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资源经济论文范文

2022-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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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水资源经济论文范文

水资源利用与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摘要：针对水资源日益短缺的现实问题，如何协调水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当前应思考的重点。以环境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理论作为基础，首先，对协调发展度模型进行深入分析，从而为后续的不同要素协调度评价计算奠定基础;其次，结合陕西礼泉县水资源利用和经济发展的技术数据，构建协调度评价模型，并对该区域水资源与环境、水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度进行计算;最后，根据上述计算的结果，就该区域水资源与环境经济协调发展提出相关的对策和建议，以期实现区域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水资源;协调发展度模型;评价指标;区域经济;对策

水资源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正在因为人类的过度开发而逐步减少。水资源短缺当前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并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特别是随着工农业用水的加剧，使得水资源之争变得日益严峻，农业用水空间受到极大的加压。而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也造成我国生态环境受到极大破坏。因此，如何协调好区域发展中水资源利用和环境经济之间的关系，显得紧迫并且重要。对此，本文重点结合协调度发展模型，就水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的协调度进行探讨，并借助陕西礼泉县发展数据作为实证，从而为水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提供理论参考和指导，同时，对农业水资源的利用与环境经济协调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一、协调度概述

关于水资源、环境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就是实现三者之间的高度和谐发展过程。对我们来讲，发展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增长，增长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内，总量在不断地上升。而所谓发展，是指随着总量的增加，其整个社会更加系统深化。而对于发展，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牺牲环境和破坏生态作为代价，而应该将三者进行统筹利用，以此实现发展的可持续和可循环。因此，为实现区域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引入协调度概念对其进行评价。

所谓协调度，就是指在系统内部及其要素之间从原始的无序向有序发展的一个过程，体现了这个系统发展的和谐程度和趋势，是对协调状况好坏的一个重要的定量评价指标。对协调度来讲，就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某个时间点或者是某个时间段之内，其不能作为单独考虑的数据，而应该放在具体的时间序列之中进行综合考虑，即从某一个时间到另外一个时间的协调情况。同样，对于协调度的评价中，我们也可以利用空间区域对其协调度进行衡量，即空间序列协调度。由于篇幅限制，在本文中只考虑时间序列的协调度。

二、协调发展评价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的理论分析，我们必须要建立水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度模型，其具体的步骤如下。

(一)协调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应坚持的原则

对协调发展指标进行构建是第一步，也是衡量环境、水资源和经济发展三者之前关系的重要步骤。张永凯和樊艳丽认为，对其指标的评价中需要严格按以下几点原则：第一，科学性原则。对构建的指标中，必须要客观地反映水资源的利用和环境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和机制。第二，全面性原则。对指标体系的构建中，涉及面要广，并且指标必须具备代表性，从而可以全面地反映三者之间的关系。第三，动态性原则。水资源的利用和环境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在对指标体系进行设计中，选取的指标必须充分考虑系统的动态性，从而可反映发展的趋势和现状。第四，可操作性原则。即所选取的指标可很好地进行数据采集，并可通过量化的方式对其进行处理。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本文中，一方面，采用时间序列协调度对指标进行评价;另一方面，在指标的选取中，采用尽量涉及可较好反映经济、水资源利用率和环境的指标，并且主要从农业用水的角度来进行选取。因此，本文一级指标选择环境、水资源和经济发展，具体(见下页图1所示)。

(三)权重计算方法

目前针对指标权重的计算方法很多，如主成分分析法、Delphi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人工神经网络和熵值法。上述不同的权重方法计算中，Delphi分析法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很大，不利于结果的客观性;而如主成分分析法和人工神经网络法对数据的要求很高。对此，本文选择熵值法对指标的权重进行计算。其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ω表示权重;e表示指标信息的熵值;d表示信息效用值;m表示样本数;K为常数，与样本数有关;yij表示样本的标准化值。

(四)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计算

通过上述权重的计算，可以得到不同指标的评价值。

因此，对于不同的子系统，其协调度可以表示为：

在本文的研究中，主要研究农业用水和环境、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其协调度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其中，C的取值在[0，1]之间。该值越大，表示协调度越大，反之，表示系统之间的协调度越小。

而协调发展度的计算问题，杨世琦(2007)则提出好几种方法，如几何平均法等。本文结合几何平均法，对协调发展度进行计算，具体公式为：

(五)协调度评价等级

通过上述的计算，需要对协调发展度的等级我进行划分，从而了解不同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本文则借助刘荣增的研究，将协调发展等级描述为下表所示。

三、实证分析

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以2003—2014年陕西礼泉县在水资源利用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计算可以得到的协调发展度结果(如图2所示)。

通过图2可以看出，陕西礼泉县在农业水资源、环境经济三者之间的协调度整体不高，在0.4～0.7的区间变动。由此可以说明，陕西礼泉县在水资源的大量消耗并没有换来经济的快速发展。

四、结论

本文通过利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并以甘肃天祝县作为研究样本，得到陕西礼泉县在水资源利用和环境经济协调发展方面还存在很大的问题。因此，针对农业水资源的利用方面，一方面要加大对高效农业的投入，另一方面，也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从而提高水的利用效率。

参考文献：

[1] 张永凯，王蕾.干旱区农业水资源利用与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以张掖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6，

(2)：142-145.

[2] 王莉芳，贾晓猛，周妹和.陕西省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J].科技和产业，2016，(3)：39-45.

[3] 刘荣增，王淑华.城市新区的产城融合[J].城市问题，2013，(6)：18-22.

[4] 王霞，王岩红，苏林，等.国家高新区产城融合度指标体系的构建及评价——基于因子分析及熵值法[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4，(7)：79-88.

[5] 夏菁，崔佳，王憲恩，等.四平市水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J].节水灌溉，2015，(1)：56-64.[责任编辑史丽丽]

作者：陈玲侠

第二篇：水资源稀缺的经济学思考

摘要：在资源经济学分析框架里，水被认为是“可再生”的，但我国目前面临的水资源问题表明：水，正在从“可再生资源”转化为“不可再生资源”。从经济学角度阐明了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稀缺的原因，并提出政府应当拓宽思路，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用经济学的方法，从更高角度来解决当前的“水荒”问题。

关键词：不可再生资源;价格理论;供需均衡;公地悲剧

1 经济学角度上认识水资源

在资源经济学分析框架里，经济学家们往往依赖于工程技术人员的计算，定义“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例如根据历史统计资料，建立所考虑的资源的“年获取量”与“总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如果获取量保持不变但总存量随时间逐渐递减，就说该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否则，就是“可再生”的。于是得到诸如水、空气、鱼群、森林这类资源，为“可再生资源”，而诸如矿产、能源、资本品此类为“不可再生资源”。然后，再根据资源的可再生性与不可再生性，提供不同的分析方法和定价准则。

但是这样一种基于工程学的资源分类方法，不仅不符合经济学原则，而且不适应目前我们遇到的资源经济学问题。事实上，中国目前面临的水资源问题表明：水，正在从“可再生资源”转化为“不可再生资源”。说起来，地球的储水量是很丰富的，共有14.5亿立方千米之多。但是其中海水却占了97.2%，陆地淡水仅占2.8%，而与人类生活最密切的江河、淡水湖和浅层地下水等淡水，又仅占淡水储量的0.34%。更令人担忧的是，这数量极有限的淡水，正越来越多地受到污染。据科学界估计，全世界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缺乏饮用水，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目前已有70%，即17亿人喝不上清洁水，世界已有将近80%人口受到水荒的威胁。我国人均淡水为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属于缺水国家。

2 水资源的稀缺性及特点

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1亿立方米，在世界上仅次于巴西、前苏联、加拿大、美国和印尼而居第6位。绝对量虽算丰富，但由于人口多，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却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仅列世界第88位。而且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人均水资源每年在递减。从淡水资源看，世界人均占有量为12900立方米，我国仅2695立方米，还不到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

同时，我国的水资源污染也十分严重，并已成为世界上肝癌死亡率最高的国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农村被污染的水资源。目前，全国已有300多个城市缺水，已有29%的人正在饮用不良水，其中已有7000万人正在饮用高氟水。除了健康问题，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还让中国经济付出代价。来自政府的信息表明，水资源短缺每年给中国工业带来的损失达250亿美元，给农业造成的损失达190亿美元。中科院的一位教授计算过，若把污染的代价算在内，中国1980年到2000年的GDP年均增长率应该为6.8%，而不是官方公布的9.6%。

为何水资源变得如此岌岌可危?我国水资源有以下三个特点：①全国降水在空间和时间的分布上极不平衡，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差别悬殊，历史上水旱灾害极为频繁，北方有的地区人均占有水资源相当于世界上最干旱的国家，水丰富的南方却常常发生季节性干旱;②缺乏科学的用水定额和管理，生产耗水量大，水的浪费相当普遍，全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仅有45%，万元工业产值耗水量远远高于工业发达国家，农业灌溉有效利用率一般只有25%至40%;③水资源的再生性不是永远都有保障的，特别是地下水，地下水的再生性是有条件的，地面塌陷、地下水污染等等，这些问题可能会使可再生的资源变为不可再生。我国目前污水排放量大，但处理率很低，全国年排污水363亿吨，其中80%未经处理，使江河湖海和地下水严重污染，水质性缺水现象越来越严重。

3 水资源危机的成因

在了解了我国水资源的现状之后，我们用经济学理论从更深层次来思考产生水资源危机的成因。价格理论告诉我们，当某种资源的价格严重低于一般均衡水平时，便会发生资源的浪费。只要资源浪费的速率足够高，这种资源就会从“可再生的”转化为“不可再生的”。在农业时代，我们知道，“免费”程度最高的物品，典型如“空气”，价格长期保持为零。可是，在工业时代，当汽车和其他类型的污染达到足够高的速率之后，在任何都市地区，新鲜空气都不再是免费的了，它正在被耗尽。

另外，如果某种资源的产权是公有的，那么，只要维护公有产权的费用足够高并且私人在这一公共领域内“追租”的费用足够低，就总会发生类似“公地悲剧”的那种掠夺效应，最终，足以把该资源的经济价值完全耗尽。眼下正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一种“公地悲剧”，是私人停车位对小区人行道和绿地的随意侵占，而只有极少数的小区管理者懂得把停车位的价格(即土地资源的“获取”价格)提高到足以抑制“公地悲剧”的水平。象现在的大专院校里，这样的“公地悲剧”就相当严重，由于不用按月交水费，很多学生在洗衣服、拖地时都长时间打开水笼头，浪费现象十分严重。

4 解决措施

综上所述，解决水资源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怎样管理。从一个大的范围来看，是不会存在任何资源的危机问题的。因为按照经济学的道理，任何一种产品都是可替代的，水也不例外，也就是说，可以用节水的技术、工艺以及各式各样的方法来代替水;而且，在经济学上讲，向来是物以稀为贵的，贵了以后就不缺了，所以经济学里不存在缺的问题，只有贵贱的问题。水不够就应该涨价，通过价格调节使其达到供需均衡，价格一涨，自然供应增加，需求减少，人们就会想办法节约用水。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缺什么就搞什么，缺水就修水坝，建引水工程，各式各样的办法，而不问其代价有多高，用同样的代价有没有其他更好、更便宜的解决办法，同样能达到目的。现在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的高明就在于它不是单纯地说缺什么就搞什么，因为这样往往导致不经济的做法。

但是经济学的方法往往离不开价格，可能大家会顾虑，水价上升以后低收入的人承受不起。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用别的办法来解决它。比如说，现在城市里有低保政策，有最低生活保障，那么就可以在水价提高的同时增加低保水平。因为水价的补贴是穷人富人一块儿受到好处，而富人没有必要补贴他，所以应该把水价提起来，另外单独通过其他政策保障来优惠穷人。

传统水经济，是主要是围绕水资源的自然资源属性和资产属性而建立的经济系统，已经不适应我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七个“强调”和七个“忽视”：强调由自然资源属性所体现的经济价值，忽视其环境和生态资源价值;强调直接效益和直接费用，忽视间接效益和间接费用;强调利用，忽视开发和节约;强调占用，忽视保值增值;强调自然资源产权，忽视环境资源产权;强调产品价值，忽视资源价值(产权价值);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忽视市场的作用。

面对“水荒”，我们的政府应当拓宽思路，不能局限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思维方式。下面针对我国目前的水资源状况，提出如下几点建议：①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坚持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目前，必须转变治水思路，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变，向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坚持水利发展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工程建设时就考虑环境治理保护问题，在水资源治理、开发和利用的同时，注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节约保护问题.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实行水资源城乡一体化管理，保证水资源持续利用;②积极稳步推进工程管理单位改革.在事业费逐步削减的情况下，必须探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的管理运行机制，对水管单位分类改革，供水、水电等水管单位要逐步走向市场，当然，其前提条件是水价改革，使之能完全达到成本水价，从而使水管单位具有自我造血能力;③对水权改革进行探讨.在国家对水资源拥有所有权的前提下，可以逐步放开使用经营权，可以先进行试点，选择部分地区，允许进行水权交易，就如同现在推行的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一样.

参考文献

[1]罗福万.水资源的政治经济学[J].环球企业家,2006，(7).

[2]贾绍凤.水资源经济学[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

作者：赵宏中　周　熠

第三篇：资源与经济关系及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理论研究综述

摘要：资源与经济关系的研究经历了从肯定自然资源作用到重新认识丰腴资源对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影响的转变;从抽象的定性研究到“荷兰病”、“资源诅咒”等概念提出后自然资源被全面引入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并逐渐形成完整和系统的资源型经济研究领域的过程;从对丰腴资源负面影响的研究，到对整个资源型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研究。而研究转变的分水岭是“荷兰病”进而“资源诅咒”概念的提出。为此，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型经济研究多围绕“资源诅咒”的研究而展开。

关键词：资源诅咒;资源型经济;经济转型

作者简介：曾传晖(1972-)，男，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资源型经济与稀土资源开发研究。

对资源型经济而言，无论是现实中还是理论界总存在着一个“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性问题。短期来看，天赋的资源毋庸置疑是资源丰裕地区的“红利”。但就世界范围的资源型经济而言，大量的资源型经济体却先后陷入内外交困的“资源陷阱”，出现类似“荷兰病”的经济现象，即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增长存在反向关系。在国外“荷兰病”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1993年，奥蒂(Auty)首次使用“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来解释这种现象，从而掀起了资源型经济的研究热潮。

一、资源与经济关系的认识演进

古典经济学产生以来，经济学的最核心问题就是经济增长的问题。怎样促进经济增长，什么因素带来了经济增长和经济繁荣，探究与经济增长有关的诸种因素和条件即寻找增长的源泉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们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焦点。而对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最广泛的研究方法是全要素生产率法。那么什么是生产要素?哪些资源能成为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如何形成?生产要素的国别分布差异如何形成?在解释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时，理论的切入点在于通过生产要素概念的衍生和延伸，引入资源。

资源与生产要素两个概念并不能等同。资源在经济学中特指对人有用或具有直接、间接经济价值的自然存在的某种东西，而这种价值恰恰是以资源成为生产要素为前提。资源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资源概念包括自然资源或禀赋、物质资本、技术进步、公共秩序与法律乃至信念和价值观。狭义上的资源则指自然资源，尤其是自然界的集中型资源，比如煤矿、金矿、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作为一切生产要素来源和物质生产活动的必要投入品，是经济赖以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近现代工业化发展史的轨迹说明，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通常蕴含了更大的发展潜力，现实中也往往更为富足。为此，古典经济学诞生以来传统的理论认识以及工业革命以来的大国发展历程都认可：自然资源对于一国国民财富的初始积累具有重要且关键的作用，即经济发展会受益于资源禀赋，这是资源正效应即资源红利的初始表现。

理论界对资源作用的系统认识最早要追溯到威廉·配第、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而在所有自然资源中第一个被给予肯定的自然资源是作为“万物之母”的土地。古典经济学家们在价值分析中，肯定了土地资源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分析了土地资源有限性及拥有方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无论是马尔萨斯还是后来的李嘉图在强调土地资源对经济的影响关系时都主要是基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稀缺性所导致的资源产出递减趋势。边际革命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偏离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研究方向，仅仅关注不同用途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而资源在经济中作用的研究，则逐渐淡出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而成为“生产力”研究范畴。与新古典一脉相承的当代主流经济学派则在忽视资源作用的路上渐行渐远。

尽管，资源的作用都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肯定，但自然资源却一直未能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分析。为此，无论是哈罗德—多马模型，还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或新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都仅限于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尽管，现实中资源对一国尤其是工业化起步阶段的经济具有重要影响。但在分析和研究中资源和环境都未能构成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约束条件。资源往往被主流经济学家假设为定值或无约束量，这种研究方法实则是将资源置于经济增长研究以外。从而，类似于古典经济学对自然资源的讨论基本上消失了。

相对而言一直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则真正走出了“资源即土地”的古典经济研究束缚。纳克斯和罗斯托认为，一切自然资源都存在潜在收益，有与“地租”一样的“经济租”或“资源租金”。租金进一步转化为资本，从而达到支撑经济增长的作用。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则认为，缺乏资本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资源出口、提高资源出口价格获得资源型收益。且资源越是丰腴资源带来的收益就越高。当然，资源的作用不仅限于发展中国家，一切经由工业化起步的国家均无不受益于资本积累时期因丰腴而廉价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Wright和Czelusta认为美国工业化和快速崛起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采掘业的作用是分不开的。Dasgupta和Heal等人分析了不可再生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Hartwick提出了著名的Hartwick-rule投资规则，即只要将不可再生资源的Hotelling租金全部用于投资，即生产人造资本和人力资本，就可以保证持续消费的可能。

二、“荷兰病”现象与资源诅咒概念

资源与经济的关系被重新得到关注，起始于“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现象。20世纪50年代，已是制成品出口主要国家的荷兰发现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荷兰政府大力发展石油、天然气业，出口剧增，国际收支出现顺差，经济显现繁荣景象。可是，蓬勃发展的天然气业却严重打击了荷兰的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削弱了出口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荷兰遭受到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的困扰，这种资源产业在“繁荣”时期价格膨胀是以牺牲其他行业为代价的现象，国际上称之为“荷兰病”。

“荷兰病”现象引起了学术界对资源的“革命性”认识。大量的学者加入了对“荷兰病”的论证与解释。1982年W.M.Corden和J.Peter Neary将一国经济分为三部分，即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可贸易的资源出口部门和不可贸易的部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荷兰病”的经典分析模型。与此同时，新的内生增长理论引发了经济学家们对经典的索洛增长理论的广泛质疑，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比较各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在实证比较研究中，不少经济学家发现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却令人失望。

但对“荷兰病”进行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则是在“资源诅咒”提出之后。1993年，Auty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一次提出了“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这个概念，即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很显然，“荷兰病”和“资源诅咒”所反映的是一种类似的经济现象。但“资源诅咒”一经提出就取代了对“荷兰病”的研究，掀起了更大范围、更为深入的资源与经济关系的反思和研究。至此，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与经济关系的研究才算真正开始。

研究的第一步就是回答“资源诅咒”是否真正存在，即资源的丰腴程度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一种负的关系。继Auty的研究发表以后，Sachs和Warner(1995，1997，2001)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对“资源诅咒”这一假说进行开创性的实证检验。Sachs和Warner通过对87国1970-1990年的经济增长和资源丰裕度的考察，证实确实存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与地区，经济增长反而慢于自然资源稀缺的国家和地区的问题。Gyirason(2001)、陈志武(2003)、Collier and Goderis(2009)以及我国的徐康宁、王剑(2006)等均证实了“资源诅咒”的存在。

“荷兰病”或“资源诅咒”现象的存在，显然并不容置疑。但针对“资源诅咒”是否能成为一个规律性命题，许多后来的学者从多个角度和不同层次进行了质疑解释。PaPyrakis和Gerlagh(2004)认为在Gyirason(2001)回归方程中引入控制人力资本的教育变量后，却发现“资源诅咒”消失了。Stijns(2005)对Sachs和Warner(1995，1997)研究增加样本数和进一步剔选指标后，发现有的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有的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为此，大多数学者认为，“资源诅咒”并不是一个规律性的命题，它的出现是有条件的(Ding and Field，2005)。丁和费尔德(Ding and Field，2005)采用人均自然资源资本指标，并利用单方程模型进行回归后发现，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而采用自然资源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这一指标后，却发现资源对增长具有负效应。萨拉·伊·马丁和苏巴曼安(Sala-I-Martin and Subramanian，2003)利用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源进行分析时同样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文和金(Wen and King，2004)研究发现，制度质量的差别会导致迥然不同的结论。文和金(2004)认为，资源贫乏的国家只要其制度能够展现足够高的交易效率便可得到发展，相反资源富足的国家如果缺乏更高的交易效率和更优良的制度，便会陷入“资源诅咒”。罗宾逊等人(Robinson et al，2006)认为，拥有能促进政府的责任心和能力的制度的国家将会从资源繁荣中受益，而不具备这种制度的国家则可能会遭受“资源诅咒”。总体而言，对“资源诅咒”质疑的主要观点有：“资源诅咒”存在与否与丰裕指标的选择有关、“资源诅咒”的形成与大量非资源因素如制度、技术等相关，以及不同资源的“资源诅咒”程度会有差异。从而，认为“资源诅咒”并不是一个规律性命题。

三、“资源诅咒”的形成原因与传导机制

“资源诅咒”命题的研究，进一步引发了现代经济学分析范式下的资源阻滞经济增长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理论研究。Gylfason(1999)基于现代经济学的视角认为自然资源具有很高的经济租并由此引致大量的寻租行为。寻租行为再引发相应的经济腐败、官僚化作风和公共利益被践踏等系列问题。而且，资源越丰腴这种寻租行为就越常态化或制度化。从而，在资源型经济体中针对资源寻租的制度抑制往往难以形成，正是这种制度弱化导致了“资源诅咒”效应。Sachs和Warner(2001)则指出，由于某种自然资源过于丰腴，发展与该类资源相关的产业，尤其是初级产业能带来最为迅速的经济效益。为此，该类资源型经济体总是优先把有限的资本、劳动和技术资源等聚集到资源型初级产业中。从而，挤出了对制造业的投资。继而导致与资源不相关制造业的逐渐萎缩，而仅有的制造业则长期停留在与资源相关的初级产业上。这样作为工业化国家实现长期经济增长所依托的制造业得不到发展，经济必然陷入增长乏力的困境。王必达、王春晖(2009)研究认为，“资源诅咒”源自资源型经济体在经济增长初期所倚重的生产要素选择。要素选择以交易费用最低为准则。一旦形成了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及产业链条，则经济中的自我强化机制具有将这种产业结构固化的倾向，由此资源型区域的经济增长便长期被锁定在继续依赖自然资源的模式上，逐渐落入“资源陷阱”。

当然，“资源诅咒”的形成并不是某个单一因素所能解释的，资源型经济体所存在的发展问题是众多因素共同的结果。不少学者基于不同的专业背景和研究视角对类似“资源诅咒”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剖析。其中，比较有影响和具有较强解释力的是Rosser(2006)所做的七个视角的概括与比较。七个研究视角分别为：经济视角、行为主义者视角、理性行动者视角、国家中心视角、社会资本视角、结构主义视角和激进主义视角(施祖麟、黄治华，2009)。

研究资源型经济体“资源诅咒”如何影响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即为“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研究。“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研究，首先源于对“荷兰病”中新资源的出现所引发的经济问题的研究。Corden和Neary在研究“荷兰病”时，提出了新资源带来经济繁荣的两个作用机制：资源流动作用和消费作用。Corden和Neary认为资源的流动和消费效应引发“反工业化”(景普秋，2010)。Matsuyama(1992)等提出，制造业以生产的外部性为特征，如果由于资源丰富而造成的制造业部门萎缩，经济体也会失去外部经济的正效应以及制造业的规模经济效应。Torvik、Baland和Francois以及Barbier(2003)则主要研究了资源型经济的寻租效应(rent-seeking effect)，认为寻租带来社会生产正常秩序的破坏和低效率。资源租金因腐败、官僚主义政府低效和政策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而消耗，从而导致长远的经济增长投资资金缺乏;Gylfason(2001)研究了资源部门低技术的锁定效应和对人力资本尤其是教育投入的挤出效应(crowding effect)带来资本积累弱化资源丰裕地区缺乏人力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Collier和Hoeffler(2004)提出资源型经济中的贪婪效应(voracity effect)引发内部冲突;Humphreys.M(2005)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然资源与内部冲突相联系的四个假设。Manzano和Rigobon(2006)认为，“资源诅咒”是资源价格变化无常的结果，资源或资源产品的价格效应，带来经济环境恶化;Atkinson和Hamilton(2003)、Ross(2001)提出的食利效应、压制效应(rentier effect and repression effect)导致资源型经济体政府对经济管理能力的弱化。

总体而言，在“资源诅咒”的研究文献中，“诅咒”的形成和传导过程研究往往相互交融，并不可分割。但从传导过程的解释理论来看，相对比较完整的解释理论主要有：中心—外围论(Prebisch)、贸易条件恶化论(普雷毕斯奇—辛格命题)、经济类型论(点源型经济，point-source economies和散源型经济，diffuse-source economies)(Murshed，2004)、挤出效应、政治机制和制度机制等。其中，几乎所有具有原创的解释理论均来自近十年的国外文献。国内学者在其中相当长时间内一直处于学习、译介和引进国外相关文献。而国内学者较富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结合我国部分资源型经济的发展问题及转型研究。

四、资源型经济及转型

资源型经济指以资源开发为主导、围绕资源产业形成的资源加工、贸易、服务等资源产业为主体的经济体系。对资源型经济而言，资源通常为自然赋予，通常的资源型经济中的资源主要指地下矿产，如煤、石油、天然气、矿、稀土等。鉴于资源型经济的“资源诅咒”问题，资源型经济都存在一个经济转型和升级的问题。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支撑理论主要有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循环经济理论等。国外学术界对资源型经济以及资源型经济的转型研究则大都已融入资源与经济关系研究中。

国内对资源型经济的研究，主要是围绕“资源诅咒”和转型而展开。张复明(2008)建立了资源型经济体规避“资源诅咒”进行经济转型的一个一般性解释模型，并提出资源型经济及其转型的分析主线和框架模式。黄毅(2009)从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出发提出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和路径，资源的不断使用因不可再生资源的不断减少，使生产投入的价格长期不断上涨以及以环境污染为典型的负外部性两个恶果。张复明、景普秋(2006，2008)通过运用外生增长的新古典模型，分析了资源环境瓶颈导致资源型经济增长停滞的作用机制，并对自强机制在资源型经济形成中的机制进行了研究。高峰(2010)通过对金融危机中中部资源型经济发展问题的考察，提出用可再生资源可以替代不可再生资源并促进经济增长，认为实现产业转型是保持经济增长的重要选择。赵景海、俞滨洋(1999)则主要强调了资源型经济空间布局的分散性是资源型经济转型的难点，并提出了实施空间重组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张以诚(1997，1999)则把矿业城市按照成因分为有依托城市(资源开发之前存在的城市)和无依托城市(平地而起的城市)，并且提出了两种类型城市之间转型的难点和重点有所不同。刘家顺(1992)指出，资源型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在于技术进步。刘云刚(2000)认为，资源型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于主导产业体系的建设、矿区体制与布局模式的转变。沈镭(1998)把资源型经济产业结构的转换总结为优势替代、优势再造、优势互补、优势延伸和优势挖潜等模式。周德群和汤建影(2002)分析认为，资源型经济转型应及早地培育接替支柱产业，不间断地实施产业结构的调整是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根本。杨玲(2005)认为，资源型经济转型要充分考虑到资源开发的生命周期特点，资源型经济转型需要适时地进行优势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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