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论文范文

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大众文化论文范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在马克思主义浪潮对西方世界的洗礼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作为核心内容影响深远。该学派对大众文化商业化、标准化进行了分析，强调艺术变化的主流将会由典雅走向通俗，褪去了高深莫测的面纱。在此变化转换的时期，艺术的根本魅力遭到抹杀，完全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别有用心的推广来潜移默化的对群众进行洗脑的手段。

第一篇：大众文化论文范文

高校大众文化场域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思考

[摘要]高校学生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与我们在高校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形成巨大张力。作者站在认识论的高度，从文化的视角出发，阐述了其中矛盾冲突的表现和原因，并提出了在高校学生大众文化场域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转型，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的思路。

[关键词]大众文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文化思考

[作者简介]阳倩倩，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广西桂林541004；罗法洋，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广西桂林541001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高校，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学生头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不仅是高校首要的政治任务，也是大学生成长成材的迫切需要。站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深刻认识当前高校勃兴的大众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将有助于我们作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

大众文化是产生于城市工业社会，与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相适应，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并以普通民众为消费对象的日常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具有明显的通俗性、娱乐性、商业性、时尚性。大众文化最早出现在18世纪的西方社会，兴盛于20世纪30年代后的欧美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兴起，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由“计划”向“市场”转型，大众文化在中国如鱼得水，迅速勃兴，使中国社会文化分层加速，并以其前所未有的生命力量不断向我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场域扩张，甚至有人断言“中国进入了大众文化的时代”。

随着我国大众文化的兴盛和蔓延，高校则相应地成为我国大众文化实践的重要阵地，高校学生大众文化生机盎然，大学生以其先锋性的思想、敏锐性的思维、灵动性的感受、前卫性的行为成为我国大众文化实践的重要主体。高校学生大众文化无论从受众的人数、流动的范围，还是从渗透的深度、吸引的程度来看，大有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核心的高校主导文化鼎足而立，甚至有超越之势，极大地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生活风习等，成为高校文化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场域，成为我们在高校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时必须思考的重要课题。

首先，作为一种平民样态的文化形式，大众文化的兴盛引起了文化主体的转移和新的文化主体的产生。过去，在主导文化的诠释和传播中，学校的相应机构、领导、老师是其唯一的主体，学生仅仅是被动的主导文化的接受者和承担者。而随着社会的转型和文化形态多元化的出现，各种文化信息的发出者、传播者趋于民间性、个体性、自发性。当代大学生从自然意义上的个体发展成为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个体，从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主体发展成为现代社会意义上的文化主体。这种转变特点与我们在高校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张力，表现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导性要求与高校学生大众文化的多元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灌输性与高校学生的自发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其次，作为一种商品样态的文化形式，大众文化具有其与生俱来的商业性和娱乐性，它兴起的一个明显后果就是引发了社会由政治导向向经济导向的转变，强化了民众由理性满足向感性满足的转变。文化迅速商业化，文化生产更多是为了迎合市场和消费者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文治教化”；更多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感性层次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理性层次——诸如理想信念、道德规范等方面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大学生追求新鲜奇异、享受愉悦自适，容易感性泛化，精神消解，这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政治、理性、崇高要求产生了不小的距离。

最后，作为一种价值样态的文化形式，大众文化的勃兴对原有社会单一的价值体系进行了挑战，助长了社会价值多元化发展，强化了个体独立的价值取向，造成了大学生价值判断多元化，或价值观选择上的无所适从。当大学生偏离了原有主导文化的价值方向，原有主导文化所张扬的，诸如群体价值取向、仁义价值选择、民族价值观等对大学生不再具有往昔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而取而代之辐射出更倾向于世俗社会的一些价值准则。这样的文化场域特征无疑也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的推进造成了困难。

高校学生大众文化一路高歌，在大学生中培植了大批忠实的信徒，成为不少大学生心目中真正的“主导文化”。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却遭遇不同程度的抵触，陷入严峻的困境。正确认识高校学生大众文化的作用，深刻反思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内蕴，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

客观地看，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的：“整个文化的变革，特别是新生活方式的出现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但因为人的感觉方式发生了变化，而且因为社会结构本身也有所改变。”我国大众文化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进程而出现的，产生于长期的思想禁锢和意识形态高度一体化之环境中，具有极强的生长力，也显示着历史发展的必然和进步。高校学生大众文化浩如瀚海，五彩缤纷，尽管它还有很多需要引导和纠正的方面，但其所蕴涵的精神和意识与现代大学生的文化需求、文化认同更显亲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代大学生的发展。首先，高校学生大众文化的出现使学校文化发展多元化，加速了学校文化分层，这体现了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同时，开辟的多元文化渠道，无论在教育还是在教学上，都带给大学生方方面面的形式或内容的丰富和改变。其次，高校学生大众文化所包涵的重效率、重创新、重实际的精神实质与当前工业文明时代的主题是内在一致的。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大众文化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大学生，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们恰恰又是最不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一代，是最不具保守封闭心态的一代，也是最具创新思维、宽广视野的一代。最后，大众文化是普通人的文化实践形式，它直接介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契合大多数学生文化认同的角度。当代大学生，无论身份如何，都可以在大众文化场中游弋，寻找到自己最为需要的产品，获得心理和精神的满足，这从一定层面上讲，是对个体生活价值的一种肯定和实现。由上可见，高校学生大众文化的“入侵”并不能简单归咎于商业谋略，大众文化的“一路高歌”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浅唱低吟”是一定文化逻辑的结果。

主观地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内蕴的缺失是陷入困境的根本内因。近年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认识更加全面，越来越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同时，也是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代文化的产物。然而，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却往往忽略了它作为一种核心文化应该体现出的人文关怀价值和科学理性精神。抑或是受到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

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思想的影响，在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更多仍是照搬出教条式、公式化的内容，表现出严肃的、强制性的口吻。抛给学生高不可攀的道德追求和理想信念，一副居高临下的面容。这种缺乏文化内蕴的“传播”无视文化发展的多元化和个性化，无视文化传播的规律，既抑制了文化多元发展，也阻隔了自身传播和普及的通道，难以到达学生心灵，无法引起共鸣，“曲高”而“和寡”。

反思是为了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在高校学生大众文化迅猛发展、遍地成荫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我们不能局限于一般性路径的思考，而需要站在认识论的高度，从文化的视角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放到文化的场域中进行建构。

一方面，展现文化魅力，宣扬文化精神，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转型。葛兰西指出，“文化领导权甚至比政治领导权更为重要”，就如我们在分析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原因时学者们指出的那样，在马克思主义苏东化过程中，他们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工具化、官方化、教条化，这只是靠强权支撑的政治层面的苏东化，而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更忽略了把它跟本土文化融合起来，这种没有民族文化根基，没有历史文化传统的传播，只有表面的强势，不可能真正影响和统帅社会和民众的灵魂，“这是一种政治危机，更是一种文化危机”。因此，要有效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使马克思主义在我国高校扎根，成为广大学生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仅仅靠强制性的灌输和高压式的政治运动是办不到的，而是要着眼于大学生的本性和发展，遵循文化传播的规律以及大学生的文化接受方式，还要注重强调和突出它的文化内蕴，把它融入到中国本土文化的血脉之中，融入到大学生大众文化的积极因子之中，把它寓于多彩的文化场域，展现文化魅力，点亮文化精神，增强其吸引力、感召力、凝聚力、同化力。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才会春风化雨般渗入到大学生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之中。

另一方面，要建立与大众文化的长效良性互动机制。我国社会转型造就了文化主体的多元化、个体化，人们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方式和自主的行为原则。交互主体性是我们这个多元文化时代最重要的主题和对话协商的原则之一，作为我国的主导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能再依靠国家权力而生存，不可能再固守其传统的运营模式，不可能因为大众文化传播相左的思想观念就遏制其滋生和发展。应当说，我国高校学生大众文化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新生事物，我们要容许它有一个成长的过程，目前尽管它还存在着不少的盲目性、自发性、浅俗性，但它也表现了许多可能的教育性和发展性。例如不少大众文化作品中饱含了对亲情的呼唤，对友情、爱情的理解，还有的体现了对于独立、创造、自强的渴望等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核心的主导文化对于学生大众文化不能采取绝然的对立和排斥的态度，而是必须主动展开与学生大众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与之建立起长效良性互动机制，在透过大众文化表象把握大学生的流行心态、价值观念，顺应其审美接受方式，充分利用学生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传播载体和运营机制的同时，对大学生大众文化进行积极的价值引导，进行有益的筛选和整理，赋予它尽可能多的精神内涵、思想品质，提升大众文化的格调和品味。只有如此，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导文化才能“夺回阵地”并渗入大众文化场域，实现两者的整合与共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真正走向“大众化”。

作者：阳倩倩 罗法洋

第二篇：由大众文化批判看大众文化与技术的关系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浪潮对西方世界的洗礼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作为核心内容影响深远。该学派对大众文化商业化、标准化进行了分析，强调艺术变化的主流将会由典雅走向通俗，褪去了高深莫测的面纱。在此变化转换的时期，艺术的根本魅力遭到抹杀，完全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别有用心的推广来潜移默化的对群众进行洗脑的手段。本文借助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两个方面主要特征，进而以技术对其的影响分析入手，以期看到大众文化与技术之间的内涵关系。

【关键词】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

一、大众文化的商品化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并非真正的文化，其已经失去了艺术的超越性及审美价值，而愈发的向商品属性靠近，即其并不具备艺术的创造力，而逐渐地受到了物化的影响。学派内的学者们在此处继承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与卢卡奇关于物化理论的观点，认为“商品拜物教是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的特殊问题”。以此来进一步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文化所呈现的商品化与拜物特征。阿多诺更是第一个得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产品是商品” 这一结论的学者，而在此之前，并没有任何一个学派或个人将文化产品定义为商品。对阿多諾关于文化工业的理论，美国的批评理论家詹明信(Fredric R. Jameson)称其“把马克思主义商品具体化的理论扩展并应用于大众文化的作品”。而库克(Deborah Cook)更是称其为“分析文化工业产品中的商品化属性第一人”。可以说在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们看来，大众文化产品原本就是一种纯粹的商品，其本身便是以流通于市场为手段、赚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一种出卖物。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与消费均受到其自身交换价值所影响，而并非是马克思崇尚的“落后”社会中所关注的使用价值。在利益流通中，其进入了市场交换的轨道，被附加了商品化的属性。

二、大众文化的标准化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看来，文化工业对经济利益的盲目追求导致了其无暇顾及文化产品的艺术性特质。在一种文化产品获得了市场上的成功之后，其在商业利益的诱惑之下便会导致出现一批依托文化工业的技术手段进行大量复制与临摹的相似性产品出现。而这些文化产品所表现出的将会是高度同一性的标准化特征，而也正是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复制，导致了文化与艺术失去了其本身的独特性，呈现出像市场上琳琅满目但却外异内同的商品，而并非仍是文化艺术品。在大众文化理论之中，法兰克福学派先从商品的维度对进行批判之后，又从艺术的维度阐述了标准化文化的诸多弊端。

一方面来说，真正的文化与艺术品应该是有着独特的风格及个性的，这些属性与标准化可以说是恰恰相反的。霍克海默认为，在文化工业中，普遍存在着个性的虚假。也正是因为缺少了这种艺术品的特点，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文化因此展现出了一种模式化、标准化的特征。“工业社会机械化生产中个性的丧失成为大众文化出现的前提，而也正是这种大众文化取代了民间与精英层次的艺术，其并不像真正的艺术，但却在媒介中证明着自己的特点：标准、腐朽、保守、虚假及其被操纵的商品特点。”洛文塔尔如此描述大众文化的特征。无独有偶，本雅明也在其著作中阐述了关于大众文化中个性丧失的观点，他认为正是依托文化工业的技术手段，艺术在大规模的机械复制以后才进而失去了其本真的独特的“韵”(Aura)。而这一切现象，均可归咎于标准化给大众文化所带来的结果。在丧失了个性的情况下，艺术中的创造性、形象性、审美性与情感性荡然无存，而展现出的只是高度的雷同，标准化的同一性成为了大众文化产品最大特征。而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也充分表达了对标准化的不满，“文化工业最终使模仿绝对化了，……谈到文化，总就已是违背文化了。”

另一方面，大众对于文化工业大量复制的相似文化产品长时间的被动接受，则最终导致了人的主体性丧失、否定性与思辨能力的钝化。大众文化产品的标准化特征，不单消解了艺术的个性，也无任何营养与经验供大众在接受过程中得到吸取。流行音乐、畅销小说、电影电视等，无一不是按照一种标准化的模式在强加给大众。就像人们看到特定类型的电视剧，便会知道其接下去的剧情与结局一样，而在流行音乐中，人们放佛听到开头，就已经能猜出接下来的前奏以及整个歌曲的调性。大众文化产品表现出来的这种标准化，无时无刻不再消解着人的主体性，使人对于事物逐渐地趋向于机械化与模式化的反应，钝化了人对于社会的感知能力，最终失去的是否定的能力与思辨的态度。在经过大众文化的狂轰滥炸之后，人们将被其驯化，把这种“单向度”的思维带入到社会生活中去，人们不再去反思社会是否是合理的，不再去企图改变自身的处境，而只是一味的被动适应社会现状，墨守着已有的社会准则。而对于资产阶级统治力量而言，这种文化形式与现实世界之间虚幻和真实的混淆，使得文化作为一种工具更为方便对大众进行统治。当一些另有企图的大众文化产品摆在人们眼前时，人们总会以默许的思维不假思索地接受与当真，使得这种具有欺骗性与控制性的统治轻而易举地得以实施。

三、技术在大众文化中的内涵

宏观上说，技术发展对人类社会的重大影响可分为三次。第一次是工业革命的发生，其直接导致了机械化的普及;第二次则是能源革命，使得电气化的广泛运用;而最后则是信息革命的爆发，依托电子技术呈现出了一个电脑化的当代社会。而每一次的技术进步也改变着社会中文化的生产形式。印刷术的出现使得如本雅明所说的“故事的衰落”演变为了杂志与小说的兴起;电视的出现使得舞台上的戏剧被搬到了寻常大众的客厅中;而电子技术的出现使得几十万字的百科书可以装进薄薄的一张磁盘里……可以说，大众文化的产生，正是顺应了技术发展的趋势，使得文化也进入了一个快速生产、批量复制的工业化节奏之中。在生产上，技术所追求的是一种模式化、工具逻辑的实用价值。因而导致了大众文化产品普遍体现出来的一种商品化与标准化的特征，如同工厂的流水线中制造的产品一样，文化产品本身应具有的艺术创造性、超越性与独特性，在批量复制的技术光环下消失殆尽，成为追逐利益与金钱的工具，而最终呈现出一种属于“大众”的全新的文化表现形式。

大众文化之所以可以成为“大众的”一种文化形式，其所依托的大众媒介的发展便是在现代信息技术的直接作用下产生的。信息技术的产生，使得大众媒介可以将文化发展成一个产业的形态，通过专业的、大规模的、全球性的传播，将大众文化产品输出到世界上每一个人社会生产与生活中。“在这些大规模传播媒介工具中，从报纸到广播、电影、电视，我们再一次发现工厂基本原则的体现;所有这些传播媒介工具，打上了完全相同印记的信息，传遍了千百万人的脑际，正如工厂铸造相同规格的产品，销售给千百万个家庭去使用一样。”借助信息技术，媒介将从前高雅的文化与艺术形式，变化成大众都可以接受的一种文化：经典的乐曲变成了一张张黑胶片传遍了世界各地，在留声机前人们可以轻易的品鉴大家之作;高雅的歌剧与艺术舞蹈逐渐演变成了现今一段段MTV音乐录影带，供任何人观看;而那些传世的经典名著与优美的文学作品，也纷纷改编后搬上荧幕成为了电视剧，使得无力阅读的人们也可以领略艺术中的风采。我们可以看到，大众文化的出现不可否认对于文化与艺术的普及起到了一定积极的作用，但是毕竟经过技术的转变与媒介的传播，大众文化与曾经原本的文化艺术作品，可谓是大相径庭。这也同样是导致如本雅明所说的文化艺术的“韵”(Aura)与“原真性”(Echtheit)丧失的根源所在。

我们说技术行为是导致大众文化诞生的外在原因，是其得以呈现出商品化与标准化的客观条件，而技术理性则是深藏在主观中的导致人们做出如此选择的内在原因。自启蒙运动以来，技术理性便逐渐取代了价值理性，成为一种新的统治人的“神话”。因此，技术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渐渐地超越了人文文化，技术理性成为主导霸权的角色，蚕食着文艺复兴以来建立起的一切精神成就。如同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看到的一样，科学技术已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生产力，统治阶级借助国家能力发展并管理着科学技术的形态与应用。在学派内学者看来，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合理性便是披著技术理性外衣的新型的统治形式，使得统治阶级对大众的控制与压迫藏在了技术理性思维的合理性错觉之下。技术理性从生产中开始，透过传播与消费等手段侵入大众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至此，科学与技术已然彻底变成了为稳固资本主义社会统治而服务的手段工具。而大众文化便是技术理性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实施控制的具体表现。由技术理性推动的科学技术进步使得文化工业生产的文化产品体现出了各种非文化性与艺术性的特征，而各种最新的技术也随着文化产品进入到人生活中的各个角落。“科学技术控制了人，压抑了人的本性，而大众文化的出现，加大了科学技术对人的压抑和控制。”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技术及技术所带来的理念，可谓是大众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根基所在。

四、小结

无论何时，不理解大众文化便无法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作。而理解技术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是理解大众文化理论的逻辑前提。二十世纪以来，技术的进步使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技术从未像如今一样覆盖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它不仅是人类现实生活的物质基础，更影响并改变着人的精神世界。而大众文化便是与技术形影不离难以分开的文化，换言之，可谓正是技术造就了大众文化。依托现代大众媒介技术的发展，文化工业中的大众文化生产变成了工业社会大生产环境下的一个典型代表，从电影到电视剧再到互联网，生产到传播中的大众文化是技术造成的文化与艺术的变型与拓展。技术成为大众文化产品诞生的前提，也是现今文化与艺术的重要改造工具。

【参考文献】

[1]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商务印书馆， 1992.

[2] 牛媛媛.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多重向度及其启示[D]. 东北师范大学， 2009.

[3]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快感：文化与政治[M]. 王逢振， 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4] Deborah Cook， The Culture Industry Revisited： Theodor W.Adorno on mass culture. Lanham， Rowman Littlefield， 1996.

[5] Leo Lowenthal. Literature，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ety. Palo Alto， Calif. ：Pacific Books， 1968.

[6] 霍克海默， 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M]. 重庆出版社， 1990.

[7] 托夫勒. 第三次浪潮[M]. 三联书店， 1988.

【作者简介】

陈皓政(1989—)，男，北京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研究生(研三)，主要研究方向：技术哲学。

作者：陈皓政

第三篇：《中国大众音乐——大众音乐文化的社会历史连接与传播》读后

流行音乐已成为当今社会音乐生活中的重要音乐现象。对于流行音乐的研究，音乐美学关注的是它的审美价值，音乐史学关注的是它的历史发展和流变，对于它的流行(传播)的研究则是音乐社会学所关注的问题。曾遂今先生所著《中国大众音乐——大众音乐文化的社会历史连接与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7)即是用音乐社会学的方法对流行音乐(包括广义和狭义)进行系统研究的一部著作。也可以将该作视为曾先生1997年版的《音乐社会学概论》(2004年“增删修改”版为《音乐社会学》)的“姊妹篇”、“系列篇”。如果说，被称为“中国第一部音乐社会学专著”(于润洋语)的《音乐社会学概论》对于我国的音乐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具有着开创性的意义，那末《中国大众音乐》(以下简称《大众》)一书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则在于其对大众音乐及其流行与传播的社会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的、系统的研究方面学术上的先导性、开拓性和奠基性。

一、视角的独特性

涉及“流行音乐”(或曰通俗音乐)一词，一般特指源于欧美的、现代社会城市中诞生的通俗化、时尚化、商业化的音乐。具体说来，即是以其时间上的现代性、空间上的城市性、审美上的通俗性、制作上的现代科技性、流行上的商业性等为特点的大众化音乐。《大众》中对于流行音乐的考察，则并未囿于这种狭义的流行音乐观，而是表现出其独特的视角。其一，是大文化的视角。即从“中国音乐文化体系中的大众音乐”(第二章)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流行音乐(包括中国现代社会中的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是大众音乐，更是音乐文化体系中的大众音乐，此可视为《大众》之流行音乐研究的逻辑起点。其二是历史的视角。如对中国流行音乐所作的历史学、社会学分类上将其定位为与宫廷音乐、文人音乐(现代则为政府音乐、专业音乐)相对的“大众音乐文化”(导引，第二章)。从而提出了“广义而宏观的通俗音乐(流行音乐)”(导引)的概念，并通过历史上的大众音乐所具有的“自然的”“面向社会，面向最广大群众”(导引)的共性的描述，深刻揭示出广义的流行音乐的本质特点。其三是现代传播学理论的视角。流行性，可谓流行音乐最显著的特性。对于作为大众音乐的流行音乐的流行(传播)特性的研究，应该说是《大众》理论展开的逻辑重心，从而也形成对以往多见的关于流行音乐单纯的或形态学、或审美学、或历史学研究的一种新开拓。基于对大众音乐的历史、宏观意义上的审视，《大众》进而深入分析讨论了大众音乐的传播形态(自然传播和技术传播)及其商品性(第七章)、流行性(第八章)等。特别是其中关于技术传播的五大类型(乐谱、唱片、无线电、电视和数字化网络)(第六章)、依技术传播媒体分类的大众音乐传播的五种形式(a.原始、b.乐谱、c.表演、d.唱片、e.无线电-电视)(第六章)、音乐流行模式“三环”(A.激发环节;B.社会心理倾向;C.作品本体)制约图式等的解析方面所体现出的从社会学、传播学以及历史学、审美学、心理学角度对大众音乐进行综合考察的全新眼光，尤见其学术视角的“前沿”和独到。

二、视域的开阔性

《大众》全书的结构总八章，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前四章，可概括为中国音乐“文化体系”、“历史长河”中的“大众音乐”;二为后四章，可概括为“大众音乐”的“传播”和“流行”。在第一部分中，《大众》对于中国大众音乐从时、空两维度作了宏阔的“鸟瞰性”、“概览性”陈述和深入地探索性研究。如纵向上的时间跨度方面，囊括了远古乐舞，先秦民歌，秦汉乐府、相和歌，魏晋南北朝清商乐、吴歌西曲，隋唐曲子，五代两宋唱赚、鼓子词、诸宫调，元代杂剧、散曲，明清小曲、戏剧等等(第三章);横向的空间维度上则包含了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军旅音乐、儿童音乐、革命音乐、当代流行音乐(第四章)等等，从而在时空交错、经纬纵横的大视野上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大众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及文化构成方面的宏伟图景。另如在全书第二大部分后四章中论述大众音乐作为 “音乐商品的历史进化与发展”(第七章)时，对音乐商品价值从 “零时期”、到“萌芽、发展时期”、再到“膨胀时期”所作的历时性分析，也表现出其广阔的学术视野。

三、视线的深刻性

《大众》在为我们描绘中国大众音乐及其传播、流行的发展史实时，均是与“论”密切相关、相连的。由上所述，其叙“史”述 “实”可见宏阔的视野;而其立“论”上，则不乏学术上的诸多真知灼见。如作者在对“中国音乐文化体系中的大众音乐”进行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评述之后，所得出的“大众音乐是整体音乐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第二章)，是“历史的晴雨表，社会发展的指南针，社会感觉的心电图，历史长河的录像带”(第四章)的结论;将中国当代音乐文化作政府音乐(Governmental)、大众音乐(Popular)、学院派音乐(Academic) “三相划分”及其交相互成、互动(如20世纪50—60年代GPA/GP/GA型;60—70年代Gpa/地下P型;80年代P/GP/A型;90年代G/P/A型) 理论(第二章)的提出，从而超越了关于音乐文化分类认识上惯行的“雅与俗”、“主流与非主流”、“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讨论大众音乐的传播流行问题中所作“人类社会的音乐实践，本质上是音乐传播的实践”(第五章)、“正向传播与反馈(传播)的长期双向交流形成”对“某文化风格的”“认同”及“民族精神气质的标志”(第二章，第五章)、“音乐史就是音乐的流行史”(第八章)等理论概括;在论述大众音乐的商品属性时所提出的“在我们现实的音乐商品中，对音乐商品的二重性的认识，其意识形态性应当摆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第七章)的观点等等，都表现出作者深刻的学术见地。

四、视触的敏锐性

《大众》对大众音乐进行历史的和传播学、社会学的透视中还可见其现实针对性方面敏锐的视触。如对当前流行歌坛“走穴”、“营业性演唱”(第四章)、“假唱”(第六章)等的社会学分析;对 “当代中国流行音乐两个极端”(“俗不可耐和晦涩离奇”)(第七章)，对电视晚会“三多”(声乐多，声乐中独唱多，独唱中流行歌曲多)现象和“电视晚会的艺术带头性和传媒权威性逐步消失”(第六章)的倾向等的批评;对中国流行音乐“起码较长时期内”像80年代“音乐商品生产的‘大瀑布’(状况)再也不会出现”(第七章)的预测。再如，面对“今天音乐商品价值膨胀期，占社会传播支配地位的e式传播(无线电-电视)致使传播透明度趋近于零”的情形而敏锐地指出音乐商品的“艺术、商品追求上价值选择”已到了临界点，从而发出警惕“音乐商品成了商品价值规律的奴隶”(第七章)的呼吁，等等。对“大众音乐文化的社会历史连接与传播”的研究，其首要的目的和意义，无非在于发现其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以更好地进行我们今天的“音乐文化建设”。由上可见，这也正是《大众》为我们所呈现的著述宗旨。

除上述“四性”，另其全书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贯穿(如唯物史观、马克思商品学说)，研究上多学科又多种方法(如系统论、统计学)的综合，分析论证中动、静态的结合(如音乐传播透明度衰减图示，上述当代中国大众音乐文化“三相”划分互动、音乐流行模式“三环”制约理论)，对最新理论动态和社会音乐信息的广泛把握，学术性、教材性与可读性的兼具，史料的丰富翔实及图(包括插图、图示和图表)文并茂等方面，也属于该著较显著的特点。若要找点不足，那就是关于“中国大众音乐文化体系大观”中民间、宗教、军旅、儿童、革命、当代城市民间等六类音乐的分类逻辑上似不甚严谨，另文中个别处是否论述应再求精炼、举例应更求典型。

刘 航 中国传媒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金兆钧)

作者：刘　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