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文化论文范文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金融文化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中国金融出版社成立于1956年5月，直属中国人民银行管理，是以出版金融类图书、期刊、音像电子制品为主的专业出版社。作为中国人民银行主管的国家级专业出版社，中国金融出版社在提升国家金融文化“软实力”方面肩负着重要的工作职责和历史使命。

第一篇：金融文化论文范文

普惠金融视阈下的农村金融文化建设

〔摘要〕 普惠金融视阈下农村金融文化的建设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农村居民文化素养的现实需求，是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生态农村的客观要求。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文化建设中面临的主要困境是：农户对普惠金融文化认知程度不高，农村金融文化管理不健全，农村金融文化投入不足，农村金融文化领域人才缺失。推进普惠金融视阈下农村金融文化的建设，需要加强农村金融文化的宣传力度，完善农村金融文化管理模式，加强农村信用环境建设，加大农村金融文化建设的相关投入，创新农村金融文化人才培育机制。

〔关键词〕 普惠金融，农村金融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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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由联合国宣传2005小额信贷年时率先提出，主要是指可以让社会成员普遍享受的并且对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给予适当优惠的金融体系，农村地区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 〔1 〕7。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的新要求。2014年，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重视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的独特作用，进一步放宽对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的市场准入，开放民营资本进入小额信贷和新型农村金融服务业的途径，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推动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农村普惠金融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

新世纪以来，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农村经济发展作用日益显著，“从全国层面看，我国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为正，组成农村普惠性金融的贷款使用效用维度和产品接触维度显著地促进了农村生产率增长”。〔2 〕资料显示，截至2014年底，全国金融机构空白乡镇从2009年10月的2945个减少到1570个;实现乡镇金融机构和乡镇基础金融服务双覆盖的省份(含计划单列市)从2009年10月的9个增加到25个。2014年，中国银监会又启动实施了基础金融服务“村村通”工程，印发《关于推进基础金融服务“村村通”的指导意见》，引导和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用三至五年时间总体实现基础金融服务行政村全覆盖。通过设立标准化网点、开展简易便民定时定点服务、布设自助服务终端等多种服务形式，金融服务已覆盖52万个行政村，已累计完成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取款业务超过1157万笔、金额185亿元 〔3 〕15。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逐步推进以及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农民的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诸如拜金主义、人情冷淡、价值观扭曲、道德败坏、低俗文化盛行等不容忽视的问题，成为影响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障碍，如何推进农村金融文化建设逐渐成为一项紧要而迫切的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更加注重文化体系建设，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等具体要求和目标。当前，农村金融文化主要是指在农村金融发展中，要以诚信建设为本，以信用文化为核心，让现代契约意识深入人心，逐步引领农户和农村金融机构双方形成正确的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构成整个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软实力，也是整体社会文化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在全面发展普惠金融的背景下，如何推进农村金融文化建设，逐步增强农村软实力，减少交易成本，规范信贷行为，助推农村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将成为振兴农村经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普惠金融视阈下农村金融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普惠金融时代的到来，将依托更为发达的农村金融市场，对社会主义农村金融文化建设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可以说，在普惠金融发展的背景下，建设适应时代需要的农村金融文化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农村居民文化素养、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构建生态农村的必然抉择。

(一)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农村经济是农村金融文化的前提和基础，农村金融文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和保障，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与其相适应的金融文化作为支撑，才能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2014年我国农村地区文化市场经营单位52125个，从业人数为188248人，营业总收入345.2亿元，利润总额为118.4亿元，占全国文化市场经营单位总利润的25.3%，可以看出，文化产业将逐步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普惠金融体系下，农村金融文化建设可以进一步繁荣农村文化市场，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的地域优势和政策优势。同时，普惠金融发展背景下建设金融文化，可以净化农村信用环境，将金融文化内化于心，加强支农机构与农户之间的有效对接，提高金融支农绩效。再者，推进农村金融文化建设，加大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进一步拉动农村投资和消费，扩大农村就业，提高农村经济的运行效率，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二)提高农村居民文化素养的现实需求。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极大地推动着我国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发展，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将以计算机为载体，以云计算技术为支撑，以相关金融理论为基础而运行，对农村居民的文化素养提出了较高要求。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偏低，严重制约了农村普惠金融的推进和运行。资料显示，2012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仍占5.30%，具有高中及以上的比例仅15.6%，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29年①。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民文化程度的差距较大。在20世纪末，法国和德国7%的农民具有大学文凭，日本农民中大学毕业的占5.9%，高中毕业的占74.8% 〔4 〕144-145。因此，全面普及农村义务教育、提高受教育水平，不断传授现代信息网络和经济金融知识，可以增强农村居民的融资意识和理财能力，减少金融风险，增强普惠金融的实施绩效。

(三)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14年的9892元，净增长73倍。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态势，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为2.57∶1，2000年二者的比例提高到2.79∶1，到了2014年二者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到2.92∶1。此外，从农村内部来看，居民收入差距也较为明显，根据《中国农村家庭金融发展报告2014》对全国28000户的调查，发现财富净值最低的25%的农村家庭户均财富净值为0.48万元，财富最高农村家庭户均财富净值为91.53万元，是最低净值家庭的191.3倍 〔5 〕60-61，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家庭财富分布不均现象非常严重。我们知道，城乡居民之间、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拉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有限资源的分配效率，出现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马太效应，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在普惠金融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建设农村金融文化是推动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可以让低收入人群也能同样享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成果，享受平等的金融支持，拓宽收入来源，逐步缓解弱势群体的心理压力，进一步化解矛盾，维护我国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为顺利推进普惠金融政策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四)构建生态农村的客观要求。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治理农业污染，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可以讲，创建生态农村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国家改善民生、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实现更高水平惠民的客观要求。然而，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资料显示，2013年我国农村化肥投入量接近6000万吨，是全球用量的三分之一，对土壤结构造成极大破坏。实际上，文化产业具有高知识性、高增值性和低消耗、低污染、低成本等特点，通过农村金融文化的培育，转变农村居民的思想观念，提升农村资源使用效率，进一步助推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加速生态农村的建设，为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和生态保障。

三、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文化建设中面临的主要困境

近些年来，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农户认知程度不高、农村金融文化管理不健全、投入不足、人才缺乏等诸多问题依然突出，制约了普惠金融加快推进的步伐。

(一)农户对普惠金融文化认知程度不高。金融机构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一直存在，致使许多农村居民即便有大量的资金需求，也惧怕向金融机构申请，对国家实施的普惠金融政策认识程度不高。谭继军教授在2014年中国小额信贷峰会上指出，在我国农村地区，每100户家庭中37户有正规信贷的需求，而37户有信贷需求的农户中只有37.3%最终去银行申请了，在这37.3%的农户中，有74%获得了银行贷款，有信贷需求的农户最终100户中只有27.6户获得了银行信贷。并且，据《中国农村家庭金融发展报告2014》的调查显示，2013年，农村家庭风险市场参与率为1.6%，城市为16.9%，农村家庭比例大约只占城市的1/10;农村中有家庭贷款的比例占14.1%，城市中有家庭贷款的比例占15.9%，比农村高出1.8%;农村家庭居民金融知识水平为29.4，城市家庭居民金融知识水平为51.4，接近农村分值的两倍。由此可见，当前我国农户对普惠金融文化的认识程度不高，金融知识较为匮乏，与普惠金融政策有效推进的要求还相去甚远。

(二)农村金融文化管理不健全。其一，农村金融文化领域的法律缺失。目前我国关于农村金融文化的管理多以规章条例和政策文件为主，偏向号召性和鼓励性，未能以正式法律的形式进行确定，缺乏针对性和权威性，有待尽早颁布。其二，农村金融文化市场不规范。受利益驱动的影响，很多农村金融机构管理者的信贷行为短期效应明显，政策一到立马放贷、政策没到不管不问，并且在放贷过程中出现“吃、拿、卡、要”的现象，大部分资金贷给有关系有背景的人群;从农户的角度来看，道德风险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贷款后的用途与当初申请贷款时完全不一样，有的甚至将贷款用于赌博、挥霍，使得银行的贷款无法按期归还，金融文化市场较为混乱，亟待整治。其三，农村金融文化的宣传力度有待加强。我国农村地域辽阔，金融机构还没有完全覆盖到每个乡镇。作为支农金融机构的主力军，农村信用社的法人机构数量和职工人数却都在不断下降。1995年，我国农村信用社的法人机构数量、职工人数分别为50219个和634245人，2005年分别下降到27101个和627141人，2013年进一步下降至1803个和473874人。营业机构和从业人员的大幅度减少，将无疑会使得许多农户远离农村金融，金融机构对有关信贷政策和知识的宣传作用就非常有限，尤其是一些农村联保户及贷款当事人对连带赔偿责任无法完全了解。此外，当地乡村政府对农村金融文化宣传的重视和支持也不够，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较少举办金融知识培训，农户参加金融宣传教育主动性也不强，导致农村金融宣传教育工作难以形成有效合力。

(三)农村金融文化投入不足。一方面，农村整体性文化事业资金投入较低。2014年全国文化事业费583.44亿元，仅占财政总支出的0.38%，人均文化事业费只有42.65元，其中县及县以下的文化事业费为242.98亿元，人均不到40元;此外，2013年《中央补助地方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行政村文化设施维护和开展文化体育活动等支出基本补助标准为每个行政村每年10000元，但实际上，中央财政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分别按照基本补助标准的20%、50%、80%安排补助资金，资助力度非常有限。经费投入不足、总量偏少，难以满足广大居民对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缺乏与农村金融文化需求相对应的基础设施。许多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偏远地区，农村金融机构的基础设施非常落后，信息化程度不高，网络不发达，农村金融服务网点少，金融服务产品供给单一，转账、查询、代缴费用、POS机等中间业务还处于试点阶段，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有待优化。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末，全国只有58%的行政村设置了助农取款服务点，44%的行政村具有小额取现电话转账服务。

(四)农村金融文化领域人才缺失。人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也是农村金融文化得以实施的重要保证，但是目前农村金融文化人才缺失现象较为明显。一是我国农村基层文化单位从业人员数量少，学历和职称水平偏低。2013年我国乡镇文化站占全国总文化机构数量的77.6%，但从业人员仅占全国总文化机构从业人员的53.5%，平均每个乡镇文化站只有2.56人;2012年我国乡镇文化站中具有高级职称和中级职称人员仅占从业人员总数的2.4%和23%，且具有大学学历的人员较少。二是农村金融机构高层次人才缺乏。长期以来，受地理位置、待遇、生活便利程度等方面的影响，农村金融机构高层次人才非常缺乏。从2010年～2013年四大类银行职工中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人员比重情况来看，支农金融机构的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职工中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人员比重明显低于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其中，中国农业银行的比值是最低的。就具体年份而言，2010年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职工中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人员比重分别为2.4%、2.6%、3.3%和5.4%，2011年分别为2.9%、3.1%、3.8%和6.1%，2012年分别为3.5%、3.6%、5.0%和7.0%，2013年分别为4.0%、4.1%、5.95%和8.0%。高层次人才的缺失，使农村金融机构个人消费、租赁业务、投资咨询、家庭理财等业务发展缓慢，几无涉足，严重滞后于其他银行的金融业务，从而抑制了农村金融文化向深层次发展。

四、普惠金融视阈下农村金融文化的建设路径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农村经济发展也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的提高，需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因而，积极推动现代农村金融文化建设，净化农村发展环境，充分发挥文化的导向和激励作用，增强农村的软实力，打造一个具有包容性和高效性的金融体系，逐步提高农村普惠金融政策实施的效率，将成为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依据当前农村经济金融发展的现状和特点，笔者提出以下五个方面的建设路径。

(一)加强农村金融文化的宣传力度。要明确将农村金融文化事业发展成果纳入政府工作考核评价体系，建议将基础性金融服务作为准公共产品，纳入地方政府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服务体系整体框架有序推进。重点突出管理效率、资金投入、人才引进、人员培训、金融消费、公众满意度等方面，激发乡镇和村级政府建设农村金融文化的热情和动力，逐步改变目前以金融机构宣传农村金融的单一模式，形成农村金融宣传教育共同开展、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文艺作品等多种载体，开展形式多样、农民喜闻乐见的农村金融宣传教育;定期邀请相关专家到农村进行金融专题讲座，提供专门的科技、计算机、金融等专业培训课程，不断更新农村居民金融理念，丰富农村居民金融知识，拓宽农村居民金融理财渠道;建立金融知识宣传栏、向农户发放金融知识小册子;明确分类教育，重点针对农村基层干部、农村在校学生、农民工等人群，有针对性地开展金融宣传教育，宣教内容要紧贴农村农民实际，因地制宜，因人而异，把农民最需要、用得上的金融知识以听得懂、讲得明的互动方式送给农民，满足农村居民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6 〕。

(二)完善农村金融文化管理模式。首先，深化金融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一方面，加快金融文化管理体制创新。金融监管部门应加快农村金融文化管理方面的立法，重点厘清监管部门与信贷机构的关系，明确各自权力和责任，各司其职;还要加快农村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提高公益性文化单位服务能力，鼓励农村金融文化与科技、互联网的结合与创新。政府部门应严格执行“三单一网”清单，依法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程序，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给予农村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更多自由空间。另一方面，加快农村金融文化管理服务创新。在农村金融文化建设过程中，政府部门应强化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确定农村金融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总体战略和模式选择，广泛运用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办公系统，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科技等手段，及时提供准确的信息资源，逐步提高农村金融文化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营造公平健康的文化发展环境，全面释放农村社会活力。其次，积极引导农村民间文化组织的加入。农村民间文化组织对本地具有特色的文化资源、农民文化需求情况了解深入，他们的工作人员思想相对自由，与邻居之间比较熟悉，亲和力和号召力较强，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有利于相关金融政策的宣传和推广。因此，要充分发挥他们的本地优势，在政策、资金、设施、人员等方面给予帮助和支持，不断挖掘、创新农村特色金融文化资源，提高农户的金融参与度。

(三)加强农村信用环境建设。金融发展，诚信为本，因此要逐步完善农村信用环境，推动诚信文化建设。其一，要实施动态、连续的农户和农村企业信用等级评定，及时更新相关信用信息，降低金融机构信贷风险。探索完善农户、中小企业等农村地区经营主体的信用信息采集与应用机制，建立动态的信用评价体系和机制，多渠道整合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征信机构的信用信息资源， 引导出台以信用为基础的相关政策措施，发现和增进农户、中小企业等经济主体的信用价值，提高其融资可获得性和便利性。其二，加强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在利益的驱使下，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容易过度放贷，这已经是屡见不鲜的事实。因此，必须加大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对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贷款方式要定期审核，尤其是对大额贷款要及时跟踪，以最大限度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呆账、坏账，提高资金的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其三，要充分利用普惠金融、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重要契机，积极推进优质的金融法治环境建设，在农村地区尽快制订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制度的框架来加快市场机制的形成，加大农村金融文化的培育，早日形成金融机构与农户有效对接的良好局面。

(四)加大农村金融文化建设的相关投入。第一，增加农村金融文化事业的财政投入。资金是制约农村金融文化事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应不断增加财政资金投入。资金补助方式可以采取事前补助和事后补助两种，事前补助按照统一标准发放，事后补助则可以根据各农村金融文化运行绩效不同实施有差异的补助比例，对于绩效较差的给予较低甚至取消后期补助。第二，加大农村金融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是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保障和平台，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支撑。一方面，要大力普及乡镇文化站、实体书店、电子阅览室等公共设施，增加服务于农村金融藏书的数量，积极推进金融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另一方面，要加强农村金融网络建设和管理，组织开展助农取款服务点的综合服务试点，完善覆盖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金融服务供给网络，扩大金融便民服务点，让群众足不出村即可享受小额存取款、汇款、转账、查询等金融服务。第三，加大农村教育的投入。农村金融文化建设离不开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但是目前我国城乡教育经费投入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2011年城镇普通初中生人均教育经费支出8402.28元，农村为7439.43元，二者比例为1.13∶1;城镇普通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支出6399.5元，农村为5719元，二者比例为1.19∶1。今后，要进一步加大农村教育的投入，通过提升农户受教育水平、加强金融知识培训等方式，提升农户信贷意识和理财热情，增强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五)创新农村金融文化人才培育机制。当前，创新农村金融文化人才培育机制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第一，健全金融人才引进机制。逐步提高引进人才的工资福利待遇，坚持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全面解决引进人才的编制，在职务晋升、奖励等级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鼓励大学生、文化骨干人才、城市金融工作者到农村基层工作，可以尝试设立“农村小额信贷员”、“农村金融服务团”等人才工程，给农村居民讲解金融知识，帮助群众解决金融困难。第二，优化农村金融机构人才培养机制。大力培养一批头脑灵活、扎实能干、理论知识丰富、金融创新思维活跃的青年人才，引导青年金融人才努力提高金融专业素养，培育懂经营、会金融、能管理、善于创新和开拓市场的复合型金融文化人才，提高农村金融文化人才的整体素质。第三，完善金融人才激励机制。建立良好的人才评价机制，实施人才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制度，建立健全以知识、能力、业绩、贡献为主要指标的农村金融人才认定体系，确保金融人才创新的积极性。

注释：

①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方法为：平均受教育年限=文盲及半文盲比例×1+小学比例×5+初中比例×8+高中比例×10+中专比例×11+大专比例×13.5(按“五三学制”计算)。

参考文献：

〔1〕焦瑾璞，陈 瑾.建设中国普惠金融体系〔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2〕田 杰，贾天宇，陶建平.中国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来自1867个县(市)数据的实证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3〕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服务研究小组. 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4(摘要)〔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5.

〔4〕廖星成.中国三农问题研究报告〔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5〕中国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中国农村家庭金融发展报告(2014)〔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

〔6〕赵 燕.农村金融宣传教育亟待加强〔N〕.金融时报，2013-07-11.

责任编辑 于晓媛

作者：周才云 赵晶晶 邓小朱

第二篇：繁荣金融文化 服务金融改革

中国金融出版社成立于1956年5月，直属中国人民银行管理，是以出版金融类图书、期刊、音像电子制品为主的专业出版社。作为中国人民银行主管的国家级专业出版社，中国金融出版社在提升国家金融文化“软实力”方面肩负着重要的工作职责和历史使命。近年来，中国金融出版社在人民银行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新闻出版方针，较好地发挥了金融新闻出版事业主力军的作用，始终坚持出版物的高质量和高品位，大力推动金融文化的内容形式、体制机制和传播手段创新，不断焕发着创造激情，增强创新能力，在金融界、出版界、学术界赢得了良好声誉，为推动金融事业的改革、发展和先进金融文化的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与此同时，中国金融出版社也紧紧依托金融专业品牌优势，始终与中国金融业风雨同舟、相伴而行，在扎根金融沃土、弘扬金融文化的同时，实现了自身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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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坚持图书精品战略的同时，我们能够正确处理专业化与多元化的关系，牢牢扎根金融沃土，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公众的原则，做深、做细、做专、做广、做活金融图书，逐步实现图书出版的多样化，形成独特的品牌和系列。我们有独创性鲜明的金融理论类选题，有与金融改革发展相关的实务类选题，有培养金融人才的教材类选题，有面向广大民众普及金融知识类的通俗读物。近几年我社图书出版规模一直在稳定增长，出版数量从2010年的660种增加到2013年的897种,出版码洋从2010年的1.53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2.12亿元，经济效益平稳增长，较好完成了我社“十二五”图书选题规划前三年的各项指标要求。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中国金融出版社在版权业务方面的发展情况。

魏革军：中国金融出版社始终坚持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努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版权图书的出版是我社图书精品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好、更快、更持续地做好版权图书工作，近年来，我社专门设立了“中国金融出版社版权引进基金”，制定了《关于继续做好版权图书引进工作的指导意见》，积极部署版权引进工作，有计划地打造重点引进版权图书项目，建立版权图书出版的量化考核机制，各图书编辑部除与国外商业性出版公司保持引进版权合作业务外，还积极探索与国外同业或行业协会、中央银行、国际金融组织建立出版合作关系，大力引进与金融政策、业务及培训相关的出版物。安排专门的版权信息员，跟踪国外出版信息，定期汇报国外版权图书选题，为版权图书的滚动出版打下良好基础。版权经理积极加强与国外机构的沟通和合作，落实我社版权信息发布工作，定期与图书编辑部版权信息员沟通，及时推荐版权选题，做好版权图书引进的日常工作。

与此同时，我们也着力推动我国金融图书“走出去”战略，提升中华金融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我社以强烈的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经过精心组织策划和严密论证，推出“中国金融走出去丛书”，全面介绍中国金融发展中的金融体制、金融运行机制，以及中国的金融制度、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服务体系等诸多方面的成果，揭示构筑中国金融安全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做法。丛书采用中英文对照方式出版，为国外读者了解中国经济金融问题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中国金融走出去丛书”已被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选题。

记者：我们知道贵社发行的《中国金融》杂志被评为“2013全国百强社科期刊”，《金融博览》和《金融博览•财富》杂志也拥有较大发行量，请您介绍一下贵社在期刊业务方面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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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按照中央关于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精神和上级机关的要求，中国金融出版社在2010年完成了转企改制，那么改制后贵社在体制机制上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魏革军：近年来，我社按照中央关于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精神和人民银行的要求，以转企改制为契机，抓改革、促增长、树品牌、调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着力增强我社核心竞争力和金融出版品牌影响力。转企改制后，我社汇编出版了《中国金融出版社岗位风险防范指南》，梳理了每个岗位的职责、风险点和防范措施，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员工防范风险的意识和自觉性。此后又陆续建立、修订和完善了三十余项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按照相关政策要求，本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为职工落实了“五险一金”，制定了《员工基本薪酬管理办法》、《企业年金方案》以及图书和期刊部门的目标责任制内部指导意见，消除了部分职工在转制初期的思想顾虑，逐步建立起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基础、考核结果与薪酬分配相挂钩的现代企业薪酬激励机制。为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社党委每年研究制定全社《综合经营计划》和《工作任务分解》，确保了各项工作权责明确、高效运转,逐步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体现出版社文化企业特点的经营管理模式。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近年来中国金融出版社在品牌建设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魏革军：为进一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我社依托自身传统的体制优势和资源优势，全面加强与各大金融机构、中介组织、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战略合作，采取联合研发、资源共享、平台共建、合作经营等方式，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探索图书选题、期刊论坛、广告投放等协同发展的全方位、立体化合作模式，实现互利共赢。目前已与中国银行业协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等50多家单位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近年来，由我社三本期刊作为承办方，成功举行了一系列论坛、研讨会和座谈会，主题涉及银行卡发展、电子支付、金融IC卡、互联网金融和移动金融等，得到了业界的充分认可。我们还于每年举办一次金融机构品牌建设座谈会，邀请各大金融机构总部的品牌和宣传部门负责人探讨如何做好品牌建设工作，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增强彼此之间的信任与沟通，增强我社期刊品牌的影响力和传播力。2014年4月25日，由中国金融文学艺术届联合会、中国金融摄影家协会和我社《金融博览》杂志共同举办的《中国梦·金融梦——邮储银行杯全国金融摄影大赛》在京启动，这次大赛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是我社品牌建设的又一项重要活动和有益探索。

为促进社会主义金融文化事业的繁荣，鼓励优秀金融图书作品的创作与出版，助力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我社与广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联合创办了金融图书“金羊奖”，该奖项每年开展一次评选活动，遵循学术影响力、专业权威性、公众认知度等综合指标，评审委员会由来自政府、金融、学术及媒体机构的权威专家、学者组成，通过现场投票的形式每年评定出10种获奖图书，涵盖了学术理论专著、通俗普及读物、实务操作、教育培训教材等四大类别。该奖项促进了全国金融图书行业的相互激励，共同进步，我社与合作方也致力于将其逐步发展为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金融图书大奖，为全国金融图书行业提供高端的交流平台。

中国金融出版社在稳步发展的同时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响应人民银行为“金惠工程”公益慈善项目捐赠图书的倡议活动，连续两年，向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金惠工程”捐赠价值300万元的金融图书，向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普及金融知识，宣传国家的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提高公民的金融素质。

记者：最后请您谈谈对于金融出版社下一步发展规划有什么打算？

魏革军：金融出版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上还面临着许多挑战。当前，数字化革命和各种新媒体形式的应用对传统的期刊和图书出版都形成了不小的冲击；我们在体制、机制和观念上还未完全符合市场化要求；在精品力作的挖掘力度上还需继续努力；自主策划和能够立足国际市场的书籍还不是很多。

对于我社下一步发展规划，我总结为十个字：“治理、布局、基础、市场、忧患”。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将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一手抓以利润为中心的内部流程管理，一手抓以文化导向和影响力为核心的社会效益，作为金融专业出版社，我们将继续完善与各金融机构的战略合作关系，适应大数据时代要求，建立动态策划机制和高等学校金融专业教师资源库、图书馆馆配资源库、金融系统客户资源库，探索适应专业出版社图书发行的新机制，提高图书市场发行占有率。做到既能保证自身的稳步发展，又能有责任担当，对提升国家金融软实力做出贡献。

第三篇：金融危机文化观

自从美国的金融海啸引发世界性经济衰退以来，人们对这场危机所做的诊断无例外地蕴含着思维定势：经济学家们把这场危机理解为金融危机，归咎于美国金融政策的某些决策人，进而检讨这些决策人的思想理论基础；而非经济学领域的专家们则倾向于把这场危机理解为单纯经济领域内的危机，因而以“旁观者”或“局外人”的身份来看待它。

自我的反思

实质上这次危机是“综合性危机”。所谓“综合性危机”，不是单纯的“经济危机”，更不是单纯的“金融危机”，它同时也是“文化危机”“价值危机”和“哲学危机”。如此必须反对旁观者式的“危机外的反思”，而主张当事人式的“危机内的反思”。只有当我们把这场危机理解为“综合性危机”，即所有其它领域也像经济领域一样处于危机中时，才会真正地启动“危机内的反思”——抛开“旁观者”或“局外人”的态度，把对“他者”的反思同时理解为对“自我”的反思，文化的反思。

在这场“综合性危机”中，“金融危机”不过是表层危机。只要我们沿着表层危机思索下去，危机更深的层面就会展现在面前。事实上，仅仅那些必须对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负责的少数决策人和理论家，是不可能掀起全球性的金融海啸的；值得注意的倒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为什么这些政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迎合了人们普遍的心理需求。

消费的回归

金融政策中的次贷、信用卡、透支、分期付款等措施，普遍地得到了消费者们的认同。正是这种普遍的认同以及与之相应的消费模式和消费行为，才有可能最终构成全球性的金融海啸。那么，在金融危机没有发生之前，为什么人们对美国的金融政策采取普遍赞扬的态度呢？因为这些政策极大地刺激并提升了人们潜在的消费欲望，从而引导并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繁荣。然而，正像一根项链的承受力取决于每个环节的承受力一样，高度扩张化和符号化的整个金融系统的承受力也取决于每个环节的承受力。事实上，人们潜在的消费欲望被电视、电台、报刊、城市道路两旁和上空的铺天盖地的广告刺激起来的。无处不在的广告构成了“虚拟的实在”，对广大民众的消费策略和行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虚无主义、对身体和欲望的倚重、感觉主义的流行，无疑参与了刺激人们潜在消费欲望的共谋，更加深入的反思启示我们，以广告为根本要素的“虚拟的实在”的形成以及对人们潜在的消费欲望的激发，还需要比文化观念、价值观念更为深刻的哲学观念的参与。我们至少可以列举出下面三种哲学观念，它们无疑参与了刺激人们潜在消费欲望的共谋：

一是虚无主义的流行。自从德国哲学家尼采说出“上帝已死”这句名言，以理性主义为特征、以基督教为背景的西方传统哲学就陷入了全面的危机之中。在到处弥漫的虚无主义的精神氛围中，不但传统的观念遭到全面的否弃，而且在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中形成起来的价值体系也遭到了全面的舍弃，以至于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20世纪前期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阐发的观点仿佛也成了来自遥远星球的梦呓。如果说，新教伦理倡导的是勤劳、节俭、诚信，那么，当代消费者崇尚的则是“举债度日”“恶意透支”和“报复性的消费”。这种虚无主义的哲学情绪在经济生活中的表现是：把当代社会理解为“消费社会”，进而把消费理解为全部当代生活的本质。

二是对身体和欲望的倚重。在当代法国哲学中，德罗兹、利科、拉康等哲学家，通过对斯宾诺莎、弗洛伊德传统的重新诠释，发展出一种欲望形而上学和欲望语义学，充分肯定欲望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乃至精神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与此相伴随的是“身体”意识，它在尼采哲学中揭开序幕，通过当代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福柯等人，在哲学中获得了重要的地位。显而易见，当代哲学对身体意识和生存欲望的倚重，对当代经济观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而为当代人潜在消费欲望的开启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是感觉主义的流行。在反叛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同时，非理性主义尤其是感觉主义像热带植物一样快速地生长起来。在当代生活中，“跟着感觉走”成了一个时尚的口号。毋庸讳言，作为感觉主义者，最注重的是当下或此刻的身体的感受。在他们看来，如果人们在每个“此刻”都是幸福的，那么实际上已永恒地占有了幸福。显然，这种在当代人中普遍流行的感觉主义与最能唤起当下感受的、铺天盖地的广告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默契。事实上，再也没有别的思潮比感觉主义更容易转化为当前生活中的消费主义了。

金融危机并不仅仅是金融危机，它同时也是文化危机、价值危机和哲学危机，一言以蔽之，它是“综合性危机”。对于当代哲学研究者来说，以当前流行的方式，即“旁观者”或“局外人”的方式，轻描淡写地就危机发表一些游谈无根的意见，是不足取的。只有把这场危机理解为“综合性危机”，并自觉地起来反思、检讨当代哲学，乃至当代整个文化、价值系统存在的病症，才有可能准确地理解危机的本质并找出相应的、有效的对策。否则，人们关于危机谈论得越多，离开危机的真相和本质就越远。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作者：俞吾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