适应和改变生活境况的能力，文化包容性则体现了多种文化群体和文化观念多元共存的要求和可能性，这两者是培育人类创造力的基础。“认同、尊重不同文化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既是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存在权、文化个性表达权和文化发展道路选择权的充分理解与尊重，也是对其他民族国家文化特色的包容与欣赏”。城市是一个多种文化的共存体，既错综复杂、矛盾重重，又琳琅满目、多样统一。这种传统与创新、本土与外来的共存，有它必然的、内在的规律性，关键是如何更加自觉地认识和驾驭这些规律来创造美好的文化环境。
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是互补的前提。文化多样性是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个体性、独特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动力。任何一种文化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并
不是自我封闭，而是在相互交流中保护自己的特色，在竞争和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每一种文化都有其长处和不足，如果两种文化完全相同或相似，就不存在取长补短，也就不可能吸收新的文化因素，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也就没有活力。一种文化没有活力，就会停滞不前，就会衰落，历史上许多文明的消亡大多是由于文化自身失去活力而导致的。因此，多样性有利于取长补短，促进城市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单一性将使城市文化缺乏活力，而导致生机窒息。
总体而言，不论未来城市的结构与形态如何变化，但是，在城市文化的组成中，必然既有传统文化，又有创新文化;既有本土文化，又有外来文化。例如纽约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国家都有移民在纽约。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纽约市的800万人口中，在国外出生的占35.9%。纽约市民来自230个种族，120个国家，使用115种语言。纽约就像是由一个个小“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全城遍布唐人街、印度街、德国城、俄国城、小意大利、小韩国、小哥伦比亚、犹太人区、爱尔兰人区等。纽约的曼哈顿没有传统中轴线，没有民族特色。但它有许许多多局部的轴线，许许多多民族的特色。聚集2000万人口的纽约大都市区，多种族多文化多阶层共存，相互间的文化差异和利益冲突既是刺激竞争的催化剂，也是阻碍发展的摩擦力，当然，更是文化融合和文化创新的不竭动力。
维护文化多样性，首先就要对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保持一种尊重。例如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国家，建国历史虽然不长，但是其政府在城市总体规划的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高度重视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保护、继承和发扬，高度重视本土多元文化的相容性和继承性，并把社会经济发展与本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在制定和推行“旧屋保留”计划时，力求在发展市区和保留区内具有文化遗产的建筑之间求取合理的平衡。在牛车水街区的保护与发展中贯彻了这一理念，该历史文化街区不仅仅商业繁华，而且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新加坡政府认为，牛车水作为历史见证，必须采取审慎措施加以保护。经过保护整治，美食街、大排挡等重返牛车水，引来熙来攘往的人潮，同时，传统建筑、庙宇等也恢复了原有风貌，融入社区民众生活。
(三)城市需要文化创造性
文化多样性并不赞成文化孤立主义。文化孤立主义忽视历史上不同文明和文化间的积极互动关系，片面强调保存自己文化的独特性，顽固地认为不同文明和文化间具有一种“不可通约性”。因此，为保护“未被污染”和“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不加区别地反对所有的外来文化，将自己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离，自我孤独。其实，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往，历史悠久而漫长。在中国古代哲人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中，便具有文明对话的涵义。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亦有“对话主义”交往的理论。哈贝马斯在其著名的“交往行为理论”中也详细探讨了“对话”和“交往”这两个哲学命题。
城市文化要延续并发扬光大，只有继承和包容还不行，还要有创造。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和创造的结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传统失去了创造是要死的，只有不断创造，才能赋予传统以生命”。文化自觉应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方向，这样的文化自觉就不是回到过去，而必须面对现实。文化是经济和技术进步的真正量度，即人的尺度;文化是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方向，即以人为本。文化环境建设是人居环境建设的最基本的内容之一。“总之，我们要提倡“人文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的人文精神”。“在全球性文化融合中，重建新人文主义的新美学与新伦理学，使人们‘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之上’”。同时，“全球不同地区的文化智慧、价值观念丰富了人类社会，结合本国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融合、发扬不同的文化，为人类寻找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基点。”
今天我们的城市处于一个充满变数的时代，一个充满矛盾与冲突的时代，也是一个极易迷失自我定位的时代。伴随着新的城市时代演进，必然将不断出现新的时空观、新的自然观、新的技术观和新的文化观，都需要城市结合自身实际创造性地积极应对。构建理想的价值观念体系是大多数城市所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例如新加坡于1991年公布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新加坡道德教育的核心，即“五大价值观”：一是国家至上，社会为先;二是家庭为根，社会文本;三是关怀扶植，尊重个人;四是求同存异，协商共识;五是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各个城市固有的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与全球化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但并非绝对排斥。应该用平等而不是傲慢的态度来对待不同民族的文化。例如在建筑领域，各个城市的传统建筑形式，是当地民众在漫长的相对封闭的状态下逐渐形成的，难免有跟不上现代人们生活需要的一面，需要采取适当方式加以改进，但是它们的存在却极大地丰富了建筑文化的多样性。现代建筑强调使用功能与当代技术的结合，有其积极进步的方面，但是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功能的趋同性和技术的通用性，现代建筑领域呈现出同质性、趋同性、无地方性等缺陷。
中华文化创造力的强弱与多元文化的频繁交流、密切互动紧紧相连，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不可能产生伟大的文化创造。凡是强健的文明都是自信的，充满自信的文明无一例外都是多元的、宽容的。就文化言，如能将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深刻地了解世界，也更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发展自己。研究外国文化，更有利于认识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研究近现代文化，更有利于对传统文化加深理解，将其用之于现代;研究多学科的不同观点，更有利于深入地剖析问题;着眼于现实问题的研究与创造，更有利于发掘传统文化的积极部分。“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不是某一种传统，或某一种现成的近代理论、方法、途径所能得以解决的，我们必须在这五彩缤纷的世界遗产中广泛地汲取营养，在比较文化中认识和发展自己，博采所长，取其所需。更重要的是融会贯通，立足于创造”。
(责任编辑 周广明)
作者：单霁翔
第三篇：推动文化自觉 增强文化自信 实现文化自强
去年以来，中央就文化建设作出一系列新的重要指示。在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文化改革发展的地位作用、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反映了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把握达到了新高度，为更好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一、推动文化自觉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文化建设，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目标。在公益性文化事业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方面作用日益突出，文化产业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作用日益凸显的形势下，必须加大力度，推动贵州文化建设全面发展。这在全省上下已经取得共识。
近年来，按照中央精神，我省不断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对文化改革发展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深化，明确了推动文化改革发展的基本思路、指导思想、具体目标、主要任务，出台了一系列支撑改革发展的政策措施，对全省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作了总体部署，明确提出在明年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召开前基本完成我省文化体制改革各项工作任务，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全面完成各项改革任务的目标。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文化改革发展，去年8月份以来，省委常委会研究部署全省文化改革发展工作。今年3月，省委书记栗战书在“学习贯彻李长春同志重要讲话精神促进贵州文化跨越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依靠改革创新、建设文化强省、推动历史跨越”的总体思路和实施“六个一批”文化工程。6月7日，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意见》，为切实推动完成文化体制改革任务、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并对全省文化产业发展寄予厚望。一要在深化改革上有大进展。在省级层面组建省直广电、演艺、报业、期刊四大集团公司的基础上积极启动网站资源整合，组建企业集团公司，切实发挥骨干集团的主力军作用。同时，严格按照中央明确的“时间表”、“路线图”，不断深化完善改革，在推进各地综合性文化体制改革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二要在产业发展上有大步伐。要按照“十二五”时期我省文化产业总体规划和产业布局，大力发展文化旅游、民族民间演出、民间工艺美术、会展广告等产业，壮大提升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休闲娱乐等产业，培育扶持网络、新媒体、动漫网游、文化艺术创意设计等产业。同时要扎实推进实施“百个骨干企业培育工程”、“百佳品牌培育工程”，力争到“十二五”期末，至少形成3家产值超100亿元的骨干文化企业或企业集团，实现1至2家文化企业融资上市，打造一批国内知名的品牌企业。三要在项目实施上有大动作。要大力实施“百个产业项目推进工程”，推出一批影视、演艺、新闻出版、动漫等项目精品，并在招商引资上取得突破。集中力量抓好贵州日报报业集团印务传媒研发基地、贵州文化出版产业园、贵州文化广场、多彩贵州城等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建设。
二、增强文化自信
只有对自己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客观分析我省文化资源条件，能够大大增强文化自信。
贵州有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它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1 自然地貌资源。文化旅游业是文化产业的外围层，贵州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自然地貌资源。独特的喀斯特地形地貌，造就了迷人的地表、地下风光，形成了贵州最具特色的自然资源，为贵州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2 历史文化资源。贵州历史源远流长，文物古迹遍及全省。目前全省具有一定价值的文物古迹4000多处，现有各类古遗址58处，古建筑73处，岩画、石刻185处。其中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19处，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285处。另外，通过大量的考古、文献、文学形式积淀下来的地域历史文化，如夜郎文化资源等。
3 民族文化资源。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全省共有48个少数民族，世居少数民族共有17个。贵州少数民族人口数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数的比重为12，4%，居全国第3位;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为37.8%，居全国第5位。目前，贵州民族文化的生态环境在全国来说，属于保护较好的地区，各个民族表现出来的原生态文化，是贵州文化资源中最为宝贵的部分。贵州少数民族分布全省，从文化产业的角度审视，至今还自然形成和保留着许许多多各具特色的文化圈，如清水江苗族独木龙舟文化圈、都柳江侗寨鼓楼文化圈、武陵山区傩文化圈、雷公山区苗族鼓笙文化圈、云雾山区古代乡规民约碑文化圈、乌蒙山区彝族土司庄园文化圈、大娄山区播州土司建筑文化圈、月亮山区干栏建筑文化圈、花江河谷崖书崖画文化圈、赤水河畔摩崖造像文化圈、安顺平坝屯堡文化圈、三都荔波水族墓雕文化圈、瑶麓瑶山瑶族建筑文化圈、水西地区彝文碑刻文化圈等等。民族的多样性，带来了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丰富性，这一特色文化资源也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文化资源并不是产品，更不是产业。资源仅仅是可供开发，或可能具有开发潜力的物质性存在。如果要让文化资源转化成为文化产业，首先需要做的就是为静态的文化资源注入活的当代因素，让资源与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形成一种相互接纳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要正确评估贵州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的环境条件。
1 文化资源自身的资源禀赋，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的上游产品，就好比是原材料，它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将决定下游产品的丰富和多样。贵州文化资源自身的资源禀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察：(1)历史价值。贵州的民族文化资源，如宗教、礼俗、手工技艺等，是经过岁月的洗刷积淀下来的，其本身的文化涵义就较深刻，也容易被消费者接受。缺乏历史感的文化产品，容易昙花一现，也易造成产品的雷同。(2)闻名程度。资源的闻名度一是需要资源本身的含金量，二是需要外力的推介，其实这也是一个互为循环、互为促进的过程。贵州的茅台、遵义会议会址、黄果树瀑布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堪称有名，已成为贵州的标志性符号。文化资源的产业转化能力，其外在影响力和家喻户晓程度应是一个考察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文化产品的存活度。(3)独特性、稀缺程度。独特性能保持文化资源的鲜活，更能吸引大众的目光。稀缺性是资源自我生存能力和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使其资源更具价值。贵州的喀斯特洞穴资源、民族医药技术等都带有明显的独特性和稀缺性特征，彰显出区别于其他文化资源的个性魅力。(4)神秘色彩。带有神秘色彩的文化资源，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探知欲;用其充实出来的文化产品，更具有产业发展的价值，更能激起对资源本身的探求，因而也能延伸文化产业链。贵州的夜
郎文化资源、红崖天书，就具有这种神秘性，其神秘性还包涵着不确定成分，也使得这一资源存在着开发的无穷空间。
对文化资源自身资源禀赋的考察，不仅仅局限于以上几个指标，但从产业开发的角度出发，这几个指标又是重要的核心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产品的价值。
2 文化资源转化所依托的外部环境，是文化产业发展的空气和养分。民族文化资源要想转化成经济要素，就必须选择那些符合产业开发条件的资源。除了考虑资源自身的资源禀赋外，还需要从资源生存的外部条件去衡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品的传播和消费需要通过一定的渠道进行，如文化环境、城市硬件设施、流通领域的各个环节，这些都与城市化水平紧密相关。考察一个地区的文化资源，尤其是就地进行产品转化的资源，也要考察当地城市发展水平状况，是否存在文化资源市场化的条件和土壤，这可以避免文化产品成为无水之鱼。如贵州《多彩贵州风》大型歌舞，如果没有现今城市化发展水平为依托，很难延续其生命力。(2)居民消费水平。根据国际经验，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时，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已经得到满足，人民生活将向消费型转变，消费结构将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文化娱乐消费将会呈现加速发展趋势。文化消费存在发展的空间，但需要有培育的过程。(3)政策环境。文化政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文化资源向产业转化的通行证之一。贵州已将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纳入了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并相继出台了《省人民政府关于振兴文化产业的意见》和《贵州省“十二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规划》等一系列鼓励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4)人才要素。文化产业强调人的创造力、强调文化对经济的渗透和贡献。有了文化资源、资本资源，更需要的还是人力资源，人才要素在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是将文化资源推向市场的有力助推器，是文化产业链中不可脱节的重要一环。目前贵州已开始加强文化经营人才的培养。(5)资本要素。资本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文化资源的挖掘都需要资金支持。文化资源的丰富和多样，吸引着资本市场的进入;资本是让固有的资源实现其市场价值的关键要素，资本与资源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资本是文化资源实现产业转化的一个手段，这一外部要素，不仅仅只依靠当地资金，还包括引进外资。(6)技术要素。文化产业必须建立在现代技术之上才能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如我省推出的大型民族歌舞诗《多彩贵州风》，如果没有舞台的高科技设备作为辅助，就难于彰显其绚烂。(7)创意元素。文化资源要转化为产品、发展为文化产业，既要对资源禀赋进行评估，又要对资源存在的外部环境加以考察。
贵州是“文化千岛”，在资源禀赋方面占据的优势明显，尤其是在民族文化资源、喀斯特地质文化资源、特色地域历史文化资源和红色文化资源方面更为突出，需要着重开发以形成产业优势。
三、实现文化自强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文化自强。“自”，就是立足自己的实际，依靠自己的力量，突出自己的特色，走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强”，就是要使我们的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影响力、强大的活力创造力、强大的实力竞争力。
目前，全省许多地方都在充分利用独特的历史文化、革命文化、民族文化资源打造知名文化品牌。
贵阳市全面完成了“十二五”期间“五个一工程”作品创作生产规划。共向省委宣传部申报了电视剧、戏剧作品等7个类别60余部作品，列入《贵州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十二五”规划纲要》。配合中央电视台录制大型文化专题节目《欢乐中国行·魅力贵阳》。组团参加深圳2011第七届国际文化博览会，推出了一批有特色、质量高、前景好的招商引资项目：“中大国际万达影城”、“中国锦绣——生态农业旅游度假博览园”、“清镇市百花湖休闲文化创意小镇”三个项目在贵州文化产业项目推介会上成功签约合同，金额13，6亿元。
遵义市电视台、遵义市广播电台制播分离改革组建了遵义电视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和遵义广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遵义会议纪念馆、市图书馆、市博物馆等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初步完成改革任务，各县、区(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已全部组建完毕，编制了《遵义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2010-2020)》，红色文化旅游业加快发展，涌现了一批文化民营企业。
六盘水市大力推进市文工团体制改革，再次修订完善《六盘水市文工团改革方案》，文工团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推动六盘水日报改革及与毕节日报社联办《乌蒙新报》。深化完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
安顺市组团参加第七届深圳文博会、赴厦门、珠海等地招商引资，在深博会上，安顺市“大汉帝国·牂牁古城复建”、“千禧珠宝城”、“安顺市焕彩蜡染艺术团”、“普定穿洞游乐城”4个项目成功签约。深圳、厦门、福建商会等文化产业商务考察团先后到安顺市考察，一批新的项目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省十大文化产业园区之一的黔中国家屯堡生态文化城项目已进入实地测绘和设计阶段。
黔南州围绕建党九十周年，拍摄《邓恩铭》、《少年邓恩铭》、《乌卡》、《谁主沉浮，问苍茫》等影、视和纪录片。组织邀请国内知名音乐家、中央民族歌舞团有关专家到黔南采风创作，督促开展戏剧《木楼古歌》的编创，编排打造了我州大型布依族精品剧目《好花红》。
黔东南州认真组织实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和“六个一批”等文化精品项目建设，积极招商引资，与北京亚环传媒等国内知名传媒公司合作拍摄电视连续剧《镇远镖局》，电影《寻找牛腿琴》、《大歌》、《黎平会议》、《二战飞虎队》和《侗族大歌实景演出》、《伟大转折从这里开始》、《大风歌》等文艺作品。
黔西南组队参加了本届中国(深圳)公交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分别对兴义市布谷鸟民族风情园、黔西南睿驰国际综艺剧场和健身会馆、万峰林自然遗产保护展示中心3个项目进行签约，签约资金7770万元。确定在黔西南完成大型连续剧《二十四道拐》和纪实报告文学《让石头开花的村庄》文艺精品的创作生产。
毕节地区稳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挂牌成立了毕节歌舞团有限责任公司，毕节电视台制播分离改革不断深化，毕节日报宣传经营两分开改革成效明显，挂牌成立了毕节闻达报业有限责任公司。“洞天湖地、花海鹤乡、避暑天堂”文化旅游形象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逐步提高。毕节日报社与六盘水日报社积极尝试合办《乌蒙新报》，注册成立“贵州大乌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五古(古城、古镇、古寨、古驿道、古建筑)”、文化产业园为代表的“六个一批”重大文化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已累计完成投资2，6亿元。
铜仁地区以精品文艺生产为重点，切实加快文
化繁荣。一是抓文艺创作生产。拟定了铜仁地区“十二五”文艺创作规划。启动了《蓝色乌江》和《周逸群》(暂名)的前期工作。2月19日，央视六频道黄金时段播出了数字电影《旷继勋蓬遂起义》，该影片获第23届全军电视剧金星奖电视电影二等奖;完成了大型电视连续剧《风雨梵净山》的后期制作、播出与光碟发行等工作。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契机，切实推进文化产业发展。二是继续推进了全区文化体制改革。梵净山民族歌舞团整体转企，党报党刊宣传经营真正做到了分离，铜仁电台、铜仁电视台宣传经营两分开改革正在有序推进。梵净山报业有限公司、梵净山文化演艺公司、星耀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桃源音频传媒有限公司等经营性文化单位，按照转制要求，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面向市场开展经营性活动，实现了收入翻番。组团参加了在深圳举行的第七届文博会，成功签约文产项目13个，签约资金40多亿元。
省文化厅改革创新增活力，文化交流树形象。贵州文化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成立大会6月26日在贵阳隆重举行，对于推进全省文化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贵州文化演艺集团的组建主要是针对省直文艺院团小、弱、散的现状，以正在实施的“贵州文化广场”项目建设为依托，以资金和业务为纽带，对已经挂牌成立的贵州省杂技团有限公司、贵州省演出有限责任公司和即将完成转制的省北京路影剧院、省人民剧场、省朝阳影剧院、省河滨剧场、贵州民族歌舞剧院、省话剧团、省花灯剧团和中央明确保留事业体制的省黔剧团等进行资源整合，以突破省直文艺团基础设施差、人才匮乏、发展后劲不足等方面的瓶颈制约，推动全省演艺事业跨越式发展。截止2011年6月，我省对外及对港澳台文化交流项目共计18起，168人次，涉及美国、法国、菲律宾等15个国家和香港、澳门地区。其中：出访15起，159人次;来访3起，9人次。6月21日至7月2日由谢庆生副省长率团赴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参加的“贵州苗族服饰展”进一步增进了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很好地展示了我省多彩文化和良好形象。在各项交流活动中，“多彩贵州风”演出团6月初赴菲律宾参加的庆祝中菲建交36周年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影响广泛。
贵州广电局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组建成立贵州广电传媒集团公司。月6月26日挂牌成立了贵州广电传媒集团公司。集团公司下辖贵州广电网络、贵州大众广播传媒、贵州电视文化传媒、贵州星空影业、贵州中广传播、贵州伊思特文化传播、家有购物等公司。集团公司的组建成立，标志着省直广播影视系统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加强合作，构筑平台，在对外文化交流、推动我省文艺“走出去”迈出新步伐。组织贵州大学合唱团、贵州师范大学合唱团、贵州民族学院合唱团三支队伍参加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评选大赛获优秀奖、土家族鼓舞《开山围猎》参加“第十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艺术表演奖”评奖活动获金奖。启动自制剧战略。我台首部自制剧《女子炸弹部队》已制作完成，独家首轮和二轮已发行结束。《女子炸弹英雄》《张露萍》《双桥记》等多部自制剧正在筹备中，预计年底开机。
我们相信，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到“十二五”期末，我省文化发展整体实力明显增强，初步形成具有贵州特色的文化产业体系，文化在旅游业中的贡献率大幅上升，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同期全省经济增长速度，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逐步提高，成为我省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各门类传统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新兴文化产业逐步发展壮大;以民族文化产业为龙头的特色文化产业增长强劲，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成效明显;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优势的骨干文化企业和文化企业集团，打造资产和营业收入过百亿元的龙头文化企业和重点文化产业园区。
作者：吴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